攏是為基督——紀念馬偕牧師安息125週年

⭕️攏是為基督——紀念馬偕牧師安息125週年

6月2日，馬偕牧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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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01年6月2日，馬偕牧師（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在淡水安息主懷。2026年正值他逝世125週年。回顧這位加拿大長老教會第一位海外宣教師的一生，我們不僅看見一位開創北台灣宣教事業的先驅，更看見一位以「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作為人生信念的信仰實踐者。

馬偕是否有自己的座右銘？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留下來的日記中，「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這句話至少出現六次。每當遭遇艱難、孤單、危險與挫折時，他總以這句話勉勵自己。1885年12月24日，馬偕在新店巡迴探訪。那一天風雨交加，道路泥濘難行，但他仍堅持逐戶關懷信徒。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攏是為基督，不是為錢，也不是為名聲。」

短短一句話，道出了他一生的核心價值。

▋從蘇格蘭移民後裔到海外宣教師

馬偕的家族原居蘇格蘭高地薩瑟蘭（Sutherland），因十九世紀英國圈地運動所引發的「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許多居民被迫離開故土。馬偕的父母於1830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1844年3月21日，馬偕出生於加拿大牛津郡佐拉村（Zorra），排行家中最小。父親喬治．馬偕是當地長老教會「老木造教堂」（Old Log Church）的長老。

1854年左右，當著名宣教師威廉．賓威廉牧師（Rev. William C. Burns）來到佐拉村分享中國宣教見聞時，年僅十歲的馬偕深受感動。就在那次聚會中，他立下人生志向：「我要成為宣教師。」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

之後，他先後擔任教師，進入加拿大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及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1870年畢業後，他向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師。1871年6月14日，加拿大長老教會正式通過他的申請案。馬偕因此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歷史上第一位海外宣教師。

▋從淡水出發的29年宣教旅程

1871年10月19日，馬偕離開故鄉。經過日本、香港、廣州與汕頭，1871年12月29日抵達台灣打狗（今高雄）。暫住在英國宣教師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位於阿里港(屏東里港)的家；並經他帶領，在南部宣教會旅行，獲得許多關於台灣的消息，也乘此機會學習台語。1872年3月7日，在李庥牧師等人的陪伴，馬偕從打狗乘「海龍號」帆船出發，三天後在滬尾(淡水)登陸。28歲的馬偕從此展開在北台灣長達29年的宣教，建立教會、醫院，並推動教育事業，對台灣的近代化有重大貢獻，直到1901年6月2日在長眠於淡水。

從1872年至1901年，整整29年，他走遍北台灣山區、海岸與平原。他建立教會、創設學校、推動醫療事業、培育本地傳道人，並透過教育與醫療改善人民生活。

他創立牛津學堂（今台灣神學院、真理大學）、設立偕醫館、推動女子教育，培育本地人才。他不只是傳福音的人，更是促進台灣近代化的重要推手。

▋幾乎不可思議的腳蹤

今日交通便利，我們很難想像十九世紀的宣教旅程。然而，根據統計，馬偕曾：步行前往宜蘭19次、前往苗栗51次、往返台北與台南7次，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鐵路系統，更沒有汽車。

有時必須翻越山嶺，有時必須涉過溪流；有時遭遇瘧疾、暴雨與土匪；有時面對誤解、攻擊與排斥。然而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發。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答案就在那五個字：「攏是為基督。」不是為了財富，不是為了地位，不是為了名聲，而是因為基督先愛了他。當一個人真正被福音所感動，他的生命就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活。

▋「攏是為基督」才是教會存在的理由

回顧馬偕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並沒有把教會當作擴張勢力的工具。他也沒有把信仰當成獲取社會影響力的手段。他的焦點始終是基督。

因此，「攏是為基督」不只是馬偕個人的座右銘，也應當成為今日教會不斷反省的鏡子。教會可以成長，教會可以擁有影響力，教會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教會甚至可能對國家的未來產生重要貢獻。然而，如果失去了基督作為中心，一切都可能變質。

