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1652年郭懷一事件：殖民統治下的農民反抗

9月7日｜1652年郭懷一事件：殖民統治下的農民反抗

1652年9月7日，台灣爆發「郭懷一事件」。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期間規模最大、死傷最慘重的漢人農民武裝反抗之一，也是理解17世紀台灣殖民經濟、族群關係與國家暴力的重要事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甚至以「中國移民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為題收錄相關專門研究。

荷蘭人帶來的不只是貿易，也是一套殖民經濟

1624年以後，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以大員為中心建立殖民統治。為發展農業與出口經濟，公司鼓勵中國東南沿海移民來台開墾，甘蔗、稻米等農業逐漸成為殖民經濟的重要部分。

問題也正在這裡：農民創造財富，殖民政府卻透過人頭稅、土地與商業制度等方式取得收入；加上部分荷蘭士兵與基層人員在查驗人頭稅時的勒索、騷擾，以及當時甘蔗產業景氣惡化，使農民承受愈來愈沉重的壓力。研究者 Robert B. Marks 等人的氣候與經濟史研究也指出，若只把事件解釋成單純的「民族反抗」，會忽略歉收、糖業困境與稅負等結構因素。

換句話說，郭懷一事件不能只寫成簡單的「漢人抗荷英雄史」。它首先是一場發生在殖民經濟、沉重稅負與權力不平等之中的農民反抗。

9月7日，計畫曝光，被迫提前起事

郭懷一（荷蘭文獻常記作 Gouqua Faijit／Faet）是當時的漢人農業經營者與地方領袖。反抗者原本計畫在中秋節前後發動行動，但消息遭洩漏，荷蘭當局於9月7日下午得知郭懷一正在策畫起事，因此反抗者不得不提前行動。

9月7日至8日前後，數千名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反抗者，以竹槍、刀械、農具等簡陋武器進攻赤崁一帶及普羅民遮（Provintia）。部分研究估計參與者約四、五千人，在當時已是極為龐大的動員。

然而，農具與竹槍終究難以抵擋VOC訓練有素的火槍部隊。

荷蘭東印度公司除了調動荷蘭士兵，也召集與其結盟的西拉雅等原住民族部落共同作戰。9月11日前後的決戰造成反抗者大量死亡，事件最終遭到血腥鎮壓。不同史料對死亡數字有所差異，但現代研究通常認為死亡達數千人；MIT Press刊載的研究估計約有2,500至4,000名漢人死亡。

這段歷史最需要避免的是「漢人 vs. 原住民」的簡化

郭懷一事件最值得今日台灣重新思考的，恰恰不是製造另一種民族英雄神話。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統治，善於利用既存的經濟利益、村社政治與族群差異建立統治網絡；另一方面，漢人移民的農業拓殖本身，也可能與原住民族土地權益產生衝突。因此，1652年的戰場不能簡化成「台灣人聯合抵抗外國人」，也不能簡化成「原住民幫荷蘭人殺漢人」。

歷史真正殘酷之處是：殖民體制往往使不同弱勢群體彼此競爭，甚至讓被統治者成為鎮壓另一群被統治者的力量。

這也提醒我們，台灣主體的歷史敘事若要成熟，就不能只是把中國中心史觀換成另一套英雄史觀，而必須同時看見原住民族、移民農民、殖民者與土地之間複雜而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9月7日值得記得什麼？

郭懷一事件距今374年。它留下的問題仍然非常現代：

當一個政治經濟制度讓少數權力者取得利益，卻把稅負、風險與痛苦留給底層勞動者時，社會還能維持多久？

1652年的農民沒有民主制度可以改變政策，沒有自由選舉可以撤換統治者，也沒有現代司法與人權制度可以制衡殖民政府。當正常的政治參與管道不存在，積累的痛苦最後便可能以暴力爆發，而掌握優勢武力的統治者又以更大的暴力回應。

因此，紀念郭懷一事件，不必浪漫化戰爭，更不必建立新的族群仇恨。

我們真正應當珍惜的是：讓人民能夠說話、讓權力受到制衡、讓底層人民能夠爭取權益、讓不同族群不必被統治者操弄而彼此敵對的民主制度。

民主最珍貴之處，不只是四年投一次票。

而是讓一個社會不必再用竹槍與農具，才能向掌權者說：「我們受夠了。」

1652年9月7日，郭懷一事件。

記住的，不只是一次失敗的反抗；更是一個島嶼付出數千條生命才留下的警告：

沒有公義的統治，終究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圖：清朝的臺灣地圖只畫出西半部因為東半部為原住民統治。

