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後，再次投票：蘇格蘭議會重生與國民主權的尊嚴

三百年後，再次投票：蘇格蘭議會重生與國民主權的尊嚴

——紀念1999年5月6日蘇格蘭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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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9年5月6日，是蘇格蘭歷史上一個深具紀念的日子。歷經將近三百年的等待，蘇格蘭人民終於再次以選票，選出屬於自己的議會。這不只是一次地方選舉，更是一場關於民族尊嚴、歷史記憶與國民主權的恢復。

在那一天，許多蘇格蘭人流下眼淚。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中央政府賞賜的恩典」，而是人民經過長久民主運動所重新取回的自治權利。

蘇格蘭原本就是一個獨立國家。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簽署之前，蘇格蘭與英格蘭各自擁有自己的議會、法律、教育制度與宗教傳統。即使後來合組「大不列顛王國」，蘇格蘭人民仍保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直到今天，許多人仍驕傲地說：「我首先是蘇格蘭人，其次才是英國人。」

這種民族認同，並非建立在排他仇恨之上，而是建立在歷史、文化、語言與民主自治的共同記憶。在蘇格蘭歷史中，長老教會具有關鍵地位。16世紀時，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深受宗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影響，回到蘇格蘭推動改革。他不只是神學家，更是公共信仰的實踐者。1560年，蘇格蘭宗教改革正式展開，國家以長老教會體制建立起一種重視集體治理、代議制度與公共責任的信仰文化。

長老教會的「議會制度」（Presbyterian polity），其實深深影響了後來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教會不是由一位主教獨裁，而是透過牧師、長老共同議決；地方教會、中會、總會彼此監督制衡。這種制度培養了人民對「共同治理」與「權力來自群體」的理解。

某種程度而言，蘇格蘭人民早在教會治理中，就已經學習民主。因此，當1707年蘇格蘭議會被解散後，人民雖失去國家議會，卻仍透過教會議會保留自治精神。民族靈魂沒有消失，只是在等待歷史時機。

20世紀末，隨著民主意識提升，蘇格蘭人民再次要求自治。1997年9月11日，蘇格蘭舉行公民投票，74%支持恢復蘇格蘭議會，64%支持賦予其稅收調整權。這場公投的意義非常重要：不是武力革命，而是透過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政治制度。

兩年後的1999年5月6日，三百年來首次蘇格蘭議會選舉終於舉行。這一天，許多投票所外大排長龍。老年人特地穿上傳統格紋裙（kilt）前往投票。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不只是政治，而是歷史尊嚴的恢復。這也讓世界再次看見：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會尊重人民的自治意志，而不是用強制同化壓制民族認同。

今日的臺灣，也正面對國民主權與民主深化的重要課題。臺灣人民經歷長期威權統治後，才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直到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臺灣人民才真正開始能以完整民意決定國家方向。民主，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無數前輩付出代價爭取而來。因此，臺灣更應珍惜「國民主權」這項得來不易的權利。

所謂民主，不只是可以投票而已，更重要的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有權選擇自己的制度、有權決定自己的國家方向。這種權利，不該被威權、恐嚇、外來霸權或虛假的歷史敘事所剝奪。

蘇格蘭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個民族即使失去議會三百年，只要人民沒有放棄自己的歷史與尊嚴，終究仍會重新站起來。而臺灣，也必須持續深化民主文化，守護自由制度，尊重人民共同體的選擇。真正的民主，不是替人民決定；真正的民主，是讓人民自己決定。

《聖經》申命記30:19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與死、祝福與咒詛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民主的核心，也是一種「揀選」的權利。當人民能自由選擇未來，國家才真正屬於人民。願臺灣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民主。也願所有追求自由與自治的民族，都能在和平、公義與尊嚴中，走向屬於自己的未來。

論「蔣萬安」現象的政治倫理

 ⭕️論「蔣萬安」現象的政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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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姓名，本質上屬於個人私領域的範疇。每一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要叫什麼名字、如何定義自身身份。這是現代民主社會所保障的基本人格權，無庸置疑。

然而，當姓名不再只是私人認同的表達，而被有意識地置入於政治場域，成為權力競逐與歷史象徵操作的工具時，它就不再只是「私領域」的問題，而轉化為一項必須接受公共檢驗的政治行為。

這正是蔣萬安改名事件的核心爭議所在。

▋從「章」到「蔣」：政治資本的挪用

「蔣」這個姓氏，在台灣歷史中從來不是中性的符號。它承載的是以蔣中正、蔣經國為核心的威權統治記憶，也同時是一種仍在政治市場中運作的「政治資本」。

當一位政治人物選擇從「章萬安」改為「蔣萬安」，這個行為在政治語境中自然會被解讀為一種政治資本轉換（conversion of political capital）——藉由姓氏連結既有的歷史權威與政治認同，取得選民心理上的熟悉感與情感認同。

問題不在於改名本身，而在於：這是否是一種對歷史記憶的策略性利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個行為就已經進入公共倫理的審查範圍。

