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7日 星期六

1989年11月7日|奴隸的孫子成為州長

 


⭕️1989年11月7日|奴隸的孫子成為州長

突破種族藩籬:美國首位民選非裔州長的誕生

黃春生牧師


1989年11月7日,美國政治史寫下重要的一頁。這一天,民主黨籍的道格拉斯.懷爾德(Lawrence Douglas Wilder)當選維吉尼亞州州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經由人民普選產生的非裔州長。同一天,紐約市也選出了歷史上第一位非裔市長大衛.丁金斯(David Dinkins)。


兩場選舉相隔數百公里,卻共同見證了美國民權運動經過數十年奮鬥之後,逐漸轉化為實質政治參與及代表權的歷史成果。


然而,懷爾德當選的意義,不僅是美國出現了一位非裔州長,更在於他當選的地方——維吉尼亞州。


▋從奴隸制度的中心,走向非裔州長的誕生


維吉尼亞州在美國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Richmond)曾是美利堅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首都。這個以維護奴隸制度為核心爭議之一的分離政權,象徵美國歷史上深刻的種族衝突。


即使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奴隸制度正式廢除,種族歧視仍長期存在於美國南方社會。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決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反憲法。然而,維吉尼亞州的白人政治領導階層卻發起所謂「大規模抵抗」(Massive Resistance),企圖阻止學校實施種族融合。


1956年,維吉尼亞州甚至通過相關法律,允許政府關閉面臨廢除種族隔離命令的公立學校。這意味著,直到20世紀中葉,維吉尼亞州仍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企圖透過國家制度維護種族隔離。


然而,僅僅三十多年之後,一位祖父母曾經身為奴隸的非裔美國人,竟然透過民主選舉,成為這個州的最高行政首長。曾經以法律維護種族隔離的土地,如今透過選票選出非裔州長。這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勝利,更是美國民主制度在漫長歷史中逐步修正不義的象徵。


▋懷爾德的勝利:跨越種族界線的政治聯盟


懷爾德1931年出生於里奇蒙,曾參與韓戰,退伍後取得霍華德大學法學學位,成為律師。1969年,他當選維吉尼亞州參議員,成為20世紀該州第一位非裔州參議員;1985年又當選副州長,成為該州第一位經由全州選舉產生的非裔公職人員。


1989年,他再度突破政治藩籬,挑戰州長職位。懷爾德採取的競選路線值得注意。他並未將選舉完全建立在族群認同的動員上,而是以財政紀律、經濟治理、公共安全及個人權利等議題,爭取不同族群選民的支持。


在當時高度爭議的墮胎政策上,他支持女性的選擇權,藉此與共和黨候選人馬歇爾.科爾曼(J. Marshall Coleman)形成政策區隔。


懷爾德是一位財政立場較為保守、社會議題則有自由派主張的民主黨政治人物。他試圖建立跨越種族與政黨傳統界線的選民聯盟。根據當時的選後分析,他取得約40%至43%的白人選票支持。


這場選舉證明,非裔候選人不必僅僅依賴非裔選民,也可能透過跨族群的政治合作,在南方州的全州選舉中取得勝利。


不過,這種溫和競選策略也留下值得討論的問題:當少數族群政治人物必須淡化自身族群身分,才能獲得更多主流選民支持時,究竟是種族平等已經向前邁進,還是社會仍然要求弱勢者適應多數族群所制定的政治規則?這正是民主政治值得持續反思的課題。


▋僅以6,854票勝出:民主突破背後的種族偏見


這場歷史性選舉,勝負極為接近。根據1989年11月27日公布的正式認證結果:懷爾德獲得897,139票;科爾曼獲得890,285票。雙方僅相差6,854票,得票差距約為0.38個百分點。懷爾德最終獲得約50.19%的選票,贏得這場歷史性選舉,並於1990年1月就任州長。


然而,這場選舉也揭露美國社會尚未完全克服的種族偏見。選前部分民意調查顯示,懷爾德領先科爾曼約10個百分點,實際開票結果卻幾乎勢均力敵。


政治學界因此關注一種被稱為「懷爾德效應」(Wilder Effect),亦稱「布拉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的現象。


