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習會之前，民主世界不能遺忘黎智英

 ⭕️川習會之前，民主世界不能遺忘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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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當美中關係再次走向高峰對話，「川習會」即將在後天5月14日舉行，全球媒體關注的，往往是貿易、晶片、軍事與台海局勢。然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其實正在考驗整個民主世界的人權價值：在與威權政權談判時，人權是否仍然具有不可退讓的價值？

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人物之一，就是香港壹傳媒創辦人、民主運動支持者──黎智英。

黎智英已高齡七十八歲，長期遭香港政府以《港區國安法》羈押。這場審判，不只是香港的一宗司法案件，更是北京對自由世界的一場政治展示：任何敢於捍衛新聞自由、支持民主制度、批判極權的人，都可能被國家機器徹底碾壓。

因此，如果川普(Donald Trump)與習近平(Xi Jinping)會面，黎智英的人身自由，應該成為民主陣營必須公開提出的核心議題之一。

▋黎智英，不只是香港人的問題

北京一直試圖將黎智英案包裝成「中國內政」，但事實並非如此。

黎智英所代表的，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公民權利。他創辦的《蘋果日報》，曾是香港最敢監督權力、最敢批判北京的媒體之一。當香港進入《港區國安法》時代，《蘋果日報》被迫停刊，也象徵「一國兩制」的快速崩解。

許多國際法學者、人權組織與新聞自由團體都指出，黎智英案已不只是單一司法事件，而是中國政府透過法律工具打壓異議、製造寒蟬效應的重要案例。

如果民主國家在經濟利益前選擇沉默，那麼威權政權得到的訊號將非常清楚：只要市場夠大，國際社會終究會對人權妥協。

▋川普若真強調「對中強硬」，就不能迴避黎智英

川普經常以「對中強硬」作為政治主張。但真正的強硬，不應只是關稅、軍事圍堵或科技戰。

真正能區分民主與威權的核心，是對「人的尊嚴」是否願意付出代價。

冷戰時代，美國與蘇聯交涉時，經常會將政治犯、人權異議者列入談判內容。從Andrei Sakharov到Natan Sharansky，許多異議者之所以能重獲自由，往往不是因為獨裁政權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因為民主國家持續施壓。

今天的黎智英，也具有相似的象徵意義。

若民主國家領袖在峰會中連黎智英的名字都不願提起，那麼所謂「民主同盟」恐怕只剩下地緣政治語言，而失去道德核心。

▋香港的命運，也是台灣的重要警訊

對台灣而言，黎智英案更具有深刻警示。北京曾向台灣承諾「一國兩制」，而香港正是其樣板。然而今日香港的媒體自由、司法獨立、公民社會與言論空間，早已遭到大幅侵蝕。黎智英被囚禁，某種程度上，就是香港自由被囚禁的象徵。

因此，關注黎智英，不只是聲援香港，也是捍衛台灣自身的民主價值。因為威權體制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仍願意說真話的人。

▋民主世界不能只談利益

當前國際政治正逐漸進入「強權交易」時代。各國開始強調供應鏈、安全、能源與戰略布局。但若民主國家最終只剩下利益計算，而不再為受壓迫者發聲，那麼民主本身也將逐漸失去其文明高度。

《聖經》先知傳統不斷提醒人們：真正的國家力量，不只是軍事與財富，而是是否願意為受壓迫者發聲。

先知以賽亞曾說：「要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以賽亞書1:17）

黎智英是否獲釋，也許無法立刻改變世界格局；但民主國家是否願意為他發聲，卻將決定這個世界究竟仍然相信自由，還是已經開始向威權低頭。

2026年5月12日，寧靜的舞者—淡江大橋正式通車

⭕️2026年5月12日，寧靜的舞者—淡江大橋正式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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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2026年5月12日，臺灣重大交通建設再寫新頁。矗立於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橋正式通車，這座全球最大跨度的單塔不對稱斜張橋，不只是交通工程，更是一座融合美學、城市願景與國家自信的時代象徵。當車流跨越河海交會之處，人們所看見的，不僅是一座橋，而是一個島嶼走向世界的身影。

淡江大橋主橋全長920公尺，最高跨距達450公尺，由已故國際建築大師──Zaha Hadid（札哈．哈蒂女爵士，1950年10月31日—2016年3月31日）團隊與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共同設計。她是世界建築史的重要人物，2004年成為首位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女性建築師，2015年又成為首位獲得皇家金獎(Royal Gold Medal)的女性。英國《衛報》稱她為「曲線女王（Queen of the Curve）」，因為她擅長以流動線條突破傳統建築框架，讓建築不只是空間，而是充滿生命感的藝術。淡江大橋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這座橋以「寧靜的舞者」為設計主題，橋塔與纜索的姿態，如同舞者起跳前凝結的一瞬間。設計團隊特別採用單塔不對稱斜張橋形式，目的之一，是避免遮蔽名列「臺灣八景」之一的「淡水夕照」。換句話說，工程不只是追求效率，更尊重自然景觀與歷史記憶。這樣的設計哲學，展現出台灣逐漸成熟的公共美學：發展不必以破壞為代價，建設也能與土地共存。

