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 星期一

1986年9月28日:戒嚴下組黨——台灣民主政治跨過最危險的一步


 ⭕️1986年9月28日:戒嚴下組黨——台灣民主政治跨過最危險的一步

黃春生牧師


2026年9月28日,是民主進步黨成立四十週年。


四十年前的1986年9月28日,135位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集會,突破戒嚴體制下的黨禁,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這不只是多了一個政黨,而是台灣戰後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嶺:人民不再接受「只能有一個長期執政政黨」的政治秩序。民進黨官方史料記載,當天135位與會人士簽名發起建黨;直到隔年7月,台灣才正式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


▋從1979到1986:民主是用苦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民進黨不是在民主制度成熟之後才出現,而是在威權體制仍然存在時成立。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遭遇大規模鎮壓。施明德等人被以「叛亂」罪名起訴、審判;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資料顯示,施明德最後被軍法判處無期徒刑。


接下來幾年,台灣社會接連發生令人震撼的政治與人權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另一方面,黨外力量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逐漸從個別選舉與雜誌言論走向組織化。


到了1980年代中期,「黨外」事實上已逐漸具備政黨的功能:有選舉後援組織、有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也有黨外雜誌與編輯作家網絡。真正欠缺的,只剩最後一道門檻——正式組黨。相關口述與檔案研究顯示,當時的黨外人士已清楚意識到,若要讓反對力量制度化,就不能永遠停留在「沒有黨名的政黨」狀態。


問題是:那時仍在戒嚴。


組織新政黨不是今天到內政部填張表格,而是面對跟監、搜索、逮捕、審判甚至長期監禁。美麗島事件距離1986年不過七年,許多政治犯甚至還沒有走出監獄。所以,當年的「組黨」,不是剪綵,而是冒險。主要發起人都深知「組黨即叛亂」的罪名,因此也寫了遺書。


▋十個人在一間公寓裡,準備突破黨禁


1986年7月3日,傅正邀集黨外人士在台北忠孝東路的「御龍園」餐敘,之後轉往周清玉家中,秘密討論組黨。


逐漸形成的「組黨十人秘密小組」包括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黃爾璇與陳菊。他們秘密研擬黨名、黨章、綱領與組黨宣言。從7月起,小組多次在周清玉家中聚會,直到9月準備突破黨禁。


選擇周清玉家不是偶然。當時姚嘉文律師因美麗島事件仍在獄中,家中主要只有周清玉與女兒。組黨人士認為這處獨門獨戶的公寓較容易觀察周遭情況,也較能避開鄰居注意。為了避免情治機關掌握行動,相關會議高度保密。


而這個家,本來就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小小基地。


周清玉曾參與黨外雜誌與政治運動;丈夫姚嘉文坐牢期間,她仍持續投入民主運動。在艱困的歲月中,她也在台北濟南教會的信仰群體中得到支持。


歷史有時不是從總統府開始的。它可能從一間客廳開始。幾個人圍著桌子,自己寫稿、打字、修改文件;窗外不知道有沒有情治人員,電話不知道有沒有遭到監聽,甚至不知道下一次門鈴響起時,站在門外的是朋友,還是來抓人的人。


但他們仍然討論一件在威權體制下最危險的事:人民有沒有權利組織反對黨?


▋費希平與傅正:民主超越省籍


尤其值得記住的是費希平與傅正。兩人都是戰後來台的外省籍知識菁英,卻成為民進黨創黨的重要推動者。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台灣民主化不能簡化為省籍之間的對抗。


費希平曾說,他參加黨外,不是因為自己屬於統派或獨派,而是為了一個理想——「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出任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首任理事長,1986年參與秘密組黨,9月28日又主持組黨發起人會議。


傅正的意義更加特殊。他曾參與雷震時代籌組反對黨的運動,歷經《自由中國》與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二十多年後,他再次站到台灣反對運動的最前線。台北市史資料也確認,傅正是秘密組黨及草擬早期重要文件的核心人物之一。


民主真正成熟的地方,正在這裡:不是問你祖籍哪裡,而是問你願不願意與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承擔民主自由的責任。


▋9月28日:把秘密變成公開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原本在圓山大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議,現場卻把組黨問題正式搬上檯面。


