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2日 星期日

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舉行開設禮拜

 


⭕️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舉行開設禮拜

從日本人的教會到扎根台灣、見證公義的濟南教會

黃春生牧師


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キリスト教会」(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正式舉行開設禮拜。這間以日本人為主要牧養對象、承襲日本長老教會改革宗傳統的教會,正是今日台北濟南教會的前身。


從1896年至2026年,走過130年的濟南教會,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政權更替、威權戒嚴、民主化及當代台灣社會的轉型。這段歷史不僅是一間教會的成長故事,更見證基督教如何跨越民族、語言、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界線,逐步成為扎根本地、關懷人民、實踐公義的信仰共同體。


一、1895年:在殖民統治初期展開的跨文化宣教


1895年,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敗北後,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日本軍隊進入台灣之際,台灣各地持續出現反抗與軍事衝突,社會陷入動盪。


同年9月,日本基督教界以慰勞軍人的名義,派遣日本基督教會的細川瀏牧師、浸信會的土川龜牧師,以及美以美會的武田芳三郎來台。


細川瀏牧師不僅探訪日本軍人,也走訪澎湖及台灣南北各地教會,與既有的台灣基督徒建立關係。


1895年12月4日晚上,細川瀏牧師與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在艋舺教會相會,並舉行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聯合禮拜。聚會中使用英語、日語及台語,進行講道、勉勵與交流。


這場跨越語言與民族的聯合禮拜,在台灣正遭逢殖民統治與戰爭衝擊之際,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政治權力可以劃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福音卻呼召不同背景的人,在基督裡彼此接納、互為肢體。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當時日本基督教的宣教活動與殖民擴張處於同一歷史脈絡。教會既可能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橋梁,也必須面對與殖民權力過度靠近的危險。這是今日回顧歷史時不可忽略的反省。


二、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正式成立


1896年5月,日本基督教會傳道局決定派遣河合龜輔牧師來台,向居住台灣的日本人傳福音。河合牧師於5月27日抵台,開始進行牧養與宣教工作。


當時台北已有少數日本基督徒,不分教派組成「基督信徒一致會」,共同研究聖經、祈禱與舉行禮拜。


1896年7月4日,河合牧師借用馬偕所設立的艋舺教會舉行聚會,並逐步建立教會組織。


同年9月,在台灣基督徒李春生長老的協助下,教會於新起街取得較為固定的聚會場所。


1896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由河合龜輔擔任首任牧師,成為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灣早期重要的日語宣教據點。


教會設立初期,推舉山田、萱場、森、山下等四位長老。當晚,由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牧師,以及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主持長老按手就任禮。


這場設教禮拜不僅有日本牧師與信徒參加,也獲得南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的協助,顯示當時不同宣教體系之間已有相當密切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主要服務在台日本人,但其發展並非完全與台灣社會隔絕。從馬偕提供禮拜場所,到李春生長老捐獻土地與建堂經費,都說明台灣基督徒在其建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1900年至1916年:從西門町走向濟南街


隨著聚會人數增加,台北日本基督教會開始籌建自己的禮拜堂。


第一代正式興建的禮拜堂位於台北新起街一帶,約為今日西門町漢中街附近。1899年2月動工,1900年2月10日竣工並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此後教會持續發展,原有空間逐漸不足使用。


1907年2月24日,教會召開信徒大會,決定籌募五萬日圓,興建規模更大的禮拜堂,並推舉當時任職台灣總督府土木部門的長尾半平長老擔任建堂委員長。


建堂計畫歷經多次調整,募款工作也非一帆風順。長尾半平於1910年離台,河合龜輔牧師於1912年卸任後,由第二任牧師大谷虞繼續推動建堂計畫,土生瑾作長老則接任建築委員長。


這項工程獲得日本與台灣基督徒的支持,其中李春生長老更為新堂建設捐獻重要經費。


1914年,建築委員會決定由井手薰擔任新禮拜堂的設計建築師,並由森山松之助提供建築方面的協助。


1915年2月28日,新禮拜堂正式動工。經過一年四個月的施工,1916年6月28日竣工,並於8月20日舉行正式獻堂禮拜。


這座具有英國哥德復興式建築特色的禮拜堂,以紅磚、石材、尖拱窗、扶壁及高聳的側塔,構成典雅而莊嚴的建築語彙。整體建築經費約四萬八千七百餘日圓,成為當時台北重要的宗教建築之一。這就是今日坐落於台北市中山南路3號的濟南教會大禮拜堂,也是台灣重要的歷史建築與文化資產。


