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從馬雅各醫師看見福音與公義同行的信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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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65年6月16日，是台灣基督教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宣教師──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醫師），在臺南府城看西街設立醫館與佈道所，正式展開在臺灣的醫療與宣教工作。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設教紀念日」，也是臺灣現代醫療宣教的起點。

馬雅各醫師於1865年5月29日抵達臺灣。當時的臺灣，除了少數天主教傳教活動之外，幾乎沒有新教信仰的傳播。面對陌生的語言、文化與社會環境，當地人民對外國人普遍抱持戒心，甚至敵意。然而，馬雅各醫師並未因此退縮。

他選擇以醫療作為福音的橋樑，將基督的愛化為具體行動。透過醫治病人、照顧貧苦者，他讓許多人第一次認識基督信仰。雖然在初期遭遇誤解、排斥，甚至暴力攻擊，被迫離開臺南一段時間，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呼召。

他深信，福音不只是口中的宣講，更是生命的見證。

因此，他在逼迫中仍持續行醫，在困難中仍堅持傳道。正是這種對上主的信靠與對人民的愛，使福音的種子逐漸在臺南、高雄等地生根發芽。

隨後，更多宣教師陸續來到臺灣。北部有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南部有巴克禮牧師等宣教師投入事奉。他們不僅建立教會，也創辦醫院、學校、神學院，推動教育、醫療、文字出版、婦女培力與社會關懷，深刻影響臺灣近代化的發展。

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宗派之一，在歷史上更長期關懷民主、人權、社會公義與本土文化。然而，當我們紀念設教161週年之際，也應當謙卑反省：教會是否仍保有初代宣教師那份單純而火熱的信仰？

教會規模或許比過去更大，制度或許比過去更完善，但若失去了宣教的熱情與服事的精神，再悠久的歷史也可能成為包袱。

馬雅各醫師來到臺灣時，沒有龐大的資源，沒有雄偉的教堂，也沒有穩定的支持系統；他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為福音奉獻的心。

今天的教會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精神。

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AI科技快速發展、社會分化加劇的時代，教會仍被呼召成為盼望的記號。福音不只是教會內部的事務，更是對社會苦難的回應；不只是關心個人的得救，更是實踐上主國公義、憐憫與和平的價值。

設教紀念日提醒我們：教會存在的目的，不是維護自己的制度，而是見證基督；不是守住過去的榮耀，而是回應今日的呼召。

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為要達成這個目的，我運用基督賜給我的大能力，不辭勞苦，竭力工作。」（歌羅西書1:29）

願我們承接先輩宣教師的腳蹤，在新的世代裡，繼續以信仰服務人民，以愛回應世界，使福音的光持續照耀臺灣這片土地。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是今日Turkey的首都，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

安卡拉在古代稱為Ancyra（安居拉/亞居拉），這個名稱來自希臘文 Ἄγκυρα（Anchor），意思是「錨」。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來自歐洲的凱爾特民族——加拉太人（Galatians）遷徙至此，建立自己的王國。

使徒保羅寫《加拉太書》，收信對象正是居住在加拉太地區的教會群體。

保羅在此宣告：「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加拉太書2:16）

宗教改革時期，Martin Luther甚至稱《加拉太書》為「我的凱蒂」（My Katie），因為這卷書最能表達因信稱義的福音核心。

314年，基督教歷史上一場重要會議在安居拉舉行，「安居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又譯「安卡拉會議」）。這場會議發生於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之後，使基督教合法化初期會議主要處理：迫害時期背棄信仰者如何重新回到教會，教會紀律問題，聖職制度問題。這是325年尼西亞會議以前最重要的區域性教會會議之一。

圖：Res Gestae Divi Augusti《神聖奧古斯都功業錄》，研究羅馬帝國最重要的碑文之一。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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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9年6月15日，被稱為「最後的皇軍」的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年59歲。

然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人難忘的是他那段橫跨三十餘年的孤獨人生。

中村輝夫原是臺東都蘭的阿美族青年，原名史尼育唔（Suniuo，音譯），日本統治時期改名為中村輝夫。1942年，26歲的他以高砂義勇隊成員身分被徵召前往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服役。

1944年9月，同盟國軍登陸摩羅泰島。激烈戰鬥中，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與部隊失去聯繫。當時他身上的全部家當，只有兩枝三八式步槍、數十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一面鏡子與少量日用品。

