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30日，泰源事件五義士殉難紀念日

 ⭕️1970年5月30日，泰源事件五義士殉難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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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內外交迫的歷史轉折點。

國際上，中華民國政權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變化與外交孤立的巨大危機；社會上，保釣運動與民主改革思潮逐漸興起，知識界開始深刻反省台灣的命運與未來，長老教會也陸續發表三大宣言。在威權統治之下，人民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報禁、黨禁、思想審查與情治監控籠罩整個社會。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一群被囚禁於臺東「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的年輕政治犯，決定以生命反抗專制體制。

1970年初，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教授成功突破特務監控離開台灣，輾轉抵達美國。此事震動國民黨情治系統，國安局甚至稱之為「情治單位最大恥辱、最大失敗、最大教訓」。

而在台灣內部，另一場更激烈的反抗正在醞釀。

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以及鄭正成等六位政治犯，計畫於泰源監獄發動武裝革命。他們希望奪取武器、突破監禁，進一步推動「台灣獨立革命」。而鄭正成則因其他五人供稱其為遭到綁架，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6個月。

這群青年並非暴徒，而是一群在高壓政治下，被迫走向絕境的人。

其中，江炳興出生於1939年台中大里，畢業於台中一中，後考入陸軍官校。他曾說，自己投考軍校，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推翻專制獨裁政權。他因台獨案件被捕，判刑十年。到了1970年，距離出獄只剩兩年，卻仍選擇為理想冒死一搏。

江炳興在其所擬、署名為「台灣獨立革命軍軍部」的〈台灣獨立宣言〉中寫道：「……為什麼台灣人只能有一種聲音？為什麼台灣人只能選一種命運？為什麼台灣人只能乖乖聽話，不能起身反抗專制獨裁的政權？……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迫害與恐懼跟著時，爭取幸福是一種權利。在今天，為此努力實只是克盡天職與恢復人類的尊嚴而已。」

這些文字，即使放到今天閱讀，依然震撼人心。因為他們爭取的，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作為人」最基本的尊嚴。

泰源事件最終失敗。1970年5月30日，五位青年被槍決。臨刑前，他們高喊：「台灣獨立萬歲！」那是死亡前最後的自由之聲。

江炳興在寫給父母的訣別信中說：

「兒因此信基督、進軍校，又走入致死的道路，死，使兒心甚悲淒，但甚坦然……兒祈求主，就是耶和華上帝，祝福爸爸、媽媽，僅此數語作為留念，祝平安，兒炳興敬上。」

然而，在那個年代，連遺書都無法自由送達。他的父母直到過世前，都未曾看見兒子的最後文字。直到台灣民主化之後，這封信才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這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一整個威權體制對人性的摧殘。

今日回望泰源事件，我們或許不一定完全認同他們當年的所有策略與方法，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群青年是在一個沒有民主制度、沒有正常政治參與空間的年代，被逼到只能以生命對抗國家暴力的人。

真正值得記念的，不只是他們的犧牲，更是他們對自由、人權與台灣主體性的追求。

2021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重新檢視案件後，認定泰源事件審判違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審判獨立原則，屬於司法不法案件，正式撤銷五人的叛亂罪名。這項平反，不只是法律程序上的修正，更是一個社會重新面對歷史的開始。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沒有傷痕，而是願意誠實面對傷痕。記念泰源五義士，是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憑空得來的。民主，也不是歷史自然演化的結果。它往往是許多人在黑暗年代裡，以青春、自由，甚至生命，一步一步換來的。

當我們今天能自由選舉、自由發言、自由出版、自由討論國家未來時，也許應當記得：曾經有一群年輕人，在槍口之前，仍然選擇高喊理想。歷史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成為烈士，但歷史會要求每個世代：是否願意守護前人用生命爭來的自由。

願我們記得他們，也願台灣，永遠不再回到那個讓青年只能以死亡對抗黑暗的年代。

在牢獄與火焰之後，仍然起舞——5月29日蔡瑞月紀念日

 ⭕️在牢獄與火焰之後，仍然起舞——5月29日蔡瑞月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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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5月29日，是台灣現代舞先驅蔡瑞月的紀念日。

