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4日，中國官員來台，警察暴力侵害台灣人權

 

⭕️2008年11月4日，中國官員來台，警察暴力侵害台灣人權

—上揚唱片因台灣歌謠遭警察禁播事件

黃春生牧師

2008年11月4日，台北市中山北路的一家唱片行，因為播放一首台灣歌謠，竟然遭到警方進入店內要求停止播放音樂，甚至發生強制關閉店門的爭議。

這起發生在「上揚唱片行」的事件，成為台灣民主化後，警察維安權力與人民言論自由發生衝突的代表性案例，也成為隨後「野草莓學運」的重要歷史背景。

▋從中國官員訪台到警民衝突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進入以恢復協商、擴大經貿交流為核心的新階段。然而，當年中國爆發震驚國際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原料進入台灣市場，造成民眾對中國食品安全及政府把關能力的高度疑慮。

10月21日，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孔廟參訪時，遭到抗議群眾包圍。過程中發生推擠，張銘清跌倒，事件引發兩岸高度關注。11月3日，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團抵台，準備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舉行第二次「江陳會談」。

馬英九政府以維護訪賓安全為由，部署大批警力，對陳雲林住宿及活動周邊實施嚴格交通與人員管制，甚至禁止懸掛與手持「中華民國國旗」。在維安過程中，陸續傳出警方阻止民眾展示旗幟、限制抗議活動、使用警棍與盾牌驅離群眾等爭議。

當政府為了保護中國官員的安全，而讓台灣人民行使基本自由受到限制時，一個民主國家究竟應該如何衡量安全與人權？

這個問題，在11月4日晚上，因為一首台灣歌謠而具體浮現。

▋一首〈戀戀北迴線〉，竟然引來警察

11月4日晚間，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在台北國賓大飯店宴請陳雲林一行人。飯店周邊聚集抗議民眾，警方則部署大批警力維持秩序。

位於中山北路與民生東路口的「上揚唱片行」，就在衝突現場附近。上揚唱片長期支持台灣音樂創作，創辦人林敏三、張碧夫婦致力於推廣古典音樂、台灣本土作曲家及台灣歌謠，為台灣音樂文化保存留下重要貢獻。

根據上揚唱片事後發表的聲明，當晚店員應顧客試聽要求，播放《台灣之歌》第二輯。播放至第11首、黃麒嘉創作的〈戀戀北迴線〉時，店外有民眾隨著音樂跳舞、打拍子。

這原本只是唱片行日常的營業活動。然而，警方先要求降低音量，隨後時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局長李漢卿率領員警進入店內，要求關閉音樂。

上揚唱片指稱，警方不僅要求停止播放歌曲，更強制店家拉下鐵捲門，影響正常營業。這項處置立刻引起周圍民眾強烈不滿，現場爆發激烈抗議。

一家唱片行播放台灣歌謠，究竟如何構成必須動用警察強制力的公共危險？

警方以噪音及現場秩序為由說明處置，但店家與人權團體質疑：即使存在音量爭議，警方是否有法律依據進入營業場所，並要求店家停業？問題的核心，不只是歌曲的音量，而是統治者公權力的法律界線。

▋當維安凌駕自由，民主便面臨考驗

11月5日，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及綠黨等團體，針對上揚唱片事件提出刑事告訴，指控警方涉及違法搜索及強制等罪嫌。

人權團體質疑警方在欠缺搜索票及充分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進入店內、干預音樂播放與正常營業。

這起事件涉及的不只是個別店家的權益，更包括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營業自由，以及國家行使強制權力時必須遵守的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

民主國家的警察當然有維護公共安全的責任。面對抗議群眾，也有保障訪賓人身安全、避免暴力衝突的義務。但是，維護安全不代表可以無限制地剝奪自由；執行公務也不代表警察可以超越法律。

尤其當抗議對象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中國官員時，執法更必須保持政治中立，不能因為人民表達不同立場，就受到差別待遇。人民有權支持兩岸交流，也有權反對兩岸政策。這兩種權利，都應受到民主憲政的保障。

▋從上揚唱片到野草莓學運

上揚唱片事件發生後，台灣社會對於警方維安措施的質疑持續升高。2008年11月6日，學生與知識界人士在行政院前展開靜坐，抗議警方在陳雲林訪台期間的執法爭議，並要求改革《集會遊行法》。這場行動後來發展成為「野草莓學運」。學生要求政府為侵害人權的爭議負起政治責任，並主張修改限制人民集會自由的法律制度。

從一間唱片行到學生靜坐現場，事件凸顯了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人民的自由不是政府賞賜的恩惠，而是國家必須尊重、保障的基本權利。