由於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日軍於1944年11月將他列入「光榮戰死」名單。

然而，他並沒有死。他獨自一人在熱帶叢林中活了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在摩羅泰島深山裡的史尼育唔，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他而言，戰爭從未結束。他始終相信帝國仍在戰鬥，而自己仍肩負軍人的使命。

於是，他在叢林裡搭建竹屋，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取火，保存火種；採集野果、狩獵野獸、耕種作物維生。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刻意遠離村落，過著近乎魯賓遜漂流記般的生活。

一年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三十年過去。

世界經歷了聯合國成立、冷戰開始、人類登陸月球、臺灣經濟起飛，而他依然停留在1944年的戰場裡。

直到1974年底，摩羅泰島居民向印尼政府通報，島上出現一名疑似「野人」的神秘人物。經過30多個小時搜尋，搜索隊終於在叢林深處發現正在劈柴的史尼育唔。消息震驚國際。

日本派遣代表前往現場，但他起初並不相信。直到昔日長官親自前來，向他宣讀日本投降的事實，告訴他戰爭早已結束，他才放下武器。

臺灣當時已經不是由日本政府統治，日本駐印尼大使館面對這樣的情況，中村輝夫應該送回日本還是臺灣？尊重中村輝夫的選擇，1975年1月8日，他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叢林，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臺灣。然而，回家並不代表真正找到歸屬。身為殖民地出身的臺灣原住民，中村輝夫的身份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他的遭遇成為戰後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案例。

他的故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人在叢林裡獨自活過三十一年？

是忠誠？是責任感？是求生意志？還是戰爭留下的巨大的創傷症候群？

中村輝夫的一生，某種程度上也是臺灣近代歷史的縮影。

他是阿美族人，卻被編入日本皇軍；他為帝國作戰，卻在戰後失去了帝國；他回到臺灣，卻發現故鄉早已不是離開時的模樣。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傷痕消失。砲火停止之後，仍有人被困在記憶之中；和平來臨之後，仍有人需要漫長歲月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村輝夫的故事也像是一則寓言。

有時候，人會被困在過去的恐懼、創傷或使命感之中，以致無法相信新的消息已經來到。就像他始終相信戰爭尚未結束一樣，我們也可能長久活在仇恨、失敗、罪咎或絕望之中。

然而，福音的信息正是宣告：戰爭已經結束了。

仇恨不再是最後的答案，死亡不再是最後的結局。基督已經帶來和好的道路。

願中村輝夫的故事提醒我們珍惜和平，也記得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人。

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每一段受傷的生命都能重新找到歸屬。

1979年6月15日，中村輝夫（史尼育唔、李光輝）離世，享年59歲。但他的故事，仍然提醒著世人：戰爭的代價，遠比戰場上的勝負更加深遠。

圖：2010年印尼北摩鹿加省（Provinsi Maluku Utara）摩洛泰島居民為中村輝夫樹立銅像紀念這段歷史。

番紅花城（Safranbolu）

 ⭕️ 番紅花城（Safranbolu）

名稱源自於番紅花以及希臘文 Polis (城邦)，1994年Safranbolu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至今番紅花仍在番紅花城以東22公里的村落種植。

被認為是保存最完整的鄂圖曼（土耳其）古城之一。城內保存超過一千棟傳統木造鄂圖曼房屋、清真寺、商隊旅館（Caravanserai）、澡堂與市集，因此有「露天的鄂圖曼博物館」之稱。

鄂圖曼風格為兩到三層木造結構的建築，上面樓層突出於下層，並有雕刻的支架作為支撐。房屋用木材框架作為基礎，再填充土磚，最後塗上灰泥以及稻草的混合物，外牆刷上灰泥或石灰再用木頭裝飾， 內部大約有10-12間房間。

這座城市的歷史深深根植於早期基督教文明。公元四世紀後，當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並建立君士坦丁堡（今Istanbul）後，整個安納托利亞逐漸成為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中心。雖然Safranbolu本身未出現在聖經中，但它所處的安納托利亞地區，正是基督教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核心。

當時，希臘語為主要語言，東方禮儀基督教信仰普及，修道院遍布山區，教堂成為地方社會中心。Safranbolu周圍山區曾有許多基督教修道院和隱修團體。

使徒保羅宣教旅程中的許多城市都位於現今土耳其境內：

Ephesus（以弗所）

Antioch of Pisidia（彼西底的安提阿）

Iconium（以哥念）

Tarsus（保羅故鄉）

《啟示錄》中的七教會也位於今日土耳其西部。

Church of Saint Stephen 教堂建於十九世紀，反映當地曾存在活躍的希臘東正教信仰群體。然而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根據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協議（Population Exchange），大部分希臘裔基督徒遷往希臘，當地基督徒社群逐漸消失。今日土耳其基督徒人口不到總人口的1%。

