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黃春生牧師

10月14日，是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誕辰120週年。紀念她，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當權力要求我們配合不義，我們是否仍願意思考、判斷，並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鄂蘭出生於德國漢諾瓦附近的林登，出身猶太家庭。她曾在馬堡大學追隨海德格研究哲學，後於海德堡在雅斯培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納粹迫害使她流亡，最終抵達美國，並於1951年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對她而言，國籍、權利與政治自由，是失去家園的人切身承受的現實。

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三個面向，探究現代政治災難。她關心的是：什麼樣的制度、思想與社會條件，竟能把人變成可以排除、支配，甚至消滅的對象？極權統治的危險，在於它企圖摧毀人的多樣性與自主行動，使人不再作為有尊嚴的個體存在。

然而，最引起爭論的，是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性報告》。

鄂蘭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面對這名參與組織猶太人驅逐與死亡運輸的官員，她注意到的，是他反覆使用套話、職務語言與自我辯解，難以從他人的立場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她以「邪惡的平庸性」描述這種令人不安的現象。

「平庸」絕不表示罪行輕微，更不是替加害者開脫。它提醒我們：可怕的惡行，可能透過看似普通的工作流程、行政分工與升遷追求被執行。當受害者被縮減成名單、數字與運輸問題，效率便可能成為暴力的助手。

一個人能把工作做得很熟練，卻未必願意問：這工作是否服務邪惡、是否正在傷害人？

不過，忠於鄂蘭的思考精神，也必須正視她的判斷受到挑戰。貝蒂娜．施唐內特等研究者，依據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談話與相關史料，指出他具有強烈的反猶意識形態，不能只被理解成缺乏思想的官僚。另一方面，法哲學家大衛．盧班仍主張，這些發現未必推翻鄂蘭的全部洞見。這是一場持續的學術爭論，不能把其中一種解釋當成定論。

即使如此，鄂蘭提出的責任問題仍然尖銳。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語中，她以自己認為法庭應向被告說出的判詞，寫下可譯為：「在政治中，服從與支持是一回事。」這不是法官實際宣讀的原句，而是她對政治責任的論證。

這句話迫使我們追問：當我們實際參與執行傷害人的政策，能否只用「奉命行事」卸除責任？

但也必須謹慎：政治責任、道德責任與刑事罪責，不能混為一談。是否構成犯罪，仍須依具體行為、主觀要件、脅迫情境與證據判定。我們尤其不能把遭受恐怖統治、欠缺逃離條件的受害者，與主動設計、推動迫害的人等量齊觀。

對台灣而言，鄂蘭的提醒，不必依靠把任何政治對手直接比作納粹。真正值得學習的，是檢查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是否查證資訊？是否容許異議？是否只因立場相近，就替掌權者的失誤辯護？當弱勢者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們是否仍肯站出來？

民主需要選票，也需要選舉之間持續運作的公民判斷。公務員、教師、媒體工作者、企業主管與宗教領袖，都不能把職務當成良知的替代品。「大家都這樣做」，從來不是傷害他人的充分理由。

鄂蘭對自由的理解，更帶來積極的盼望。在她的政治思想中，自由透過人們在公共領域的言說與共同行動得到實現；我們能與不同的人一起開始新的事情，共同塑造生活的世界。

從基督信仰出發，這也呼喚教會反省：我們是否將順服權威，誤當成免除判斷的理由？使徒行傳5:29所表達的「順從上帝，勝過順從人」，提醒信仰群體，任何人的命令都不能取代對上主的忠誠。行公義、好憐憫，要求我們看見制度背後具體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排除與犧牲的人。

紀念鄂蘭，不只是記住一句警語，而是練習成為有判斷力、有責任感的公民。

願我們不把良知交給命令，不把真相交給宣傳，也不把共同的未來交給少數掌權者。自由，需要我們一起參與；不義，需要有人勇敢拒絕。

10月13日，好療癒的「國際失敗日」

 

⭕️10月13日，好療癒的「國際失敗日」

黃春生牧師

「成功不是人生唯一的價值，失敗也不是生命最後的判決。」

每年10月13日是「國際失敗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Failure）。這個特別的日子，源自2010年芬蘭大學生推動的倡議。他們發現，許多年輕人雖然充滿創意、能力與理想，卻因為害怕失敗、擔心自己不夠好，而不敢創業、不敢嘗試新的工作，更不敢追求自己的夢想。

