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 星期六

思想不能被判死刑:紀念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

 ⭕️思想不能被判死刑:紀念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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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2516日,臺灣歷史翻開重要的一頁。立法院於前一天三讀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總統隨即於516日正式公布。這不只是一次法律條文的修改,更是臺灣人民對威權體制、思想統制與國家暴力的一次重大反抗。


在那之前,「刑法第一百條」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最具恐怖性的法律工具之一。條文原本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即可論罪。問題在於,何謂「意圖」?何謂「著手實行」?在威權體制下,這些模糊字眼往往不是由法治決定,而是由情治機關與統治者任意詮釋。


於是,閱讀一本書、參加一場讀書會、談論臺灣前途、批判獨裁政權,甚至只是認識某個「可疑人物」,都可能被構陷為「叛亂」。


更可怕的是,刑法第一百條與《懲治叛亂條例》互相搭配,形成一套足以吞噬人民生命的制度性暴力。《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白色恐怖時代令人聞之色變的「二條一」,直接規定叛亂罪唯一死刑。這意味著,只要被認定觸犯相關罪名,幾乎等同踏上刑場。


這是真實發生在臺灣土地上的統治暴力與國家恐怖。


根據相關研究,1945年至1992年間,政治案件遭判死刑者超過一千人。更令人震驚的是,大量案件在審判過程中遭「加重其刑」。原本可能只是輕刑,最終卻改判重刑甚至死刑。許多檔案顯示,蔣介石經常親自介入案件,在判決書上批示改判,直接決定受難者的命運。


這種制度,本質上不是司法,而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處決。


白色恐怖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透過刑求與株連製造全面恐懼。情治單位以酷刑逼迫受難者簽署自白書,再要求其供出親友、同學、同事,形成社會彼此監視、人人自危的氛圍。許多家庭從此破碎,許多人一生沉默,不敢談論政治,更不敢談論「臺灣」。


然而,歷史終究會出現轉折。


1991年,解嚴已經四年,但威權幽靈仍盤旋在臺灣上空。調查局幹員竟直接進入校園,以觸犯刑法第一百條為由,逮捕閱讀《臺灣人四百年史》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等人,引爆全國震怒。社會赫然發現:即便已經解嚴,思想入罪的威權機器依然存在。


那一年,臺灣社會展現出罕見的集體良知。


515日,全國多所大學學生發起罷課,並在台北車站靜坐抗議,高喊「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517日,立法院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524日,《檢肅匪諜條例》也遭廢止。威權統治最核心的法律支柱開始崩解。


然而,真正的關鍵仍是刑法第一百條。


同年921日,臺灣知識界、醫界、教會界與社會運動者,共同成立「一〇〇行動聯盟」。其中包括林山田、李鎮源、陳師孟、瞿海源、張忠棟、鍾肇政、陳永興、蔡同榮,以及楊啟壽牧師、神學院等教會人士。他們代表的不只是不同專業,更代表臺灣社會的良心——當國家法律成為壓迫工具時,知識分子與信仰者不能沉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戒嚴時代開始,許多教會人士便持續關注政治犯、人權與民主問題。對基督信仰而言,人是按照上帝形像被造,因此任何踐踏人格尊嚴、以恐懼控制人民的體制,都違反信仰良知。長老教會長期關心人權、公義與人民自決,也因此在民主化運動中,多次成為威權體制的眼中釘。


這也是為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不只是法律事件,更是臺灣公民社會、學術界與教會共同守護人性尊嚴的歷史。


同年10月,「一〇〇行動聯盟」發起「反閱兵、廢惡法」運動,以和平靜坐挑戰威權體制。這場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訴求本身,更在於它開啟了臺灣非暴力抗爭的新階段。


參與運動的簡錫堦後來回憶,自己原本也不相信「非暴力」能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機器。但在接受長老教會的「城鄉宣教運動」(URM,Urban Rural Mission)訓練後,他逐漸理解,非暴力並非消極忍耐,而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公民抵抗。從靜坐、罷課、罷工到公民不服從,都是對不義體制的倫理挑戰。


臺灣後來的野草莓運動、太陽花運動,乃至香港雨傘運動,都能看到這條非暴力抗爭路線的歷史延續。


最終,在巨大民意壓力下,立法院於1992年修正刑法第一百條,新增「以強暴或脅迫」的構成要件。換句話說,單純思想、言論與主張,不再構成叛亂罪。雖然條文本身未被完全廢除,但這次修法,至少終結了「思想可以入罪」的威權邏輯。


