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綠島，舊名「火燒島」，位於臺灣東南外海，孤立於太平洋之中。這座小島的歷史，深深刻畫了臺灣社會從殖民統治到威權政治的創傷記憶，也見證了臺灣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長久追求。

日本時期，火燒島因地理位置偏遠、不易逃脫，被臺灣總督府選為收容「浮浪者」的場所。1912年4月12日設立的「臺東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象徵殖民政權以隔離與控制維持社會秩序的治理方式。然而1918年的颱風嚴重破壞設施，加上維修困難與經費龐大，日本臺灣總督府於1920年2月26日正式廢止收容所。這段歷史顯示火燒島早已被視為「被放逐之地」，是一個將社會邊緣者隔離於外的空間。

戰後，火燒島的命運出現更沉重的轉折。1951年4月1日，國民黨政府利用舊收容所遺址成立「新生訓導處」，將近千名政治受難者從臺灣各地移送至此。這些人多數被指控為「叛亂犯」或「思想犯」，在島上接受所謂的「感訓教育」。

根據受難者盧兆麟的回憶，1951年5月17日被送抵綠島的政治犯泰半來自於內湖新生總隊和其他軍人監獄。他們從基隆港被押送到綠島，在海上換乘小船登陸，再徒步走向營區，彷彿踏入一座與世隔絕的監禁之島。到1951年6月，新生訓導處已收容超過兩千三百人。他們每天被迫上課學習政治思想，包括三民主義、領袖言行與反共宣傳，並在嚴格監控與艱苦勞動下度過歲月。火燒島因此成為白色恐怖的重要象徵，記錄著威權統治對思想自由的壓迫。

然而，火燒島不只是苦難的象徵，也逐漸轉化為民主記憶的場所。曾經被流放的政治受難者，許多人在解嚴後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經歷提醒社會：自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以犧牲與勇氣換來的成果。今日的綠島，從流放之地轉變為歷史反省之地，使人理解民主制度的價值，也警惕威權統治的危險。

火燒島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座小島可以被用來隔離異議者，也可以成為記憶公義的見證。當臺灣人民回顧火燒島的往事時，不只是哀悼受難者，更是在重申一個共同的信念：唯有守護自由與人權，歷史的悲劇才不會重演。火燒島的記憶因此化為一種力量，引導臺灣在民主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 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2月25日是杜聰明醫師的紀念日。這一天不只是追思一位傑出的醫學家，更提醒我們：一個民族的進步，往往來自那些默默奉獻、以專業與信念服務人民的人。杜聰明(1893年8月25日－1986年2月25日)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現代醫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後，赴京都帝國大學深造，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醫學史上的先驅人物。

杜聰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研究鴉片與嗎啡成癮問題，並發展「漸禁斷療法」，幫助許多深陷毒癮的人重新找回生命尊嚴。在殖民時期鴉片問題嚴重的台灣，他的研究不只是學術成果，更是一項深具社會意義的公共醫療行動。他的醫學精神，體現了醫者不只是治療疾病，更是為人民帶來釋放與新生。

戰後杜聰明出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建立醫學教育制度，培養無數醫師與研究者。1954年他創辦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使南台灣擁有重要的醫學教育基地，進一步擴展台灣醫療發展的基礎。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台灣醫學史上一座穩固的基石。

然而杜聰明的一生並非只有榮耀。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以台大醫學院院長身分加入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為社會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在威權恐怖籠罩之下，許多台灣菁英被逮捕或殺害，他也被迫躲藏以保全性命。這段歷史顯示，杜聰明不只是醫學家，也是一位關懷社會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杜聰明背後，有一位同樣值得紀念的女性——他的妻子林雙隨。林雙隨曾在東京青山女學院接受基督教教育並受洗成為基督徒，是當時少見的高知識女性。她回到台灣後任教於霧峰公學校，是音樂教師，也是教會風琴手與女高音歌者。她不僅在教會中服事，也以文字關懷社會，曾在《台灣青年》發表文章討論台灣婦女的地位與未來。

林雙隨代表了信仰與文化的結合。她以基督信仰塑造生命，支持丈夫長年的學術與公共事務工作。若說杜聰明致力於醫治人民的身體，林雙隨則以信仰與藝術滋養人的心靈。他們的婚姻是一種同行的見證——知識與信仰相互扶持，專業與愛心彼此成全。

紀念杜聰明與林雙隨，不只是回顧歷史人物，更是在今日重新思想：一個社會的進步，需要科學與信仰並行，需要專業與良知結合。當醫學關懷人民的苦難，當信仰支持正義與希望，生命就能產生改變世界的力量。

杜聰明醫師與林雙隨的生命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事業，不只是成就，而是為人民留下可以延續的盼望。今天的台灣醫療與教育制度，仍然活在他們播下的種子之中。這些種子，也等待我們在新的時代繼續灌溉，使更多人得著醫治與光明。

🎞圖：杜聰明博士/醫師的墨寶(杜家後人收藏)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若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算起，戰火已延燒逾十年。這不是單一戰爭事件，而是一場對國際秩序與主權原則的公然挑戰。

1994年烏克蘭放棄核武，換取俄羅斯、英國與美國在《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中對其領土完整的承諾；1999年俄羅斯又在《歐洲安全憲章》重申各國有自由選擇安全安排的權利。然而，當烏克蘭人民透過議會與街頭行動追求更接近歐洲的未來時，莫斯科卻以壓力、滲透與最終的武力回應。2014年廣場革命的流血與隨後的克里米亞併吞，揭示一個事實：威權政權不尊重條約，窮兵黷武僅為併吞與奪取利益。

