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1年8月22日，韓德爾創作《彌賽亞》

 ⭕️1741年8月22日，韓德爾創作《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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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741年8月22日，56歲的喬治．費德利克．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在倫敦開始譜寫後來名震世界的神劇《彌賽亞》（Messiah, HWV 56）。短短二十四天，他完成這部規模驚人的作品。從第一部〈安慰我的人民〉，直到第三部〈羔羊是配得的〉與最後的「阿們」，整部作品不只是音樂史的里程碑，也像是一篇以音符寫成的基督論。

▋在人生低谷，寫出「哈利路亞」

《彌賽亞》誕生時，韓德爾並非站在人生巔峰。

他曾經是倫敦歌劇界炙手可熱的作曲家，然而到了1730年代後期，義大利歌劇在英國逐漸失去市場，他所經營的歌劇事業遭遇嚴重挫敗，健康也曾出現危機。1741年夏天，他獲邀前往愛爾蘭都柏林舉行音樂會，恰好劇作家查爾斯．詹能斯（Charles Jennens）將一份以聖經經文編成的腳本交給他，韓德爾遂於8月22日開始作曲，9月14日完成，前後僅約三週。

《彌賽亞》最令人驚嘆的地方，不只是創作速度，而是作品的神學結構。

它沒有一般歌劇中的人物對白與戲劇情節，而是讓聖經本身成為敘事者。詹能斯主要從《欽定版聖經》及《公禱書》詩篇選取經文，第一部從以賽亞書的盼望開始，宣告基督降生；第二部進入受苦、十字架、復活與上帝國的勝利，並以著名的〈哈利路亞〉達到高潮；第三部則從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展開，最後以啟示錄中「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的」結束。

因此，《彌賽亞》其實是一篇宏大的「音樂神學」。

它宣告的不是一個成功者的故事，而是受苦的基督如何成為世界真正的君王。

▋「哈利路亞」不是成功者的凱歌

這也使第二部結尾的〈哈利路亞大合唱〉具有更深刻的意義。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這段歌詞取自啟示錄11章15節。值得注意的是，《啟示錄》原本就是寫給活在羅馬帝國威權壓迫下的教會。當帝國宣稱凱撒掌管世界時，基督徒卻唱出另一種政治神學：世界最終不屬於帝國，而屬於上帝；最後的主權不屬於皇帝，而屬於基督。

所以，「哈利路亞」絕不是太平盛世裡權貴的勝利進行曲。它更像是受苦者在黑暗中唱出的盼望。

真正令人震撼的，不是一萬個人同時唱「哈利路亞」，而是一個身處低谷的人仍然相信：黑暗不是歷史的終局。

▋從都柏林走向世界

1742年4月13日，《彌賽亞》在愛爾蘭都柏林首演，而且是一場慈善演出，所得用於援助囚犯、醫院及其他慈善工作。由於聽眾踴躍，當時甚至要求女士不要穿占據太大空間的裙撐，以便容納更多觀眾。

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細節：《彌賽亞》最初不是為了炫耀教會權力，而與慈善行動連結。

韓德爾後來更長期在倫敦育嬰堂（Foundling Hospital）舉行《彌賽亞》慈善演出。從1750年至韓德爾逝世，這些演出逐漸建立《彌賽亞》在英國社會的重要地位。

音樂若只把人帶進感動，還不是《彌賽亞》全部的精神；真正的信仰，必須讓對上帝的讚美轉化為對受苦者的關懷。

這也正是先知傳統不斷提醒我們的事：敬拜上帝與實踐公義，從來不能分開。

▋從十八人的合唱到數千人的歌聲

此後，《彌賽亞》的演出規模愈來愈驚人。

韓德爾時代原本採取相對精簡的巴洛克編制，但十九世紀逐漸出現數千人的大型演出。1859年，倫敦水晶宮舉行韓德爾逝世百週年紀念音樂節，留下非常精確的紀錄：合唱團共有2,765人，樂器演奏者457人，加上管風琴，共超過3,200名演出者。

到了美國，1869年波士頓為紀念南北戰爭結束所舉辦的「國家和平慶典」（National Peace Jubilee），更動員超過一萬名歌者及龐大樂團。十九世紀的《彌賽亞》，遂從巴洛克神劇變成群眾性的音樂盛典。

然而，人數愈多，並不表示信仰就愈深。

兩千七百人可以唱「哈利路亞」，兩萬人也可以唱；真正困難的是：當世界沒有任何值得哈利路亞的理由時，我們還能不能唱？

▋黑暗不是歷史的終局

相傳韓德爾在創作《彌賽亞》時曾有強烈的宗教經驗，後世也流傳許多關於他流淚作曲、彷彿看見天國的故事。這些細節有些難以得到第一手史料的充分證實，因此不宜把傳說當作歷史事實。