今日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只是慶幸「幸好那個時代過去了」。


真正重要的是:臺灣是否仍記得,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恩賜,而是人民不斷抗爭爭取而來的?當社會開始習慣以國家安全之名壓縮異議、以愛國之名羞辱不同意見、以政治立場決定誰可以被獵巫時,我們其實都應重新想起刑法第一百條的歷史。


然而,在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同時,臺灣社會也必須保持另一種歷史警覺:民主不能重新滑回威權,但民主也不能對反民主勢力毫無防備。


這正是今日臺灣面對中國共產黨統戰滲透時,最艱難卻也最重要的課題。

白色恐怖時代的問題,在於國家以「思想犯」之名壓迫人民,將異議視為敵人;但今日臺灣所面對的,則是另一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利用開放社會的自由,反過來侵蝕民主制度本身。


從假訊息、認知作戰、媒體收買、網路滲透、宗教統戰,到利用商業利益、地方組織、宮廟網絡、黑道系統與特定政治勢力進行影響操作,中共對臺灣的目標從來不只是「交流」,而是逐步削弱臺灣人民的民主意志與主體認同。其核心策略,就是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去摧毀自由社會。


這也是許多民主國家當前共同面對的問題。俄羅斯對歐洲、美國的資訊戰如此;中國對香港、臺灣的統戰亦如此。


因此,民主社會不能天真地把「自由」理解成毫無界線的放任。


德國在二戰後提出「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概念,就是因為納粹曾經透過民主程序進入體制,再摧毀民主本身。換句話說,民主不只是保障自由,也必須保護民主共同體免於被極權勢力瓦解。


但關鍵在於:如何防衛民主,而不重回威權?


答案不是恢復思想犯,也不是重新建立白色恐怖式的國家機器,而是必須堅持「法治、人權與透明原則」。


真正成熟的民主防衛,應該針對的是:

  • 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指揮與資助;
  • 協助侵略勢力進行統戰與滲透;
  • 散布具有組織性的敵對認知作戰;
  • 洩漏國家安全資訊;
  • 配合外國威權政權破壞民主制度。


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思想」,而在於是否涉及具體危害民主共同體的行動。


換句話說,一個人主張擁護極權中國,這不屬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同樣地,一個人接受敵對政權資源,配合其進行滲透、顛覆與侵略,也不是言論自由範疇,而是對民主共同體的實質破壞。


這條界線,臺灣必須非常謹慎。


因為如果社會因恐懼中共而重新接受威權式治理,那麼臺灣將在「反共」之名下,失去自己最珍貴的價值;但若完全忽視極權滲透的現實,民主又可能在毫無防備下被逐步侵蝕。


因此,今日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真正意義,也許正是提醒我們:民主不只是反對獨裁,更是學習如何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建立成熟而有界線的公民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核心,不是恐懼,而是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與彼此尊嚴的共同承諾。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戒嚴末期的槍聲:願臺灣不再用槍聲結束問題

 ⭕️戒嚴末期的槍聲:願臺灣不再用槍聲結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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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515日,清晨的槍聲響起,19歲的鄒族青年湯英伸被執行死刑。這一天,距離臺灣解除戒嚴只剩兩個月。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不只是國家奪走了一名少年的生命,而是這起案件像一把利刃,劃開了臺灣社會長期掩蓋的傷口:原住民族歧視、勞動剝削、司法偏見,以及死刑制度背後的國家暴力。


湯英伸事件至今已近四十年,但它仍然深深拷問著臺灣:一個真正重視人權與民主的國家,是否應該繼續以死刑作為正義的終點?


