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六名醫陳篡地：一位醫者的抵抗與人民自衛的精神

⭕️斗六名醫陳篡地：一位醫者的抵抗與人民自衛的精神

1947年3月5日，陳篡地組織「斗六隊」抵抗暴力統治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各地人民在面對中國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與屠殺時，出現了不同形式的回應。有的選擇政治交涉，有的選擇武裝自衛。在雲林斗六，一位原本救人治病的醫師——陳篡地，成為地方人民抵抗暴力統治的重要人物。這段歷史，不只是地方抗暴的故事，也提供了今日台灣在面對威權侵略威脅時值得深思的歷史鏡子。

一、從醫者到守護家園的人

陳篡地出生於彰化二水，青年時期在日本時代接受現代教育，畢業於臺中一中後前往日本大阪醫學校深造。1933年學成返臺，在雲林斗六行醫，很快成為地方上備受敬重的名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醫師身分被日本徵召為軍醫，派往越南服務。在戰地經驗中，他不僅學習醫療技術，也熟悉軍事組織與武器使用。更重要的是，他在當地見證越南民族運動反抗蔣介石的外來勢力，理解民族自決與人民自主的重要性。

戰後回到台灣，他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現實：原本期待的「光復」，迅速變成官僚腐敗、軍紀敗壞、經濟掠奪與政治壓迫。許多台灣人民深感從日本殖民統治轉變為另一種外來統治。這種落差，使得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思考：台灣是否應該由自己的人民決定命運。

二、1947年的地方自衛：斗六隊的成立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各地人民紛紛組織自衛力量，以維持秩序並防止軍隊濫殺。在雲林地區，陳篡地組織了「斗六警備隊」，民間稱為「斗六隊」。這支隊伍主要由地方青年、學生與居民組成，其目的並非建立軍閥勢力，而是保護地方社會免於軍隊暴力。

1947年3月5日，斗六隊攻擊虎尾機場，與駐守的中國軍隊發生戰鬥。當時中國軍隊約三百多人，在戰鬥中潰敗，武器被繳獲。這場戰鬥顯示出人民自衛力量的組織能力，也反映出當時軍隊紀律鬆散與民怨沸騰的政治環境。

然而不久之後，中國軍隊增援並對斗六市街展開攻擊。面對可能波及平民的大規模衝突，陳篡地選擇撤退。他率領隊伍退入小梅與樟湖山區，避免城市戰鬥造成無辜人民傷亡。

三、山林中的六年：一段被壓抑的歷史

撤退後，陳篡地並未立即投降。他在山區隱匿長達六年。這段時間象徵著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真實處境：許多參與地方自治或自衛行動的人被迫流亡、躲藏，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政治之下。

直到1952年，中國軍隊終於掌握其藏身位置，但仍不敢貿然進攻。最後在其昔日同窗、後來成為政治人物的謝東閔居中斡旋下，事件才以和平方式落幕。陳篡地被迫離開斗六，將醫院遷往台北並接受監控。這位曾經守護鄉里的醫師，最終失去了家鄉的自由。這樣的命運，是許多二二八時期地方領袖共同的歷史悲劇。

四、歷史的深層意義：人民自衛與民主意識

陳篡地的行動並不是單純的武裝叛亂，而是反映了幾個深層歷史現象：

第一，人民對不正義統治的道德反抗。當政治制度失去正當性時，人民會尋找新的方式保護社群。

第二，地方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二二八事件期間，全台各地出現學生隊、民兵隊、自衛隊，顯示台灣社會具有高度的自治能力。

第三，知識份子的公共責任。陳篡地並非軍人，而是一名醫師。但在危機時刻，他選擇站出來守護社群。這種精神，在世界歷史中並不罕見。從東歐反抗共產政權，到今日烏克蘭人民保衛國家，人民自衛往往是民主社會最後的防線。

五、對今日台灣的啟示

今天的台灣面臨新的威權威脅——來自中國共產政權的軍事與政治壓力。歷史並不會完全重演，但會留下重要的提醒。

第一，民主社會必須建立全民防衛的意識。國家的安全不只是軍隊的責任，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第二，地方社群的韌性至關重要。在危機時刻，地方自治與公民組織能夠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第三，自由需要勇氣守護。陳篡地並不是職業革命家，而是一名普通醫師。但歷史證明，正是這些普通人，構成了社會抵抗暴政的力量。

六、記憶與未來

回顧陳篡地的故事，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場單純的武裝衝突，而是一段關於尊嚴與自主的歷史。當外來政權以武力壓制人民時，仍有人願意站出來守護家園。今天台灣所擁有的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被壓抑、被遺忘的歷史之上。

