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5月8日，牡丹社事件對臺灣主權的深層啟示

1874年5月8日，牡丹社事件對臺灣主權的深層啟示

——從「無主地」的迷思到人民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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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74年5月8日，一場牽動東亞國際秩序的事件——牡丹社事件。這場軍事衝突，是關於「誰擁有土地」、「誰有資格成為主體」的國際法與帝國權力辯證。今日回望此事件，我們不只是紀念歷史，更是在追問：當年的「番地為無主地」論述，究竟如何影響臺灣的主權思考？

▋事件背景：帝國、漂流者與原住民族的交會

牡丹社事件的導火線，源於1871年琉球船民在臺灣南部遇難，其中部分人被排灣族部落殺害。日本政府遂以「保護琉球人民」為名，於1874年出兵臺灣南部琅𤩝地區（恆春半島），儘管此地早有少部分漢人開墾，但被大清帝國視為番界。[有關當時使用「番」為專有名詞，並無對原住民歧視之意]

然而，這場軍事行動並非單純的報復，而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國際法操作。日本藉機主張：臺灣南部「番地」並不屬於清國有效統治，因此可依國際法「先占」原則納入其勢力範圍。

▋「無主地」論述：國際法的工具，還是帝國的掠奪？

當時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在此扮演關鍵角色。他一方面將排灣族各社描述為「瑯嶠十八社(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彷彿一個具主權性質的政治體；另一方面，當轉任日本顧問時，卻提出「番地為無主地」的論述，為日本出兵提供法理基礎。

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實際反映19世紀國際法的深層問題：「文明」被用來作為判準，決定誰有資格擁有土地。

在當時歐洲主導的國際法體系中，「有效統治」（effective occupation）與「文明標準」緊密相連。原住民族即使長期生活於該地，卻因未被承認為「文明國家」，其主權被否定。這種思維，正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法理。換言之，「無主地」（terra nullius）並非事實判斷，而是一種話語權(當時原住民無文字)。

▋清帝國的曖昧主權：無法治理，卻不放棄聲稱

更值得反思的是清帝國的角色。在牡丹社事件前，清廷將番界外地區視為「化外之地」，既無法治理，也不承認其為完整行政區域。這種「消極主權」策略，使其在國際法上難以主張有效統治。

然而，事件之後，清廷迅速設立恆春縣，將原住民族與漢人聚落納入行政體系，並以「宣化」、「德和」等名稱進行文化整編。這種轉變，顯示國家並非沒有能力，而是直到外力壓迫才開始「看見」這片土地。

這也揭露一個歷史現實：國家主權的主張，往往不是基於人民，而是基於權力競逐。

▋日本立場的轉變：從「無主地」到「整體領土」

更具策略性的是日本的立場轉變。在1874年時，日本主張番地為無主地；但在馬關條約（1895）之後，卻迅速改口，將「臺灣」解釋為包含平地與番地的整體領土。

這種轉變說明，「無主地」論述從來不是原則，而是工具。當有利於擴張時使用，當取得主權後則立即放棄。這提醒我們：國際法若脫離正義與人民主體，很容易淪為強權的話術。

▋原住民族的沉默：歷史書寫的缺席與不正義

牡丹社事件留下的大量史料，幾乎全由外來者書寫——日本官員、清廷官僚、西方外交官。排灣族自身的觀點，幾乎完全缺席。

這種史料不對稱，不只是學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因為當歷史只由勝利者書寫，加上當時原住民無文字，這就使得原本的土地擁有者，反而成為「無主」的存在。

然而，從當代人權與國際法的發展來看，這種情況已受到根本挑戰。例如《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強調：原住民族對其傳統土地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與19世紀「無主地」論述形成鮮明對比。

▋對今日臺灣主權的啟示：從帝國法理到人民自決

回顧牡丹社事件，我們可以得到三個重要啟示：

1. 主權不應建立在否認他者之上

「無主地」的概念，本質上是否認原住民族的存在。今日談論臺灣主權，若忽略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權利，將重蹈覆轍。

2. 國際法並非中立，而是歷史產物

19世紀的國際法服務於帝國擴張；21世紀的國際法，則逐漸轉向人權與住民自決。臺灣的未來，應建立在後者之上。

3. 真正的主權來自人民，而非歷史遺緒

無論是清帝國、日本帝國，或戰後政權，皆曾以不同方式主張臺灣。但今日的核心議題是：臺灣的主權，應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決定。

