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看似「沒事」？台灣如何在變動時程中守住自由

2027看似「沒事」？台灣如何在變動時程中守住自由

🍀黃春生牧師｜傳送門： https://portaly.cc/chunsheng

過去幾年，「2027」幾乎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個關鍵年份。它像一個無形的倒數計時器，提醒我們：危機可能逼近，時間似乎有限。然而，最新的國際情報評估指出，北京目前並沒有設定在2027年發動對台全面入侵的固定時間表。於是，有人鬆了一口氣，也有人開始懷疑：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放心了？

答案恐怕正好相反。

2027從來不是一個「必然開戰的日期」，而是一個「能力節點」——象徵解放軍在某個時間點之前，試圖具備更成熟的對台作戰能力。如今這個時間標記被重新評估，並不意味威脅消失，而是提醒我們：風險從「單一時間點」轉變為「長期且多型態的壓力」。

換句話說，計時器或許不再顯示倒數，但它依然在運作。

一、從「開戰日」迷思，走向「長期競逐」的現實

若將台海局勢簡化為「某一天會不會開戰」，其實是誤判了當代衝突的本質。現代戰爭早已不只發生在炮火之中，更發生在認知、經濟、科技與社會結構之內。

北京對台策略，越來越傾向於「未戰先勝」——透過軍事恫嚇、灰色地帶行動、經濟壓力、法律戰與資訊操作，逐步削弱台灣的信心與抵抗意志。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再是：「哪一天會打？」
而是：「在尚未開戰之前，我們是否已經被削弱？」

這是一場耐力賽，而不是百米衝刺。

二、時間不是禮物，而是爭取來的結果

有一種危險的誤解是：既然2027看似「沒事」，那是否代表局勢正在自然緩和？

事實上，較合理的解讀是：過去幾年的準備，正在產生效果。

台灣延長役期、提升國防預算、強化不對稱戰力；美國與盟友調整印太部署；日本、菲律賓與區域國家提高警戒與合作。

這些行動並非徒勞，而是共同塑造了一個訊號：侵略的代價正在提高。

正因如此，北京對動武的風險評估可能更加謹慎，甚至選擇暫時觀望或轉換手段。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一件事：時間不是被「給予」的，而是被「嚇阻」出來的。

若準備停止，時間也會隨之流失。

三、真正需要防範的，是「沒有宣戰的戰爭」

若只關注全面登陸作戰，反而會忽略更迫切的威脅——那些「低於戰爭門檻」的行動。

例如：

假訊息與認知作戰，製造內部分裂

網路攻擊與基礎設施干擾

海空灰色行動，消耗防衛資源

經濟與供應鏈壓力

選舉期間的輿論操控

這些行動的目的，不是立即佔領，而是讓社會逐漸疲乏、失去信任，甚至自我瓦解。

最值得警覺的，不是敵人很強，而是我們開始彼此懷疑、彼此對立。

當一個社會失去共同的現實感與信任基礎時，外在壓力就不需要太大，就足以造成內部崩解。

四、守住自由的關鍵：公民韌性

在這樣的時代，國防不只是軍人的責任，更是整體社會的結構能力。台灣需要建立一種多層次的韌性：

第一，資訊判斷力。
面對訊息，不急著轉傳；先查證來源、脈絡與動機。辨識假訊息，本身就是一種公共防衛。

第二，家庭與生活準備。
簡單的防災準備——水、電、藥品、通訊備援——不是恐慌，而是基本的安全素養。

第三，社區連結。
一個彼此認識、互相支援的社區，比任何單一制度都更能在危機中維持穩定。

第四，心理穩定。
既不輕忽，也不恐慌。能在壓力中保持清醒，是最重要的防線之一。

這些看似平凡的準備，正是民主社會最深層的防衛力量。

五、自由的守護，從來不是偶然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狀態，而是被一代又一代人守護出來的空間。

對台灣而言，今日的局勢並不是終局，而是一個過程——
一個在壓力中學習成熟、在挑戰中鍛鍊團結的過程。

因此，「2027不是終點」，真正的意義在於：我們不再把希望寄託在某個年份的安全感上，而是把未來建立在持續的準備與共同的責任之上。

結語：在不確定中，活出確定的價值

在這個沒有明確時間表的時代，我們或許無法預測未來的每一步，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當下。

選擇不被恐懼操控，也不被假象麻痺；選擇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撕裂；選擇在壓力中，仍然守住自由、尊嚴與彼此的信任。