然而,建築真正的價值,不只在於宏偉的外觀,更在於一代又一代信徒如何在其中敬拜上主、傳承信仰,並回應時代的呼召。


四、從殖民時代的日本人教會,轉變為扎根台灣的教會


濟南教會130年的歷史,並非一條毫無衝突的直線。


日治時期,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的信徒包括總督府官員、技術人員、學者、商人及其他在台日本人,因此帶有一定程度的殖民統治階層色彩。


不過,近年研究濟南教會保存的早期會員名簿,也發現廖煥章、陳德義、吳克己等台灣基督徒的身影,說明教會並非完全由日本人組成。


1937年,教會更名為「台北幸町教會」。1944年,在日本戰時宗教統制政策下,幸町教會成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的重要據點之一。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教會的組織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信仰便可能失去批判權力的先知精神。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再次經歷政治權力的轉換。日本牧師與多數日本信徒陸續返國,教會會籍移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也逐步轉變為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信仰共同體。


戰後,濟南教會歷經產權爭議、威權統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的各種挑戰。這間教會的歷史,因此不只是建築物保存的歷史,更是一段不斷重新思考「教會究竟屬於誰」的信仰歷程。


教會不屬於任何殖民政權,不應成為國家權力的附庸,更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私人領地。教會屬於耶穌基督,受召在每一個時代成為上帝國的見證者。


五、從歷史古蹟走向公共信仰的見證


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普世教會及改革宗傳統的一份子。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關心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國家前途,同時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反核、性別公義、勞工權益、原住民族權利,以及弱勢群體的關懷。


這些行動並非教會偏離福音、介入政治,而是因為耶穌基督所宣講的上帝國,從來不只關心人的靈魂,也關心人的生命、尊嚴與社會處境。


耶穌在拿撒勒會堂宣告自己的使命,是向貧窮的人傳福音,宣告被擄者得釋放、受壓迫者得自由(路加福音4:18–19)。


先知彌迦同樣指出,上主所要求的,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彌迦書6: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宣示,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召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成為和解的使者;教會既屬於普世,也扎根本地,認同所有住民,透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


這正是濟南教會在當代台灣努力實踐的信仰方向。


從關懷民主運動,到接待香港離散者;從開放教會空間,成為公民社會的支持力量,到推動歷史記憶、社區關懷與社會韌性,濟南教會希望讓信仰不只停留在講壇,也能走進人民真實生活的處境。


六、130年:教會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上帝國的參與者


2026年11月22日,台北濟南教會迎來設教130週年。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感謝上帝,感謝歷代牧者、長執與信徒的奉獻。


我們也不能忘記,教會歷史中存在殖民統治、政治權力、族群關係與社會階級的複雜問題。真正成熟的歷史記憶,不是只歌頌光榮,也要誠實面對矛盾,從中學習反省與更新。


從1896年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到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最大的改變,不只是名稱與聚會語言,而是教會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身分與使命。一座教堂可以歷經130年風雨而屹立不搖,但教會真正的生命力,不在於建築多麼堅固,而在於信徒是否願意持續實踐基督的愛與公義。


當教會不再追求成為權力的中心,而願意站在受壓迫者、被排除者與弱勢人民身旁,教會才真正活出耶穌基督的福音。


130週年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新使命的起點。


我們紀念歷史,是為了傳承信仰;保存古蹟,是為了延續見證;聚集敬拜,是為了受差遣進入世界。


願濟南教會繼續成為一間扎根台灣、連結普世、擁抱差異、實踐公義與憐憫的教會。


讓古蹟不只是歷史的記號,更成為活出上帝國價值的見證;讓教會不只是保存130年的故事,更能在當代台灣持續創造愛、公義、自由與盼望的新故事。這是我們紀念濟南教會130週年最深切的信仰告白,也是對下一個世代的承諾。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濟南教會專書出版序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濟南教會專書出版序言

序言
在磐石上建造教會,在世代中見證上主

一百三十年,對一座教會而言,是一段漫長而珍貴的歲月。

從一八九六年設教至今,台北濟南長老教會走過清末、日本時代、戰後威權統治、民主化,以及今日自由開放卻充滿挑戰的新時代。歷史不斷更迭,城市不斷改變,世代不斷交替,但教會始終矗立在台北城中,見證上主的信實,也回應時代的呼召。

當我們迎接設教一百三十週年之際,特別出版《磐石上的教會:濟南長老教會 130 週年歷史與建築紀實》與《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長老教會人物誌》兩書,希望透過不同的角度,保存共同的記憶,傳承共同的使命。