因此，他們決定反其道而行：既然社會總是慶祝成功，為什麼不能有一天，讓大家坦然面對失敗？

「國際失敗日」不是鼓勵人們放棄努力，而是提醒我們：失敗不是成功的反義詞，失敗往往是學習、成長與重新出發的重要歷程。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卻讓他們失去人生

在台灣，我們經常聽見一句話：「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於是，孩子從小被安排各式各樣的課程、補習、才藝與競賽。父母希望孩子成績優秀，考上明星學校，進入知名大學，找到高薪工作，擁有美滿婚姻，過著令人羨慕的人生。

從學業成功、事業成功，到婚姻成功、家庭成功，彷彿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一張必須交出的成績單。

然而，我們是否想過：當整個社會都在教導孩子如何成功，卻沒有人教導他們如何面對失敗，這樣的教育究竟培養出什麼樣的人？

有些孩子因為考試失利，便認為自己沒有價值；有些年輕人因為找不到理想工作，就覺得辜負父母；有些成年人因為失業、離婚、創業失敗，陷入深深的羞愧與自我否定。

我們的社會不斷告訴人們要成功，卻很少給予失敗者重新站起來的空間。

更令人憂心的是，當成功被視為個人努力的唯一結果，社會就容易忽略家庭資源、階級差異、教育機會及制度不公所造成的影響。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擁有更多嘗試與失敗的本錢；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卻可能一次挫折就失去繼續求學或追求理想的機會。

因此，真正進步的社會，不只是鼓勵成功者繼續成功，更應該建立容許失敗、保障基本生活、提供重新出發機會的制度。

一個有公義的社會，不應讓失敗成為窮人的永久刑罰。

▋當成功成為偶像，信仰也可能淪為交易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成功至上的價值觀，也深深影響宗教信仰。

在傳統民間宗教文化中，人們經常祈求福、祿、壽，盼望獲得財富、地位、健康與長壽。這些願望反映人類對安定生活的渴望，本身並不難理解。

然而，當財富、地位與健康被當作衡量信仰是否靈驗的標準，宗教便可能淪為交換利益的工具。

基督宗教同樣面臨這樣的危機。

某些被稱為「成功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的教導，過度強調上帝必定賜予信徒財富、健康、事業成功與社會地位，甚至宣稱只要信心足夠、奉獻足夠，就能獲得物質上的祝福。

這種思想容易使人產生危險的誤解：富有的人是蒙上帝祝福，貧窮的人則是信心不足；健康的人得到上帝喜悅，生病的人則是沒有足夠的信心。

如此一來，信仰不再是人對上帝恩典的回應，而成為追求成功的手段。

更嚴重的是，當人們將成功視為上帝祝福的唯一證據，便可能把失敗者、貧窮者、病人及受苦者排除在信仰共同體之外。

然而，這真的是耶穌基督所宣揚的福音嗎？

耶穌曾警告門徒：「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你們不能又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錢。」（馬太福音6:24）

金錢本身不是罪惡，努力工作、改善生活也不是錯誤。真正的問題是：當財富、權力與成功成為人生最高的價值，它們就可能取代上帝，成為支配我們生命的偶像。

當成功成為偶像，人便不再追求真理與公義，而只在乎自己能否成為贏家。

▋十字架神學：上帝在看似失敗之處彰顯恩典

基督信仰最令人震撼的核心，恰恰不是世俗所理解的成功，而是十字架。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8說：「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上帝的大能。」

在羅馬帝國時代，十字架是極其殘酷的刑具，也是公開羞辱受刑者的政治工具。被釘十字架的人，往往被視為失敗者、罪犯與帝國權力的犧牲品。

從世俗權力的角度來看，耶穌的生命似乎是一場徹底的失敗。

祂沒有建立軍事強權，沒有累積財富，沒有取得政治高位。祂所宣揚的上帝國，反而挑戰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的既有秩序。最後，祂被逮捕、審判、羞辱，釘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基督信仰宣告：上帝並沒有讓十字架成為故事的結局。