因為最終決定台灣未來的，不只是外在局勢，而是我們是否仍然相信——
這片土地的自由，值得我們一起守護。

1947年3月20日，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開始血腥的「清鄉」行動

⭕️1947年3月20日，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開始血腥的「清鄉」行動

1947年3月20日，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標誌著「清鄉」行動的制度化與全面展開。二二八事件初期，國民黨軍隊逮捕、屠殺人民，各地風聲鶴唳。接下來，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進一步轉化為一種有計畫、有組織、由外來統治機器主導的暴力清除本地菁英的行動。透過劃分七大綏靖區、動員軍警憲特系統，政權以「肅清奸偽暴徒」為名，實際上卻針對台灣本地知識份子、社會領袖與公共參與者進行系統性剷除。

這不只是鎮壓，而是一種對公共理性與民主萌芽的斬首行動。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種「清鄉」策略具有典型的威權統治特徵：一方面透過語言建構敵人（如「暴徒」、「奸偽」），將異議者去人化；另一方面透過行政區劃與軍事行動，將暴力制度化與常態化。許多台灣菁英被「約談」、被消失、被處決，社會因此陷入集體恐懼與沉默。這正是後來白色恐怖長期延續的肇因。

然而，歷史並不只停留在悲劇。對今日民主台灣而言，這段歷史帶來至少三個深刻的啟示：

第一，民主的核心在於保護異議，而非消滅異己。

當統治者將不同意見視為威脅，甚至以暴力清除時，民主的根基就被摧毀。今日的台灣，之所以珍貴，正是在於經歷過這樣的黑暗，仍選擇建立一個能容納多元聲音的社會。

第二，記憶是抵抗威權的倫理責任。

正如基督信仰一再強調「記念」，記憶並非為了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當我們述說二二八、述說清鄉，不只是回顧苦難，而是在守護真理，使社會不再被謊言與遺忘所操控。若記憶被消音，暴力就可能以不同形式回歸。

第三，公義需要制度，也需要勇氣。

歷史告訴我們，制度若失去制衡，極易成為壓迫工具。因此，法治、人權保障、轉型正義，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防止悲劇重演的必要條件。同時，也需要一代又一代願意說真話、行公義的人，讓社會不再沉淪於恐懼之中。

從信仰的視角來看，上主並非站在權力者一邊，而是與受壓迫者同在。清鄉行動或許曾試圖抹去一整代人的聲音，但歷史證明，真理不會被完全埋葬。每一次記念、每一次講述，都是對生命尊嚴的再肯定。

或許可以這樣說——威權政權用「清鄉」試圖讓土地沉默，而民主社會則用「記憶」讓土地重新發聲。而這聲音，不只是哀悼過去，更是在召喚未來：一個更公義、更自由，也更有憐憫的台灣。

「嚴肅會」是什麼？

⭕️「嚴肅會」是什麼？

有人問我說：「牧師，嚴肅會是什麼？」喔！原來是有新噱頭。

十幾年前某些靈恩教派喜歡搞「七山頭」，目標是有朝一日可以實現在七大領域影響世界(野心)，之後又流行「拿細耳人」，近年又有出現「嚴肅會」。

「嚴肅會」（Solemn Assembly，希伯來文 עֲצָרָה, ʿaṣārâ）一詞，源自希伯來動詞 ʿāṣar，意為「停止」、「約束」、「聚集」。因此，它並非單指一種情緒上的莊重，而是一種被上主召喚、暫停日常運作、進入神聖時刻的集體行動。在舊約中，嚴肅會常出現在重要節期的最後一天，如住棚節與無酵節的結束（參利未記23章、申命記16章），象徵古代猶太人民的節慶生活的高峰與總結。同時，在先知傳統中，例如約珥書2章，嚴肅會更被用來呼召整個群體面對危機、悔改更新，重新調整生命的方向。

因此，嚴肅會至少包含三重深意：

第一，是「停止」——從日常的忙碌、權力競逐與物質追求中抽離，重新將生命定向於上主。

第二，是「集體性」——信仰不是孤立的個人體驗，而是整個群體共同承擔與回應。

第三，是「悔改與更新」——不是形式上的宗教儀式，而是真實的生命轉化。

先知如阿摩司嚴厲批判空洞的敬拜，正提醒人們：若沒有公義與憐憫，再莊嚴的聚會也失去意義。那麼，對於今日的基督徒而言，「嚴肅會」還有意義嗎？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加以理解與轉化。我們如果不在意公義、不在意轉型正義，還舉辦什麼嚴肅會呢？