▋歷史真實與公共誠信：DNA爭議的意義

圍繞章孝嚴身世的歷史爭議，長期存在於公共討論之中。若再延伸至是否與郭禮伯之關係，則更牽涉到家族血統敘事的真實性問題。

在此背景下，DNA檢驗的呼籲，不應被簡化為政治攻擊，而應被理解為：一項關於「公共誠信」（public integrity）的檢驗。

當一位政治人物透過某種歷史血統來累積或繼承政治資本時，他也必須承擔相應的透明義務。這不是侵犯隱私，而是對權力來源的合理檢視。

甚至，若郭禮伯之子郭貽熹願意參與科學檢驗，這反而可能成為釐清歷史、終結爭議的重要契機。與其讓模糊不清的敘事持續被政治操作，不如以科學方式建立清楚的事實基礎。

▋民主社會的關鍵問題：我們如何面對威權遺產？

這場爭議更深層的問題，不只是某一個人的身世，而是整個社會如何面對威權遺緒及威權遺產。

在民主轉型尚未完全的台灣，「蔣」這個姓氏仍然具有族群的動員力，這本身就是一個警訊。它提醒我們：威權的象徵並未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潛伏在民主制度之中。

若政治人物可以透過改名，重新接軌這種歷史權威，而社會卻缺乏足夠的批判意識，那麼民主的基礎將會被逐步侵蝕。

▋名字可以自由，但權力必須被檢驗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能不能改名」，而在於：

• 是否藉由改名進行政治動員？
• 是否利用歷史模糊性累積權力？
• 是否願意面對公共政治的檢驗？

在民主社會中，權力從來不應建立在模糊、曖昧甚至可能錯誤的歷史敘事之上。

名字可以是個人的選擇，但當它成為權力工具時，就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這不只是政治責任，更是一種對歷史誠實、對社會負責的基本倫理。

1862年5月5日，普埃布拉戰役：弱小國家如何守護自己的尊嚴

1862年5月5日，普埃布拉戰役：弱小國家如何守護自己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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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62年5月5日，墨西哥中部城市普埃布拉（Puebla）爆發一場震撼世界的戰役。這一天，兵力與裝備遠遠落後的墨西哥軍隊，在將軍伊格納西奧．薩拉戈薩（Ignacio Zaragoza）率領下，竟成功擊退當時被譽為世界最強陸軍的法國軍隊。

這場戰役，被後世稱為「普埃布拉戰役」（Battle of Puebla），也是今日「五月五日節」（Cinco de Mayo）的歷史起源。

在軍事史上，這或許不是決定世界格局的大戰；但在民族精神史上，它卻是一場極其重要的勝利。因為它向世界宣告：一個弱小國家，即使面對強大帝國，只要人民仍願意站立，就仍然擁有抵抗的能力與尊嚴。

▋帝國總認為弱國應該臣服

十九世紀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看見墨西哥因內戰與債務陷入困境，便認為這是一個建立「拉丁帝國」的絕佳機會。表面上，法國是為了追討債務；實際上，卻是企圖以經濟問題為藉口，進一步控制墨西哥的政治與主權。

這種邏輯，歷史上從未消失。強權經常宣稱自己是為了「秩序」、「穩定」、「安全」、「歷史正當性」而介入他國；但背後真正運作的，往往是帝國利益、資源控制與地緣政治。法國認為墨西哥貧窮、混亂、內部分裂，因此理當接受「文明帝國」的管理。這樣的帝國心態，在今日世界並不陌生。

中共對臺灣的論述，也經常帶有類似的帝國語言：

• 臺灣沒有資格決定自己的命運；
• 臺灣必須接受「歷史統一」；
• 臺灣的民主只是「地方問題」；
• 臺灣人民的自由，需要被更大的國家意志所取代。

這種語言的核心，其實不是和平，而是支配。

▋普埃布拉的奇蹟：人民的意志比武器更重要

1862年5月5日，約六千名法軍進攻普埃布拉，而墨西哥軍隊多數裝備老舊、人數不足，甚至許多人只是臨時集結的民兵。法軍將領夏爾．德．洛倫塞茲（Charles de Lorencez）原本深信，法軍可以輕易攻下這座城市。他甚至狂妄地宣稱，只要控制普埃布拉，就等於掌握整個墨西哥。然而，他低估了一件事：人民保衛家園的意志。

墨西哥軍隊利用地形，在洛雷托堡（Fort Loreto）與瓜達盧佩堡（Fort Guadalupe）頑強防守。法軍一次又一次衝鋒，卻一次又一次被擊退。到了黃昏，法軍終於被迫撤退。這場勝利雖然短暫，後來法軍仍曾攻入墨西哥城，但普埃布拉戰役徹底改變了墨西哥人民的心理。

他們開始相信：帝國不是不可戰勝的。自由並非只能向強權低頭。這一點，對今日臺灣尤其重要。臺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武器，而是臺灣主體的共同意識。

臺灣面對的威脅，不只是飛彈、軍演與灰色地帶衝突。更深層的危機，是人民逐漸失去共同體意識。當一個社會開始認為：「反正打不贏」；「自由沒那麼重要」；「民主只是吵鬧」；「被統治也沒差」；那麼，真正的失敗，其實早已發生。

