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正式成為從南斯拉夫解體後誕生的新國家之一。這一歷史時刻，並非突然降臨，而是經歷長期壓迫、戰爭與國際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1990年代末期，塞爾維亞政權在米洛塞維奇領導下，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進行軍事鎮壓與種族清洗，導致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這場人道災難最終促使北約介入，也讓國際社會正視科索沃人民自決的訴求。

2010年7月22日，聯合國國際法院以10比4的結果指出，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並未違反國際法。這項諮詢意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顯示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人民意志下，單方面宣布獨立並非必然違法，而是可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

對台灣而言，科索沃的案例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第一，民族自決是歷史的趨勢，而非例外

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透過人民意志走向獨立。從波羅的海三國，到東帝汶，再到科索沃，這些案例都顯示，只要人民持續追求自由與尊嚴，歷史的方向往往會朝向自決與民主前進。

第二，國際承認是政治過程，而非單一法律判決

科索沃並非在宣布獨立當下就獲得普遍承認，而是經過多年外交努力，逐步獲得多國支持。這提醒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是長期累積民主價值、國際信任與外交實力的結果，而非一紙宣言即可完成。

第三，民主與人權是最有力的正當性來源

科索沃之所以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關鍵在於其人民長期遭受壓迫與暴力統治。國際社會最終支持的，不只是地緣政治利益，更是對人權與人民自決的肯定。台灣若持續深化民主、保障人權、關懷弱勢，便是在為自身的國際正當性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科索沃的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奇蹟，而是一段充滿苦難、堅持與盼望的長路。對台灣而言，這條路或許曲折，但只要人民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歷史終將為追求公義與尊嚴的民族開出新的道路。這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一種對未來世代負責的信念與行動。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1982年2月14日，一群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於洛杉磯正式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當時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的末期：戒嚴令尚未解除(直到1987年)，黨國體制壟斷政治資源與言論空間，海外台灣人常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援力量。海外台灣人希望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中，為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與國際尊嚴發聲，因而成立FAPA。

FAPA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工作，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促成多項關鍵政策成果，例如：支持《台灣關係法》的後續強化，推動美國對台軍售與安全承諾，爭取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FAPA的草根遊說模式，被視為：台美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政治力量之一。

當時台灣國內政治空間受限時，海外公民社會成為民主的第二條戰線。時至今日，這也讓我們知道，民主從來不是單一地理空間內的運動，而是一場跨越國界的公民行動，乃至於普世串連，民主價值理念相當的人民互相關注、聲援、馳援。這也就是中共等威權國家築起鐵幕、網路長城，深怕國際民主陣營的價值促使鐵幕內的人民獲得「民主啟蒙」，進而挑戰集權與獨裁體制。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1817年2月12日清晨，南美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荷西·德·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率領教會組織的「安地斯軍團」(Army of the Andes)從壯闊的安地斯山脈南坡急行軍，直撲仍由西班牙殖民政權控制的智利。當天傍晚，西班牙軍隊在查卡布科(Chacabuco)戰役中潰敗，智利邁出了通往獨立建國的關鍵一步。

在此之前，聖馬丁已成功推動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為南美洲廣受尊敬的革命領袖。他深知若不解放智利，西班牙勢力仍可從太平洋沿岸反攻南方，因此制定了一項大膽的戰略：率軍翻越安地斯山脈，直接攻入智利。

這次遠征極為艱難。約6,000名士兵與大量馬匹在嚴寒、高山與缺乏補給的環境下行軍，據估計，約三分之一士兵在翻越山脈的過程中喪命，超過一半的馬匹也損失殆盡。然而，這支倖存的軍隊仍成功抵達智利境內，並在人數上對西班牙守軍形成優勢。

在查卡布科戰役(Battle of Chacabuco)，聖馬丁採取包圍戰術，繞至敵軍後方，切斷其退路，使得西班牙軍陷入包圍，最終全面潰敗，傷亡約500人，另有大批士兵被俘。相較之下，革命軍僅有十餘人當場陣亡，但約120人後來因傷重不治。這場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使通往首都聖地牙哥的道路大開。

查卡布科戰役被視為智利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雖然仍需一年多的戰事才能完全擊敗西班牙勢力，但革命軍已掌握主動權。1818年2月12日，在戰役一周年紀念日，智利正式宣告獨立，建立新的共和國。聖馬丁再以智利人為主組織「解放秘魯遠征軍」，促使秘魯脫離西班牙，而他也被尊為秘魯護國公。戰後返回阿根廷。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這座城市。當他回到巴黎時，已有約三百位仰慕者與知識分子前來探望，這一幕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歡迎，更象徵著一個時代精神的轉變。

筆名伏爾泰(Voltaire)，本名法蘭索瓦—瑪利·阿魯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生於巴黎一個中產家庭。他年輕時原本學習法律，卻很快投身文學與戲劇創作，以古典悲劇與詩作成名。然而，他尖銳的諷刺筆鋒，特別是對政治與宗教權威的批判，使他屢遭打壓。1717年，他因諷刺詩《亨利亞德》觸怒當局，被關進巴士底監獄近一年。

出獄後，他的筆並未因此沉寂。1726年，由於官方對其作品不滿，他被迫流亡英國。回國後繼續創作，但1734年的《哲學通信》再次批判宗教制度與政治體制，使他不得不再度離開巴黎。他在香檳地區、普魯士柏林、瑞士等地輾轉居住，期間完成諷刺小說《憨第德》(Candide)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直到1778年2月11日，他才在長達28年的流亡之後，重回巴黎，受到熱烈歡迎，並於同年5月在巴黎辭世。

伏爾泰的回歸，象徵啟蒙思想從被壓制的邊緣，逐漸走入公共的中心。他曾因批判權威而被監禁、放逐，但晚年卻成為巴黎知識界的精神領袖。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翻轉，更預示著法國社會思想氛圍的變化—距離法國大革命，僅剩11年。

在今日世界，伏爾泰的回歸仍具有深刻象徵意義。許多社會中，批判權力的人仍可能被噤聲、流放，甚至被迫離開公共舞台。然而，歷史顯示，思想的力量終會回到社會中心，成為改變制度的種子。

伏爾泰一生不斷對抗威權、集權壓迫，主張理性、寬容與言論自由。他的名言常被概括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精神，在今日仍是民主社會與人權價值的重要基石。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白雅燦，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政治受難者之一。他出生於1945年彰化花壇，成長於教師家庭，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軍法官與教師，關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5年，他決定投入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親自參選。競選期間，他印製政見傳單，公開質疑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財產、家族特權與威權體制，並提出解除戒嚴、釋放政治犯、改革政治制度等主張。這些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叛亂」，他因此遭逮捕。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未經公開審判，即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獄中環境惡劣，他曾以絕食抗議，家屬並向國際人權團體求援，才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直到1988年，在國內外人權團體與民意代表持續聲援下，他才獲得釋放，前後共失去十五年的自由。多年後，政府依轉型正義相關法制，撤銷當年的判決，確認那是一場國家不法的政治迫害。

白雅燦政治迫害案提醒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只因提出政治改革與言論批判，就可能被貼上「叛亂」標籤，失去自由與人生。今天台灣能夠享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利與多元社會，正是許多像白雅燦這樣的受難者，以青春與生命換來的成果。

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人民長久奮鬥的結晶。記住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守護自由、拒絕威權復辟。當社會再次出現壓制異議、集權統治的聲音時，我們更要警醒：唯有持續珍惜民主制度、守護人權價值，才能讓歷史的傷痛不再重演，讓自由的台灣持續向前。

🎞圖：白雅燦/臉書 邱萬興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