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集權統治進一步剝奪人民自由

 ⭕️1949年5月27日，集權統治進一步剝奪人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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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5月20日起正式實施。僅僅一週後，1949年5月27日，軍政府再頒布《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將戒嚴統治進一步制度化，成為壓制人民基本自由的重要法律工具。

這部法令的名稱極長，但內容核心其實非常清楚：禁止人民集體發聲，禁止人民組織力量，禁止人民對政權提出批判。

它配合《懲治叛亂條例》與《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形成一整套高度集權的軍事統治體系。人民不僅失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失去組黨、集會、結社、請願、罷工、罷課等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在這樣的體制下，任何政治性的集會都可能被視為「非法」。人民若組織遊行、提出請願、發動罷工，甚至學生罷課，都可能遭到逮捕與軍法審判。政府透過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進行全面監控與鎮壓，使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恐懼之中。

這種統治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以國家安全之名，全面壓制人民自由」的軍事威權體制。

當年的統治者聲稱，必須用高壓手段「維持社會秩序」、「防止叛亂」、「穩定局勢」。但歷史證明，當一個政權開始禁止人民說話、禁止人民集會、禁止人民組織工會與學生運動時，它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混亂，而是要壓制懂得思考的人民，進行愚民洗腦。

戒嚴時期的臺灣，曾經有許多教師、學生、醫師、律師、作家、牧師與知識分子，因為關心公共事務、追求民主自由，而遭到監控、逮捕甚至失去生命。許多家庭因此破碎，許多人在漫長歲月中無法開口談論自己的傷痕。

歷史不只是過去的事件，而是今日民主社會的重要提醒。

今天的臺灣能夠自由集會、公開批評政府、組織工會、發動社會運動，並不是統治者「恩賜」的結果，而是無數前輩在高壓體制中承受風險、犧牲自由甚至生命所換來的成果。

因此，記念5月27日，不只是回顧一段威權歷史，更是在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從來不會自動存在。

當人民失去警覺，當社會習慣崇拜強人，當國家以「安全」、「穩定」、「民族大義」之名要求人民放棄自由時，威權體制便可能再次以不同形式回來。

這也是為何臺灣必須持續深化民主教育、人權教育與轉型正義。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逃避歷史，而是願意誠實面對傷痕，並從歷史中建立守護自由的公共倫理。

《聖經》以賽亞書10章1-2節曾如此批判掌權者：「你們遭殃了！你們制訂不公平的法律來壓迫我的子民。你們用這方法剝奪窮人的權利，使他們得不到公平；你們用這方法侵佔寡婦和孤兒的產業。」

法律若失去公義，便可能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國家若失去對人權的敬畏，再完整的制度也會淪為統治的武器。

因此，歷史的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防止下一次黑暗再次降臨。願臺灣這塊土地，在記憶中學會珍惜自由，在民主中學會彼此尊重，在歷史中持續守護人的尊嚴與權利。因為真正健全的國家，不是讓人民沉默，而是讓人民能夠自由而有尊嚴地說話。

臺灣首學不是台南孔廟，而是1636年的新港社學校

 ⭕️臺灣首學不是台南孔廟，而是1636年的新港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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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許多人提到「臺灣首學」，往往首先想到1665年創建的臺南孔廟。然而，若從臺灣教育史與文字教育的角度來看，臺灣最早的學校，其實更早出現在荷蘭時代。

1636年5月26日，荷蘭改革宗教會牧師 Anthonius Hambroek（范無如區牧師）於新港社（今臺南新化一帶）為西拉雅族孩童設立「新港社學校」，首屆約有七十位學生就學。這不只是臺灣早期教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臺灣原住民族文字化與近代教育發展的重要起點。

這所學校的教學內容，是以語言與讀寫能力為核心。上午使用西拉雅語授課，下午則學習荷蘭語。荷蘭宣教師將羅馬字系統引入西拉雅族社會，協助建立書寫文化。到了1643年，已有部分學生具備書寫能力。

