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3日 星期一

4月13日:後藤新平紀念日——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413日:後藤新平紀念日——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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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413日,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後藤新平的紀念日。這位出生於1857年的政治家,在臺灣歷史上留下深刻而複雜的印記。從1898年至1906年,他在 兒玉源太郎 擔任臺灣總督期間出任民政長官,成為當時臺灣實際上最重要的行政決策者之一。對今日的臺灣而言,回顧後藤新平,不只是紀念一位歷史人物,更是反思臺灣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契機。


一、科學治理與日本中央挹注

後藤新平原本是一名醫師。年輕時畢業於福島須賀川醫學校,後進入日本內務省衛生局任職,並赴德國留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醫學訓練深深影響了他的政治思維,他主張以「生物學原理」科學治理社會。換言之,社會就像一個生命體,治理者必須先理解其結構、習慣與文化,再逐步進行制度改革。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開始統治臺灣。後藤新平最初受聘為衛生顧問,負責改善公共衛生與都市基礎建設。當兒玉源太郎於1898年出任第四任臺灣總督後,後藤被提拔為民政長官。由於兒玉長年參與日俄戰爭的軍事事務,臺灣的行政管理幾乎完全交由後藤新平主導。這段長達八年八個月的治理時期,成為臺灣近代化的重要轉折。

在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財政幾乎完全依賴日本本土補助。1895年日本接收臺灣後,由於戰後社會混亂、稅收制度尚未建立,臺灣財政長期出現巨額赤字。因此,日本政府在年度預算中設置「臺灣經營費」,直接補貼總督府的財政。

根據日本財政史研究,1895年至1905年間,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向臺灣提供大量財政支援,補助比例在臺灣總督府歲入中一度高達40%50%。讓臺灣在20世紀初期迅速建立現代化的基礎設施。


二、「舊慣調查」與現代行政制度

後藤新平治理臺灣的一項核心政策,是全面推動社會調查。他認為在制定制度之前,必須先理解地方社會的運作方式。因此,他指示總督府展開大規模的土地、戶口與風俗調查,史稱「舊慣調查」。

這些調查為臺灣建立現代行政體系奠定基礎。例如:

完整的土地調查制度,使土地權屬清晰化

建立戶籍制度,提升行政管理能力

統一貨幣與度量衡制度

設立「臺灣銀行」,推行金本位貨幣制度

這些制度性的改革,使臺灣逐漸走向近代國家治理模式。甚至在1945年戰後政權更替後,許多制度仍然被延續使用。

在公共建設方面,後藤也積極推動交通與都市基礎設施,例如:

建設臺灣縱貫鐵路

規劃阿里山森林鐵路

規劃灌溉系統並促成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的興建

推動都市自來水與下水道工程

1904年時,臺北的地下水道覆蓋率已經是亞洲第一,部分城市建設甚至超越當時的日本本土。


三、殖民統治的兩面性

然而,評價後藤新平也必須看見殖民統治的另一面。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本質上仍然是殖民體制。臺灣的經濟建設,部分目的在於促進糖、米與林業資源輸往日本。

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曾在1927年於《臺灣民報》發表文章指出,後藤新平的政策其實是一種「糖果與鞭子」的統治方式:一方面推動經濟建設與社會改革,另一方面也以嚴格的法律與警察制度控制異議力量。

在原住民族政策上,日本政府亦採取高度控制手段。透過「隘勇線」制度與警察體系的擴張,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受到嚴重限制。


四、歷史評價與現代反思

後藤新平在臺灣的統治,常被視為「殖民現代化」的重要案例。他的政策確實促成了公共衛生、交通、水利與行政制度的發展,對臺灣社會的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但同時,這些成果也建立在殖民統治的權力結構之上。

因此,紀念後藤新平,不應只是單純讚頌或全盤否定,而是更成熟地理解歷史的複雜性。

歷史學者指出,臺灣的現代化並非單一政權或單一人物的成果,而是不同時期的人民努力、制度改革與國際局勢共同塑造的結果。後藤新平的政策,是這段歷史中的重要一章。


五、從歷史走向未來

413日後藤新平紀念日,提醒我們學會以感恩的心面對歷史。然而,感恩並不意味著停止思考。現代化的真正意義,從來不只在於道路、鐵路或水庫等基礎建設的完成,更在於制度是否能保障人民的尊嚴、自由與權利。若只有物質建設,而缺乏尊重人民的制度與價值,那樣的現代化終究是不完整的。

