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紀念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05週年

 ⭕️讓人民有知識，讓臺灣有自己的聲音

——紀念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05週年

黃春生牧師

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成立大會。三百餘名會員出席，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在殖民統治的限制下，他們以文化啟蒙開拓公共空間，讓臺灣人學習理解世界，也開始共同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

紀念文協，不能只記住幾位先賢的名字，更要理解他們為何如此重視知識。當人民缺乏取得資訊、閱讀與討論的機會，統治者便容易代替人民解釋世界，甚至代替人民決定命運。教育的普及，因此與人的尊嚴、社會的自由密切相關。

蔡培火與濟南教會前身日本牧者上與二郎的交會，正呈現了文化運動、基督教信仰與公共責任彼此連結的一段歷史。

蔡培火出身教師，深知教育機會與語言門檻如何影響一般人的生活。他在1914年參加臺灣同化會時，便以推廣白話字為重要訴求；其後持續投入羅馬字運動，並於1925年出版臺語白話字著作《十項管見》。對他而言，讓人用熟悉的語言讀書、表達思想，是使知識走入日常生活的重要方法。

一個人不該因為沒有受過菁英教育，就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一種語言，也不該因為使用者缺乏政治權力，就被認為不配承載知識。從今天回望，蔡培火的努力提醒我們：文化平等，需要讓每個人都有學習、理解與發聲的機會。

留日期間，蔡培火受到植村正久牧師的影響，並於1920年在東京富士見町教會受洗。植村與臺灣人的往來，也使他逐漸看見殖民統治中的差別待遇，進而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在植村正久牧師的推薦下，上與二郎牧師前來臺灣擔任今日濟南教會第四任牧師(1918年5月～1947年5月)，是任期最長的牧師。當時，臺灣總督府許多的官員、技術者、教育家等信徒皆在此參加禮拜。如土木部次長長尾半平及府立醫專(今台大醫學院)第二任校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位社長高木有枝。

上與二郎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留下了教會走入公共教育的具體足跡。1924年至1926年，文協連續三年在霧峰林家萊園舉辦夏季學校，由林獻堂提供場地與膳宿，男女兼收。課程涵蓋宗教、歷史、哲學、憲法、經濟與科學；上與二郎講授宗教，林茂生講授哲學、西洋文明史，蔡培火則講授科學概論及人生我觀等課程。這是一個集合不同專業、共同拓展社會視野的學習空間。

宗教與科學、憲法與哲學出現在同一份課表，至今仍富有啟發性。信仰可以促使人追問生命的意義，也應鼓勵人理解制度、辨認不義，培養承擔公共責任的能力。教會若珍惜人的尊嚴，就應支持人民取得知識，讓更多人有能力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定。

文協的文化啟蒙，也與爭取政治參與相互呼應。蔡培火、蔣渭水等人投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因1923年的治警事件遭到逮捕。這段歷史讓我們看見：當人民要求組織、討論與參與的權利，殖民統治的界線便顯露出來。

105年後，臺灣已建立民主制度，文化啟蒙仍有新的工作。資訊取得更容易，辨認資訊卻未必更容易；每個人都能發言，也不表示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同樣被聽見的機會。我們需要媒體識讀、歷史教育與母語教育，也需要關心偏鄉、勞工、移民及經濟弱勢者能否平等參與公共生活。

臺灣的主體性，應在人民能夠自由思考、彼此辯論、共同決定未來的生活中持續成長。它也要求我們保障少數者的權利，避免任何掌權者壟斷歷史與真理。

紀念10月17日，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把知識帶到人群中，把公共討論的門打開。讓更多人讀得懂、問得出、說得清，也讓臺灣的未來，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書寫。

圖：文化協會第一回夏季學校1924年8月10日，在霧峰萊園開學，為期一週，共有55名學員，由林獻堂(右前4)主持，講師有連橫(臺灣史，右前5)、林茂生(倫理哲學，右前6)、黃朝清(精神療法)、上與二郎、松本安藏、渡部彌億等六人。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

每個人的時間都很寶貴，不必把每一則挑釁都當成辯論邀請。

保羅・葛拉漢的「反駁金字塔」提醒我們：辱罵、人身攻擊、糾纏語氣、沒有理由的反對，都缺乏論證力量。真正值得投入的討論，會提出證據、說明理由，並回應對方的核心主張。

守護討論空間，可以從三件事開始：

❶ 惡意洗版：直接刪除。

反覆辱罵、騷擾者，直接封鎖，不必奉陪到底。

❷ 煽動標題：停止餵養流量。

對屢次標題與內文不符、靠羞辱和對立吸引點閱的媒體，果斷退追、封鎖。

❸ 無效爭吵：及時離場。

無論背後是真人、網軍、殭屍等自動化帳號，只要不斷跳針、轉移焦點，就不必繼續消耗自己。

不同意見值得聆聽，但惡意騷擾需要界線。DH1-3都屬於紅線範圍，可以刪除、隱藏；DH4判斷一下；DH5-7友善對話。

民主需要容納異議，也需要讓願意講道理的人安心發言。把版面留給證據，把耐心留給願意對話的人。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你的生命，還有更值得投入的事。