蔡瑞月不只是舞者，更是一位用身體記錄時代創傷的人。她的一生，跨越日本殖民、戰後混亂、白色恐怖與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她的舞蹈，不只是藝術，更是一種自由靈魂對威權的回應。

蔡瑞月1921年出生於台南，成長於基督教家庭。她自幼熱愛舞蹈，就讀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期間，因身形瘦小，甚至加入弓道部鍛鍊體能。那個年代的台灣女性，能夠遠赴海外學習藝術並不容易，但她憑著對舞蹈的熱情，前往日本學習現代舞，進入石井漠與石井綠所帶領的新舞蹈運動體系。當時的「舞蹈詩」強調身體情感、生命經驗與時代感受，深深影響了她日後的創作方向。

在日本求學期間，蔡瑞月跟隨舞團巡演日本與東南亞，累積近千場演出經驗。二戰結束後，她搭乘大久丸號返台，在船上創作《印度之歌》與《咱愛咱台灣》。這不只是舞作，更像是一位台灣女性藝術家，在戰爭廢墟之後，重新向土地發出的深情呼喚。

她回到台灣後，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行個人舞蹈發表，並在台南與台北開設舞蹈教室，培育學生，也逐漸為台灣打開現代舞視野。1947年，她與詩人雷石榆結婚，原本期待建立一個充滿詩、音樂與藝術的家庭。然而，歷史很快轉向黑暗。

白色恐怖來臨後，雷石榆遭警總逮捕，後被驅逐出境。隨後，蔡瑞月也遭牽連，被關押於新生訓導處，之後移送綠島。在那個年代，只要與「思想」有關，就可能成為國家暴力的對象。威權政權害怕的不只是政治組織，更是自由的靈魂與會思考的人。

然而，即使在牢獄之中，蔡瑞月仍持續創作。她教獄友跳舞，編創《嫦娥奔月》、《母親的呼喚》、《水舍懷古》，也以雷石榆的詩〈假如我是一隻海燕〉改編現代舞。她沒有讓監獄奪走自己的內在自由。這是蔡瑞月最動人的地方。

有些人離開牢房後，靈魂仍留在牢裡；但蔡瑞月即使被囚禁，靈魂仍然飛翔。

1953年出獄後，她重新在台北中山北路成立舞蹈研究社。這棟原本的日式宿舍，後來成為著名的「玫瑰古蹟」。這裡不只是舞蹈教室，更像是一個文化沙龍。許多年輕人在戒嚴時代裡，第一次透過舞蹈認識自己的身體，也第一次感受到自由。許多國際舞蹈家，包括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等人，也曾注意到這個空間。

但即使出獄，蔡瑞月仍長年被監控。舞蹈社外經常有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注意。她曾形容，自己雖然離開監獄，卻彷彿仍活在牢中。然而，她沒有停止創作。

她後來創作《傀儡上陣》，被視為台灣第一支人權舞作。她將威權體制下被操控、被扭曲、失去自由的人性狀態，用身體語言呈現出來。藝術在她手中，不只是美感，而是歷史記憶與人的尊嚴。

1980年代，她的舞作《晚霞》又遭國民黨文工系統干預，被迫改名。長年的政治壓力與創作挫折，使她最終移居澳洲。即使如此，她仍持續思念台灣，也持續思考如何重建台灣現代舞的記憶。

1990年代，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又面臨拆除危機。原本政府計畫拆除該地，甚至只打算作為捷運局噴水池用地。許多舞蹈界與文化界人士發起搶救，林懷民甚至痛心表示，那象徵「台灣重要舞蹈時代的結束」。最終，這棟建築得以保留。

然而，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

1999年，就在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後不久，舞蹈社遭人縱火焚毀。大量珍貴文獻、手稿、影像與歷史資料在火焰中消失。那場火，不只是燒掉一棟木造建築，更像燒掉台灣部分文化記憶。

