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約翰．加爾文誕辰紀念——一位以聖經更新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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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509年7月10日，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誕生於法國北部的諾陽（Noyon）。五百多年後，這位身材瘦弱、性格內斂、終身與疾病搏鬥的法國學者，仍然深刻影響著世界各地的教會、民主制度、教育理念、法治精神以及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

如果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點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那麼加爾文則像一位建築師，試圖思考當福音真正進入社會之後，教會、政治、經濟、教育與公共生活應當如何被重新塑造。

▋一位在文藝復興中成長的人文學者

加爾文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吉拉德．加爾文是律師，也是諾陽主教座堂的公證人，希望三個兒子都能成為神職人員。

1521年，年僅十二歲的加爾文便擔任主教書記，開始接觸教會行政工作。十四歲時，父親將他送往巴黎求學，進入著名的馬奇學院（Collège de la Marche），師從當代最負盛名的拉丁文教育家馬修．柯迪（Mathurin Cordier）。

柯迪深受「現代靈修運動」（Devotio Moderna）影響，強調對基督人格的認識與生命的敬虔實踐，同時採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回到原典」（ad fontes）的方法，鼓勵學生直接閱讀古典文本，而非僅依賴後人的註解。

這種思想深深塑造了年輕的加爾文。

後來無論是研究聖經原文、撰寫註釋書，或建立改革宗神學體系，加爾文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回到聖經本身，而非停留在人類傳統之中。這正是宗教改革最核心的精神之一。

▋法律訓練塑造了他的思想架構

獲得文學士學位後，加爾文進入蒙太古學院學習哲學。然而，1528年父親與諾陽教會發生衝突後，決定改變兒子的生涯規劃，將他送往奧爾良大學（University of Orléans）研讀法律。

隔年，他又轉往布爾日大學，跟隨著名人文主義法學家安德烈．阿西堤（Andrea Alciato）學習。

法律教育訓練了加爾文嚴密的邏輯思考能力，也培養他對制度、秩序、契約以及公共治理的關注。

後來《基督教要義》的條理結構、聖經註釋的精確分析，以及日內瓦教會治理制度的建立，都明顯呈現出這位法律人的思維特質。某種意義上，加爾文既是一位神學家，也是一位制度設計者。

▋人文主義者成為宗教改革家

1532年，加爾文出版人生第一本著作《辛尼加論仁慈篇註釋》（Commentary on Seneca's De Clementia）。

這本書討論的並非神學，而是羅馬哲學家辛尼加（Seneca the Younger）所提出的政治倫理問題：統治者是否應該擁有「仁慈」與「寬容」的德性？

年輕的加爾文在書中主張：政治權力若缺乏節制與仁慈，最終將墮落為暴政。

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後來被部分人誤解為嚴厲神學家的改革者，其第一本著作討論的竟然是政治寬容與治理倫理。

1533年，加爾文的好友、巴黎大學校長尼古拉．珂柏（Nicolas Cop）發表就職演說，呼籲教會改革與回歸福音，引發法國當局震怒。

許多學者認為，這篇演說很可能出自加爾文之手。

從此，加爾文正式被視為宗教改革陣營的一員。

1534年法國展開大規模迫害，許多改革派人士被捕、監禁甚至處決。

加爾文也開始了長達一生的流亡歲月。

▋一本改變世界的書：《基督教要義》

1535年，加爾文逃亡至瑞士巴塞爾。當時，著名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也居住於此。

1536年3月，加爾文出版了拉丁文初版《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這部作品最初並不是神學百科全書，而是一封寫給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的公開辯護書。

加爾文希望向法國政府說明：宗教改革者並非叛亂者，也不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而是努力回到聖經、追求教會更新的基督徒。

然而，這本原本僅六章的小冊子，後來逐漸擴充，最終成為基督教歷史上最重要的神學著作之一。

它不只是改革宗教會的神學基礎，更深刻影響了近代西方文明。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甚至認為，加爾文主義塑造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與現代公民倫理。

雖然這項論點至今仍有爭議，但加爾文思想對近代世界的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難民城市日內瓦與上帝國的實驗

1536年5月21日，日內瓦人民投票決定推動宗教改革。

同年7月，二十七歲的加爾文原本只是為了躲避戰亂途經日內瓦，準備前往德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然而，改革家法惹勒（Guillaume Farel）強烈勸說他留下，甚至警告：「若你拒絕在此服事，上主將不祝福你的研究。」加爾文最終接受呼召。