新港社學校最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推動了西拉雅語的文字化工程。荷蘭宣教師不只是傳教者，也成為語言教育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推動者。西拉雅族人後來開始使用羅馬字記錄土地契約、借貸文件、婚約與買賣文書。這些文獻後來被稱為「新港文書」。

新港文書從約1683年至1813年間持續使用，長達一百五十年，而且具有正式法律效力。這是臺灣歷史上極為珍貴的文獻資產，也證明原住民族社會曾建立成熟的書寫文化與法律制度。這些文書不只是語言史材料，更是臺灣多元文明的重要見證。

此外，荷蘭宣教師也翻譯並留下西拉雅語《馬太福音》等文獻，成為今日西拉雅語復育的重要基礎。四百年前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文化保存與族群認同。

1659年，荷蘭改革宗教會更於蕭壠社（今臺南佳里）設立「蕭壠神學院」（Seminarium te Soelang），成為臺灣歷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而首任院長同樣是范無如區牧師。這顯示當時臺灣南部已逐漸形成系統性的教育網絡。

荷蘭時代對臺灣文化的影響，也深深留存在語言之中。當時羅馬字被稱為「番仔字」，荷蘭人則被稱為「紅毛番」。不少今日常見的臺語詞彙，仍保留荷蘭語痕跡，例如：

●公司（kong-si）

●茶（Tê / Thee）

●豆芽（Taugé）

●潤餅（Loempia）

●米粉（Mihoen）

甚至「番仔火」(火柴)、「紅毛塗」(水泥)等詞，也與荷蘭時代的技術與物質文化交流有關。此外，荷蘭人也引進部分外來作物與生活文化。例如蓮霧是透過東印度群島傳入臺灣，而「荷蘭豆」之名，也反映早期臺灣與世界貿易體系的接觸。

因此，若說臺南孔廟代表的是漢人儒學教育體系的起點，那麼新港社學校則象徵臺灣更早期、更多元的教育源流。它提醒我們：臺灣從來不是單一文化形成的社會，而是原住民族文化、荷蘭改革宗教育、漢人文化、日本近代教育等多重歷史交織而成的土地。

真正認識臺灣歷史，不只是記得某一種傳統，而是願意看見那些曾被忽略的聲音。當我們重新理解新港社學校的歷史時，也是在重新理解臺灣自身：這塊土地的形成，始終來自不同族群、語言與文化彼此相遇、交流與共存的過程。

當知識不再是「壟斷」，老師的價值在哪裡？

 ⭕️當知識不再是「壟斷」，老師的價值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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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當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教育其實不是「失去價值」，而是回到更深的本質。

過去的教育模式，建立在一個前提上：「老師知道，學生不知道。」因此，教育的重點變成「知識傳遞」。

但在AI時代，知識取得的成本急遽下降。學生隨時可以透過生成式AI、開放課程、公民講座、數位資料庫取得大量資訊。若教育仍停留在「老師負責講解標準答案」，那麼老師確實容易被取代。

然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當資訊無限時，人如何判斷？當答案太多時，人如何選擇？當技術愈強時，人如何仍然成為「人」？這正是未來教育真正的核心。

▋老師的角色：從「知識擁有者」轉向「意義引導者」

未來最重要的老師，不是最會背資料的人，而是：

● 能幫助學生思辨的人

● 能引導學生提問的人

● 能陪伴學生辨識真假的人

● 能建立價值判斷的人

● 能培養公共責任與同理心的人

換句話說，AI可以提供資訊，但老師幫助學生形成「人格」，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AI能快速整理歷史事件，但無法真正替人承擔歷史責任；AI能生成漂亮文字，但無法替人活出誠實與勇氣；AI能模仿情感語言，但真正的憐憫與陪伴，仍然需要人。

教育的深層目的，從來不只是「會考試」，而是：成為成熟的人，成為能與他人共存的人，成為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這是任何演算法都難以完全取代的。