新約明確指出：「一切節期都是將來之事的影兒，實體卻是基督」（歌羅西書2:16–17）。這意味著，舊約的節期與禮儀並非被廢棄，而是在基督裡得以成全。因此，基督徒不再需要按字面遵守節期，因為我們已經活在它們所指向的真實之中。

從改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律法可分為道德律、禮儀律與民事律。道德律，如十誡，仍具持續效力；而節期與嚴肅會則屬於禮儀律的一部分，已在基督裡完成其功能。約翰·加爾文曾指出，這些禮儀如同「訓蒙的教師」，引導人走向基督，一旦真理顯明，影子便不再需要。

然而，「不再守節」並不意味著信仰生活失去節奏與深度。相反地，嚴肅會的精神已轉化為教會持續的生命樣態。每一次主日崇拜，都是從日常中「被分別出來」的時刻；每一次聖餐，都是對救恩的記念與更新；每一次認罪與公共祈禱，都是群體性的悔改行動。真實的行公義、好憐憫，都可視為嚴肅會在新約時代的具體展現。

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社會的處境中，「嚴肅會」具有深刻的公共意義。在一個逐漸走向「無緣化」、關係疏離的社會裡，人們容易陷入孤立與冷漠；在歷史創傷尚未完全被正視的地方，記憶也可能被掩蓋或扭曲。此時，教會若能承擔「嚴肅會」的角色，召聚群體一同記憶、反省、祈禱與行動，便成為對抗遺忘與不義的重要力量。

例如，在面對歷史事件與集體傷痛時，這樣的聚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追求轉化與醫治；在面對社會結構性不公時，嚴肅會提醒我們，信仰不能只停留在個人靈性，而必須進入公共領域，關懷受壓迫者，實踐公義與憐憫。

換句話說，嚴肅會不只是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制度，而是一種跨越時代的屬靈洞見：人需要被召喚，從日常的洪流中停下來，重新對焦於生命的根源與方向；社群需要被聚集，重新確認彼此的連結與責任；歷史需要被記憶，才能避免不義的循環。

在這樣的理解下，今日的教會其實不需要恢復舊約的節期形式(如嚴肅會)，卻迫切需要重建「嚴肅會」的精神。當教會能在混亂的時代中，成為一個願意停下、傾聽、悔改並實踐公義的群體，那麼，這個古老的詞彙，便不再只是歷史中的遺跡，而會成為引領未來的力量。

畢竟，有時候最深刻的更新，不是來自更多的行動，而是來自一個勇敢的「停止」。停止、拒絕黨國時期的威權傷害及遺緒，而這樣的停止，才是拾回嚴肅會的信仰精神。

1973年3月19日：信仰與歷史交會的時刻——臺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先知性起點

⭕️1973年3月19日：信仰與歷史交會的時刻——臺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先知性起點

1973年3月19日，是台灣歷史上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日子。在這一天，由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與林宗義長老所發起的「臺灣人基督教徒人民自決協會」正式成立，標誌著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從零散呼聲，邁入有組織、有神學基礎、有國際視野的運動階段。

這不是單純的政治組織誕生，而是一場源自信仰良知的歷史行動——一種結合神學反思、國際法理與人民苦難經驗的公共見證。

1970年代的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之下，人民缺乏自決權，國際地位模糊，命運往往被強權政治所操控。在此背景中，這群基督徒領袖在美國華府召開會議，邀集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地21位代表，共同檢視世界局勢與台灣處境。

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於1973年3月20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公開發表《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向世界宣告：「臺灣一千五百萬人民決不容許再被當作交易的商品。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段宣言，既是政治宣告，更是一種神學性的抗議（theological protest）。

該宣言明確指出：「人民自決」不是策略性的口號，而是源於上主所賦予的人性尊嚴（imago Dei），並得到國際法（如聯合國憲章）之承認。這一思想與改革宗神學傳統密切相關：John Calvin 強調上主的主權與人作為受造者的尊嚴。Abraham Kuyper 提出「領域主權」（sphere sovereignty），主張任何政權不得僭越上主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宋泉盛 則從亞洲處境神學出發，強調上主在受壓迫人民歷史中的解放行動。因此，「自決」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信仰問題：否認人民自決權，就是否認上主所創造的人之尊嚴。

