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白雅燦，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政治受難者之一。他出生於1945年彰化花壇，成長於教師家庭，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軍法官與教師，關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5年，他決定投入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親自參選。競選期間，他印製政見傳單，公開質疑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財產、家族特權與威權體制，並提出解除戒嚴、釋放政治犯、改革政治制度等主張。這些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叛亂」，他因此遭逮捕。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未經公開審判，即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獄中環境惡劣，他曾以絕食抗議，家屬並向國際人權團體求援，才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直到1988年，在國內外人權團體與民意代表持續聲援下，他才獲得釋放，前後共失去十五年的自由。多年後，政府依轉型正義相關法制，撤銷當年的判決，確認那是一場國家不法的政治迫害。

白雅燦政治迫害案提醒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只因提出政治改革與言論批判，就可能被貼上「叛亂」標籤，失去自由與人生。今天台灣能夠享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利與多元社會，正是許多像白雅燦這樣的受難者，以青春與生命換來的成果。

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人民長久奮鬥的結晶。記住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守護自由、拒絕威權復辟。當社會再次出現壓制異議、集權統治的聲音時，我們更要警醒：唯有持續珍惜民主制度、守護人權價值，才能讓歷史的傷痛不再重演，讓自由的台灣持續向前。

🎞圖：白雅燦/臉書 邱萬興攝影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1970年2月8日，台東泰源監獄六名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及鄭正成發動起義，計畫奪取武器、釋放獄中同伴，並向外界宣示台灣獨立與民主自由的理念。行動很快遭到鎮壓，主要參與者被捕後，以「叛亂罪」起訴。

當時參謀總長高魁元向蔣介石簽報的「泰源監獄叛亂犯劫械逃獄案處理經過」，1970年關押在泰源人犯有335名。蔣介石看完高魁元的簽報報告，在4月27日批示，「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訓了事，應將此六名皆判刑槍決。而賴在、張金隆、李加生等三犯以警衛部隊士兵，而竟預聞逆謀不報，其罪難宥，應照法重處勿誤。 中正」。

最終五人遭判死刑並迅速處決。此案在戒嚴時期被官方定調為「暴動逃獄」，相關訊息遭到嚴密封鎖，長期被扭曲與消音，直到解嚴與民主化之後，社會才逐步還原事件的政治性質。

監察院於2019年提出調查報告，明確指出當年審判程序嚴重違反法治與人權原則。報告指出，涉案者多為一般平民，並非現役軍人，卻被移送軍法審判；全案採不公開審理，從起訴到執行死刑僅約兩個月，覆判核准死刑甚至只花六天，顯示當局急於處決政治異議者。調查亦發現，偵訊過程疑有刑求與強迫自白情形，法院仍採納非任意自白作為定罪依據，明顯違背正當法律程序與基本人權保障。

監察院因此認定，泰源事件並非單純暴力犯罪，而是具有台灣獨立政治理念的反抗行動；戒嚴體制下，黨國政權濫用軍法、壓制異議、迅速處決政治犯，構成對生命權與審判權的嚴重侵害。這起事件揭露威權統治的制度性暴力，也成為轉型正義中必須面對與反省的重要歷史傷痕，提醒今日社會珍惜民主與人權，持續追求公義與和解的道路。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幾乎是世界戰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拿破崙戰爭（1799–181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核心地帶幾乎自我毀滅。

歷史學家 Tony Judt 指出：歐洲整合的核心動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戰爭記憶的恐懼。因此，歐洲統合並不是單純經濟計畫，而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政治工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教會若告白信仰和平的上帝，卻支持民族仇恨，這便否定了福音本身。」歐洲聯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歷史和解」的政治表達。

在經歷數個世紀血腥衝突之後，西歐各國終於在經濟合作的精神下團結起來，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馬斯垂克歐洲聯盟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1993年11月1日生效，確立了歐盟的架構。該條約將歐共體（EC）轉型為歐洲聯盟（EU），使歐洲整合從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治一體化。該協議也為建立單一的歐洲貨幣奠定基礎，這種貨幣後來被稱為「歐元」。

這項條約由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簽署，呼籲更深層的經濟整合、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在犯罪、恐怖主義與移民議題上，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它奠定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邁向歐元）、確立「歐盟公民」概念、推動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並將歐洲議會權力擴大，是歐洲整合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當《歐洲聯盟條約》於1993年生效時，已有12個國家完成批准程序：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與荷蘭。

