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9月24日：第一次蘭柏會議——在差異中學習共融

 

⭕️1867年9月24日：第一次蘭柏會議——在差異中學習共融

黃春生牧師

1867年9月24日，來自世界各地的76位聖公會主教聚集於英國倫敦的蘭柏宮（Lambeth Palace），召開歷史上第一次「蘭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這次聚會後來成為全球普世聖公宗維繫共融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標誌著聖公宗逐漸從以英格蘭教會為中心的傳統，發展成跨越國家、民族與文化的全球教會共同體。

召集人是當時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查爾斯．朗利（Charles Thomas Longley）。十九世紀英國殖民與海外宣教的擴張，使聖公會教會遍布北美、非洲、亞洲、大洋洲等地；不同地方教會開始形成自己的教區、主教與議會制度。問題也隨之浮現：當教會跨越國界之後，彼此究竟如何維持信仰、聖禮與牧養上的共融？

第一次蘭柏會議的形成，也與加拿大主教要求全球主教共同商議教會問題，以及當時南非納塔爾主教 John William Colenso 所引發的聖經詮釋與教會紀律爭議有關。十九世紀的歷史批判研究開始挑戰傳統聖經觀，Colenso 對舊約的研究引起巨大爭議，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制度問題：當不同地區的聖公會彼此發生神學與教會治理衝突時，誰有權作最後裁決？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蘭柏會議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定位為全球聖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朗利大主教在開幕致詞中特別說明，這次聚會並不是要成為一個可以制定約束全球各地教會法規的「總議會」（general synod），而是讓各地主教共同討論實際問題，提出可以作為未來行動指引的決議。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它逐漸形成普世聖公宗一個相當特殊的教會治理傳統：共融不等於中央集權，合一也不等於所有人完全一致。

全球聖公宗不是一個由倫敦總部統治各國教會的跨國宗教組織。各地方教省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治與自我治理權；蘭柏會議的決議本身也不是可以直接強制各教省遵守的「普世聖公會憲章與規例」。今天普世聖公宗官方仍明確說明，蘭柏會議的決議具有歷史、牧養與協商的重要性，卻不對各自治教會自動產生法律拘束力。

第一次會議所處理的議題，包括新教區與新主教的設立、不同教區信徒與教牧之間的共融、全球聖公宗的信仰與紀律，以及不同地方議會彼此之間的關係。1867年的第四號決議尤其關注：當教會散布世界各地時，如何維護「信仰與紀律上的合一」。

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事實上，蘭柏會議一開始甚至充滿爭議。約克大主教以及一些英格蘭主教拒絕出席，擔心這樣的全球主教會議可能逐漸變成凌駕地方教會的權力中心。換句話說，聖公宗從一開始就在思考一個非常現代的問題：

我們如何既維持共同體，又尊重地方自主？

如何既追求合一，又容許差異？

如何在沒有一個中央集權機構的情況下，仍然彼此負責？

這或許正是蘭柏會議留給今日教會最重要的遺產。

一百五十多年來，聖公宗內部從來沒有缺少爭議。聖經詮釋、女性按立、性別與婚姻、殖民主義、種族隔離、戰爭與和平、貧窮、氣候正義等問題，都曾經造成激烈辯論。

然而，「共融」（communion）的真正考驗，從來不是大家意見完全一致的時候。

真正的共融，是當我們彼此不同，甚至激烈爭論時，是否仍然願意坐在同一張桌子旁，一起祈禱、聆聽、讀聖經、辯論，也繼續把彼此視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這種教會觀並不容易。

因為人總是喜歡迅速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逐出共同體；權力也總想用命令取代對話。然而，基督的教會若是一個身體，就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保羅說：「身體不是只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肢體。」（林前12:14）

教會的合一，因此不是把所有差異消滅，而是在基督裡學習如何承擔差異。

當然，我們也不應浪漫化蘭柏會議的歷史。1867年的第一次會議仍然深深存在於大英帝國與殖民主義的歷史結構之中；全球教會權力並不平等，許多被殖民人民的聲音並沒有真正進入決策中心。今日重新閱讀這段歷史，也必須追問：誰能坐在桌前？誰的聲音被聽見？誰仍然被排除？

真正的普世教會，不能只是讓有權力的人彼此維持共融，更必須讓被邊緣化的人有位置、有聲音、有尊嚴。

到了今天，蘭柏會議已成為普世聖公宗四個「共融工具」（Instruments of Communion）之一，與坎特伯里大主教、聖公宗諮議會（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及教省首長會議（Primates’ Meeting）共同維繫全球聖公宗的關係。最近一次蘭柏會議於2022年舉行，主題為「上帝的教會，為了上帝的世界」（God’s Church for God’s World）。

