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鐵道之父——長谷川謹介

 ⭕️臺灣鐵道之父——長谷川謹介

1899年11月8日，臺灣鐵道建設的重要轉折

黃春生牧師

一條鐵路，可以改變一座城市；一條縱貫南北的鐵路，更可以改變整個臺灣國家的經濟、產業與人民生活。

1899年11月，臺灣總督府成立鐵道部，由日本鐵道工程師長谷川謹介（Hasegawa Kinsuke，1855—1921）擔任技師長，負責推動縱貫鐵路建設。這項工程不僅改變臺灣的交通運輸，也深刻影響臺灣走向近代社會的歷史進程。長谷川謹介因此被後世尊稱為「臺灣鐵道之父」。

▋劉銘傳開啟臺灣鐵路建設

臺灣鐵路的歷史始於1887年，大清帝國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開始推動鐵路建設，原本計畫興建從基隆延伸至臺南的南北鐵路。

1893年，基隆至新竹的鐵路完工，總長約106.7公里。這是臺灣第一次擁有近代鐵路運輸系統，在當時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然而，受到財政、技術與地形條件限制，這條鐵路存在不少工程問題。部分路段坡度高達千分之五十，也就是每前進20公尺，便上升1公尺；部分急彎的曲線半徑甚至只有56公尺。這些設計限制列車速度，也影響運輸效率與載重能力，後來棄用。

在近代工程技術與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興建鐵路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突破。劉銘傳開啟臺灣的鐵路時代，而長谷川謹介則在既有基礎上，推動規模更大的鐵路改良與建設。

▋長谷川謹介來臺：從軍事鐵路到經濟動脈

1895年，日本開始統治臺灣。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很快認識到，若要經營臺灣，必須建立縱貫南北的交通網絡。鐵路除了具有軍事調動、行政統治的功能，更是運送農產品、原料與商品的重要基礎設施。

1898年，兒玉源太郎擔任臺灣總督，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進一步推動縱貫鐵路計畫。在後藤新平的支持下，曾參與日本重要鐵路工程的長谷川謹介獲得推薦，以高等官二等、年俸3,500日圓的待遇，於1899年4月來臺，擔任鐵路建設的技術主管。同年11月，臺灣總督府成立鐵道部，長谷川出任技師長，成為縱貫鐵路工程的核心領導者。

長谷川最重要的貢獻，不只是監督施工，而是重新思考鐵路的功能與路線。劉銘傳的鐵道規劃著重軍事需求，部分路線偏向山麓地帶。長谷川則主張，鐵路應兼顧工程可行性、經濟效益，以及人口聚落與產業運輸的需求。因此，他重新檢討原有路線，使鐵路逐步從軍事運輸工具，轉變為支撐經濟活動的交通動脈。這項轉變，也決定了此後臺灣西部交通與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臺灣進入新的交通時代

在長谷川謹介主持的技術團隊，以及無數工程人員與勞動者的共同努力下，臺灣縱貫鐵路逐段完成。

1908年4月20日，基隆至打狗（今高雄）的縱貫鐵路全線完工，全長約404公里。同年10月24日，臺灣總督府在臺中公園舉行盛大的全線通車慶祝典禮。這是一個改變臺灣歷史的重要時刻。

過去南北往返，必須依賴步行、轎運、牛車或海上船舶，往往需要數日，甚至更長時間。縱貫鐵路完成後，南北交通可以在一日內完成。

鐵路大幅提高了人員移動與貨物運輸的效率。農業生產可以更迅速地連結城市與港口；工業原料及商品得以大量運送；不同地區的市場開始整合；城鎮、車站與商業聚落也隨著鐵路發展而改變。

臺灣逐漸形成以鐵路、港口及都市為核心的近代交通網絡。從基隆到打狗，不再只是分散的地方社會，而逐漸成為彼此連結的經濟與生活空間。鐵路不僅運送旅客與貨物，也讓新的生活方式、知識、文化與社會關係沿著鐵道流動。

▋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必須看見歷史的兩面

不過，談論臺灣鐵路現代化，也必須正視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日本政府投資鐵路，並不只是為了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鐵路同時服務於殖民統治的軍事調動、行政管理與資源運輸，也有助於將臺灣的農業、糖業及其他產業納入日本帝國的經濟體系。換言之，臺灣的交通現代化與殖民統治密切交織。