回顧後藤新平時期,日本確實在臺灣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基礎建設,建立交通、水利、公共衛生與行政制度,使臺灣逐步邁入現代化社會。然而,歷史的發展也讓我們看見另一個強烈的對比。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並未延續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的治理方向,反而在戰後初期大規模抽取臺灣的資源,將糖、米與各項物資運往中國,同時以高壓統治壓制社會。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其後長期的白色恐怖,更造成大量臺灣菁英被逮捕、監禁甚至殺害,使臺灣社會付出沉重代價。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現代化若缺乏民主與人權的基礎,很容易被權力所扭曲。

臺灣今日所擁有的民主社會,並非一夕之間形成,而是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犧牲與改革才逐漸建立起來。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轉型,臺灣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因此更加珍惜自由與人權的價值。回顧後藤新平在歷史中的角色,不僅能讓我們看見制度建設與公共治理的重要,也提醒我們:任何制度若缺乏人民的參與與監督,都可能偏離原本應有的方向。因此,民主社會必須不斷深化公民意識,持續完善制度,使國家真正成為服務人民的公共體系,而不是壓制人民的工具。

歷史並不是一條單純的光榮道路,而更像是一面誠實的鏡子。透過這面鏡子,我們既能理解過去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能重新思考未來的方向。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確保自由、人權與社會正義,真正成為制度運作的核心價值,而不是被犧牲或忽略的附帶條件。

或許,歷史最寶貴的意義就在於此:它提醒我們,在記憶中保持謙卑,在反思中持續前行。當我們理解過去,就更有智慧為未來鋪路,也更有勇氣守護一個尊重人民、珍視自由與公義的社會。






2026年4月12日 星期日

假和平的代價:從統戰十項措施看臺灣的抉擇

假和平的代價:從統戰十項措施看臺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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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近期,在鄭麗文訪問中國之後,中國透過新華社發布所謂「十項對臺措施」,以「和平發展」、「人民福祉」為名,實則展開新一波制度性統戰。這份文件表面溫和,語言柔軟,卻蘊含高度政治條件與戰略意圖。若缺乏歷史辨識能力與制度防衛意識,臺灣極可能重蹈新疆、西藏與香港的覆轍——在「和平」的名義下,逐步失去自由。


 一、統戰的語言:從「交流」到「控制」


這十項措施的核心語言結構值得警惕:「交流」、「融合」、「便利」、「合作」——這些詞彙在民主社會中本應是正面價值,但在威權體制的語境中,往往具有不同功能。


關鍵在於第一條所設定的政治前提:「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這並非中性的交流條件,而是主權預設的政治框架。一旦接受,臺灣即被納入中國的單一主權敘事之中,其他所有交流便成為「內部事務」。


這種操作,在政治學上可稱為「框架鎖定」(frame locking):先確立一個不可挑戰的政治前提,再將經濟、文化、青年、交通等層面逐步納入。


 二、歷史的警訊:從「一國兩制」到全面控制


中國提出的策略,並非新創,而是已經反覆驗證的模式。


 1. 香港的經驗

「一國兩制」曾被包裝為高度自治與自由保障,但自2019年後,《國安法》的實施,使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與選舉制度全面重構。承諾未變,但制度已死。


 2. 新疆與西藏

中國以「發展」、「穩定」為理由,進行文化重塑與高強度監控。宗教、語言與身份逐步被國家機器改寫。發展存在,但自由消失。


這些案例顯示:中國所謂的「和平協議」,本質上是一種漸進式主權吸納機制,而非平等政治安排。


 三、經濟與文化:最柔軟、也最危險的滲透


十項措施中,多數集中於經濟與文化領域:農漁產品市場開放、青年交流、影視合作、中小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這些政策看似利多,實際上形成三種依賴:

1. 市場依賴:讓臺灣產業高度依附中國需求

2. 敘事依賴:透過影視與文化塑造「共同體想像」

3. 世代滲透:以青年交流重塑價值觀與身份認同

這正是統戰的核心:不是用武力征服,而是讓對方「自願靠攏」。


 四、臺灣的回應:建立民主防衛的三層結構


面對這樣的策略,臺灣不能只停留在情緒反應,而需建立制度性的回應架構。

 1. 主權底線的清晰化

任何交流必須建立在「對等、無前提」原則上。拒絕接受任何預設「一中」的政治條件。這不只是外交策略,更是民主倫理的基本要求——人民的未來,不應被預設。


 2. 經濟去風險化(de-risking

降低對中國市場的單一依賴:分散出口市場(東南亞、歐洲、北美)、強化本土產業鏈、 建立關鍵產業安全機制。經濟若被控制,政治終將被綁架。


 3. 民主韌性的深化

真正的防衛,不只在軍事,而在社會:強化媒體識讀能力、建立對統戰語言的辨識教育、鼓勵公民社會參與公共討論。民主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不斷操練與守護。