台灣歷經長期戒嚴與威權統治，才逐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解嚴之後，國家公權力仍然必須接受持續監督，民主才不會停留在定期選舉的形式。

▋歷史的提醒：不應再讓任何歌曲成為禁忌

回顧2008年11月4日的上揚唱片事件，最令人深思的，並不只是警察進入唱片行的畫面，而是整個事件反映出國家安全、政治權力與人民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

政府可以推動兩岸協商，可以邀請中國官員訪問，也有責任維護訪賓安全。但是，這些政策與責任都不能成為忽視憲法保障的理由。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沒有反對聲音的社會，而是能夠容許不同政治意見和平表達的社會。一個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不需要害怕人民唱歌、舉旗或提出批評。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警察制度，也不應將政治反對者視為必須壓制的對象。

2008年11月4日，上揚唱片行播放的，不只是一首〈戀戀北迴線〉。那場爭議讓台灣社會再次思考：民主究竟是什麼？自由又該由誰來保障？

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值得我們記住。因為民主不只是人民能夠選出政府，更是人民能夠自由批評政府，而不必因此恐懼。

讓音樂自由播放，讓人民自由發聲，讓統治權力永遠受到憲法與人權的約束。這正是上揚唱片事件留給台灣民主社會的重要歷史提醒。

1534年11月3日，英格蘭議會通過《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1534年11月3日，英格蘭議會通過《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黃春生牧師

1534年11月3日，英格蘭宗教改革議會（Reformation Parliament）展開新一會期，並在該會期通過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這項法案正式承認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為英格蘭教會在地上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使英格蘭教會脫離羅馬教宗的司法管轄。

嚴格來說，11月3日是議會新會期開始的日期，而非《至尊法案》完成立法的確切日期。該法案於1534年12月18日獲得御准。 因此，11月3日更適合紀念這場歷史性立法進程的開始。

這場改革不僅改變英格蘭教會的歷史，也提出一個至今仍值得基督徒思考的問題：教會究竟屬於基督，還是屬於掌握政治權力的人？

一、從「信仰的維護者」到與羅馬教宗決裂

亨利八世原本是一位忠誠的羅馬天主教徒。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起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公開反對路德的主張。1521年，他發表《七聖事辯護》（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維護天主教會的聖事教義及教宗權威。

教宗良十世（Leo X）因此授予亨利八世「信仰的維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稱號。

歷史的諷刺在於：一位曾經為教宗權威辯護的國王，十多年後竟然成為英格蘭脫離教宗管轄的主要推動者。此後，英格蘭國會又於1544年立法，將「信仰的維護者」頭銜賦予亨利及其繼承者，使之延續為英國君主的稱號之一。

亨利八世與第一任妻子亞拉岡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育有女兒瑪麗，但沒有存活至成年的男性繼承人。擔憂王位繼承問題，又希望與安妮．博林（Anne Boleyn, 約1501或1507–1536）結婚的亨利，開始尋求宣告原有婚姻無效。

然而，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未同意他的要求。這件事也受到當時歐洲王朝政治，特別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影響。

亨利八世因此遷怒於大法官、約克總主教兼樞機主教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 約1473–1530），認為他未能成功促成婚姻無效的裁決。

1529年，沃爾西失勢，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接任大法官。另一方面，支持國王婚姻主張的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於1533年就任坎特伯里總主教，並宣告亨利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

國王的婚姻問題，逐漸演變成一場重新界定國家主權、教會權威及宗教忠誠的政治與宗教變革。

二、1534年《至尊法案》：國王成為教會最高元首

1534年，亨利八世透過議會立法，正式確立國王對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權威。《至尊法案》（26 Henry VIII c. 1）的核心，就是承認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在地上的最高元首，並賦予他改革教會、糾正錯誤與處理教會事務的法定權力。

這項法律具有三個重大意義：

1.英格蘭教會正式脫離羅馬教宗的司法管轄。原本由教宗所主張的最高教會管轄權，轉移至英格蘭王權。

2.國王權力進一步進入宗教領域。宗教不再只是信仰問題，也成為國家治理與政治忠誠的問題。

3.英格蘭宗教改革逐漸形成一套新的政教關係。其後，亨利八世政府推動修道院解散、財產收歸王室等措施，深刻改變英格蘭的宗教與社會結構。

但必須注意，亨利八世的改革與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所推動的神學改革，起點並不相同。