當教會開始追求權力勝過追求真理，追求名聲勝過追求服事，追求利益勝過追求福音時，教會就容易從基督的身體，變成人的組織；從信仰群體，變成中產階級的俱樂部。

耶穌曾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馬太福音5:13）失味的鹽，終究會被丟棄。而沒有基督作為中心的教會，也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從馬偕的精神看見上帝國的道路

125年前，馬偕在淡水安息。他的身體長眠於台灣土地之中，但他的精神仍然活著。今天我們紀念馬偕，不只是緬懷一位偉大的宣教師，更是在問自己：我們是否仍然懷抱當年那份單純而火熱的信仰？我們服事，是為了什麼？我們建立教會，是為了什麼？我們參與社會，是為了什麼？答案若不是基督，最終都將失去方向。

馬偕留給台灣最珍貴的遺產，不只是教堂、學校或醫院，而是一種生命態度：在艱難中仍然忠心；在疲憊中仍然前行；在未知中仍然相信；並且一生宣告：「攏是為基督。」

願這句話提醒我們，人生是有使命與方向的：因為真正榮耀上主的人生，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是否願意將自己的一生，全然獻給基督，促進上帝國的新國度。

6月1日 Uncle Kai 紀念日：信仰行動家黃昭凱長老

 ⭕️6月1日 Uncle Kai 紀念日：信仰行動家黃昭凱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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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6月1日，是台灣民主先導者黃昭凱長老安息紀念日。黃昭凱，大家親切稱他為 Uncle Kai。他不只是民主運動者、社會行動者，更是一位從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出發，把「行公義、好憐憫」活成生命道路的長老。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國全面追捕異議人士，黃信介、陳菊、林義雄等人被以叛亂罪重判。黃昭凱因曾到警局要求放人，也被捲入風暴。逃亡兩個月後，他在蔡介雄陪同下自首。離開警局時，他有了生命轉向的覺悟：「要棄商從政」，並把救援美麗島難友當作自己的功課。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信仰良心對苦難者的回應。

1981年，他透過《關懷雜誌》照顧政治受難者家屬與孩子，關心政治犯處境。所謂「關懷」，不是口號，而是陪伴受難家庭度過漫長黑夜；「關懷夏令營」更讓政治犯子女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羞愧或被社會遺忘的一群。孩子們叫他 Uncle Kai，這個稱呼比任何頭銜都珍貴，因為它代表信任、溫暖與庇護。

1985年，黃昭凱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城鄉宣教運動(URM)訓練，學習愛與非暴力的社會運動。相關紀錄指出，他是 URM 訓練的重要參與者，並在黨外時期無役不與，堪稱台灣民主史的活字典。回台後，他與蔡有全傳道師等人投入嘉義中洋仔徵地事件，將信仰訓練轉化為草根行動，站在土地、農民與弱勢者那一邊。

1987年解除戒嚴前夕，他與鄭南榕等人推動平反二二八，要求公開真相、還受難者與家屬公道。這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一個國家若不敢面對過去的暴力，就無法建立真正的自由；一個社會若不記得受苦者，就容易再次崇拜強權。

黃昭凱也參與聲援許曹德、蔡有全等台獨案件，推動「228和平日促進會」，並在1988年參與拆除嘉義火車站前吳鳳銅像的行動。那不是單純拆除一座銅像，而是拆除殖民敘事、威權神話與歧視原住民族的歷史框架。民主不只是選舉制度，更是重新讓被壓迫者、被污名者、被消音者取回尊嚴。

1989年鄭南榕出殯時，詹益樺於總統府前自焚，震撼台灣。多年後，在黃昭凱與戴振耀等人奔走下，2003年嘉義竹崎設立詹益樺紀念公園；國家人權博物館相關訪談也記錄，戴振耀與黃昭凱等農運夥伴年年舉辦紀念會。  這份堅持提醒我們：民主不是靠幾位英雄完成，而是靠一群願意長期記憶、長期守望的人接力完成。

