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首學不是台南孔廟，而是1636年的新港社學校

 ⭕️臺灣首學不是台南孔廟，而是1636年的新港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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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許多人提到「臺灣首學」，往往首先想到1665年創建的臺南孔廟。然而，若從臺灣教育史與文字教育的角度來看，臺灣最早的學校，其實更早出現在荷蘭時代。

1636年5月26日，荷蘭改革宗教會牧師 Anthonius Hambroek（范無如區牧師）於新港社（今臺南新化一帶）為西拉雅族孩童設立「新港社學校」，首屆約有七十位學生就學。這不只是臺灣早期教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臺灣原住民族文字化與近代教育發展的重要起點。

這所學校的教學內容，是以語言與讀寫能力為核心。上午使用西拉雅語授課，下午則學習荷蘭語。荷蘭宣教師將羅馬字系統引入西拉雅族社會，協助建立書寫文化。到了1643年，已有部分學生具備書寫能力。

新港社學校最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推動了西拉雅語的文字化工程。荷蘭宣教師不只是傳教者，也成為語言教育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推動者。西拉雅族人後來開始使用羅馬字記錄土地契約、借貸文件、婚約與買賣文書。這些文獻後來被稱為「新港文書」。

新港文書從約1683年至1813年間持續使用，長達一百五十年，而且具有正式法律效力。這是臺灣歷史上極為珍貴的文獻資產，也證明原住民族社會曾建立成熟的書寫文化與法律制度。這些文書不只是語言史材料，更是臺灣多元文明的重要見證。

此外，荷蘭宣教師也翻譯並留下西拉雅語《馬太福音》等文獻，成為今日西拉雅語復育的重要基礎。四百年前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文化保存與族群認同。

1659年，荷蘭改革宗教會更於蕭壠社（今臺南佳里）設立「蕭壠神學院」（Seminarium te Soelang），成為臺灣歷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而首任院長同樣是范無如區牧師。這顯示當時臺灣南部已逐漸形成系統性的教育網絡。

荷蘭時代對臺灣文化的影響，也深深留存在語言之中。當時羅馬字被稱為「番仔字」，荷蘭人則被稱為「紅毛番」。不少今日常見的臺語詞彙，仍保留荷蘭語痕跡，例如：

●公司（kong-si）

●茶（Tê / Thee）

●豆芽（Taugé）

●潤餅（Loempia）

●米粉（Mihoen）

甚至「番仔火」(火柴)、「紅毛塗」(水泥)等詞，也與荷蘭時代的技術與物質文化交流有關。此外，荷蘭人也引進部分外來作物與生活文化。例如蓮霧是透過東印度群島傳入臺灣，而「荷蘭豆」之名，也反映早期臺灣與世界貿易體系的接觸。

因此，若說臺南孔廟代表的是漢人儒學教育體系的起點，那麼新港社學校則象徵臺灣更早期、更多元的教育源流。它提醒我們：臺灣從來不是單一文化形成的社會，而是原住民族文化、荷蘭改革宗教育、漢人文化、日本近代教育等多重歷史交織而成的土地。

真正認識臺灣歷史，不只是記得某一種傳統，而是願意看見那些曾被忽略的聲音。當我們重新理解新港社學校的歷史時，也是在重新理解臺灣自身：這塊土地的形成，始終來自不同族群、語言與文化彼此相遇、交流與共存的過程。

當知識不再是「壟斷」，老師的價值在哪裡？

 ⭕️當知識不再是「壟斷」，老師的價值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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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當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教育其實不是「失去價值」，而是回到更深的本質。

過去的教育模式，建立在一個前提上：「老師知道，學生不知道。」因此，教育的重點變成「知識傳遞」。

但在AI時代，知識取得的成本急遽下降。學生隨時可以透過生成式AI、開放課程、公民講座、數位資料庫取得大量資訊。若教育仍停留在「老師負責講解標準答案」，那麼老師確實容易被取代。

然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當資訊無限時，人如何判斷？當答案太多時，人如何選擇？當技術愈強時，人如何仍然成為「人」？這正是未來教育真正的核心。

▋老師的角色：從「知識擁有者」轉向「意義引導者」

未來最重要的老師，不是最會背資料的人，而是：

● 能幫助學生思辨的人

● 能引導學生提問的人

● 能陪伴學生辨識真假的人

● 能建立價值判斷的人

● 能培養公共責任與同理心的人

換句話說，AI可以提供資訊，但老師幫助學生形成「人格」，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AI能快速整理歷史事件，但無法真正替人承擔歷史責任；AI能生成漂亮文字，但無法替人活出誠實與勇氣；AI能模仿情感語言，但真正的憐憫與陪伴，仍然需要人。