從1867年9月24日至今，蘭柏會議已走過一百五十多年。

它留下給普世教會的問題仍然十分深刻：教會的合一究竟建立在控制，還是共融？

若合一必須靠一個中央權力命令所有人思想一致，那或許只是組織上的統一；基督身體的合一，卻是在多元肢體中彼此聆聽、彼此承擔、彼此勸戒，也彼此相愛。

在今日充滿政治極化、民族衝突、宗派分裂與身分對立的世界裡，1867年的蘭柏會議提醒我們：真正的共同體，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學習在差異之中仍然同行。

因為教會真正的中心，從來不是坎特伯里，不是蘭柏宮，也不是任何主教或制度。

教會真正的中心只有耶穌基督。

當基督是中心，我們便不需要靠權力強迫彼此相同；反而可以在真理中彼此辯論，在愛中彼此聆聽，在公義中為受壓迫者發聲，並且在聖靈的引導下，一同尋求上帝國在世界中的道路。

這或許就是「共融」最深的意義：不是因為我們完全相同，所以走在一起；而是因為我們同屬基督，所以即使不同，仍然學習一起走。

9月23日｜國際手語日：看得見的語言，也應享有完整權利

 ⭕️9月23日｜國際手語日：看得見的語言，也應享有完整權利

黃春生牧師

聯合國將每年9月23日定為「國際手語日」，提醒各國：手語不是口語的附屬手勢，而是具有自身語法與文化的自然語言。選在這一天，是為紀念世界聾人聯盟於1951年9月23日成立。

在臺灣，臺灣手語由聾人社群長期使用、傳承與創造，也形成不同地域用法。它不是將華語逐字比畫，更不應被視為等待醫療「矯正」後即可拋棄的過渡工具。聾童能否及早接觸完整語言，關係到學習、家庭溝通、心理健康與未來參與社會的能力。

2019年公布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已明定，國家語言包括「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並規定各國家語言一律平等，使用時不應受到歧視或限制；國民教育各階段也應提供學習機會。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亦提供臺灣手語教材。

這項進展也要求我們反省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語言政策。1945年後，政府以「國語」統一思想與國家認同，排斥臺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總統府2016年的官方道歉文也明確承認，政府曾禁止原住民族說族語，造成嚴重流失。聾人的處境並不等同各族群的歷史，但背後有相同的權力問題：國家若只承認一種「正常」語言，使用其他語言的人便容易被當成需要矯正、同化或代言的對象。

法律承認還不夠。醫院問診、司法訊問、災害警報、政治辯論及公共服務，都應提供合格手語翻譯與可理解資訊；政策也應由聾人組織共同決定，而非由健聽者替他們推測需要。字幕不能在所有情境取代手語，助聽設備也不能取消一個人的語言與文化認同。

這同樣是檢視今日國民黨親中路線的尺度。2026年9月3日，國民黨仍把「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列為與中共交流的共同政治基礎。政黨可以倡議中國認同，也可以推動交流；但政黨間的政治前提不能替臺灣多元人民決定身分，更不能讓北京的「中華民族」框架凌駕臺灣各語言社群的自主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更顯示獨裁統治對語言權的威脅。人權觀察記錄，中國政府持續關閉推廣藏語文化的學校，並以同化政策壓制少數民族；其對臺白皮書又將統一指定為唯一結局，明言不放棄使用武力。若人民不能自由組織、監督政府與拒絕國家認同，語言保障便只能服從執政黨的政治需要。

紀念國際手語日，就是承認民主不只保障多數人發聲，也保障每個人以自己的語言理解世界、表達意見並參與決策。真正平等的臺灣，應讓聾人不必等待別人代言；每一雙手所說的話，都能被公共制度看見、理解與尊重。

1923年9月23日：紀伯倫《先知》出版

 

⭕️1923年9月23日：紀伯倫《先知》出版

——自由不是掙脫鎖鏈而已

黃春生牧師

1923年9月23日，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畫家哈里勒．紀伯倫（其阿拉伯文全名為 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Jubrān Khalīl Jubrān, Kahlil Gibran）的經典作品《先知》（The Prophet）在紐約出版。

這本書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最廣為流傳的散文詩作品之一，但它一開始並沒有造成轟動。出版第一年大約只賣出1,200冊，評論界的反應也相當冷淡。然而，讀者透過口耳相傳，一本一本地把它傳了下去。到了1957年，累計銷量突破一百萬冊，此後更成為跨越語言、宗教與文化界線的世界性作品。