黃昭凱長老曾說，他深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影響，又因美麗島事件受到衝擊，決定投入民主運動。這正是長老教會信仰最深刻的公共見證：信仰不是逃離世界，而是在人民受苦之處，看見上主呼召我們成為鄰舍。

紀念 Uncle Kai，不只是懷念一位民主前輩；更是提醒今日台灣：自由不會自動延續，人權不會自然穩固，民主也不會靠沉默保全。願我們承接他的精神，照顧受苦者、提攜後進、守護記憶、抵抗威權，讓台灣成為更公義、更憐憫、更有尊嚴的國家。

Uncle Kai 已回天家，但他點燃的關懷，仍在台灣人民心中發光。

1975年5月31日，教育部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

 ⭕️威權政府懼怕人民閱讀自己的語言

——1975年5月31日，教育部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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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5年5月31日，台灣教育部公報第五期第14至15頁刊登一則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短短一句行政文字，背後卻反映出威權統治時代對語言、人權、信仰與自由的深層壓迫。

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失去民主自由的社會，連人民用什麼語言閱讀聖經，都可能被國家控制。

1975年1月，台灣警備總部突然沒收由台灣聖經公會印製的2200本台語羅馬拼音聖經。這些聖經使用白話字（Pe̍h-ōe-jī）系統，也就是十九世紀以來台灣基督教會長期使用的台語書寫文字。這套文字系統最早由宣教師發展，後來成為台灣人民接受教育、閱讀、書寫、醫療與信仰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語言」不只是文化問題，更被當作政治問題。

對威權政府而言，人民若能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語、建立自己的文化記憶，就可能形成自主認同。因此，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在當時都遭到不同程度壓制。學校推行「講方言罰錢」，媒體限制母語使用，公共空間強調「只能說國語」。而白話字，因為具有完整書寫系統與長期民間流通歷史，更被視為一種「難以控制的知識力量」。

特別諷刺的是，當時遭查禁的並不是政治宣傳品，而是《聖經》。

這意味著：威權體制甚至懼怕人民用自己的語言閱讀上主的話語。

長老教會歷史上，白話字聖經不只是神聖經典，更是一種普及教育與人民啟蒙的文本。從馬雅各醫師、巴克禮牧師到甘為霖牧師等宣教師，許多人推動白話字教育，使大量平民、婦女與弱勢者第一次有能力閱讀文字。對當時的台灣社會而言，白話字是知識民主化的重要媒介。

因此，1975年的查禁事件，本質上並不只是「文字規範問題」，而是國家權力試圖壟斷人民思想與文化記憶的行動。

當時消息傳到國際後，引發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關切。聯合聖經公會總幹事甚至專程來台了解情況。國際社會對台灣政府的作法提出強烈質疑，因為這不只是宗教自由問題，更是基本人權問題。國民黨政府駐美代表返國後坦言：「事情大條了。」可見即使在冷戰年代，這種公然干涉語言與信仰自由的作法，仍令國際社會震驚。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當年的公告並未直接禁止《聖經》，而是以「羅馬拼音違反政府規定」為理由加以限制。這正是威權體制常見的統治方式：不直接承認政治壓迫，而是透過行政命令、技術規範與法律程序包裝控制。

許多威權國家都如此。真正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人民自由思考、自由表達與自由認同自己的能力。

今天的台灣，能夠自由出版母語聖經、自由講台語、客語與原住民族語，並非理所當然，而是許多人長期努力爭取而來的民主成果。

因此，記念1975年5月31日，不只是回顧一段荒謬歷史，更是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時，它甚至可能連人民用什麼語言祈禱、閱讀、歌唱，都想介入管理。

而真正健康的民主社會，不會害怕人民的語言。真正有自信的國家，也不會恐懼人民閱讀自己的聖經。

因為語言，不只是工具。

語言承載記憶、文化、尊嚴與靈魂。

當人民能夠用自己的語言閱讀上主的話語，那不只是宗教自由，更是人的尊嚴被承認。

原件：政府公報資訊網：教育部公報，第五期，民國64年05月31日，頁14-15。

https://gaz.ncl.edu.tw/detail.jsp?p=0,1.057747556E9

1970年5月30日，泰源事件五義士殉難紀念日

 ⭕️1970年5月30日，泰源事件五義士殉難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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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內外交迫的歷史轉折點。