1986年,18歲的湯英伸離開嘉義阿里山部落北上臺北工作。他原本應徵的是西餐廳職缺,卻被職業介紹所轉介至洗衣店,並被扣押身分證、負擔介紹費、長時間超時工作、被迫深夜勞動。在那個年代,許多原住民青年離鄉後,經常淪為廉價勞工,在都市底層掙扎求生。


當時社會普遍存在對原住民族的歧視。洗衣店老闆辱罵他「番仔」,這不只是情緒性語言,更是臺灣長期殖民與族群偏見的縮影。1986124日深夜,在長期壓迫、羞辱與疲憊之下,湯英伸情緒崩潰,最終失手殺害雇主一家三口,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然而,後續司法判決對此案的理解,卻更加令人不寒而慄。


高等法院判決書寫道,湯英伸「不肯吃苦」,認為他僅工作八天即要求離職,「非一般僱主所能接受」。這樣的文字,幾乎完全忽略了非法扣押證件、超時勞動與族群羞辱等結構性問題,也沒有真正看見一名邊緣少年的精神崩潰。


司法看見了犯罪,卻沒有看見造成犯罪的社會結構。


這也是湯英伸事件最值得臺灣反思之處。許多時候,社會只要求底層人民「忍耐」、「吃苦」,卻從不追問制度是否早已將他們逼入絕境。


湯英伸被槍決前,超過百位學者、作家、宗教界與文化界人士聯名呼籲「槍下留人」。《自立晚報》刊登全版廣告,希望蔣經國政府暫緩執行死刑。作家陳映真、《人間》雜誌,以及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救援,這也是臺灣社會第一次大規模公開討論死刑存廢問題。


詩人馬列雅弗斯·莫那能(排灣語:Maljaljaves Mulaneng)當年一句話,尤其令人鼻酸:「13年前,我也曾被職業介紹所賣了。」這句話,道出了原住民青年共同的處境。湯英伸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問題下的犧牲者。


雖然最終仍未能「槍下留人」,但湯英伸事件卻深刻改變了臺灣社會。


事件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快速興起,促成「原權會」成立。19881231日,玉山神學院學生與城鄉宣教運動(URM)第9期學員共同把嘉義車站前的吳鳳銅像拉倒,雖有多人在行動中遭警察毆打至頭破血流,事後並被移送法辦,但隔年教育部宣布從課本刪除吳鳳的故事,吳鳳鄉亦改名阿里山鄉,殖民者捏造、傳播並且對原住民傷害極深的「吳鳳神話」終於成為歷史,該行動亦成為臺灣原住民抗爭運動史上的經典之役。


臺灣也開始真正討論:國家是否有權奪走人民生命?尤其是一名尚未成年、深受社會壓迫的青年。


死刑或許能平息一時憤怒,卻無法修補社會裂痕。


真正進步的人權國家,不只是懲罰犯罪,更重視如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包括改善勞動制度、消除族群歧視、建立心理支持系統、保護弱勢青年,以及推動修復式司法,才是社會成熟的象徵。


今日,世界上已有超過三分之二國家實質廢除死刑。因為越來越多民主社會理解:國家不應以殺人來證明不能殺人。


湯英伸在日記中曾寫下:「曾說過要成功!曾說過要忍耐!卻按奈不住即將崩潰的神經,大罵一聲:太不公平了!」這句話,不只是他的控訴,也是那個年代無數底層與被歧視者的心聲。


紀念湯英伸,提醒臺灣:唯有誠實面對制度的不公義與歷史的傷痕,臺灣的人權與民主,才能真正向前。




2026年5月14日 星期四

1965年5月14日,蔣介石為何要誘騙廖文毅回臺灣?

 ⭕️1965年5月14日,蔣介石為何要誘騙廖文毅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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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65年5月14日,臺灣共和國大統領廖文毅被國民黨誘騙返臺。這不只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臺灣人民追求自決與國家獨立歷程中的重大挫敗,但它也揭露了威權政權對「臺灣人民自主決定未來」的深層恐懼。此事件也提醒今日的臺灣社會:當一個政權無法從民主正當性取得統治基礎時,便會透過欺瞞、恐嚇與分化來維持其權力。

廖文毅的故事,不只是臺獨運動史的一頁,更是臺灣近代民族意識形成的重要篇章。

廖文毅(Thomas Liao)1910年(明治43年)3月22日出生,他出身在長老教會世家的家庭,同年12月26日由何希仁牧師在西螺茄苳仔長老教會施以幼兒洗禮。廖父承丕與廖母陳明鏡 (1875-1966,父陳建,母陳賴碰頭) ,先後擔任教會長老,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他們並奉獻土地做為西螺基督長老教會興建教堂用地。他自幼聰穎過人,先後就讀淡水中學、同志社大學、金陵大學,最後赴美取得化學工程博士學位。這樣的背景,使他成為當時少數熟悉日本、美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臺灣知識分子。

