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5日，蘇東啟改判無期徒刑

 

⭕️1963年9月25日，蘇東啟改判無期徒刑

——從「蘇大砲」政治案件看威權時代的軍事審判

黃春生牧師

1963年9月25日，是台灣白色恐怖歷史中值得記住的一天。

這一天，原先遭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雲林黨外政治人物蘇東啟，在案件發回更審後，與張茂鐘、陳庚辛等人改判無期徒刑；原已判無期徒刑的詹益仁亦維持重刑。這場政治案件，不只是幾個人的牢獄之災，更折射出戒嚴時代政治反對者所面對的威權統治暴力、軍事審判與人權困境。

蘇東啟是雲林北港人。1950年代開始投入地方政治，從1953年起連續當選第二至第五屆雲林縣議員。他在議會敢言直諫、猛烈抨擊施政，因此得到「蘇大砲」的稱號。1960年，他以黨外身分競選雲林縣長，與國民黨提名的林金生競爭，最後以數千票之差落選。

那個年代的台灣，真正的反對黨仍不存在。

1960年，雷震、李萬居等人推動籌組「中國民主黨」，試圖突破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政治結構。蘇東啟也參與、支持這股組黨運動。同年9月雷震遭逮捕後，蘇東啟等人在雲林縣議會提案，要求釋放雷震。對威權政府而言，這樣一位有地方群眾基礎、敢於公開批判政府，又支持反對黨運動的政治人物，自然受到高度關注。

一年後，政治風暴降臨。

1961年9月19日，蘇東啟遭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逮捕。當局指控蘇東啟、張茂鐘、詹益仁、陳庚辛等人策劃取得武器、發動武裝行動，並以推翻政府及台灣獨立為目標。案件牽連範圍極廣，總統府後來整理戒嚴時期政治冤案時指出，陸續遭警總保安處逮捕者達四百多人，最後有五十人遭判刑。

1962年，軍事審判將案件推到最黑暗的時刻。

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被判死刑，詹益仁被判無期徒刑，其餘多人則遭判處二年至十五年不等刑期。不公義的判刑傳到海外後，引發海內外關注與爭議，原判決因此遭撤銷並發回更審。1963年9月25日第二次判決，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的死刑改為無期徒刑，詹益仁仍為無期徒刑。

從死刑改為無期徒刑，固然使幾個人的生命暫時逃離刑場；然而，更值得後人追問的是：為什麼人民的政治思想、組織活動與反對政府的行動，可以在欠缺民主制衡的政治環境中，由軍事司法以如此嚴厲的方式處理？

今天回顧蘇東啟案，不能只把它理解為某一個政治人物的悲劇。

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指出，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曾透過鎮壓、軍事審判等方式侵害人民權利，其中許多案件涉及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與公平審判原則。這正是今日重新整理政治案件、平復司法不法的重要歷史背景。

蘇東啟長年的牢獄，也沒有使這股政治反對力量消失。

他失去參選資格後，妻子蘇洪月嬌進入選舉政治，後來當選台灣省議員；女兒蘇治洋、蘇治芬也陸續投入公共政治。威權原本企圖藉監禁切斷一個政治反對者與社會的連結，歷史最後卻呈現另一種結果：政治參與從一個人延續到家庭，也從一個家庭擴散成地方民主運動的力量。

1963年9月25日，我們記住的不只是「死刑改判無期徒刑」。

我們更應記住，一個民主社會之所以需要司法獨立、公開審判、正當法律程序、言論自由與組織自由，正因為國家一旦缺少制衡，法律就可能從保障人民權利的盾牌，變成統治者壓制異議的工具。

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制度，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監獄、法庭、議會與街頭之間，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才逐步拓展出來的公共空間。

記住蘇東啟，不只是紀念一位「蘇大砲」。

更是提醒今日的我們：統治力量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司法必須保障人民而非服務權力；而人民批評政府、組織反對力量與追求政治理想的自由，正是民主社會不能退讓的底線。

因為真正值得守護的，不是哪一個政權永遠執政，而是人民永遠有權對權力說「不」。

1867年9月24日：第一次蘭柏會議——在差異中學習共融

 