1956年9月5日｜劉家東獲釋：讀兩本書，失去四年青春

1956年9月5日｜劉家東獲釋：讀兩本書，失去四年青春

1956年9月5日，新竹中學學生劉家東結束「感化教育」獲釋。他沒有被證明從事暴力或顛覆行動；國民黨威權政府處罰他的主要理由，是曾閱讀《青年修養與意識鍛鍊》《大眾哲學》，並與當局認定的政治對象接近。

劉家東1933年生於苗栗，1952年9月4日遭羈押。翌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以其思想受到「左傾毒素」影響，裁定交付感化，期限另以命令決定。從被捕到獲釋，他失去約四年的求學與青春。

這不是正常教育，而是披著教育外衣的政治拘禁。「感化」預設國家有權決定何種思想正常，再以失去自由迫使人民服從。學生閱讀什麼、相信什麼，本應透過學習與辯論形成；當政權把書籍當成罪證，學校便可能從探索知識的場所，變成監視思想的前線。

2001年，補償基金會認定本案只涉及思想層次，並無實據；2019年5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撤銷原處分。2022年，新竹高中追贈劉家東與另一名白色恐怖受難校友周賢農名譽畢業證書。這份遲來的畢業證書承認了國家曾經奪走學生受教、成長及選擇人生的權利。

今日中國國民黨若要真正告別威權，就應承認臺灣主體教育與多元史觀也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國民黨近年仍以「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作為與中共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訴諸「同屬中華民族」；政黨可以提出其國家認同主張，卻不能再把不同認同描述為不正常、違反天性，或應由教育加以矯正。

中國共產黨則仍以黨控制的法律、審查與監控懲罰批評者。人權觀察記錄，臺灣出版人富察於2025年2月在中國被以「煽動分裂國家」判刑三年；這再次顯示，在極權體制下，閱讀、出版與臺灣認同都可能被國家安全之名犯罪化。

紀念劉家東，不是判斷他讀的書是否正確，而是捍衛每個人閱讀、懷疑與改變想法的自由。民主教育不替學生規定答案；它保護學生提出問題，也確保再沒有任何年輕人因一本書而失去青春。

9月5日｜德蕾莎修女紀念日：在最貧苦的人身上，看見基督

 ⭕️9月5日｜德蕾莎修女紀念日：在最貧苦的人身上，看見基督

黃春生牧師

1997年9月5日，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1910–1997）在印度加爾各答安息。她身高只有約152公分，卻成為20世紀最廣為人知的慈悲見證者之一。她的一生提醒世界：一個人的偉大，不在於站得多高，而在於願意為受苦者彎得多低。

德蕾莎修女1910年出生於斯科普里一個阿爾巴尼亞裔家庭，原名 Anjezë Gonxhe Bojaxhiu。她年輕時即立志獻身宗教生活，18歲加入洛雷托修女會，之後前往印度。她曾在加爾各答的學校任教多年，但城市街頭赤貧、疾病與被遺棄者的處境，使她逐漸確信自己的召命不只是留在修院與校園，而是走到「最貧苦的人」當中。

1948年，她離開洛雷托修院，第一次穿上後來成為仁愛傳教會標誌的白色藍邊紗麗，走入加爾各答的貧民區。她探訪家庭、清洗兒童的傷口、照顧倒臥街頭的病人，也陪伴因飢餓與肺結核瀕死的人。對她而言，貧窮者不是等待施捨的「社會問題」，而是具有不可侵犯尊嚴的人；基督徒更應在被遺棄者身上認出基督的面容。

1950年10月7日，仁愛傳教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在加爾各答總教區正式成立。修女除了貞潔、貧窮、服從三項傳統誓願，更以「全心而無償地服務最貧苦的人」作為第四項誓願。

這是一個重要的信仰宣告：教會不是站在貧窮者之上施捨，而是走到他們中間，與他們一同生活。

1952年，德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成立後來著名的臨終關懷之家 Nirmal Hriday（純潔之心之家）。許多原本倒臥街頭、疾病纏身、無家可歸，甚至被社會視為「沒有價值」的人，在這裡得到清潔、食物、醫療與陪伴。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被治癒，但每一個人都應當有尊嚴地活著，也有尊嚴地死去。

這正是德蕾莎修女留給現代社會極具力量的提醒。

一個文明社會真正的尺度，不只是GDP有多高、高樓有多少、科技有多進步，而是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聲音的人：街友、病人、孤兒、身心障礙者、遭遺棄者，以及所有被社會排除的人。

1979年，德蕾莎修女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她沒有把和平理解成抽象的國際口號，而是把和平落實在每天照顧一個飢餓的人、扶起一個倒臥街頭的人、陪伴一個孤獨臨終的人。

1997年9月5日，她在加爾各答安息。2016年9月4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封聖典禮，將她列入天主教聖人之列；天主教會以9月5日作為加爾各答聖德蕾莎的紀念日。