然而，淡江大橋的誕生並不容易。

從國際競圖、規劃，到主橋段七度流標，再到高難度施工挑戰，這項工程歷經多年波折。2019年3月13日，主橋在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任內正式動工後，中央與地方持續協調，工程團隊克服海象、風力、施工精度等艱鉅問題，最終完成這項世界級建設。淡江大橋也因此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優良工程金安獎與新北市公安獎等肯定。

這座橋的重要性，不只是「漂亮」。

淡江大橋通車後，將串聯台61線、台64線與北海岸交通廊帶，改善長年壅塞的關渡大橋與台2線交通問題，縮短淡水與八里之間的通行時間，並進一步帶動台北港、淡海新市鎮與北海岸地區發展。它不只是橋梁，更是首都圈產業、港灣、觀光與生活圈整合的重要拼圖。

更深一層來看，淡江大橋其實象徵著台灣公共工程思維的轉變。

過去威權時代的建設，多半追求「快速」、「巨大」、「服從國家意志」。但今日民主化後的臺灣，開始重視景觀、生態、安全、地方參與與國際美學。橋梁不再只是鋼筋水泥，而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這也顯示，一個成熟民主社會，不只是選舉制度成熟，更包括人民如何共同想像自己的城市與未來。

有趣的是，橋本身也像一則隱喻。

橋，是跨越隔閡的象徵。它連結河岸，也連結人與人、地方與地方、歷史與未來。今日的臺灣，仍面對國際孤立、地緣壓力與內部對立，但淡江大橋提醒我們：真正重要的，不是築起高牆，而是建造能讓彼此相遇的橋梁。

從淡水夕照旁升起的這道優雅曲線，向世界傳遞一個訊息：臺灣不只是科技島嶼，也是一個重視美感、民主、公共價值與國際合作的文明社會。而這，或許正是淡江大橋最深遠的意義。它不只是跨越淡水河，它也跨越了臺灣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距離。

台股四萬點之後：台灣更需警覺認知作戰

 ⭕️台股四萬點之後：台灣更需警覺認知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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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當台灣股市短時間衝上四萬點，許多人歡欣鼓舞。人工智慧（AI）浪潮、半導體產業優勢、全球資金回流，讓台灣成為世界資本市場的焦點。然而，越是在繁榮時刻，越需要冷靜。歷史一再提醒人們：金融市場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更可能是政治問題、國安問題，甚至是民主存亡問題。

中國共產黨長期強調「超限戰」、「混合戰」，其戰略從來不限於飛彈與軍艦，而是包括金融、媒體、網路、認知與內部滲透。北京最期待的，不一定是直接武力攻台，而是讓台灣內部先陷入混亂、失去互信、相互撕裂。若能讓人民對民主失望、對政府失去信任，那麼台灣便可能從內部被瓦解。因此，當市場異常狂熱時，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敵對勢力利用金融波動進行政治操作的可能性。

這並不是說「台股上漲全是中共操盤」，那樣的說法既不嚴謹，也容易流於陰謀論。台灣科技產業的競爭力是真實存在的，AI供應鏈的全球地位也是事實。問題在於：若有大量境外資金刻意推高市場情緒，在適當時機突然撤離，配合媒體操作與政治攻擊，就可能製造恐慌性崩跌，進一步引發社會焦躁與民怨。

金融市場本來就有循環與修正，但若有人刻意把修正變成政治危機，那就不只是市場問題。

更值得警覺的是，中共對台策略從來不是單一戰線，而是「內外配合」。當經濟震盪發生時，社群媒體上的假訊息、特定媒體的渲染、政論節目的煽動、網紅的帶風向，很可能同步出現。有人會開始散播「民主失敗」、「本土政權無能」、「台灣快完蛋」等輿論風向，把正常的市場風險，刻意包裝成政權崩潰。這正是典型的認知作戰。

近年來，歐美民主國家已逐漸意識到，威權國家最擅長的，並不是直接征服，而是透過假訊息污染與社會分裂，削弱民主社會的內部信任。俄羅斯對歐洲、美國如此，中國對香港如此，對台灣更是如此。因此，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經濟成長，而是「民主韌性」。

首先，金融監理機構必須強化對異常資金流向、借券放空、衍生性商品操作與境外資金來源的監督能力。其次，社會必須提升媒體識讀能力，不讓假訊息與情緒動員輕易操控人民。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民要明白：民主社會的成熟，不是永遠沒有危機，而是在危機中仍然保持理性與團結。

