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臺北日本基督教會（今臺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竣工110週年

 ⭕️1916年6月28日：一座教堂的信仰見證

紀念臺北日本基督教會（今臺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竣工11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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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16年6月28日，一座紅磚與白石交織而成的哥德式教堂，在臺北城東門外正式竣工。

它原名「臺北日本基督教會」，今日則是我們所熟悉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於1896年11月22日舉行設立禮拜，迄今130週年。

一百一十年來，它不僅是一座古蹟建築，更是一部見證臺灣歷史、信仰與民主發展的重要見證者。

▋一座因信仰而誕生的城市地標

1896年，日本基督教會（長老教會）差派大儀見元一郎來臺設立「臺北日本基督教會」，最初的木造禮拜堂於西門外新起街。

當時教會長老、也是臺灣總督府土木局長的長尾半平，正主持近代臺北第一期都市規劃。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一座城市真正的中心，不應只是行政權力或商業利益，而應有一座敬拜上帝的教堂，成為城市精神與信仰的核心。

因此，在規劃拆除臺北城牆、發展東門外新市區時，他親自選定今日中山南路三號的基地作為新教堂所在地。這項決定，不只是一次建築選址，更展現了一種城市理念：讓信仰成為公共生活的重要基礎。

▋一座由眾人奉獻建成的教堂

1907年，因原有木造教堂遭受白蟻侵蝕，加上信徒日益增加，河合龜輔牧師召開會員大會，決議興建新教堂，並由長尾半平擔任建堂委員長。之後雖因長尾返回日本任職鐵道院，建堂工作仍由土生瑾作長老接續推動。

1912年，大谷虞牧師接任牧職後，全力走遍臺灣各地講道募款。當時著名基督徒實業家李春生長老再次慷慨奉獻二千日圓，亦獲得總督兒玉源太郎相關人士的協助，再加上無數信徒甘心樂意的奉獻，終於完成近五萬圓的建堂經費。

1915年2月28日正式動工，由總督府技師井手薰設計、森山松之助指導施工。歷經一年四個月，終於在1916年6月28日竣工。

整座教堂耗資四萬八千七百餘圓，採用哥德復興式建築，紅磚牆體、尖拱窗、扶壁與角塔相互輝映，成為今日臺灣最具代表性的近代教會建築之一，也被譽為臺灣基督教建築藝術的重要典範。

▋一座孕育信仰生命的教會

新禮拜堂落成後，教會迅速發展。

主日學、青年會、婦人會、老人會、若葉會(幼兒)、曉星會(少年)、聖書研究會、祈禱會等各項事工蓬勃推展，信徒持續增加，教堂不只是聚會場所，更成為培育門徒、關懷社會、建立家庭的重要基地。

1916年8月舉行獻堂禮拜時，日本近代基督教重要領袖植村正久牧師應邀來臺主持典禮。

植村牧師不僅在信仰上深深影響臺灣教會，更在日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期間，協助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引介日本國會議員、首相，為臺灣爭取自治發聲。這段歷史也讓我們看見，真正的信仰從來不是遠離公共社會，而是在追求公義與尊嚴的道路上同行。

▋教堂不只是古蹟，更是時代的見證

1923年，教會地址改為幸町三番地；1937年正式更名為「臺北幸町教會」。戰後，因鄰近濟南街、濟南路而更名，最後改稱今日的「濟南教會」。

歷經日本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政權更迭、白色恐怖、臺灣民主化，以及今日自由民主社會，這座教堂始終屹立於臺北城中心。

它見證了臺灣百餘年的歷史變遷，也持續見證上主的信實。

▋繼續成為這座城市的光

一百一十年前，前輩們用信心建造了一座教堂。今天，我們更要用生命建造一間活的教會。

真正值得紀念的，不只是保存一棟百年建築，而是承接前人的信仰精神，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傳揚福音，關懷弱勢，實踐公義，守護自由與民主，成為上帝國在臺灣的見證群體。

願濟南教會繼續站立在臺北城中央，不只是歷史的地標，更是福音的燈塔；不只是文化資產，更是上主恩典流動的所在。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14）