「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鄭重聲明：「臺灣一千五百萬人民決不容許再被當作交易的商品，如已往。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基本人權是上帝所賦與的，也是聯合國憲章所承認的」。它接著堅決反對：

一、任何強國爲了自身的利益，對臺灣問題作片面的決定。

二、臺灣國民政府繼續一貫的作風，加深了臺灣的危機。

三、中共對「臺灣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份」的片面武斷的聲明。

本次華府會議也通過了「臺灣人民自決運動綱要」，將運動的目標界定爲：

一、表明基督徒對臺灣人權問題的堅決立場。

二、促進臺灣人民在政治問題上自主自決。

三、爲建設自由民主的臺灣社會而努力。

並明示下列五項爲當前的任務：

一、激發臺灣本島及海外基督徒負起對臺灣的責任。

二、培養海內外臺灣人民的政治意識。

三、爭取普遍的同情援助——包括個人的、團體的、國際的。

四、與其他爲同一目標奮鬪的臺灣團體合作。

五、促使各有關政府注意臺灣人民在政治上的要求。

1973年的這場運動告訴我們一件重要的事：當信仰遇見歷史，人民就不再沉默。這不只是一段過去的故事，而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呼召。

今天的台灣，仍然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對外來威脅與內部挑戰，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分析與策略，更需要如先知一般的勇氣與信心。願我們不只是紀念這段歷史，更在當下活出這份信仰——讓台灣的未來，不再由外來者決定，而是由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上主面前，自由而尊嚴地作出選擇。

圖：左起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林宗義長老

1980年3月18日，美麗島軍法大審：台灣民主之路的關鍵轉折

⭕️1980年3月18日，美麗島軍法大審：台灣民主之路的關鍵轉折

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滅門血案發生不久，3月18日，在台北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的法庭，一場震動台灣與世界的審判正式展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美麗島軍法大審」。對於當時仍處於戒嚴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而言，這不只是一場法律審判，更是一場關於民主、自由與人民尊嚴的歷史試煉。

事情的起點，可以追溯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那一天正是世界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行集會與遊行，提出解除黨禁、解除報禁、保障言論自由與推動政治民主化的訴求。然而，在戒嚴體制之下，這樣的要求被視為對政權的挑戰。集會遭到強力鎮壓，憲警喬裝成「暴民」，製造軍警衝突，事後國民黨政權以「叛亂罪」為名大規模逮捕黨外人士。

根據當時警備總部公布的資料，涉案人數達156人，其中黃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張俊宏與陳菊八人被送上軍事法庭。1980年3月18日開始，在景美軍法處進行為期九天的公開審判。這場軍法大審，原本是威權政權試圖以司法力量震懾反對運動、維持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然而，歷史往往出現出乎意料的轉折。這場審判不但沒有消滅民主運動，反而讓更多台灣人民看清楚威權統治及戒嚴體制的本質。軍事法庭審判政治異議的平民，正好突顯出當時制度缺乏基本人權保障。法庭內的辯護與論述，也使「民主」、「人權」與「自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理想，而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語言。

更重要的是，美麗島軍法大審培養出一整個新的民主世代。當時許多年輕律師投入辯護行動，他們在法庭上學會如何用法律為人民辯護，也見證了威權體制如何利用法律壓制異議。這些經驗，後來成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重要力量。許多參與辯護或聲援的人，日後都成為推動民主改革的重要公共人物。

此外，這場審判也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特別是在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壓力下，台灣的威權統治面臨前所未有的外交與輿論壓力。民主、人權與自由的議題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台灣的重要焦點。從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成為推動台灣走向政治改革的重要催化劑。

1987年，戒嚴令終於解除；1988年，報禁正式終結；之後黨禁解除、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逐步實現。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過許多世代的努力與犧牲。然而，美麗島軍法大審無疑是這條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

回顧1980年3月18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威權政權對民主運動的審判，更看見人民對自由的堅持。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承受了沉重的代價，但他們的勇氣與信念，讓整個社會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守護的價值。

歷史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它需要人民的勇氣、良知與持續的守望。當我們紀念美麗島軍法大審時，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在提醒自己：自由與民主，是一代又一代台灣人民努力爭取而來的成果。

因此，每年的3月18日，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日期，更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珍惜民主、守護自由，並且在任何時代，都要勇敢地站在正義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