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因股市大漲就陷入狂喜，也不會因股市修正就陷入崩潰。因為人民知道，真正支撐國家的，不只是指數，而是制度、信任與自由。

聖經先知以賽亞曾提醒人民：「不要參與他們的陰謀；他們所怕的，你不要怕，不要畏懼。」（以賽亞書8:12）意思不是拒絕警覺，而是不要被恐懼氛圍所綁架。恐懼，往往正是威權最有效的武器。

台灣需要警覺，但不能恐慌；需要防衛，但不能失去理性。因為北京真正想看到的，也許不是台股下跌，而是台灣人民彼此失去信任，開始懷疑民主本身。而這，才是我們最需要防守的戰場。

三貂角四百年：從「聖地牙哥」看見臺灣走向世界的起點

三貂角四百年：從「聖地牙哥」看見臺灣走向世界的起點

—紀念1626年5月11日西班牙人抵達臺灣東北角

黃春生牧師

1626年5月11日，一支自菲律賓呂宋島北上的西班牙遠征艦隊，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抵達臺灣本島最東端的岬角。西班牙人將此地命名為「Santiago（聖地牙哥）」，意思是「聖雅各」。四百年後，這個名字透過音譯，成為今日我們熟悉的「三貂角」。

這一天，臺灣正式進入十七世紀全球海洋帝國競逐的歷史現場。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臺南大員（今安平），並興建熱蘭遮城，開始控制臺灣海峽、臺灣西南沿海的貿易網絡。位於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深感威脅，擔心荷蘭勢力將切斷中國、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重要海上航線。於是，1626年菲律賓總督施爾瓦（Don Fernando de Silva）派遣伐爾得斯（Antonio Carrenõ de Valdes）率領兩艘大型划船（galera）及十二艘戎克船北上征臺。

5月11日，遠征艦隊首先抵達今日三貂角；翌日進入雞籠港，並將雞籠命名為「Santisima Trinidad（聖三位一體）」；5月16日，西班牙人在今日和平島舉行佔領儀式，建立「San Salvador（聖救世主城）」。這是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歐洲天主教殖民政權在北臺灣建立據點。

1626年7月，菲律賓總督易人，卸任總督上書西班牙國王，報告任內重要政事，其中有敘佔領雞籠之理由、經過及利害，並附有一圖《臺灣島西班牙人港口圖》(Descripcion del puerto de los Espanoles en Ysla Herm)。 此圖描繪雞籠港可謂甚詳。灣口有一島，即今日之和平島（社寮島），其南端有一港灣，繪有許多家屋，並泊有4艄划船。在其西南角及西北高地註明：「要在此港設要塞」（En esta parte se fortifica）。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人的到來，不只是軍事與貿易行動，同時也是宗教與文化的傳播。此次遠征隊中，有道明會（Dominican Order）的神職人員同行，包括管區長Bartolome Martinez等五位修士。他們很快就在和平島建立「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除了主持彌撒，也向當地居民傳教。隔年，又在對岸澗內（Parian）建立教堂。這些紀錄提醒我們：臺灣從來不是「邊陲孤島」，而是東亞海洋文明的重要節點。

十七世紀的臺灣，早已位於全球化的航線之中。從西班牙、荷蘭、日本、明鄭到清帝國，各方勢力都試圖控制這座島嶼。臺灣的歷史，不是封閉的內陸史觀，而是一部海洋史。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西班牙人每抵達新的土地，往往會依照宗教傳統命名：第一個登陸點稱為「聖地牙哥」、第一個港口稱為「聖三位一體」、第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世主城」。這些名稱反映了當時歐洲殖民帝國將軍事、宗教與政治結合的世界觀。這些都視為合法佔領的領土。

然而，歷史不只是殖民者的故事，也包括島上原有居民的處境。西班牙文地圖中，對岸聚落被標記為「Rancheria de los naturales（土著部落）」。山區則被描述為「盛產木材的大山」。殖民者的視角，往往帶著征服與資源開發的眼光。今日重新閱讀這段歷史，我們也應重新看見凱達格蘭族等北臺灣原住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的主體性。

另一方面，文獻中的「Parian（澗內）」一詞，也反映當時東亞海港社會的階層結構。這個字可能源自南印度語言，帶有「邊緣勞動者」之意。當時部分漢人移民，也被西班牙人如此稱呼。這提醒我們，臺灣從一開始，就是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相遇的場所。

三貂角四百年，不只是紀念一個地名的由來。它更提醒臺灣：我們的歷史從來不是單一帝國敘事，而是一部海洋交會、文明碰撞、人民遷徙與信仰流動的歷史。當世界再次面臨強權競逐、海洋秩序重整之際，回望1626年的三貂角，我們更能理解臺灣的特殊位置。這座島嶼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因為臺灣始終位於自由航線、文明交流與民主價值的重要交叉口。