10月16日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黃春生牧師

1978年10月16日，58歲的波蘭樞機主教卡羅爾．沃依提拉（Karol Wojtyła）獲選為第264任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他是首位波蘭籍及斯拉夫裔教宗，也是自1523年哈德良六世逝世後，455年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教宗。這次選舉，後來成為理解東歐民主轉型的重要歷史時刻。

當時，波蘭仍處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由共產黨掌權。對許多生活在鐵幕之下的人而言，國家的宣傳、監控與壓制，彷彿就是無法改變的命運。然而，一位來自受壓迫社會的教宗，向世界傳達另一個可能：政治權力再龐大，也不能壟斷人的良心。

當選六天後，他在就職彌撒中呼籲：「不要害怕！」並邀請人們向基督敞開國家疆界、經濟與政治制度。這首先是信仰的宣告；放在當時的處境中，也具有深刻的公共意義：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自稱擁有人的全部生命。

獨裁最害怕的，是人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1979年，若望保祿二世返回波蘭。他帶來的力量，在於使許多人重新看見彼此，重新相信共同生活可以建立在真理、尊嚴與團結之上。此後，他對團結工會及勞工權利的支持，成為波蘭抵抗共產專制的重要精神資源。

當然，東歐共產政權的崩解，不能歸功於單一人物。工人、知識分子、宗教團體與無數普通人的長期抗爭，加上經濟困境、國際局勢及戈巴契夫的政策轉變，共同促成歷史轉折。若望保祿二世的重要貢獻，是幫助人民相信：眼前的威權統治並非歷史的主宰者，恐懼也不會永遠主導人的生命。

紀念這段歷史，不能只停留在對過去的讚嘆。我們也盼望，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終有一天能擺脫專制統治，自由表達意見、實踐信仰、組織公民團體，並透過真正自由的政治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

今日俄羅斯雖然解散共黨，但本質仍是獨裁統治；我們所反對的，是壓制人民、拒絕問責、以暴力維持權力的專制統治。反對中共政權的壓迫，不等於仇視中國人民；反對俄羅斯的侵略與鎮壓，不等於敵視俄羅斯人民；反對北韓的世襲獨裁，更應包含對北韓人民苦難的深切關懷。

我們期待的，是人民得到自由，而不是人民承受另一場災難。

若望保祿二世留下的啟示，也要求民主社會自我省察。他在《百年》通諭中，把人的尊嚴與權利視為衡量制度的根本尺度，並肯定法治、參與及制衡權力的重要。推翻專制之後，仍須建立保障人的制度。

因此，我們紀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應珍惜並深化自己的民主。民主的品質，體現在掌權者是否接受監督、少數者是否受到保障、勞工是否獲得公平待遇，以及脆弱處境中的人是否有人同行。任何政黨，都不能以保衛民主之名，要求人民放棄批判與問責。

從基督信仰而言，任何國家、領袖與政黨都不能取代上主。當政權要求人把良心交出去，教會就有責任見證人的尊嚴；當權力要求人對受害者保持沉默，信徒就應站在受壓迫者身旁。

鐵幕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終究仍然倒下。這不表示自由會自動到來，而是提醒我們：專制並非永恆，公民的勇氣、彼此的團結與持續的實踐，確實可能改變歷史。

願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迎來免於恐懼的日子；願政治犯重獲自由，流亡者平安返鄉，孩子不必靠歌頌領袖換取安全。

也願我們記得：盼望終結專制，就從今天守護民主、自由、公義，守護每個人的尊嚴開始。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黃春生牧師

1984年10月15日，筆名「江南」的作家劉宜良，在美國加州大理市自宅車庫遭到暗殺。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吸收竹聯幫首領陳啟禮，由吳敦、董桂森執行槍殺。國民黨政府所屬情報機關與黑幫共同奪走一名作家的生命，讓威權統治的暴力跨越國境，也讓台灣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統治者究竟保護誰？

四十二年後，紀念江南案，應當重新思考台灣民主的基礎。民主必須使每一個人，包括批判政府、反對執政黨的人，都能免於權力的任意侵害。一個人不必先證明自己愛國、忠誠或政治立場正確，才能享有生命、自由與法律的保障。