其主要假說是:部分白人選民接受民意調查時,可能因為社會期待或擔心被認為具有種族偏見,而表示支持非裔候選人;但在匿名投票時,卻做出不同的選擇。


1991年,政治學者Steven E. Finkel、Thomas M. Guterbock及Marian J. Borg發表研究,指出1989年維吉尼亞州選舉的民調,確實存在訪員族群身分與受訪者回答之間的關聯。


不過,後續研究也提醒我們,不能將所有民調誤差都歸因於種族偏見。投票意向的最後變化、民調方法,以及領先者支持率被高估,都可能影響結果。


2009年,政治學者Daniel J. Hopkins分析1989年至2006年間180場州長與聯邦參議員選舉,發現明顯的懷爾德效應主要集中於1990年代初期,並非永遠存在的普遍現象。


這些研究揭示一個重要問題:法律上的平等,不代表社會心理中的歧視已經消失;公開宣稱支持平等,也不必然等於實際行動已經超越偏見。


民主政治不僅需要公平選舉,也需要持續面對社會結構與文化中不易察覺的歧視。


▋從1872年到1989年:一百多年的漫長道路


嚴格來說,懷爾德並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州長的非裔人士。1872年,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的路易斯安那州,非裔副州長平克尼.本頓.史都華.平克貝克(P. B. S. Pinchback),曾因州長遭到彈劾程序而代理州長約五週。


因此,平克貝克是美國第一位實際擔任州長職務的非裔人士;懷爾德則是第一位透過人民普選當選州長的非裔人士。兩人之間,相隔117年。


這段漫長歲月,包含奴隸制度廢除後的重建時期、南方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的種族隔離制度、非裔選民遭受剝奪投票權,以及1950至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


從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公車種族隔離,到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領導非暴力民權運動,再到1964年《民權法》與1965年《投票權法》通過,無數人的抗爭才逐漸打開政治參與的大門。


1989年的選舉並非突然降臨的奇蹟,而是長期公民運動、法律改革、選民組織及政治參與共同累積的成果。同一天,大衛.丁金斯當選紐約市首位非裔市長,同樣象徵非裔政治代表權向前推進。


這些成果也為後來的非裔政治人物提供重要的歷史先例,包括2008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然而,歷史的進步並非直線發展。非裔政治人物當選,並不代表種族不平等、貧富差距或制度性歧視就此消失。


▋民主不只是選出不同膚色的領導人


從懷爾德當選州長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思考民主政治更深層的意義。

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讓過去被排除、被歧視、被剝奪權利的人,真正成為具有尊嚴、權利與政治影響力的公民。


當一位奴隸的孫子,能夠在昔日邦聯首都所在的州當選州長,這是歷史性的制度突破。但我們也應追問:政治代表性的提升,是否同時帶來教育、住房、醫療、就業與司法制度的公平?


因為真正的平等,不應僅止於讓少數族群有機會成為統治者,更應使所有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尊嚴。


聖經先知阿摩司曾宣告:「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這段經文原本是對古代以色列宗教禮儀與社會不義之間矛盾的先知批判。從公共神學的角度延伸思考,它提醒今日的信仰群體:公義不應只是口頭宣告,而必須成為社會制度與公共生活的實際原則。


1989年11月7日,懷爾德與丁金斯的當選,留下了一項值得紀念的民主成就。但這一天更重要的歷史意義,或許不只是「第一位非裔州長」與「第一位非裔市長」的出現,而是提醒世人:民主的進步,在於讓曾經被排除的人有權參與決定社會的未來;民主的成熟,則在於不再讓任何人的膚色、出身或身分,成為阻礙其尊嚴與權利的藩籬。


歷史上的種族隔離制度,可以透過法律與政治運動被拆除;然而,人心中的偏見與社會中的不平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續努力改變。

