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臺灣古道踏勘先驅楊南郡紀念日

 ⭕️8月27日，臺灣古道踏勘先驅楊南郡紀念日

—用雙腳閱讀臺灣，把被遺忘的道路重新走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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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8月27日，我想紀念一位真正「用雙腳做學問」的臺灣人——楊南郡老師（1931-2016）。

他是作家、登山家、翻譯家、古道研究者，也是臺灣古道踏勘的重要先驅。他的一生告訴我們：認識臺灣，不能只從書本裡認識；有時候，我們必須真正走進山林，沿著前人的腳印，重新閱讀這塊土地。

1931年，楊南郡出生於臺南龍崎。關廟公學校畢業時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年僅十四歲的他被召往日本神奈川縣海軍兵工廠擔任少年海軍工員。戰後返回臺灣，先後就讀臺南二中、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入美國駐臺機構工作，也逐漸投入登山活動。

這段跨越日本殖民統治、戰爭與戰後臺灣的生命經驗，使他熟稔日語、英語與華語，也成為他日後研究臺灣史的重要基礎。

楊南郡不只是「爬山的人」，更是一位在山林、文獻與歷史記憶之間往返的人。

憑藉深厚的日語能力，他翻譯、整理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日本時代研究臺灣的重要學者著作。尤其難得的是，他並不只是把文字從日文翻成中文，而是在譯註之中重新考證地名、族群、路線與歷史背景，使翻譯本身成為另一層臺灣研究。

然而，楊南郡最重要的方法，不只是在圖書館裡讀歷史。他相信，真正的研究者必須走進現場。

「靠腳做學問」，幾乎可以說是楊南郡一生最鮮明的治學精神。

他閱讀舊地圖、日記、調查報告與民族誌，也背起行囊進入山區，尋找文獻記載中的道路、駐在所、部落遺址與歷史痕跡。對他而言，古道從來不只是供現代人健行的「步道」，而是不同時代的人留下來的歷史文本。

國家公園署整理楊南郡的研究時指出，他認為古道是「遺留在地表上的歷史遺址」；因此，一條被森林覆蓋的道路，背後可能就是原住民族遷徙、交易、狩獵、生活的記憶，也可能留下清代治理、日本殖民統治與「理蕃」政策所造成的衝突與創傷。

這也是楊南郡留給臺灣史研究極重要的提醒：土地本身就是史料，山林本身就是檔案館。

1976年，他完成臺灣百岳。一生登山超過五十年，踏查大量原住民族古道與殖民統治時期所開闢的道路。後來他接受國家公園相關古道調查工作，陸續進行合歡越嶺道、八通關古道、蘇花古道等系統性的田野研究。八通關古道的調查，他更耗費兩年時間記錄路線、現況與沿途遺址，為臺灣古道研究建立重要基礎。

楊南郡的研究之所以珍貴，也在於他逐漸將觀看臺灣山林的主體，從殖民者留下的文獻重新帶回土地與原住民族的歷史經驗。

這是一個重要的知識轉向。

山不是無人的荒野，古道也不是等待「文明者發現」的道路。許多被後來政權重新命名、測量、管理的山林，在國家力量進入以前，早已有原住民族生活、遷徙、狩獵、交換、祭儀與祖先記憶。

因此，走古道也是重新學習：究竟誰才是這片土地歷史的主體？

楊南郡與妻子徐如林更把艱深的調查研究轉化成具有文學力量的臺灣書寫。兩人共同完成《與子偕行》、《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等作品，把地理、歷史、民族誌與生命故事交織在一起。國家公園署也高度肯定兩人合作，使臺灣山林中的歷史與文化得以透過文字重新被看見。

2010年11月，國立東華大學頒授楊南郡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表彰他長期投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與史蹟研究的貢獻。身後又獲頒褒揚令，原住民族委員會並追頒「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

楊南郡老師是一位靈性的尋求者，他受洗加入台北濟南教會。2016年8月27日凌晨，楊南郡老師走完八十四年多的人生旅程。國家公園署後來以「踏上人生最後一座山」形容他的離去。這個比喻實在非常適合他：一生走過無數山徑的人，終究背起生命最後的行囊，走向我們尚未踏查過的道路。