▋從威權的國家，走向人民的國家

江南撰寫的《蔣經國傳》，並非全然否定蔣經國，書中甚至包含肯定其施政的內容。然而，觸及統治者不願公開的歷史，仍可能被視為不可容忍的冒犯。威權體制所要求的，是人民接受由統治者決定的真相。

民主則要求掌權者接受另一套原則：公共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總統的聲望、政黨的利益與家族的尊嚴，都不能凌駕人民的權利。

因此，批判統治者是公民自由的一部分；調查政府是公共監督的一部分；追問歷史責任，是使治理值得信任的必要工作。

台灣民主化的深層意義，正在於重新界定統治權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有權決定誰來治理，也有權要求治理者說明、改正，並在失去信任時離開職位。統治機關必須服務公共利益，不能成為領袖維護權威的私人工具。

▋治理的安全必須接受民主約束

江南與情報機關之間，確有複雜的往來。但這些關係，都不能使暗殺成為合法手段。即使政府懷疑一個人涉及違法，也必須提出證據，透過正當程序，由獨立法院審理。

這條界線，對今天的台灣尤其重要。

面對外部威脅，台灣需要可靠的國防、專業的情報與有效的反滲透能力。然而，政治安全的目的，是保護人民得以自由生活的民主共同體。安全機關的權力越大，越需要明確的法律授權、國會監督、司法審查與責任追究。

必要的機密可以受到保護，但違法行為不能永遠藏在機密之後。政府必須依法區分言論、異議與具體危害行為，不能以政治立場替代犯罪證據。

守護台灣，必須同時守護台灣人民免於任意監控、迫害與暴力的權利。民主制度的韌性，就在於它能抵抗威脅，也能約束自己手中的權力。

▋民主不是統治者給予的恩賜

江南案重創蔣氏政權的正當性，衝擊家族接班的可能。1985年，蔣經國公開宣示家人不會競選繼任總統。

然而，台灣民主化有多重動力，包括人民長年的抗爭、社會變遷、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體制內部的調整。江南案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危機，不能被寫成民主化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用後來的改革，抵銷此前的國家暴力。

如果只從掌權者的決策理解民主化，受害者與抵抗者就容易再次消失。那些被監禁、被列入黑名單、失去工作與家庭團聚機會的人，以及持續要求真相的家屬，都應當在台灣民主的歷史中得到位置。

民主的正當性，來自人民有權參與、監督與改變制度。任何政黨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民主，也不能因為曾經對民主有所貢獻，就要求人民停止批判。

▋轉型正義，使掌政者學會負責

江南案的涉案者受到判刑，卻未使所有責任問題就此終結。受害者需要的，包括命令如何形成、機關如何運作，以及制度為何容許殺人任務被執行的完整說明。

國家人權記憶庫指出，政府在1990年以「人道恩賜金」名義，支付145萬美元與江南遺孀崔蓉芝達成和解。這個名稱反映的，仍是由上而下的權力姿態：受害者爭取的權利，被描述成政府給予的恩惠。

轉型正義應當改變這種關係。統治者承認侵害、回復名譽、提供賠償與保存記憶，是公共責任。公開檔案、釐清責任與改革制度，才能讓道歉具有實質內容。

這項工作也必須超越政黨利益。無論加害者屬於哪個政黨、受害者持何種立場，都應適用相同標準。只有如此，歷史記憶才能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約束權力的基礎。

▋民主的品質，要看人民能否免於恐懼

江南案揭露國民黨統治機關與黑幫合作的危險，也提醒我們：暴力與公共權力之間，必須有不可逾越的界線。

當威脅、恐嚇或利益控制進入政治生活，人民即使擁有選票，也可能無法自由表達意見。民主因此需要持續防止組織犯罪介入選舉、政黨與公共資源分配，讓公民參與不必以安全為代價。

同樣地，民主的品質也要從處境脆弱者的生活來衡量。勞工能否爭取權益而不受報復？原住民族能否參與影響土地與文化的決策？移民與少數群體能否受到平等保障？受害者能否要求公道，而不被權勢者迫使沉默？

這些問題都在追問同一件事：制度是否讓每一個人的聲音具有分量？

▋教會的責任：陪伴受害者，約束權力

對教會而言，紀念江南案也是信仰的自我檢視。我們是否曾因領袖自稱反共、愛國，或對教會友善，就忽略他所領導體制中的侵害？

改革宗傳統對人的罪與權力保持警覺。掌權者同樣需要受到約束，不能因其身分、功績或宗教表態，就被免除責任。這項神學理解可以支持我們重視制度監督，但任何現代制度仍須接受實際檢驗，不能被直接神聖化。