與會人士決定不再等待威權政府批准民主,而是直接成立民主進步黨。132位與會者簽名發起建黨,後來還有3人補簽,成為建黨發起人。


張俊雄後來回憶,當時組黨者甚至預先考慮,如果第一批領導者遭逮捕,其他人就必須立刻補位,因此早期採取集體領導的構想;他形容那是一種已經準備面對牢獄的心情。


換句話說,他們不是確定「政府不敢抓」才組黨。而是即使可能被抓,也決定組黨。這兩者之間,就是民主的重量。


▋一面旗:台灣背著十字架


創黨初期採用的綠色黨旗,由長老教會執事、藝術家歐秀雄——筆名「官不為」——設計。圖案為綠底、白色十字架,中間是台灣圖形;此一設計後來正式成為民進黨黨旗。


那個圖像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與宗教詮釋,但「台灣與十字架」的結合,確實成為那個年代很鮮明的象徵。


它也令人想起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許多基督徒、長老教會牧者與信徒、人權工作者、律師、作家、學生與海外台灣人所付出的代價。


▋四十年後,民主不能只剩下黨慶


今天回顧1986年9月28日,最重要的並不是把任何政黨神聖化。


民主化從來不是一個政黨單獨完成的。它來自政治受難者、黨外人士、人權律師、知識分子、教會、社會運動者、海外台灣人,以及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人民長期累積的力量。


而任何政黨一旦取得權力,也都必須接受人民監督。


紀念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真正值得記住的,不是「一個政黨四十歲了」,而是四十年前有人決定:台灣不能永遠一黨獨裁,台灣需要民主政黨。


1986年的年輕世代沒有等到環境完全安全才行動。


有人辦雜誌,有人當律師,有人投入選舉,有人坐牢,有人在客廳裡秘密草擬黨章,有人準備好自己被捕之後由下一個人接手。


他們共同推動的,是一個非常樸素、今天卻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人民可以組黨,人民可以反對政府,人民可以批評掌權者,人民可以透過選票更換執政者。


國家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政黨。這就是1986年9月28日留給四十年後台灣最珍貴的遺產。民主從來不是強人賞賜給人民的禮物。


民主,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恐懼往後推一步,把自由往前推一步。四十年前,他們突破的是「黨禁」。四十年後,我們真正需要守護的,則是那一天背後更根本的信念——任何政黨都不能凌駕人民,任何權力都必須接受監督,而自由民主必須由每一個世代重新承擔。

2026年9月27日 星期日

9月27日,世界移民與難民日:哪怕只是一個孩子

 

⭕️9月27日,世界移民與難民日:哪怕只是一個孩子

黃春生牧師


每年九月最後一個主日,天主教會紀念「世界移民與難民日」(World Day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這項傳統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2018年教宗方濟各宣布,此後固定於九月最後一個主日舉行。2026年9月27日是第112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今年教宗良十四世(Leo XIV)所訂的主題是:「哪怕只是這些小孩子中的一個」(Even just one of these children)。


這個主題把世界的目光帶到移民與難民當中最脆弱的一群——兒童。


今天我們談論「移民」時,很容易陷入數字:多少難民越過邊境?一個國家能夠接納多少人?移民將增加多少公共支出?邊境應該開放到什麼程度?


這些都是公共政策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福音要求基督徒在統計數字之前,先看見「人」。


教宗良十四世在今年的文告中以耶穌的話提醒教會:「誰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他強調,這不是數字或統計的問題;即使只有一個孩子,每一個生命仍具有不可計算的尊嚴。


▋被迫離開家園的孩子


今日全球被迫遷徙的原因十分複雜:戰爭、政治迫害、暴力、貧窮與環境災害,都可能迫使家庭離開原本生活的土地。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Global Trends 2025》的統計,截至2025年底,全球約有1億1,780萬人因迫害、衝突、暴力、人權侵害等因素而被迫流離失所,其中約4,500萬人是不滿18歲的兒童。換句話說,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中,有極其龐大的兒少人口。


然而,真正值得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四千五百萬」這個數字。


每一個數字後面,都有名字。


有人失去了父母;有人在逃難途中與家人分離;有人目睹戰爭與屠殺;有人遭遇人口販運、性暴力、強迫婚姻;甚至有兒童被武裝團體招募,成為戰爭的工具。教宗今年的文告特別指出,兒少難民的尊嚴正以各種方式受到踐踏。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難民?」而是:「當一個受苦的孩子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如何對待他?」


▋「我是異鄉人,你們接待了我」


基督教信仰對移民與難民的關懷,並不是二十一世紀才出現的政治口號,而深植於聖經傳統。


以色列曾經是寄居者,因此律法不斷提醒人民:「不可欺壓寄居者。」這種倫理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而來自集體記憶——你曾經也是異鄉人,因此不可把別人的脆弱變成自己支配他的機會。


