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謝緯紀念日

 ⭕️6月17日，謝緯紀念日

 「不要把醫術當作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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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0年6月17日，埔里基督教醫院創院院長謝緯醫師因車禍安息主懷，享年五十四歲。

謝緯的一生，是一部將信仰化為行動、將福音化為醫治的生命見證。

他出生於南投教會家庭。九歲時罹患重病，生命垂危。在父母與牧長陪伴下，他於病榻前向上主立下誓約：若病得痊癒，願一生奉獻服事上主。後來奇蹟般康復，也開啟了他一生的奉獻道路。

1934年至1938年間，謝緯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在那裡，他經歷信仰上的悔改與重生，也開始思考一個重要問題：上帝、基督與社會問題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這個問題，成為他一生實踐信仰的方向。

戰後返台之初，謝緯原本對新時代充滿期待。然而，當他看見戰後台灣滿目瘡痍，以及中國國民黨接收後的貪腐亂象、通貨膨脹、民生困苦，乃至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他在日記中沉痛寫下：「希望不久就破滅了。」

面對令人失望的政治現實，他沒有選擇犬儒與冷漠，而是選擇走向受苦的人群。

1947年起，他投入教會服事；1949年受聘為南投教會副牧師，一生兼具醫師與牧者雙重身分長達二十一年。

1950年代開始，謝緯加入山地巡迴醫療團，與呂春長牧師、孫理蓮教士、高甘霖牧師等同工，深入中部偏遠山區與原鄉部落。

翻山越嶺、涉溪穿林，在交通極度不便的年代，他們將醫療與福音帶到最被忽略的地方。

謝緯深受這些宣教師感動。他曾說，這些外國同工比我們還要刻苦耐勞，即使面對艱難路程，也毫無怨言。

在原鄉的服事中，他愈發看見自己的不足，因此赴美接受三年外科專業訓練。學成返國後，出任埔里基督教醫院首任院長，並於鯉魚潭創設肺結核療養所，照顧許多原住民族病患。

1960年代，台灣西南沿海爆發烏腳病。當許多病患因貧窮而失去接受治療的機會時，謝緯每週自費帶領醫護團隊從南投南下台南北門義診。清晨出發，深夜返家。

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持續做了十年。

謝緯常說：「不要把醫術當作算術。」

對他而言，醫療不是獲利工具，而是上主交付的使命。

許多窮苦病人領藥時，常發現藥袋裡竟多了一張紙鈔。有人問他原因，他只是平靜地回答：「病人領藥回去，沒有車錢回家。」

這正是福音最具體的模樣。

1970年6月17日下午，謝緯正趕往彰化二林為病患開刀。出門前，他對妻子留下人生最後一句話：「我必須在二點鐘以前到二林。我如果能夠早一分鐘到醫院，病患們便可以少受一分鐘的痛苦，甚至可以多救一條生命！」

途中不幸發生車禍，結束了他燃燒自己的一生。

然而，他留下的精神至今仍照亮台灣。

在這個強調效率、績效與利益的時代，謝緯提醒我們：

真正偉大的專業，不是累積多少財富，而是減少多少人的痛苦。

真正的信仰，不只是主日的敬拜，更是在受苦者身旁的陪伴。

真正的門徒，不是追求自己的成功，而是願意讓自己的生命成為他人的祝福。

願我們在謝緯醫師的生命中，看見基督的身影。因為有些人雖然離開世界，卻仍持續醫治這個世界。

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地下教會、修道運動與尼西亞信仰的搖籃

 ⭕️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地下教會、修道運動與尼西亞信仰的搖籃

如果說Jerusalem是基督教誕生之地，Antioch是宣教之地，那麼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則可說是基督教神學、修道運動與信仰韌性的重要塑造之地。

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位於今日Turkey中部安納托利亞高原。由於火山活動形成大量鬆軟凝灰岩（tuff），數千年來居民得以挖掘出洞穴住宅、地下城市、修道院與教堂，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宗教景觀。1985年，UNESCO將Göreme National Park及岩石教堂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卡帕多奇亞在新約中並非陌生之地，他們是五旬節的見證人。

《使徒行傳》2:9記載：「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卡帕多奇亞、本都、亞西亞的人……」