耶穌基督的復活，正是上帝對罪惡、死亡與不義權勢的決定性回應。

十字架所顯明的，不是失敗本身具有救贖能力，而是上帝的愛與救贖能力，不受人類對成功與失敗的定義所限制。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8年的《海德堡論綱》（Heidelberg Disputation）中，提出「十字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批判人試圖從榮耀、能力與成就來認識上帝的傾向。

路德強調，上帝的啟示並不總是出現在人所期待的榮耀與勝利之中，反而在受苦與十字架中，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顯明。

這並不是說苦難本身值得歌頌，更不是要求受壓迫者忍受不義。

十字架神學真正要指出的是：上帝並不只與成功者同在，也在受苦者、失敗者、被排斥者的生命中臨在。

▋復活的盼望，使失敗不再是人生終點

使徒保羅曾經歷許多世人眼中的失敗。

他被監禁、遭受鞭打、遇見危險，也曾被自己所建立的教會質疑與拒絕。

然而，保羅並沒有以自己的成就作為福音真實性的證據。

他在哥林多後書12:9見證基督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這段經文並不是要人放棄努力，也不是把貧窮、疾病與痛苦合理化，而是提醒我們：人的尊嚴與價值，並不取決於外在成就。

我們可以失敗，卻不因此失去上帝的愛。我們可能軟弱，卻不因此被上帝遺棄。我們可能遭遇人生無法挽回的損失，卻仍然可以在基督的恩典中找到繼續生活的勇氣。

復活的信仰也不是保證每個人都能東山再起、重新獲得財富與地位。它所宣告的是：即使人生無法恢復原狀，死亡與絕望仍然不是上帝創造與救贖工作的最後結局。這正是基督教盼望與世俗成功學最深刻的差異。

成功學告訴我們：「只要努力，你一定會成功。」十字架與復活的福音卻告訴我們：「即使你失敗了，上帝的愛仍然沒有離開你。」

▋讓失敗者也有尊嚴，才是真正成熟的社會

10月13日「國際失敗日」，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才是成功的人生？是擁有多少財富？取得多高的地位？贏得多少掌聲？還是我們是否活出誠實、公義、憐憫與愛？

耶穌在馬太福音25:31–46所描繪的最後審判中，衡量人的重要標準，不是財富、權勢與社會成就，而是人如何對待飢餓者、口渴者、陌生人、缺乏衣服者、病人與被囚者。

這對今日的教會與社會，是極其重要的提醒。

我們不應只為成功者喝采，也應陪伴失敗者重新站立；不應只讚美富有者的奉獻，也應尊重貧窮者的尊嚴；不應只追求教會人數、奉獻金額與建築規模的增長，更應關心那些被社會遺忘、排除與傷害的人。

教會不是成功人士的俱樂部，而是蒙恩罪人的共同體。

教會的使命，不是販賣成功的保證，而是見證上帝在基督裡所賜下的恩典、自由與盼望。

我們也需要一個願意接住失敗者的台灣社會：讓失業者有重新工作的機會，讓經濟困難的家庭得到支持，讓遭遇挫折的年輕人不必羞愧，讓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不被成績、薪資與社會地位所決定。

國際失敗日提醒我們，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個人人都必須成為贏家的社會，而是一個即使有人失敗，也不會被拋棄的社會。

十字架告訴我們，上帝沒有拋棄受苦的人；復活告訴我們，罪惡與死亡與不是最後的結果。

願我們不再用成功衡量人的價值，而是以公義、憐憫與愛來建立社會。因為，在上帝國裡，人的尊嚴不是成功之後才獲得的獎賞，而是每個人都應受到尊重的生命價值。

人生可以有失敗，但人的尊嚴不應被否定。

葉門青年運動為何攻擊沙烏地阿拉伯？

⭕️葉門青年運動為何攻擊沙烏地阿拉伯？

黃春生牧師 2026.10.12

葉門「青年運動」（Houthis，又稱胡塞武裝，正式名稱為「真主虔信者」，Ansar Allah）是以葉門北部為根據地、具有什葉派宰德派背景的政治軍事組織。

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國際機場及石油設施，主要有三個原因：

1. 報復沙國軍事介入：2015年起，沙烏地阿拉伯領導聯軍介入葉門內戰，支持國際承認的葉門政府，對青年運動發動空襲。青年運動則以飛彈及無人機攻擊沙國境內目標作為反擊。