到了新約,這項倫理更加集中於耶穌身上。


馬太福音25章中,耶穌說:「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更令人震撼的是,馬太福音第二章裡的耶穌自己就是一名逃難的孩子。希律以國家暴力追殺嬰孩,約瑟帶著馬利亞與幼年的耶穌逃往埃及。


換句話說,基督教所信仰的救主,曾經是一個逃避政治暴力、跨越疆界尋求安全的孩子。


這使「接待異鄉人」不只是慈善,而成為基督論的問題:我們如何對待脆弱的陌生人,也顯示我們如何理解基督。


▋從「管理移民」轉向「保護人」


因此,今年世界移民與難民日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要求人們多一點同情心,而是要求公共政策改變觀看問題的方法。


教宗良十四世明確提出:公共討論的重點應該從單純的「移民管理」,轉向全面而即時的「人權保障」。對兒少而言,尤其必須遵守「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建立有效的法律保護、促進家庭團聚,並避免因遣返或行政程序造成親子分離與二度創傷。


這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考驗。


一個國家如何對待沒有選票的人,往往比它如何對待有選票的人,更能顯示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難民沒有選票,移工可能沒有完整政治權利,無國籍者甚至可能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承認,而兒童更沒有政治遊說能力。


因此,人權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是人的尊嚴不能由國籍、財富、族群、宗教或政治影響力決定。


▋台灣也不能置身事外


對台灣而言,世界移民與難民日同樣是一面鏡子。


我們已經是一個高度依賴跨國人口移動的社會。許多移工在台灣照顧老人、病人,投入工廠、漁業、營造與家庭照護。他們不是冰冷的「勞動力」,而是離開家鄉、帶著家庭責任與生命夢想來到台灣的人。


因此,一個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核心價值的台灣,也需要不斷檢視自己的移民、移工、難民與庇護制度:我們是否真正保障人的尊嚴?是否讓弱勢者有申訴與司法救濟的管道?是否防止人口販運與勞動剝削?兒少是否得到符合其最佳利益的保護?


民主不能只表現在選舉。


民主更表現在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沒有權力的人。


▋哪怕只是一個


「哪怕只是這些小孩子中的一個」,其實是一句非常具有顛覆性的福音宣告。


世界習慣計算多數,福音卻要求我們看見那「一個」。


國家計算成本,市場計算利益,政治計算選票;耶穌卻把一個孩子帶到眾人中間,提醒我們:人的價值不能用成本效益來衡量。


出埃及記記載,上主看見受奴役者的苦情,聽見他們的哀聲,知道他們的痛苦,於是「下來,要救他們」(出3:7–8)。今年的世界移民與難民日文告也特別援引這段經文,指出今日流離失所兒童的呼喊,同樣向上主升起。


因此,教會不能只為難民祈禱,也必須成為接待異鄉人的群體;不能只談愛,也要關心造成流離失所的戰爭、迫害、貧窮、人口販運與不公義制度。


一個成熟的信仰,不會問:「我們能不能拯救全世界?」而會問:「現在站在我面前的這一個人,我能做什麼?」


世界移民與難民日提醒我們:即使我們不能立即停止所有戰爭,不能一次解決全球難民危機,仍然可以保護一個孩子,接待一個家庭,陪伴一個異鄉人,阻止一次剝削,為一個沒有聲音的人發聲。


因為在上帝國裡,沒有任何人只是統計數字。


哪怕只是一個孩子,也值得整個世界停下來,看見他。

2026年9月26日 星期六

⭕️幫一位中國牆內基督徒貼文

 ⭕️幫一位中國牆內基督徒貼文

(簡體字轉繁體字一半)

最近看到多倫多中國總領館門前的一幕,我很難只把它理解成「一個中國人在海外丟人現眼」。

一名男子走到手持橫幅的阿姨面前,搶奪、撕扯橫幅,爆粗口,甚至說出「我斃了你」之類的話。警方已經介入調查。至於他的具體身份,目前公開資料並不足以證實他就是領館工作人員。

可是,我真正想責備的,恰恰不是他的國籍。

而是他身上那種我太熟悉的東西——權力的嘴臉。

我在中國大陸生活了四十多年。

在國內,一個執法人員如果習慣了對普通人吼叫、威脅、命令,甚至把人的尊嚴踩在腳下,他自己未必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他習慣了別人害怕他。

