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地下教會、修道運動與尼西亞信仰的搖籃

 ⭕️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地下教會、修道運動與尼西亞信仰的搖籃

如果說Jerusalem是基督教誕生之地，Antioch是宣教之地，那麼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則可說是基督教神學、修道運動與信仰韌性的重要塑造之地。

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位於今日Turkey中部安納托利亞高原。由於火山活動形成大量鬆軟凝灰岩（tuff），數千年來居民得以挖掘出洞穴住宅、地下城市、修道院與教堂，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宗教景觀。1985年，UNESCO將Göreme National Park及岩石教堂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卡帕多奇亞在新約中並非陌生之地，他們是五旬節的見證人。

《使徒行傳》2:9記載：「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卡帕多奇亞、本都、亞西亞的人……」

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來自卡帕多奇亞的猶太人已經在耶路撒冷朝聖。因此許多學者認為：福音極有可能在五旬節之後便迅速傳回卡帕多奇亞。

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時，卡帕多奇亞的地下城市成為避難與敬拜場所。雖然部分地下空間原本更早便已存在，但後來被基督徒廣泛利用。在這裡，信徒得以保存生命，聚集敬拜，教導信仰培育下一代門徒。因此卡帕多奇亞常被稱為：「地下教會」的象徵。

修道運動的誕生地之一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Basil of Caesarea，329－379年出生於卡帕多奇亞。他是東方教會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

卡帕多奇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是孕育出著名的：卡帕多奇亞三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

1. 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主教

2. Gregory of Nazianzus

拿先素斯的貴格利

3. Gregory of Nyssa

尼撒的貴格利，巴西流的弟弟

他們是尼西亞信經的重要推手，卡帕多奇亞三教父大力捍衛：聖父、聖子、聖靈同樣具有完整神性。完成《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定稿。

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從馬雅各醫師看見福音與公義同行的信仰精神

全文閱讀： https://pct-1865-2hphqca.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865年6月16日，是台灣基督教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宣教師──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醫師），在臺南府城看西街設立醫館與佈道所，正式展開在臺灣的醫療與宣教工作。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設教紀念日」，也是臺灣現代醫療宣教的起點。

馬雅各醫師於1865年5月29日抵達臺灣。當時的臺灣，除了少數天主教傳教活動之外，幾乎沒有新教信仰的傳播。面對陌生的語言、文化與社會環境，當地人民對外國人普遍抱持戒心，甚至敵意。然而，馬雅各醫師並未因此退縮。

他選擇以醫療作為福音的橋樑，將基督的愛化為具體行動。透過醫治病人、照顧貧苦者，他讓許多人第一次認識基督信仰。雖然在初期遭遇誤解、排斥，甚至暴力攻擊，被迫離開臺南一段時間，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呼召。

他深信，福音不只是口中的宣講，更是生命的見證。

因此，他在逼迫中仍持續行醫，在困難中仍堅持傳道。正是這種對上主的信靠與對人民的愛，使福音的種子逐漸在臺南、高雄等地生根發芽。

隨後，更多宣教師陸續來到臺灣。北部有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南部有巴克禮牧師等宣教師投入事奉。他們不僅建立教會，也創辦醫院、學校、神學院，推動教育、醫療、文字出版、婦女培力與社會關懷，深刻影響臺灣近代化的發展。

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宗派之一，在歷史上更長期關懷民主、人權、社會公義與本土文化。然而，當我們紀念設教161週年之際，也應當謙卑反省：教會是否仍保有初代宣教師那份單純而火熱的信仰？

教會規模或許比過去更大，制度或許比過去更完善，但若失去了宣教的熱情與服事的精神，再悠久的歷史也可能成為包袱。

馬雅各醫師來到臺灣時，沒有龐大的資源，沒有雄偉的教堂，也沒有穩定的支持系統；他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為福音奉獻的心。

今天的教會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精神。

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AI科技快速發展、社會分化加劇的時代，教會仍被呼召成為盼望的記號。福音不只是教會內部的事務，更是對社會苦難的回應；不只是關心個人的得救，更是實踐上主國公義、憐憫與和平的價值。

設教紀念日提醒我們：教會存在的目的，不是維護自己的制度，而是見證基督；不是守住過去的榮耀，而是回應今日的呼召。

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為要達成這個目的，我運用基督賜給我的大能力，不辭勞苦，竭力工作。」（歌羅西書1:29）

願我們承接先輩宣教師的腳蹤，在新的世代裡，繼續以信仰服務人民，以愛回應世界，使福音的光持續照耀臺灣這片土地。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是今日Turkey的首都，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

安卡拉在古代稱為Ancyra（安居拉/亞居拉），這個名稱來自希臘文 Ἄγκυρα（Anchor），意思是「錨」。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來自歐洲的凱爾特民族——加拉太人（Galatians）遷徙至此，建立自己的王國。

使徒保羅寫《加拉太書》，收信對象正是居住在加拉太地區的教會群體。

保羅在此宣告：「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加拉太書2:16）

宗教改革時期，Martin Luther甚至稱《加拉太書》為「我的凱蒂」（My Katie），因為這卷書最能表達因信稱義的福音核心。

314年，基督教歷史上一場重要會議在安居拉舉行，「安居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又譯「安卡拉會議」）。這場會議發生於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之後，使基督教合法化初期會議主要處理：迫害時期背棄信仰者如何重新回到教會，教會紀律問題，聖職制度問題。這是325年尼西亞會議以前最重要的區域性教會會議之一。

圖：Res Gestae Divi Augusti《神聖奧古斯都功業錄》，研究羅馬帝國最重要的碑文之一。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全文閱讀： https://teruo-nakamura-y0b33sm.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79年6月15日，被稱為「最後的皇軍」的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年59歲。