然而有一件事毋須神話化。

1741年的韓德爾確實在人生與事業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寫出了西方音樂史最偉大的盼望之歌之一。這或許才是《彌賽亞》留給我們最重要的信息。

信仰不是因為世界一切順利，所以我們高唱「哈利路亞」；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相信歷史仍然在上帝手中，所以即使面對戰爭、威權、疾病、失敗、不公義與死亡，我們仍然拒絕讓黑暗取得最後的發言權。

《彌賽亞》的核心不是韓德爾，而是「彌賽亞」。

不是作曲家的成功，而是基督的受苦、復活與掌權；不是帝國的榮耀，而是被殺羔羊的勝利；不是強者支配世界，而是上帝的國終將臨到。

285年前的8月22日，一位正處於人生轉折中的音樂家坐到桌前，開始在五線譜上寫下一個古老而又嶄新的盼望。

二十四天之後，他完成《彌賽亞》。

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唱著：Hallelujah！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而這首歌真正等待的，從來不只是更多人加入合唱，而是我們在自己的時代裡，以生命繼續寫下它——行公義、好憐憫，在黑暗中仍然相信，上帝的國必將臨到。

1984年8月21日，高俊明牧師出獄謝函

 ⭕️1984年8月21日，高俊明牧師出獄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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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有幸為台灣受苦，因為信仰不能繞過受苦的人

1984年8月21日，出獄不到一週的高俊明牧師，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謝函，感謝上帝的保守，也感謝海內外教會及信徒長期的關懷、聲援與代禱。

這封謝函不只是一位政治受難者重獲自由後的致謝，更是一份從監獄中淬鍊而成的信仰告白：基督徒不能只在安全之處談論愛，教會也不能在人民遭受壓迫時保持沉默。

▋「共同藏匿叛徒」的罪名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對民主運動人士展開全面逮捕。當時擔任《美麗島雜誌》總經理的施明德遭到通緝，在逃亡期間輾轉向高俊明牧師求助。

高牧師明知援助遭通緝者可能付出沉重代價，仍基於基督信仰，聯絡林文珍長老提供暫時藏身之處。對他而言，站在眼前的不是抽象的「政治犯」，而是一個走投無路、生命受到威脅的人。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牧師遭逮捕；同年6月，軍事法庭以「共同藏匿叛徒」判處他有期徒刑七年，並宣告除酌留家屬必要生活費外，沒收其餘財產。直到1984年8月15日，他才提前獲釋。官方資料記載，他實際遭囚禁四年三個月又二十一日。

在威權年代，「叛徒」往往不是客觀的司法概念，而是統治者用來將異議者排除於人民共同體之外的政治標籤。當國家先把一個人污名化為敵人，接著就能把援助他的人一併定罪。這種法律不是為了保護人民，而是為了掌控威權政權。

▋藏匿施明德只是導火線

高俊明牧師後來在《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中指出，國民黨政權決意逮捕他，至少有三項更深層的政治原因。

第一，他被認為必須為長老教會三次重要聲明負責，包括1971年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5年的〈我們的呼籲〉及1977年的〈人權宣言〉。其中〈人權宣言〉公開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並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直接觸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禁忌。

第二，高牧師始終主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重返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與世界教會保持團契。國民黨政權卻把普世交往置於反共意識形態之下，企圖控制教會的國際關係。

第三，才是援助施明德逃亡的事件。

換言之，援助施明德只是逮捕的導火線。國民黨真正無法容忍的，是一間拒絕向國家權力屈服、堅持台灣人民自決並與普世教會連結的教會。

高牧師坦然說：「我若不下獄於藏匿案，也會下獄於別的案件；總而言之，我都無怨無悔。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

這不是浪漫化牢獄之苦，更不是追求政治英雄的光環，而是明白信仰有時必須付出代價。真正令他痛苦的，並不是自己的刑期，而是林文珍、施瑞雲等人因這件事受到牽連。尤其想到林文珍女士所承受的苦難，他仍「心痛如絞」。

這份痛苦提醒我們：紀念民主先行者，不能只塑造少數英雄，也要記得那些提供住所、傳遞消息、照顧家人，最後卻被捕、受審、失去自由的平凡人。歷史的大門，往往是由許多沒有留下響亮姓名的人共同推開。

