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潘霍華紀念日：在黑暗中見證真理，抵抗邪惡極權

4月9日，潘霍華紀念日：在黑暗中見證真理，抵抗邪惡極權

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4月9日，是德國神學家、牧師與殉道者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紀念日。1945年4月9日清晨，在納粹德國即將戰敗的前夕，他被關押於佛洛森堡集中營(Flossenbürg concentration camp)，並在祕密審判後被處以絞刑。那一年，他只有39歲。臨刑前，他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句話：「這就是終點——對我而言，是生命的開始。」(This is the end—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這句話不只是殉道者的勇氣，更是一位基督信仰者對歷史與永恆的宣告：邪惡不會是歷史的掌控者，永活的上帝才是。

一、信仰家庭孕育的神學良知

潘霍華1906年出生於德國一個學術與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他的父親是著名精神病學家，在柏林著名的 Charité Hospital 擔任精神醫學部門主任。家庭教育嚴謹而自由，音樂、學術與公共責任構成了他成長的重要環境。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潘霍華很早就展現出卓越的神學才能。24歲時，他已取得博士學位並獲得大學任教資格，之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神學，也按立為新教牧師。

然而，他的神學並非停留在學院之中。對潘霍華而言，神學必須面對歷史、社會與政治的現實。他後來在《門徒的代價》（Nachfolge）中提出著名的概念：「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他認為，如果信仰只是口頭宣告而沒有倫理實踐，那就是對福音的背叛。

二、從「領袖」到「誘惑者」：揭露極權的本質

1933年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成為德國總理。當時年僅26歲的潘霍華，便在一場廣播演講中提出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觀點：真正的領袖（Führer）應該知道自己的有限，並帶領人民走向責任；但若一個人要求人民對他盲目崇拜，他就不再是領袖，而是誘惑者（Verführer）。這場演講在播出途中被納粹當局切斷。

歷史證明了潘霍華的洞見。希特勒很快將「領袖」一詞神化，要求人民無條件效忠。政治偶像崇拜取代了道德責任，國家機器逐漸被極權意識形態吞噬。

三、當教會被極權扭曲

納粹政權不只控制政治與媒體，也試圖控制教會。許多支持納粹的教會人士成立了所謂的「德國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運動。他們扭曲聖經、宣稱基督信仰必須與納粹民族主義結合，甚至嘗試刪除聖經中的「猶太元素」。他們提出荒謬的主張：廢除舊約、改寫新約，要求牧師宣誓效忠希特勒，將洗禮解釋為「浸入領袖的世界觀」。這些做法實際上是一種神學叛教——用政治偶像取代上主。

面對這樣的危機，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1934年發起反抗，形成「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潘霍華成為其中重要的神學與牧養領袖。他在地下神學院秘密培訓年輕牧師，教導他們：「教會的主不是國家，也不是領袖，而是基督。」

四、為人民承擔歷史責任

1939年，潘霍華曾有機會留在美國任教，遠離納粹統治的危險。但他只停留了幾週就決定返回德國。他在信中寫道：「如果我不親身參與我的人民所受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教會的重建。」

這句話揭示了潘霍華信仰的核心：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離，而是在歷史中承擔責任。

後來，他加入反抗納粹的地下行動，參與阻止希特勒的計畫。1943年他被逮捕，1945年在集中營被處決。一個月後，德國投降，二戰結束。

五、抵抗「敵基督」的信仰勇氣

潘霍華的神學提醒世人：極權政權往往不只是政治問題，更是一種屬靈問題。

當國家要求人民將忠誠獻給某個領袖，當真理被宣傳機器扭曲，當弱勢人民被迫害時，教會不能沉默。在新約聖經中，「敵基督」並不只是某個末世人物，而是一種否認基督真理的權勢。因此，潘霍華的生命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邪惡成為制度時，基督徒是否仍有勇氣說「不」？

六、潘霍華給今日世界的提醒

今天世界仍然存在各種形式的極權、民族主義與仇恨政治。歷史一再提醒我們：「邪惡往往不是突然降臨，而是在人們的沉默中慢慢成長。」

潘霍華留下的信仰遺產，至少包含三個重要提醒：

第一、信仰必須具有公共責任。
教會不是逃避世界的避難所，而是為真理作見證的群體。

第二、廉價的恩典會助長邪惡。
若信仰沒有倫理勇氣，它就可能成為壓迫者的工具。

第三、上帝的國度高於一切政治偶像。
任何將領袖神化的政權，最終都會走向毀滅。

七、為上帝國而活

在集中營被處決前，潘霍華平靜地說：「這是終點——對我而言，是生命的開始。」對他而言，死亡並不是失敗，而是對上帝國的見證。

在歷史的長河中，暴政終究會倒下，但那些為真理站立的人，卻成為人類良知的燈塔。4月9日，紀念潘霍華，不只是回顧一位殉道神學家的生命，更是提醒我們：在任何時代，信仰都不只是個人的敬虔生活，而是對公義、真理與生命的承擔。當人們勇敢抵抗邪惡、守護人的尊嚴、關懷受壓迫者時，上帝國便在當下悄然展開。