國際上，中華民國政權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變化與外交孤立的巨大危機；社會上，保釣運動與民主改革思潮逐漸興起，知識界開始深刻反省台灣的命運與未來，長老教會也陸續發表三大宣言。在威權統治之下，人民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報禁、黨禁、思想審查與情治監控籠罩整個社會。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一群被囚禁於臺東「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的年輕政治犯，決定以生命反抗專制體制。

1970年初，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教授成功突破特務監控離開台灣，輾轉抵達美國。此事震動國民黨情治系統，國安局甚至稱之為「情治單位最大恥辱、最大失敗、最大教訓」。

而在台灣內部，另一場更激烈的反抗正在醞釀。

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以及鄭正成等六位政治犯，計畫於泰源監獄發動武裝革命。他們希望奪取武器、突破監禁，進一步推動「台灣獨立革命」。而鄭正成則因其他五人供稱其為遭到綁架，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6個月。

這群青年並非暴徒，而是一群在高壓政治下，被迫走向絕境的人。

其中，江炳興出生於1939年台中大里，畢業於台中一中，後考入陸軍官校。他曾說，自己投考軍校，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推翻專制獨裁政權。他因台獨案件被捕，判刑十年。到了1970年，距離出獄只剩兩年，卻仍選擇為理想冒死一搏。

江炳興在其所擬、署名為「台灣獨立革命軍軍部」的〈台灣獨立宣言〉中寫道：「……為什麼台灣人只能有一種聲音？為什麼台灣人只能選一種命運？為什麼台灣人只能乖乖聽話，不能起身反抗專制獨裁的政權？……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迫害與恐懼跟著時，爭取幸福是一種權利。在今天，為此努力實只是克盡天職與恢復人類的尊嚴而已。」

這些文字，即使放到今天閱讀，依然震撼人心。因為他們爭取的，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作為人」最基本的尊嚴。

泰源事件最終失敗。1970年5月30日，五位青年被槍決。臨刑前，他們高喊：「台灣獨立萬歲！」那是死亡前最後的自由之聲。

江炳興在寫給父母的訣別信中說：

「兒因此信基督、進軍校，又走入致死的道路，死，使兒心甚悲淒，但甚坦然……兒祈求主，就是耶和華上帝，祝福爸爸、媽媽，僅此數語作為留念，祝平安，兒炳興敬上。」

然而，在那個年代，連遺書都無法自由送達。他的父母直到過世前，都未曾看見兒子的最後文字。直到台灣民主化之後，這封信才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這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一整個威權體制對人性的摧殘。

今日回望泰源事件，我們或許不一定完全認同他們當年的所有策略與方法，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群青年是在一個沒有民主制度、沒有正常政治參與空間的年代，被逼到只能以生命對抗國家暴力的人。

真正值得記念的，不只是他們的犧牲，更是他們對自由、人權與台灣主體性的追求。

2021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重新檢視案件後，認定泰源事件審判違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審判獨立原則，屬於司法不法案件，正式撤銷五人的叛亂罪名。這項平反，不只是法律程序上的修正，更是一個社會重新面對歷史的開始。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沒有傷痕，而是願意誠實面對傷痕。記念泰源五義士，是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憑空得來的。民主，也不是歷史自然演化的結果。它往往是許多人在黑暗年代裡，以青春、自由，甚至生命，一步一步換來的。

當我們今天能自由選舉、自由發言、自由出版、自由討論國家未來時，也許應當記得：曾經有一群年輕人，在槍口之前，仍然選擇高喊理想。歷史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成為烈士，但歷史會要求每個世代：是否願意守護前人用生命爭來的自由。

願我們記得他們，也願台灣，永遠不再回到那個讓青年只能以死亡對抗黑暗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