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日，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虛構的「反攻大陸」戰時神話

 ⭕️1991年5月1日，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虛構的「反攻大陸」戰時神話

全文閱讀：https://zhongzhi-linshi-tiaokuan-nz4be68.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91年5月1日，是臺灣民主轉型史上一個關鍵日子。時任總統李登輝宣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象徵延續四十餘年的非常體制正式走向終結。這不只是法律條文的廢止，更是臺灣社會逐步擺脫威權統治、邁向憲政民主的重要里程碑。

要理解這一天的意義，必須回到歷史現場。1947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升高，蔣介石政權以戰時需求為由，推動進入「動員戡亂時期」。1948年，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原本聲稱只是短期措施，授權總統得以突破憲法正常限制，發布戒嚴令與緊急命令，期限兩年。然而，所謂臨時，最終成為長期；所謂例外，最終吞噬常態。

1949年中國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這套非常體制被完整移植到臺灣。原本用於中國內戰的法律架構，卻轉而成為統治臺灣社會的工具。由於國民大會多數代表滯留中國，早已失去民主的正當性，但統治者在違憲的情況下，使《臨時條款》持續生效。這代表憲法秩序被蔑視，民主制度蕩然無存。

1960年，國民大會改選總統日期將至，已達憲法規定總統連任限制的蔣介石推動修法，國民大會於選前10日修正《臨時條款》，新增條文，使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不受連任限制，而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與否又是操於總統之手，「蔣皇帝」的權力就此無限延長。這種設計，使總統權力凌駕憲政制衡，也讓個人統治凌駕制度規範。

1966年再度修法後，總統得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等機構，行政與情報權力進一步集中。當國家機器缺乏監督，人民權利便難有保障。這正是威權政治的典型樣貌：以安全之名，擴張權力之實。

在此體制下，多項嚴苛法律相繼出現，例如《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國家安全法》以及《集會遊行法》等。這些法律往往以模糊罪名、高度刑罰、行政裁量，壓制思想、言論、結社與集會自由。白色恐怖時期，無數家庭因此破碎，許多人被監禁、流亡，甚至失去生命。歷史提醒我們：惡法未必披著惡的外衣，它常以秩序、安全、維穩之名出現。

1987年解嚴後，臺灣社會並未因此自動完成民主化。制度性的威權遺緒仍深植其中。1990年，野百合學運爆發，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廢除臨時條款、推動民主改革。這場和平而堅定的公民運動，成為推進改革的重要力量，也促使總統李登輝承諾加速憲政改革。

翌年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正式終止。這表示臺灣不再活在虛構的「反攻大陸」戰時神話之中，而開始以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為主體，思考自身的政治未來。從此，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加速，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歷史發展陸續展開。

然而，紀念這一天，不只是慶祝過去的勝利，更是反省現在的責任。

許多威權時代遺留的法律文化與治理思維，並未完全消失。現行《集會遊行法》即源自戒嚴與動員戡亂時期的管制邏輯，對人民集會自由仍有不少限制。轉型正義也仍在路上：政治檔案全面開放、受難者平反與修復、歷史教育如何誠實面對過去，都是民主成熟的試金石。

民主從不是完成式，而是進行式。自由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在黑暗中承受代價所換來的空氣。

1991年5月1日提醒我們，一個社會若要真正自由，不能只終止舊條款，更要終止對權力無限擴張的迷信；不能只拆除舊制度，更要建立尊重人權、保障異議、政治機關的監督與制衡的新文化。