同年9月18日，我們在台北濟南教會為楊南郡老師舉行告別禮拜。當時副總統陳建仁全程參與，代表國家頒贈褒揚令，由徐如林老師代表接受。陳建仁也是臺大登山社的山友，因此這場告別，不只有國家對一位重要臺灣研究者的致敬，更有山友送別山友的深厚情誼。

那一天，歷屆臺大登山社山友一起吟唱了《榛樹林之歌》。

在告別禮拜籌備時，徐如林老師告訴我，臺大山友若有人離世，大家常會唱這首歌送別。後來我為了尋找樂譜才發現，它的旋律原來是威爾斯古老民謠 The Ash Grove，同一旋律也被譜成著名的英語聖詩 Sent Forth by God's Blessing。

這首旋律放在楊南郡老師的告別禮拜中，別有一番意義。

因為基督信仰所說的「被差遣」，並不只是走進教堂，而是被差遣進入世界；對楊南郡而言，那個世界就是臺灣的高山、溪谷、古道、原住民族部落，以及一層又一層等待重新被理解的歷史。

他的信仰未必以宏大的神學語言表達，卻可以從他一生對土地的尊重、對知識的誠實、對原住民族歷史的珍惜，以及對山林的敬畏中，看見一種深刻的生命實踐。

甚至在生命最後，他仍選擇簡樸的方式告別。告別禮拜結束後，家屬依照他的遺願，在木柵富德公墓詠愛園採取環保樹葬。徐如林老師說，這也是他希望以自己的身體實踐對土地友善的最後方式。

一個研究土地一輩子的人，最後也安靜地回到土地。

楊南郡老師曾提醒山岳朋友，臺灣山岳溪谷的生態與文化之美被忽略太久，因此需要有人深入調查、研究並介紹給下一代。這份急迫感，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

因為一個不認識自己土地歷史的社會，很容易接受別人替它編寫的歷史；一個不知道自己從哪裡走來的人民，也容易失去決定要往哪裡去的能力。

所以，紀念楊南郡，不只是紀念一位登山家。

我們更應當繼續他未走完的道路：走進山林、閱讀土地、尊重原住民族的歷史主體性，保存古道與文化地景，重新理解臺灣如何成為今日的臺灣。

楊南郡用一生證明了一件事：愛臺灣，不只是喊出臺灣的名字；更是願意彎下腰閱讀她的土地，背起行囊走進她的歷史。

8月27日，紀念楊南郡老師。

願我們繼續沿著他踏出的道路前行。

有些道路如果沒有人走，就會重新被荒草掩埋；有些歷史如果沒有人尋找，也會被權力重新書寫。

而楊南郡留給臺灣最珍貴的遺產，就是教我們用自己的雙腳，走回自己的歷史。

1624年8月26日，荷蘭開啟統治台灣

 ⭕️1624年8月26日，荷蘭開啟統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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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台灣進入大航海時代，也開始面對殖民統治

1624年8月26日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明朝要求下撤離澎湖，轉往台灣西南部的大員。這個歷史轉折，使台灣更深地被捲入17世紀東亞海洋貿易與歐洲殖民擴張的網絡，也開啟荷蘭在台灣約38年的殖民統治。

但我們必須先說清楚：1624年不是「台灣歷史的開始」，更不是一片「無人之地」突然被文明發現。

早在荷蘭人抵達以前，台灣已經有原住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各族群擁有自己的土地、語言、政治秩序、信仰與跨區域交換網絡。北台灣的考古研究也顯示，在西班牙殖民勢力到達以前，台灣與東南亞等區域已有貿易交流。

因此，更準確地說，1624年標誌的是台灣進入「近代殖民政權留下大量文字檔案」的歷史階段，也是台灣被更強烈納入全球海權競逐的重要轉折。

▋從澎湖到大員：荷蘭殖民政權的建立

荷蘭人原本企圖以澎湖作為東亞貿易與軍事據點，但受到明朝反對，最後撤離澎湖，轉進不在明朝實際行政統治之下的台灣。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今日台南安平一帶——建立據點，後來築成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逐步形成殖民統治中心。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也以1624年荷蘭占據台灣、建立熱蘭遮城等設施，作為17世紀荷西勢力進入台灣的重要起點。

這也是理解台灣歷史很重要的一點：荷蘭不是代表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來「建設台灣」，而主要是由具有國家授權、軍事能力與商業壟斷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殖民體制。

