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文明為何走向自我毀滅？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文明為何走向自我毀滅？

黃春生牧師

1914年7月28日是一個改變世界的日子。這一天，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一場原本被認為只是巴爾幹半島局部衝突的危機，在軍事同盟、民族主義、帝國競逐與軍備競賽的交互作用下，迅速演變成席捲全球的戰爭。

四年多的戰火，不僅摧毀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約一千一百多萬人死亡，其中包含超過兩百四十萬名平民，無數家庭流離失所，四大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相繼瓦解。這場戰爭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二十世紀此後幾乎都籠罩在戰爭、革命與極權政治的陰影之下。

戰爭的導火線，是1914年6月28日發生於塞拉耶佛的暗殺事件。奧匈帝國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夫婦遭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青年普林齊普刺殺。一個月後，奧匈帝國在德國「空白支票」式的全力支持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羅斯隨即動員支援塞爾維亞，德國對俄、法宣戰，英國也因比利時中立遭侵犯而參戰。短短數日，整個歐洲便陷入全面戰爭。

然而，歷史學家普遍指出，塞拉耶佛事件只是引爆點，而非真正原因。真正讓世界走向災難的，是長期累積的帝國主義擴張、激進民族主義、殖民競爭、軍備競賽，以及僵硬的同盟體系。當各國領導人都相信自己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快速取勝時，沒有人真正預料到，迎來的竟是一場長達四年的血腥消耗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對十九世紀盛行的樂觀理性主義提出了沉重的挑戰。

啟蒙運動以來，許多思想家相信，只要知識進步、科學發達、教育普及，人類便能藉由理性建立一個和平、文明、進步的世界。工業革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科技發展，人們相信文明正不斷向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卻揭露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科技愈進步，不代表道德愈成熟；理性愈發達，也不保證人心愈良善。

鐵路、電報、化學工業、機槍、坦克、毒氣、潛艇、飛機……原本象徵文明進步的科技，竟成為更有效率殺人的工具。理性沒有阻止戰爭，反而在民族主義、帝國野心與權力慾望的驅使下，成為精密計算毀滅的手段。

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深刻的信仰震撼。1914年，他驚訝地發現，許多他所敬重的自由派神學老師竟公開支持德國參戰，甚至以宗教語言為民族主義背書。這使他開始反省：若神學只是迎合國家、文化與人的理性，它便失去了對權力說真話的能力。

這段經歷最終催生了《羅馬書註釋》，也開啟了二十世紀新正統神學的重要發展。巴特重新強調，上帝不是人類文明的附庸，而是超越一切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的主；真正的信仰，必須不斷批判人類把自己神化的驕傲。

聖經對此早已有深刻的提醒。

先知耶利米說：「人心比什麼都詭詐，比什麼都腐敗；誰能測透呢？」（耶利米書17:9）

使徒保羅也指出：「不要心驕氣傲，倒要俯就卑微；也不要自以為聰明。」（羅馬書12:16）

聖經並不否定理性，而是否定將理性絕對化。當人以為自己能夠完全掌控歷史、決定善惡，便容易把科技、民族、國家甚至意識形態變成新的偶像。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多年後，我們依然生活在充滿戰爭威脅的世界。俄烏戰爭尚未止息，中東衝突持續升高，印太地區軍事緊張日益加劇，威權政權透過科技監控人民，人工智慧也可能被用於假訊息、無人武器與資訊操控。人類擁有比1914年更強大的科技，卻未必比當年更有智慧。

因此，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是回顧歷史，更是提醒今日的世界：真正決定文明高度的，不是科技有多先進，而是人是否願意節制權力、尊重生命、追求公義與和平。

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守護的價值。當我們記住戰爭的代價，也更應珍惜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拒絕民族仇恨、極端主義與侵略擴張。因為歷史一再證明：當權力失去制衡、真理被謊言取代、人的驕傲凌駕於良知之上，再進步的文明，也可能一步步走向戰爭的深淵。

1970年7月27日，高俊明當選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1970年7月27日，高俊明當選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不畏威權迫害，以信仰守護台灣的自由與公義