2. 打擊經濟命脈：沙國高度依賴石油產業。攻擊煉油廠、輸油設施及機場，可以增加沙國經濟損失、擾亂民航交通，藉此施加政治壓力。

3. 爭取談判籌碼：青年運動希望迫使沙國停止軍事行動、放寬對葉門港口與機場的限制，並承認其在葉門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但必須強調，攻擊民用機場及不加區分地攻擊平民，不能因為宣稱報復而取得正當性，因為這已經違反國際人道法。

▋雙方背後有哪些國家支持？

主要可以分成四個陣營：

1.青年運動（胡塞武裝），由伊朗支持。武器技術、軍事訓練、政治支持；但青年運動仍有自己的政治目標，並非完全受伊朗指揮。

2.葉門（國際承認政府），由沙烏地阿拉伯支持。軍事行動、資金、武器及外交支持。

3.葉門反青年運動的其他派系，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支持。支持部分南部地方武裝與政治勢力，但與沙國支持的政府不完全一致。

4.沙國及其盟友，美國、英國等。不同時期提供武器、防空、情報及安全合作，支持程度隨政策變化。基本上與沙烏地阿拉伯高度連動。

▋2026年10月最新衝突的特殊背景

這次並非單純延續2015年的內戰。2026年10月4日，沙國支持的葉門政府軍發動新攻勢，青年運動隨後數度攻擊沙國國際機場與石油設施。

青年運動宣稱採取「以封鎖回應封鎖」的策略，將沙國對葉門機場的限制，轉化為攻擊沙國航空交通的理由。

根據美聯社10月11日報導，利雅德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在五天內遭到四次攻擊。最新一次造成1人死亡、11人受傷，另一次攻擊則造成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因此，報導中的傷亡數字必須區分不同攻擊事件。

葉門戰爭既是國內權力與政治角力的衝突，也是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區域競爭的一部分。然而，不能僅以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宗教對立來解釋整場戰爭。從人道角度而言，最值得關切的是戰爭持續傷害平民、破壞民生基礎設施，並使葉門人民承受長期的人道危機。

10月12日 練馬可：把一生獻給台灣的宣教師

 ⭕️練馬可：把一生獻給台灣的宣教師

——從社會學教育到民主、人權與社會公義

黃春生牧師

1955年10月12日，年僅22歲的練馬可（Mark C. Thelin）來到台灣。 這位出生於中國福州的第二代宣教師，當時或許沒有想到，自己將在台灣奉獻長達44年的歲月。他不僅成為台灣社會學教育的重要開拓者，更以基督信仰實踐民主、平等、人權與社會公義，為台灣留下深遠的影響。

1933年出生的練馬可，成長於宣教師家庭。1955年自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畢業後，他選擇遠渡重洋，來到剛創校的東海大學。

當時的東海大學，校園尚在建設之中。練馬可抵達後，便與七名志願新生及司機一起搬運物資，參與開創工作。他沒有把自己當成高高在上的外國教師，而是捲起袖子，與學生一起勞動。

這個畫面，彷彿預示了他一生的教育理念：真正的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是走入社會、理解人民、承擔責任。

▋開創社會學教育，讓大學走入人民生活

練馬可是東海大學社會學教育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參與建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並推動當年極具特色的「工作營」。

在戰後物資匱乏、社會資源有限的年代，工作營鼓勵學生走出教室，深入社區，透過勞動與服務改善生活環境。

對練馬可而言，大學不應成為與社會隔絕的象牙塔。知識不能只是少數菁英的特權，而應成為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公義的力量。

這樣的教育精神，與基督教所強調的服事、憐憫及關懷弱勢者密切相關。

他所培養的，不只是具備專業知識的社會學人才，更是願意看見社會問題、關心受壓迫者、為公共利益付出的公民。

▋在威權統治下，選擇站在人權的一邊

練馬可對台灣的貢獻，並不限於教育領域。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人民的思想、言論與政治自由受到嚴格限制。許多知識分子因追求民主、主張政治改革，而遭到監控、逮捕與迫害。