封聖典禮中，方濟各引用「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的聖經傳統，指出真正的信仰必須轉化成具體的慈悲行動。當我們彎下身照顧受苦的弟兄姊妹，就是觸摸基督受苦的身體。

這也讓德蕾莎修女的生命超越個人慈善，成為對教會的公共質問：我們的信仰，是否真的走到受苦者身邊？

如果教會擁有華麗的禮拜堂，卻看不見門外的窮人；高聲宣講福音，卻對遭遺棄者、移民、病人與社會底層人民的痛苦沉默，那麼我們恐怕仍未完全聽懂馬太福音25章所說：「你們既做在我這些最微小的弟兄姊妹中一個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當然，今日公共神學也必須比單純的慈善更往前一步。照顧一位飢餓者非常重要，但我們也必須追問：為什麼有人長期挨餓？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製造貧窮、疾病與排除？

慈悲不能取代公義；公義也不能失去慈悲。

基督徒一方面為受傷的人包紮傷口，另一方面也應努力改變那個不斷使人受傷的世界。這正是「行公義、好憐憫」（彌迦書6:8）不可分割的兩面。

德蕾莎修女只有152公分高，卻提醒我們：真正的巨人，不是站在眾人之上，而是願意跪在受苦者身旁。

紀念德蕾莎修女，不只談論愛，而是走進貧窮；不只為受苦者祈禱，也與受苦者同行；不只施予慈善，更勇敢追求使每一個人都能有尊嚴生活的公義社會。因為在最微小的人身上，我們遇見基督。

9月4日｜濟南教會香港團契七週年：自由之地，成為離散者的家

 ⭕️ 9月4日｜濟南教會香港團契七週年：自由之地，成為離散者的家

黃春生牧師

2019年9月4日，台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舉行第一次「香港團契」聚會。七年過去，回望香港從「反送中」運動到《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巨大變化，更讓我們明白：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教會也不能把信仰自由視為永遠不會失去的空氣。

2026年9月2日，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原本正因民主派「47人案」服刑，卻在獄中再遭拘捕及起訴。依《港版國安法》，這項罪名最高可能判處終身監禁，目前法官已押後判刑，尚未公布日期。

控方指控的核心，包括黃之鋒與羅冠聰等人推動國際遊說，尋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及中國。黃之鋒自2020年11月被還押至今，已失去自由將近六年；辯方則主張其案件嚴重程度低於黎智英案，希望法院採用較低的量刑起點。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街頭運動、法院審判到漫長監禁，他的人生幾乎與香港自由空間的急速縮小重疊在一起。

這也是香港近年政治變遷最令人警醒之處：當國家安全的定義不斷擴張，國際遊說、政治組織、新聞工作、紀念六四乃至要求民主改革，都可能被重新置入「國家安全」的刑事框架。中國與香港政府主張《國安法》是恢復秩序、維護國家安全所必須；然而國際人權團體及部分民主國家則持續質疑，這套制度嚴重壓縮香港原有的政治與公民自由。

而這一切，使我們重新想起2019年的香港。

▋從兩百萬人的街頭，到離散世界的香港人

2019年6月9日，大批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也就是後來廣稱的「反送中」運動。

6月12日，香港立法會準備恢復條例二讀，大批市民包圍立法會，警方與示威者爆發激烈衝突，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力，引起香港社會更強烈的反彈。

6月16日，更出現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之一。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稱參與人數達「200萬加1人」。7月1日，部分示威者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運動逐漸進入更加激烈而複雜的階段。

那一年，香港人民提出「五大訴求」，其背後其實有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一個人能不能不因政治立場而恐懼？

人民能不能自由說話、自由集會、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未來？

當政治空間逐漸關閉，許多香港人開始思考離開故鄉。有人前往英國、加拿大、澳洲，也有許多人來到台灣。對他們而言，移居並不只是換一個居住地，而往往意味著離開熟悉的家庭、教會、朋友、語言環境與城市記憶。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這一離開，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2019年9月4日，香港團契第一次聚會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濟南教會開始思考：教會能為香港人做什麼？

我們不是外交機構，也不是移民機構；教會最基本能做的，就是打開門。讓離鄉的人有一張椅子坐下來，有人陪伴吃飯，有地方說自己的語言，有一個群體可以一起讀聖經、唱詩、祈禱、敬拜上主。

為了關懷與牧養來到台灣的香港人，2019年9月1日，濟南教會小會通過成立「香港團契」；三天之後，9月4日舉行第一次香港團契聚會。

隔年，2020年9月6日，教會進一步開始廣東話崇拜。

從團契到崇拜，這不只是增加一項教會事工，而是在歷史巨變之中，為離散的人保留一個可以安身、敬拜與重新建立共同體的空間。

▋在自由之地，追求信仰自由與敬拜

中國共產黨以無神論作為其意識形態基礎，近年更以宗教「中國化」、宗教事務管理、網路監管及國家安全等制度，強化對宗教團體的政治控制。當國家要求宗教必須服從政治權力時，教會就必須重新面對一個古老而嚴肅的信仰問題：教會最終效忠的是誰？