教會實踐行公義、好憐憫，應當從傾聽受害者開始，陪伴家屬追求真相，支持公共權力接受問責，也為容易被社會排除的人爭取發言與參與的空間。

台灣民主值得珍惜，因為它使人民能夠公開揭露錯誤、要求改革，並共同決定未來。珍惜民主，也意味著願意持續修補它的不足。

江南案留給台灣的考驗，直到今天仍然清晰：我們能否建立一個讓寫作者安心寫作、讓異議者自由發言、讓受害者得到公道的國家？

讓下一代拿起筆時，不必先猜測權力容許他寫到哪裡；讓每一個人民面對統治政權時，都能確信自己的生命與尊嚴受到保障。這是台灣民主必須持續履行的承諾。

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黃春生牧師

10月14日，是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誕辰120週年。紀念她，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當權力要求我們配合不義，我們是否仍願意思考、判斷，並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鄂蘭出生於德國漢諾瓦附近的林登，出身猶太家庭。她曾在馬堡大學追隨海德格研究哲學，後於海德堡在雅斯培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納粹迫害使她流亡，最終抵達美國，並於1951年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對她而言，國籍、權利與政治自由，是失去家園的人切身承受的現實。

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三個面向，探究現代政治災難。她關心的是：什麼樣的制度、思想與社會條件，竟能把人變成可以排除、支配，甚至消滅的對象？極權統治的危險，在於它企圖摧毀人的多樣性與自主行動，使人不再作為有尊嚴的個體存在。

然而，最引起爭論的，是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性報告》。

鄂蘭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面對這名參與組織猶太人驅逐與死亡運輸的官員，她注意到的，是他反覆使用套話、職務語言與自我辯解，難以從他人的立場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她以「邪惡的平庸性」描述這種令人不安的現象。

「平庸」絕不表示罪行輕微，更不是替加害者開脫。它提醒我們：可怕的惡行，可能透過看似普通的工作流程、行政分工與升遷追求被執行。當受害者被縮減成名單、數字與運輸問題，效率便可能成為暴力的助手。

一個人能把工作做得很熟練，卻未必願意問：這工作是否服務邪惡、是否正在傷害人？

不過，忠於鄂蘭的思考精神，也必須正視她的判斷受到挑戰。貝蒂娜．施唐內特等研究者，依據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談話與相關史料，指出他具有強烈的反猶意識形態，不能只被理解成缺乏思想的官僚。另一方面，法哲學家大衛．盧班仍主張，這些發現未必推翻鄂蘭的全部洞見。這是一場持續的學術爭論，不能把其中一種解釋當成定論。

即使如此，鄂蘭提出的責任問題仍然尖銳。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語中，她以自己認為法庭應向被告說出的判詞，寫下可譯為：「在政治中，服從與支持是一回事。」這不是法官實際宣讀的原句，而是她對政治責任的論證。

這句話迫使我們追問：當我們實際參與執行傷害人的政策，能否只用「奉命行事」卸除責任？

但也必須謹慎：政治責任、道德責任與刑事罪責，不能混為一談。是否構成犯罪，仍須依具體行為、主觀要件、脅迫情境與證據判定。我們尤其不能把遭受恐怖統治、欠缺逃離條件的受害者，與主動設計、推動迫害的人等量齊觀。

對台灣而言，鄂蘭的提醒，不必依靠把任何政治對手直接比作納粹。真正值得學習的，是檢查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是否查證資訊？是否容許異議？是否只因立場相近，就替掌權者的失誤辯護？當弱勢者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們是否仍肯站出來？

民主需要選票，也需要選舉之間持續運作的公民判斷。公務員、教師、媒體工作者、企業主管與宗教領袖，都不能把職務當成良知的替代品。「大家都這樣做」，從來不是傷害他人的充分理由。

鄂蘭對自由的理解，更帶來積極的盼望。在她的政治思想中，自由透過人們在公共領域的言說與共同行動得到實現；我們能與不同的人一起開始新的事情，共同塑造生活的世界。

從基督信仰出發，這也呼喚教會反省：我們是否將順服權威，誤當成免除判斷的理由？使徒行傳5:29所表達的「順從上帝，勝過順從人」，提醒信仰群體，任何人的命令都不能取代對上主的忠誠。行公義、好憐憫，要求我們看見制度背後具體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排除與犧牲的人。

紀念鄂蘭，不只是記住一句警語，而是練習成為有判斷力、有責任感的公民。

願我們不把良知交給命令，不把真相交給宣傳，也不把共同的未來交給少數掌權者。自由，需要我們一起參與；不義，需要有人勇敢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