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紀念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台灣失落的法律菁英

 ⭕️3月10日：紀念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台灣失落的法律菁英

🍀黃春生牧師｜傳送門： https://portaly.cc/chunsheng

1947年3月10日，是台灣歷史上菁英冤難的沉重日子。這一天，三位台灣法律界的菁英——李瑞漢（1906–1947）、李瑞峰（1911–1947）、林連宗（1905–1947）——被武裝人員帶走，從此失蹤。他們沒有審判、沒有判決、沒有墓碑，只有歷史留下的深深疑問與悲痛。這三位律師的生命，代表的是一個世代台灣知識菁英的理想與命運，更是外來政權對本地菁英的屠殺。

一、追求法治與改革的台灣菁英

李瑞漢出身苗栗竹南，留學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高等考試後返台執業，成為台北市著名律師，並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曾召集律師公會討論時局，向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提出改革建議，包括：司法獨立、任用台籍人士參與政府、推動制度改革。這些主張並非激進革命，而是現代法治社會最基本的制度要求。

李瑞峰是他的弟弟，同樣是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律師；林連宗則是彰化人，亦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戰後擔任台灣省參議員與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長期關心司法、警政與地方自治改革。

換言之，他們並不是武裝革命者，而是相信制度改革、相信法律、相信理性政治的台灣公共知識分子。

二、一碗未吃完的鰇魚糜(魷魚糜)

1947年3月10日下午，林連宗因交通中斷暫住在李瑞漢家。當時，李瑞漢、李瑞峰與林連宗三人正在客廳聊天，桌上還有鄰居送來的鰇魚煮成的鰇魚糜。

就在鰇魚糜尚未吃完時，數名便衣與憲兵突然登門，以「長官要開會」為理由將他們帶走。三人被押上軍用吉普車，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沒有正式逮捕令，沒有公開審判，也沒有任何法律程序。他們遇見土匪政權，就這樣在人間蒸發。

多年之後，家屬甚至找不到遺體，也沒有墓地可以掃墓。李家只能把3月10日作為忌日，每年吃鰇魚糜紀念這三位消失的親人。

那一碗鰇魚糜，成為台灣歷史的象徵——象徵一個被暴力打斷的晚餐，也象徵一個被強權打斷的社會。

三、被消滅的，不只是三個人

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的殉難，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二二八事件中對台灣社會菁英的系統性清除。當時被殺害或失蹤的，往往是：律師、醫師、教授、民意代表、社會領袖。

因為這些人具備知識、道德與公共影響力，是可能帶領社會改革的力量。因此，消滅他們，也就意味著消滅台灣社會的自治能力。

四、歷史給台灣的警鐘

3月10日，不只是追悼三位律師的日子，更是一個歷史提醒。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政權不受民主監督、不受法治約束時，最先被消滅的往往是社會的良知與知識菁英。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追求的，其實只是非常簡單的事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應接受人民監督、台灣人民應參與治理自己的土地。然而，在殖民式統治與威權政治之下，這些基本要求卻被視為威脅。

五、記憶，是民主的根基

紀念這三位台灣菁英，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歷史真相，持續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必須記得那些曾經為自由、法治與尊嚴付出生命的人。

3月10日，我們記得：李瑞漢律師、李瑞峰律師、林連宗律師。

他們沒有留下墓碑，但他們留下了一個問題：台灣是否能成為一個不再讓菁英被消滅、不再讓人民被殖民的社會？記憶這段歷史，就是對未來最深的守望。

願這一天提醒我們：「台灣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台灣的土地，不應再有任何外來殖民者。

註：2017年李瑞漢的女兒李月美專程來到濟南教會，一起規劃籌辦紀念禮拜。

圖：2026年李瑞漢的孫女李慧生老師贈送二二八紀念碑雕塑。

3月10日，西藏抗暴日：被撕毀的「和平」與歷史的警告

⭕️3月10日，西藏抗暴日：被撕毀的「和平」與歷史的警告

1959年3月10日，數萬名西藏人民聚集在拉薩羅布林卡夏宮前，試圖保護達賴喇嘛免於被中國軍方挾持。這場行動很快演變為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隨後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鎮壓。血腥的鎮壓行動使無數西藏人民喪生，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此後，流亡中的西藏社群將3月10日定為「西藏抗暴日」，紀念這場為自由與尊嚴而付出的犧牲。

這場悲劇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51年5月23日簽署的《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俗稱《十七條協議》）。在文件名稱中，中國自稱「中央」，而西藏被定位為「地方」，已經預設了主從關係。然而在協議簽署之前，中國軍隊早已攻入西藏東部昌都，以武力威逼西藏接受協議。所謂「和平解放」，其實是在軍事壓力下被迫接受的政治安排。