VOC的目的首先是貿易與利益。台灣位處中國、日本、東南亞與太平洋航線交會之處，鹿皮、糖、稻米以及轉口商品，使台灣逐漸被整合進17世紀的全球商業網絡。

因此，荷蘭時代確實帶來城市、行政、文字教育、農業與跨國貿易的重大變化，但不能只用「建設台灣」的進步史觀理解；它同時是一段殖民、征服、課稅、土地控制與原住民族被納入外來政權治理的歷史。

▋台灣不是只有荷蘭：西班牙也來了

荷蘭進入南台灣兩年後，1626年西班牙自馬尼拉派遣遠征隊進入北台灣，在雞籠、今日基隆和平島一帶建立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後來勢力進入淡水，建立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保存與整理的大量西班牙帳簿，也證實1626至1642年間馬尼拉與北台灣之間存在持續的人員、物資與船舶往來。

西班牙人在北台灣除了軍事與貿易活動，也有天主教宣教士進入原住民族社會，學習當地語言並留下語言材料。

於是17世紀的台灣出現一幅非常「國際化」的景象：南部有荷蘭人，北部有西班牙人；原住民族仍是台灣最主要的居民，漢人、日本商人與其他亞洲族群往來其間。

台灣自古以來都不是被鎖入「中國王朝史」，而是東亞海洋世界的重要節點。

1642年，荷蘭軍隊北上攻擊西班牙據點，聖薩爾瓦多城守軍投降，西班牙結束1626年至1642年在北台灣的16年殖民統治。荷蘭勢力因而進一步擴展到北台灣。

▋荷蘭治理：制度、教育，也有殖民暴力

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步透過軍事征服、締約、課稅與「地方會議」（Landdag）等方式，把許多原住民族村社納入殖民治理。

地方會議表面上保留村社領袖，但這些領袖的權威逐漸被重新編入VOC的殖民政治秩序。因此，若以今日民主制度來理解「地方會議」，很容易產生時代錯置；它並不是人民主權下的地方自治議會，而是殖民政權間接治理原住民族的重要組織。

同時，荷蘭改革宗教會（加爾文派）的宣教師開始進入原住民族村社傳教、教育，以羅馬字書寫西拉雅等族群語言。後來留下的「新港文書」，成為台灣歷史極珍貴的文化遺產。

這段歷史對台灣基督徒尤其值得反省。

我們可以肯定宣教師留下的語言、教育與文字文化貢獻，卻不能因此把殖民統治神聖化。福音與帝國並不是同一件事。

當宣教依附軍事力量、殖民行政與經濟支配時，基督教就必須警醒：我們所傳的是耶穌基督使人得自由的福音，還是替強權提供正當性的宗教？

這也是改革宗歷史不能迴避的自我批判。

▋1624：不是「台灣被發現」，而是台灣進入全球權力競逐

1624年最大的歷史意義，不應被簡化為「荷蘭人開發台灣」。

它真正提醒我們的是：台灣很早就是一個面向海洋、連結世界的社會。

17世紀的台灣同時與日本、東南亞、中國、荷蘭、西班牙及全球海洋貿易網絡發生關係。基隆和平島的考古成果甚至顯示，大航海時代以前，北台灣就已有活躍的人群移動與跨區域交流。

因此，我們也應避免把台灣歷史寫成「中國王朝的地方史」，彷彿只有中國政權來到台灣之後，台灣才有歷史。

更完整的台灣史，必須從原住民族史、海洋史、東亞史、殖民史與世界史交會的位置重新理解。

1624年的荷蘭人、1626年的西班牙人、1661年的鄭氏政權，以及後來的清帝國、日本帝國與戰後政權，都提醒我們：台灣歷史很大一部分，就是島上人民不斷面對外來權力、重新爭取自身主體性的歷史。

所以，紀念1624年8月26日，是要記得：在荷蘭人來以前，台灣就已經有人、有文化、有歷史。

荷蘭人來了以後，台灣更深地進入世界，但也開始經歷近代殖民政權的支配。

四百多年後，我們回顧這一天，更應珍惜一件得來不易的事——台灣的未來，不應再由任何帝國替我們決定。

從殖民統治走向人民作主，從殖民者寫歷史，走向自己書寫歷史；真正值得紀念的，不是哪一個帝國曾經占領台灣，而是生活在這座島上的人民，能夠成為自己土地與未來的主人。

圖：《熱蘭遮城與長官官邸鳥瞰圖》約翰·芬伯翁／約1635年／73 x 103 cm／荷蘭 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1988年8月25日｜第一次「還我土地」運動