▋AI時代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記憶，而是提問

過去教育常強調：記住標準答案、熟悉固定解法、重複大量練習。但AI最擅長的，恰恰就是：搜尋、統整、計算、生成內容。因此，人類若仍只停留在「背誦型學習」，很容易被AI超越。

未來真正珍貴的能力是：

1. 提問能力（Questioning）

好的問題，比快速答案更重要。

例如：誰被這個制度、機制排除？這份資料背後的立場是什麼？AI生成內容是否帶有偏見？什麼是真正符合公義與憐憫的選擇？

這種能力涉及：哲學、倫理、歷史感、公民素養、神學反思等等。而這些，需要長時間的人際對話與生命經驗。處境查經班就是以信仰文本為基礎，促進彼此的對話深度。

2.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AI會「生成合理內容」，但合理不代表真實。AI給提問者的回答，過半是模擬提問者的提問詞，少有挑戰提問者或是除錯的答案。

未來最大的危機之一，可能不是「沒有資訊」，而是：假資訊過度真實化。因此教育要訓練學生：

● 查核來源

● 辨識操弄

● 理解語境

● 分析權力結構

● 看見誰在受益、誰被壓迫

這其實與民主社會的成熟密切相關。如果宗教師、教育者失去批判能力，社會就容易被極權式宣傳、演算法操控、情緒動員所吞噬。

3. 對話能力（Dialogue）

AI時代反而更需要「真正的人際對話」。

因為：AI能快速回應，但未必真正理解人的痛苦；AI能模擬陪伴，但無法取代真實關係。因此未來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重新學習：傾聽、尊重差異、公共討論、非暴力溝通、跨世代理解。

猶太哲學家Martin Buber曾提出「我—你（I–Thou）」關係：真正的人，不是在利用他人，而是在真誠相遇中成為完整的人。希伯來語「對話, חַבְרוּתָא」讀作“Havruta”(哈柏露塔)，問答式的對話，是一種探求真理所開啟的對等、開放、包容與接納的交談。AI可以是工具，但不能成為人際關係的替代品。

▋如何善用AI，而不是被AI取代？

關鍵不在「禁止AI」，而在「如何使用AI」。

AI應該成為：

1. 學習的助手

例如：協助整理資料，幫助語言翻譯，提供不同觀點，模擬辯論，協助寫作架構。這能讓學生把更多時間投入：深度閱讀、思辨、對話、研討、創造。

2. 對話是起點，而不是終點

最危險的AI使用方式，是：「AI怎麼說，我就怎麼信。」

真正成熟的使用方式是：AI提供初步資訊，人再進行查證與討論，在群體對話中彼此修正，建立公共判斷，這很像神學研究中的「詮釋共同體」。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真理，人需要在群體中彼此對話、彼此修正。

3. 培養跨領域整合能力

未來世界需要的，不只是「單一專業」。而是：能理解科技，也理解文史；能運用AI，也理解倫理；能分析數據，也關心受苦脆弱處境的人。

真正重要的人才，往往是：能在人性與科技之間建立橋樑的人。

▋教育最終的問題：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這其實是一個神學與哲學問題。如果教育只是為了：提高競爭力、增加生產效率、成為更有效率的人力資源，那麼AI確實可能比人更有效率。

但若教育真正關心的是：公義、尊嚴、憐憫、自由、真理、群體責任、人生使命，那麼教育永遠不只是技術訓練。

教育的核心，始終是：如何讓人學會彼此相愛，並共同建立更好的世界。因此，未來最珍貴的老師，不一定是最會講課的人，而可能是：

● 最能傾聽的人

● 最能啟發思考的人

● 最能陪伴人成長的人

● 最能帶領學生關懷世界的人

● 最能與他人共同促進上帝國的價值

因為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傳遞知識，而是點燃生命，促進上帝的國度。而這件事，目前AI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