協議內容表面上承諾西藏高度自治、保障宗教與制度，但在實際運作中卻逐步被破壞。中國開始大量駐軍、徵收糧食、推動政治改造，並鼓勵漢人移入。這些措施迅速破壞了西藏長久以來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也造成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當人民的不滿逐漸累積，1959年的抗議終於爆發，而回應抗議的不是對話，而是武力鎮壓。

西藏的歷史提醒世界一個沉痛的教訓：當一個政權以武力迫使對方簽署「和平協議」，那往往不是和平的開始，而是控制與殖民的序幕。協議文字可以優美，但若缺乏制度保障與政治誠信，它隨時可能被撕毀。

對今日的台灣而言，西藏的經驗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歷史已經多次顯示，中國共產黨政權對於條約與承諾的態度，往往取決於權力需要，而不是制度約束。從西藏，到後來的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最終都在強權之下逐漸瓦解。

因此，紀念3月10日，不只是為了記住西藏人民的苦難，也是提醒所有珍惜自由的人：真正的和平，不建立在對獨裁權力的信任上，而建立在制度、民主與人民自我防衛的能力之上。

當世界回顧西藏的歷史時，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過去的悲劇，更是一個仍然持續的問題：如何守護人民的尊嚴與文化，使「和平」不再只是強權語言中的修辭，而成為真正保障人民自由的制度與現實。

🎞圖：1959年3月10日，解放軍逮捕及屠殺僧人。

邁向「新臺灣民主共和」：從第四共和蛻變到國家正常化

 邁向「新臺灣民主共和」：從第四共和蛻變到國家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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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是理解當代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問題。從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1979年1月1日生效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採用一個關鍵的描述方式——「臺灣治理當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這個用語刻意避免使用「中華民國」，而是以較中性的方式指稱在臺灣實際統治的政府。

因此，在討論臺灣未來時，必須清楚區分三個層次：

1.國家（state）：主權與國家定位的問題

2.政府（government）：執行統治的行政體制

3.政權（administration regime）：行使政治治理權力的政治團體

同時，也必須區分「中華民國」與「臺灣」這兩個不同概念。「中華民國」是1912年在中國成立的政治體制，而「臺灣」的政治共同體與主權人民社會則是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逐漸形成。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討論臺灣未來的政治方向，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調整，而必須面對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中華民國的未來及臺灣的國家政治定位的確定。

一、從四個共和階段理解中華民國政府的演變

部分政治史與憲政研究學者（如吳叡人、陳儀深等人的研究）指出，「中華民國」的政府形態曾經歷多次重大轉型，大致可以區分為四個階段：

1.第一共和：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

1912年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此一政府嘗試建立議會民主制度，並制定《臨時約法》。然而由於軍閥割據與政治不穩，共和制度未能穩定發展。

2.第二共和：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

1928年中國國民黨建立南京政府，以孫中山「五權憲法」為制度理念。1947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形成一黨主導的政治體制。然而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至臺灣，其統治正當性並未獲得新的國際條約《舊金山和約》確認，因此在臺灣形成一種事實上的暫時代管與統治延續。

3.第三共和：動員戡亂體制（1950–1991）

1948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建立一種非常憲政體制。其主要特徵包括：

● 威權統治與黨國體制

● 「反攻大陸」的國家敘事

● 「萬年國會」維持中國法統

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國共內戰尚未結束」的政治假設上。

4.第四共和：民主化的臺灣政體（1991–至今）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出現根本轉折。同年頒布《憲法增修條文》，並開始一系列民主改革：

● 1992年12月19日國會全面改選

● 1996年總統直選

這兩個事件標誌著臺灣人民正式成為政治學意義上的「主權人民」（sovereign people）。

臺灣在此階段完成了有效的自決統治（effective self-governance），形成一個民主運作的政治共同體。這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所形成「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認同意識的主體再一次提升政治地位意識。

二、1992與1996：主權人民的誕生

1948年在中國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以「淪陷區無法改選」為理由延任，形成所謂的「萬年國會」。這種制度與民主原則完全衝突。

1991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261號要求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於是，1992年12月19日臺灣第一次全面改選國會。這象徵臺灣民主代議制度的真正誕生。

1996年3月23日，臺灣人民第一次直接選舉總統。政治學者 Juan Linz 與 Alfred Stepan 認為，民主制度鞏固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政治領導人由人民選舉產生。因此1996年的總統直選，可以視為臺灣人民作為主權人民的誕生時刻。

其後，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及2016的政黨輪替，都強化臺灣內部有效自決與管理的韌性。