⭕️1988年8月25日｜第一次「還我土地」運動

1988年8月25日，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等團體在臺北發動第一次「還我土地」遊行。族人穿著傳統服飾走上街頭，高喊「為了生存，還我土地」，要求政府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生存權與自治權。此後，原運團體又於1989年及1993年兩度發起同類行動。

這場運動所追討的，不只是一張地契。土地承載部落的語言、祭儀、祖靈、狩獵與共同生活，也是民族得以延續的根基。然而，國民黨政府來臺後沿襲殖民土地制度，把「山地保留地」登記為國有，由官僚體系管理；開發、林業與地籍政策又經常忽略族人的傳統權利。官方研究亦承認，戰後政府曾因地籍管理失當，使原住民保留地註記遭到塗銷。

國民黨威權統治還以帶有歧視與統治意味的「山胞」稱呼原住民族，推行漢化教育與山地行政，卻不承認各民族是土地原有的政治主體。直到原住民族持續抗爭，1994年修憲才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1997年進一步改為具有集體意義的「原住民族」。

因此，「還我土地」不是要求驅逐其他居民，也不是族群仇恨；它要求的是歸還決定土地未來的權力，並在開發之前取得族人的知情同意。民主國家不能只在選舉時讚美原住民族文化，遇到礦場、林地或建設利益時，卻又把部落當作可以犧牲的邊陲。

今天也必須警惕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敘事。中國官方至今仍把臺灣多元的原住民族統稱為「高山族」，納入所謂「中華民族大家庭」，抹去各民族不同的名稱、歷史及政治主體性。國民黨若附和北京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框架，便不是尊重文化，而是在重複黨國時代由上而下替族人決定身分的錯誤。

土地不是政權賞賜給原住民族的恩惠，而是國家必須承認、返還並共同修復的權利。紀念8月25日，就是聆聽長久被壓低的聲音：沒有土地正義，就沒有完整的臺灣民主。

8月25日，臺灣足球紀念日：從城門踢到甲子園

 ⭕️8月25日，臺灣足球紀念日：從城門踢到甲子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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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臺灣人熟悉嘉農棒球隊打進甲子園的故事，卻很少人知道：臺灣的足球，也曾經踢進甲子園。

1940年，臺南長榮中學足球隊勇奪全島中等學校蹴球大會冠軍，取得臺灣代表權，前往日本參加第22回全國中等學校蹴球選手權大會。8月25日前後的這段甲子園征途，後來成為臺灣足球史上一段值得紀念的日子，因此有人倡議將8月25日稱為「臺灣足球紀念日」。

這支足球隊背後，有一位不能遺忘的人——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萬榮華牧師（Rev. Edward Band）。

▋一顆足球，開啟臺灣足球百年故事

萬榮華1886年出生於英國，曾就讀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研習數學，後來接受神學教育，成為長老教會宣教師。1912年抵達臺灣，1914年起擔任臺南長老教中學校、也就是今日長榮中學的校長。根據長老教會與校史資料，他在劍橋求學期間曾擔任足球隊長，抵臺後把自己熟悉的英式足球帶入校園。

因此，萬榮華常被稱為「臺灣足球之父」。

早期長榮學生沒有今日完善的足球場與訓練設備，但足球很快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臺南大東門一帶甚至流傳著學生「以城門當球門」練習足球的記憶。

校友洪南海後來回憶，他小時候便看過長中學生把東門城當球門踢球；另一位1940年遠征日本的球員郭榮彬則回憶，學生幾乎只要一有空就踢球：早晨、朝會前、下課後、晚飯前後，到處都是足球。

一顆足球，就這樣在臺南城外滾動起來。誰也沒想到，幾十年後，它真的一路滾到了日本。

▋從臺南踢出台灣代表權

1930年代，長榮中學已成為臺灣足球重鎮。

1940年，全島中等學校蹴球大會中，長榮一路過關斬將：先以6比0擊敗臺北高校尋常科，再以2比1擊敗臺北第一師範，最後在決賽以8比1大勝臺北一中，取得全島冠軍及代表臺灣參加日本全國大會的資格。

