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6日 星期一

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黃春生牧師|歷史紀念日專文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歷史上展開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民主運動。


這一天,一群長期遭受國民黨威權統治迫害的政治受難者、民主運動者與關心台灣前途的人民,從台北松山火車站前出發,展開為期四十天的「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


這場運動的正式名稱是「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他們以雙腳走遍台灣,向人民宣揚一個在當時仍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的理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台灣應當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不只是一場環島行軍,更是台灣人民試圖擺脫威權統治、重新建立國家認同與政治主體性的歷史行動。


▋1977年《人權宣言》:教會率先發出的先知之聲


回顧「新國家運動」的歷史,不能忽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十一年前所發出的先知性呼聲。


1977年8月16日,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之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併吞台灣,以及台灣國際地位日益艱困的處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宣言明確主張:

「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


更進一步呼籲政府:

「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是在台灣戒嚴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公開提出「新而獨立的國家」政治主張。


當時,公開談論台灣獨立,隨時可能被冠上「叛亂」罪名,遭到逮捕、監禁,甚至面臨生命危險。


參與起草《人權宣言》的牧長深知其嚴重後果。根據教會歷史見證,部分參與者甚至預先寫好了遺書,準備承擔可能付出的生命代價。然而,他們仍然選擇站出來。


這不是因為教會企圖成為政治權力的中心,而是出於基督信仰對人的尊嚴、自由與公義的堅持。


《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宣告,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這項信仰告白意味著,人民的尊嚴與自由不應由任何統治者任意賞賜或剝奪。


當國家權力侵犯人權,當人民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教會就不能保持沉默。


《彌迦書》6章8節所宣告的「行公義、好憐憫」,不只是個人的道德要求,更提醒信仰群體必須關心社會制度是否保障人的尊嚴。


1977年的《人權宣言》,正是在這樣的信仰精神下,成為台灣民主化與人民自決運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1987年「蔡許台獨案」:解嚴了,思想卻仍未自由


十年後,1987年7月15日,台灣正式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然而,解除戒嚴並不代表威權體制已經結束,更不代表人民已經真正享有充分的思想、言論與政治自由。


1987年8月30日,一百四十多位曾經遭受國民黨政權迫害的政治受難者,聚集台北市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成立「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台南神學院畢業的蔡有全傳道擔任成立大會主席。


這群政治受難者,有人曾經遭受長期監禁,有人失去青春歲月,有人家庭破碎。他們深知威權統治的殘酷,也明白民主自由不可能由統治者自動施捨。


大會討論組織章程第三條「我們的基本共識」時,許曹德提出一項在當時極具政治震撼力的主張: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


當天晚上,聯誼總會在台北市金華國中舉辦公開演講會。參與者包括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高俊明牧師、陳唐山、陳翠玉、陳菊、陳永興、柯旗化、張溫鷹等人。


蔡有全在演講中,以強而有力的手勢公開宣告:

「我主張台灣獨立,我公開表明主張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在今日或許只是一項政治意見,在當年的台灣,卻可能使人失去自由。果然,國民黨政府隨即以涉嫌叛亂展開司法追訴。


1987年10月12日,蔡有全與許曹德出庭應訊後,遭到收押。


1988年1月9日,台灣高等法院進行長時間的法庭辯論。同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三天後的1月16日,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因「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許曹德因「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兩人合計被判刑二十一年。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蔡許台獨案」。


這個案件揭露了解嚴初期台灣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政府可以宣布解除戒嚴,卻仍然使用威權時期的刑事法律,懲罰人民的政治主張。


一個社會如果允許人民投票,卻不允許人民自由討論國家前途,那麼民主仍然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必須保障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人民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鄭南榕與《自由時代》:用文字突破政治禁忌


「蔡許台獨案」發生後,台灣社會並未因此噤聲,反而掀起更大規模的聲援行動。其中,鄭南榕所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鄭南榕深知,威權統治不僅依靠警察、軍隊與監獄維持,更依靠對思想與言論的控制,使人民逐漸習慣沉默。因此,他選擇以出版、言論與公開行動,挑戰威權統治所設下的政治禁忌。


《自由時代》不僅報導「蔡許台獨案」,也成為民主運動者交換思想、組織行動及宣揚台灣人民自決理念的重要平台。


當黃華接任第二屆「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後,與總幹事鄭南榕等人持續推動救援行動。


黃華、鄭南榕與林永生經常聚首,思考如何將「台灣人民有權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理念,從知識分子的討論與政治受難者的抗議,推廣成為全民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


他們認為,台灣的未來不能只留在法庭辯論,也不能只寫在雜誌文章中,而必須走入社會、走入城鄉、走入人民的生活。於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環島行軍逐漸成形。