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來自卡帕多奇亞的猶太人已經在耶路撒冷朝聖。因此許多學者認為：福音極有可能在五旬節之後便迅速傳回卡帕多奇亞。

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時，卡帕多奇亞的地下城市成為避難與敬拜場所。雖然部分地下空間原本更早便已存在，但後來被基督徒廣泛利用。在這裡，信徒得以保存生命，聚集敬拜，教導信仰培育下一代門徒。因此卡帕多奇亞常被稱為：「地下教會」的象徵。

修道運動的誕生地之一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Basil of Caesarea，329－379年出生於卡帕多奇亞。他是東方教會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

卡帕多奇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是孕育出著名的：卡帕多奇亞三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

1. 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主教

2. Gregory of Nazianzus

拿先素斯的貴格利

3. Gregory of Nyssa

尼撒的貴格利，巴西流的弟弟

他們是尼西亞信經的重要推手，卡帕多奇亞三教父大力捍衛：聖父、聖子、聖靈同樣具有完整神性。完成《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定稿。

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6月16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紀念日

從馬雅各醫師看見福音與公義同行的信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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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65年6月16日，是台灣基督教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宣教師──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醫師），在臺南府城看西街設立醫館與佈道所，正式展開在臺灣的醫療與宣教工作。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設教紀念日」，也是臺灣現代醫療宣教的起點。

馬雅各醫師於1865年5月29日抵達臺灣。當時的臺灣，除了少數天主教傳教活動之外，幾乎沒有新教信仰的傳播。面對陌生的語言、文化與社會環境，當地人民對外國人普遍抱持戒心，甚至敵意。然而，馬雅各醫師並未因此退縮。

他選擇以醫療作為福音的橋樑，將基督的愛化為具體行動。透過醫治病人、照顧貧苦者，他讓許多人第一次認識基督信仰。雖然在初期遭遇誤解、排斥，甚至暴力攻擊，被迫離開臺南一段時間，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呼召。

他深信，福音不只是口中的宣講，更是生命的見證。

因此，他在逼迫中仍持續行醫，在困難中仍堅持傳道。正是這種對上主的信靠與對人民的愛，使福音的種子逐漸在臺南、高雄等地生根發芽。

隨後，更多宣教師陸續來到臺灣。北部有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南部有巴克禮牧師等宣教師投入事奉。他們不僅建立教會，也創辦醫院、學校、神學院，推動教育、醫療、文字出版、婦女培力與社會關懷，深刻影響臺灣近代化的發展。

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宗派之一，在歷史上更長期關懷民主、人權、社會公義與本土文化。然而，當我們紀念設教161週年之際，也應當謙卑反省：教會是否仍保有初代宣教師那份單純而火熱的信仰？

教會規模或許比過去更大，制度或許比過去更完善，但若失去了宣教的熱情與服事的精神，再悠久的歷史也可能成為包袱。

馬雅各醫師來到臺灣時，沒有龐大的資源，沒有雄偉的教堂，也沒有穩定的支持系統；他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為福音奉獻的心。

今天的教會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精神。

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AI科技快速發展、社會分化加劇的時代，教會仍被呼召成為盼望的記號。福音不只是教會內部的事務，更是對社會苦難的回應；不只是關心個人的得救，更是實踐上主國公義、憐憫與和平的價值。

設教紀念日提醒我們：教會存在的目的，不是維護自己的制度，而是見證基督；不是守住過去的榮耀，而是回應今日的呼召。

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為要達成這個目的，我運用基督賜給我的大能力，不辭勞苦，竭力工作。」（歌羅西書1:29）

願我們承接先輩宣教師的腳蹤，在新的世代裡，繼續以信仰服務人民，以愛回應世界，使福音的光持續照耀臺灣這片土地。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是今日Turkey的首都，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

安卡拉在古代稱為Ancyra（安居拉/亞居拉），這個名稱來自希臘文 Ἄγκυρα（Anchor），意思是「錨」。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來自歐洲的凱爾特民族——加拉太人（Galatians）遷徙至此，建立自己的王國。