三、「兩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現實

1990年代以後，臺灣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政治認知：兩岸互不隸屬。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指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並非內戰關係，而是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這反映出一個政治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體互不隸屬，而且臺灣並非中國的一部份。

在國際政治學中，臺灣常被視為一個 de facto state（事實國家）。而中華民國第四共和控制的臺灣具備完整國家功能：

● 固定領土

● 常住人民

● 有效政府

● 對外關係能力

因此，臺灣對外的主權運作其實早已存在。

四、未來方向：從第四共和蛻變為新臺灣民主共和

然而，臺灣內部仍存在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國家名稱與憲政框架仍保留「中華民國」的歷史結構。

因此，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理論上有兩種可能：

1.延續「中華民國」框架，演化為所謂的「第五共和」；

2.蛻變為新的民主國家 —— 臺灣民主共和國。

若從臺灣國家正常化與自決原則來看，第二條道路更符合歷史發展邏輯。

「第五共和」的概念，本質上仍然延續「中華民國」的歷史框架。這種方式某種程度上是華獨論述對華統敘事的一種折衷。它或許具有過渡性的政治意義，但也可能拖延臺灣國家正常化的時間。

因此，更清晰的方向應該是：從第四共和蛻變為新的臺灣民主共和。經過蛻變，蝴蝶就不再是毛毛蟲了。

五、臺灣國家正常化的蛻變過程

臺灣邁向新民主共和國的過程，可能包括幾個重要方向：

1.憲政體制本土化

1947年的中國憲法與臺灣現實政治範圍已不一致。未來可能透過：制定新憲法，或全面修憲。使憲法與國家實際領土與政治共同體一致。

2.淡化「中華民國」框架

《臺灣關係法》早已以「臺灣治理當局」稱呼臺灣政府。臺灣可逐步在國際與內部政治論述中更自信地使用「臺灣」作為政治共同體名稱。

3.國家象徵更新

包括國名、國家象徵與政治圖騰逐步調整，以反映臺灣人民的共同認同。

4.民主自決

最終透過民主程序，使臺灣人民行使住民自決權，完成國家定位。

六、民主的歷史提醒

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到1992年國會改選，再到1996年總統直選，臺灣人民走過漫長的民主道路。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人民不斷爭取而來的成果。因此，臺灣未來的歷史工程，不只是制度調整，而是完成一個尚未完成的任務——建立一個真正屬於臺灣人民的民主共和國。

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

「我啲欲做一項新的事，此陣已經啲發生，恁豈毋知？我欲佇曠野開道路，佇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19，現代台語)

臺灣的民主歷程，正是一段歷史更新的過程。從威權統治到人民主權，從沉默到發聲，這片土地的人民正在書寫屬於自己的政治共同體。

未來的臺灣，將不再只是延續過去歷史名稱的政體，而是一個蛻變而生的新民主共同體。歷史仍在前行，而新的道路，也正在被開闢。

寫於生日的深夜

3月9日：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3月9日：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1872年3月9日，是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滬尾登陸，展開北臺灣的宣教工作，因此後來被視為北部教會設教的起始日。

1872年3月7日，南臺灣宣教師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陪同馬偕牧師，自打狗（今高雄）搭乘「海龍號」輪船北上。隨行的還有醫師德馬太（Dr. Mathew Dickson, 1844–1921）。兩天後，即3月9日下午三時，他們抵達滬尾（今淡水）登陸。登陸後不久，三人便步行南下，前往當時南部教區最北的佈道據點——台中大社，進行訪問與協調。

此行也確立了臺灣宣教的重要分工：以大甲溪為界，劃分南北教區。南部由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持續耕耘，而北部則由馬偕牧師負責開拓。從淡水出發，馬偕展開「行腳佈道」的宣教旅程，深入鄉村與山區，建立教會、設立學校、推動醫療與教育工作。短短數十年間，北臺灣便建立起遍佈各地的教會網絡，深深影響臺灣社會與文化。

因此，3月9日不只是一次歷史性的登陸，更象徵福音在北臺灣扎根的開始。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信仰從來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走入人民生活、關懷社會需要的實踐。馬偕牧師曾說：「寧願燒盡，不願鏽壞。」這份獻身精神，至今仍激勵教會在土地上持續見證信仰、關懷人民，並在追求公義與憐憫的道路上前行。

1947年3月8日基隆大屠殺：歷史的傷痕與民主的警鐘

 ⭕️1947年3月8日基隆大屠殺：歷史的傷痕與民主的警鐘

1947年3月8日下午，中國國民黨軍隊第21師自中國上海秘密調動，登陸基隆港。這批軍隊的派遣與行動並未對台灣社會公開，屬於高度機密的軍事行動。當時的台灣人民並不知道軍隊已被調派來台，更沒有任何機會預先得知即將到來的軍事鎮壓。