黃春生牧師

1970年7月27日，高俊明牧師當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第17屆總會通常議會議長。這原本是一項教會職務，卻意外成為他一生承擔台灣民主、人權與信仰見證的起點。

不到一個月，總會便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擔任總幹事的鍾茂成牧師因無法承受國民黨政府龐大的政治壓力而辭職，被提名接任的人選也一一婉拒。在總會議場中，高俊明語重心長地說出一句後來成為歷史見證的話：「如果這是苦杯，受提名者，請勿推辭。」

然而，最終承接這個「苦杯」的人，正是他自己。

1970年8月18日，高俊明當選總會總幹事，並一做就是十九年。他並非不知道前方充滿危險，而是明白，當信仰面對不義，教會不能沉默。

在他之前，黃彰輝牧師擔任總會議長期間，國民黨政府便曾強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會協會（WCC），理由是該組織有共產國家教會參與，不應與其來往。

黃彰輝牧師以智慧回應：「聯合國也有許多共產國家的會員，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之一，是否因為有共產國家加入，中華民國就要退出聯合國？我們與中華民國同進退！」

這番話令國民黨官員啞口無言，只能怒斥「狡辯」。長老教會雖暫時保住了會籍，但黃彰輝也因此成為威權政府眼中的「不受歡迎人物」，情治單位開始設法監控、打壓，甚至企圖逼迫他離開台灣。

高俊明接任總幹事後，又面臨更艱難的處境。當時普世教會協會接納中國官方教會加入，國民黨政府再度施壓，要求長老教會退出WCC。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高俊明選擇退讓，同意退出普世教會協會，希望避免教會遭到更大的打擊，為雙方保留轉圜空間。

然而，退讓並未換來寬容。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陷入空前的外交危機。同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歷史性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渴望和平、自由與公義，並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同時呼籲政府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這是戒嚴時代極具勇氣的一份公共信仰宣言。

高俊明在回憶錄中回憶，當時起草宣言的過程高度保密，每一份文件都可能成為逮捕的證據。無論發生任何事情，責任都由總幹事一人承擔。他早已受到情治單位全天候監控，但總委會仍毅然決議發表。宣言完成後，由台南神學院副院長彌迪理（Daniel Beeby）牧師譯成英文，再秘密夾帶出境，使國際社會得知台灣真實的處境。彌迪理牧師也因此於1972年3月遭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必須於十日內離台。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行送別禮拜時，他說出「我今仔日欲『出山』，真感謝大家來送我」的感傷話語，台南神學院的師生和許多南部的牧長和信徒也都陪他走到火車站，離情依依。他告白那是他一生「最悲慘的日子」，因為他明明已經嫁給了台灣，卻又被逐出家門。

在高俊明擔任總幹事期間，長老教會先後發表三份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文件：1971年〈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5年〈我們的呼籲〉、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其中，《人權宣言》更明確主張：「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不只是政治主張，更是建立在人民尊嚴、自決權與人權信念上的公共神學宣告。

因此，長老教會成為威權政府的眼中釘。教會出版的台語聖經、原住民族語聖經遭到查禁，高俊明本人更長期遭到跟監，數度瀕臨被捕，也經常收到署名「一群愛國的人」寄來的恐嚇信。

《人權宣言》發表當天，高俊明甚至抱著「為台灣、為主犧牲」的心情，預先寫下遺書。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威權政府展開全面逮捕。施明德逃亡期間，高俊明基於基督信仰的人道精神，協助聯繫安全住所，最後因此被捕入獄，服刑四年三個月二十一天。

面對牢獄，他沒有怨恨，反而說出一句震撼人心的話：「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

高俊明夫婦將監獄視為信仰的熔爐。他第一次獲准寫信給妻子高李麗珍時寫道：「在這種環境中能精修上主的話語，並靜思十字架與復活的真理。」

在獄中，他每日默讀聖經、低吟聖詩，把牢房當作教堂，把獄友當作信仰團契，持續見證福音的盼望。威權可以囚禁人的身體，卻無法囚禁人的信仰與良知。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然而，民主改革並未完成，未經全面改選的「萬年國會」仍然存在。當時的國民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多數代表仍停留在1947、1948年的選舉結果，形成世界罕見的憲政畸形。