2026年11月6日 星期五

懷念父親:那個不敢大聲談論民主的年代


 
⭕️懷念父親:那個不敢大聲談論民主的年代

黃春生


父親於2012年2月22日安息主懷,至今已經十四年了。有時回想起父親,最令我難忘的,不只是他對家庭的愛,還有他對台灣民主的熱情。


1980年代,正是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那時候,父親只要有空,就跟朋友,一起去聽黨外人士的演講會。


我還記得,有次父親聽完演講回到家,便興奮地向母親描述現場的情況。他說得眉飛色舞,彷彿還沉浸在演講現場的熱烈氣氛中。從他的語氣,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的人們,對自由與民主有多麼深切的渴望。


然而,母親總是有些緊張,不時提醒父親:「小聲一點!」


母親甚至特別叮嚀我:「出去不要亂說話!」


年少的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為什麼父親只是去聽一場演講,回家分享所見所聞,母親卻如此緊張。


後來才逐漸理解,原來在那個年代,說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竟然需要勇氣;聆聽不同的政治聲音,也可能帶來風險。


台灣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即使解嚴之後,長期威權統治留下的恐懼,也沒有在一夕之間消失。許多人早已習慣謹言慎行,深怕一句話說錯,就惹來麻煩。


父親的興奮與母親的擔憂,正好構成那個時代的縮影。

父親渴望自由,母親擔心失去自由。


一個家庭裡,竟然同時存在著對民主的期待,以及對威權的恐懼。多年以後,我才真正明白,父親當年與朋友一起去聽演講,不僅是一種政治關心,更是在那個言論受到限制的年代,努力尋找不同的聲音,盼望台灣能夠有不一樣的未來。


台灣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它是許多民主前輩不畏打壓、犧牲自由,甚至付出生命,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也有更多像父親一樣的平凡人民,透過參與集會、聆聽演講、關心公共事務,匯聚成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那些年,許多人的名字不曾出現在歷史課本裡,但他們對自由的期待,卻真真實實地參與了台灣民主的歷史。


如今,我們可以公開批評政府、自由參與集會、透過選票決定政治領導者,這些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權利,在父親年輕的年代,卻是必須努力爭取的夢想。


我常常想,如果父親還在世,看到今日台灣的民主發展,他會有多少感慨?又會如何看待民主社會面對的新挑戰?


民主不只是選舉,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尊重不同意見、守護人的尊嚴、限制權力的濫用,並且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


身為基督徒,我也深信,真正的自由不能離開公義,真正的公義不能缺少憐憫。信仰提醒我們,不僅要珍惜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也要關心那些至今仍然無法自由說話、無法免於恐懼的人。


爸爸,謝謝您。


謝謝您讓我從小看見,一個平凡的人,也可以對這塊土地懷抱深切的愛與期待。


您當年在演講會中聽見的民主呼聲,如今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就是不讓下一代重新活在「出去不要亂說話」的恐懼裡。


懷念父親,也願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繼續在這塊土地上扎根、生長。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和合本)

願公義成為我們共同守護的價值,也成為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禮物。

1992年11月6日,國防部宣布金馬解嚴


⭕️1992年11月6日,國防部宣布金馬解嚴

黃春生牧師


一段長達43年11個月的軍事統治,終於走向終點。


1992年11月6日,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葉競榮中將宣布,金門地區自11月7日零時起解除臨時戒嚴。馬祖也在同一天解除戒嚴,結束戰地政務體制。這一天,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不可遺忘的重要日子。


許多人記得1987年7月15日是台灣解嚴日,卻不知道,當台灣本島與澎湖已經解除戒嚴,金門、馬祖的人民仍生活在軍事管制之下,直到五年多後,才真正迎來解嚴。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曾多次實施戒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的戒嚴歷史並非始於1949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曾於2月28日在臺北實施臨時戒嚴,翌日解除。然而,3月8日國民政府援軍抵達台灣,隨後展開軍事鎮壓;3月9日臺北再度戒嚴,並於3月17日擴及全台,直到5月16日解除。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戒嚴並非單純的軍事行政措施,也可能成為統治暴力、政治鎮壓與剝奪人民自由的制度工具。


