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

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春生牧師


1966年11月20日,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出一則震撼海外台灣人社群的半版廣告,斗大的標題寫著「Formosa for Formosans」(福爾摩沙人的福爾摩沙),也就是「台灣人的台灣」。廣告內容是兩年前遭國民黨威權政府查禁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這份原本連台灣人民都無法自由閱讀的政治宣言,終於跨越海洋,向國際社會發出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與自決的聲音。


▋三位知識分子對威權體制的挑戰


1964年9月20日,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並印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政權以「反攻大陸」作為統治正當性的主要論述,透過黨國體制、軍事戒嚴與思想審查壓制人民的政治自由。


三人卻勇敢指出:「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實現,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無法否認的政治現實。


宣言不只批判國民黨政權脫離現實的政治神話,更提出台灣未來的具體道路:不分省籍團結人民、推翻獨裁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保障基本人權的民主政府,並以新國家的身分加入聯合國。


這些主張,在今日看來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但在1964年的台灣,卻足以被當局視為叛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強調跨越省籍隔閡,建立共同的政治命運。它並非以血統或出生地界定誰是台灣人,而是試圖凝聚共同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與政治自主。


▋尚未發出的宣言,成為政治迫害的罪證


彭明敏等人原本計畫印製一萬份宣言,寄發給台灣各界人士,希望喚醒社會對台灣前途的思考。不料印製過程遭人密告。1964年9月20日,三人遭到逮捕,宣言尚未正式散發,便被國民黨特務查扣。


三人隨後受到軍事審判。謝聰敏遭判刑十年,彭明敏與魏廷朝各判八年。

這起案件揭露威權政治的荒謬:人民尚未採取任何暴力行動,只因提出不同的國家願景,便可能失去自由。


在正常的民主社會,制定憲法、保障人權、討論國家前途,本來就應該是公共辯論的一部分。然而,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這些討論卻被視為對統治者的威脅。獨裁者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人民擁有武器,而是人民開始獨立思考。


▋從台灣的地下文件,走向國際社會


儘管宣言遭到查禁,思想卻無法被監禁。宣言文本輾轉傳到日本,透過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的努力,刊登於《台灣青年》雜誌,並進一步傳至北美。


1966年,分散美國各地的台灣留學生與同鄉團體逐漸整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這群海外台灣人決定將《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介紹給國際社會,讓世界知道台灣人民並不等同於蔣介石政權。


陳以德將宣言翻譯成英文,羅福全、周烒明等人積極推動廣告刊登與募款工作。


當時《紐約時報》半版廣告費高達數千美元,對多數依靠獎學金與打工維持生活的留學生而言,無疑是一筆龐大開銷。


然而,海外台灣人並未退縮。從美國、日本到加拿大、歐洲,眾人共同捐款,甚至有人拿出微薄的打工收入,只為讓台灣人民的聲音登上國際舞台。


終於,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半版廣告,以「Formosa for Formosans」為標題,向世界宣告台灣人民應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


這不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政治宣言,而是海外台灣人集資刊登的付費廣告;但它的歷史意義並未因此減損。因為在台灣缺乏言論自由的年代,海外台灣人運用國際媒體,突破了威權政權的資訊封鎖。


▋台灣人的台灣,是人民自決的宣言


「Formosa for Formosans」不只是一句政治口號,更是一項民主原則:台灣的未來,應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共同決定,而不是由任何獨裁者、外來政權或強權交易決定。


這份宣言同時反對中國共產黨併吞台灣,也反對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它所追求的,不只是國家名稱或政治版圖的改變,而是建立一個真正保障民主、自由與基本人權的國家。


因此,《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歷史價值,在於將台灣獨立自主與民主改革、人權保障連結起來。


1970年代以後,台灣逐漸出現更廣泛的民主與人權運動。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些不同時期的公共倡議,共同見證台灣人民追求自由與自主的歷史軌跡。


從1964年的秘密印製,到1966年登上《紐約時報》,再到後來台灣民主化的歷程,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歷史啟示:威權可以查禁文件、監禁思想者,卻無法永遠阻止人民追求自由。


六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社會,但中國共產黨仍持續以軍事威脅、政治滲透與認知作戰,企圖剝奪台灣人民決定未來的權利。


回顧1966年11月20日這段歷史,我們不只是紀念一則報紙廣告,更是記念一群在黑暗年代堅持自由理想、願意付出代價的先行者。


歷史提醒我們,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自由也不會自動延續。每一個世代都必須承擔守護民主、維護人權、抵抗威權的責任。


台灣人的台灣,不只是六十年前的呼聲,更是今日台灣人民應當共同守護的民主承諾。

2026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人民反抗國民黨選舉作票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人民反抗國民黨選舉作票

黃春生牧師


1977年11月19日,台灣爆發震撼威權統治的「中壢事件」。這不僅是一場抗議選舉舞弊的群眾行動,更是台灣人民在戒嚴體制下,以實際行動反抗國民黨操縱選舉、爭取民主自由的重要歷史轉折。