1536年9月1日，他首次在聖彼得大教堂（St. Pierre Cathedral）講道，開始了日後長達二十餘年的事奉。當時的日內瓦是一座難民城市。

1536年人口約一萬人，1560年則增加至二萬一千人，其中許多人都是逃離法國、西班牙、義大利與低地國宗教迫害的難民。

今日許多人稱日內瓦為「改革宗的羅馬」，但加爾文眼中的日內瓦，並不是神權統治的理想國，而是一個學習如何讓福音進入公共生活的共同體。

教會不是統治城市，而是服事城市。信仰不是逃離世界，而是更新世界。

▋加爾文留給現代世界的三項遺產

第一，是「上帝主權」的信仰。

在人類權力經常自我神化的時代，加爾文提醒世人：真正的主權屬於上主，而不是任何皇帝、政權或意識形態。這個思想後來逐漸發展出有限政府、權力制衡以及憲政民主的觀念。

第二，是「人的尊嚴來自上帝形象」。

因為每一個人都按照上帝形象被創造，因此沒有人能被當作工具、奴隸或統治對象。這項神學信念後來成為近代人權思想的重要基礎。

第三，是「信仰必須進入公共生活」。

加爾文從未將信仰侷限於教堂內部。教育、慈善、醫療、救濟、法律、政治倫理與公共責任，都屬於基督徒回應上主呼召的一部分。

▋五百多年後，加爾文仍然向我們說話

1564年5月27日，加爾文在日內瓦安息主懷。按照他的遺願，墓碑沒有留下名字與紀念雕像。直到今日，人們仍無法確定他的墓地究竟位於何處。

或許這正符合他一生的心願：不要記念改革者，而是記念那位改革教會的上主。

五百多年過去了，世界早已改變，但加爾文所提出的問題依然尖銳：當權力試圖取代真理時，教會是否仍願意忠於福音？當社會充滿恐懼與仇恨時，基督徒是否仍願意活出公義與憐憫？

當人們將國家、民族、金錢或意識形態神聖化時，我們是否仍記得：唯有上主才是真正的主。或許，這正是約翰．加爾文留給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生日禮物。

709大抓捕十一週年：暴政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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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2015年7月9日，一場震驚世界的人權災難在中國全面展開。

中共當局於全國25個省份同步發動大規模鎮壓行動，超過319名維權律師、法律助理、公民運動人士、上訪民眾及家屬，遭到傳喚、拘留、強迫失蹤、逮捕與長期監控。這場被國際社會稱為「709大抓捕」（709 Crackdown）的事件，不只是針對幾位律師，而是對整個中國公民社會、司法制度與法治精神的全面打擊。

十一年過去，「709」仍是中國人權史上一道深刻的傷痕，也成為極權國家如何摧毀法治、壓制公民社會的重要案例。真正令人恐懼的，不是犯罪者被逮捕，而是替人民辯護的律師，反而成為國家的敵人。

▋從法治走向「以法治人」

709事件中，王宇、王全璋、周世鋒、李和平、吳淦等人，相繼遭控「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中許多人被秘密關押於所謂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制度之下。這項制度允許警方在家屬及律師無法接觸的秘密地點羈押嫌疑人長達六個月，期間普遍傳出睡眠剝奪、酷刑、心理脅迫及強迫認罪等情形。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內的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多次指出RSDL可能構成強迫失蹤及酷刑風險，呼籲中國廢除相關制度。

當一個國家把法律變成統治工具，司法就不再是保障人民，而是維護權力。法治（Rule of Law）遂淪為「以法治人」（Rule by Law）。

▋王全璋：走出監獄，卻走不出監控

709事件中最後獲釋的律師王全璋，於2020年刑滿出獄。然而，真正的刑期並沒有結束。

他與妻子李文足一家長年遭受全天候監控，被禁止出境、頻繁遭逼遷。2023年，更曾在短短兩個月內被迫搬家十三次；房東遭警方施壓，甚至透過斷水斷電迫使他們離開。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們的兒子因家庭受到政治監控，多次無法正常就學，只能長期在家自學，害怕與同齡孩子建立友誼，因為不知道下一次又會被迫離開哪一個地方。