普埃布拉戰役提醒我們：弱小國家能否生存，關鍵從來不只是軍事實力，而是人民是否願意相信：

自由值得守護。
主權值得承擔。
民主值得付代價。

今日的臺灣，某種程度上，也像十九世紀的墨西哥。面對龐大的鄰國、經濟壓力、認知作戰、外交孤立，以及「你終究只能接受現實」的帝國話語，臺灣需要的，不只是國防預算、民主陣營同盟，更是民主信念。

▋信仰的視角：上主站在受壓迫者一邊

聖經中，上主不斷透過先知提醒世界：「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6）

帝國總以為，坦克、財富與軍力，能決定歷史。但聖經一次又一次指出：真正改變歷史的，往往是那些不願屈服的人。出埃及記中的法老、但以理書中的巴比倫帝國、啟示錄中的羅馬帝國，都曾不可一世；然而帝國終究過去，人民對自由與公義的渴望卻始終存在。

普埃布拉戰役之所以被紀念，不只是因為一場軍事勝利，而是因為它象徵了一種精神：即使弱小，也拒絕跪下。即使孤立，也仍守護尊嚴。

▋五月五日，給臺灣的提醒

今日的「五月五日節」，早已不只是墨西哥的地方紀念日。

它提醒世界：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主權，更不是強權施捨的恩典。

對臺灣而言，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會不會威脅我們」，而是：當威脅來臨時，我們是否仍願意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普埃布拉戰役告訴我們，歷史從來不是由最強大的帝國單方面的記載。有時候，歷史會記住的，反而是那些在人數最少、資源最缺乏之時，仍然選擇站起來的人。

1776年5月4日：羅德島宣布不再效忠喬治三世——自由、利益與民主的矛盾起點

1776年5月4日：羅德島宣布不再效忠喬治三世——自由、利益與民主的矛盾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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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776年5月4日，北美十三州之一的羅德島（Rhode Island），正式宣布不再效忠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成為北美殖民地中第一個公開否定英國王權的殖民地。這一天，比《獨立宣言》發表還早了兩個月。這不只是法律上的切割，更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

羅德島原本就是一塊「異議者的土地」。它由一群不願接受麻薩諸塞清教徒教派控制的人所建立。他們反對教派專制、主張良心自由，也因此成為北美最早強調教派寬容與政教分立精神的地方之一。某種意義上，美國後來所強調的自由傳統，其根系之一，就深埋在羅德島這片土地。

然而，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就在羅德島高喊自由、反抗帝國控制的同時，它也是十八世紀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重要中心。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糖蜜，被運到羅德島釀成蘭姆酒；蘭姆酒再運往西非交換被擄掠的非洲人；之後，奴隸船橫越大西洋，將倖存者送往加勒比海種植園。這條充滿血淚的「三角貿易」，為羅德島帶來龐大利潤。

這正是歷史最深刻的諷刺之一：一群追求自由的人，同時也可能參與壓迫他人的制度。

因此，當英國在1764年頒布《糖稅法》（Sugar Act），加強對糖蜜貿易的控制並提高關稅時，羅德島商人立刻感受到利益受損。他們開始反抗英國的經濟管制，不只是因為「自由」，也因為「利益」。後來，美國獨立運動中的著名事件，也與羅德島密切相關。

1768年，英國海關查扣商人 John Hancock 的船隻 Liberty，理由是涉嫌走私，引發波士頓群眾暴動。1772年，羅德島居民更直接焚燒英國海關船「Gaspee號」，並擊傷船長。這些事件逐漸點燃殖民地對英國的不滿，也預示著革命風暴正在形成。

值得深思的是，羅德島雖然最早反抗英國，卻也是最後批准美國憲法的州。直到1790年5月29日，也就是美國憲法制定後超過十四年，羅德島才終於批准加入聯邦。原因並不複雜：它擔心新成立的聯邦政府會奪走自己的關稅利益與經濟自主權。換句話說，當年反對「帝國中央集權」的羅德島，後來又開始警戒「聯邦中央集權」。

這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從來不是一次完成的工程，而是不斷拉鋸、修正與反省的歷程。今天回顧1776年5月4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美國獨立前夜」的激情，更是一面照映人性的鏡子。

自由若只屬於少數人，那不是真自由。經濟若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那繁榮終究帶著傷痕。而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只是反抗壓迫，更包括願意誠實面對自身歷史中的不義。這也是近代民主文明最重要的學習之一：一個國家若要真正自由，必須不斷進行自我批判與歷史反省。

從羅德島的故事，我們看見民主並非完美者的產物，而是願意承認不完美的人們，在歷史中艱難前行的結果。或許，這也是信仰與公共生活的重要提醒。

《聖經》中的先知，不只是譴責外邦帝國，也同樣責備自己的國家。真正的信仰，不是盲目歌頌自身，而是勇敢讓公義的光照進自己的歷史。因為上主所喜悅的，不只是高喊自由的口號，而是讓受壓迫者真正得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