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日：談違法的戒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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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政府宣布解除《臺灣地區戒嚴令》。自1949年5月20日起算，台灣歷經了長達38年56天的戒嚴統治，成為近代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戒嚴體制之一。

許多人將1987年的解嚴視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隨著歷史檔案逐漸開放與轉型正義研究持續推進，一個更深層、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逐漸浮現：如果戒嚴令本身的法律程序存在重大瑕疵，那麼建立在其上的整個白色恐怖體制、軍事審判、限制選舉，其合法性究竟建立在哪裡？

▋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戒嚴令》違法，未經授權

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台灣進入戒嚴狀態，並於翌日正式實施《臺灣省戒嚴令》。

然而，依據當時《戒嚴法》第三條規定，若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因緊急狀況先行宣布臨時戒嚴，必須立即逐級呈報中央政府，並由總統依法提交立法院追認，方能完成法定程序。

問題在於：直到今天，仍未發現任何公開史料證明當年的《臺灣省戒嚴令》曾經完成立法院追認程序。

2010年，監察委員黃煌雄、葉耀鵬、劉興善等人公布歷時一年多調查完成的報告，明確指出當年的追認程序「無從考究」，因此其是否具備完整的形式法效，存在重大疑義。

換言之，台灣人民被戒嚴令限制自由長達數十年，從一開始便缺乏完整法律授權的違法命令。

▋1949年11月的全國戒嚴公告，仍屬違法

1949年11月22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全中國戒嚴，更進一步將台灣納入範圍。然而，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第39條明定：總統依法宣告戒嚴，但須經立法院追認。

問題再次出現。當時代總統李宗仁已離開中國並滯留美國，並未親自依法簽署並公告戒嚴命令。

監察院調查報告因此指出，若當時並未經國家元首依法宣告，則此一戒嚴命令可能欠缺必要的憲法程序，其法律效力自然產生根本性的疑問。

這並非單純的法律技術問題，而是憲政民主最核心的原則：國家是否可以繞過憲法，以行政命令與軍事命令長期限制人民自由？

▋若戒嚴令違法，軍事審判的正當性是否動搖？

監察院報告最震撼之處，在於提出了一項幾乎撼動整個白色恐怖法理基礎的問題：如果戒嚴令本身因程序瑕疵而不具形式法效，那麼依附於戒嚴體制運作的軍事審判權，其法律基礎是否同樣存在問題？

這將牽涉到：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判決效力；財產沒收是否合法；政治受難者名譽回復；國家賠償與司法救濟；轉型正義中的平反與補償問題。

因此，監察院特別指出，戒嚴時期依軍法判決而遭沒收之財產，「恐須重新審酌」。這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法治國家如何面對自身過去的重要考驗。

▋法律成為獨裁者的工具

白色恐怖時期，獨裁統治者以「反共」、「動員戡亂」、「國家安全」等名義，長期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言論自由受到壓制；出版審查無所不在；政黨組織被禁止；集會結社遭到限制；軍事法庭取代普通法院；秘密審判、刑求逼供、自白取證成為常態。

數十萬人遭監控，十四萬人遭政治偵辦，數千人被判刑，許多人失去自由、財產甚至生命。

於是許多學者開始以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提出的概念，描述白色恐怖體制：這是一種以法律形式運作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即當權者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透過戒嚴或緊急法令懸置憲法，使人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淪為僅剩生存權的「赤裸生命」。

雖然，法律仍然存在，法院仍然存在，判決書仍然存在，公文仍然存在。然而法律不再保障自由，而成為壓迫人民、剝奪自由的工具。

這或許正是威權體制最危險之處：不是沒有法律，而是讓法律開始服務權力。

▋解嚴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民主的起點

1987年7月15日的解嚴，並不是民主突然從天而降。它是無數政治受難者、黨外運動人士、教會工作者、人權律師、雜誌工作者與普通人民長期承受壓迫後所換來的成果。

從《自由中國》雷震、《美麗島》事件、鄭南榕的自焚、林義雄家屬命案、陳文成博士血案，到無數名字未被記錄的受難者，台灣民主的每一步，都建立在民主前輩前撲後繼犧牲青春或生命所踏出的民主道路。

因此，紀念解嚴，不只是紀念一紙命令的廢止。

更是在提醒台灣人民：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由從來不是免費得到的；法治也從來不保證自己一定站在正義的一邊。

當法律失去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守護，法律便可能成為獨裁黨國暴力的邪惡工具。

▋歷史留給今日台灣的提問

1987年的解嚴，距今已將近四十年。然而歷史留給我們的問題仍然沒有消失：當治理當局以安全為名要求人民放棄自由時，我們願意退讓到哪裡？當法律被賦予無限擴張的權力時，誰來監督法律本身？當司法成為政治工具時，我們是否還有勇氣捍衛程序正義？

