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蔣介石政權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

 ⭕️9月15日，蔣介石政權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

黃春生牧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依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位於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之前日本國指揮官，以及該地駐屯之所有陸、海、空和後備部隊，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原本香港（當時為英國殖民地）也依命令劃歸在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受降範圍內，但後來英國政府強烈爭取，最終改由英國海軍少將夏慤代表，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

就在戰爭結束後不久，9月15日，蔣介石政權自行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此貨幣政策未曾經過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專案核准。盟軍對「占領台灣後如何處理貨幣」其實曾經有自己的規劃。美國國家檔案館相關台灣占領規劃明確提出：應由民政當局（civil affairs authorities）發行占領區貨幣，名稱仍以「圓」（yen）為單位，並與原台灣銀行券等值；等占領貨幣充分發行後，再停止臺銀券流通。

一個貨幣制度的更換，看起來只是鈔票換了名字；然而對戰後台灣人民而言，接下來四年的經驗卻是：手中的錢愈來愈薄，物價愈來愈高，辛苦累積的財富在惡性通貨膨脹中迅速蒸發。

1946年5月，改組後的台灣銀行開始發行「台幣兌換券」，也就是後來所稱的「舊台幣」。同年9月起，大規模以一比一方式收換原有台灣銀行券。貨幣名稱換了，人民原本期待的是戰後重建；然而真正迎面而來的，卻是另一場經濟風暴。

國共內戰持續擴大之後，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被更加緊密地連結。國民黨將台灣的米、糖等重要物資大量輸往中國，台灣內部供應因而受到壓力；另一方面，國府龐大的財政支出、公營事業資金需求以及貨幣發行失控，國民黨不斷發行舊台幣。

1946年前後，許多日常食品價格仍以個位數計算；到了1949年，物價已經以千元、萬元甚至百萬元計價。根據官方檔案資料，1949年5月底，米每百斤已高達舊台幣160至170萬元，肉每斤7萬5千元，一顆蛋甚至要五千元。

當貨幣失去信用，最先受到傷害的從來不是握有權力與資產的人，而是靠薪資生活的工人、公務員、小商販、農民，以及把一生積蓄放在現金裡的普通家庭。

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成立的「台灣省政府」終於實施幣制改革，宣布發行新台幣：舊台幣四萬元，只能換新台幣一元。

這個「四萬換一元」，不能被描述成統治政權成功穩定金融的德政。若只從1949年6月15日開始講故事，就會漏掉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台灣會走到非四萬換一不可的地步？

戰爭末期日本留下的通膨是一部分原因；戰後生產體系尚待復原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治理失敗、財政失衡、物資大量外流，大量發行「台幣兌換券」（舊台幣），以及台灣經濟被捲入中國內戰造成的金融崩潰，同樣是不可刪除的歷史。

因此，四萬換一元固然終止了台幣兌換券的惡性貶值，卻也意味著許多台灣家庭在此前數年間累積的貨幣財富已遭到巨大侵蝕。

歷史真正值得記取的，不只是「以前一顆蛋要五千元」這種令人咋舌的數字，而是貨幣背後的經濟掠奪。

誰有權決定印多少鈔票？誰決定人民生產的糧食與物資送到哪裡？掌權者的戰爭與財政成本最後由誰承擔？當政策失敗時，又是哪一群人用畢生積蓄替掌權者付帳？

貨幣從來不只是貨幣。一張鈔票背後，是統治者的信用，也是人民對掌權者的信任。當一個缺乏民主監督的政權可以任意調動資源、擴張貨幣、把一地人民的生產與財富服務於另一場戰爭，通貨膨脹就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的政治暴力。

1945年9月15日公布的「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只是戰後台灣貨幣轉換的起點。四年後，人民看到的終點卻是：舊台幣四萬元，只能換新台幣一元。

民主的價值，就在於不讓這樣的歷史只剩下一句「國民黨當年為了穩定經濟」。我們更應該追問：危機如何形成？誰作了決策？誰得到利益？又是誰承受代價？

記住四萬換一元，是為了理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原則：人民不是韭菜，人民的財產不是統治者的戰爭提款機；人民的生活，也不應成為任何政權維持權力的代價。

1879年9月14日｜滬尾偕醫館開幕：醫治，就是福音的公共實踐

 ⭕️1879年9月14日｜滬尾偕醫館開幕：醫治，就是福音的公共實踐

黃春生牧師

1879年9月14日，滬尾偕醫館舉行開幕禮拜。馬偕牧師（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在日記中記下這一天：新醫館開幕，眾人為此舉行禮拜，有人讀經，由他證道，朋友與醫館助手都來參加。