這不只是一座冠軍。

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年代，一群從臺南出發的臺灣學生，第一次穿著代表臺灣的球衣，走進全國性足球舞臺。

當時學校還特別在水藍色球衣上繡上象徵臺灣的「台字紋」。他們不是單純代表一所學校，而是以臺灣代表隊的身分遠征日本。

▋城門當球門，一路踢進甲子園

8月16日，球員由臺南搭火車北上，從基隆乘船前往日本。經過數日航程後抵達大阪，準備參加第22回全國中等學校蹴球選手權大會。

這項比賽當時固定在南甲子園運動場舉行，因此也被稱為足球界的「甲子園」。

長榮第一輪就碰上日本足球勁旅滋賀師範。這是一場極不對等的比賽。

師範學校採取較長的學制，球員普遍比長榮中學學生年長約兩歲，在身材與體能上具有明顯優勢；長中球員又歷經長途海路，還必須適應不同材質的足球以及草地球場。

然而，長榮沒有退縮。全場奮戰之後，最後僅以1比2惜敗。

比分輸了。但臺灣足球沒有輸。

因為從那一天開始，歷史已經記下：一群曾經把臺南城門當成球門的臺灣少年，真的把足球一路踢進了甲子園。

▋「校長兼摃鐘」的萬能校長

萬榮華留下的，不只是足球。

今日臺灣人常說一句俗語：「校長兼摃鐘」（hāu-tiúⁿ kiam kòng-cheng），意指一個人身兼數職。長老教會教育資料記載，有一種流傳已久的說法認為，這句話便與萬榮華有關。

當時學校經費有限，萬榮華雖然是校長，卻同時教課、處理校務，也親自協助許多大小事。

學生上下課以敲鐘為準，全校又只有他身上帶著懷錶，於是他一邊教書、一邊注意時間，時間到了還得自己跑去摃鐘。真正的「校長兼摃鐘」。

但他的「兼差」還不只如此。他是牧師，也是教育家；讀數學、教書、辦學、募款、蓋校舍，也推廣足球、體操、游泳等運動。長榮學生因此暱稱他「萬能」，恰巧又與「萬榮」的臺語讀音相近。

萬榮華任內，學校從數十名學生逐步發展為數百人的中學，並在1939年正式立案成為私立長榮中學校。

▋宣教，不只是蓋教堂

回看萬榮華的故事，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基督教宣教究竟是什麼。

宣教若只是要求一個人改變宗教身分，那樣的理解其實太狹窄。

近代長老教會在臺灣的宣教，往往同時帶來醫療、教育、現代知識、音樂、印刷、體育與公共服務。宣教師建立的，不只是禮拜堂，也是一個讓人可以學習、思考、鍛鍊身體、發展人格的公共空間。

萬榮華沒有只把一本聖經帶到臺灣，他也帶來數學、教育與足球。

而一百多年後回頭看，那顆足球所代表的，其實也是一種教育理念：人的身體、思想、品格與靈性，都值得被培育。這正是基督教「全人教育」最具體的樣貌。

▋找回臺灣自己的足球記憶

今日談臺灣足球，我們很容易把眼光放在歐洲五大聯賽、世界盃、日本J聯盟或韓國K聯賽，卻忘記臺灣其實也有超過百年的足球歷史。

而這段歷史的其中一個源頭，就在臺南。

在長老教會的學校裡，在一位英國宣教師手中的足球裡，也在一群曾把城門當球門的少年腳下。

1940年的長榮中學沒有拿到日本全國冠軍，但他們留下了比一場勝負更長久的東西：臺灣人自己的足球記憶。

紀念歷史，不只是懷舊，更是為未來尋找根。

期待有一天，臺灣足球不只是「曾經踢進甲子園」的故事，而能從校園、社區與基層重新扎根，建立真正屬於臺灣的足球文化。

自己的歷史，自己記得。自己的足球，自己踢下去。8月25日，臺灣足球紀念日。

紀念長榮中學足球隊，也紀念「臺灣足球之父」萬榮華牧師——以及那一群從臺南城門一路踢向世界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