而最重要的是：當黨國暴力以法律之名運作時，法律究竟是在保障自由，還是在替壓迫提供正當性？或許，這正是1987年7月15日留給今日台灣最重要的民主功課。

因為真正的民主，不只是解除戒嚴。而是讓任何人、任何政權、任何政府，都再也無法輕易讓人民重新回到戒嚴之中。

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

 ⭕️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

當人民不再恐懼：自由、平等、博愛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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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7月14日，是法國國慶日（Fête nationale），法國人習慣稱之為「七月十四日」（le 14 juillet），全世界則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巴士底日（Bastille Day）。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入巴士底監獄（Bastille），這座原本作為中世紀堡壘、後來成為王權監獄的建築，長久以來被視為專制王權與封建壓迫的象徵。當人民推倒巴士底監獄的大門時，他們所摧毀的，不只是一座監獄，而是一整套建立在恐懼、特權與不平等之上的舊制度。

這一天，也成為法國大革命全面爆發的起點。

▋一張國王的紙條，就能奪走一個人的自由

法國舊制度最令人畏懼的象徵之一，便是所謂的「密封敕令」（lettres de cachet）。

這是法國國王擁有的一項特權：只要國王簽署一紙命令，任何人都可能在沒有審判、沒有辯護、沒有司法程序的情況下，直接被投入監獄。

換言之，一個人或許從未犯罪，卻可能因為觸怒權貴、批評政府、得罪國王，甚至只是被政治對手誣陷，就從此失去自由。

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便曾兩度因為國王的敕令而被關入巴士底監獄。

當司法不再保護人民，而成為統治者的工具時，監獄便不再是維護秩序的場所，而是壓制思想與恐懼統治的象徵。

因此，1789年的巴黎人民所攻擊的，從來不只是監獄，而是「沒有法治保障的權力」。

▋財政危機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線

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正陷入嚴重財政危機。貴族與教士享有免稅特權，而絕大多數稅負卻落在第三等級，也就是一般人民、農民、市民與新興資產階級身上。

時任財政部長雅克．內克爾（Jacques Necker）主張改革稅制，要求各階級公平納稅，並支持召開三級會議，讓第三等級代表人數與特權階級相等。

在人民眼中，他是改革的希望，因此被譽為「法國的拯救者」。

然而，這些改革卻嚴重威脅貴族既得利益。

1789年7月11日，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宣布將內克爾革職，引發巴黎人民極大憤怒。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要求恢復其職務，國王則開始調動軍隊進入巴黎周邊，準備以武力維持秩序。

然而歷史的轉折點也在此刻出現。負責維持秩序的「法國衛隊」（Gardes Françaises）拒絕向人民開火，甚至選擇站在人民一邊，與皇家軍隊形成對峙。

當國家的武力機器拒絕成為鎮壓人民的工具時，革命便開始出現成功的可能。

▋人民衝向巴士底監獄

1789年7月12日至13日，巴黎市民開始蒐集武器，準備因應可能到來的軍事鎮壓。

7月14日上午，上千名群眾前往榮軍院（Les Invalides），取得超過三萬支步槍，但卻缺乏火藥與彈藥。

有人告訴他們，巴士底監獄內存放著大量火藥。於是，群眾湧向巴士底監獄，要求交出火藥庫。

經過數小時激烈交火，監獄最終被攻陷，監獄總督德洛內（Bernard-René de Launay）被俘，巴士底監獄的高牆也在之後被逐步拆除。整場行動造成約兩百多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巴士底監獄內實際上僅關押七名囚犯。然而，歷史從來不是由數字決定意義。巴士底監獄真正的重要性，不在於裡面關了多少人，而在於它象徵了人民第一次向專制權力宣告：國家權力必須受到法律限制，而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從王權神授到主權在民

巴士底事件迅速點燃全法國革命浪潮。

各地城市紛紛建立市民武裝，奪取地方行政權力，封建制度開始崩解。最終，路易十六承認由第三等級代表所組成的國民議會，並接受憲法限制王權。

1790年7月14日，法國舉行「聯盟節」（Fête de la Fédération），國王公開宣誓遵守憲法，象徵立憲君主制度的建立。

然而，歷史並未就此停下。路易十六雖然一度接受改革，但始終無法真正放棄恢復絕對王權的想法。1791年6月，他與王后試圖逃離巴黎，史稱「瓦雷訥出逃事件」（Flight to Varennes），最終失敗被捕。

人民對國王的信任也隨之崩潰。

1792年9月21日，法國正式廢除君主制度，成立共和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象徵舊時代的終結。

▋自由、平等、博愛

法國大革命留下了三個影響世界至今的價值：

自由（Liberté）：反對任意拘禁、思想審查與專制統治。

平等（Égalité）：反對血統、階級與特權，主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博愛（Fraternité）：強調公民彼此之間的責任、團結與共同體精神。

這三個理念後來深刻影響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憲政、人權保障與現代公民社會，也成為《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核心精神。

