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能被判死刑：紀念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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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2年5月16日，臺灣歷史翻開重要的一頁。立法院於前一天三讀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總統隨即於5月16日正式公布。這不只是一次法律條文的修改，更是臺灣人民對威權體制、思想統制與國家暴力的一次重大反抗。
在那之前，「刑法第一百條」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最具恐怖性的法律工具之一。條文原本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即可論罪。問題在於，何謂「意圖」？何謂「著手實行」？在威權體制下，這些模糊字眼往往不是由法治決定，而是由情治機關與統治者任意詮釋。
於是，閱讀一本書、參加一場讀書會、談論臺灣前途、批判獨裁政權，甚至只是認識某個「可疑人物」，都可能被構陷為「叛亂」。
更可怕的是，刑法第一百條與《懲治叛亂條例》互相搭配，形成一套足以吞噬人民生命的制度性暴力。《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白色恐怖時代令人聞之色變的「二條一」，直接規定叛亂罪唯一死刑。這意味著，只要被認定觸犯相關罪名，幾乎等同踏上刑場。
這是真實發生在臺灣土地上的統治暴力與國家恐怖。
根據相關研究，1945年至1992年間，政治案件遭判死刑者超過一千人。更令人震驚的是，大量案件在審判過程中遭「加重其刑」。原本可能只是輕刑，最終卻改判重刑甚至死刑。許多檔案顯示，蔣介石經常親自介入案件，在判決書上批示改判，直接決定受難者的命運。
這種制度，本質上不是司法，而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處決。
白色恐怖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透過刑求與株連製造全面恐懼。情治單位以酷刑逼迫受難者簽署自白書，再要求其供出親友、同學、同事，形成社會彼此監視、人人自危的氛圍。許多家庭從此破碎，許多人一生沉默，不敢談論政治，更不敢談論「臺灣」。
然而，歷史終究會出現轉折。
1991年，解嚴已經四年，但威權幽靈仍盤旋在臺灣上空。調查局幹員竟直接進入校園，以觸犯刑法第一百條為由，逮捕閱讀《臺灣人四百年史》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等人，引爆全國震怒。社會赫然發現：即便已經解嚴，思想入罪的威權機器依然存在。
那一年，臺灣社會展現出罕見的集體良知。
5月15日，全國多所大學學生發起罷課，並在台北車站靜坐抗議，高喊「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5月17日，立法院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5月24日，《檢肅匪諜條例》也遭廢止。威權統治最核心的法律支柱開始崩解。
然而，真正的關鍵仍是刑法第一百條。
同年9月21日，臺灣知識界、醫界、教會界與社會運動者，共同成立「一〇〇行動聯盟」。其中包括林山田、李鎮源、陳師孟、瞿海源、張忠棟、鍾肇政、陳永興、蔡同榮，以及楊啟壽牧師、神學院等教會人士。他們代表的不只是不同專業，更代表臺灣社會的良心——當國家法律成為壓迫工具時，知識分子與信仰者不能沉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戒嚴時代開始，許多教會人士便持續關注政治犯、人權與民主問題。對基督信仰而言，人是按照上帝形像被造，因此任何踐踏人格尊嚴、以恐懼控制人民的體制，都違反信仰良知。長老教會長期關心人權、公義與人民自決，也因此在民主化運動中，多次成為威權體制的眼中釘。
這也是為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不只是法律事件，更是臺灣公民社會、學術界與教會共同守護人性尊嚴的歷史。
同年10月，「一〇〇行動聯盟」發起「反閱兵、廢惡法」運動，以和平靜坐挑戰威權體制。這場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訴求本身，更在於它開啟了臺灣非暴力抗爭的新階段。
參與運動的簡錫堦後來回憶，自己原本也不相信「非暴力」能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機器。但在接受長老教會的「城鄉宣教運動」(URM,Urban Rural Mission)訓練後，他逐漸理解，非暴力並非消極忍耐，而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公民抵抗。從靜坐、罷課、罷工到公民不服從，都是對不義體制的倫理挑戰。
臺灣後來的野草莓運動、太陽花運動，乃至香港雨傘運動，都能看到這條非暴力抗爭路線的歷史延續。
最終，在巨大民意壓力下，立法院於1992年修正刑法第一百條，新增「以強暴或脅迫」的構成要件。換句話說，單純思想、言論與主張，不再構成叛亂罪。雖然條文本身未被完全廢除，但這次修法，至少終結了「思想可以入罪」的威權邏輯。
今日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只是慶幸「幸好那個時代過去了」。
真正重要的是：臺灣是否仍記得，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恩賜，而是人民不斷抗爭爭取而來的？當社會開始習慣以國家安全之名壓縮異議、以愛國之名羞辱不同意見、以政治立場決定誰可以被獵巫時，我們其實都應重新想起刑法第一百條的歷史。
然而，在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同時，臺灣社會也必須保持另一種歷史警覺：民主不能重新滑回威權，但民主也不能對反民主勢力毫無防備。
這正是今日臺灣面對中國共產黨統戰滲透時，最艱難卻也最重要的課題。
白色恐怖時代的問題，在於國家以「思想犯」之名壓迫人民，將異議視為敵人；但今日臺灣所面對的，則是另一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利用開放社會的自由，反過來侵蝕民主制度本身。
從假訊息、認知作戰、媒體收買、網路滲透、宗教統戰，到利用商業利益、地方組織、宮廟網絡、黑道系統與特定政治勢力進行影響操作，中共對臺灣的目標從來不只是「交流」，而是逐步削弱臺灣人民的民主意志與主體認同。其核心策略，就是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去摧毀自由社會。
這也是許多民主國家當前共同面對的問題。俄羅斯對歐洲、美國的資訊戰如此；中國對香港、臺灣的統戰亦如此。
因此，民主社會不能天真地把「自由」理解成毫無界線的放任。
德國在二戰後提出「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概念，就是因為納粹曾經透過民主程序進入體制，再摧毀民主本身。換句話說，民主不只是保障自由，也必須保護民主共同體免於被極權勢力瓦解。
但關鍵在於：如何防衛民主，而不重回威權？
答案不是恢復思想犯，也不是重新建立白色恐怖式的國家機器，而是必須堅持「法治、人權與透明原則」。
真正成熟的民主防衛，應該針對的是：
- 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指揮與資助；
- 協助侵略勢力進行統戰與滲透；
- 散布具有組織性的敵對認知作戰；
- 洩漏國家安全資訊；
- 配合外國威權政權破壞民主制度。
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思想」，而在於是否涉及具體危害民主共同體的行動。
換句話說，一個人主張擁護極權中國，這不屬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同樣地，一個人接受敵對政權資源，配合其進行滲透、顛覆與侵略，也不是言論自由範疇，而是對民主共同體的實質破壞。
這條界線，臺灣必須非常謹慎。
因為如果社會因恐懼中共而重新接受威權式治理，那麼臺灣將在「反共」之名下，失去自己最珍貴的價值；但若完全忽視極權滲透的現實，民主又可能在毫無防備下被逐步侵蝕。
因此，今日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真正意義，也許正是提醒我們：民主不只是反對獨裁，更是學習如何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建立成熟而有界線的公民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核心，不是恐懼，而是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與彼此尊嚴的共同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