4月8日，彭明敏教授紀念日：民主運動的「先覺者」與「先知先行者」

4月8日，彭明敏教授紀念日：民主運動的「先覺者」與「先知先行者」

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4月8日，是臺灣民主運動重要思想家與行動者——彭明敏教授（1923–2022）的紀念日。這一天不僅是追思一位學者的生命，更是重新回望臺灣民主運動歷史的重要時刻。彭明敏的一生，跨越殖民統治、戰爭創傷、威權壓迫與民主轉型，他以學者的理性、信仰者的良知，以及公民的勇氣，成為臺灣民主道路上的「先覺者」，也是如同先知般的「先行者」。

一、信仰與家庭：長老教會的民主種子

彭明敏的生命根源，深植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傳統。他的曾祖父彭根，是南臺灣最早期的基督徒之一，在宣教師培養下成為阿猴教會（今屏東教會）首任傳道師，祖父彭士藏牧師，父親彭清靠醫師則是虔誠的教會長老。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彭明敏從小便在信仰、教育與公共責任的氛圍中成長。

長老教會在臺灣歷史上，一直強調人的尊嚴、教育啟蒙與社會公義。這種重視自由與人權的信仰傳統，深深影響彭明敏的思想，使他日後在面對威權統治時，能以信仰良知作為抵抗壓迫的力量。正如聖經先知所宣告的：「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彌迦書6:8）。彭明敏的一生，正是一種活生生的信仰實踐。

二、戰爭與學術：從傷痕走向思想

彭明敏的青年時代，經歷戰爭的殘酷。1942年，他自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畢業，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然而1945年長崎空襲中，他遭炸傷，左臂自肩膀截斷。這場戰爭創傷，改變了他的生命道路，也使他更加深刻思考國家、人民與和平的意義。

戰後，他於1948年自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之後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與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教於臺灣大學，並迅速成為研究國際法的重要學者。1961年，他被任命為臺大政治系主任，同年也被派為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在當時的代表團中，他是唯一的臺灣人。

這些經歷，使彭明敏具有國際視野。他從國際法與民族自決原則出發，開始思考臺灣在世界中的地位與未來。

三、《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民主的先知聲音

1964年，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中研院助理魏廷朝，共同草擬七千餘字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當時戒嚴體制之下，這是一篇極具勇氣與前瞻性的政治宣言。

宣言直言指出：「反攻大陸」只是政治口號，不可能實現；並提出一個清楚的歷史判斷——「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宣言提出三項核心主張：

1. 制定新憲法

2. 建立新國家

3. 以新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這十五字主張，後來被視為臺灣民主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思想框架。

然而，宣言尚未廣泛發送，即被國民黨特務發現。1964年9月三人遭到逮捕。謝聰敏因承擔主要責任被判十年徒刑，彭明敏與魏廷朝被判八年。

這一事件震動臺灣，也讓世界注意到臺灣的民主問題。宣言後來外流至日本，由黃昭堂在《臺灣青年》刊登，並傳至美國。1966年，《紐約時報》以整版廣告刊登英文版宣言，標題寫著：“Formosa for Formosans”——「福爾摩沙人的福爾摩沙」。

在那個資訊封鎖的年代，這份宣言像一顆種子，被播撒在世界各地。

四、流亡與回歸：民主道路的長征

1970年，彭明敏成功逃離臺灣，流亡海外。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流亡歲月中，他持續在國際社會為臺灣發聲，推動民主與自決的理念。

1992年，臺灣解除長期戒嚴體制後，他終於回到故土。1996年臺灣首次總統直選，他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總統。雖然未能當選，但他的參選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一位曾被威權政府判刑的思想犯，竟能在民主制度下競選國家領導人。這正是民主轉型最深刻的歷史象徵。

五、先知性的生命

2022年4月8日，彭明敏教授安息主懷，旅世98年。8月14日在他所屬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舉行告別禮拜。他的一生，像聖經中的先知：在黑暗時代說出真話，在恐懼年代指出未來。舊約先知耶利米曾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利米書1:5）