⭕️1867年9月24日：第一次蘭柏會議——在差異中學習共融

黃春生牧師

1867年9月24日，來自世界各地的76位聖公會主教聚集於英國倫敦的蘭柏宮（Lambeth Palace），召開歷史上第一次「蘭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這次聚會後來成為全球普世聖公宗維繫共融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標誌著聖公宗逐漸從以英格蘭教會為中心的傳統，發展成跨越國家、民族與文化的全球教會共同體。

召集人是當時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查爾斯．朗利（Charles Thomas Longley）。十九世紀英國殖民與海外宣教的擴張，使聖公會教會遍布北美、非洲、亞洲、大洋洲等地；不同地方教會開始形成自己的教區、主教與議會制度。問題也隨之浮現：當教會跨越國界之後，彼此究竟如何維持信仰、聖禮與牧養上的共融？

第一次蘭柏會議的形成，也與加拿大主教要求全球主教共同商議教會問題，以及當時南非納塔爾主教 John William Colenso 所引發的聖經詮釋與教會紀律爭議有關。十九世紀的歷史批判研究開始挑戰傳統聖經觀，Colenso 對舊約的研究引起巨大爭議，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制度問題：當不同地區的聖公會彼此發生神學與教會治理衝突時，誰有權作最後裁決？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蘭柏會議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定位為全球聖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朗利大主教在開幕致詞中特別說明，這次聚會並不是要成為一個可以制定約束全球各地教會法規的「總議會」（general synod），而是讓各地主教共同討論實際問題，提出可以作為未來行動指引的決議。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它逐漸形成普世聖公宗一個相當特殊的教會治理傳統：共融不等於中央集權，合一也不等於所有人完全一致。

全球聖公宗不是一個由倫敦總部統治各國教會的跨國宗教組織。各地方教省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治與自我治理權；蘭柏會議的決議本身也不是可以直接強制各教省遵守的「普世聖公會憲章與規例」。今天普世聖公宗官方仍明確說明，蘭柏會議的決議具有歷史、牧養與協商的重要性，卻不對各自治教會自動產生法律拘束力。

第一次會議所處理的議題，包括新教區與新主教的設立、不同教區信徒與教牧之間的共融、全球聖公宗的信仰與紀律，以及不同地方議會彼此之間的關係。1867年的第四號決議尤其關注：當教會散布世界各地時，如何維護「信仰與紀律上的合一」。

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事實上，蘭柏會議一開始甚至充滿爭議。約克大主教以及一些英格蘭主教拒絕出席，擔心這樣的全球主教會議可能逐漸變成凌駕地方教會的權力中心。換句話說，聖公宗從一開始就在思考一個非常現代的問題：

我們如何既維持共同體，又尊重地方自主？

如何既追求合一，又容許差異？

如何在沒有一個中央集權機構的情況下，仍然彼此負責？

這或許正是蘭柏會議留給今日教會最重要的遺產。

一百五十多年來，聖公宗內部從來沒有缺少爭議。聖經詮釋、女性按立、性別與婚姻、殖民主義、種族隔離、戰爭與和平、貧窮、氣候正義等問題，都曾經造成激烈辯論。

然而，「共融」（communion）的真正考驗，從來不是大家意見完全一致的時候。

真正的共融，是當我們彼此不同，甚至激烈爭論時，是否仍然願意坐在同一張桌子旁，一起祈禱、聆聽、讀聖經、辯論，也繼續把彼此視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這種教會觀並不容易。

因為人總是喜歡迅速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逐出共同體；權力也總想用命令取代對話。然而，基督的教會若是一個身體，就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保羅說：「身體不是只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肢體。」（林前12:14）

教會的合一，因此不是把所有差異消滅，而是在基督裡學習如何承擔差異。

當然，我們也不應浪漫化蘭柏會議的歷史。1867年的第一次會議仍然深深存在於大英帝國與殖民主義的歷史結構之中；全球教會權力並不平等，許多被殖民人民的聲音並沒有真正進入決策中心。今日重新閱讀這段歷史，也必須追問：誰能坐在桌前？誰的聲音被聽見？誰仍然被排除？

真正的普世教會，不能只是讓有權力的人彼此維持共融，更必須讓被邊緣化的人有位置、有聲音、有尊嚴。

到了今天，蘭柏會議已成為普世聖公宗四個「共融工具」（Instruments of Communion）之一，與坎特伯里大主教、聖公宗諮議會（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及教省首長會議（Primates’ Meeting）共同維繫全球聖公宗的關係。最近一次蘭柏會議於2022年舉行，主題為「上帝的教會，為了上帝的世界」（God’s Church for God’s World）。