教育的深層目的，從來不只是「會考試」，而是：成為成熟的人，成為能與他人共存的人，成為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這是任何演算法都難以完全取代的。

▋AI時代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記憶，而是提問

過去教育常強調：記住標準答案、熟悉固定解法、重複大量練習。但AI最擅長的，恰恰就是：搜尋、統整、計算、生成內容。因此，人類若仍只停留在「背誦型學習」，很容易被AI超越。

未來真正珍貴的能力是：

1. 提問能力（Questioning）

好的問題，比快速答案更重要。

例如：誰被這個制度、機制排除？這份資料背後的立場是什麼？AI生成內容是否帶有偏見？什麼是真正符合公義與憐憫的選擇？

這種能力涉及：哲學、倫理、歷史感、公民素養、神學反思等等。而這些，需要長時間的人際對話與生命經驗。處境查經班就是以信仰文本為基礎，促進彼此的對話深度。

2.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AI會「生成合理內容」，但合理不代表真實。AI給提問者的回答，過半是模擬提問者的提問詞，少有挑戰提問者或是除錯的答案。

未來最大的危機之一，可能不是「沒有資訊」，而是：假資訊過度真實化。因此教育要訓練學生：

● 查核來源

● 辨識操弄

● 理解語境

● 分析權力結構

● 看見誰在受益、誰被壓迫

這其實與民主社會的成熟密切相關。如果宗教師、教育者失去批判能力，社會就容易被極權式宣傳、演算法操控、情緒動員所吞噬。

3. 對話能力（Dialogue）

AI時代反而更需要「真正的人際對話」。

因為：AI能快速回應，但未必真正理解人的痛苦；AI能模擬陪伴，但無法取代真實關係。因此未來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重新學習：傾聽、尊重差異、公共討論、非暴力溝通、跨世代理解。

猶太哲學家Martin Buber曾提出「我—你（I–Thou）」關係：真正的人，不是在利用他人，而是在真誠相遇中成為完整的人。希伯來語「對話, חַבְרוּתָא」讀作“Havruta”(哈柏露塔)，問答式的對話，是一種探求真理所開啟的對等、開放、包容與接納的交談。AI可以是工具，但不能成為人際關係的替代品。

▋如何善用AI，而不是被AI取代？

關鍵不在「禁止AI」，而在「如何使用AI」。

AI應該成為：

1. 學習的助手

例如：協助整理資料，幫助語言翻譯，提供不同觀點，模擬辯論，協助寫作架構。這能讓學生把更多時間投入：深度閱讀、思辨、對話、研討、創造。

2. 對話是起點，而不是終點

最危險的AI使用方式，是：「AI怎麼說，我就怎麼信。」

真正成熟的使用方式是：AI提供初步資訊，人再進行查證與討論，在群體對話中彼此修正，建立公共判斷，這很像神學研究中的「詮釋共同體」。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真理，人需要在群體中彼此對話、彼此修正。

3. 培養跨領域整合能力

未來世界需要的，不只是「單一專業」。而是：能理解科技，也理解文史；能運用AI，也理解倫理；能分析數據，也關心受苦脆弱處境的人。

真正重要的人才，往往是：能在人性與科技之間建立橋樑的人。

▋教育最終的問題：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這其實是一個神學與哲學問題。如果教育只是為了：提高競爭力、增加生產效率、成為更有效率的人力資源，那麼AI確實可能比人更有效率。

但若教育真正關心的是：公義、尊嚴、憐憫、自由、真理、群體責任、人生使命，那麼教育永遠不只是技術訓練。

教育的核心，始終是：如何讓人學會彼此相愛，並共同建立更好的世界。因此，未來最珍貴的老師，不一定是最會講課的人，而可能是：

● 最能傾聽的人

● 最能啟發思考的人

● 最能陪伴人成長的人

● 最能帶領學生關懷世界的人

● 最能與他人共同促進上帝國的價值

因為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傳遞知識，而是點燃生命，促進上帝的國度。而這件事，目前AI還做不到。

重讀1895年臺灣民主國：臺灣為何必須守護民主自由

⭕️重讀1895年臺灣民主國：臺灣為何必須守護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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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是臺灣歷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性的時刻。它既反映了晚清帝國的崩壞，也呈現出臺灣社會在帝國瓦解之際，開始浮現「臺灣命運應由臺灣自己決定」的歷史意識。只是，我們若要真正理解這段歷史，不能停留在大中國的民族神話，也不能把它簡化成「中國人保衛臺灣」的故事，而必須放回十九世紀東亞帝國秩序崩解的脈絡中重新思考。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這場割讓，對臺灣人民而言，是極其沉重的衝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之所以陷入如此命運，根本原因並不只是日本帝國的擴張，更在於大清帝國長期以來對臺灣治理的貪腐與輕視。