因此，3月8日的情勢並不是「人民期待中央政府派兵恢復秩序」的情境，而是一場突如其來、毫無預警的武力進入城市。當軍隊登陸後，很快在港口與市區架設機關槍，沿街掃射，無差別射擊平民。碼頭工人、船塢工人、搬運工人以及附近居民，瞬間成為射擊目標。目擊者描述，士兵「見人就射」，港口、街道與船塢很快遍佈屍體。

短短幾小時內，基隆港口與周邊地區便倒下許多無辜生命。屍體橫陳碼頭、船塢與街道，甚至被拋入港灣與河道之中。這場暴力行動並非偶發衝突，而是以軍事鎮壓方式對待本地社會。根據後來研究者的統計，自3月8日至5月27日期間，基隆地區持續發生捕殺與處決事件，罹難者約兩千人。

屠殺的地點遍布整個城市：港口碼頭、田寮港運河、博愛市場、公園頂、南榮路、月眉山、三沙灣、暖暖、七堵，以及今日的和平島等地。死難者多為基層勞動人民，例如碼頭工人、煤礦工人與造船工人。這些人並非武裝力量，而是社會最辛苦、最基層的勞動者。

在許多案例中，軍隊以對付敵軍的方式對待平民：將人以鐵絲反綁手腕與腳踝，數人串成一排後集體槍殺，再補上一槍，將屍體踢入海中。甚至有記錄指出，有些屍體被綁上石頭沉入海底，使家屬永遠無法尋回親人。這種對生命尊嚴的踐踏，使基隆成為二二八事件中最慘烈的地區之一。

社寮島（今和平島）的悲劇尤為深刻。當時島上有造船工業與五分車交通系統，許多工人與居民在島上工作生活。事件爆發後，軍隊包圍社寮島，將船寮工人與乘客掠走。兩天後，海邊只浮現七、八具屍體，其餘多數人至今下落不明。歷史留下的名字並不多，例如劉新富、呂有土、杜源昌、藍燈旺，但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與一段被掩埋的生命故事。

令人沉痛的是，這段歷史在很長時間裡被壓抑。1949年，社寮島被改名為「和平島」，基隆橋也改名為「和平橋」。這種命名看似象徵「和平」，卻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血腥歷史，使屠殺的記憶被迫沉入沉默之中。

然而，歷史不會因為沉默而消失。當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1990年代推動民主化之後，這些被壓抑的記憶逐漸重新被說出。二二八事件不再只是家族的傷痛，而成為整個社會面對歷史、追求正義的重要課題。

民主的代價：為何必須記住這段歷史

基隆港的大屠殺提醒我們一個殘酷而清晰的事實：當侵略權力失去制衡、軍隊只服從政權而非人民時，威權機器就可能轉化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威權政體往往以「秩序」、「統一」或「安全」為名，集中權力、壓制異議。然而歷史一再證明，當人民失去自由與制度保障時，暴力就可能在一夕之間降臨。

台灣今日能夠擁有民主制度、言論自由與公民權利，並不是歷史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經過無數人付出生命與自由的代價所換來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許多政治受難者的犧牲，都是台灣民主道路上的沉重代價。

因此，記憶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制度。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必須誠實面對過去的錯誤，揭露真實的歷史記憶，建立制度性的保障，確保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

今日台灣的警醒

在21世紀的今日，台灣仍然面對新的威權挑戰。鄰近的中國政權以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運作，對外展現軍事威嚇與統戰壓力，對內則持續壓制公民自由。當威權體制以民族主義與強權政治為名，試圖擴張其影響力時，民主社會更需要保持警醒。

歷史提醒我們：威權的威脅不只來自外部，也可能從內部復辟。如果社會對民主價值變得冷漠，如果人民對歷史失去記憶，威權就可能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現。

因此，守護民主需要三件事：
第一、記憶歷史——讓二二八等歷史傷痕被看見，而不是被遺忘。
第二、深化制度——建立透明、問責與人權保障的民主制度。
第三、公民參與——讓人民持續參與公共事務，守護共同體的自由。

基隆港的海水早已沖淡當年的血跡，但歷史留下的提醒依然清晰：當人民失去自由，港口可能再次成為戰場；當民主被忽視，暴力可能再次降臨。在此也要呼籲基隆市政府必須在海洋廣場立下「基隆大屠殺紀念碑」，記住1947年3月8日，不只是為了悼念死者，更是為了提醒今日的台灣：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恩賜，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必須共同守護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