先知的使命，不是迎合時代，而是指出人民應當走的道路。彭明敏在1960年代就提出「民主」、「人權」、「新憲法」與「臺灣人民的國家」，在今日看來，這些主張幾乎成為臺灣社會的共識。他看見未來，因此成為先行者。

六、記憶與責任

今天的臺灣享有自由選舉、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並非歷史偶然，而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換來的成果。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以及無數民主運動的前輩，用監禁、流亡與生命，為臺灣開闢了道路。紀念彭明敏，不只是追思一位歷史人物，而是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它需要人民持續守護。

正如聖經所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約翰福音8:32）在新的世代中，臺灣仍面對威權威脅與地緣政治挑戰。彭明敏留下的精神提醒我們：民主需要勇氣，自由需要責任，國家的未來需要人民共同承擔。

4月8日，當我們紀念這位臺灣民主運動的先覺者與先知先行者時，也願我們記得——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人民世世代代守護的使命。

4月7日，鄭南榕紀念日：臺灣言論自由日

 4月7日，鄭南榕紀念日：臺灣言論自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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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4月7日，臺灣社會都會紀念一位以生命守護自由的人——鄭南榕。這一天被訂為「臺灣言論自由日」，不只是對一位歷史人物的追思，更是一個民主社會對自由價值的提醒：言論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才換來的公共財。

回顧歷史，在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下（1949–1987），臺灣社會處於高度思想控制與言論審查之中。報紙數量被嚴格限制，出版物必須經過審查，任何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政府」的言論，都可能遭到查禁、沒收甚至刑事追訴。在那樣的年代，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往往需要以巨大的勇氣來實踐。

1984年初，鄭南榕為了創辦一份能夠真正表達人民聲音的雜誌，開始了一場幾乎與整個威權體制對抗的行動。他為了取得出版執照，到處蒐集大學畢業證書，以不同名義登記為發行人，總共準備了十八張執照。這些執照的目的只有一個：當雜誌被查禁或停刊時，能立刻以新的名義重新出版。這種「備胎式出版」策略，是對當時新聞審查制度的一種智慧抵抗。

1984年3月12日，《自由時代》系列週刊正式創刊。這份雜誌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為口號，不僅挑戰威權體制，也逐步建立自己的印刷、裝運與發行網絡，即使面對查禁與沒收，仍然堅持按期出刊。對鄭南榕而言，出版並不只是媒體工作，而是一場爭取自由的公共運動。

1987年7月15日，臺灣正式解除戒嚴，但思想控制與言論限制並未完全消失。許多法律仍然可以用來壓制政治言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刑法第100條與懲治叛亂條例。這些法律讓政府得以將某些政治主張定義為「叛亂」或「分裂國土」。

1988年12月10日，在國際人權日這一天，《自由時代》刊登了〈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公開討論臺灣的未來政治體制。這篇文章引發威權體制的強烈反應。身為雜誌創辦人兼總編輯的鄭南榕，被政府認定「意圖分裂國土」。1989年1月21日，他接到法院以叛亂罪傳喚到案的通知。

面對即將到來的逮捕，鄭南榕作出一個震撼社會的決定：拒絕被帶走。他公開宣示「我主張臺灣獨立」、「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對他而言，如果一個人因為言論而被逮捕，那麼整個社會的自由就會倒退。

1989年4月7日，當警方準備強制逮捕時，鄭南榕在雜誌社內自焚身亡，以生命作為最後的抗議。他的犧牲震撼了整個臺灣社會，也讓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一個民主社會，是否能容許不同的政治主張存在？政府是否可以因為思想而處罰人民？

鄭南榕殉難並沒有終止言論自由的追求，反而成為改革的催化劑。社會各界開始強烈要求廢除壓制言論的法律。最終，1992年刑法第100條完成重大修正，原本以思想與言論即可定罪的條款被大幅限縮；同時，懲治叛亂條例也被廢止。這些法律改革，使臺灣人民在思想、學術與言論表達上獲得更完整的保障。

正因如此，行政院於2016年12月19日核定，將每年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這個紀念日不只是紀念鄭南榕個人的犧牲，更是提醒社會：自由需要持續守護。

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公共討論；沒有公共討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歷史告訴我們，威權政權往往從控制言論開始，逐步壓縮人民的思想空間。當社會習慣沉默，權力就會失去制衡。

因此，紀念鄭南榕的真正意義，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思考未來。今天的臺灣已經成為亞洲少數高度保障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但自由從來不是完成式。每一個世代，都必須重新理解它的價值，並在面對威權誘惑與極權威脅時，選擇站在自由的一邊。

4月7日的紀念，不只是歷史的追思，而是一種民主的提醒。因為唯有記得自由如何得來，我們才能真正守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