第一本書,記錄的是教會的歷史與建築。

教堂,不只是磚瓦木石的組合,更是信仰的記號。濟南教會歷經不同時代的建築變遷,也經歷文化資產保存與宣教空間更新的挑戰。這些建築見證了無數人的敬拜、婚禮、洗禮、喪禮、祈禱、查經、服事與社會參與,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信仰呼召,也見證了台灣社會歷史的重要時刻。它不僅是一座古蹟,更是一座延續信仰的活見證,持續宣講福音、關懷社會、實踐信仰,促進上帝國的信仰共同體。

第二本書,記錄的是教會的人物故事。

若沒有一代又一代信仰前輩的奉獻,再美麗的建築也只是空殼。從早期宣教師、牧者、長老、執事,到默默服事的同工、關懷弱勢的信徒、投入公共關懷的基督徒,每一位都以不同方式活出了信仰。他們或許沒有留下驚天動地的事蹟,卻用一生證明:真正的教會,是由一群願意回應上主呼召的人所組成。

因此,這兩本書其實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什麼是教會?

教會不是一棟建築,也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群因著耶穌基督蒙召、彼此相愛、共同實踐福音的人。建築保存的是共同記憶;人物延續的是共同使命。空間承載歷史,生命延續歷史。兩者缺一不可。

回顧濟南教會一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更加深刻體會,教會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不是因為自身的能力,而是因為始終相信:「厝宅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勞苦。」(詩篇127:1,現代台語)

多年來,濟南教會始終秉持改革宗的信仰精神,在敬拜中高舉基督,在宣教中傳揚福音,在牧養中關懷生命,在教育中培育信徒,在社會中實踐公義,在公共領域守護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我們相信,信仰從來不是逃離世界,而是進入世界;不是躲避歷史,而是在歷史之中活出上帝國的價值。

因此,這兩本書並非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展望未來。

我們期待年輕世代閱讀這些故事時,知道自己站在怎樣的信仰傳統之上;期待未曾認識濟南教會的人,透過這些文字,看見一座教會如何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更期待未來一百三十年的信徒,能夠接續前人的腳步,在新的時代繼續見證福音。

耶穌曾說:「我欲佇此個石磐頂起造我的教會,陰府死亡的權勢都𣍐贏過伊。」(馬太福音16:18,現代台語)

真正的磐石,不只是教堂所立之地,而是耶穌基督自己;真正的建築,不只是眼前可見的教堂,而是每一位信徒共同建造的屬靈殿宇;真正的歷史,也不是停留在書頁之中,而是在每一位信徒今日的生命裡繼續書寫。

願這兩本書,不只是成為一百三十週年的紀念,更成為下一個世代的起點。

願閱讀本書的人,都能從歷史看見上主的信實,從人物看見信仰的勇氣,並在自己的世代中,繼續建造教會、服事人民、見證福音,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使上帝國的盼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持續發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主任牧師 黃春生

2026年11月21日 星期六

1865年11月21日,巴克禮牧師寫下獻身文:一份持守一生的信仰承諾



 ⭕️1865年11月21日,巴克禮牧師寫下獻身文:一份持守一生的信仰承諾

黃春生牧師


1865年11月21日,一位年僅16歲的蘇格蘭青年巴克禮(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在生日當天親筆寫下一份獻身文,立志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上主。


這位青年或許沒有想到,十年後,他將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並在這塊土地上服事將近60年,成為台灣基督教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宣教師。


更令人動容的是,巴克禮並未讓這份獻身文停留在16歲的熱情。他此後每逢生日,都會重新閱讀並簽署自己的名字,提醒自己持守當初的承諾。婚後,妻子伊莉莎白(Elisabeth A. Turner)也加入簽名的行列,直到1909年逝世。


1935年10月5日,巴克禮在台南安息,享年85歲,距離86歲生日僅差47天。這份保存多年的獻身文成為他一生信仰的珍貴見證。從1865年立約到1934年最後一次生日,他留下了69次簽署的紀錄。


▋從蘇格蘭青年到台灣宣教師


1875年,26歲的巴克禮接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到台灣南部宣教。


當時的台灣,教育資源有限,識字人口不多,宣教師若只依靠外來語言傳講福音,很難真正走入人民的生活。因此,巴克禮積極學習台灣話,推動白話字教育,並將文字出版視為信仰與社會啟蒙的重要工作。


1876年,他整合並擴充傳道人才培育工作,奠定今日台南神學院發展的重要基礎。1885年,他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也就是今日《台灣教會公報》的前身。


他也致力於台語聖經翻譯、字典編纂、神學教育及印刷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巴克禮並未要求台灣人民先放棄自己的語言,才能認識基督信仰。相反地,他努力使福音能夠透過台灣人民熟悉的語言傳達。這項工作不只是宗教宣教,也成為台灣語言、教育、出版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資產。