《先知》沒有複雜的故事情節。

先知穆斯塔法（Almustafa）在奧法利斯城（Orphalese）居住十二年之後，終於等到載他返回故鄉的船。就在即將離去之際，城裡的人聚集到他身旁，請他在離開以前，談談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於是，人們一個接一個提出問題：

什麼是愛？
什麼是婚姻？
如何教育兒女？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
什麼是自由？
如何面對痛苦？
宗教是什麼？
死亡又是什麼？

全書就在這場漫長的告別中展開。

紀伯倫1883年出生於今日黎巴嫩境內的貝什里（Bsharri），少年時隨家人移民美國波士頓，後來又前往巴黎學習藝術。他同時活在阿拉伯與西方兩個文化世界之間，也因此，他的思想很難被單一宗教或文化傳統完全框住。

他的文字帶著《聖經》智慧文學與先知文學的節奏，也受到基督宗教、伊斯蘭蘇菲神祕主義、浪漫主義與普世人文思想的影響。這使《先知》讀起來有時像講道，有時像詩，有時又像一位歷經滄桑的朋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陪我們說話。

其中最值得今天重新閱讀的，是他對「自由」的思考。

紀伯倫敏銳地看見：真正的奴役，不一定都有看得見的鎖鏈。

人可能已經掙脫外在的束縛，內心卻仍被恐懼、慾望、偏見與習慣控制。因此，自由不只是「沒有人管我」，更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真正的自由，也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面對自己內在的枷鎖。

這個洞見，百年之後仍然值得我們思考。

一個社會可能已經廢除威權制度，但人民仍可能害怕權力；一個國家可能已經建立民主制度，人們卻仍可能習慣服從、崇拜強人，甚至主動放棄自己的判斷能力。

因此，民主不只是選舉制度，自由也不只是一張法律文件。

真正成熟的自由，需要公民願意思考、願意質疑、願意承擔責任，也願意保護與自己不同的人。因為如果我所追求的自由，只保障「我的自由」，卻容不下別人的尊嚴，那麼自由最後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支配。

紀伯倫另一個重要思想，是拒絕輕易論斷別人。

研究紀伯倫與中東思想史的學者Juan Cole曾指出，《先知》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重新受到廣大讀者歡迎，與當時西方社會的文化與宗教轉變有關。許多人逐漸離開僵化的宗教體制，卻沒有放棄對靈性與生命意義的追尋；紀伯倫提供了一種較少教條、較少道德主義色彩的普世靈性。

這一點對今天的教會同樣值得反省。

信仰若只剩下規條，就很容易知道「誰不合格」；宗教若只剩下論斷，就很容易忙著尋找「誰是罪人」。

然而，耶穌所展現的道路，往往正好相反。

他走向被排斥的人，與被視為不潔淨的人一起吃飯；他看見窮人、病人、婦女、外族人以及被社會推到邊緣的人。信仰真正的力量，不是使我們比別人更有資格論斷，而是使我們更有能力去愛、更有勇氣追求公義，也更願意理解受苦者的處境。

當然，《先知》不是《聖經》，紀伯倫的宗教思想也不能簡單等同於基督教神學。基督信仰所宣告的自由，不只是人的內在覺醒，而是上帝在基督裡使人從罪、死亡與奴役人的權勢中得著釋放。

但也正因如此，紀伯倫仍可以成為一位值得對話的思想夥伴。

一本第一年只賣出約1,200冊的書，最後走過一百多年，進入不同語言、文化與世代。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

有些聲音在出版當下震耳欲聾，幾年之後便沒有人記得；有些文字開始時安靜得幾乎沒有人注意，卻在漫長歲月中，一個讀者交給另一個讀者。

真正具有力量的思想，有時並不需要大聲叫喊。

它只是在人心裡種下一顆種子。1923年9月23日，《先知》出版。

一百多年之後，它仍然提醒我們：愛不是佔有，自由不是任性，信仰不是論斷；真正成熟的生命，是在自由中學會承擔，在差異中學會尊重，在有限的人生裡學會愛人。

而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也應當如此。

1937年9月22日：從「共赴國難」看中共的統戰騙術

 ⭕️1937年9月22日：從「共赴國難」看中共的統戰騙術

黃春生牧師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一般也被稱為「共赴國難宣言」。隔日，蔣介石發表談話，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正式形成。

這份文件是在日本全面侵略、七七事變後中國面臨存亡危機的背景下提出。中共在宣言中作出四項重要保證：接受三民主義；取消以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及「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求全國政權統一；取消紅軍名義與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這些內容並非後人的指控，而是中共今日自己的官方黨史仍然承認的文字。