記住這些故事，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理解一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自由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它需要人民持續守護。如果說歷史能帶來什麼智慧，那麼陳篡地留下的啟示或許是：當人民願意為自己的土地與尊嚴負責時，再強大的威權力量，也無法真正征服持續啟蒙的民主社會。

1947年3月4日：雄中自衛隊的成立與校園遭砲擊

⭕️1947年3月4日：雄中自衛隊的成立與校園遭砲擊

1947年二二八事件蔓延全台之際，高雄學生在動盪中作出一個歷史性的選擇。在局勢惡化之際，學生基於維持校園與周遭地區秩序、保護弱勢與遭受威脅之人的想法，於1947年3月4日發起成立自衛隊。

雄中自衛隊，以高雄中學為核心，結合高雄女中、雄工、雄商等校學生所組成。其宗旨並是維持校園與周邊秩序、設置臨時收容所，保護生命遭威脅不分省籍人民。在城市秩序失靈、謠言四起之時，青年以自治方式承擔公共責任，展現出難得的節制與倫理意識。

二二八事件後，高雄情勢緊張。學生群體過去已累積跨校合作與公共議題參與經驗，當衝突升高，他們以「自衛」為名組織巡守與協助交通、救護與安置。史料顯示，自衛隊亦在校內設置收容空間，避免族群報復與無差別傷害。此一行動，屬於典型的市民自救型自治：在權力真空與暴力風險中，先保護生命，再尋求秩序。

然而，3月4日同日，被稱為高雄屠夫的彭孟緝（時任高雄要塞司令）已決意採取軍事鎮壓。在3月5日軍隊加強對高雄地區的軍事控制、高雄火車站被憲兵占領後，自衛隊嘗試驅逐憲兵，並與之短暫交火。此交戰雖然有限，但已有學生傷亡。

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部下令對高雄市進行全面軍事鎮壓，軍方將戰場擴及包括高雄中學校園。由於自衛隊人力與火力遠遜於正規軍隊，自衛隊在風險評估下自行解散返家。儘管如此，軍方因無法確認校內是否仍有「學生軍力」，仍下令以迫擊砲與要塞砲對校舍開火。結果使雄中成為全台唯一遭正規軍攻擊的學校；今日校園紅樓牆面仍可見部分彈痕遺跡，成為歷史的無聲證人。

此一行動凸顯鎮壓決策的高度軍事化與資訊不對稱：在未完成充分查證下即動用重火力，導致教育空間被戰場化。從國家治理倫理觀之，比例原則與最後手段原則皆值得嚴肅檢討。

解嚴後，口述歷史與地方檔案逐步釐清：所謂「學生軍」的誇張敘事，多帶有統治者政治洗腦的標籤；自衛隊的核心目標是防止失序、保護弱者，而非顛覆政權。相關研究亦指出，高雄鎮壓的強度與要塞體制之決策鏈密切相關，需在更廣的軍政結構中理解其責任歸屬。

這段事件激勵我們認識：自由與和平從不自然而然，而是由教育、勇氣與節制共同孕育。從學生的勇氣中，我們也應反思如何在當代以智慧與公義促進社會和諧與制度改革。

🎞圖：雄中自衛隊紀念牌，2015年陳明輝作，高雄市政府題。

影片：KMH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https://youtu.be/4dKYgxoyAuc

〈二二八家屬團契〉成立：從受難記憶到公民行動的轉折

 〈二二八家屬團契〉成立：從受難記憶到公民行動的轉折

黃春生牧師

1991年3月2日，〈二二八家屬團契〉正式成立。這不僅是一個受難者團體的誕生，更是二二八事件平反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這一天，象徵受難者家屬從長期的沉默與恐懼中走出，轉化為有組織、有訴求、有代表性的公民行動主體。對台灣民主發展而言，這是一條從創傷走向責任、從記憶邁向制度改革的重要道路。

一、從禁忌到突破：教會的先知性角色

1977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在威權體制仍然穩固之際，公開提出人權與民主價值，這份宣言在台灣公共神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將信仰與公共責任緊密連結，使教會不再僅停留於屬靈領域，而是勇於對國家權力提出道德質問，為突破二二八禁忌奠定基礎。

1987年解嚴前後，陳永興、李勝雄、鄭南榕等人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使長期被壓抑的歷史記憶進入公共論述空間。1989年，長老教會於艋舺教會舉行「二二八追思禮拜」，以禮儀形式重建公共記憶；1990年12月8日，周聯華牧師與翁修恭牧師於懷恩堂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行政院長郝柏村等政要出席，標誌國家權力首次較為公開地面對此議題。

這一連串行動，使教會從禮拜堂走向歷史現場，從屬靈關懷進一步轉向制度性的追問，展現其先知性的公共角色。

二、家屬成為主體：團契的成立

李登輝與濟南教會在公義與和平的實踐上具有重要關聯。李登輝在擔任副總統期間（1984–1988）常至濟南教會參加主日禮拜；繼任總統後，則由翁修恭牧師帶領會友至官邸舉行家庭禮拜。