此外，鐵路建設也不是少數官員或技師便能完成的事業。從測量、開山、築路、架橋，到隧道開鑿、軌道鋪設與後續維修，還有無數臺灣本地與日本勞動者付出汗水，承擔艱難的工作與工程風險。

真正完整的鐵道史，除包括總督、官員與工程師的名字，也必須記得那些在工地上付出勞動、卻很少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民。因為歷史上的重大建設，從來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力量完成。

▋從臺灣鐵道之父，看見公共建設的真正價值

1908年，縱貫鐵路完成後，長谷川謹介返回日本，歷任鐵道院重要職務，並於1918年升任鐵道院副總裁。他對臺灣的貢獻，不僅在於完成一條縱貫鐵路，更在於建立鐵路工程、營運管理與制度發展的重要基礎。

如今，我們回顧長谷川謹介的歷史，除了紀念近代鐵路工程的成就，也應進一步思考公共建設的意義。一個社會的進步，不只是交通速度更快、工程規模更大，或經濟產值更高。

真正值得追求的現代化，還應包括交通平權、區域均衡、勞動安全、環境永續，以及讓不同階層的人民都能享有公共建設的成果。

如果鐵路只服務權力與資本，便可能成為資源集中與社會不平等的工具；但如果交通政策以人民福祉為核心，鐵路便能成為連結城鄉、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力量。

交通建設的最高價值，不只是縮短兩地之間的距離，更是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1899年11月，長谷川謹介成為臺灣鐵路建設的重要技術領導者。127年後的今天，我們紀念這位「臺灣鐵道之父」，也紀念所有參與臺灣鐵路建設的無名英雄。願臺灣繼續發展安全、便捷、平等而永續的公共交通，使鐵道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動脈，更成為人民共同生活、自由移動與社會公義的道路。

1989年11月7日｜奴隸的孫子成為州長

 

⭕️1989年11月7日｜奴隸的孫子成為州長

突破種族藩籬：美國首位民選非裔州長的誕生

黃春生牧師

1989年11月7日，美國政治史寫下重要的一頁。這一天，民主黨籍的道格拉斯．懷爾德（Lawrence Douglas Wilder）當選維吉尼亞州州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經由人民普選產生的非裔州長。同一天，紐約市也選出了歷史上第一位非裔市長大衛．丁金斯（David Dinkins）。

兩場選舉相隔數百公里，卻共同見證了美國民權運動經過數十年奮鬥之後，逐漸轉化為實質政治參與及代表權的歷史成果。

然而，懷爾德當選的意義，不僅是美國出現了一位非裔州長，更在於他當選的地方——維吉尼亞州。

▋從奴隸制度的中心，走向非裔州長的誕生

維吉尼亞州在美國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Richmond）曾是美利堅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首都。這個以維護奴隸制度為核心爭議之一的分離政權，象徵美國歷史上深刻的種族衝突。

即使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奴隸制度正式廢除，種族歧視仍長期存在於美國南方社會。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決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反憲法。然而，維吉尼亞州的白人政治領導階層卻發起所謂「大規模抵抗」（Massive Resistance），企圖阻止學校實施種族融合。

1956年，維吉尼亞州甚至通過相關法律，允許政府關閉面臨廢除種族隔離命令的公立學校。這意味著，直到20世紀中葉，維吉尼亞州仍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企圖透過國家制度維護種族隔離。

然而，僅僅三十多年之後，一位祖父母曾經身為奴隸的非裔美國人，竟然透過民主選舉，成為這個州的最高行政首長。曾經以法律維護種族隔離的土地，如今透過選票選出非裔州長。這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勝利，更是美國民主制度在漫長歷史中逐步修正不義的象徵。

▋懷爾德的勝利：跨越種族界線的政治聯盟

懷爾德1931年出生於里奇蒙，曾參與韓戰，退伍後取得霍華德大學法學學位，成為律師。1969年，他當選維吉尼亞州參議員，成為20世紀該州第一位非裔州參議員；1985年又當選副州長，成為該州第一位經由全州選舉產生的非裔公職人員。

1989年，他再度突破政治藩籬，挑戰州長職位。懷爾德採取的競選路線值得注意。他並未將選舉完全建立在族群認同的動員上，而是以財政紀律、經濟治理、公共安全及個人權利等議題，爭取不同族群選民的支持。