1948年12月10日,國共內戰持續擴大,蔣介石政府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布全國部分地區戒嚴。當時台灣、新疆(東突厥斯坦)、西康、青海、西藏(圖伯特)等地未被納入,但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則在戒嚴範圍之內。


因此,依照後來台灣法律對戒嚴時期的界定,金門、馬祖及東沙、南沙地區的戒嚴期間,自1948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止,接近44年。

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宣布自5月20日零時起全省戒嚴。此後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正式解除。


▋戒嚴的法律正當性,至今仍值得追問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戒嚴令是否符合當時法律要求的完整程序,一直存在法制史上的爭議。依照當時《戒嚴法》,地方最高軍事司令官因非常事變宣布臨時戒嚴,仍須依法呈請並提交立法院追認。然而,1949年5月19日陳誠發布的台灣省戒嚴令,是否曾完成法定追認程序,相關檔案至今未能提供明確證據。


同年11月2日,行政院決議將台灣與海南島劃為接戰地域,並於1950年3月14日經立法院追認,但相關程序是否具有完備的總統宣告,也存在疑義。

2010年監察院調查即指出,當年實施戒嚴的法定程序存在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這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憲政民主的根本原則:統治者權力必須有法律依據,即使面對戰爭與緊急狀態,也不能因此免除憲法監督,更不能讓人民的基本權利無限期被剝奪。


▋金門、馬祖:被遺忘的軍事統治歲月


1956年,政府在金門、馬祖推行「戰地政務實驗」,建立軍政一元的特殊統治體制。地方行政、司法及人民日常生活,都深受軍事指揮體系控制。


在當時,居民出入島嶼需要通行證,夜間受到宵禁限制,通訊、言論、集會及資訊接收均受不同程度管制。連收聽廣播、與台灣親友通電話,都可能受到軍事規定限制。軍隊不只是負責防衛的武裝力量,也成為決定地方公共事務的重要權力中心。


金門、馬祖人民確實承擔了台海軍事對峙的巨大風險,也為台灣安全付出沉重代價。然而,不能因為他們位居前線,就認為他們理所當然應該犧牲自由。


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無限期剝奪公民權利的理由;保衛家園,也不能等同於接受軍事權力永久統治。


尤其值得記住的是,1987年台灣解嚴以後,金馬仍處於特殊軍事管制之下。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後,金馬地區仍實施臨時戒嚴。


直到1992年11月7日,金門、馬祖才正式解除戒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隨後,地方自治逐步恢復,1993年底金馬舉行首屆民選縣長選舉,人民才得以透過選票,更直接地決定地方政治的未來。


▋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爭取的權利


回顧台灣民主化歷史,我們不能只記得政府宣布解嚴的日期,而忽略長期反對威權統治、要求解除戒嚴的人民。


從黨外民主運動、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到金門、馬祖要求終止戰地政務的地方人士,他們持續挑戰將統治安全凌駕於人民自由之上的統治邏輯。

解嚴不只是政府撤銷一紙命令,而是讓長期受軍事管制的社會,逐漸恢復人民的政治主體性。


然而,解除戒嚴也不代表威權制度的所有遺緒立即消失。歷史檔案的開放、政治迫害真相的調查、不當判決的平復,以及受難者與家屬應得的尊嚴,仍然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


▋紀念金馬解嚴,就是拒絕威權統治再次發生


今天,面對中國持續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我們更應該從這段歷史汲取教訓。民主社會必須具備自我防衛的能力,但國防的最終目的,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與民主制度,而不是讓人民失去自由。


真正堅韌的國家,不應只依靠武器與軍事力量,也需要法治、公開透明的政府、民主監督,以及人民彼此信任的公民社會。


當我們紀念1992年11月6日金馬宣布解嚴,更應記得:金門與馬祖不只是台海防衛的前線,也是有人生活、有歷史記憶、有權利與尊嚴的家園。保衛台灣,是為了守護自由;守護自由,才是國家安全最深刻的意義。


願台灣不再有任何一代人民,必須以自己的自由作為威權統治的代價。願金門、馬祖與台灣各地的人民,都能在和平、民主與尊嚴之中,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

圖:《戰地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