▋歷史的提醒

巴士底監獄早已消失，但巴士底從未真正離開世界。

當國家權力凌駕司法程序；當異議者因思想而遭囚禁；當法律淪為統治工具；當人民因恐懼而沉默；新的巴士底便會再次出現。

1789年的巴黎人民留給後世最重要的遺產，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一個簡單卻深刻的信念：人的自由與尊嚴，不應由君王恩賜，而是每一個人生而擁有的權利。

正因如此，巴士底日不只是法國的國慶，更是全人類追求自由、人權與民主憲政的重要紀念日。

自由從來不是歷史的禮物，而是每一個世代都必須重新守護的責任。

1949年7月13日，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713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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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49年7月13日，澎湖馬公的天空並不平靜。

這一天，後來被歷史稱為「七一三澎湖事件」，成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早、牽連人數最多，也最令人痛心的政治案件之一。它不只是一次軍事衝突，更是一場關於教育、青年、黨國暴力與人性尊嚴的悲劇。

1949年，國共內戰局勢急遽逆轉，大量來自中國各地的軍民隨國民政府撤退。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帶領約八千名流亡師生離開家園，輾轉南下，希望追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讓學生得以繼續接受教育。

這群年輕人原本以為，跨越海峽之後等待他們的是課堂、書本與未來。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槍枝與徵兵。

由於台灣實施入境管制，這批學生被暫時安置於澎湖。當時國共內戰激烈，國軍兵員嚴重不足，軍方遂決定將大批學生直接編入部隊。1949年7月13日上午，時任第39師師長韓鳳儀命令將學生集中於澎湖防衛司令部操場，甚至下令「凡身高超過步槍者，一律編入軍隊」。

這些學生之中，有許多人年僅十七、十八歲，甚至尚未成年。

面對軍方強行徵兵，張敏之校長挺身而出。他堅持軍方先前與校方的協議，要求讓不符合條件的學生返回校園，繼續完成學業。

一位校長，在槍口之前選擇站在學生前面。然而，這樣的堅持，卻成為他被消滅的理由。

混亂之中發生流血衝突，韓鳳儀隨後以「匪諜案」展開大規模逮捕與整肅。根據後來的研究與口述資料顯示，韓鳳儀為了政治鬥爭與權力布局，向時任台灣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報告，將事件羅織為共產黨滲透案件，並藉此打擊時任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的勢力。

在白色恐怖年代，「匪諜」二字往往不是罪名，而是一種可以抹除一切程序正義的政治工具。

事件發生後，張敏之校長與鄒鑑老師，以及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等學生遭到逮捕，並以「匪諜」罪名秘密審判，押赴台北馬場町槍決。

其中張世能、明同樂、王光耀三人被處決時，年僅十九歲。

另有王子彝、尹廣居兩名學生死於獄中，受到牽連者多達一百零九人。數千名學生被迫編入軍隊，改變了一生的命運；更有傳聞指出，部分身份不明、姓名未能留下的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黑夜之中。這不僅是一場政治屠殺，也是教育史上的重大創傷。

教育的本質，是守護人的未來；極權政治的邏輯，卻往往將青年視為國家的資源、戰爭的燃料與意識形態的工具。

張敏之拒絕接受這樣的邏輯。他相信學生首先是學生，而不是士兵。他相信教室不應成為兵營。他相信教育者的責任，是保護年輕人的生命與尊嚴。他篤信基督，因此有人稱他為「十字架上的校長」。

這不只是因為他因學生而死，更因為他選擇了承擔本不屬於自己的苦難。

正如耶穌所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約翰福音15:13）

張敏之並未拿起武器，也未從事政治運動。他所做的，只是堅持學生應該讀書，而不是被送上戰場。然而，在極權體制之下，堅持人的尊嚴，本身便可能成為一種罪。

事件之後，張敏之的妻子王培五獨自撫養六名子女，長年遭受監控與騷擾，生活困頓，特務如影隨形。她在《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中，以驚人的平靜與信仰，記錄了這段苦難歲月。支撐她走過黑暗的，不是仇恨，而是基督信仰。不是報復，而是寬恕。

五十年後，她選擇用愛回憶傷痛，用寬恕超越苦難，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證，也讓世人看見信仰如何使人不被仇恨吞噬。

歷史學家哈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指出，極權主義最大的危險，不只是殺害生命，而是將人變成可以任意處置、失去名字與故事的存在。

七一三事件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程序正義、人權保障、教育自主以及國家權力的節制，都是無數受難者以生命換來的文明成果。

紀念七一三，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防止歷史再次發生。

當一個國家要求青年放棄思想、放棄教育、放棄自由，只剩下服從與效忠時，社會便必須提高警覺。因為任何政權，只要開始把學生視為工具，而不是具有尊嚴的人，悲劇便可能再次開始。

願我們記得張敏之校長。

願我們記得那些十九歲便倒下的年輕生命。

願歷史的名字不被遺忘，也願台灣這片土地，永遠不再需要任何人，為了捍衛讀書的權利而付出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