▋1988年11月16日:以四十天環島,走出台灣的新希望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正式出發。這場為期四十天的徒步環島,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參與者還包括林樹枝、林重謨、林宗正牧師、黃昭凱、戴振耀、吳寶玉、周慧瑛、徐秀蘭等人。


他們從台北出發,走入台灣各地的大街小巷,透過步行、演講、集會與宣傳,向人民說明台灣民主改革與建立新國家的願景。


這場運動以「愛與非暴力」為原則,提出八項新國家的改革方向:新國號、新憲法、新體制、新國會、新政府、新社會、新環境、新文化。


這八項訴求顯示,「新國家運動」並不只是要求改變國家的名稱,而是企圖從政治制度、社會關係、文化認同到生活環境,推動台灣全面的民主改造。


他們盼望建立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新國家,更是一個真正尊重人民主權、保障基本人權、實踐社會公義的新社會。


這場徒步環島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在長期威權統治下,人民往往被要求服從國家,卻很少有機會真正參與決定國家的未來。「新國家運動」則試圖翻轉這種政治關係:國家不是統治者的私人財產,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1988年12月25日,為期四十天的環島行軍完成。


這四十天,改變不了所有政治制度,卻讓台灣獨立與人民自決的主張,從政治禁忌逐漸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歷史上許多重大改革,往往不是從國會殿堂開始,而是從一群願意走上街頭、承擔風險的人民開始。


▋從《人權宣言》到「新國家運動」:信仰與民主的共同追求


1977年的《人權宣言》與1988年的「新國家運動」,雖然分屬不同的歷史階段,卻具有共同的核心精神: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國家應當為人民的自由、尊嚴與福祉而存在。


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從信仰與人權出發,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新國家運動」則透過和平行動,將人民自決、民主改革與國家重建的理念帶入公共生活。


兩者雖有不同的組織背景與行動方式,卻共同參與了台灣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歷史進程。


從改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政治權力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強調,人類社會需要政治秩序,但掌權者同樣受到公義的規範。政治權力若背離其維護公共福祉的目的,就不能僅憑權位要求人民無條件服從。


二十世紀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面對納粹極權統治時,更以生命見證基督徒不能對國家暴力及其造成的苦難保持冷漠。


不過,基督信仰不能被簡化為特定政治方案的保證。教會的使命不是將任何國家或政治制度神聖化,而是持續以公義、憐憫、真理與人的尊嚴,檢驗所有政治權力。


因此,紀念「新國家運動」,不應只有國家認同的討論,更必須反省:我們所追求的台灣,是否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是否尊重不同政治意見者的權利?是否照顧貧困者、勞動者、原住民族、新住民,以及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是否建立足以防止權力濫用的民主制度?


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不只是擺脫外來威權的控制,也必須防止自己的統治者再次成為壓迫人民的力量。


▋今日的台灣:民主不能遺忘走過的道路


三十八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歷經民主轉型,人民可以透過自由選舉更換政府,也能公開討論國家前途。


這些今日看似平常的自由,在1988年卻需要有人以坐牢、流亡甚至犧牲生命的風險來爭取。


我們不能忘記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為他們讓世人看見威權統治如何將政治意見當成犯罪。


我們不能忘記黃華、鄭南榕、楊金海、林永生,以及參與環島行軍的無數人民,因為他們證明了和平的公民行動可以突破政治恐懼。


我們也不能忘記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先行者。他們在最艱困的年代,從信仰良知出發,勇敢宣告人權與鄉土的尊嚴。


尤其今日台灣仍然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政治滲透與統戰壓力,更應當記取歷史教訓。民主自由從來不是永久有效、無須維護的政治資產。威權勢力可能利用恐懼、利益、假訊息與社會分化,削弱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軍事防衛,更需要公民社會的團結、對歷史的認識、民主制度的韌性,以及對人權與法治的堅持。抵抗威權,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民主原則;恰恰相反,唯有持續實踐民主、自由、人權與公義,台灣才能證明自己與威權體制的根本不同。


2026年,我們應當以民主的實踐、公義的行動與守護自由的決心,繼續走完這條尚未完成的道路。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自由,更需要每一個世代共同守護。

2026年11月15日 星期日

敲打黃仁勳,對他是好的

 ⭕️敲打黃仁勳,對他是好的

——從科技巨人的跌倒,看人性的有限、悔改與反抗極權的勇氣

黃春生牧師


一個人可以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科技,卻未必能掌握自己的慾望;可以累積令人難以想像的財富,卻未必能守住生命中最珍貴的信任;可以成為全球景仰的企業領袖,卻仍然無法超越人性的軟弱。