使徒保羅寫《加拉太書》，收信對象正是居住在加拉太地區的教會群體。

保羅在此宣告：「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加拉太書2:16）

宗教改革時期，Martin Luther甚至稱《加拉太書》為「我的凱蒂」（My Katie），因為這卷書最能表達因信稱義的福音核心。

314年，基督教歷史上一場重要會議在安居拉舉行，「安居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又譯「安卡拉會議」）。這場會議發生於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之後，使基督教合法化初期會議主要處理：迫害時期背棄信仰者如何重新回到教會，教會紀律問題，聖職制度問題。這是325年尼西亞會議以前最重要的區域性教會會議之一。

圖：Res Gestae Divi Augusti《神聖奧古斯都功業錄》，研究羅馬帝國最重要的碑文之一。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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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9年6月15日，被稱為「最後的皇軍」的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年59歲。

然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人難忘的是他那段橫跨三十餘年的孤獨人生。

中村輝夫原是臺東都蘭的阿美族青年，原名史尼育唔（Suniuo，音譯），日本統治時期改名為中村輝夫。1942年，26歲的他以高砂義勇隊成員身分被徵召前往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服役。

1944年9月，同盟國軍登陸摩羅泰島。激烈戰鬥中，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與部隊失去聯繫。當時他身上的全部家當，只有兩枝三八式步槍、數十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一面鏡子與少量日用品。

由於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日軍於1944年11月將他列入「光榮戰死」名單。

然而，他並沒有死。他獨自一人在熱帶叢林中活了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在摩羅泰島深山裡的史尼育唔，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他而言，戰爭從未結束。他始終相信帝國仍在戰鬥，而自己仍肩負軍人的使命。

於是，他在叢林裡搭建竹屋，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取火，保存火種；採集野果、狩獵野獸、耕種作物維生。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刻意遠離村落，過著近乎魯賓遜漂流記般的生活。

一年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三十年過去。

世界經歷了聯合國成立、冷戰開始、人類登陸月球、臺灣經濟起飛，而他依然停留在1944年的戰場裡。

直到1974年底，摩羅泰島居民向印尼政府通報，島上出現一名疑似「野人」的神秘人物。經過30多個小時搜尋，搜索隊終於在叢林深處發現正在劈柴的史尼育唔。消息震驚國際。

日本派遣代表前往現場，但他起初並不相信。直到昔日長官親自前來，向他宣讀日本投降的事實，告訴他戰爭早已結束，他才放下武器。

臺灣當時已經不是由日本政府統治，日本駐印尼大使館面對這樣的情況，中村輝夫應該送回日本還是臺灣？尊重中村輝夫的選擇，1975年1月8日，他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叢林，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臺灣。然而，回家並不代表真正找到歸屬。身為殖民地出身的臺灣原住民，中村輝夫的身份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他的遭遇成為戰後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案例。

他的故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人在叢林裡獨自活過三十一年？

是忠誠？是責任感？是求生意志？還是戰爭留下的巨大的創傷症候群？

中村輝夫的一生，某種程度上也是臺灣近代歷史的縮影。

他是阿美族人，卻被編入日本皇軍；他為帝國作戰，卻在戰後失去了帝國；他回到臺灣，卻發現故鄉早已不是離開時的模樣。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傷痕消失。砲火停止之後，仍有人被困在記憶之中；和平來臨之後，仍有人需要漫長歲月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村輝夫的故事也像是一則寓言。

有時候，人會被困在過去的恐懼、創傷或使命感之中，以致無法相信新的消息已經來到。就像他始終相信戰爭尚未結束一樣，我們也可能長久活在仇恨、失敗、罪咎或絕望之中。

然而，福音的信息正是宣告：戰爭已經結束了。

仇恨不再是最後的答案，死亡不再是最後的結局。基督已經帶來和好的道路。

願中村輝夫的故事提醒我們珍惜和平，也記得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人。

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每一段受傷的生命都能重新找到歸屬。

1979年6月15日，中村輝夫（史尼育唔、李光輝）離世，享年59歲。但他的故事，仍然提醒著世人：戰爭的代價，遠比戰場上的勝負更加深遠。

圖：2010年印尼北摩鹿加省（Provinsi Maluku Utara）摩洛泰島居民為中村輝夫樹立銅像紀念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