這不是司法判決，而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政治追殺。出獄，不代表自由。刑滿，不代表平反。在極權體制下，監獄可以沒有圍牆。

▋被吊銷的不只是執照，而是人民最後的保障

709事件之後，大批維權律師遭吊銷律師執照，律師事務所被迫解除聘用，許多人失去工作，只能以「公民代理人」身份艱難協助人民。

即便如此，他們遞交委託書仍遭法院拒收，案件被刻意拖延，甚至連普通民事案件也遭受政治干預。

當律師不能自由辯護，法官不能獨立審判，人民便失去最後一道制度性的救濟。法律原本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制度；如今卻反過來成為國家壓迫人民的工具。這正是709事件最大的歷史警訊。

▋人權律師不是國家的敵人，而是文明的守護者

在人類文明歷史中，許多國家的民主改革，都曾仰賴勇敢的法律人。從美國民權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到東歐民主化，許多律師站在國家權力之前，捍衛憲法、保障弱勢、維護人性尊嚴。中國709律師亦然。

他們代理的，不只是敏感案件，更是被社會遺忘的人。法輪功學員、家庭教會基督徒、失地農民、冤案受害者、弱勢勞工、被拆遷居民……

他們所捍衛的，不只是個案，而是法律應有的公平。正因如此，他們才成為極權最想消滅的人。因為極權真正害怕的，不是武器，而是真理。不是異議，而是依法要求國家守法。

▋公共神學的反思：當法律失去公義

《聖經》先知並非只是宗教人物，也是向掌權者宣講公義的人。

先知阿摩司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真正的法律，不只是維護秩序，更應保障人的尊嚴。真正的國家，不是要求人民懼怕政府，而是讓政府敬畏法律。

從改革宗公共神學而言，每一位人都是依照上帝形象受造（創世記1:27），因此，每一個人的生命、良心與自由，都具有不可侵犯的尊嚴。任何政權若藉由司法迫害良心犯、壓制律師、剝奪人民依法申辯的權利，就是對上帝形象的踐踏，也是對公義秩序的破壞。

教會不能對此沉默。因為沉默，往往成為暴政最好的幫兇。

▋暴政終將過去，自由終將留下

歷史一再證明：納粹德國曾以法律迫害猶太人；東德曾以國家安全之名監控人民；南非曾以法律維護種族隔離；蘇聯曾以司法審判異議人士。

然而，這些極權制度都已走入歷史。留下來的，不是暴君，而是那些為真理受苦的人。

今天，中國709律師仍在艱難中堅持。有人失去自由；有人失去職業；有人失去家庭平靜；有人流亡海外；有人仍持續在黑暗中守護公義。

他們提醒世界：法律若失去公義，就只剩權力；國家若失去人權，就只剩恐懼。

709大抓捕不只是中國的人權事件，更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警鐘。唯有守護司法獨立、保障言論自由、維護人性尊嚴，民主才能持續，法治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保障。暴政或許能囚禁人的身體，卻無法永遠囚禁真理。暴政終將瓦解，公義終將彰顯；民主與人權，終必長存。

1853年7月8日：佩里艦隊抵達東京灣——一場改變東亞命運的歷史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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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卡爾佈雷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四艘蒸汽軍艦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這支冒著黑煙的艦隊因而被日本人民稱為「黑船」（黒船，Kurofune）。這一天，不僅改變了日本的歷史，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近代化的進程。

自1639年德川幕府實施「鎖國」（鎖国，Sakoku）政策以來，日本幾乎完全隔絕西方世界。除了荷蘭與中國商人被允許在長崎出島有限度地貿易之外，其他外國勢力皆不得進入日本。這項政策維持了兩百多年，使日本在相對和平中保存了自身文化與政治秩序，但也逐漸與工業革命後快速變遷的世界脫節。

佩里此行代表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攜帶國書要求日本開放港口、建立外交與通商關係。幕府官員起初拒絕接見，但在美國軍艦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之下，只能接受國書，並要求一年時間考慮。

1854年3月，佩里率領更龐大的九艘軍艦再次來到日本。3月31日，雙方正式簽署《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開放下田港與函館港供美國船隻停靠補給，並允許美國設立領事館。這是日本結束兩百多年鎖國政策的重要起點。