此後，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賽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也加入聯盟。歐元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2016年6月，發生了被稱為「英國脫歐」（Brexit）的事件，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與歐盟分離，並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井手薰（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2.6–1944.5.11）於1879年2月6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是近代臺灣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在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擔任課長期間，主持的第一件建築工程，便是興建「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大禮拜堂」，也就是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這座建築至今仍屹立於城市之中，成為信仰與歷史交織的重要見證。

其後，井手薰陸續設計多處官署與民間建築，對臺灣近代建築風格產生深遠影響。他參與的重要公共建築，包括總督府（今總統府）與司法大廈等代表性工程。

在建築理念上，井手薰十分重視建築與在地氣候、風土條件的關係。他積極提倡使用鋼筋混凝土，以因應臺灣地震頻繁與白蟻侵蝕等環境挑戰，展現出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建築思維。

除了建築專業，他亦深度參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井手薰是台灣建築學會創會會長，並參與臺陽美術協會的成立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的籌備工作。他同時也是雕塑家黃土水作品的收藏者，對臺灣近代藝術發展有所貢獻。

井手薰的一生，不僅塑造了城市的輪廓，也留下跨越信仰、建築與文化的歷史足跡。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正是這段歷史最溫柔而堅定的見證。

⭕️1879年2月6日　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の設計者――井手薫 誕生

井手薫（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年2月6日―1944年5月11日）は、1879年2月6日、日本の岐阜県に生まれた建築家であり、近代台湾を代表する建築家の一人である。台湾総督府営繕課長在任中、彼が最初に手がけた建築事業は、「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大礼拝堂」の建設であった。これは現在の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である。この建物は今日に至るまで都市の中に堂々と佇み、信仰と歴史が交差する重要な証しとなっている。

その後、井手薫は数多くの官公庁建築および民間建築を設計し、台湾近代建築の様式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彼が関わった代表的な公共建築には、総督府（現在の総統府）や司法大厦などがある。

建築理念において、井手薫は建物と土地の気候・風土との関係を重視した。彼は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使用を積極的に提唱し、地震の多発やシロアリ被害といった台湾特有の環境課題に対応しようとした。その姿勢は、実用性と先見性を兼ね備えた建築思想を示している。

また彼は建築分野にとどまらず、台湾の文化芸術活動にも深く関わった。台湾建築学会の創設会長を務めたほか、台陽美術協会の設立や台湾美術展覧会の組織にも参加した。さらに、彫刻家・黄土水の作品を収集するなど、台湾近代美術の発展にも寄与した。

井手薫の生涯は、都市の景観を形づくっただけでなく、信仰・建築・文化を横断する歴史の足跡を残した。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は、その歴史を最も穏やかに、そして力強く物語る証しである。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慶長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六位日本吉利支丹（基督徒）在日本長崎被公開釘死於十字架上。這起事件，後世稱為「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成為日本基督信仰史上最沉痛、也最具象徵性的時刻之一。

這場殉道並非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迫害的結果。1587年，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傳教士、全面禁教；十年後，政權更以公開處刑的方式，企圖以恐懼根除信仰。被處死的二十六人，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來自「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修士、一位葡萄牙籍修士，以及二十位日本籍信徒，其中甚至包含三位未成年人。他們被押送至長崎，在眾目睽睽之下殉道。

迫害並未因此止息。直到1640年前後，成千上萬的日本基督徒因信仰被處決、流放或被迫潛伏地下，形成後來歷史上所稱的「隱藏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傳統。這是一段信仰被壓抑、良知被測試、人性被逼問的歷史。

日本二十六聖人的故事，並不只是「過去的宗教悲劇」，而是一面直指今日世界的鏡子。當政治權力無法容忍差異、拒絕多元聲音時，最先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暴力，而是良心。這二十六人並未組織叛亂，卻因信仰而被視為威脅；歷史反覆提醒我們，專制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不肯被收編的良知。

殉道不只是教會的記憶，更是公共社會的責任。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人身尊嚴，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警醒守護的成果。當任何群體因信念而被去人化、被標籤、被消音，歷史就已經在敲警鐘。

日本二十六聖人沒有留下宏偉的著作，卻留下了一個極其清楚的訊息：暴力或許能奪走生命，卻無法終結盼望；權力或許能封口一時，卻無法永遠壓制真理。記念這一天，不是為了歌頌死亡，而是為了更勇敢地活——活出尊嚴、活出自由、活出行公義、好憐憫的生命姿態，讓上帝國度的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繼續被世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