▋信仰不是逃離政治，而是不向權力下拜

有人以為教會參與公共事務就是「太政治」。然而，高俊明牧師所展現的並不是政黨政治，而是福音的公共責任。

耶穌說：「我流浪異鄉，你們接待我；我在監獄裡，你們來探望我。」（馬太福音25章35、36節）特別是在初代信徒受到威權統治者的壓迫下成為政治受難者。基督沒有要求門徒先調閱對方的政治檔案，再決定是否伸出援手。當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受到威脅，接待他、保護他，就是接待基督。

國家可以制定法律，卻不能壟斷人的良知；政權可以建造監獄，卻不能要求教會把順服政權置於順服上帝之上。當威權統治者以國家安全之名迫害人民，教會若保持沉默，沉默便不再是中立，而可能成為壓迫制度的一部分。

2019年5月30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公告撤銷高俊明牧師所受的有罪判決。這項平復遲到了三十九年，也證明當年的軍事審判並非單純依法辦理，而是威權統治者不法的一環。

▋自由不是威權者的恩賜

1984年8月21日的出獄謝函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心血來潮的賞賜，而是無數人以青春、家庭、職業甚至生命換來的公共資產。

今天的台灣已能公開談論人權、自決與國家前途，但民主並沒有因此取得永久保固。威權可能換上新的語言，以假訊息、認知作戰、政治滲透及對獨裁政權的依附，再度侵蝕得來不易的自由。

紀念高俊明牧師，不只是懷念一位勇敢的牧者，更是再次追問：當受壓迫者敲門時，我們是否願意開門？當權力要求教會噤聲時，我們是否仍敢「以愛心說誠實話」？

監獄的鐵門曾經關住高俊明牧師的身體，卻關不住他的良知。因為真正自由的人，不是從未進過監獄的人，而是在威權面前仍拒絕交出靈魂的人。

高俊明牧師「有幸為台灣下獄」的見證，並不是要後人歌頌苦難，而是呼召我們建造一個不再需要任何人因行善、庇護受難者、追求民主自由而入獄的台灣。這才是對他的謝函最深刻的回信。

8月20日，臺灣護理之母陳翠玉紀念日

 ⭕️8月20日，臺灣護理之母陳翠玉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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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8年8月20日，被譽為「臺灣護理之母」的陳翠玉在臺大醫院離世。她的一生橫跨日本時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臺灣民主化前夕；她不只是臺灣現代護理教育的重要奠基者，也是一位從醫療專業走向人權、婦女與民主運動的先行者。

她照顧人的生命，也用自己的生命守護臺灣人的尊嚴。

陳翠玉（1917年2月9日—1988年8月20日）出生於彰化和美的基督徒家庭，自幼在和美長老教會聚會。年輕時赴日本東京「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接受公共衛生與護理專業訓練，戰後投入臺灣護理制度改革。1949年再度學成返臺後，受臺大校長傅斯年之邀投入臺大醫院與護理教育工作，擔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並參與臺大護校的創辦，兼任臺大護校校長。相關護理史研究因此將她視為臺灣現代護理發展的重要開創者。

她所推動的改革，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在當時卻相當前衛。

當年的護理人員不僅照顧病患，甚至被要求處理醫師私人生活的雜務。陳翠玉認為護理是一門具有獨立專業與人格尊嚴的工作，不應只是醫師的附屬角色。她推動輪班制度、鼓勵護理人員出國進修，也主張「醫護平行」，提升護理專業的自主性與社會地位。她在教育上同樣強調學生主體性，鼓勵學生提問、討論，甚至讓學生評量教師的教學。

這不只是醫院管理改革，更是一場關於人的尊嚴與專業平等的改革。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救人者竟成為被清算的人

然而，陳翠玉的人生很快被臺灣的政治悲劇改變。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她曾協助安置擔心遭受傷害的國民黨政府人員，自己卻反而被列入危險名單，被迫暫時離臺。這段經驗讓她深刻看見：在缺乏民主與法治制衡的政治體制下，一個人即使沒有犯罪，甚至曾經救助他人，也可能因為權力的猜忌而成為清算對象。

1955年，她在出國進修期間，竟有以教官為首的集團對陳翠玉擔任多項職務進行干涉，並插手教學與校政。1956年，此集團以「貪污、瀆職」誣告陳翠玉。她被指控貪污、叛國，甚至遭到長期限制自由。經過多年訴訟，法院最終判決她無罪，但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傷害已難以挽回。她因此離開臺灣，前往海外發展。

這也是陳翠玉生命中令人感慨的轉折：臺灣培養出一位優秀的護理專業人才，威權體制卻逼迫她離開自己的故鄉。

後來，她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HO）體系，在中南美洲等地投入公共衛生及護理教育工作。國際工作的經驗，使她的視野從醫院病房擴展到人民的健康權、人權與民族自決。她逐漸積極投入海外臺灣人的民主、人權與臺灣前途運動。

