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家屬團契〉成立：從受難記憶到公民行動的轉折

 〈二二八家屬團契〉成立：從受難記憶到公民行動的轉折

黃春生牧師

1991年3月2日，〈二二八家屬團契〉正式成立。這不僅是一個受難者團體的誕生，更是二二八事件平反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這一天，象徵受難者家屬從長期的沉默與恐懼中走出，轉化為有組織、有訴求、有代表性的公民行動主體。對台灣民主發展而言，這是一條從創傷走向責任、從記憶邁向制度改革的重要道路。

一、從禁忌到突破：教會的先知性角色

1977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在威權體制仍然穩固之際，公開提出人權與民主價值，這份宣言在台灣公共神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將信仰與公共責任緊密連結，使教會不再僅停留於屬靈領域，而是勇於對國家權力提出道德質問，為突破二二八禁忌奠定基礎。

1987年解嚴前後，陳永興、李勝雄、鄭南榕等人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使長期被壓抑的歷史記憶進入公共論述空間。1989年，長老教會於艋舺教會舉行「二二八追思禮拜」，以禮儀形式重建公共記憶；1990年12月8日，周聯華牧師與翁修恭牧師於懷恩堂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行政院長郝柏村等政要出席，標誌國家權力首次較為公開地面對此議題。

這一連串行動，使教會從禮拜堂走向歷史現場，從屬靈關懷進一步轉向制度性的追問，展現其先知性的公共角色。

二、家屬成為主體：團契的成立

李登輝與濟南教會在公義與和平的實踐上具有重要關聯。李登輝在擔任副總統期間（1984–1988）常至濟南教會參加主日禮拜；繼任總統後，則由翁修恭牧師帶領會友至官邸舉行家庭禮拜。

李登輝副總統任內，力保黑名單中的林宗義長老等人返台的人身安全。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長子林宗義長老在翁修恭牧師協助下，得以與李總統直接對話，為二二八受難者平反開啟契機。

1990年「二二八平安禮拜」之後，翁修恭牧師與蘇南州開始籌組〈二二八家屬團契〉。1991年2月28日，他們面見時任總統李登輝。李總統要求翁牧師帶五位家屬代表再次會面。於是，3月2日，台灣第一個以二二八家屬為主體的團契正式成立，並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五位代表。

這個程序本身極具象徵意義——在曾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創傷歷史中，家屬透過民主方式選出代表，宣告自己不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民主社會的積極參與者。

當天，李月美（李瑞漢律師之女）、林宗義博士等人自濟南教會步行至總統府，與李總統會面，提出五項具體訴求：

1. 公布真相

2. 國家道歉與賠償

3. 建立紀念碑與紀念館

4. 訂立紀念日

5. 設立基金會推動文化與教育工作

這五項訴求構成日後台灣轉型正義制度化的重要藍圖。李總統當面首肯，使這場對話成為國家與受難家屬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面。

當代表團返回濟南教會，向等候的二十位家屬說明成果時，那份欣慰與激動，不僅是情感的釋放，更標誌著歷史的轉折。同年，8月3日「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假濟南教會成立，為第一個受難者家屬的組織。

三、濟南教會：記憶的守望者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濟南教會更成為家屬經常聚集的所在。李月美、高陳雙適、徐世雄等人回憶，〈二二八家屬團契〉常在此聚會。翁修恭牧師幾乎每年邀請家屬在教會舉行紀念禮拜，使記憶得以延續。

在此脈絡中，教會不僅是宗教場域，更是「記憶的庇護所」。在公共空間仍瀰漫恐懼與壓力之際，教會提供安全的場域，使創傷得以敘說，使歷史得以傳承，使尊嚴得以恢復。

四、從私人哀傷到公共責任

〈二二八家屬團契〉的成立，至少具有三層意義：

第一，創傷的公共化。家屬不再被迫在私領域承擔悲痛，而是將創傷轉化為公共議題。

第二，民主實踐的深化。透過一人一票選出代表，家屬在程序上實踐民主，這本身即是對威權歷史的回應。

第三，轉型正義的制度起點。真相、道歉、紀念與教育等訴求，後來逐步制度化，推動台灣社會正視歷史。

從歷史神學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記憶的救贖行動」。舊約中，上主要求以色列記念受苦的歷史，使記憶成為學習公義的途徑。若一個社會選擇遺忘受難者，暴力的循環可能重演；但當人民選擇記憶、追問與對話，歷史便有轉向公義的可能。

五、對今日台灣的啟示

1991年3月2日，不只是歷史的一頁，更是對今日台灣的提醒：

1. 民主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受難者與家屬以淚水與勇氣換來的成果。

2. 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而是制度化的責任承擔。

3. 記念不是停留於悲情，而是為確保國家權力受到監督。

在世界許多角落，威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台灣能在亞洲民主版圖中站穩腳步，正因為有人勇敢說出真相，有人願意組織起來，有人走向總統府，提出理性而具體的五項訴求。

1991年的那一天，家屬們自濟南教會步行至總統府，那不只是一段路程，而是一條歷史的道路——從恐懼走向尊嚴，從沉默走向制度，從創傷走向公義。

其後，李登輝總統於1995年4月7日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同年10月12日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歷史並未因此終結，但那關鍵的一步，已為台灣民主奠下不可逆轉的基礎。

