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0日 星期日

紀念1895年5月10日,日本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現代化的轉折

紀念1895510日,日本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現代化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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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95510日,日本政府正式成立「臺灣總督府」,任命樺山資紀為首任總督。這不只是政權更替的開始,更是臺灣歷史從傳統帝國邊陲,逐漸進入近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轉折點。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國際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大清帝國敗給大日本帝國。1895417日,雙方簽署《馬關條約》,清帝國將臺灣與澎湖割讓予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國實際有效治理的範圍,多半集中於臺灣西部平原與府城體系,對東部山區與許多原住民族領域,長期採取消極隔離政策,甚至稱之為「番地」。[有關當時使用「番」為專有名詞,並無對原住民歧視之意]


因此,日本接收臺灣後,面對的並非一個已完成現代國家整合的島嶼,而是一塊行政、交通、衛生、戶籍、教育皆極度缺乏統一制度的土地。1895529日,日本軍隊自澳底登陸後,迅速接收北臺灣主要城市,並於617日在臺北正式舉行「始政式」,宣告統治開始。但隨著軍隊向南部與山區推進,遭遇各地武裝抗日與原住民族的激烈抵抗,直到1902年前後,總督府才逐步建立對全島的有效統治。然而,若從近代化歷史的角度觀察,日本治理臺灣的前四十年,確實對臺灣社會帶來深刻改變。


首先,是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

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瘧疾、霍亂、鼠疫盛行,街道污水橫流,缺乏近代下水道與防疫制度。總督府引進西方公共衛生觀念,建立醫院、檢疫制度、自來水工程與垃圾處理機制。後藤新平與衛生學者大力推動防疫政策,使臺灣逐漸成為東亞公共衛生最進步的地區之一。今日臺北、自來水系統與近代醫療制度的基礎,多在此時建立。


其次,是基礎建設與交通現代化。

日本政府為了治理與經濟發展,大規模修築鐵路、港口、道路與橋梁。縱貫鐵路貫通南北,基隆港與高雄港現代化,郵政與電信系統建立,使臺灣首次成為具有現代交通網絡的整體社會。過去從臺北到臺南需耗時數週,如今可透過鐵路迅速往返,島嶼內部的連結性大幅提升。


第三,是近代教育與行政制度的形成。

日本建立戶籍制度、土地調查、警察制度與現代學校體系。雖然教育存在殖民階級差異,但也培育出第一代具近代知識、醫學、法律與公共參與能力的臺灣知識份子。許多後來推動臺灣民主、文化與社會改革的人物,正是在這個時期接受近代教育。


當然,我們不能浪漫化殖民統治。

日本治理臺灣的核心目的,仍是帝國利益與殖民統治。無論是土地調查、糖業發展、林野開發,皆服務於日本資本與戰略需求。臺灣人民並無真正政治自主權,言論與自治亦受到限制。尤其後期皇民化運動,更試圖塑造對天皇的絕對忠誠。


但歷史成熟的態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誠實面對複雜性。

與此同時,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統治方式,往往更加高壓。朝鮮民族文化、語言與歷史認同遭受更嚴厲壓制,三一運動後的大規模鎮壓,更凸顯殖民統治的暴力本質。相較之下,日本在臺灣則更傾向將臺灣塑造成「模範殖民地」,作為向世界展示其文明化與現代治理能力的櫥窗。


因此,1895510日,不只是「總督府成立日」,更是一個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臺灣現代性來源的重要歷史節點。


臺灣的現代化,並非單一民族主義敘事所能完全解釋。它包含原住民族的抵抗、漢人社會的轉變、殖民制度的衝擊,以及世界帝國秩序下的交會。今日臺灣所擁有的公共衛生能力、交通建設、公民社會與民主制度,固然是在戰後民主化過程中逐步成熟,但其近代制度化基礎,許多確實奠定於日本統治時期。


蘇格蘭宣教師梅監務在經驗到日本這個「外來政權」,所帶來的「秩序」和「乾淨」後,會感嘆道:「福爾摩沙確實改變了!這是否基督教的勝利?或是日本統治的勝利?日本人已經藉助政府的行動讓民眾擁有道德感。」


真正成熟的歷史觀,不是盲目歌頌殖民,也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否定一切建設成果,而是理解:臺灣人民如何在壓迫與現代化交錯的歷史中,逐步形塑自己的主體性。


而今日的臺灣,更應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公共制度。因為真正的文明,不只是鐵路與港口,更是尊重人民尊嚴、保障人權、讓人民能自由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


歷史終究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不應建立在壓迫之上;真正值得驕傲的,不只是建設,而是人民是否能成為自己土地真正的主人。




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紀念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會案」

  紀念199159日「獨立台灣會案」

從思想犯到公民——台灣民主的代價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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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159日,台灣民主轉型史上留下深刻且矛盾的一頁。就在總統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僅僅一週後,調查局人員竟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校園,逮捕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同日,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社運人士王秀惠,以及長老教會原住民傳道師Masao Nikar(林銀福)亦遭拘捕。兩天後,協助張貼文宣的魯凱族傳道師安正光(Cegau Drululan)亦被逮捕。

他們的「罪名」是什麼?不是武裝叛亂,不是暴力行動,而是——閱讀一本書、思想一個未來、談論一個國家。他們曾接觸台灣獨立運動者 史明 的思想,閱讀《台灣人四百年史》,並協助散發理念性的文宣。這些行為,在今日看來是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基本實踐,但在當時,卻可能構成《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100條所定的「內亂罪」,甚至面臨唯一死刑。

這不僅是法律的荒謬,更是威權體制對「思想」的恐懼。


▋威權的最後掙扎:思想為何成為罪?