臺灣逐漸脫下威權束縛的那一天，仍在提醒今日的我們：守護民主，不能失憶；珍惜自由，不能鬆懈。歷史已翻頁，但人民仍要握筆。

1977年4月30日，臺灣人在紐約河邊教會舉行「人權自決大會」：信仰、良知與臺灣前途的呼聲

⭕️1977年4月30日，臺灣人在紐約河邊教會舉行「人權自決大會」：信仰、良知與臺灣前途的呼聲

全文閱讀：https://riverside-1977-taiwan-f8pezvq.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77年4月30日，在美國紐約曼哈頓上城、毗鄰哥倫比亞大學的河邊教會(Riverside Church)，一群來自海外的臺灣人舉行「人權自決大會」。這不是一般的僑界聚會，也不是單純的政治集會，而是一場結合信仰、民主、人權與民族自決理念的重要歷史事件。當臺灣本島仍處於戒嚴體制之下，言論受限、集會受控、人民無法自由決定國家前途時，海外臺灣人已在世界舞台上發聲：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

這場大會的思想脈絡，可追溯至1972年3月19日成立的「臺灣人民自決運動」（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這項運動由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與林宗義博士(濟南教會長老)等人共同發起，並邀請歐美各地代表參與。他們深知，若人民失去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再繁華的經濟建設也只是沒有靈魂的櫥窗。

這群先行者主張的，不是仇恨，而是尊嚴；不是排他，而是民主；不是暴力，而是自決。他們同時聲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0年代所發表的一系列信仰聲明，呼籲政府尊重人權、保障自由、讓人民能參與決定國家前途。也因此，許多人遭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長年無法返鄉。極權體制最害怕的，往往不是武器，而是人民開始思考。

而這場1977年的大會選在河邊教會舉行，更具有高度象徵意義。Riverside Church被視為美國公共信仰的重要地標，是以基督信仰關心社會正義、種族平等、和平運動與公共政策的指標教會。1967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Jr.)正是在此發表著名反越戰演說《A Time to Break Silence》，指出沉默面對不義，本身就是共犯。

十年後，臺灣人站上同一座講台，訴說自己的受壓迫處境。這是歷史深具力量的一幕：黑人平權運動的回音，與臺灣民主運動的呼聲，在同一空間交會。

更動人的，是河邊教會與臺灣知識人的深刻連結。臺灣近代重要教育家林茂生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學業卓越，獲贈金鑰匙榮譽。他的師長包括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等名師，曾盼其留校任教。然而林茂生選擇返台，他說：「做為一個學者，留在哥大，當可償平生夙志，但是每念及臺灣家鄉的那群羔羊，我實在非回去不可。」

這句話，道盡知識分子的召命：學問若不能回應土地的苦難，榮耀也可能只是裝飾品。

在河邊教會的彩色玻璃窗上，以多國文字書寫「上帝是愛」，其中漢文題字即出自林茂生之手。這位臺灣才子的筆跡，留在紐約的教堂聖殿之中；而他的生命，最終卻在二二八屠殺的風暴中遭國民黨政權取走生命。歷史有時殘酷得近乎諷刺：世界珍惜的人才，獨裁者卻將其消滅。

1977年的「人權自決大會」提醒今日臺灣：民主從不是天降禮物，而是許多人被拒絕返鄉、被監控、被污名後，一步一步爭取而來。今日我們能自由投票、公開辯論、批評政府，正建立在前人的代價之上。

也因此，面對任何試圖淡化主權、削弱民主、合理化威權的聲音，臺灣社會都應保持清醒。自決權不是過時口號，而是現代民主最核心的原則：人民不是被統治的物件，而是政治共同體真正的主人。

從河邊教會傳出的鐘聲，至今仍有迴響。它提醒我們：信仰若沒有公義，容易成為裝飾；政治若沒有人民，終將失去正當性；國家若沒有自決，只剩被安排的命運。

1977年4月30日，海外臺灣人已勇敢說出這句話。2026年的我們，更沒有沉默的理由。

紀念4月29日圖博愛國英雄日：文明世界不該有共產極權的存在

 ⭕️紀念4月29日圖博愛國英雄日：文明世界不該有共產極權的存在

全文閱讀： https://tibet-hero-day-q74g7v9.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4月29日，對許多圖博（Tibet）人民而言，不只是追思的日子，更是良知被喚醒的日子。這一天被稱為「圖博愛國英雄日」，紀念1998年因自焚抗議而離世的圖丹歐珠（Thupten Ngodup）。他的名字，象徵一個民族在長期壓迫下，仍不肯沉默的尊嚴。