在當時高度爭議的墮胎政策上，他支持女性的選擇權，藉此與共和黨候選人馬歇爾．科爾曼（J. Marshall Coleman）形成政策區隔。

懷爾德是一位財政立場較為保守、社會議題則有自由派主張的民主黨政治人物。他試圖建立跨越種族與政黨傳統界線的選民聯盟。根據當時的選後分析，他取得約40%至43%的白人選票支持。

這場選舉證明，非裔候選人不必僅僅依賴非裔選民，也可能透過跨族群的政治合作，在南方州的全州選舉中取得勝利。

不過，這種溫和競選策略也留下值得討論的問題：當少數族群政治人物必須淡化自身族群身分，才能獲得更多主流選民支持時，究竟是種族平等已經向前邁進，還是社會仍然要求弱勢者適應多數族群所制定的政治規則？這正是民主政治值得持續反思的課題。

▋僅以6,854票勝出：民主突破背後的種族偏見

這場歷史性選舉，勝負極為接近。根據1989年11月27日公布的正式認證結果：懷爾德獲得897,139票；科爾曼獲得890,285票。雙方僅相差6,854票，得票差距約為0.38個百分點。懷爾德最終獲得約50.19%的選票，贏得這場歷史性選舉，並於1990年1月就任州長。

然而，這場選舉也揭露美國社會尚未完全克服的種族偏見。選前部分民意調查顯示，懷爾德領先科爾曼約10個百分點，實際開票結果卻幾乎勢均力敵。

政治學界因此關注一種被稱為「懷爾德效應」（Wilder Effect），亦稱「布拉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的現象。

其主要假說是：部分白人選民接受民意調查時，可能因為社會期待或擔心被認為具有種族偏見，而表示支持非裔候選人；但在匿名投票時，卻做出不同的選擇。

1991年，政治學者Steven E. Finkel、Thomas M. Guterbock及Marian J. Borg發表研究，指出1989年維吉尼亞州選舉的民調，確實存在訪員族群身分與受訪者回答之間的關聯。

不過，後續研究也提醒我們，不能將所有民調誤差都歸因於種族偏見。投票意向的最後變化、民調方法，以及領先者支持率被高估，都可能影響結果。

2009年，政治學者Daniel J. Hopkins分析1989年至2006年間180場州長與聯邦參議員選舉，發現明顯的懷爾德效應主要集中於1990年代初期，並非永遠存在的普遍現象。

這些研究揭示一個重要問題：法律上的平等，不代表社會心理中的歧視已經消失；公開宣稱支持平等，也不必然等於實際行動已經超越偏見。

民主政治不僅需要公平選舉，也需要持續面對社會結構與文化中不易察覺的歧視。

▋從1872年到1989年：一百多年的漫長道路

嚴格來說，懷爾德並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州長的非裔人士。1872年，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的路易斯安那州，非裔副州長平克尼．本頓．史都華．平克貝克（P. B. S. Pinchback），曾因州長遭到彈劾程序而代理州長約五週。

因此，平克貝克是美國第一位實際擔任州長職務的非裔人士；懷爾德則是第一位透過人民普選當選州長的非裔人士。兩人之間，相隔117年。

這段漫長歲月，包含奴隸制度廢除後的重建時期、南方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的種族隔離制度、非裔選民遭受剝奪投票權，以及1950至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

從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公車種族隔離，到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領導非暴力民權運動，再到1964年《民權法》與1965年《投票權法》通過，無數人的抗爭才逐漸打開政治參與的大門。

1989年的選舉並非突然降臨的奇蹟，而是長期公民運動、法律改革、選民組織及政治參與共同累積的成果。同一天，大衛．丁金斯當選紐約市首位非裔市長，同樣象徵非裔政治代表權向前推進。

這些成果也為後來的非裔政治人物提供重要的歷史先例，包括2008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然而，歷史的進步並非直線發展。非裔政治人物當選，並不代表種族不平等、貧富差距或制度性歧視就此消失。

▋民主不只是選出不同膚色的領導人

從懷爾德當選州長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思考民主政治更深層的意義。

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讓過去被排除、被歧視、被剝奪權利的人，真正成為具有尊嚴、權利與政治影響力的公民。