圖：1991年3月8日「二二八家屬團契」成員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集會，聆聽受難者林茂生長子林宗義長老發言。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1947年3月1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震盪之中，台北街頭第一次出現「台灣獨立」、「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等標語。這一天，被後人視為「台灣人民抗暴日」。那不是出於一時激情的口號，而是人民在極端壓迫下，對尊嚴與自治的吶喊。

二二八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的回應大致呈現兩條同時並行的路線。

第一條，是武裝抗爭的路線。部分青年與地方力量主張自衛，甚至提出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構想。這種訴求，不僅僅是政治分離的想像，而是對當時軍紀敗壞、貪腐橫行、濫權濫殺的直接回應。在統治失去合法性時，人民自然會思考自保與自決的可能。

然而，多數台灣人民選擇了第二條路——政治交涉。3月1日，各地仕紳與民意代表出面，推派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燈、林忠等人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尋求制度內改革。3月2日陳儀兩度廣播，公開承諾「寬大處理」，似乎為衝突帶來一線曙光。

但歷史殘酷地揭示：這是一場精心鋪陳的欺騙。同日陳儀密電請求中央迅速派兵來台鎮壓。3月5日，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確提出改革臺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7日提出42條改革綱領，試圖以制度化方式重建治理秩序。當時各地已經逐步恢復社會秩序，然而3月8日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隨即展開武力掃射與鎮壓。3月10日宣布解散處委會、戒嚴與清鄉。從對話到屠殺，只隔幾日。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失去制衡，承諾可以瞬間變成陷阱；當制度沒有問責機制，廣播裡的「寬大」可能只是掩護暴力的煙霧。

一、抗暴的兩條路線：武力與制度的辯證

3月1日的重點不在於武裝，而在於看見人民在絕境中如何思考行動策略。武裝抗爭，是對暴政的本能反應；政治交涉，則是對制度改革的最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在當時選擇了溫和改革路線。這顯示出台灣人的性格：傾向理性協商、追求制度正義，而非優先訴諸暴力。

然而，中國國民黨以欺騙與軍隊回應協商，展開大屠殺，有計劃的「清鄉」清除台灣的社會菁英，以利日後威權統治及塑造統治領袖的神話。

二、從1947到今日：面對中共威脅的歷史鏡鑑

今天的台灣，面對來自中共政權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作戰。戰機擾台、軍演壓境、認知作戰滲透。不同的是，我們已不再處於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年代。今日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政黨競爭、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教訓仍然銳利，必須對中共威權的承諾保持審慎。

🎞圖：黃純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第拾號臂章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慈悲與公義的上主，我們今日站立在「中正廟」前。這座建築被刻意塑造成中國式的皇帝陵寢前，我們在此，不是要膜拜權力，乃是為了見證民主台灣的追求，更是為了守護民主的價值。

主啊，79年前二二八此時
1947年的槍聲，使無辜者倒臥血泊中；外來政權以武力，屠殺無辜的人民，使家庭破碎，使社會噤聲，使恐懼成為日常。許多名字未被記錄，許多屍骨未得安葬，許多哭聲被歷史掩埋。然而，他們的血從地底下發出控訴的聲音，祢都聽見了。祢不是沉默的上主，祢是為受壓迫者伸冤的上主。

我們在此控訴威權體制對人民的暴力
我們拒絕把屠殺合理化為「歷史的必然」，拒絕把壓迫包裝為「時代的選擇」。二二八不是模糊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而是對人的尊嚴、自由與生命的踐踏。若罪責不被指出，歷史就會被粉飾；若真相不被說出，暴力就會被美化。主啊，求祢使我們有勇氣尋求並說出真相，使記憶不再停止在過去，而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改革動力。

我們祈求，讓記憶成為公民責任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建立在遺忘之上，而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若我們對歷史冷漠，邪惡威權便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求祢使我們明白：紀念，不是情緒的抒發(敨氣)，而是族群大生命的守望；不是族群的對立，而是價值的重新確認。

主啊，二二八從國族傷痕，走向命運共同體
我們承認這段歷史揭露了外來殖民政權的殘酷本質，也提醒我們：任何脫離人民監督的權力，都可能再次成為壓迫者。求祢賜給我們清醒與智慧，使我們堅決抵抗威權再現，無論它以何種語言、何種旗幟、何種假借和平協議之名而來。

我們也祈求救贖
救贖不是抹去責任，而是在真相與咎責之後，重建公義的秩序。願我們的社會不再以恐懼為統治工具，而以法治為共同準則；不再以領袖神話為依歸，而以人民主權為根基。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做領袖的要像做僕人一樣，服事人民。

上主啊，祢曾藉先知宣告：「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祢同行。」求祢使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實踐這呼召的使命。
讓我們記得，是為了更清醒；
讓我們清醒，是為了更自由；
讓我們自由，是為了彼此守望。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
當我們記得，我們就不再被謊言的統治洗腦；
當我們承擔責任，我們就不再被恐懼統治；
當我們彼此守護，我們就能促進族群大生命的共同體。