俄羅斯的入侵，本質上是否定烏克蘭人民作為主體的存在權。它否定人民選擇制度與聯盟的自由，否定小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這種威權帝國的思維，對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都是警訊。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烏克蘭的抵抗。從總統拒絕撤離，到平民(含女性)加入國土防衛隊，從資訊戰到外交戰線的動員，烏克蘭展現出高度的社會韌性。戰爭讓世界看到：國家安全不僅是軍備數量，更是人民的意志、民主體制的價值與國際連結的厚度。當人民相信自己是在守護家園與尊嚴時，防衛就不只是戰術，而是族群的大生命。

對台灣而言，啟示至少有三：

第一，條約與承諾若沒有自我防衛能力支撐，便容易淪為空話，就像中國撕毀對新疆、西藏、香港的和平協議與承諾。因此，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與準備之上。

第二，民主的內部團結至關重要。分裂與對威權的浪漫化，只會削弱自我保護的能力。中共對台的統戰、認知作戰與錯假訊息，都要分化台灣內部的團結，以達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一戰線核心。

第三，國際連結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生存策略。烏克蘭的外交努力證明，小國可以透過價值與信念贏得支持。台灣若要維持民主自由的體制，就必須與民主陣營結合。

戰爭帶來巨大苦難，但也照亮一個真理：主權不是抽象口號，而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當一個社會願意為自由承擔代價，世界便更難對其命運袖手旁觀。

台灣不必複製烏克蘭的處境，卻必須理解其教訓。準備，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避免被迫屈服。守護民主，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對下一代的責任。歷史已多次證明，面對威權的擴張，沉默不會換來安全；唯有清醒、團結與堅定，才能讓自由長存。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臺北松山機場（今松山機場）遭到空襲。這是以中華民國空軍名義發動、實際由蘇聯航空志願隊主力參與的一次跨國軍事行動，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首次本土（含臺灣）遭到敵方空軍轟炸的重大事件。

當時正值中日戰爭初期。中華民國與蘇聯在1937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提供軍事顧問與空軍志願隊支援中國戰場。2月23日適逢蘇聯紅軍節，蘇聯伊-16（Polikarpov I-16）戰鬥機刻意塗上中華民國空軍青天白日徽，從華中基地起飛，對松山機場展開突襲。此舉在國際上引發震動，日本政府事後將臺灣總督撤職，松山機場高層遭到嚴厲究責。

然而，隨著1941年後國共分裂深化與中蘇關係轉折，這段「中華民國—蘇聯合作」的歷史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在部分敘事中被刻意淡化。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政治。

⭕️松山空襲提醒我們：臺灣在近代東亞戰爭史中，從來不是「局外人」。無論是日治時期作為帝國南進的軍事基地，或戰後成為冷戰前線，臺灣始終處於大國博弈的交會點。

這一歷史現實對今日的臺灣具有深刻啟示。當全球地緣政治再度升溫，臺灣不應以「邊陲」自居，而應清醒理解自身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唯有強化民主制度、鞏固國防自主、深化國際連結，才能在結構性風險中保有主體性。歷史告訴我們：地理位置無法選擇，但民主制度與價值是可以選擇的。

今日的戰爭型態已不僅限於炸彈與戰機，還包括資訊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與經濟脅迫。1938年的松山空襲，是鋼鐵與引擎的戰爭；21世紀的挑戰，則是數位與心理層面的戰場。

因此，臺灣需要：提升社會韌性與全民防衛意識的建構，強化民主教育與媒體識讀能力，建立全民防災與防衛訓練機制，發展科技自主與能源韌性，深化國際民主聯盟的合作網絡。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舉標誌著解嚴後台灣政府首次以官方名義，系統性面對這場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創傷。研究小組自1991年成立，歷時一年，採取嚴謹的檔案史學與口述歷史方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第一手資料，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George H. Kerr 檔案，英國公共檔案局淡水領事館資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台灣本地官方檔案與數百位見證人口述資料，報告共504頁，在資料廣度與史料整合上，至今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基礎文本。

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陳翠蓮教授《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二二八研究的真相。未來仍待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二二八事件重要的歷史判定，指出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的結構

（一）最高決策責任：

最高政治責任乃至於「元兇」屬於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批准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來台，並默許以武力「清鄉」、「肅清叛亂」，導致大規模鎮壓。

（二）執行層級責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與軍事負責人，對局勢誤判、決策失當，並主導軍事鎮壓政策。自中國來台的21師部隊及其相關軍警單位，為實際執行鎮壓行動的武裝力量。

（三）從屬結構：

報告指出，整場屠殺並非「偶發失控」，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由地方行政與軍事體系執行的有組織鎮壓行動。換言之，這不是單一軍官的暴行，而是一個威權體制的運作結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對後續研究與轉型正義的深遠影響：

1.打破禁忌，建立官方歷史基礎

這份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政治責任，公開承認國家暴力，提供制度性檢討基礎，它終結了「暴民作亂」的官方說法。

2.促成紀念、賠償與立法

報告成為以下政策的重要基礎：1995年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補償條例立法，日後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3.改變史學與公民教育方向

報告之後：台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地方口述歷史大量展開，公民社會對威權體制展開制度性反省，它讓歷史從禁忌轉為公共討論。

二二八事件研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揭露真相，而是：

✔ 確立國家暴力需被追問

✔ 建立政治責任必須被命名

✔ 奠定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一個公義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黑暗歷史，承認制度錯誤，建立透明問責機制，教育人民理解民主來之不易。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只是空話；如果沒有責任，紀念只是儀式。

二二八事件研究提醒我們：威權體制的暴力往往透過「秩序」、「國家安全」等語言合理化集權獨裁政權的暴力。公民若沉默，制度便會吞噬人民。只有持續的民主深化與監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建立公義國家，不只是紀念日的活動，而是制度改革與價值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