路德的改革核心在於福音、因信稱義與聖經權威；亨利八世與羅馬決裂的直接動力，則主要涉及婚姻繼承、王權與教會管轄。

當時的英格蘭教會仍保留許多傳統天主教的教義、禮儀與主教制度。英格蘭教會走向具有新教特色的聖公宗傳統，是經過後續數十年持續的神學、禮儀及制度變革才逐漸形成。

因此，脫離教宗權威，不必然等於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教會；有時只是將宗教權力從一個權威中心轉移到另一個權威中心。

三、從最高元首到最高治理者：伊莉莎白一世的調整

亨利八世去世後，英格蘭經歷一連串宗教政策的轉折。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在位期間，英格蘭教會進一步朝向新教改革；瑪麗一世（Mary I）則恢復與羅馬教會的共融，並撤銷亨利八世的宗教至尊制度。

1558年，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繼承王位。1559年5月8日，英格蘭議會通過的新《至尊法案》獲得御准，再次確立英格蘭教會不受羅馬教宗管轄，但女王所採用的頭銜，改為：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治理者」。

這與亨利八世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有重要差異。

「最高元首」容易引發神學上的爭議，因為新約聖經明確指出，基督才是教會的頭：「基督是教會的頭。」（參以弗所書5:23）

伊莉莎白的調整，有助於避免王權與基督作為教會元首的信仰告白發生直接衝突，也反映當時王室試圖維持不同宗教立場之間的政治秩序。

不過，這並不表示國家退出教會事務，而是以新的法律及制度形式重新安排王權與教會的關係。

直到今天，英國君主仍保有英格蘭教會最高治理者的頭銜。依照現行制度，君主在首相建議下正式任命大主教、主教及若干高階聖職人員，但不因此具有聖職身分，也不是教會日常禮儀與神學工作的直接主持者。

四、蘇格蘭長老教會：只有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同樣位於不列顛群島，蘇格蘭教會卻走出不同的宗教改革道路。蘇格蘭宗教改革深受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改革宗神學影響，也與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等人的努力密切相關。

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逐漸形成長老教會制度，強調由牧師與長老共同承擔教會治理，而不是由國王統治教會。

蘇格蘭長老教會特別強調一項基本信仰：

Jesus Christ is the King and Head of the Church.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君王與元首。」

這項信仰告白具有深刻的神學與政治意義。

國王可以是國家的元首，但不能因此成為教會的元首；政府可以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卻不能取代基督決定教會的信仰與使命。

1921年的《蘇格蘭教會法》（Church of Scotland Act 1921），進一步在法律上承認蘇格蘭教會的屬靈自主權。

因此，今日英國君主雖然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治理者，但在蘇格蘭教會中，只具有普通信徒的地位，而不是教會元首。

2022年9月10日，查爾斯三世（Charles III）即位後，也依照1707年聯合法案所確立的憲制義務，宣誓維護蘇格蘭的新教信仰、長老教會治理制度，以及教會的權利與特權。

這反映出英國憲政制度中極為特殊的一面：同一位君主，在英格蘭教會與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制度關係並不相同。

五、宗教改革留給今天的提醒：教會不能成為權力的附庸

從1534年的《至尊法案》回望宗教改革歷史，我們必須看見：宗教改革不只是誰擁有教會權力的問題，更是教會應當向誰效忠的問題。

歷史上的教會，曾經受到教宗、國王、國家與政治權力的影響。有時宗教與政治結合，能夠促進公共福祉；有時卻使宗教成為統治人民、壓制異議與合理化暴力的工具。

因此，宗教改革真正值得持續傳承的精神，不只是反對某一種宗教制度，而是持續按照福音檢驗一切權力，包括教會自身的權力。

對改革宗與長老教會而言，宣認耶穌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意味著任何國家、政黨、領袖，甚至教會議會，都不是無可質疑的終極權威。

這也不表示教會可以不受公共法律約束，或不必接受社會監督。相反地，教會正因為宣認基督的主權，更應當實踐誠實、問責、公義與憐憫，尊重不同信仰者的良心自由，並與遭受壓迫及社會排除的人站在一起。

使徒保羅曾說：「基督釋放了我們，為要使我們得自由。」（加拉太書5:1，意譯）

這種自由，不是教會取得凌駕社會的特權，而是從奴役與恐懼的權勢中被釋放，能夠忠實回應基督的呼召。

1534年的《至尊法案》，改寫了英格蘭的政教關係；而宗教改革留給我們的持久問題，則是：當政治權力要求教會效忠時，教會是否仍然敢宣認：耶穌基督才是教會的元首？

真正的宗教改革，不是把教會交給另一位統治者，而是使教會重新歸向基督，並在自由、公義與憐憫中為福音作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