2026年11月,輝達(NVIDIA)創辦人黃仁勳因婚外情及疑似中國情報滲透事件,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根據《紐約時報》、《路透社》等國際媒體報導,黃仁勳與中國籍企業主管黃樂(Alice Huang)曾有婚外情,而美國情報機關據報懷疑黃樂與中國情報系統有所聯繫,甚至可能涉及針對黃仁勳的情報活動。


11月8日,黃仁勳公開承認對妻子不忠並道歉,輝達董事會隨即啟動獨立調查。隨著其他婚外情關係陸續被媒體揭露,事件持續擴大。11月11日,輝達董事會接受黃仁勳辭去執行長及董事職務,並於翌日正式公告。


昔日引領人工智慧革命的科技巨擘,如今不得不面對自己生命中最難堪的跌倒。


然而,我們必須堅持一項民主社會的重要原則:目前尚無公開確證顯示黃仁勳本人參與間諜活動、洩漏國家機密,或這段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中國情報機關設計的陷阱。


尊敬一個人,不代表必須為他的錯誤辯護;批判他的錯誤,也不等於否定他一生的貢獻。


▋人是有限的:賺得全世界,卻可能失去自己


耶穌在《馬太福音》16:26提出一個直指人性核心的問題:「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這句話並非反對財富、科技或事業成就,而是提醒我們:當一個人以成就衡量自己的價值,卻失去對生命、家庭、倫理與真理的敬畏時,再大的成功也可能成為空虛。


在《馬太福音》16章的脈絡中,耶穌呼召門徒捨己、背起十字架跟隨他。真正的生命,不在於無限制地擴張自己的權力與利益,而在於願意放下自我中心,接受真理與愛的引導。


黃仁勳的科技貢獻值得肯定。他在人工智慧、半導體及全球科技產業的成就,並不會因為個人的倫理失敗而完全消失。


但是,科技上的卓越,不代表道德上的無懈可擊;企業的市值,也無法衡量一個人生命的全部。


人最大的危險,不是承認自己軟弱,而是成功到以為自己不會軟弱。


基督信仰提醒我們,人不是上帝。無論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權勢、智慧與聲望,都必須謙卑站在上主面前。


▋極權最擅長的,是利用人性的軟弱


這起事件除了婚姻倫理,也涉及更深層的國家安全問題。


情報史上的「美人計」(honey trap),是利用親密關係、情感依附或性關係建立信任,進而取得資訊、形成影響力,甚至使當事人陷入容易遭受脅迫的處境。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及其跨國情報活動。


中共的極權野心,並不只限於控制中國境內的人民。面對全球科技競爭,它也可能透過情報蒐集、經濟利益、政治影響與人際網絡,企圖影響其他國家的決策。


科技產業尤其必須警覺。人工智慧、高階晶片及先進運算能力,已經不只是商業競爭的工具,也直接影響國家安全、軍事科技及民主社會的未來。因此,重要科技企業領袖的私人關係,一旦可能涉及利益衝突或外國情報活動,就不再只是私人領域的問題。我們不能容許極權勢力利用人性的貪婪、虛榮、恐懼與情感需求,逐步侵蝕自由社會的安全。


▋不要把任何人當神:真正的尊敬包括批判


台灣社會對黃仁勳有深厚感情。他出生於台灣,在國際科技界取得卓越成就,也成為許多人引以為傲的典範。但是,越是受到社會景仰的人,越需要有人提醒他:你不是神,你仍然會犯錯。


這不只是對黃仁勳的提醒,也是對所有政治領袖、科技企業家、民主運動者,甚至宗教領袖的提醒。一個人過去的貢獻,不能成為今日錯誤的豁免權。


真正的友誼,不是永遠替朋友辯護;真正的尊敬,也不是對偶像毫無保留地崇拜。


聖經中的先知拿單,曾經勇敢指出大衛王的罪行(撒母耳記下12章)。大衛擁有王權、軍事成就與宗教地位,卻不能因此逃避道德責任。拿單對大衛的責備,不是為了摧毀大衛,而是要使他正視自己的罪。