但蔡瑞月沒有放棄。

她憑著記憶，一點一滴修復舞作。2000年，她重新公開展演11支經典舞碼。後來重建完成的舞蹈社，被命名為「玫瑰古蹟」，取自她重要作品《牢獄與玫瑰》之名。玫瑰象徵愛與生命，牢獄象徵壓迫與苦難；兩者交織，正是蔡瑞月一生的縮影。

2005年5月29日，蔡瑞月辭世。7月2日，她的告別禮拜於台北濟南長老教會舉行，由同樣曾搭乘大久丸號返台的高俊明牧師主禮。這一幕，彷彿也象徵著台灣歷史中，那些歷經戰爭、威權與苦難的人們，在信仰與盼望中彼此扶持。

今天紀念蔡瑞月，不只是紀念一位舞蹈家。

我們紀念的，是一位在監視中仍不停止創作的人；是在火焰中仍努力保存記憶的人；是在威權壓迫下，仍相信人的身體可以自由伸展的人。

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紀念威權統治者，而應該紀念精神文化的工作者。光榮的城市，不僅要保存文化建築，更需要保存那些曾經為自由起舞的靈魂。

蔡瑞月用她的一生告訴台灣：即使歷史曾經黑暗，人仍然可以起舞。

1963年5月28日，台獨烈士陳智雄殉難

 ⭕️1963年5月28日，台獨烈士陳智雄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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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63年5月28日清晨，台灣安坑刑場，一位47歲的台灣人被押赴槍決。他的名字是陳智雄(Tân Tì-hiông, 1916.02.18-1963.05.28)。

在威權統治年代，他因主張「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被以「意圖顛覆政府」之名判處死刑，成為因公開主張台灣獨立而遭國民黨政權處決的「台獨烈士」。在此之前已經有幾位也因主張台灣獨立而被處死，1948年第一個有明確的台獨組織是林錦文成立的台灣獨立黨。

陳智雄並不是一位暴力革命者。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具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他出生於日本時代的阿緱廳（今屏東地區），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荷蘭語系，曾任日本外務省人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派往印尼，親眼見證殖民壓迫與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

戰後，當印尼人民對抗荷蘭殖民統治時，陳智雄以商人身分掩護，暗中協助蘇卡諾（Soekarno）領導的印尼獨立運動。他因此遭荷蘭殖民政府逮捕囚禁。1949年印尼獨立後，蘇卡諾總統感念其貢獻，授予他「印尼榮譽國民」身分，並聘為高級顧問。

然而，陳智雄心中始終掛念自己的故鄉台灣。

當亞洲與非洲許多殖民地紛紛走向民族自決與獨立建國時，台灣卻在戰後陷入另一種威權統治。陳智雄因此投入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加入同為基督徒的廖文毅所籌組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努力讓台灣議題進入國際社會視野。

1959年，他在日本遭國民黨特務綁架押返台灣。即使他並非中華民國國籍，仍遭軍法審判。審訊時，軍法官喝令他講「國語」，陳智雄則用台語堅定回應：「台灣話就是我的國語。」

這不只是一句語言反抗，更是一種身份認同與尊嚴的宣告。

1963年3月15日，警總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判處死刑。5月9日，蔣介石批示「照准」。5月28日清晨，陳智雄遭押赴安坑刑場槍決。

根據後來流傳的見證，臨刑前，他遭受殘酷虐待，甚至被砍斷腳掌、封住口舌，只為防止他高喊理念。然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仍奮力呼喊：「台灣人萬歲！台灣獨立萬歲！」

那不是仇恨的呼喊，而是一位相信自由與尊嚴的人，在死亡面前最後的信念。

今天回顧陳智雄，不只是為了追悼一位殉難者，更是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憑空而來，而是許多人在黑暗年代裡，以生命代價爭取而來的成果。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害怕歷史，而應誠實面對歷史。唯有記得受苦者，社會才不會再次崇拜威權；唯有看見曾經被壓迫的人，人民才更懂得珍惜自由、人權與尊嚴。