願這座教堂，繼續照亮臺灣，也照亮世代。

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臺灣走向自由民主的重要轉折

 ⭕️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臺灣走向自由民主的重要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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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歷史性的「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Neutralization of the Taiwan Strait），宣布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巡防。這項決策，不僅深刻改變了臺灣的命運，也重新塑造了東亞的安全秩序，成為冷戰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北韓在蘇聯支持下大舉南侵。美國政府迅速評估，若臺灣也落入共產政權控制，不僅第一島鏈將出現重大缺口，更將直接威脅日本、菲律賓與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因此，杜魯門政府在韓戰爆發兩天後便宣布，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攻臺，同時也要求蔣介石政權不得藉此反攻中國大陸，使臺灣海峽成為冷戰初期的重要緩衝區。

杜魯門在宣言中明確指出：「臺灣若遭共產勢力占領，將對太平洋地區及美國維護和平的力量造成直接威脅。」這句話充分反映，美國早在七十六年前便已深刻認識到臺灣的戰略地位。今日國際社會普遍所稱的「第一島鏈」，其戰略思維正是在韓戰之後逐漸成形，而臺灣正位於其中最關鍵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杜魯門宣言同時指出：「臺灣未來的地位，應待太平洋安全恢復、對日和平條約簽訂，或經聯合國考慮後再作決定。」這段文字後來成為國際法與外交領域討論「臺灣地位未定論」的重要歷史起點之一。兩年後簽署的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中，日本正式放棄臺灣主權，但並未指定主權移轉對象，使臺灣法律地位問題持續成為國際討論的重要議題。

從這份宣言也可以看出，當時美國對中國國民黨政府並非毫無保留地支持，而是同時限制北京與臺北兩方採取軍事行動，其目的在於防止衝突進一步擴大，維持區域穩定。這項政策雖然有其冷戰背景，但客觀上也為臺灣爭取到寶貴的和平發展空間，使臺灣得以逐步累積經濟實力，最終擺脫國民黨專制，逐步走向民主化。

四十六年後，歷史再次驗證臺灣的重要性。1996年，臺灣即將舉行首次總統全民直選，中國在臺灣周邊發射飛彈進行軍事恫嚇，引發第三次臺海危機。美國迅速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臺灣附近海域，展現維護區域和平的堅定決心。熟悉美軍作戰規劃的人都知道，同時部署兩個航母戰鬥群至同一熱點，代表的是極高層級的戰備訊號，也意味著必要時已有投入軍事行動的準備。

事後證明，這項軍事部署成功遏止了危機升高，臺灣順利完成歷史上第一次總統全民直選，民主制度也因此更加穩固。這不只是臺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成為亞洲民主史上的重大事件。

近年來，中國主張「臺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試圖改變長期形成的國際秩序。然而，美國及許多理念相近國家持續派遣軍艦通過臺灣海峽，重申依據國際法享有的航行自由，也再次彰顯臺灣海峽作為國際重要航道的地位。

回顧1950年6月27日的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份外交聲明，更是一個影響七十餘年東亞局勢的重要決策。它提醒我們，臺灣的安全從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與印太地區的和平、民主制度以及國際秩序緊密相連。

今天的臺灣，早已不是冷戰初期那個等待他人決定命運的島嶼，而是一個擁有自由民主制度、成熟公民社會與高度國際連結的民主國家。正因如此，臺灣更應持續深化民主、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並與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攜手合作，共同維護臺灣海峽的和平穩定。

歷史告訴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建立在民主的韌性、人民的決心，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守護自由價值的基礎之上。七十六年前如此，今日依然如此。

6月26日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批判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跨境恐嚇的法律武器

 ⭕️6月26日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批判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跨境恐嚇的法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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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6月26日是「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International Day in Support of Victims of Torture）。

1984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CAT），並於1987年6月26日正式生效。其後，聯合國將每年6月26日訂為「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提醒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施行酷刑，也不得透過暴力、恐嚇或羞辱踐踏人的尊嚴。

這項紀念日所提醒我們的，不只是對過去受害者的追思，更是對今日仍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提出警醒。

今年的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更令人憂心的是，中國將於7月1日正式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表面上，這部法律規範的是中國境內民族事務；然而，其中第六十三條卻已清楚展現其跨境執法企圖：「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和個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這不只是中國的內部立法，而是一項具有明顯域外適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色彩的法律安排。