這座醫館，就是馬偕紀念醫院的前身。

馬偕1872年3月9日抵達滬尾後，很快發現：若福音只停留在講台，卻沒有走進人民疾病、貧窮與痛苦之中，福音就還沒有真正進入人的生活。

因此，他一面傳道，一面治病。

起初是在自己的住處為病人診療，後來病人增加，1873年另租民房作為醫館。1879年3月購置新醫館土地，新的醫療空間於9月落成開幕。今日保存下來的偕醫館，也被視為北台灣早期西式醫療的重要發祥地。

馬偕留下的宣教報告顯示，醫療並非宣教工作的附屬品。短短數月之間，就有數以千計人次接受診療，其中許多人不必支付醫療費用。

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宣教神學：福音不只是要人「相信什麼」，也要問受苦的人「你需要什麼」。

疾病不會先詢問一個人的宗教、族群、階級與政治立場；真正的醫治也不應如此。

1884年清法戰爭把這個信念推到更嚴峻的考驗。戰火延燒淡水，偕醫館沒有因為傷患是清軍士兵，就把他們拒於門外。10月8日滬尾戰役當天，更有大量傷兵被送入醫館急救。戰後，清軍將領孫開華親自前往致謝並捐款。

這件事格外值得今日台灣教會記念。

因為基督教醫療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建立多少宏偉醫院，而在於它宣告了一種關於「人」的信念：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尊嚴；受傷的人應當被醫治，貧窮的人不應因為沒有錢而被遺棄。

這正是耶穌所宣告上帝國的具體形貌。

耶穌走進村莊，不只宣講，也醫治疾病；祂看見被排除的人，使他們重新回到群體。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更提醒我們：真正的「鄰舍」不是先問受傷者屬於哪一邊，而是看見他的傷口，就停下腳步。

因此，醫療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神學。

當偏鄉缺乏醫療資源，教會應該走向偏鄉；當移工、無家者、身心障礙者或其他脆弱處境者被制度遺忘，基督徒不能只說「願上帝祝福你」，卻沒有伸出可以包紮傷口的手。

滬尾偕醫館留下的，不只是一棟古蹟。

它留下的是一個問題：教會究竟要把福音蓋成建築物，還是活成人民可以觸摸得到的醫治？

今日的馬偕紀念醫院，其歷史源流正承接這份醫療宣教傳統；院方所揭示的核心精神仍包括「愛人如己，關懷弱勢」，並以服務弱勢與偏遠地區作為重要使命。

1879年9月14日，滬尾那場小小的開幕禮拜提醒我們：真正的宣教，不只是把人帶進教會；更是讓教會走進人的傷口。

一百多年後，醫療科技早已遠超過馬偕的年代，但這個問題仍然沒有過時：

我們的社會是否願意讓最貧窮的人也得到醫治？

我們是否願意讓醫療資源走到最偏遠的地方？

我們是否仍相信，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不由他的財富、身分與權力決定？

馬偕紀念醫院延續著馬偕博士所傳遞基督的愛，至今仍然亮著。

因為上帝國臨到之處，不只是有人聽見福音，也是受傷的人得到照顧、被忽略的人重新被看見，而每一個生命的尊嚴都得到守護。

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返回日內瓦

 ⭕️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返回日內瓦

改革不是掌權，而是讓信仰進入公共生活

黃春生牧師

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重新踏進日內瓦。這不是一位宗教領袖凱旋回城的故事。三年前，正是這座城市把他趕出去；三年後，也是這座城市請他回來。

十六世紀的日內瓦是一個具有高度自治傳統的城邦。加爾文抵達以前，法惹勒（Guillaume Farel）、Pierre Viret等改革者已經推動改革運動。1536年5月，日內瓦公民大會正式接受宗教改革。因此，加爾文不是帶著改革「征服」日內瓦，而是進入一座已經改革、卻仍在尋找新秩序的城市。

▋第一次來到日內瓦：改革者被改革城市驅逐

1536年，加爾文原本只是因戰爭阻斷道路，繞道經過日內瓦。法惹勒卻極力挽留這位剛出版《基督教要義》的年輕學者，要他留下來協助改革。

1537年，法惹勒與加爾文等人提出教會改革方案，主張規範聖餐、教會紀律、詩篇歌唱與信仰教育等。

問題很快出現了：究竟誰有權管理教會？是市議會？還是教會？

改革若只是把「教宗管理教會」換成「政府管理教會」，那麼教會真的自由了嗎？

加爾文與日內瓦政府在教會紀律、聖餐以及伯恩禮儀規範等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1538年4月23日，日內瓦決定驅逐加爾文與法惹勒。

加爾文於是前往史特拉斯堡，在布塞珥(Martin Bucer)影響下牧養法語難民教會。這三年的流亡，反而成為他重要的牧會學校。

他自己也是難民，因此更深理解流亡者、宗教迫害者與離鄉者的生命。後來的日內瓦也逐漸成為歐洲宗教難民的重要避難城市，大批來自法國、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改革宗難民進入日內瓦，使這座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