1977年,台灣舉行五合一地方公職選舉,包括縣市長、縣市議員、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及鄉鎮市長。當時國民黨長期掌握黨政軍警與選務系統,選舉雖然定期舉行,卻難以擺脫威權政治的控制。


桃園縣長選舉尤其受到關注。國民黨提名曾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官員的歐憲瑜參選,原本具有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也有意角逐,卻因黨紀考核不佳而未獲提名。許信良決定脫黨參選,隨後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當年的桃園縣長選舉,逐漸演變成國民黨威權體制與地方民主力量之間的對決。


▋選舉作票,引爆人民怒火


11月19日投票當天,中壢國小第213號投開票所發生作票爭議。


現場民眾邱奕彬、林火煉發現選務人員涉嫌以沾有印泥的手指污染選票,使投給許信良的選票變成廢票。檢舉者與選務人員發生爭執,警方處理方式又引起民眾不滿。


消息迅速傳開,越來越多憤怒的民眾聚集,進而包圍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要求政府交代選舉舞弊真相。這場抗議並非事先組織的大型政治運動,而是人民對長期選舉不公的憤怒,終於在當天爆發。


入夜後,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散群眾,現場衝突逐漸升高。警車遭到推翻、焚燒,中壢分局及附近建築也發生火災。軍警進入中壢,聯外道路遭到封鎖,整座城市陷入緊張。然而,這場事件最令人痛心的,不只是警民衝突,而是人民生命遭到侵害。


▋19歲江文國之死:威權統治下被遺忘的生命


當晚,19歲青年江文國在中壢事件現場遭受嚴重頭部創傷,送醫後昏迷,於11月25日不幸死亡。江文國出生於苗栗苑裡,國中畢業後到桃園楊梅的塑膠工廠工作。他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運動領袖,只是一名離鄉工作的年輕勞工。他的死亡,卻長期未獲政府完整調查。


2025年8月29日,監察委員范巽綠、林郁容公布歷經一年多完成的中壢事件調查結果。監察院調閱72卷、共8,050頁檔案,發現當年確實存在選舉作票,警備總部等官方檔案也有多處記載與事實不符。


更令人震驚的是,江文國的死因為頭部貫穿傷,具有高度可能性是槍擊造成。當年警方否認開槍殺人,江文國的遺體迅速火化,真相始終未獲完整追究。


監察院認為,政府迄今未還江文國公道,顯有不當,並要求行政院推動完整調查、歷史記憶保存與受害者權利回復。江文國的生命提醒我們:威權暴力傷害的,往往不只是知名政治異議人士,也包括無數原本過著平凡生活的人民。


▋誰放火燒了中壢分局?


中壢事件另一個至今仍待釐清的問題,就是當年縱火事件的真正責任。2014年,《新新聞》刊登〈「縱火犯」的告白:「中壢事件的火,是我帶兵去放的」〉,訪問一名自稱曾任警備總部便衣憲兵的人士。


該人士聲稱,當年奉命混入群眾、鼓動衝突,並帶領士兵縱火焚燒中壢分局及消防設施;他也指稱軍方曾利用虛設戶籍與代投票方式操縱選舉。


這些證詞涉及統治機器是否蓄意製造暴力、嫁禍抗議群眾,性質極為嚴重。然而,相關說法仍須透過檔案、證人與司法調查進一步確認。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年的情治機關究竟扮演什麼角色?誰下令動員軍警?誰應對人民傷亡負責?


▋中壢事件,開啟台灣街頭民主運動


1975年,郭雨新參選立法委員,因選舉作票爭議引發宜蘭人民抗議。兩年後,中壢事件再度證明,人民已不願繼續忍受威權政權操縱選舉。


中壢事件之後,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黨外人士也在1977年地方選舉取得重要突破。


1979年,橋頭示威、美麗島事件相繼發生,台灣民主運動逐漸從選舉競爭走向街頭集結,從個別候選人的抗爭發展成追求整體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


中壢事件因此成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稍早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呼籲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兩件事雖然來自不同社會力量,卻共同反映1970年代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與政治自主的歷史覺醒。


▋記憶歷史,是為了守護民主


49年過去了,台灣已經歷解嚴、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但中壢事件的歷史真相仍未完全釐清。


民主不只是定期投票,更必須確保選舉公平、權力受到監督、人民生命獲得保障。任何掌權者都不能以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政治穩定為藉口,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


轉型正義也不應停留在口號。江文國的死亡必須獲得完整調查,受害者家屬應得到應有的公道,相關歷史現場與檔案更應妥善保存。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人民以勇氣向威權政治說不。


今日我們記念中壢事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追求真相、公義與和解,讓下一代不必再為一張選票付出生命的代價。