基督教信仰從來不主張政治權力不存在，也不是鼓勵人民陷入無政府狀態；但聖經同樣拒絕把任何政權神聖化。

當使徒被掌權者禁止傳講福音時，他們回答：「服從上帝勝過服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5:29）

這句話不是廉價的政治口號，而是基督教政治倫理最深刻的界線之一：國家不是上帝，政權不是救主。

任何政府都必須受到公義的衡量；任何權力都不應無限擴張到人的良心、信仰與尊嚴之中。

因此，信仰自由也不只是基督徒爭取「自己可以做禮拜」的特權。真正的信仰自由必然包含對他者良心自由的尊重，包括不同宗教者以及沒有宗教信仰者。

如果基督徒只要求自己能敬拜，卻對別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與人身安全漠不關心，那樣的「宗教自由」終究只剩下一種宗教自保。

▋香港團契七週年：教會成為離散者的家

七年後再回頭看，香港已經不是2019年的香港。

有人仍在監獄裡，有人流亡海外；有人無法回家，有人的家庭因此分隔不同國家；也有人來到台灣，重新工作、生活、成家，學習把陌生的土地變成第二個故鄉。

因此，紀念香港團契七週年，不只是紀念一個聚會成立七年。

我們紀念的是：當有人失去家園時，教會願不願意成為他的家？

當有人因政治壓迫而離散時，我們是否願意接待？

當有人因說出自己的信念而付出代價時，我們是否仍記得他的名字？聖經說：「我作客旅，你們接待我。」（馬太福音25:35）

接待離散者，不只是人道關懷，也是基督信仰最具體的實踐之一。

因為上帝國的記號，不在於教會擁有多少權力，而在於受傷的人能不能在其中得到安慰；流亡的人能不能找到家；被噤聲的人能不能重新說話；被權力剝奪尊嚴的人，能不能重新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對待。

2019年9月4日，香港團契第一次聚會。

七年之後，我們仍然相信：自由不是用來享受之後就忘記，而是用來保護那些正在失去自由的人。

信仰自由不是教會關起門來做禮拜的自由，而是我們可以打開教會的大門，接待流亡者、陪伴受苦者，並且在權力面前仍有勇氣說出真理的自由。

願香港有真正的自由。

願被監禁的人重新得到自由。

願離散的人找到可以安身的家。

也願台灣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不讓威權再次以任何漂亮的名字回來。

因為教會所敬拜的基督，不是站在帝國寶座旁替權力背書的基督，而是站在受苦者中間，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的基督。（路加福音4:18）

這正是香港團契存在七年之後，我們仍要繼續守住的信仰。

漢羅濫寫：寫出台灣家己 ê 語言

 ⭕️ 漢羅濫寫：寫出台灣家己 ê 語言

「漢羅濫寫」（Hàn-lô-lām-siá）就是漢字 kap 羅馬字做伙寫。對台語來講，尤其是漢字 kap 白話字（Pe̍h-ōe-jī, POJ）自然透濫，照台語家己 ê 語法、聲音 kap 思考方式來書寫。

寫台文 ê 時，透濫一、兩句 POJ，khòaⁿ kú--ah，慢慢仔就會熟似 Hàn-lô-lām-siá ê 好處。看愈久、寫愈慣勢，就會發現：原來台語毋免逐字攏揣一个漢字來套，mā 毋免先 tī 頭殼內翻做華語，才閣寫出來。

漢羅濫寫上重要 ê 意義，就是 hō͘ 台語照家己 ê 款式來寫。

台語有真濟詞、語氣 kap 聲音，用 POJ 寫出來顛倒閣較直接。像 ê、kap、mā、tī、hō͘、tùi、beh、ē-tàng、m̄-koh，看久自然就會熟似。這毋是漢字寫袂出來才「借」羅馬字；POJ 本身就是台灣已經使用百外冬 ê 文字傳統。

所以，Hàn-lô-lām-siá ê 目的毋是 beh 排斥漢字，而是 beh 拒絕「只有全漢字才算正式文字」ê 中國中心想像。

漢字 ē-sái 用，POJ mā ē-sái 用；啥物方式上適合台語，咱就用啥物方式。

看愈久，就愈熟似；寫愈濟，就愈自然。

當咱毋免逐句經過華語 ê 思考方式，才有法度寫家己 ê 語言，咱就開始建立台灣家己 ê 文字主體性。

用台語思考，用漢羅書寫。毋是拒絕世界，是用台灣家己 ê 聲，行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