▋被趕出去的人，卻成為日內瓦需要的人

1539年，天主教樞機主教薩杜里多(Jacopo Sadoleto)致函日內瓦，勸這座城市重新回到羅馬教會管轄。

諷刺的是，日內瓦需要一位神學家回應這位人文主義學養深厚的樞機主教時，想起的竟然是那個一年前才被自己驅逐的人——加爾文。

加爾文雖然人在史特拉斯堡，仍然寫下著名的《致薩杜里多書》，為日內瓦的宗教改革辯護。

政治局勢改變後，日內瓦開始邀請加爾文回去。加爾文其實並不想回去。他知道等待他的不是掌聲，而是衝突、責任與一個尚未完成的改革。

但最後他把這件事理解為上帝的呼召。1541年9月13日，加爾文重新回到日內瓦。

▋加爾文返回日內瓦後，首先做什麼？——講道

加爾文回到日內瓦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宗教王國，而是重新站上講台。

他的基本方法很簡單：打開聖經，接著三年前停止的地方繼續講。

他採取連續釋經式講道，逐卷、逐章、逐段解釋聖經。後來形成相當固定的模式：主日主要講新約，週間主要講舊約；在他後期典型的服事節奏中，主日講道兩次，並在隔週的週間密集講道。

這透露出加爾文改革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真正的宗教改革，不是換一批人掌權，而是不斷讓人重新接受上帝話語的檢驗。

因此，改革宗教會真正的中心不是改革者本人，而是上帝的話語。

牧師不能成為新的教宗，政治領袖不能成為新的皇帝，國家更不能取代上帝。

所有權力都必須受到限制，也都必須接受上帝話語的檢驗與批判。

▋改革不只發生在禮拜堂

回到日內瓦後，加爾文很快推動《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1541年11月，日內瓦議會正式通過。

其中建立四種主要職分：

牧師負責講道與聖禮

教師負責教育與神學教導

長老負責教會紀律與群體生活

執事則照顧窮人、難民、病人與有需要者

照顧脆弱處境的人，尤其值得今日教會重新思想。在加爾文的教會論裡，照顧脆弱處境的人不是教會可有可無的慈善活動，而是教會制度本身的一部分。

一間教會若只有講台，卻沒有照顧受苦者的手；只有正確教義，卻對貧窮、疾病、難民與被排除者漠不關心，那麼它的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今天台灣接納離散的香港人、烏克蘭人、中國受壓迫者及其他難民，更是加爾文派的信仰實踐。

因此，加爾文的日內瓦改革不只是「宗教改革」，也是教育、社會救濟、公共倫理與城市治理的改革。

▋日內瓦不是完美的「基督教城市」

然而，我們也不應浪漫化加爾文的日內瓦。

十六世紀的日內瓦不是今日自由民主、人權與宗教自由意義下的現代社會。教會紀律與市政權力彼此交錯，也產生嚴重問題；1553年塞維特斯(Michael Servetus)遭處死，更成為加爾文生涯中無法迴避的歷史污點。

因此，紀念加爾文，不應把他塑造成沒有錯誤的宗教英雄。

改革宗真正值得繼承的精神，恰恰不是「加爾文永遠正確」，而是「教會永遠需要改革」。

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改革的教會，必須不斷被上帝的話改革。

如果十六世紀的改革者也有盲點，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教會當然更不能把自己的制度、神學、民族認同或政治立場絕對化。

▋宗教改革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改革者自己成為權威

1564年5月27日，加爾文在日內瓦離世，未滿55歲。

按照他的意願，他的葬禮極為簡樸，也沒有建立一座供後人悼念的宏偉墓碑。這或許正好成為他一生最適切的註腳。

加爾文真正想留下來的，不應該是「加爾文」三個字，而是一個問題：教會今天是否仍然願意讓上帝的話改革自己？

當教會親近政治權力，聖經是否仍然能夠批判權力？

當國家要求宗教效忠，教會是否仍敢宣告「耶穌基督是主」？

當城市裡出現難民、窮人、受迫害者與被社會排除的人，教會是否只關心自己的聚會人數，還是願意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當民主社會充滿仇恨、假訊息、貧富差距與權力誘惑時，改革宗信仰能否再次提醒我們：沒有任何政治領袖是救世主，沒有任何政權是上帝國，也沒有任何教會可以宣稱自己已經完成改革。

1541年9月13日，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真正值得紀念的，不是一位偉人「回來了」，而是一個更困難的信仰功課重新開始：

回到聖經，改革教會；限制權力，建立制度；教育下一代，照顧貧窮者；接納流亡者，守護人的尊嚴。

改革從來不是完成式。

一間真正改革的教會，永遠是一間仍願意被改革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