練馬可具有鮮明的民主、平等與人權意識。他曾參與營救受到政治迫害的彭明敏教授，展現了知識分子面對不義政權時的道德勇氣。

對一位外國宣教師而言，在戒嚴時代關心政治受難者，並非毫無風險。然而，他並未因為自己的身分而選擇沉默。

當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有人感謝他當年的付出時，他總是謙遜地回答：「不敢當，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事。」

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真正的勇氣，不是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而是在不義發生時，拒絕成為沉默的旁觀者。他不追求英雄的名聲，因為在他的信仰理解中，關懷受迫害者、維護人的尊嚴，本來就是基督徒應當承擔的責任。

▋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

1983年以後，練馬可投入台南神學院的社會工作教育，並擔任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的主管。

當時，他在東海大學已經建立深厚的學術聲望，也培育出許多學生。以他的資歷，大可以留在熟悉的學術環境，享受穩定而受尊敬的教學生涯。然而，他卻選擇投入資源與人才更為有限的神學教育。

原因很簡單：「南神比東海更需要他。」

這句話，展現了宣教師精神最深刻的意義。宣教不是尋找最舒適的位置，也不是追求個人的聲望與成就，而是辨識人的需要，然後勇敢回應。

在台南神學院，他將社會學、社會工作與基督信仰結合，協助培養關懷弱勢、理解社會結構問題、願意投入公共服務的工作者。這也提醒今日的教會：福音不應只停留在禮拜堂內，更應走向貧窮者、受壓迫者，以及被社會忽略的人群。

正如先知彌迦所說：「上主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要求你甚麼呢？就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跟你的上帝同行。」（參彌迦書6:8）

▋退休不是停止學習，而是繼續追尋生命的夢想

1999年，練馬可結束在台灣44年的服務，退休返回美國。令人感動的是，他並沒有因此停止學習。退休後，他與妻子一同前往英國進修考古學，實現年輕時的夢想。

一位曾經培育無數學生的大學教授，重新成為學生，展現出對知識的熱愛與謙卑。2014年12月1日，練馬可在美國愛荷華州格林內爾（Grinnell）逝世，享年81歲。

他的一生跨越不同文化與國界，卻始終實踐相同的信念：人的尊嚴值得維護，知識應當服務社會，信仰必須化為行動。

▋紀念練馬可，也是重新思考今日教會的使命

今天，當我們回顧練馬可1955年10月12日來到台灣的歷史，不應只是紀念一位外國宣教師，更應思考他留下的信仰見證。他讓我們看見，基督教宣教與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並非兩條完全分離的道路。

在台灣追求自由與人權的艱難歲月中，確實有許多基督徒、牧者、神學教育者與宣教師，選擇與受壓迫的人民同行。

當然，並非所有教會都勇敢抵抗威權；也有教會選擇沉默，甚至與權力合作。因此，我們紀念練馬可，不是為了美化整個基督教歷史，而是為了記住：即使身處同一個時代，人仍然可以選擇不同的道路。

有人選擇靠近權力，練馬可選擇靠近受苦的人。有人以信仰維護威權統治者，而練馬可則因為信仰而勇敢質問不義的制度。

今天，台灣雖然已經民主化，但民主自由並非一勞永逸。當社會面臨威權擴張、貧富差距、社會排除與人權挑戰時，教會仍須不斷追問：我們究竟站在哪裡？是站在有權勢的人身旁，還是與被忽略、被剝奪尊嚴的人同行？是把教育當成個人向上流動的工具，還是培養願意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是把宣教理解為擴張教會組織，還是讓上帝國的公義、憐憫與和平進入社會？

練馬可的一生，為這些問題留下了值得學習的答案。

1955年10月12日，一位22歲的青年來到台灣。他沒有帶來軍隊、權力或財富，卻以教育、服務、信仰與道德勇氣，參與塑造台灣的未來。

真正改變社會的力量，有時不是來自掌握權力的人，而是那些願意為別人的自由與尊嚴，默默付出一生的人。

紀念練馬可，不只是感謝他愛台灣，更是提醒我們：愛台灣，不只是口號，而是在人民需要的地方，勇敢做應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