在牢獄與火焰之後，仍然起舞——5月29日蔡瑞月紀念日

 ⭕️在牢獄與火焰之後，仍然起舞——5月29日蔡瑞月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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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5月29日，是台灣現代舞先驅蔡瑞月的紀念日。

蔡瑞月不只是舞者，更是一位用身體記錄時代創傷的人。她的一生，跨越日本殖民、戰後混亂、白色恐怖與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她的舞蹈，不只是藝術，更是一種自由靈魂對威權的回應。

蔡瑞月1921年出生於台南，成長於基督教家庭。她自幼熱愛舞蹈，就讀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期間，因身形瘦小，甚至加入弓道部鍛鍊體能。那個年代的台灣女性，能夠遠赴海外學習藝術並不容易，但她憑著對舞蹈的熱情，前往日本學習現代舞，進入石井漠與石井綠所帶領的新舞蹈運動體系。當時的「舞蹈詩」強調身體情感、生命經驗與時代感受，深深影響了她日後的創作方向。

在日本求學期間，蔡瑞月跟隨舞團巡演日本與東南亞，累積近千場演出經驗。二戰結束後，她搭乘大久丸號返台，在船上創作《印度之歌》與《咱愛咱台灣》。這不只是舞作，更像是一位台灣女性藝術家，在戰爭廢墟之後，重新向土地發出的深情呼喚。

她回到台灣後，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行個人舞蹈發表，並在台南與台北開設舞蹈教室，培育學生，也逐漸為台灣打開現代舞視野。1947年，她與詩人雷石榆結婚，原本期待建立一個充滿詩、音樂與藝術的家庭。然而，歷史很快轉向黑暗。

白色恐怖來臨後，雷石榆遭警總逮捕，後被驅逐出境。隨後，蔡瑞月也遭牽連，被關押於新生訓導處，之後移送綠島。在那個年代，只要與「思想」有關，就可能成為國家暴力的對象。威權政權害怕的不只是政治組織，更是自由的靈魂與會思考的人。

然而，即使在牢獄之中，蔡瑞月仍持續創作。她教獄友跳舞，編創《嫦娥奔月》、《母親的呼喚》、《水舍懷古》，也以雷石榆的詩〈假如我是一隻海燕〉改編現代舞。她沒有讓監獄奪走自己的內在自由。這是蔡瑞月最動人的地方。

有些人離開牢房後，靈魂仍留在牢裡；但蔡瑞月即使被囚禁，靈魂仍然飛翔。

1953年出獄後，她重新在台北中山北路成立舞蹈研究社。這棟原本的日式宿舍，後來成為著名的「玫瑰古蹟」。這裡不只是舞蹈教室，更像是一個文化沙龍。許多年輕人在戒嚴時代裡，第一次透過舞蹈認識自己的身體，也第一次感受到自由。許多國際舞蹈家，包括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等人，也曾注意到這個空間。

但即使出獄，蔡瑞月仍長年被監控。舞蹈社外經常有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注意。她曾形容，自己雖然離開監獄，卻彷彿仍活在牢中。然而，她沒有停止創作。

她後來創作《傀儡上陣》，被視為台灣第一支人權舞作。她將威權體制下被操控、被扭曲、失去自由的人性狀態，用身體語言呈現出來。藝術在她手中，不只是美感，而是歷史記憶與人的尊嚴。

1980年代，她的舞作《晚霞》又遭國民黨文工系統干預，被迫改名。長年的政治壓力與創作挫折，使她最終移居澳洲。即使如此，她仍持續思念台灣，也持續思考如何重建台灣現代舞的記憶。

1990年代，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又面臨拆除危機。原本政府計畫拆除該地，甚至只打算作為捷運局噴水池用地。許多舞蹈界與文化界人士發起搶救，林懷民甚至痛心表示，那象徵「台灣重要舞蹈時代的結束」。最終，這棟建築得以保留。

然而，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

1999年，就在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後不久，舞蹈社遭人縱火焚毀。大量珍貴文獻、手稿、影像與歷史資料在火焰中消失。那場火，不只是燒掉一棟木造建築，更像燒掉台灣部分文化記憶。

但蔡瑞月沒有放棄。

她憑著記憶，一點一滴修復舞作。2000年，她重新公開展演11支經典舞碼。後來重建完成的舞蹈社，被命名為「玫瑰古蹟」，取自她重要作品《牢獄與玫瑰》之名。玫瑰象徵愛與生命，牢獄象徵壓迫與苦難；兩者交織，正是蔡瑞月一生的縮影。

2005年5月29日，蔡瑞月辭世。7月2日，她的告別禮拜於台北濟南長老教會舉行，由同樣曾搭乘大久丸號返台的高俊明牧師主禮。這一幕，彷彿也象徵著台灣歷史中，那些歷經戰爭、威權與苦難的人們，在信仰與盼望中彼此扶持。

今天紀念蔡瑞月，不只是紀念一位舞蹈家。

我們紀念的，是一位在監視中仍不停止創作的人；是在火焰中仍努力保存記憶的人；是在威權壓迫下，仍相信人的身體可以自由伸展的人。

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紀念威權統治者，而應該紀念精神文化的工作者。光榮的城市，不僅要保存文化建築，更需要保存那些曾經為自由起舞的靈魂。

蔡瑞月用她的一生告訴台灣：即使歷史曾經黑暗，人仍然可以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