他原本並非激進的分離主義者。戰後初期,他對國民政府仍抱持期待,希望中國國民黨能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尊重臺灣人才、建立民主制度。然而,陳儀政權的腐敗、經濟崩壞與高壓統治,使他逐漸認清:來到臺灣的不是「祖國解放」,而是另一種殖民統治與掠奪。

二二八事件成為關鍵轉折。

當國民黨以軍隊大規模鎮壓臺灣社會菁英與人民時,廖文毅被列入「叛亂犯」名單,被迫流亡海外。這並非因為他們鼓吹暴力,而是因為他們開始主張: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

1947年,廖文毅等人在上海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這個名稱極具歷史意義。它指出:日本殖民統治雖已結束,但中國國民黨的腐敗與威權,使臺灣必須再一次追求自己的解放。

同年,他們向美國特使魏德邁提出「處理臺灣意見書」,主張臺灣地位未定,應交由聯合國託管,再透過公民投票決定未來。這樣的主張,在今日看來或許平常,但在當時卻極具震撼性。因為它直接挑戰了中國國民黨「臺灣回歸中華民國」的政治神話。

而歷史文件顯示,連蔣介石自己都知道事情並非如此。

1949年1月12日,蔣介石曾致電陳誠,批評其「臺灣為剿共堡壘」的說法失當。蔣介石明白指出:「臺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之性質……。」

這句話極為關鍵。因為它證明,當時國民黨高層非常清楚:臺灣主權並未透過國際法正式移轉給中華民國。這與1951年麥克阿瑟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所說「盟軍只是將臺灣行政管理交給中華民國」的說法相互呼應。也就是說,當時真正令蔣介石擔憂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臺灣人民自決」的可能性。

因為一旦臺灣人民開始討論「誰有權決定臺灣未來」,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正當性便會被徹底動搖。這也是為何廖文毅在日本推動臺灣共和國運動後,會被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視為重大威脅。

1955年,臺灣臨時國民議會成立;1956年,廖文毅被推舉為臺灣共和國大統領。這不只是象徵性組織,而是海外臺灣人第一次以「臺灣主體」名義建立政治架構,試圖向國際社會宣告: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民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

對威權政權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武器,而是思想。因此,國民黨開始展開全面心戰。

他們凍結廖家財產、威脅親友、切斷經濟來源,甚至利用母親錄音帶進行情感攻勢,以「思親」與「返鄉」作為誘餌。最後,國民黨提出七項優渥條件,保證廖文毅返臺後的人身自由與待遇。然而,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返臺後,所有承諾幾乎全部跳票。

這場「誘騙返臺」事件,不僅重創廖文毅個人,也使海外臺灣獨立運動遭受巨大打擊。國民黨成功製造了寒蟬效應:讓海外運動者開始懷疑彼此、恐懼滲透、失去信任。這正是威權統治最擅長的技術——不是只消滅肉體,而是瓦解人民彼此之間的信心。

然而,歷史最深刻的地方在於:即使如此,臺灣人民追求自由與自決的意志,依然沒有消失。從二二八事件、海外臺獨運動、美麗島事件,到1990年代民主化,再到今日臺灣人民對主權、民主與自由的堅持,都顯示出臺灣認同並非政治宣傳的產物,而是無數人在壓迫中逐漸凝聚出的歷史意識。

廖文毅的悲劇,也提醒今日臺灣社會一件重要的事:一個國家的建立,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人民是否願意承擔共同命運的問題。

當年國民黨最害怕的,不是廖文毅一個人,而是「臺灣人民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決定未來」。而這份信念,直到今天,仍然是臺灣民主最重要的力量。

歷史不只是紀念過去,更是在提醒未來。

當臺灣面對來自威權中國的統戰、資訊戰與認知作戰時,我們更應記得:過去的威權政權,也曾透過欺騙、恐嚇與情感操控,企圖摧毀臺灣人民追求自決的意志。

但歷史證明,真正無法被消滅的,是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如同《加拉太書》5章1節所說:「基督釋放了我們,為要使我們得自由。」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不斷努力守護的尊嚴。而廖文毅的一生,正是臺灣人民追求這份尊嚴的重要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