因此，閱讀1937年的宣言，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國共合作抗日」這一段歷史，而是：政治承諾究竟是必須遵守的契約，還是取得生存空間、累積力量之後即可重新解釋的統戰騙術？

抗戰時期的中共確實參與對日作戰，只是消極以對；另一方面，中共並沒有因此放棄自身獨立的黨、軍隊與根據地發展。甚至就在宣言公布前一天，毛澤東仍向彭德懷強調紅軍作戰必須保持「獨立自主」，以建立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要方向。中共官方黨史本身也保存了這項紀錄。

因此，1937年的歷史至少呈現了一種後來反覆出現的政治模式：在力量不足時強調合作、自治、和平與既有制度；在權力條件改變之後，再重新界定原先承諾的範圍。

▋從國共合作，到新疆的「自治」

1949年之後，新疆(東突厥斯坦)同樣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

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採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官方論述強調各民族在自治區域內當家作主。然而，研究新疆政治史的學者Gardner Bovingdon指出，新疆名義上的區域自治並未使維吾爾人取得相應程度的政治自決；中央黨國體制、幹部任命與人口政策，使自治與實際權力之間長期存在巨大落差。

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治」兩個字。

如果自治只剩行政區名稱，而地方人民沒有充分決定政治、文化、語言與社會生活的制度能力，那麼「自治」就可能從政治權利變成政治修辭。

這也是研究威權政治時應該保持的警覺：不要只問政權把制度叫什麼名字，而要問權力究竟掌握在誰手上。

▋圖伯特：白紙黑字的「十七條」

1951年的圖伯特(殖民者稱：西藏)更是一個清楚案例。

北京與圖伯特方面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其中明文涉及維持圖伯特原有政治制度、達賴喇嘛地位與宗教信仰等安排。

然而，此後北京與圖伯特地方政府關係迅速惡化，最終發生1959年圖伯特起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當年的調查更直接主張，中國政府的措施違反了十七條協議中有關圖伯特自治及宗教、社會權利的保障。北京方面對這段歷史則有完全不同的敘事，認為其政策是「民主改革」與終結舊圖伯特制度。這正是理解圖伯特問題時必須呈現的重大史觀衝突。

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政治立場，有一個問題不能迴避：如果「和平協議」成立的基礎，是承諾尊重既有制度與自治，那麼後來的統治者是否仍應受到原先承諾的拘束？

這不只是圖伯特問題，而是政治誠信問題。

▋香港：承諾五十年不變

到了香港，這種「承諾與權力」的問題更進一步進入國際條約層次。

1984年中國與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承諾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基本法》的官方資料至今也明確記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正是這套制度的重要原則。

然而，北京後來對「高度自治」的解釋逐漸強調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2014年中國國務院白皮書已明確提出，中央不只有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對香港的高度自治具有監督權。

2020年北京直接制定並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之後，英國政府認定中國違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中英聯合聲明》；同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涉及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新規則後，英國再次宣布中國違反聯合聲明。北京則拒絕英方的法律與政治解釋，主張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

英國在1984年接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安排，是建立在一份具有國際條約地位、包含高度自治與五十年不變等承諾的聯合聲明之上；而英國政府後來正式認定，北京若干措施已違反這些承諾。嚴然是種政治詐騙。

▋從1937到香港：真正的問題是「承諾是否約束權力」

從1937年的國共合作，到東突厥斯坦的民族區域自治、圖伯特的十七條協議，再到香港的一國兩制，這些事件的歷史背景、法律性質與衝突原因並不完全相同，不能簡單視為同一事件的複製品。

但是，它們根本問題乃是誠信：當一個政權處於弱勢、需要合作時所作的承諾，在它取得優勢之後，是否仍然有效？

民主政治與法治之所以重要，正因為真正可信的政治制度不能只依賴統治者「現在說什麼」，而必須讓掌權者受到憲法、法律、條約、獨立司法、新聞自由與人民監督的約束。

沒有制度約束的承諾，很容易隨著權力消長而改變解釋。

1937年9月22日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因此不只是抗戰史上的一份文件。它也提醒今天的台灣：面對任何威權政權提出的「和平」、「合作」、「自治」或「制度不變」，真正需要檢驗的從來不是口號有多好聽，而是有沒有可執行、可監督、不可由強勢一方單方面改寫的制度保障。

歷史最昂貴的學費，往往不是不知道對方說了什麼，而是明明知道權力如何運作，卻仍把自己的自由寄託在統戰騙術的善意之上。

民主的可貴，正在於不要求人民相信統治者永遠善良；民主要求的是——即使掌權者並不善良，制度仍然有能力監督、制衡與限制他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