從1867年9月24日至今，蘭柏會議已走過一百五十多年。

它留下給普世教會的問題仍然十分深刻：教會的合一究竟建立在控制，還是共融？

若合一必須靠一個中央權力命令所有人思想一致，那或許只是組織上的統一；基督身體的合一，卻是在多元肢體中彼此聆聽、彼此承擔、彼此勸戒，也彼此相愛。

在今日充滿政治極化、民族衝突、宗派分裂與身分對立的世界裡，1867年的蘭柏會議提醒我們：真正的共同體，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學習在差異之中仍然同行。

因為教會真正的中心，從來不是坎特伯里，不是蘭柏宮，也不是任何主教或制度。

教會真正的中心只有耶穌基督。

當基督是中心，我們便不需要靠權力強迫彼此相同；反而可以在真理中彼此辯論，在愛中彼此聆聽，在公義中為受壓迫者發聲，並且在聖靈的引導下，一同尋求上帝國在世界中的道路。

這或許就是「共融」最深的意義：不是因為我們完全相同，所以走在一起；而是因為我們同屬基督，所以即使不同，仍然學習一起走。

9月23日｜國際手語日：看得見的語言，也應享有完整權利

 ⭕️9月23日｜國際手語日：看得見的語言，也應享有完整權利

黃春生牧師

聯合國將每年9月23日定為「國際手語日」，提醒各國：手語不是口語的附屬手勢，而是具有自身語法與文化的自然語言。選在這一天，是為紀念世界聾人聯盟於1951年9月23日成立。

在臺灣，臺灣手語由聾人社群長期使用、傳承與創造，也形成不同地域用法。它不是將華語逐字比畫，更不應被視為等待醫療「矯正」後即可拋棄的過渡工具。聾童能否及早接觸完整語言，關係到學習、家庭溝通、心理健康與未來參與社會的能力。

2019年公布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已明定，國家語言包括「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並規定各國家語言一律平等，使用時不應受到歧視或限制；國民教育各階段也應提供學習機會。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亦提供臺灣手語教材。

這項進展也要求我們反省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語言政策。1945年後，政府以「國語」統一思想與國家認同，排斥臺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總統府2016年的官方道歉文也明確承認，政府曾禁止原住民族說族語，造成嚴重流失。聾人的處境並不等同各族群的歷史，但背後有相同的權力問題：國家若只承認一種「正常」語言，使用其他語言的人便容易被當成需要矯正、同化或代言的對象。

法律承認還不夠。醫院問診、司法訊問、災害警報、政治辯論及公共服務，都應提供合格手語翻譯與可理解資訊；政策也應由聾人組織共同決定，而非由健聽者替他們推測需要。字幕不能在所有情境取代手語，助聽設備也不能取消一個人的語言與文化認同。

這同樣是檢視今日國民黨親中路線的尺度。2026年9月3日，國民黨仍把「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列為與中共交流的共同政治基礎。政黨可以倡議中國認同，也可以推動交流；但政黨間的政治前提不能替臺灣多元人民決定身分，更不能讓北京的「中華民族」框架凌駕臺灣各語言社群的自主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更顯示獨裁統治對語言權的威脅。人權觀察記錄，中國政府持續關閉推廣藏語文化的學校，並以同化政策壓制少數民族；其對臺白皮書又將統一指定為唯一結局，明言不放棄使用武力。若人民不能自由組織、監督政府與拒絕國家認同，語言保障便只能服從執政黨的政治需要。

紀念國際手語日，就是承認民主不只保障多數人發聲，也保障每個人以自己的語言理解世界、表達意見並參與決策。真正平等的臺灣，應讓聾人不必等待別人代言；每一雙手所說的話，都能被公共制度看見、理解與尊重。

1923年9月23日：紀伯倫《先知》出版

 

⭕️1923年9月23日：紀伯倫《先知》出版

——自由不是掙脫鎖鏈而已

黃春生牧師

1923年9月23日，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畫家哈里勒．紀伯倫（其阿拉伯文全名為 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Jubrān Khalīl Jubrān, Kahlil Gibran）的經典作品《先知》（The Prophet）在紐約出版。