同樣地,今天對黃仁勳的公共批判,若建立在事實與公義之上,也可以成為促使他重新反省生命的契機。


民主社會的成熟,不在於找到永遠正確的英雄,而在於建立能夠揭露錯誤、追究責任、限制權力的制度。


我們可以敬佩英雄,但不能製造偶像;可以肯定成就,但不能取消問責。


▋真正的悔改,不是道歉而已


基督信仰最寶貴的盼望之一,就是人的過去不必決定他的全部未來。


《路加福音》19章記載稅吏撒該與耶穌相遇後,生命發生改變。

撒該沒有停留在口頭懺悔,而是承諾將財產分給窮人,並賠償受到他欺騙的人。他的悔改具有具體的社會與倫理行動。


使徒保羅也曾經迫害教會,但在基督的恩典中,他的生命方向徹底改變,成為福音的見證者(加拉太書1:13–24)。


保羅不是因為過去沒有犯錯而蒙恩,而是在上帝主動介入生命之後,被帶入新的使命。


這正是福音的力量。人的罪是真實的,但罪惡不必成為生命最後的結局。因此,黃仁勳的公開道歉,可以是承擔責任的開始,卻不能被視為悔改已經完成。


真正的悔改至少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誠實面對真相,不再以權力、名聲或財富掩飾錯誤。

第二,承擔自己對家庭、同事、企業及社會造成的傷害。

第三,尊重獨立調查,釐清是否存在利益衝突與國家安全風險。

第四,以長期、具體的行動重新建立信任,而不是期待一句道歉就能換得所有人的原諒。


寬恕不是取消責任,恩典不是逃避真相,悔改也不是形象管理。上主的恩典讓人有重新站立的可能,但真正的重生必須結出生命更新的果實。


▋敲打黃仁勳,對他是好的


連續曝光的婚外情爭議,對黃仁勳而言,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他失去了長期領導的執行長職位,也必須面對家庭信任、企業治理及國家安全疑慮所帶來的壓力。


然而,我願意從基督信仰提出另一個觀點:敲打黃仁勳,對他是好的。


這裡所說的「敲打」,不是羞辱人格,更不是幸災樂禍,而是讓一個長期站在成功頂峰的人,重新聽見生命深處的警鐘。


當人站得太高,有時反而聽不見別人的提醒。


當人擁有太多,可能忘記生命中哪些事物根本不能用金錢購買。


當人習慣被掌聲包圍,也可能逐漸失去面對真相的勇氣。


《箴言》27:6提醒我們,朋友出於忠誠的責備,比虛假的親近更加可貴。因此,真正關心黃仁勳的人,不應替他的錯誤尋找藉口,而應鼓勵他勇敢面對真相、承擔責任,重新建立生命的價值秩序。


他需要的不只是企業治理顧問、法律團隊或公關專家,更需要安靜下來,重新思考自己究竟為何而活。


一個人可以失去職位,卻不必失去生命的尊嚴;可以承認失敗,卻仍然有機會重新尋找生命的方向。


真正的成功,不是永遠不跌倒,而是在跌倒之後,仍有勇氣面對真理,承擔責任,重新站立。


▋尋求超越者的價值,以自由良知反抗極權


黃仁勳事件最深刻的提醒,是科技能力與道德能力並不必然同步成長。


人類可以創造令人驚嘆的人工智慧,卻仍然無法單靠科技解決貪婪、虛榮、權力慾望與道德失序。因此,人需要超越自我利益的價值。


對基督徒而言,這個超越者就是上主。


上主的公義提醒我們,權力必須受到約束;上主的憐憫提醒我們,犯錯的人仍然具有尊嚴;上主的真理提醒我們,不能為了維護自己所崇拜的英雄而犧牲事實。


面對中共極權的滲透與威脅,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強大的科技、更嚴密的情報防線,更需要有道德勇氣的人。能夠拒絕利益誘惑,拒絕權勢收買,拒絕以私人慾望交換公共責任。


當一個人不再被貪婪、恐懼與虛榮支配,極權就更難找到操縱他的弱點。當一個社會不再盲目崇拜英雄,而是堅守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極權就更難利用個人的失敗摧毀整個制度。這也是台灣民主社會必須堅持的信念。


反抗極權,首先必須拒絕讓自己的靈魂被權力與利益奴役。


黃仁勳已經證明,他有能力創造改變世界的科技。但現在,他面對的是另一個更艱難的問題:是否有勇氣誠實面對自己,承擔錯誤,重新尋回生命真正的價值?


我們不需要在黃仁勳跌倒時幸災樂禍,也不需要為了維護他的英雄形象而否認問題。我們需要的是誠實的批判、公正的調查,以及對真誠悔改者重新站立的盼望。


願這場風暴不只是他人生的一次跌倒,更能成為一次靈性的覺醒。


敲打黃仁勳,對他是好的。因為真正愛一個人,不是讓他永遠活在掌聲裡,而是幫助他在真理中重新找到自己。


願他在失去掌聲之後,重新聽見良知的聲音;在權力與成就之外,重新發現上主所賜生命的尊嚴。


也願所有掌握政治、經濟與科技權力的人,都從這起事件學會謙卑:人不是神,權力不是永恆,唯有真理、公義與愛值得我們終身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