選票不只是紙張,更是人民尊嚴的象徵;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無數台灣人民以勇氣、苦難與犧牲爭取而來的成果。記憶中壢事件,就是記憶台灣人民如何從恐懼中站起來,走向自由。

2026年11月18日 星期三

1975年11月18日,長老教會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發表〈我們的呼籲〉

 ⭕️1975年11月18日,長老教會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發表〈我們的呼籲〉

黃春生牧師


1975年11月18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常置委員會正式議決通過〈我們的呼籲〉,要求國民黨政府保障宗教自由、落實民主憲政、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並呼籲教會勇敢承擔社會公義的責任。


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戒嚴時期發表的「三大宣言」之第二篇,也是台灣教會對抗威權統治、守護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要歷史文獻。


▋從宣教百週年到國民黨的政治監控


1965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迎接宣教百週年。儘管長老教會一再表明反對共產極權的立場,國民黨政府仍以警察、情治系統監控教會活動。


長老教會與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關係,更成為國民黨政府干預宗教事務的焦點。由於普世教協接納共產國家的教會參與,國民黨當局便以反共為由持續施壓,最終迫使長老教會於1970年宣布退出WCC。


這不只是教會外交的問題,更涉及宗教團體能否自主決定其信仰、組織及國際交流的權利。


▋1971年〈國是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中華民國代表退出聯合國。同年,美國開始推動與北京改善關係,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孤立。


面對中共併吞台灣的威脅,以及國民黨長期戒嚴統治,長老教會於1971年12月29日發表第一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聲明強調,無論台灣人民的族群與歷史背景如何,都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不願受到共產極權統治。人權既然是上帝所賜,人民便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聲明也要求國民黨政府推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結束1947、1948年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的荒謬制度。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無異於公開挑戰國民黨「萬年國會」的統治正當性。


▋1975年查禁母語聖經:威權伸手干預宗教自由


1975年1月,國民黨政府以推行「國語政策」為由,查扣台語羅馬字聖經及原住民族語相關宗教出版品。警備總部甚至查扣聖經公會印行的約2,200本台語羅馬字聖經。


對長老教會而言,母語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承載信仰、文化與人民的尊嚴。


人民使用自己的語言閱讀聖經、敬拜上主,是宗教自由的重要內涵。國家如果連人民用什麼語言敬拜上主都要管制,這樣的政權,究竟是在維護國家安全,還是在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則繼續掌握行政權力。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並未因此改變。同年11月18日,長老教會正式通過〈我們的呼籲〉,再次向政府與社會發出先知性的呼聲。


▋〈我們的呼籲〉:教會不能只會歌功頌德


〈我們的呼籲〉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宣告教會不能因恐懼權力而放棄說真話。宣言指出,真正關心國家前途的教會,不能只會歌頌掌權者,而應以誠實與愛心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


這份宣言向政府提出五項要求:

1.保障宗教自由:尊重人民使用母語敬拜上主的權利,歸還遭查扣的聖經,允許各種語言的聖經自由出版。

2.突破外交孤立:允許教會自由參與WCC等國際教會組織,維護宗教團體的國際交流權利。

3.建立政教互信:政府應尊重教會自主,並與教會坦誠討論國家前途及社會改革。

4.促進人民團結:超越省籍、黨籍與族群差異,建立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

5.保障人民安全與福利:正視貧富懸殊、貧窮、貪污、公害及社會不公義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呼籲〉不只要求政府改革,也嚴肅反省教會自身。宣言呼籲教會堅守誠實與公義、維護自主、促進普世合一,並積極關懷貧窮、人權及世界和平。換言之,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卻對社會中的壓迫、貧窮與不公義視而不見。


▋從〈我們的呼籲〉走向1977年〈人權宣言〉


1977年8月16日,面對美中關係持續正常化,以及台灣國際地位的不確定性,長老教會進一步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宣言強調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住民自己決定,並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項主張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政治禁忌,也使教會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1978年,內政部甚至正式發函指責長老教會的政治性聲明,企圖限制教會的公共參與。然而,長老教會沒有放棄以信仰良心關懷台灣的使命。


▋歷史的啟示:教會應成為時代的良心


回顧1971年〈國是聲明〉、1975年〈我們的呼籲〉及1977年〈人權宣言〉,可以清楚看見長老教會的信仰立場逐漸深化:從民主改革、宗教自由,走向人權保障與台灣人民自決。


這三份歷史文獻提醒我們:基督信仰不只是個人的宗教生活,更包含對人的尊嚴、自由與公義的堅持。


先知彌迦早已宣告,上主所要求的,就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上主同行(彌迦書6:8)。


當威權統治者侵犯人民的自由,教會不能選擇沉默;當威權企圖壟斷真理,教會更不能淪為權力的附庸。


1975年的〈我們的呼籲〉,至今仍然提醒我們:真正愛台灣,不是向掌權者歌功頌德,而是勇敢守護人民的自由、尊嚴與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教會存在的使命,不是替政權背書,而是見證上帝國的公義、憐憫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