李登輝副總統任內，力保黑名單中的林宗義長老等人返台的人身安全。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長子林宗義長老在翁修恭牧師協助下，得以與李總統直接對話，為二二八受難者平反開啟契機。

1990年「二二八平安禮拜」之後，翁修恭牧師與蘇南州開始籌組〈二二八家屬團契〉。1991年2月28日，他們面見時任總統李登輝。李總統要求翁牧師帶五位家屬代表再次會面。於是，3月2日，台灣第一個以二二八家屬為主體的團契正式成立，並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五位代表。

這個程序本身極具象徵意義——在曾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創傷歷史中，家屬透過民主方式選出代表，宣告自己不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民主社會的積極參與者。

當天，李月美（李瑞漢律師之女）、林宗義博士等人自濟南教會步行至總統府，與李總統會面，提出五項具體訴求：

1. 公布真相

2. 國家道歉與賠償

3. 建立紀念碑與紀念館

4. 訂立紀念日

5. 設立基金會推動文化與教育工作

這五項訴求構成日後台灣轉型正義制度化的重要藍圖。李總統當面首肯，使這場對話成為國家與受難家屬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面。

當代表團返回濟南教會，向等候的二十位家屬說明成果時，那份欣慰與激動，不僅是情感的釋放，更標誌著歷史的轉折。同年，8月3日「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假濟南教會成立，為第一個受難者家屬的組織。

三、濟南教會：記憶的守望者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濟南教會更成為家屬經常聚集的所在。李月美、高陳雙適、徐世雄等人回憶，〈二二八家屬團契〉常在此聚會。翁修恭牧師幾乎每年邀請家屬在教會舉行紀念禮拜，使記憶得以延續。

在此脈絡中，教會不僅是宗教場域，更是「記憶的庇護所」。在公共空間仍瀰漫恐懼與壓力之際，教會提供安全的場域，使創傷得以敘說，使歷史得以傳承，使尊嚴得以恢復。

四、從私人哀傷到公共責任

〈二二八家屬團契〉的成立，至少具有三層意義：

第一，創傷的公共化。家屬不再被迫在私領域承擔悲痛，而是將創傷轉化為公共議題。

第二，民主實踐的深化。透過一人一票選出代表，家屬在程序上實踐民主，這本身即是對威權歷史的回應。

第三，轉型正義的制度起點。真相、道歉、紀念與教育等訴求，後來逐步制度化，推動台灣社會正視歷史。

從歷史神學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記憶的救贖行動」。舊約中，上主要求以色列記念受苦的歷史，使記憶成為學習公義的途徑。若一個社會選擇遺忘受難者，暴力的循環可能重演；但當人民選擇記憶、追問與對話，歷史便有轉向公義的可能。

五、對今日台灣的啟示

1991年3月2日，不只是歷史的一頁，更是對今日台灣的提醒：

1. 民主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受難者與家屬以淚水與勇氣換來的成果。

2. 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而是制度化的責任承擔。

3. 記念不是停留於悲情，而是為確保國家權力受到監督。

在世界許多角落，威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台灣能在亞洲民主版圖中站穩腳步，正因為有人勇敢說出真相，有人願意組織起來，有人走向總統府，提出理性而具體的五項訴求。

1991年的那一天，家屬們自濟南教會步行至總統府，那不只是一段路程，而是一條歷史的道路——從恐懼走向尊嚴，從沉默走向制度，從創傷走向公義。

其後，李登輝總統於1995年4月7日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同年10月12日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歷史並未因此終結，但那關鍵的一步，已為台灣民主奠下不可逆轉的基礎。

圖：1991年3月8日「二二八家屬團契」成員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集會，聆聽受難者林茂生長子林宗義長老發言。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1947年3月1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震盪之中，台北街頭第一次出現「台灣獨立」、「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等標語。這一天，被後人視為「台灣人民抗暴日」。那不是出於一時激情的口號，而是人民在極端壓迫下，對尊嚴與自治的吶喊。

二二八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的回應大致呈現兩條同時並行的路線。

第一條，是武裝抗爭的路線。部分青年與地方力量主張自衛，甚至提出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構想。這種訴求，不僅僅是政治分離的想像，而是對當時軍紀敗壞、貪腐橫行、濫權濫殺的直接回應。在統治失去合法性時，人民自然會思考自保與自決的可能。

然而，多數台灣人民選擇了第二條路——政治交涉。3月1日，各地仕紳與民意代表出面，推派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燈、林忠等人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尋求制度內改革。3月2日陳儀兩度廣播，公開承諾「寬大處理」，似乎為衝突帶來一線曙光。