因此，同年12月25日，台灣社會發起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大規模示威，這是解嚴後第一場重要民主運動，也延續了長老教會自1971年便提出的改革主張。

回顧高俊明牧師的一生，可以發現，他從未把教會侷限於禮拜堂之內，而是相信福音必須進入歷史、關懷人民、對抗壓迫。對他而言，信仰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勇敢承擔世界的苦難；不是依附權力，而是站在受壓迫者的一方。

今日台灣所享有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並非歷史偶然的恩賜，而是一代又一代信仰者、民主前輩與良知人士，以勇氣、犧牲甚至牢獄歲月換來的成果。

高俊明牧師曾經接下那只「苦杯」，也讓世人看見：真正的信仰，不是向權力低頭，而是在黑暗中仍然忠於真理；真正的教會，不是討好政權，而是為公義發聲，與受苦的人民同行。

1833年7月26日，英國禁止奴隸制度

 ⭕️1833年7月26日，英國禁止奴隸制度

信仰如何改變一個帝國

黃春生牧師

歷史上，真正深遠的改革，往往不是來自暴力革命，而是來自一群相信上帝公義的人，願意用一生去實踐信仰。

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正值工業革命快速發展，龐大的財富建立在殖民統治、奴隸貿易與勞工剝削之上。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一群基督徒開始思考：如果每一個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像受造，又怎能把人當作商品買賣？又怎能容忍制度性的壓迫持續存在？

這股信仰力量，逐漸形成英國近代最重要的改革運動之一。

由約翰．魏恩（John Venn）等福音派領袖所凝聚的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集結了政治家、企業家、牧師、作家與社會改革者。他們不僅熱心傳揚福音，也深信福音必須落實在公共生活之中。他們積極推動廢除奴隸制度、改善監獄環境、保障童工權益、促進教育普及、推動海外宣教與社會福利，使英國國會日後通過許多保障勞工、改善窮人生活的法案。

與此同時，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則深入基層，向礦工、工人與貧苦人民傳揚福音，喚醒人民對尊嚴、公義與信仰的渴望。可以說，一人在民間更新人心，一人在國會改革制度，共同見證福音不只是改變個人的信仰，更能更新整個社會。

年僅二十一歲便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的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正是在這樣的信仰群體中受到塑造。他領受呼召，決定把畢生奉獻給兩項使命：「改革社會風氣」與「廢除奴隸制度」。

然而，這條道路極其艱難。

奴隸貿易是當時大英帝國最龐大的經濟利益之一，無數商人、船主、殖民地主與政治人物都依靠奴隸制度獲利。威伯福斯一次又一次提出廢奴法案，一次又一次遭到否決；他承受羞辱、毀謗、威脅，甚至生命受到危害，但始終沒有放棄。

1791年，在衛斯理離世前三天，他以八十七歲高齡寫下人生最後一封重要書信，寄給威伯福斯，勉勵他：「除非上帝親自興起你，否則你終將疲憊於人與魔鬼的反對。但若上帝與你同在，誰能敵擋你？上帝興起你，是為要成就這榮耀的大事。」

這封信，成為威伯福斯一生最重要的鼓勵之一。

終於，經過二十多年不斷努力，1807年，英國國會通過《廢除奴隸交易法案》（Slave Trade Act），正式禁止奴隸買賣。當全場議員起立鼓掌歡呼時，所有人都望向威伯福斯。然而，這位改革者沒有享受掌聲，只是低著頭，在座位上默默流下眼淚。因為他知道，真正值得榮耀的是上帝，而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奴隸制度仍然存在。

直到1833年7月26日，英國國會完成《奴隸制度廢除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的立法程序，繼1807年禁止奴隸貿易之後，更正式廢除英國殖民地絕大多數奴隸制度，為數十萬名受奴役者帶來自由的新希望。