人類歷史上，沒有人會輕易選擇烈火焚身。若協議真的帶來和平，若統治真的帶來幸福，若制度真的尊重人民，那麼又是什麼力量，使一個人願意以生命作最後的呼喊？答案很簡單：當所有正常發聲的管道被封死，身體就成了最後的標語，生命就成了最後的控訴。

圖丹歐珠原為圖博僧人，1959年後流亡印度。1998年，流亡藏人在印度新德里進行絕食抗議，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圖博處境。歐珠在現場自焚，兩日後的4月29日傷重離世。他成為近代首位以自焚方式抗議中共統治的流亡圖博人，也點燃了全球對圖博問題的新關注。

這不是一場突發悲劇，而是半世紀壓迫累積的結果。1950年，中共軍隊進入圖博。1951年，在軍事壓力下簽署《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又稱：十七條協)，北京稱之為「和平解放」，然而所謂和平，是槍口下的簽字；所謂解放，是被迫交出主權。其後中共逐步架空原有政治體制，介入宗教事務，改造社會結構，並將圖博問題徹底「內政化」，使外界難以介入。

歷史早已證明，極權最擅長的，就是把侵略包裝成治理，把控制包裝成秩序，把沉默包裝成穩定。

1959年，拉薩爆發大規模起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中共展開血腥鎮壓，並正式解散圖博政府。此後數十年，中共的壓迫未曾間斷，滅絕式的統治導致圖博120萬人喪生、6千多座寺院被毀、僧侶受迫、文化式微、母語消亡，在在顯示出中國共產黨的野蠻。中共對外宣稱現代化建設，對內卻是全面監控。鐵路、柏油路鋪進高原，不代表自由也跟著抵達，而是便於運輸軍隊前往鎮壓。

這正是當代文明世界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經濟成長能否掩蓋人權災難？高樓大廈能否取代尊嚴與信仰？答案是否定的。

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不只看GDP，更看人民能否自由說話、自由信仰、自由選擇自己的未來。若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覺醒、害怕媒體、害怕歷史、害怕公義的社會，那它害怕的，其實是真理本身。

圖博的傷痕，不只是圖博人的問題，也是全人類良知的考卷。若世界對極權的侵略保持沉默，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何地方。歷史證明今天是圖博，明天是東突厥斯坦(新疆)、香港，也可能是在任何渴望自由的土地。

因此，紀念圖博愛國英雄日，不是鼓勵悲劇，而是拒絕讓悲劇被遺忘。不是歌頌死亡，而是捍衛生命的尊嚴。在這日子裡，要提醒世界：任何政權若以坦克、監控、洗腦與恐懼維持統治，就已站在文明的對立面。

從信仰角度而言，上主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人，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其尊嚴，每個語言都有其價值，每個人民都有尋求自由的權利。踐踏民族文化、壓制宗教信仰、否定人民自主，不只是政治問題，更是道德與良知的問題。

圖丹歐珠身上的火焰雖已熄滅，但那道良知的火焰仍在黑暗中閃爍。它提醒我們：黑暗或許龐大，但光從不需要多，只需要真。

願世界記得圖博，也記得所有仍在極權陰影下掙扎的人們。願文明社會不再姑息暴政，不再以利益交換沉默。願自由終將臨到高原，願公義如江河滾滾而來。

註：「圖博」（Tibet）是藏人對其土地的自稱（Bod）之音譯，許多圖博倡議者認為「西藏」一詞帶有中國中心主義的色彩，無法涵蓋傳統的「衛藏」、「康」、「安多」三個藏區。圖博歷史上長時期為獨立的政教合一實體，1951年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假藉和平協議之名入侵統治，現今圖博流亡政府（達蘭薩拉）致力於追求圖博的文化主體性與宗教自由。