主啊，願二二八的淚水，化為民主深化的種子；願受難者的血，成為守護人權的呼聲；願這島嶼的未來，不再由外來政權決定，而由這片土地自由的人民共同來決定。

我們如此祈求，是因為相信：
公義終必成為制度，
憐憫終必成為文化，
自由終必成為日常。
感謝公義與和平的上帝聽我們的祈禱。阿們。

台北228記念行動/黃春生牧師於中正廟帶領全體祈禱

《二二八，我們仍記得：從國族傷痕到命運共同體》
時間：2026／2／28（六）上午十點
地點：中正廟 — 獨裁者紀念館堂體前階梯及廣場，安魂舞與獻花。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將二二八訂為「和平紀念日」是有缺憾的，因為有屠殺，卻無元兇的咎責，沒有公義哪來和平呢？因此，將二二八暫定為「台灣日」(Taiwan Day)，或許是一種選擇。

二二八，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台灣人民集體記憶中一道尚未完全癒合的傷痕。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揭開戰後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真面目，人民對貪腐、專斷與失序的不滿，竟換來全面鎮壓與大規模屠殺。那不是單一衝突，而是對台灣社會菁英、知識分子與地方領袖的系統性清除，深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走向，使整個社會在恐懼中沉默數十年。然而，歷史並未在沉默中終止。進入威權晚期，三起震撼社會的政治血案，再次把台灣推向命運的轉折點。

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發生在黨外運動領袖林義雄家中，其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殘忍殺害。案件至今未明，但它象徵著國家暴力陰影已侵入私人家庭。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命案，旅美著名數學家返台後離奇身亡，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強烈質疑情治單位涉入。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更將黑手伸向海外，在美國刺殺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引發國際外交風暴。

這三大血案，像三道驚雷，擊碎了威權體制的正當性。國際壓力、內部危機與社會覺醒交織之下，蔣經國於1985年12月25日公開宣示蔣家後代不再從政，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歷史的巨輪開始轉向。當然，民主化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在恐懼中仍然堅持發聲、行動與守望的結果。

從1947到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並非直線進步，而是在血與淚中淬鍊。二二八事件提醒我們，當國家機器失去制衡，人民的生命與尊嚴可以在一夜之間被踐踏；而三大血案則證明，即使在高壓統治下，真相仍會逼近權力核心，正義的呼聲不會永遠被壓制。

紀念二二八，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民主與自由的制度。真正成熟的民主，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以及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如果我們對歷史冷漠，歷史就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

今天的台灣，能夠自由選舉、公開批評政府、討論未來方向，正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換來的空間。紀念二二八，是對受難者的尊重，也是對未來世代的承諾：我們拒絕威權復辟，我們守護民主法治，我們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當我們記得，我們就更清醒；當我們清醒，我們就更自由。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夜晚，台北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會處的「天馬茶房」走廊前，發生了一起改變台灣歷史走向的暴力事件。當晚，專賣局台北分局6名查緝員與4名員警，以違反菸酒專賣為由，查緝40餘歲寡婦林江邁涉嫌販售私菸。她因戰後經濟困頓、物資匱乏，以零星販菸維生。查緝人員不僅沒收其合法與非法香菸與現金，在她跪地哀求歸還合法香菸時，竟以槍托重擊其額頭，致其流血昏厥。

此一過度執法與羞辱性的暴力，立即引發旁觀民眾義憤。群眾沿街追逐查緝人員，衝突升高之際，查緝員開槍示威，卻誤殺無辜路人。這起「緝菸血案」成為翌日（2月28日）大規模抗議的導火線，最終演變為震撼全台的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政府戰敗流亡台灣，台灣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治理，菸酒專賣成為重要財源。然而，官僚壟斷、配給失衡與物價飛漲，使底層人民生計雪上加霜。專賣制度本意在於財政管理，實務上卻伴隨尋租與濫權。查緝行動在缺乏比例原則與人權保障下，轉化為對弱勢的高壓執法。林江邁並非組織性走私者，而是困頓中的個體經濟行為者；國家權力卻以最粗暴的方式介入，象徵治理失能與倫理崩解。

事件發生後，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並未檢討施政失當與貪腐問題，反以「共產黨陰謀煽動叛亂」上報南京，要求出兵。3月8日，軍隊自基隆登陸，隨後在全台展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中央決策核心人物蔣介石核准出兵，政治敘事遂由「行政暴力與民怨」轉換為「平亂」。這種將治理失能外部化、將人民抗議污名化的手法，成為威權統治的典型模式。

天馬茶房所在地已被審定為「不義遺址」，其意義不僅在於保存空間，更在於確立公共記憶：國家暴力曾在此對底層人民出手。歷史記憶不是為了反覆撕裂，而是為了建立法治與人權的底線。若社會對暴力失去記憶，暴力便可能以不同名義回返。

記得1947年2月27日，不是為了停留在憤怒，而是為了確保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永遠不再因為一包香菸而流血。當我們走過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的街角，願那段歷史提醒我們：公義與尊嚴，從來不是口號，而是需要世代守護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