當威伯福斯得知消息時，他感恩地說：「感謝上帝，我能活著見證這一天。」

三天後，1833年7月29日，他安然離世，享年七十三歲。

他用一生證明，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個人的敬虔，更是對社會公義的堅持；真正的福音，不只是等待天國降臨，更是在地上努力活出上帝國的價值。

威伯福斯的故事也提醒今日的教會：信仰若只停留在教堂，就失去了福音改變世界的能力；信仰若願意走入公共領域，勇敢面對制度性的罪惡，便能成為歷史轉變的重要力量。

今日，世界雖然已經廢除了法律上的奴隸制度，但仍存在各種新的「奴役」：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債務奴役、種族歧視、極權統治、思想控制，以及對人性尊嚴的踐踏。這些都提醒我們，追求自由、公義與人權，仍然是每一個世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使命。

上帝國的價值，從來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在歷史中一次又一次化為具體行動。正如先知彌迦所宣告：

「世人哪，上主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8）

願今日的教會，也能承接克拉朋聯盟與威伯福斯的信仰精神，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勇敢為真理發聲，為受壓迫者伸張公義，使更多人因著福音，得享真正的自由。

1894年7月25日，日、清，甲午戰爭序幕

 ⭕️1894年7月25日，日、清，甲午戰爭序幕

一場改變東亞命運，也改變台灣歷史的戰爭

黃春生牧師

1894年7月25日，清朝與日本海軍在朝鮮豐島（今韓國牙山灣外海）附近爆發海戰，史稱豐島海戰。這場戰役揭開了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的序幕，也成為近代東亞國際秩序劇烈重組的開端。

甲午戰爭的導火線，是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向清朝請求援軍，日本則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為由派兵進入朝鮮。當局勢逐漸平息後，清朝準備撤軍，日本卻拒絕撤兵，反而要求朝鮮全面改革內政、切斷與清朝的宗藩關係。期限一到，日本軍隊迅速攻佔王宮，扶植親日政權，並宣布廢除朝鮮與清朝的一切條約。

面對局勢急轉直下，李鴻章緊急調派北洋軍及運兵船前往朝鮮支援。然而，1894年7月25日，日軍在尚未正式宣戰之前，即於豐島附近海域攔截清軍船艦，雙方爆發激烈海戰，清軍運兵任務受挫。直到8月1日，清、日兩國才正式互相宣戰。

甲午戰爭暴露出清朝自強運動的侷限。曾經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雖然擁有部分大型鐵甲艦，但因長期缺乏制度改革、軍費遭挪用、訓練不足、指揮混亂，終究無法對抗完成明治維新後，以現代化制度建立的新式日本海軍。

短短數月之內，清軍在平壤戰役、黃海海戰、旅順、大連及威海衛等戰場接連失利，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這場戰爭不只是軍事上的失敗，更宣告東亞傳統朝貢秩序的崩解，日本則正式躋身世界列強。

1895年，清朝被迫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給日本，台灣自此進入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期。

然而，從今日的歷史研究來看，更值得反思的是：清朝當時所能有效統治的範圍，主要集中於台灣西部平原及部分沿海城鎮。對於中央山脈及廣大原住民族居住地，清廷始終未能建立全面且穩定的行政統治，許多地區仍由各族群依自身傳統制度治理。

因此，《馬關條約》實際上出現了一項耐人深思的歷史現象：一個未曾完全實際控制整座島嶼的政權，卻在國際條約中將整個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一併割讓給另一個國家。其中也包括許多平埔族及臺灣原住民族世居的土地，而這些族群既未參與談判，也未表示同意，其土地與命運便在帝國外交中被一紙條約決定。

這提醒我們，近代東亞歷史往往不是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而是帝國之間以武力與外交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台灣在數百年間，因位居東亞海上交通樞紐、擁有豐富天然資源與重要戰略位置，屢次成為各方競逐的焦點。

回顧1894年的豐島海戰，不只是追憶一場戰役，更是在提醒今日的台灣：地理位置無法選擇，但歷史可以成為智慧。

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提升國防能力、強化經濟韌性、凝聚公民社會，並尊重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歷史經驗，台灣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未來，不再讓自己的命運由他國的戰艦與條約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