▋從護理專業走向婦女與民主運動

陳翠玉晚年尤其關注婦女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

1986年，她推動成立「全球性婦女臺灣民主運動」（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WMDIT），以臺語諧音稱為「穩得」，串連海內外婦女，推動臺灣民主、人權及婦女地位。

她所追求的民主，並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正如她早年爭取護理人員不應受到不合理的階級壓迫，晚年的她也進一步追問：如果護理人員應該擁有尊嚴，婦女應該擁有尊嚴，那麼臺灣人民為什麼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前途的尊嚴？

因此，護理、人權、婦女解放與臺灣民主，在陳翠玉生命裡其實是一條連續的道路。

也因為積極參與臺灣民主運動，她遭國民黨政府列入政治「黑名單」，返鄉之路受到阻擋。對一個出生、成長於臺灣的人而言，故鄉明明就在那裡，政治權力卻可以決定你能不能回家。

這正是「黑名單」制度最殘酷之處：它不必把人關進監獄，卻可以把整座故鄉變成一座你永遠無法進入的監獄。

▋「我要回家」——用生命突破黑名單

1988年，第15屆世界臺灣同鄉會準備首度在臺灣舉行。已經年過七十、罹患心臟疾病的陳翠玉，下定決心回到故鄉。

然而，由於她被列入黑名單，返臺並不容易。她為取得返臺資格四處奔波，最後重新申請美國護照，再輾轉前往新加坡取得簽證，繞行半個地球，終於在7月底踏上臺灣土地。

她曾留下極具力量的一句話：「我出世時是日本人，現時是美國人，但我永遠是台灣人。」

這句話，道盡了一整個世代臺灣人的歷史悲劇。

政權可以改變，護照可以改變，統治者可以改變，但是一個人對土地的認同與歸屬，不應由任何統治者批准。

只是這條回家的路實在太漫長。長途奔波使原本患有心臟疾病的陳翠玉身體不堪負荷。返臺後不久，她住進自己曾經奉獻青春、推動護理改革的臺大醫院，最後於1988年8月20日在那裡離世。

她終於回到臺灣，卻也把生命留在臺灣。

因此，當時許多人稱她是：「為返鄉而死的陳翠玉。」

▋最後一程，成為對威權體制的抗議

1988年8月26日，陳翠玉的告別禮拜在臺北中山南路的濟南教會舉行，由高俊明牧師、林宗正牧師、周清玉等人組成治喪委員會。許多民主運動者與海外臺灣人前來送她最後一程。

送葬隊伍中的婦女穿著寫有「民主運動鬥士」、「台灣婦女楷模」的白色罩衫，手持黃菊花走上街頭。

當隊伍行經中山南路時，林宗正牧師臨時決定帶領送葬群眾轉向總統府。警察與憲兵措手不及，送葬隊伍突破阻擋，來到總統府前抗議。

於是，一場告別禮拜成為一場民主遊行；一支送葬隊伍，也成為對威權統治的控訴。這是陳翠玉人生最後留下的政治見證。

她生前用護理照顧病人，用教育培養下一代，用公共衛生服務世界各地的人民；晚年則用自己的聲音追求臺灣民主與婦女權利。甚至在她離世之後，她的送葬隊伍仍然繼續向威權體制追問：為什麼臺灣人回自己的故鄉，竟然需要政府批准？

今天紀念陳翠玉，不只是紀念一位傑出的護理教育家。

我們更應記得，一個民主社會必須保障人民的專業自主、婦女平權、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與返鄉的基本權利。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尊嚴，而不是以國家安全之名，把異議者變成敵人，把護照與入境權變成政治懲罰的工具。

陳翠玉的一生，也提醒今天的臺灣：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用青春、自由、家庭團聚，甚至生命，一點一滴爭取來的。

從彰化和美教會走向臺大醫院，從臺灣走向世界，再從海外民主運動踏上漫長的返鄉道路，陳翠玉一生始終在做同一件事情——使人的生命得到更有尊嚴的對待。

這正是護理最深的精神，也是民主最深的精神。

8月20日，紀念「臺灣護理之母」陳翠玉，這一日也值得做為「臺灣護師節」。

她照顧人的身體，也守護人的尊嚴；她曾被迫離開臺灣，最後仍用生命走回臺灣。願我們記得她，也記得那個曾經讓臺灣人「有家歸不得」的年代。

更願今日的臺灣，成為一個不再需要任何人以生命爭取「回家的權利」，而讓每一個人都能在自由、民主、人權與尊嚴中安身立命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