習慣了自己的制服、證件、權力就是道理。

習慣了對方只能聽著,不能反抗。

所以,到了多倫多,換了街道,換了國家,換了法律環境,他的嘴臉卻可能沒有換。

這不是「丟中國人的臉」那麼簡單。

這是把一套對人的蔑視,帶到了國外。

我想到耶穌所說的希律。

耶穌稱他為「那隻狐狸」。

希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會不會罵人,而是他手裡握著權力,卻可以把人的生命當成政治利益可以交換的東西。

當權力大到一定程度,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幻覺:

我就是法律。

我就是國家。

我說你錯,你就是錯。

我讓你閉嘴,你就必須閉嘴。

我甚至可以決定你能不能活。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我看著多倫多那一幕,想到的不是「一家人怎麼互相丟臉」。

我想到的是:如果一個制度長期讓人習慣用權力壓人,那麼最後留下來的,可能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一群已經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可以如此對待別人的人。

這也是我在日本生活時,常常感受到的一種反差。

有一位曾經到中國留學的學生對我說:

「中國多好啊!」

我沒有笑他。

對他來說,中國也許真的很好。

有獎學金,有住宿,有各種留學生待遇,有人照顧,有人安排。

可是,我很想問一句:

你享受到的這些,是從哪裡來的?

一個國家把大量資源用在外國留學生身上,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當一個中國學生自己為學費、住房、就業、教育資源焦慮的時候,如果另一群人因為「國際交流」的身份而得到額外待遇,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問一句:這些資源是誰提供的?

如果一個富戶家裡有很多羊,拿一隻羊招待客人,我們沒有理由責怪客人。

但如果這隻羊是從窮人家裡唯一的一隻羊搶來的呢?

《聖經》裡,大衛王聽到先知拿這個故事責備他時,憤怒地說那個富戶該死。

他沒有想到,那個富戶就是自己。

這就是我想到「人血饅頭」時真正想說的事情。

不是說每一個留學生都是吃人血饅頭的人,而是當一個制度讓某些人享受特殊待遇,代價卻由那些沒有選擇權的人承擔時,這種繁榮究竟是建立在誰的犧牲之上?

如果一個國家的普通人沒有同樣的機會,甚至有人因為言論、信仰、家庭背景而失去自由,那麼在外面展示出來的「繁榮」「友善」「優待」,就值得追問。

否则,表面上是一桌丰盛的宴席,桌下可能压着别人的血和泪。

这才是我所说的「人血馒头」。

还有一个让我越来越不舒服的问题。

战争年代,强权可以直接把女人当作战争机器的一部分,甚至以暴力建立所谓的「慰安妇」制度。

今天已经不需要那样公开地安排了。

一个社会如果权力、财富、教育机会和身份待遇高度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就可能出现另一种更隐蔽的关系:有些人拥有选择,有些人只能接受;有些人可以轻易获得机会,有些人连被公平对待都很困难。

我认识一位在北京读书的澳门学生,他曾经频繁更换女朋友。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私生活,就给整个群体下结论。

但我真正想问的是:

当一个社会让一部分人拥有远超普通人的资源、机会和选择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个人魅力,还是应该看到背后的权力与资源?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外国留学生。

如果一个非洲学生来到中国,受到热情接待、获得教育机会、拥有不错的生活,这没有什么可耻的。

真正应该被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如此慷慨地对待外国人,却仍然有那么多自己的年轻人,为教育、住房、工作和生活苦苦挣扎?

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一味要求人民「爱国」,那爱国到底是在爱谁?

所以,多伦多领馆门前那一幕让我最难受的,不是一个人说了多少脏话。

而是我从那张脸上,看见了一种我在国内太熟悉的逻辑:

你不能说话。
你不能质疑。
你不能举牌。
你必须服从。
而我,因为手里有一点权力,就可以决定你应该站在哪里。

这不是一家人。

这不是「中国人自己人在海外闹笑话」。

更不是一句「没素质」就可以解释的。

如果耶稣今天站在这样的权力面前,我想,他不会只是说一句「你这样很丢人」。

他会像面对希律一样,指出那个最难听、却最需要听见的问题:

你究竟把人当成了什么?

是上帝所造、有尊严的人?

还是可以被命令、被恐吓、被牺牲、被利用的东西?

希律是「那只狐狸」。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狐狸长得难看。

而是它已经吃惯了人的血,却还以为自己只是在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