「獨台會案」發生於解嚴後的台灣,但這個「後威權時代」顯然尚未真正來臨。國家機器仍試圖用過去的工具——《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100——來規訓人民的思想與言論。這些法律本質上將「思想」等同於「行動」,將「主張」視為「犯罪」。

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曾指出,當法律違反正義到極致時,它便失去法律的正當性。當一個國家懲罰的不是暴力,而是思想本身時,這樣的法律已經不再是維護秩序,而是製造恐懼。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壓迫中,人民開始覺醒。


▋公民的誕生:從恐懼到行動

事件爆發後,教會、學界與社會團體迅速回應。長老教會長期以來關懷人權與民主,其先知性角色再次展現,為受壓迫者發聲。學生罷課、靜坐抗議,知識分子集結成立「100行動聯盟」,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

1991517日,在強大民意壓力下,《懲治叛亂條例》火速廢止。同年9月,改革聲浪持續推進,最終在1992年完成《刑法》第100條的修正,使「思想犯」不再成為國家迫害的對象。

這是一場關於「人是什麼」的鬥爭——人民不再只是被統治的對象,而是具有尊嚴、思想與行動能力的公民。


▋信仰的使命:上主站在受壓迫者一方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獨台會案」不僅是政治事件,更是一場屬靈的試煉。聖經一再見證,上主不是沉默的旁觀者,而是為受壓迫者發聲的那一位(參考以賽亞書62:1)。

當人因思想而被囚禁,上主的公義便呼召人起來行動。

長老教會的傳道師在此案中被捕,正提醒我們:信仰從來不是抽象的靈性,而是具體地站在歷史現場。正如16世紀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所強調,真正的敬虔必然在公共生活中彰顯,特別是在對抗不義之時。

在這個意義上,「獨台會案」是一個現代版的出埃及記——從奴役走向自由,從沉默走向發聲。


▋未竟之路:民主不是完成式

1991年的抗爭帶來制度上的改革,但民主從來不是一次完成的工程,而是一條持續建造的道路。今天的台灣,享有言論自由與選舉制度,但我們仍需警醒:

  • 當黨國舊勢力擁護共產極權時,我們是否願意發聲?
  • 當社會出現對少數群體的歧視時,我們是否選擇沉默?
  • 當真理被扭曲、歷史被操弄時,我們是否願意堅持?

民主的本質,不只是制度,更是一種倫理——一種願意為他人自由承擔責任的生活方式。


▋記念,是為了行動

2015年紀錄片《末代叛亂犯》的出現,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但記念,不應止於回顧,而應導向行動。

「獨台會案」告訴我們:真正的自由,不是沒有代價,而是有人願意承擔代價。

今天,我們不再面對死刑的威脅,但我們仍面對另一種考驗——是否願意為公義發聲?是否願意為弱勢挺身?是否願意讓信仰成為推動社會轉化的力量?

願我們記得那些曾經被稱為「叛亂犯」的人,他們其實是民主的先行者。
願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建造一個屬於人民、充滿公義與憐憫的國度。

因為,真正的信仰,從來不只是仰望天國,更是讓上帝的國,臨到這片土地之上。



《末代叛亂犯》紀錄片免費觀看 https://youtu.be/KVm6Mkm-PKU

2019/12同名書籍電子檔免費下載閱讀,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ZkfvvtWM9ieY7jrgwBROOaj6Jfg99GF/view




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

1874年5月8日,牡丹社事件對臺灣主權的深層啟示

187458日,牡丹社事件對臺灣主權的深層啟示

——從「無主地」的迷思到人民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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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7458日,一場牽動東亞國際秩序的事件——牡丹社事件。這場軍事衝突,是關於「誰擁有土地」、「誰有資格成為主體」的國際法與帝國權力辯證。今日回望此事件,我們不只是紀念歷史,更是在追問:當年的「番地為無主地」論述,究竟如何影響臺灣的主權思考?


▋事件背景:帝國、漂流者與原住民族的交會

牡丹社事件的導火線,源於1871年琉球船民在臺灣南部遇難,其中部分人被排灣族部落殺害。日本政府遂以「保護琉球人民」為名,於1874年出兵臺灣南部琅𤩝地區(恆春半島),儘管此地早有少部分漢人開墾,但被大清帝國視為番界。[有關當時使用「番」為專有名詞,並無對原住民歧視之意]

然而,這場軍事行動並非單純的報復,而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國際法操作。日本藉機主張:臺灣南部「番地」並不屬於清國有效統治,因此可依國際法「先占」原則納入其勢力範圍。


▋「無主地」論述:國際法的工具,還是帝國的掠奪?