當一位奴隸的孫子，能夠在昔日邦聯首都所在的州當選州長，這是歷史性的制度突破。但我們也應追問：政治代表性的提升，是否同時帶來教育、住房、醫療、就業與司法制度的公平？

因為真正的平等，不應僅止於讓少數族群有機會成為統治者，更應使所有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尊嚴。

聖經先知阿摩司曾宣告：「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這段經文原本是對古代以色列宗教禮儀與社會不義之間矛盾的先知批判。從公共神學的角度延伸思考，它提醒今日的信仰群體：公義不應只是口頭宣告，而必須成為社會制度與公共生活的實際原則。

1989年11月7日，懷爾德與丁金斯的當選，留下了一項值得紀念的民主成就。但這一天更重要的歷史意義，或許不只是「第一位非裔州長」與「第一位非裔市長」的出現，而是提醒世人：民主的進步，在於讓曾經被排除的人有權參與決定社會的未來；民主的成熟，則在於不再讓任何人的膚色、出身或身分，成為阻礙其尊嚴與權利的藩籬。

歷史上的種族隔離制度，可以透過法律與政治運動被拆除；然而，人心中的偏見與社會中的不平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續努力改變。

懷念父親：那個不敢大聲談論民主的年代

 ⭕️懷念父親：那個不敢大聲談論民主的年代

黃春生

父親於2012年2月22日安息主懷，至今已經十四年了。有時回想起父親，最令我難忘的，不只是他對家庭的愛，還有他對台灣民主的熱情。

1980年代，正是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那時候，父親只要有空，就跟朋友，一起去聽黨外人士的演講會。

我還記得，有次父親聽完演講回到家，便興奮地向母親描述現場的情況。他說得眉飛色舞，彷彿還沉浸在演講現場的熱烈氣氛中。從他的語氣，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的人們，對自由與民主有多麼深切的渴望。

然而，母親總是有些緊張，不時提醒父親：「小聲一點！」

母親甚至特別叮嚀我：「出去不要亂說話！」

年少的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為什麼父親只是去聽一場演講，回家分享所見所聞，母親卻如此緊張。

後來才逐漸理解，原來在那個年代，說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竟然需要勇氣；聆聽不同的政治聲音，也可能帶來風險。

台灣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即使解嚴之後，長期威權統治留下的恐懼，也沒有在一夕之間消失。許多人早已習慣謹言慎行，深怕一句話說錯，就惹來麻煩。

父親的興奮與母親的擔憂，正好構成那個時代的縮影。

父親渴望自由，母親擔心失去自由。

一個家庭裡，竟然同時存在著對民主的期待，以及對威權的恐懼。多年以後，我才真正明白，父親當年與朋友一起去聽演講，不僅是一種政治關心，更是在那個言論受到限制的年代，努力尋找不同的聲音，盼望台灣能夠有不一樣的未來。

台灣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它是許多民主前輩不畏打壓、犧牲自由，甚至付出生命，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也有更多像父親一樣的平凡人民，透過參與集會、聆聽演講、關心公共事務，匯聚成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那些年，許多人的名字不曾出現在歷史課本裡，但他們對自由的期待，卻真真實實地參與了台灣民主的歷史。

如今，我們可以公開批評政府、自由參與集會、透過選票決定政治領導者，這些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權利，在父親年輕的年代，卻是必須努力爭取的夢想。

我常常想，如果父親還在世，看到今日台灣的民主發展，他會有多少感慨？又會如何看待民主社會面對的新挑戰？

民主不只是選舉，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尊重不同意見、守護人的尊嚴、限制權力的濫用，並且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

身為基督徒，我也深信，真正的自由不能離開公義，真正的公義不能缺少憐憫。信仰提醒我們，不僅要珍惜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也要關心那些至今仍然無法自由說話、無法免於恐懼的人。

爸爸，謝謝您。

謝謝您讓我從小看見，一個平凡的人，也可以對這塊土地懷抱深切的愛與期待。

您當年在演講會中聽見的民主呼聲，如今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就是不讓下一代重新活在「出去不要亂說話」的恐懼裡。

懷念父親，也願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繼續在這塊土地上扎根、生長。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和合本）

願公義成為我們共同守護的價值，也成為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