1860年，日本更派遣兩百多年來第一個正式外交使節團前往華盛頓，展開近代外交的新紀元。隨後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列強也相繼簽訂通商條約。雖然這些「不平等條約」引發日本國內劇烈震盪，卻也直接促成德川幕府瓦解，並引向1868年的明治維新。

短短二十年間，日本完成中央集權改革、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推動工業化、實施徵兵制、發展現代憲政與司法制度，成功由封建社會邁向現代國家。日本並未因西方衝擊而失去自身文化，反而展現出高度的制度學習能力，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國家。

▋下田港：一段跨文化相遇的人性故事

《神奈川條約》簽署後，位於伊豆半島南方的下田港成為日本最早開放的港口之一，也是美國首任駐日總領事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的駐地。

在下田流傳著一位藝妓「阿吉」（Okichi）的故事。相傳幕府為了外交與情報需要，安排阿吉前往照料哈里斯的生活起居，同時肩負監視任務。多年來，阿吉的故事被各種文學作品與民間傳說反覆詮釋，有些版本描述她遭社會排斥、晚景淒涼，也有地方流傳她最終回到青梅竹馬身邊，相伴終老。

歷史學者普遍認為，阿吉的真實人生遠比傳說複雜，而她也成為日本近代化初期個人在國家巨變中的縮影。

更有趣的是，許多研究者認為，阿吉的故事正是後來美國作家約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小說《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重要靈感來源之一。此後，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將小說改編成世界著名歌劇《蝴蝶夫人》，二十世紀又進一步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西貢小姐》（Miss Saigon）。

一位生活在下田的小人物，竟透過文學、歌劇與音樂劇，成為世界文化史中反覆被講述的故事。

▋開放世界，需要智慧，更需要主體性

佩里的黑船常被視為「炮艦外交」的象徵。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近代國際秩序並非總是在平等中形成，強權政治往往伴隨著軍事力量與外交壓力。然而，日本並沒有永遠停留在受迫開放的處境，而是在危機中迅速改革制度、培養人才、建立現代國家能力，最終重新站上國際舞台。

歷史最大的啟示，不是閉關可以永遠保護自己，也不是對外開放必然帶來繁榮，而是一個社會是否具有改革自己的能力、守護自身自由的智慧，以及建立民主法治的韌性。

對今日的台灣而言，這段歷史仍具有深刻意義。

身處印太戰略核心，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台灣既需要與民主世界保持緊密合作，也必須持續深化民主制度、強化國防韌性、提升科技創新與公民素養。真正能守護一個國家的，不只是外部盟友，更是人民共同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決心。

從1853年的東京灣回望今日的東亞，我們看見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的故事，而是一面映照未來的鏡子。

每一次文明的轉折，都在考驗一個民族是否願意學習、改革、承擔責任；每一次危機，也都可能成為一個國家邁向更新的契機。

▋從黑船到印太：台灣站在歷史的新轉折點

回望1853年佩里艦隊駛入東京灣，日本被迫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究竟要繼續封閉自守，還是勇敢迎向世界、改革自身？

一百七十多年後，歷史似乎再次把相似的課題擺在印太地區面前。

今日的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不僅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樞紐，更是印太民主體系的重要一環。近年來，美國、日本、澳洲、歐洲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持續強調維護台海和平與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並將台海穩定視為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持續透過軍事演習、灰色地帶襲擾、海警執法、認知作戰及經濟脅迫等方式，加大對台灣及周邊海域的壓力，使印太安全面臨新的挑戰。

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只是來自軍事或經濟，更來自人民對自由制度的信心，以及民主社會自我改革的能力。

十九世紀的日本，選擇將危機化為改革的契機；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同樣需要在全球民主夥伴合作中持續深化民主治理、強化國防韌性、發展科技創新、提升公民素養，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和平且遵守國際法的印太秩序。近年印太民主夥伴更加重視台灣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角色，也凸顯台海和平已不只是台灣的議題，而是全球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從公共神學的角度來看，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每一個人，因此每一個民族都應享有尊嚴、自由與自主決定未來的權利。真正的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懼與威嚇之上，而是建立在公義、法治、尊重人性尊嚴與彼此信任之中。教會也因此蒙召成為和平的見證者，不僅為和平祈禱，更積極守護民主、人權與自由，使上帝國公義與和平的價值，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代中持續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