▋讓歷史成為釋放，而非枷鎖

19世紀的帝國可以輕易地宣稱「這裡沒有人」，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觀裡，只有被承認為「文明國家」的群體，才算真正的「人」。在牡丹社事件中，「番地為無主地」的論述，正是這種思想的典型表現——不是土地真的沒有主人，而是原本的主人被排除在「人」的範疇之外。這種邏輯，使帝國得以在法律與道德上同時為侵略辯護。

然而，進入21世紀，國際規範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逐步確立「人民自決」與「原住民族權利」為基本原則。土地不再是等待佔領的空白，而是承載歷史、文化與生命記憶的共同體空間。換言之，主權的正當性，不再來自強權的宣稱，而來自人民的參與與同意。

在這樣的脈絡下，當代任何以歷史敘事、血緣想像或文化優越為基礎，主張對他者土地擁有主權的論述，本質上都仍停留在19世紀帝國邏輯。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長期以來建立在單一歷史敘事與國族統一的框架之上，卻忽略了當代最核心的問題：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否曾自由地表達其政治意志？

若沒有這個前提，再多的歷史論證，都難以構成現代意義上的正當性。因為在21世紀，「沒有被允許說話」本身，就已經是對主權主張的否定。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指出：任何無視人民意志的主權宣稱，都是對現代文明的背離；任何以強權壓制多元聲音的統一論述，都帶有前現代帝國的殘影。19世紀的帝國，用「沒有人」來掩蓋侵略；21世紀的責任，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說：「我們在這裡，並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及主權。」

5月7日，林恩魁紀念日

5月7日，林恩魁紀念日

在黑暗中點燈的人——仁醫林恩魁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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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5月7日，是一個值得台灣社會與教會共同記憶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紀念一位在威權陰影中仍然選擇行公義、好憐憫的基督徒——林恩魁長老。他的一生，彷彿是一部結合苦難、信仰與公共責任的見證史，也是一則提醒：在最壓迫的時代，人依然可以活出上帝國的光。

林恩魁（1922–2015），出生於高雄茄萣，自年少時即展現強烈的公共意識與求知熱忱。他在台南二中求學期間，台灣意識逐漸萌芽；1936年在教會受洗，信仰成為他生命的根基。後來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再轉入台灣大學醫學院，走上一條醫者之路。然而，他的人生並未停留在專業成就，而是被時代強行推入政治迫害的歷史裂縫中。

戰後台灣在威權統治之下，知識分子成為高度監控的對象。林恩魁在大學期間參與讀書會，關心社會現實，卻因此遭羅織罪名。1950年，他在高雄旗山醫院行醫時被逮捕，1951年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七年，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之一。

然而，威權的邪惡，並未奪去他的醫者之心。在綠島監禁期間，面對資源匱乏與醫療崩潰的處境，林恩魁與一群同為政治犯的醫師組成克難醫療團隊。他們在昏暗燈光下進行手術，在設備簡陋、藥品失效的條件中搶救生命。林恩魁曾回憶，第一次為盲腸炎患者開刀時，內心極其沉重，只能在心中向上主祈禱，求賜智慧與勇氣。最終，患者奇蹟似地存活下來。

這一幕，幾乎可以視為現代版的「好撒馬利亞人」故事（路加福音10章）。在制度性不義之中，他沒有選擇冷漠，而是以行動回應他人的苦難。這正呼應了聖經中先知傳統對信仰的理解：真正的敬虔，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是否實踐公義與憐憫（彌迦書6:8）。

出獄後，林恩魁並未因創傷而退縮。他創立外科醫院，繼續服務人民；同時，也在教會中忠心服事，擔任長老、教導信徒。他深知語言是信仰的橋樑，在國語政策壓制本土語言的年代，他毅然投入《聖經台語漢字本》的翻譯工作。

這項工程歷時十年，於1966年完成出版。這不僅是一項語言工程，更是一種神學宣告：上主的話語，不應被任何政權壟斷，而應以人民的語言被理解、被傳講。正如神學家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所強調的，聖經詮釋必須回到被壓迫者的處境，使信仰成為解放的力量，而非壓迫的工具。

林恩魁的翻譯工作，也可從語言神學的角度理解。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身份與尊嚴的承載體。在台語被邊緣化的時代，他的努力等同於為台灣人民奪回詮釋信仰的主體性。這與後殖民神學家Richard A. Horsley所批判的帝國語言霸權形成鮮明對照。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這段歷史的倫理控訴。白色恐怖時期，大量無辜人民被監禁、迫害，知識與良知被視為威脅。林恩魁的遭遇提醒我們：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法律便可能成為壓迫的工具。這正呼應政治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對權力的警告——人類的罪性，使得任何制度都必須接受監督。