日本自民黨眾議員白川司日前投書指出：「這部法律就是要針對中國以外的國家。」這句話點出了問題的核心：中國正試圖將自身政治意志，透過法律形式延伸到世界各地。

▋法律武器化：當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成為「犯罪現場」

依照條文內容，只要中國官方單方面認定某項言論「破壞民族團結」或「製造民族分裂」，即使發言者身處台灣、美國、日本或歐洲，也可能被視為犯罪。

例如：

• 主張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 認為台灣文化具有獨立主體性。
• 研究東突厥斯坦(新疆)、圖伯特(西藏)、香港的人權處境。
• 聲援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或宗教群體。
• 不接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官方論述。

上述言論，在民主社會屬於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與公共討論的範圍，但在中國官方政治語境下，都可能被解釋為「民族分裂」。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只是法律本身，而是其高度模糊的定義。

「破壞民族團結」究竟如何認定？

「民族分裂」由誰決定？

當法律概念沒有客觀標準，而完全由政治權力解釋時，法律便不再保障人民，而是成為統治者的工具。這種所謂的「口袋罪」，正是威權體制慣用的治理方式：讓人民永遠不知道紅線在哪裡，因此只能選擇沉默。

▋製造寒蟬效應，比真正逮捕更多人更有效

中國未必能直接在海外逮捕所有批評者，但它真正的目的，可能並非如此。而是透過缺席審判、發布通緝令、限制入境、要求第三國協助拘捕、建立海外監控網絡，以及對海外人士家屬施加壓力，就足以形成巨大的寒蟬效應。

未來，學者可能因研究新疆而不敢發表論文；出版社可能因顧及中國市場而拒絕出版相關著作；企業可能因商業利益而自我審查；國際會議也可能避免邀請支持台灣民主的人士。

這正是威權政治最有效的控制方式——不是讓所有人坐牢，而是讓所有人開始害怕。

▋酷刑並非只有刑求，而是整套恐懼治理

談到酷刑，多數人想到的是肉體折磨。然而，依照《禁止酷刑公約》的精神，長期拘禁、精神虐待、威脅家屬、強迫失蹤、剝奪睡眠、羞辱人格，以及利用恐懼迫使人民放棄基本自由，同樣可能構成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近年來，國際社會已持續關切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自2019年起迄今已逾五年未依《禁止酷刑公約》提交定期報告。人權團體普遍認為，此舉與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大量警察暴力及酷刑指控密切相關。

香港人權組織整理媒體及法院資料指出，2019年至2020年間，約1,200名遭拘留人士中，至少100人因傷勢嚴重無法出庭；超過30名被告公開向法院陳述遭受警察毆打、骨折、頭部重創、暫時失明或失聰，並有人指控遭受性暴力威脅、長時間剝奪睡眠，以及在缺乏律師陪同下被迫作供。

除此之外，東突厥斯坦(新疆)維吾爾族、圖伯特(西藏)人民、香港民主人士、維權律師、法輪功學員、家庭教會基督徒等不同群體，多年來均遭到國際人權組織持續關注與記錄。這些案例共同反映出，當國家權力缺乏有效監督時，酷刑與不人道待遇便容易成為壓制異議、控制社會的手段。

▋民主不是理所當然，人權更不能選擇性捍衛

今日世界正面臨新的挑戰：威權國家不再只是透過軍事力量輸出影響力，而是藉由法律、經濟、市場與科技，逐步重塑國際秩序。

如果國際社會默許一個國家以自身法律規範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與言論，那麼受到侵蝕的不只是台灣，而是全球民主社會共同珍視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與人權保障。

民主不是沉默換來的。自由也不是恐懼可以維持的。

▋基督信仰的人權呼聲

基督信仰相信，每一位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受造（創世記1:27），人的尊嚴不是政府授予，也不是政權可以剝奪。

先知彌迦宣告：「上主已指示你何為善。就是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8）

耶穌也宣告：「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約翰福音8:32）

因此，反對酷刑，不只是法律議題，更是信仰良知的實踐；守護人的尊嚴，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文明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

在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我們紀念所有曾因追求自由、真理與信仰而受迫害的人，也呼籲國際社會持續關注跨境人權侵害與威權擴張。願每一個人的尊嚴都受到保障，每一個民族都能免於恐懼，每一個社會都能在公義、自由與和平中前行。

6月25日，韓戰紀念日

 ⭕️6月25日，韓戰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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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鮮半島的炮火劃破了戰後世界短暫的平靜。北韓軍隊越過北緯38度線南侵，韓戰正式爆發。這場戰爭至今已過七十六年，但它留下的傷痕仍深刻地刻劃在東亞歷史之中。