但歷史殘酷地揭示：這是一場精心鋪陳的欺騙。同日陳儀密電請求中央迅速派兵來台鎮壓。3月5日，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確提出改革臺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7日提出42條改革綱領，試圖以制度化方式重建治理秩序。當時各地已經逐步恢復社會秩序，然而3月8日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隨即展開武力掃射與鎮壓。3月10日宣布解散處委會、戒嚴與清鄉。從對話到屠殺，只隔幾日。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失去制衡，承諾可以瞬間變成陷阱；當制度沒有問責機制，廣播裡的「寬大」可能只是掩護暴力的煙霧。

一、抗暴的兩條路線：武力與制度的辯證

3月1日的重點不在於武裝，而在於看見人民在絕境中如何思考行動策略。武裝抗爭，是對暴政的本能反應；政治交涉，則是對制度改革的最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在當時選擇了溫和改革路線。這顯示出台灣人的性格：傾向理性協商、追求制度正義，而非優先訴諸暴力。

然而，中國國民黨以欺騙與軍隊回應協商，展開大屠殺，有計劃的「清鄉」清除台灣的社會菁英，以利日後威權統治及塑造統治領袖的神話。

二、從1947到今日：面對中共威脅的歷史鏡鑑

今天的台灣，面對來自中共政權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作戰。戰機擾台、軍演壓境、認知作戰滲透。不同的是，我們已不再處於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年代。今日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政黨競爭、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教訓仍然銳利，必須對中共威權的承諾保持審慎。

🎞圖：黃純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第拾號臂章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慈悲與公義的上主，我們今日站立在「中正廟」前。這座建築被刻意塑造成中國式的皇帝陵寢前，我們在此，不是要膜拜權力，乃是為了見證民主台灣的追求，更是為了守護民主的價值。

主啊，79年前二二八此時
1947年的槍聲，使無辜者倒臥血泊中；外來政權以武力，屠殺無辜的人民，使家庭破碎，使社會噤聲，使恐懼成為日常。許多名字未被記錄，許多屍骨未得安葬，許多哭聲被歷史掩埋。然而，他們的血從地底下發出控訴的聲音，祢都聽見了。祢不是沉默的上主，祢是為受壓迫者伸冤的上主。

我們在此控訴威權體制對人民的暴力
我們拒絕把屠殺合理化為「歷史的必然」，拒絕把壓迫包裝為「時代的選擇」。二二八不是模糊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而是對人的尊嚴、自由與生命的踐踏。若罪責不被指出，歷史就會被粉飾；若真相不被說出，暴力就會被美化。主啊，求祢使我們有勇氣尋求並說出真相，使記憶不再停止在過去，而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改革動力。

我們祈求，讓記憶成為公民責任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建立在遺忘之上，而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若我們對歷史冷漠，邪惡威權便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求祢使我們明白：紀念，不是情緒的抒發(敨氣)，而是族群大生命的守望；不是族群的對立，而是價值的重新確認。

主啊，二二八從國族傷痕，走向命運共同體
我們承認這段歷史揭露了外來殖民政權的殘酷本質，也提醒我們：任何脫離人民監督的權力，都可能再次成為壓迫者。求祢賜給我們清醒與智慧，使我們堅決抵抗威權再現，無論它以何種語言、何種旗幟、何種假借和平協議之名而來。

我們也祈求救贖
救贖不是抹去責任，而是在真相與咎責之後，重建公義的秩序。願我們的社會不再以恐懼為統治工具，而以法治為共同準則；不再以領袖神話為依歸，而以人民主權為根基。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做領袖的要像做僕人一樣，服事人民。

上主啊，祢曾藉先知宣告：「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祢同行。」求祢使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實踐這呼召的使命。
讓我們記得，是為了更清醒；
讓我們清醒，是為了更自由；
讓我們自由，是為了彼此守望。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
當我們記得，我們就不再被謊言的統治洗腦；
當我們承擔責任，我們就不再被恐懼統治；
當我們彼此守護，我們就能促進族群大生命的共同體。

主啊，願二二八的淚水，化為民主深化的種子；願受難者的血，成為守護人權的呼聲；願這島嶼的未來，不再由外來政權決定，而由這片土地自由的人民共同來決定。

我們如此祈求，是因為相信：
公義終必成為制度，
憐憫終必成為文化，
自由終必成為日常。
感謝公義與和平的上帝聽我們的祈禱。阿們。

台北228記念行動/黃春生牧師於中正廟帶領全體祈禱

《二二八，我們仍記得：從國族傷痕到命運共同體》
時間：2026／2／28（六）上午十點
地點：中正廟 — 獨裁者紀念館堂體前階梯及廣場，安魂舞與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