聖經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約翰福音8:32）

記念陳智雄，是為了讓台灣更加明白：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無數人以勇氣、信念與生命守護而來的價值。

願台灣不再有政治受難者。

願人民不再因思想而被恐懼統治。

願這塊土地，真正成為自由、公義與尊嚴的家園。

備註：— 新店溪流域 刑場 —

新店溪流域在日本時代是有美麗風景與豐富人文的所在，但是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了後，新店溪變成剝奪生命的死亡流域，從北開始有馬場町刑場、螢橋刑場、水源地刑場、川端橋刑場、碧潭刑場、安坑刑場，新店軍人監獄裡面的龍泉刑場，在台北縣市就有7個刑場，還有全台灣無數密裁的場所，這些場所的存在，完全展現中華民國外來政權的無能跟糟蹋生命的殘暴，其中安坑刑場是使用最久的刑場，這個所在跟新店軍人監獄先後完工，安坑刑場最早的紀錄是在1954年初開始使用，其中有很多偉大的台灣烈士在安坑刑場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步，為台灣奉獻寶貴生命。  

1949年5月27日，集權統治進一步剝奪人民自由

 ⭕️1949年5月27日，集權統治進一步剝奪人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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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5月20日起正式實施。僅僅一週後，1949年5月27日，軍政府再頒布《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將戒嚴統治進一步制度化，成為壓制人民基本自由的重要法律工具。

這部法令的名稱極長，但內容核心其實非常清楚：禁止人民集體發聲，禁止人民組織力量，禁止人民對政權提出批判。

它配合《懲治叛亂條例》與《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形成一整套高度集權的軍事統治體系。人民不僅失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失去組黨、集會、結社、請願、罷工、罷課等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在這樣的體制下，任何政治性的集會都可能被視為「非法」。人民若組織遊行、提出請願、發動罷工，甚至學生罷課，都可能遭到逮捕與軍法審判。政府透過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進行全面監控與鎮壓，使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恐懼之中。

這種統治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以國家安全之名，全面壓制人民自由」的軍事威權體制。

當年的統治者聲稱，必須用高壓手段「維持社會秩序」、「防止叛亂」、「穩定局勢」。但歷史證明，當一個政權開始禁止人民說話、禁止人民集會、禁止人民組織工會與學生運動時，它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混亂，而是要壓制懂得思考的人民，進行愚民洗腦。

戒嚴時期的臺灣，曾經有許多教師、學生、醫師、律師、作家、牧師與知識分子，因為關心公共事務、追求民主自由，而遭到監控、逮捕甚至失去生命。許多家庭因此破碎，許多人在漫長歲月中無法開口談論自己的傷痕。

歷史不只是過去的事件，而是今日民主社會的重要提醒。

今天的臺灣能夠自由集會、公開批評政府、組織工會、發動社會運動，並不是統治者「恩賜」的結果，而是無數前輩在高壓體制中承受風險、犧牲自由甚至生命所換來的成果。

因此，記念5月27日，不只是回顧一段威權歷史，更是在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從來不會自動存在。

當人民失去警覺，當社會習慣崇拜強人，當國家以「安全」、「穩定」、「民族大義」之名要求人民放棄自由時，威權體制便可能再次以不同形式回來。

這也是為何臺灣必須持續深化民主教育、人權教育與轉型正義。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逃避歷史，而是願意誠實面對傷痕，並從歷史中建立守護自由的公共倫理。

《聖經》以賽亞書10章1-2節曾如此批判掌權者：「你們遭殃了！你們制訂不公平的法律來壓迫我的子民。你們用這方法剝奪窮人的權利，使他們得不到公平；你們用這方法侵佔寡婦和孤兒的產業。」

法律若失去公義，便可能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國家若失去對人權的敬畏，再完整的制度也會淪為統治的武器。

因此，歷史的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防止下一次黑暗再次降臨。願臺灣這塊土地，在記憶中學會珍惜自由，在民主中學會彼此尊重，在歷史中持續守護人的尊嚴與權利。因為真正健全的國家，不是讓人民沉默，而是讓人民能夠自由而有尊嚴地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