從今日的角度回顧,巴克禮的貢獻提醒我們:真正尊重人的宣教,必須尊重人民的語言、文化與尊嚴。


▋1952年,黃武東牧師在英國發現珍貴手稿


巴克禮逝世後,由於夫妻並無子女,相關遺物輾轉交由英國親屬保存。其中最珍貴的,就是這份寫於1865年的獻身文。


1952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黃武東牧師前往英國訪問,特別到曼徹斯特拜訪萬榮華牧師(Rev. Edward Band)。


萬榮華曾長期擔任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校長,也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Barclay of Formosa)的作者。這本1936年出版的傳記,收錄了獻身文的英文內容及手稿照片。


萬榮華告訴黃武東,獻身文當時保存在巴克禮的姪兒巴喬治牧師(Rev. George Barclay)手中。黃武東於是專程前往劍橋附近拜訪巴喬治。


巴喬治熱情接待,並取出一本大開本的家傳聖經。打開封面,巴克禮親筆書寫的獻身文,就貼在聖經首頁。


黃武東仔細閱讀,深受感動。他雖然盼望這份文件有一天能回到台灣,卻沒有開口索取。這次探訪,也成為日後追尋獻身文下落的重要線索。


▋2013年,流落英國的獻身文終於回到台灣


巴喬治於1953年逝世,此後獻身文的下落逐漸不明。


多年後,台南神學院張瑞雄牧師決心尋回這份珍貴史料。他透過蘇格蘭教會、英國聯合歸正教會、神學院及相關人士協助,逐步追查巴克禮家族的後代。


2013年8月8日,終於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


巴喬治牧師的女兒凱撒琳(Katherine Barclay Martin)告知張瑞雄,手稿找到了!原來一直保存在她的長子威廉(William Barclay Martin)手中。經過家族商議,巴克禮後代決定將獻身文捐贈台南神學院,讓這份見證回到巴克禮奉獻一生的地方。


2013年9月5日,英國劍橋聖哥倫巴聯合歸正教會舉行手稿移交感恩禮拜。張瑞雄牧師代表台南神學院接受文物,並親自將手稿帶回台灣。


同年11月21日,適逢巴克禮164歲冥誕,台南神學院舉行獻身文返台典藏感恩禮拜,讓教會共同見證這段橫跨148年的信仰歷史。


2018年,包含巴克禮相關史料的南部長老教會歷史文獻獲登錄「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相關文物於2020年再獲增補。


▋獻身不是一次的感動,而是一生的實踐


巴克禮的獻身文,最令人感動的,不只是16歲時寫下的文字,而是他用一生實踐年少時的承諾。從1865年到1935年,他經歷不同政權、社會變遷、疾病與人生的挑戰,卻始終沒有放棄服事台灣人民的使命。


這也使我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是基督徒的「獻身」?


獻身不是追求個人的宗教成就,也不是盲目服從宗教權威,而是回應上主的恩典,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知識與能力,投入愛人與服事世界的使命。


保羅在羅馬書12章1節勸勉信徒,將自己的身體獻上,作為活祭。這不是要求人離開世界,而是呼召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更新的生命。


巴克禮正是以教育、出版、語言工作與長期陪伴,將這樣的信仰化為具體行動。他的生命也提醒今日教會:真正的宣教,不只是建立教堂、增加信徒人數,更包括培育人才、保存文化、促進教育,以及關懷人民的生命與尊嚴。


這些成果並不意味著早期宣教歷史沒有殖民時代的限制與權力問題;然而,巴克禮長期投入台灣語言與教育的實際行動,仍值得肯定與深入研究。


▋留下的不只是一份手稿,而是一生的見證


巴克禮在16歲生日寫下獻身文,卻用了將近70年的生命,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我願意如何使用自己的一生?


一份原本屬於個人的信仰承諾,經過家族保存、教會史家的追尋,最後成為台灣教會共同珍惜的歷史記憶。


這份手稿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它歷經多少年仍然保存完整,而在於它見證了一個人的信仰如何轉化為長久的公共服務。


今日紀念巴克禮,不應只停留在追懷偉大的宣教師,更應思考:面對今日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教育不平等、文化流失,以及民主、自由與人權所面臨的挑戰,我們願意付出什麼?


基督信仰所說的獻身,不只是對上主說「我願意」,更是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以行動回答「我在這裡」。


1865年11月21日,16歲的巴克禮寫下一份獻身文;此後將近70年,他用一生為這份承諾簽名。真正的獻身,不只是寫在紙上的誓言,而是刻在歷史中的生命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