韓戰不只是朝鮮半島的內戰，更是冷戰時期第一場大規模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它將美國、蘇聯、中國等強權捲入其中，也使東亞的政治版圖從此定型。今日我們回顧韓戰，不只是紀念一場戰爭的爆發，更是在反思：當大國競逐權力時，最終付出代價的究竟是誰？

▋從民族分裂到冷戰熱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殖民統治瓦解，朝鮮人民原本期待建立自主獨立的國家。然而，美蘇兩國卻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進駐南北韓。1948年，南方成立了大韓民國，由李承晚執政；同年，北方在蘇聯共產集團支持下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由金日成掌權。

原本屬於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同一語言的人民，被冷戰意識形態切割成兩個敵對政權。195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後，聯合國軍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指揮下發動仁川登陸，中國則以「抗美援朝」名義派遣志願軍參戰。

三年的戰爭造成數百萬軍民死亡。1953年7月27日簽署停戰協定，但並未簽署和平條約。從法律意義而言，韓戰其實尚未真正結束。

2024年初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揚棄過去的「統一朝鮮」路線，將南北韓關係重新定調為「兩個國家」，並在修憲中正式落實，刪除了「祖國統一」等表述，確立了雙方為國與國的長期對峙關係。

▋戰俘：冷戰意識形態下的人性抉擇

韓戰歷史中，最值得深思的並非戰場上的勝負，而是那些被捲入歷史洪流的普通人。

戰爭期間，約有兩萬一千名中國志願軍被聯合國軍俘虜。在遣俘談判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問題：許多戰俘拒絕返回中國。

根據傳統國際法慣例，停戰後戰俘應全部遣返原屬國。然而韓戰期間，大批中國戰俘表示不願回到共產中國。他們透過刺字、血書、請願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

這場爭議最終促成了國際法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志願遣返原則」（Voluntary Repatriation）。戰俘不再被視為國家的財產，而被承認具有自主選擇權。

這項原則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現代人權觀念的進步：即使身處戰爭之中，人仍然擁有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利。

▋從反共義士到被遺忘的人

1954年，超過一萬四千名中國戰俘選擇來到台灣。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將他們塑造成「反共義士」，並將每年1月23日定為「自由日」。官方宣傳強調他們是「投奔自由」的英雄，以此作為反共政治宣傳的重要象徵。

然而，歷史往往比宣傳更加複雜。許多研究指出，這些來台戰俘雖然被歌頌為英雄，卻長期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他們之中有人無法適應台灣社會，有人被限制行動與言論，有人終其一生無法與中國的親人團聚。他們既無法回到故鄉，也未真正融入新的社會。

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彼此對立的年代裡，他們成為政治敘事中的象徵人物；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常常是孤獨而沉默的人。這提醒我們：歷史上的許多「英雄」，其實也是受害者。

▋分裂的創傷仍在延續

七十六年後的今天，朝鮮半島仍然維持世界上最緊張的軍事對峙之一。

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依然被非軍事區隔開。許多家庭自1950年代分離至今，親人可能終生未能再見。

韓戰告訴我們，戰爭從來不只是地圖上的攻防推演，也不只是國家之間的勝負計算。每一場戰爭背後，都是無數家庭的破碎、無數生命的流離，以及無數人無法言說的創傷。

台灣在國民黨主政時期，中國老兵、韓戰戰俘老兵無法返回中國探親。直到1987年解嚴前夕，當時剛創黨的民進黨突破戒嚴體制，與退伍老兵何文德等人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共同推動「老兵返鄉」運動。才使得老兵得以返鄉探親。

▋信仰的反思：和平不只是停戰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和平（Shalom）從來不只是沒有戰爭。先知所宣告的和平，是人與上帝、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關係的恢復；是公義與憐憫彼此相遇的狀態。正如先知以賽亞所描繪的異象：「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以賽亞書2:4）

韓戰提醒我們，真正的和平不只是停火協定，而是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尊重；不只是國家的安全，更是人民能夠免於恐懼地生活。

七十六年後回顧韓戰，不是記住誰贏得了戰爭，而是學會珍惜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去除集權、威權。願東亞的未來不再被戰火決定，而是在公義、和解與和平之中，促進人類民主與自由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