然而，林恩魁的生命並未停留在控訴。他用一生證明，苦難可以轉化為祝福。他在獄中醫治人，在出獄後醫治社會，在教會中醫治靈魂。他不是歷史的受害者，而是上帝國的見證者。

2015年5月7日，他安息主懷，旅世92年。這一天，不只是告別一位醫者，更是提醒我們：即使在暗世君王興起的時代，仍然選擇點燈。

今日的台灣，已走過威權統治，但歷史的記憶不能遺忘。當我們紀念林恩魁長老，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在問：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是否也願意為公義發聲？是否願意為弱勢伸手？是否願意讓信仰成為行動，而非口號？願我們記得這位仁醫的見證，也願我們在各自的位置上，成為那一點微光。

因為，有些光，不需要很亮——只要不熄滅，就足以改變世界。

三百年後，再次投票：蘇格蘭議會重生與國民主權的尊嚴

三百年後，再次投票：蘇格蘭議會重生與國民主權的尊嚴

——紀念1999年5月6日蘇格蘭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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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9年5月6日，是蘇格蘭歷史上一個深具紀念的日子。歷經將近三百年的等待，蘇格蘭人民終於再次以選票，選出屬於自己的議會。這不只是一次地方選舉，更是一場關於民族尊嚴、歷史記憶與國民主權的恢復。

在那一天，許多蘇格蘭人流下眼淚。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中央政府賞賜的恩典」，而是人民經過長久民主運動所重新取回的自治權利。

蘇格蘭原本就是一個獨立國家。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簽署之前，蘇格蘭與英格蘭各自擁有自己的議會、法律、教育制度與宗教傳統。即使後來合組「大不列顛王國」，蘇格蘭人民仍保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直到今天，許多人仍驕傲地說：「我首先是蘇格蘭人，其次才是英國人。」

這種民族認同，並非建立在排他仇恨之上，而是建立在歷史、文化、語言與民主自治的共同記憶。在蘇格蘭歷史中，長老教會具有關鍵地位。16世紀時，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深受宗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影響，回到蘇格蘭推動改革。他不只是神學家，更是公共信仰的實踐者。1560年，蘇格蘭宗教改革正式展開，國家以長老教會體制建立起一種重視集體治理、代議制度與公共責任的信仰文化。

長老教會的「議會制度」（Presbyterian polity），其實深深影響了後來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教會不是由一位主教獨裁，而是透過牧師、長老共同議決；地方教會、中會、總會彼此監督制衡。這種制度培養了人民對「共同治理」與「權力來自群體」的理解。

某種程度而言，蘇格蘭人民早在教會治理中，就已經學習民主。因此，當1707年蘇格蘭議會被解散後，人民雖失去國家議會，卻仍透過教會議會保留自治精神。民族靈魂沒有消失，只是在等待歷史時機。

20世紀末，隨著民主意識提升，蘇格蘭人民再次要求自治。1997年9月11日，蘇格蘭舉行公民投票，74%支持恢復蘇格蘭議會，64%支持賦予其稅收調整權。這場公投的意義非常重要：不是武力革命，而是透過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政治制度。

兩年後的1999年5月6日，三百年來首次蘇格蘭議會選舉終於舉行。這一天，許多投票所外大排長龍。老年人特地穿上傳統格紋裙（kilt）前往投票。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不只是政治，而是歷史尊嚴的恢復。這也讓世界再次看見：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會尊重人民的自治意志，而不是用強制同化壓制民族認同。

今日的臺灣，也正面對國民主權與民主深化的重要課題。臺灣人民經歷長期威權統治後，才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直到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臺灣人民才真正開始能以完整民意決定國家方向。民主，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無數前輩付出代價爭取而來。因此，臺灣更應珍惜「國民主權」這項得來不易的權利。

所謂民主，不只是可以投票而已，更重要的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有權選擇自己的制度、有權決定自己的國家方向。這種權利，不該被威權、恐嚇、外來霸權或虛假的歷史敘事所剝奪。

蘇格蘭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個民族即使失去議會三百年，只要人民沒有放棄自己的歷史與尊嚴，終究仍會重新站起來。而臺灣，也必須持續深化民主文化，守護自由制度，尊重人民共同體的選擇。真正的民主，不是替人民決定；真正的民主，是讓人民自己決定。

《聖經》申命記30:19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與死、祝福與咒詛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民主的核心，也是一種「揀選」的權利。當人民能自由選擇未來，國家才真正屬於人民。願臺灣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民主。也願所有追求自由與自治的民族，都能在和平、公義與尊嚴中，走向屬於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