當時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在此扮演關鍵角色。他一方面將排灣族各社描述為「瑯嶠十八社(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彷彿一個具主權性質的政治體;另一方面,當轉任日本顧問時,卻提出「番地為無主地」的論述,為日本出兵提供法理基礎。

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實際反映19世紀國際法的深層問題:「文明」被用來作為判準,決定誰有資格擁有土地。

在當時歐洲主導的國際法體系中,「有效統治」(effective occupation)與「文明標準」緊密相連。原住民族即使長期生活於該地,卻因未被承認為「文明國家」,其主權被否定。這種思維,正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法理。換言之,「無主地」(terra nullius)並非事實判斷,而是一種話語權(當時原住民無文字)


▋清帝國的曖昧主權:無法治理,卻不放棄聲稱

更值得反思的是清帝國的角色。在牡丹社事件前,清廷將番界外地區視為「化外之地」,既無法治理,也不承認其為完整行政區域。這種「消極主權」策略,使其在國際法上難以主張有效統治。

然而,事件之後,清廷迅速設立恆春縣,將原住民族與漢人聚落納入行政體系,並以「宣化」、「德和」等名稱進行文化整編。這種轉變,顯示國家並非沒有能力,而是直到外力壓迫才開始「看見」這片土地。

這也揭露一個歷史現實:國家主權的主張,往往不是基於人民,而是基於權力競逐。


▋日本立場的轉變:從「無主地」到「整體領土」

更具策略性的是日本的立場轉變。在1874年時,日本主張番地為無主地;但在馬關條約(1895)之後,卻迅速改口,將「臺灣」解釋為包含平地與番地的整體領土。

這種轉變說明,「無主地」論述從來不是原則,而是工具。當有利於擴張時使用,當取得主權後則立即放棄。這提醒我們:國際法若脫離正義與人民主體,很容易淪為強權的話術。


▋原住民族的沉默:歷史書寫的缺席與不正義

牡丹社事件留下的大量史料,幾乎全由外來者書寫——日本官員、清廷官僚、西方外交官。排灣族自身的觀點,幾乎完全缺席。

這種史料不對稱,不只是學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因為當歷史只由勝利者書寫,加上當時原住民無文字,這就使得原本的土地擁有者,反而成為「無主」的存在。

然而,從當代人權與國際法的發展來看,這種情況已受到根本挑戰。例如《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強調:原住民族對其傳統土地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與19世紀「無主地」論述形成鮮明對比。


▋對今日臺灣主權的啟示:從帝國法理到人民自決

回顧牡丹社事件,我們可以得到三個重要啟示:

1. 主權不應建立在否認他者之上

「無主地」的概念,本質上是否認原住民族的存在。今日談論臺灣主權,若忽略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權利,將重蹈覆轍。

2. 國際法並非中立,而是歷史產物

19世紀的國際法服務於帝國擴張;21世紀的國際法,則逐漸轉向人權與住民自決。臺灣的未來,應建立在後者之上。

3. 真正的主權來自人民,而非歷史遺緒

無論是清帝國、日本帝國,或戰後政權,皆曾以不同方式主張臺灣。但今日的核心議題是:臺灣的主權,應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決定。


▋讓歷史成為釋放,而非枷鎖

19世紀的帝國可以輕易地宣稱「這裡沒有人」,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觀裡,只有被承認為「文明國家」的群體,才算真正的「人」。在牡丹社事件中,「番地為無主地」的論述,正是這種思想的典型表現——不是土地真的沒有主人,而是原本的主人被排除在「人」的範疇之外。這種邏輯,使帝國得以在法律與道德上同時為侵略辯護。

然而,進入21世紀,國際規範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逐步確立「人民自決」與「原住民族權利」為基本原則。土地不再是等待佔領的空白,而是承載歷史、文化與生命記憶的共同體空間。換言之,主權的正當性,不再來自強權的宣稱,而來自人民的參與與同意

在這樣的脈絡下,當代任何以歷史敘事、血緣想像或文化優越為基礎,主張對他者土地擁有主權的論述,本質上都仍停留在19世紀帝國邏輯。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長期以來建立在單一歷史敘事與國族統一的框架之上,卻忽略了當代最核心的問題: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否曾自由地表達其政治意志?

若沒有這個前提,再多的歷史論證,都難以構成現代意義上的正當性。因為在21世紀,「沒有被允許說話」本身,就已經是對主權主張的否定。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指出:任何無視人民意志的主權宣稱,都是對現代文明的背離;任何以強權壓制多元聲音的統一論述,都帶有前現代帝國的殘影。19世紀的帝國,用「沒有人」來掩蓋侵略;21世紀的責任,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說:「我們在這裡,並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及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