站在今日的三貂角燈塔旁，望向太平洋，也許我們會明白：四百年前那些穿越黑潮而來的船隻，不只是帶來帝國與十字架，也讓臺灣開始真正走向世界。

紀念1895年5月10日，日本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現代化的轉折

紀念1895年5月10日，日本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現代化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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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95年5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成立「臺灣總督府」，任命樺山資紀為首任總督。這不只是政權更替的開始，更是臺灣歷史從傳統帝國邊陲，逐漸進入近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轉折點。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國際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大清帝國敗給大日本帝國。1895年4月17日，雙方簽署《馬關條約》，清帝國將臺灣與澎湖割讓予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國實際有效治理的範圍，多半集中於臺灣西部平原與府城體系，對東部山區與許多原住民族領域，長期採取消極隔離政策，甚至稱之為「番地」。[有關當時使用「番」為專有名詞，並無對原住民歧視之意]

因此，日本接收臺灣後，面對的並非一個已完成現代國家整合的島嶼，而是一塊行政、交通、衛生、戶籍、教育皆極度缺乏統一制度的土地。1895年5月29日，日本軍隊自澳底登陸後，迅速接收北臺灣主要城市，並於6月17日在臺北正式舉行「始政式」，宣告統治開始。但隨著軍隊向南部與山區推進，遭遇各地武裝抗日與原住民族的激烈抵抗，直到1902年前後，總督府才逐步建立對全島的有效統治。然而，若從近代化歷史的角度觀察，日本治理臺灣的前四十年，確實對臺灣社會帶來深刻改變。

首先，是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

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瘧疾、霍亂、鼠疫盛行，街道污水橫流，缺乏近代下水道與防疫制度。總督府引進西方公共衛生觀念，建立醫院、檢疫制度、自來水工程與垃圾處理機制。後藤新平與衛生學者大力推動防疫政策，使臺灣逐漸成為東亞公共衛生最進步的地區之一。今日臺北、自來水系統與近代醫療制度的基礎，多在此時建立。

其次，是基礎建設與交通現代化。

日本政府為了治理與經濟發展，大規模修築鐵路、港口、道路與橋梁。縱貫鐵路貫通南北，基隆港與高雄港現代化，郵政與電信系統建立，使臺灣首次成為具有現代交通網絡的整體社會。過去從臺北到臺南需耗時數週，如今可透過鐵路迅速往返，島嶼內部的連結性大幅提升。

第三，是近代教育與行政制度的形成。

日本建立戶籍制度、土地調查、警察制度與現代學校體系。雖然教育存在殖民階級差異，但也培育出第一代具近代知識、醫學、法律與公共參與能力的臺灣知識份子。許多後來推動臺灣民主、文化與社會改革的人物，正是在這個時期接受近代教育。

當然，我們不能浪漫化殖民統治。

日本治理臺灣的核心目的，仍是帝國利益與殖民統治。無論是土地調查、糖業發展、林野開發，皆服務於日本資本與戰略需求。臺灣人民並無真正政治自主權，言論與自治亦受到限制。尤其後期皇民化運動，更試圖塑造對天皇的絕對忠誠。

但歷史成熟的態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誠實面對複雜性。

與此同時，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統治方式，往往更加高壓。朝鮮民族文化、語言與歷史認同遭受更嚴厲壓制，三一運動後的大規模鎮壓，更凸顯殖民統治的暴力本質。相較之下，日本在臺灣則更傾向將臺灣塑造成「模範殖民地」，作為向世界展示其文明化與現代治理能力的櫥窗。

因此，1895年5月10日，不只是「總督府成立日」，更是一個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臺灣現代性來源的重要歷史節點。

臺灣的現代化，並非單一民族主義敘事所能完全解釋。它包含原住民族的抵抗、漢人社會的轉變、殖民制度的衝擊，以及世界帝國秩序下的交會。今日臺灣所擁有的公共衛生能力、交通建設、公民社會與民主制度，固然是在戰後民主化過程中逐步成熟，但其近代制度化基礎，許多確實奠定於日本統治時期。

蘇格蘭宣教師梅監務在經驗到日本這個「外來政權」，所帶來的「秩序」和「乾淨」後，會感嘆道：「福爾摩沙確實改變了！這是否基督教的勝利？或是日本統治的勝利？日本人已經藉助政府的行動讓民眾擁有道德感。」

真正成熟的歷史觀，不是盲目歌頌殖民，也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否定一切建設成果，而是理解：臺灣人民如何在壓迫與現代化交錯的歷史中，逐步形塑自己的主體性。

而今日的臺灣，更應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公共制度。因為真正的文明，不只是鐵路與港口，更是尊重人民尊嚴、保障人權、讓人民能自由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

歷史終究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不應建立在壓迫之上；真正值得驕傲的，不只是建設，而是人民是否能成為自己土地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