Safranbolu不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鄂圖曼古城，更是一座見證安納托利亞從早期基督教中心、拜占庭文明、鄂圖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漫長歷史變遷的活教材。對研究教會史、宗教轉型與文明互動的人而言，它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地方。

6月14日，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紀念日

6月14日，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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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6月14日，是被譽為「臺灣電力之父」的 松木幹一郎 紀念日。

今日當我們打開電燈、使用冷氣、搭乘捷運、操作電腦，往往將穩定的電力供應視為理所當然。然而，臺灣能夠建立現代化電力系統，背後有許多默默奉獻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決策者。其中，松木幹一郎無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松木幹一郎於1872年3月10日出生於日本，曾擔任東京電氣局長，具有豐富的電力建設與管理經驗。1929年12月23日，他受命接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第三任社長。

當時的臺灣正面臨一項巨大的挑戰——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這項工程自規劃以來，日本已經從本土投入相當於今日數百億元的資金，卻因技術、財務與政治因素陷入停擺。許多人質疑：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臺灣，真的需要如此龐大的發電設施嗎？即使發出大量電力，又有誰來使用？多餘的電力如何轉換成經濟價值？

面對外界的質疑與反對，松木幹一郎沒有選擇退縮。

他一方面積極向日本本土政商界爭取支持，運用日本當時的南進政策取得資源；另一方面努力募集資金，排除各種利益團體的阻礙。同時，他也必須面對社會輿論對電價問題的批評與不滿。

松木深知，若電力無法普及，工業化便無從談起。因此，他推動調降電價，使更多家庭與企業能夠使用電力。隨著供電能力提升，臺灣逐漸發展出近代工業體系，而大量廉價且穩定的電力，也吸引高耗能產業進駐。

例如鐘淵曹達會社等現代化化學工業，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發展。換句話說，松木幹一郎所推動的不僅是一座發電廠，而是一場改變臺灣經濟結構的能源革命。

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正式完工，成為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水力發電工程之一。它利用高低落差將日月潭豐沛水量轉化為電能，不僅供應民生需求，更為臺灣工業化奠定重要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松木幹一郎並未將臺灣人排除於管理體系之外。他積極培養並任用臺灣人才，使許多本地技術人員得以參與現代電力建設工作。這種重視人才培育的精神，也成為臺灣電力發展的重要資產。

為了感念他的貢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曾在日月潭水社進水口設立松木幹一郎銅像。然而，1944年因日本政府實施「金屬類供出令」，銅像被拆除熔化作為戰時資源，原址僅留下基座。

直到2010年，承繼臺灣電力事業的臺灣電力公司重新鑄造銅像，並安置於原有基座上，使這位臺灣電力建設的重要推手，再次回到日月潭畔，繼續守望著他畢生投入的工程。

回顧臺灣歷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改變這塊土地的人並非政治領袖，也不是軍事英雄，而是那些願意以專業、遠見與毅力投入公共建設的人。

松木幹一郎所留下的，不只是發電機組與水壩工程，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眼光。他看見當代人尚未看見的需要，願意承擔巨大的風險與壓力，為下一代預備發展的基礎。

今日臺灣面對能源轉型、淨零排放與永續發展的挑戰，更需要這樣的遠見。因為真正偉大的建設，往往不是為自己而做，而是為尚未出生的人預備未來。

1939年6月14日松木幹一郎安息，在紀念日這一天，我們不僅紀念一位工程建設者，也紀念所有曾經默默為臺灣付出心力的人。正是因為有無數這樣的先行者，臺灣才能一步一步走向今日的繁榮與進步。

而對這些為臺灣奉獻智慧、青春與生命的人，無論來自何方，我們都應當給予合宜的尊重與真誠的紀念。

備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1944年10月至日本投降為止，台灣電力的發電廠甚至台北的總社大廈，都遭到美軍的嚴重摧毀。二戰結束後的初期，台灣全島幾乎處於無電狀態。

當時國民政府找上由松木幹一郎提拔第一位台灣籍電氣技師朱江淮，帶領留用的數千名日籍技術人員，繼續修復日月潭發電所、修復各地被美機炸毀的發電及變電設備、完成日本人尚未完成的三大工程——烏來、天冷、霧社等發電所，才得以維持台灣全島電力的持續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