然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人難忘的是他那段橫跨三十餘年的孤獨人生。

中村輝夫原是臺東都蘭的阿美族青年，原名史尼育唔（Suniuo，音譯），日本統治時期改名為中村輝夫。1942年，26歲的他以高砂義勇隊成員身分被徵召前往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服役。

1944年9月，同盟國軍登陸摩羅泰島。激烈戰鬥中，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與部隊失去聯繫。當時他身上的全部家當，只有兩枝三八式步槍、數十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一面鏡子與少量日用品。

由於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日軍於1944年11月將他列入「光榮戰死」名單。

然而，他並沒有死。他獨自一人在熱帶叢林中活了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在摩羅泰島深山裡的史尼育唔，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他而言，戰爭從未結束。他始終相信帝國仍在戰鬥，而自己仍肩負軍人的使命。

於是，他在叢林裡搭建竹屋，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取火，保存火種；採集野果、狩獵野獸、耕種作物維生。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刻意遠離村落，過著近乎魯賓遜漂流記般的生活。

一年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三十年過去。

世界經歷了聯合國成立、冷戰開始、人類登陸月球、臺灣經濟起飛，而他依然停留在1944年的戰場裡。

直到1974年底，摩羅泰島居民向印尼政府通報，島上出現一名疑似「野人」的神秘人物。經過30多個小時搜尋，搜索隊終於在叢林深處發現正在劈柴的史尼育唔。消息震驚國際。

日本派遣代表前往現場，但他起初並不相信。直到昔日長官親自前來，向他宣讀日本投降的事實，告訴他戰爭早已結束，他才放下武器。

臺灣當時已經不是由日本政府統治，日本駐印尼大使館面對這樣的情況，中村輝夫應該送回日本還是臺灣？尊重中村輝夫的選擇，1975年1月8日，他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叢林，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臺灣。然而，回家並不代表真正找到歸屬。身為殖民地出身的臺灣原住民，中村輝夫的身份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他的遭遇成為戰後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案例。

他的故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人在叢林裡獨自活過三十一年？

是忠誠？是責任感？是求生意志？還是戰爭留下的巨大的創傷症候群？

中村輝夫的一生，某種程度上也是臺灣近代歷史的縮影。

他是阿美族人，卻被編入日本皇軍；他為帝國作戰，卻在戰後失去了帝國；他回到臺灣，卻發現故鄉早已不是離開時的模樣。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傷痕消失。砲火停止之後，仍有人被困在記憶之中；和平來臨之後，仍有人需要漫長歲月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村輝夫的故事也像是一則寓言。

有時候，人會被困在過去的恐懼、創傷或使命感之中，以致無法相信新的消息已經來到。就像他始終相信戰爭尚未結束一樣，我們也可能長久活在仇恨、失敗、罪咎或絕望之中。

然而，福音的信息正是宣告：戰爭已經結束了。

仇恨不再是最後的答案，死亡不再是最後的結局。基督已經帶來和好的道路。

願中村輝夫的故事提醒我們珍惜和平，也記得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人。

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每一段受傷的生命都能重新找到歸屬。

1979年6月15日，中村輝夫（史尼育唔、李光輝）離世，享年59歲。但他的故事，仍然提醒著世人：戰爭的代價，遠比戰場上的勝負更加深遠。

圖：2010年印尼北摩鹿加省（Provinsi Maluku Utara）摩洛泰島居民為中村輝夫樹立銅像紀念這段歷史。

番紅花城（Safranbolu）

 ⭕️ 番紅花城（Safranbolu）

名稱源自於番紅花以及希臘文 Polis (城邦)，1994年Safranbolu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至今番紅花仍在番紅花城以東22公里的村落種植。

被認為是保存最完整的鄂圖曼（土耳其）古城之一。城內保存超過一千棟傳統木造鄂圖曼房屋、清真寺、商隊旅館（Caravanserai）、澡堂與市集，因此有「露天的鄂圖曼博物館」之稱。

鄂圖曼風格為兩到三層木造結構的建築，上面樓層突出於下層，並有雕刻的支架作為支撐。房屋用木材框架作為基礎，再填充土磚，最後塗上灰泥以及稻草的混合物，外牆刷上灰泥或石灰再用木頭裝飾， 內部大約有10-12間房間。

這座城市的歷史深深根植於早期基督教文明。公元四世紀後，當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並建立君士坦丁堡（今Istanbul）後，整個安納托利亞逐漸成為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中心。雖然Safranbolu本身未出現在聖經中，但它所處的安納托利亞地區，正是基督教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核心。

當時，希臘語為主要語言，東方禮儀基督教信仰普及，修道院遍布山區，教堂成為地方社會中心。Safranbolu周圍山區曾有許多基督教修道院和隱修團體。

使徒保羅宣教旅程中的許多城市都位於現今土耳其境內：

Ephesus（以弗所）

Antioch of Pisidia（彼西底的安提阿）

Iconium（以哥念）

Tarsus（保羅故鄉）

《啟示錄》中的七教會也位於今日土耳其西部。

Church of Saint Stephen 教堂建於十九世紀，反映當地曾存在活躍的希臘東正教信仰群體。然而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根據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協議（Population Exchange），大部分希臘裔基督徒遷往希臘，當地基督徒社群逐漸消失。今日土耳其基督徒人口不到總人口的1%。

Safranbolu不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鄂圖曼古城，更是一座見證安納托利亞從早期基督教中心、拜占庭文明、鄂圖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漫長歷史變遷的活教材。對研究教會史、宗教轉型與文明互動的人而言，它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