談處境查經班在台灣第十年

談處境查經班在台灣第十年

全文閱讀：https://cbs-taiwan-10yr-uak37z5.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在台灣運用處境查經法來查考聖經最早是在台北濟南教會，今年已經進入第十年了，一開始名稱是「國會查經班」，因為有幾位國會助理、議會助理，乃至委員的參加。同時也開放給教會會友及一般人參加，因此就使用普世教會使用的「處境查經班」來稱呼。

處境查經法（Contextual Bible Study, CBS） 是一種把聖經閱讀與現實處境連結起來的研經方法。它不是由牧師或是聖經研究者對會眾的「講經」，而是一個沒有主講者的開放式對話，這很類似希伯來傳統的“Haverim(חברים)” ，以「對話」的方式一起學習上帝話語。它不是先問「學者怎麼說」、「牧師怎麼說」，而是先問：「這段經文如何與我們今天的生命、社會、受苦者、制度不義、盼望與行動相遇？」它特別強調：聖經不是博物館的文獻，而是與當代人民對話的活的文本(Living Text)。

這種方法在全球南方教會、解放神學、婦女神學、黑人神學、後殖民聖經研究，以及社會運動中的信仰群體，產生深遠影響。它讓聖經從講台走進街頭，從書架走進社區，從抽象教義走進真實人生。

一、處境查經法的歷史背景

1. 根源：天主教社會辨識方法「See–Judge–Act」

處境查經法最早的思想來源，可追溯至比利時神父若瑟·賈爾定(Joseph Cardijn, 1882–1967)，提出著名的社會辨識方法：See（觀看現實）—Judge（以信仰判斷）—Act（採取行動）。這方法成為了歐洲的「公教職工青年會」和「天主教青年學生運動」（Young Christian Workers, YCW）的行動實踐的方式。

這方法後來被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及拉丁美洲教會廣泛採納，成為基督宗教公共實踐的重要架構。

2.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推進

1960–80年代，Gustavo Gutiérrez、Leonardo Boff 等神學家強調：上主特別關心窮人與受壓迫者，聖經須從受苦者的眼睛來閱讀，出埃及記、先知書、福音書具有解放力量。於是，聖經查考不再只是個人靈修，而成為人民追求公義的資源。

3. 南非 Contextual Bible Study 的成熟發展

真正以 Contextual Bible Study（CBS） 命名並系統化推動者，是南非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的 Ujamaa Centre，代表人物為：Gerald West。2016年，台南神學院邀請來自南非的神學家Gerald West前來舉辦神學講座「處境化的聖經研究」，這也是將處境查經法的方法論引入台灣的關鍵時刻。隔年2017年1月23日，由鄭國忠牧師及我開始在濟南教會推動。

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及後種族隔離時代，CBS 被用來協助：黑人社群讀聖經抵抗壓迫，婦女對抗家庭暴力，HIV/AIDS 社群重建尊嚴，工人與貧民組織尋求社會正義。這是一種「學院與草根共同讀經」的方法，更帶來教會與社會的啟蒙與翻轉。

4. 蘇格蘭教會的拓展

蘇格蘭教會推動處境查經法，不是零星採用，而是已經形成具神學深度、群體教育、公共實踐三者整合的成熟模式。尤其在蘇格蘭愛丁堡的 Augustine United Church，可視為英國脈絡下CBS實踐的重要案例之一。在英國，SAGE 期刊文章（2005）與《What is Contextual Bible Study?》更將CBS從實務走向學術化與教材化。