這本書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最廣為流傳的散文詩作品之一，但它一開始並沒有造成轟動。出版第一年大約只賣出1,200冊，評論界的反應也相當冷淡。然而，讀者透過口耳相傳，一本一本地把它傳了下去。到了1957年，累計銷量突破一百萬冊，此後更成為跨越語言、宗教與文化界線的世界性作品。

《先知》沒有複雜的故事情節。

先知穆斯塔法（Almustafa）在奧法利斯城（Orphalese）居住十二年之後，終於等到載他返回故鄉的船。就在即將離去之際，城裡的人聚集到他身旁，請他在離開以前，談談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於是，人們一個接一個提出問題：

什麼是愛？
什麼是婚姻？
如何教育兒女？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
什麼是自由？
如何面對痛苦？
宗教是什麼？
死亡又是什麼？

全書就在這場漫長的告別中展開。

紀伯倫1883年出生於今日黎巴嫩境內的貝什里（Bsharri），少年時隨家人移民美國波士頓，後來又前往巴黎學習藝術。他同時活在阿拉伯與西方兩個文化世界之間，也因此，他的思想很難被單一宗教或文化傳統完全框住。

他的文字帶著《聖經》智慧文學與先知文學的節奏，也受到基督宗教、伊斯蘭蘇菲神祕主義、浪漫主義與普世人文思想的影響。這使《先知》讀起來有時像講道，有時像詩，有時又像一位歷經滄桑的朋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陪我們說話。

其中最值得今天重新閱讀的，是他對「自由」的思考。

紀伯倫敏銳地看見：真正的奴役，不一定都有看得見的鎖鏈。

人可能已經掙脫外在的束縛，內心卻仍被恐懼、慾望、偏見與習慣控制。因此，自由不只是「沒有人管我」，更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真正的自由，也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面對自己內在的枷鎖。

這個洞見，百年之後仍然值得我們思考。

一個社會可能已經廢除威權制度，但人民仍可能害怕權力；一個國家可能已經建立民主制度，人們卻仍可能習慣服從、崇拜強人，甚至主動放棄自己的判斷能力。

因此，民主不只是選舉制度，自由也不只是一張法律文件。

真正成熟的自由，需要公民願意思考、願意質疑、願意承擔責任，也願意保護與自己不同的人。因為如果我所追求的自由，只保障「我的自由」，卻容不下別人的尊嚴，那麼自由最後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支配。

紀伯倫另一個重要思想，是拒絕輕易論斷別人。

研究紀伯倫與中東思想史的學者Juan Cole曾指出，《先知》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重新受到廣大讀者歡迎，與當時西方社會的文化與宗教轉變有關。許多人逐漸離開僵化的宗教體制，卻沒有放棄對靈性與生命意義的追尋；紀伯倫提供了一種較少教條、較少道德主義色彩的普世靈性。

這一點對今天的教會同樣值得反省。

信仰若只剩下規條，就很容易知道「誰不合格」；宗教若只剩下論斷，就很容易忙著尋找「誰是罪人」。

然而，耶穌所展現的道路，往往正好相反。

他走向被排斥的人，與被視為不潔淨的人一起吃飯；他看見窮人、病人、婦女、外族人以及被社會推到邊緣的人。信仰真正的力量，不是使我們比別人更有資格論斷，而是使我們更有能力去愛、更有勇氣追求公義，也更願意理解受苦者的處境。

當然，《先知》不是《聖經》，紀伯倫的宗教思想也不能簡單等同於基督教神學。基督信仰所宣告的自由，不只是人的內在覺醒，而是上帝在基督裡使人從罪、死亡與奴役人的權勢中得著釋放。

但也正因如此，紀伯倫仍可以成為一位值得對話的思想夥伴。

一本第一年只賣出約1,200冊的書，最後走過一百多年，進入不同語言、文化與世代。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

有些聲音在出版當下震耳欲聾，幾年之後便沒有人記得；有些文字開始時安靜得幾乎沒有人注意，卻在漫長歲月中，一個讀者交給另一個讀者。

真正具有力量的思想，有時並不需要大聲叫喊。

它只是在人心裡種下一顆種子。1923年9月23日，《先知》出版。

一百多年之後，它仍然提醒我們：愛不是佔有，自由不是任性，信仰不是論斷；真正成熟的生命，是在自由中學會承擔，在差異中學會尊重，在有限的人生裡學會愛人。

而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也應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