清廷統治臺灣的年代，始終帶著濃厚的邊陲殖民心態。臺灣被視為「化外之地」，而不是需要長遠建設的主體。官員任期短暫，多數抱持「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掠奪心態，透過稅賦、軍糧、差役、規費等各種制度搜刮人民。地方治理缺乏制度透明與法治精神，司法往往成為權力與金錢運作的工具，人民難以透過正常制度獲得公平對待。

因此，臺灣在清代頻繁爆發民變。從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到戴潮春事件，都不只是單純的「亂民作亂」，更是長期壓迫與制度失能下的社會反抗。尤其同治年間清廷大規模清剿會黨，採取「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高壓政策，造成無數無辜人民受害。官兵藉機勒索、侵擾村庄，人民對國家失去信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句俗諺，並不是臺灣漢人天性好亂，而是封建貪腐統治的失敗結果。

這樣的歷史，其實與今日中國共產黨體制中的貪腐與威權，有驚人的相似性。當權力缺乏監督，司法缺乏獨立，媒體缺乏自由，人民無法真正參與政治時，腐敗就會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從晚清到今日的中共極權，都反映出一個共同問題：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而只是被威權統治剝削、割韭菜的對象。

而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正是在這種帝國崩壞的縫隙中誕生。

當時清廷實際有效統治的範圍，多集中於臺灣西部平原與沿海地帶，廣大的東部與山區仍是平埔族與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清廷甚至以「土牛界線」區隔漢人與原住民族世界，承認自身統治能力的有限性。換句話說，大清從來沒有真正完成對整座臺灣島的治理。

在日本即將接收臺灣前夕，部分本地清國官員與士紳發起「反割臺運動」。丘逢甲刺血上書，劉永福拒絕投降，最終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正式宣告成立，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然而，若深入檢視其政治本質，就會發現它距離真正現代民主共和國仍有相當距離。它並未建立人民主權的觀念，也沒有完整的憲政設計，其核心目的其實是希望維持清帝國殘餘秩序，阻止日本接收臺灣，而非真正建立一個以臺灣人民為主體的新國家。

唐景崧當時痛哭所說：「吾臺孤懸海外，去朝廷遠……惟人自為戰，家自為守耳。」更顯示他思考的核心，仍是「失去大清庇護後如何自保」，而非真正建立臺灣民族共同體。

更諷刺的是，臺灣民主國從成立到瓦解，僅僅11天。1895年6月3日，日本軍隊逼近臺北時，唐景崧便棄城逃亡，偷渡前往中國。原本高喊保臺的丘逢甲，也在兩天後逃往福建泉州。連雅堂在《臺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貪污又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居然還有紀念他的「逢甲大學」、「逢甲號巡防艦」，真是莫名其妙。

後來在臺南繼續抵抗的劉永福，最終亦於10月19日連夜喬裝成一名阿婆，趁機由安平港坐小舢舨，10月20日登上英國籍郵輪「塞里斯號」(Thales)潛逃廈門。後來臺灣民間便開始流行這句「阿婆仔踉港(a-pô-á làng-káng)」，用來形容急急忙忙落跑的意思。

這段歷史之所以令人感慨，並不是因為他們「逃跑」本身，而是因為它揭露了晚清官僚體系缺乏真正公共責任感。當國家只是皇朝，官員只是仕途，人民自然只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然而，即使如此，「臺灣民主國」仍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因為從1895年開始，臺灣逐漸出現一種新的歷史意識：臺灣不是帝國邊疆，而是一個擁有自身命運的土地。此後無論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乃至戰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權運動，背後都逐漸累積出一種共同信念——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也因此，今日臺灣人為何必須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今天回望1895年，我們真正應當學習的，要反省封建的愚忠，也不要沉迷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是更深刻地理解：唯有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受到保障的現代公民國家，人民才不會再次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者。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句話並不是排外口號，而是一種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國家的主權屬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外來帝國、威權政黨或專制領袖。

歷史最大的教訓，往往不是誰曾經統治臺灣，而是當人民無法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時，臺灣就容易再次淪為他人交易與犧牲的對象。

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雖然短暫，但它留下的歷史提問，直到今日仍未結束：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臺灣？

答案不應是新的帝國、不應是被殖民國，而應是一個真正屬於人民、尊重多元族群、守護民主自由與社會公義的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