 五、信仰的視角:辨識「假和平」


從聖經角度來看,這樣的局勢並不陌生。先知耶利米曾批判當時的權力者:「他們輕忽地醫治人民的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利米書6:14)真正的和平(shalom),不是壓制衝突,而是建立在公義與真理之上。若缺乏自由與尊嚴,所謂的和平,只是更多政治包裝下的控制。


這提醒我們:信仰的責任,不是追求表面的安穩,而是守護真正的公義。


 結論:和平,不應以民主自由為代價

中國提出的十項措施,並非單純的善意交流,而是一套精密設計的政治工程。其終極目標,不在「共好」,而在「統一」實質是極權對民主自由的併吞與侵略。臺灣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回應中國,更是如何理解自己:我們是否願意用短期利益,交換長期自由?我們是否能在壓力之中,仍然堅持民主的價值?

歷史已經給出答案。從新疆、西藏到香港,每一個案例都在提醒我們:失去自由,往往不是一夕之間,而是在一次次「看似合理」的讓步中發生。

願臺灣人民有智慧分辨,有勇氣堅持。真正的和平,不是屈服,而是建立在公義與尊嚴之上的共存。




1979年4月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19794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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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在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一些時刻雖然未必在教科書上佔據醒目的篇幅,卻在歷史的轉折處留下深遠的印記。1979412日,四十多位黨外人士齊聚於姚嘉文律師事務所,第二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首次公開提出「以臺灣名義爭取加入聯合國」,這不僅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宣示,更是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未來國家地位的關鍵時刻。


這份聲明的歷史背景極為特殊。1970年代末期,臺灣正面臨劇烈的國際與國內政治變動。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ROC)失去「中國代表權」,被迫退出聯合國。19781216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宣布自197911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建交。對長期依賴美國支持的蔣氏政權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敗,也意味著國民黨所主張的「代表中國」路線已難以為繼。


然而,面對國際局勢的巨變,蔣經國政權並沒有選擇民主改革,而是採取更嚴厲的政治控制。1978年原本正在進行的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被政府突然宣布停止。這項決定的目的十分明顯:防止臺灣人民透過選舉,表達對國民黨「一中政策」失敗的不滿。同時,情治單位也開始加強對民主運動人士的監控與打壓。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並未退縮。19781225日,以余登發為代表的黨外人士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民主改革主張,包括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確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保障學術與言論自由、解除戒嚴、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及改善勞工權益。這些訴求今日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但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卻是極具勇氣的政治挑戰。


蔣經國政權對此的回應不是改革,而是鎮壓。情治單位很快炮製所謂的「匪諜案」,逮捕當時在南臺灣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為了聲援余登發,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發起戒嚴時期第一次公開街頭遊行,史稱「橋頭事件」。這場行動雖然規模不大,但卻象徵臺灣人民開始勇敢走上街頭,挑戰威權體制。


就在臺灣社會處於高度緊張之際,國際局勢也出現新的轉折。1979410日,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為美臺之間建立新的非官方關係框架。在中華民國失去國際承認之後,臺灣未來的定位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1979412日,姚嘉文律師再次邀集四十多位黨外人士於其事務所會面。經過討論後,他們決定再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這一次,聲明提出一項具有歷史突破性的主張:臺灣應以「臺灣」名義參與國際社會,並爭取加入聯合國。


這是臺灣民主運動中首次明確提出以「臺灣」作為國際政治主體的主張。它不再拘泥於「代表中國」的歷史包袱,而是直接面對現實: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決定,臺灣也應以自己的名義存在於國際社會之中。


事實上,這樣的理念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萌芽。1977816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在當時戒嚴體制之下勇敢提出:「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份宣言不僅強調人權與民主,也指出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教會在威權年代所發出的良心聲音,成為臺灣民主與自決思想的重要源頭。


1979年的「黨外國是聲明」,正是將這樣的理念帶入政治運動之中。它不僅是對威權統治的挑戰,也是對臺灣未來的一種想像:一個以人民為主體、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正常地位的國家。


回顧今日,臺灣已經完成民主轉型,人民透過選舉決定自己的政府,也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建立更清晰的身份。然而,「正常國家」的目標仍未完全實現。臺灣仍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國際參與也面臨來自威權政權的壓力與阻撓。


因此,回顧1979412日的「黨外國是聲明」,不只是歷史的紀念,更是一種提醒:臺灣今日所擁有的民主自由,來自無數前輩在威權時代的勇敢行動。他們在黑暗中提出願景,讓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國家的未來。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誕生從來不是一瞬間完成,而是在人民持續的努力與信念中逐漸成形。1979年的那一份聲明,正是臺灣走向正常國家的重要一步。而這條路,仍然在前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