二、處境查經法的方法論

CBS 的核心信念是：聖經的意義，不只存在古代背景中，也在今日群體與文本相遇的過程中產生。

它通常包含三個互動面向：

1. 社會處境（Context）

先從現實生活出發，例如：貧窮與失業，性別暴力，威權統治，生態危機，青年迷惘，教會排除弱勢者。

問題不是「這段經文寫了什麼」而已，乃是：「這段經文與我們正在面對的處境有何關聯？」

 2. 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

CBS 非常重視聖經文本：誰在說話？誰有權力？誰被沉默？重複字詞是什麼？衝突在哪裡？上主站在哪一邊？

例如讀馬太福音23章時，不只問法利賽人是誰，而問：今天哪些制度把重擔放在人身上，自己卻不肯動一根手指？

 3. 群體對話（Collective Interpretation）

CBS 強調群體一起讀經，而非單一權威壟斷解釋。窮人、女性、勞工、青年、原住民族、受創者，都能帶出不同洞見。這很符合保羅所說：身體有許多肢體，各有功能（林前12章）

三、觀看（See）—判斷（Judge）—行動（Act）如何幫助人認識聖經？

（一）觀看 See：誠實面對現實

觀看不是表面看，而是辨識現實的社會結構。

例如：為何有人長期貧窮？為何家庭暴力被掩蓋？為何年輕人失去希望？為何社會有假和平？

這一步讓人明白：聖經不是脫離世界的書。

先知書正是不斷「觀看」社會：

以賽亞看見虛假敬拜與壓迫

阿摩司看見貪腐司法

耶利米看見國家幻象

若不先看見現實，就容易把聖經讀成逃避現實的麻醉劑。

（二）判斷 Judge：讓聖經與信仰光照現實

Judge 並非論斷人，而是神學辨識（discernment）。

查經者要問：上主如何看待這情況？經文揭露了什麼罪？經文提供何種盼望？我們需要悔改什麼？

例如讀路加福音4章：主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這使群體判斷：若福音與窮人無關，就不是完整福音。若敬拜忽略受苦者，就偏離主旨。

同時，Judge 也要讓經文挑戰我們，而不是我們利用經文支持既得利益。

（三）行動 Act：把真理活出來

若查經只停在討論，容易變成屬靈沙龍。

Act 問的是：我們這週要做什麼？教會可如何回應？個人如何改變？制度如何改革？

例如：關懷家暴受害者、推動公平勞動、陪伴孤單長者、為民主與人權發聲、建立包容教會。

雅各書說：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CBS 讓查經從頭腦進入雙手與雙腳。

 四、CBS 如何幫助人與聖經對話？

1. 從被動聽講變成主動提問

許多人以為讀經是等牧師說答案。CBS 鼓勵每個人提問。

這使信徒成熟，不再只是宗教消費者。

2. 從古代文本進入今日現場

例如：出埃及記與現代移工權益，先知書與社會貪腐，耶穌醫治故事與心理創傷，啟示錄與帝國批判，聖經因此重新發聲。

 3. 從個人得救走向公共信仰

CBS 不否定個人靈命，但補足只談個人得救的狹窄理解。上主關心人的靈魂，也關心：飯桌、工資、尊嚴、身體、土地、和平

 五、現今世界的發展狀況

今天 CBS 已廣泛運用於：非洲：貧窮、疾病、性別暴力議題。拉丁美洲：土地與原住民權利。亞洲：移工、人權、民主、宗教對話。北美與歐洲：種族正義、氣候危機、經濟不平等。

在台灣，CBS 特別適合用於：民主記憶與轉型正義，勞工與移民處境，高齡社會孤獨問題，青年低薪與失望感，教會如何成為公共見證群體。

六、也需要注意的限制

CBS 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只談政治，不讀文本。把聖經工具化，落入意識形態單一化，忽略靈修與敬拜深度。因此最好的CBS是：深讀經文 + 誠實面對現實 + 謙卑群體辨識 + 勇敢實踐愛。

七、總結

處境查經法提醒我們：聖經不是叫人逃離世界，乃是裝備人更新世界。

See 讓我們睜眼看見受苦者。

Judge 讓我們用上主的公義衡量世界。

Act 讓我們成為盼望的實踐者。

若只讀經不看世界，信仰會失焦。

若只看世界不讀經，行動會失根。

當聖經與處境相遇，人民就可能重新得力。

這正是處境查經法最寶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