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緬懷「臺灣自來水之父」巴爾頓

 ⭕️8月5日，緬懷「臺灣自來水之父」巴爾頓

黃春生牧師

每當我們打開水龍頭，乾淨的自來水便源源不絕流出。對今日的臺灣而言，這早已是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然而，一百多年前，乾淨的飲用水卻是一種奢侈。

8月5日，是「臺灣自來水之父」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1856年5月11日-1899年8月5日）的紀念日。這位出身蘇格蘭長老教會，來自愛丁堡的衛生工程學者，以短短三年的時間，奠定了臺灣現代公共衛生與自來水建設的重要基礎，深刻改變了這塊土地的歷史。

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幾乎沒有現代化的上、下水道系統，人民多半依賴河川、埤塘或水井取水。由於缺乏乾淨飲用水與完善排水設施，霍亂、瘧疾、傷寒等傳染病頻繁流行，公共衛生條件極為惡劣，當時臺灣人的平均壽命甚至不到四十歲。

巴爾頓原任職於英國倫敦衛生保護協會（London Sanitary Protection Association）擔任常駐技師。1886年，日本爆發霍亂疫情後，政府深感公共衛生改革刻不容緩，遂延聘巴爾頓擔任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顧問技師，並在日本帝國大學教授「衛生工學」，將近代公共衛生與水道工程的理念帶入日本。

1895年，日本開始治理臺灣。翌年，在日本內務省衛生局局長後藤新平的推薦下，臺灣總督桂太郎邀請巴爾頓來臺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並由年輕工程師濱野彌四郎協助工作。

巴爾頓並沒有急於施工，而是親自踏查臺灣各地及澎湖，深入調查水源、水質、地形、氣候及居民生活環境。他以近代科學的方法分析公共衛生問題，規劃了淡水水道與基隆水道，成為臺灣第一代現代自來水系統的藍圖，也奠定了臺灣公共衛生現代化的重要基礎。

遺憾的是，1899年8月5日，巴爾頓在勘查水源工程期間感染瘧疾，年僅四十三歲便病逝於臺灣。他雖然未能親眼看見自己規劃的工程全面完成，但他的學生濱野彌四郎承繼老師的理想，持續完成基隆、臺北、臺中、臺南等主要城市的上、下水道建設，使臺灣逐步建立起現代都市衛生體系，大幅降低傳染病發生率，提升人民健康與生活品質。

直到今日，臺語仍將自來水稱為「水道水」（chúi-tō-chúi），這個名稱正忠實保存了臺灣現代公共衛生史的記憶。「水道水」不是天然流出的水，而是經過完整水道系統、淨化工程與專業管理後送達家戶的安全飲用水，也見證了近代公共工程帶來的文明進步。

巴爾頓與濱野彌四郎留給臺灣的不只是幾座水道，更是一種重視公共衛生、尊重科學專業、投資基礎建設的治理精神。他們的貢獻提醒我們，一個真正進步的社會，不僅追求經濟發展，更願意投入資源守護每一位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尊嚴與健康權。

今天，當我們輕鬆打開水龍頭，享受乾淨、安全的飲用水時，不妨停下片刻，向兩位為臺灣奉獻生命與專業的工程先驅──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與濱野彌四郎致上最深的敬意。

文明，不只是高樓與科技，更是每一滴乾淨、安全的水，都能平等地流向每一個家庭。

若要作為歷史紀念貼文，我也可以再加入巴爾頓的蘇格蘭長老教會背景及其與後藤新平共同推動公共衛生改革的歷史意義，並連結馬偕、八田與一等對臺灣近代化的重要貢獻，使文章更具歷史縱深。

從狼牧性侵案談建立安全教會的改革

⭕️ 從狼牧性侵案談建立安全教會的改革

黃春生牧師

台灣教會公報：公報廣場 https://tcnn.org.tw/archives/282628

2024年初，桃園某教會連姓牧師利用牧職權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並拍攝性影像，近期經司法判決有罪。這起案件令人震驚，也再次刺痛許多教會工作者與信徒的心。當我們看見受害者漫長的創傷歷程，更應深刻反省：除了譴責犯罪之外，教會究竟還缺少了什麼？

首先，我們不能忘記，這起事件能夠進入司法程序，並不是因為制度完善，而是因為有人勇敢站出來。

據報導，案件發生後，有牧師第一時間成為吹哨者，使事件沒有被掩蓋；涉案教會也立即解除加害人的職務，並協助受害人及家屬委任律師、提供陪伴與輔導。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作為。然而，若不是吹哨者願意承擔壓力，若不是受害者及家屬堅持尋求公義，我們是否仍會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因此，教會真正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個人的罪，更是制度是否足以防止下一位受害者的出現。

性侵害事件從來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權勢失衡的結果。牧師、傳道師、長老或教會領袖，因著信徒對其屬靈權威的信任，擁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影響力。當這份權柄被濫用時，受害者往往因害怕、羞愧、自責或擔心沒有人相信，而選擇沉默。正因如此，教會更應建立比一般組織更高標準的保護機制，而不是期待人的道德自律。

我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全面推動以下幾項改革。

第一，全面強化性別平等教育。

所有牧師、傳道師、長老、執事、主日學教師、青年輔導及教會同工，都應定期接受性別平等教育、兒少保護、性騷擾防治、權勢關係辨識及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課程。

這不是因為大家都是潛在加害者，而是因為每一位教會領袖都應學習如何尊重身體界線、辨識權勢關係，並知道如何保護弱勢者。教會若忽略教育，就容易讓錯誤的權力文化繼續複製。

第二，建立全教會「不適任牧長及重要教會職務人員」通報與查詢制度。

目前各中會彼此之間缺乏完整資訊，一旦有人因重大違反倫理事件離開原教會，仍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新取得服事機會。

因此，建議由總會建立制度化平台。凡涉及重大性侵害、性騷擾、兒少保護、權勢霸凌或其他重大違反教會倫理事件，可由任何人採實名方式提出通報，交由專責委員會依程序調查、查證，並兼顧程序正義及當事人權益。

未來，各教會及機構聘任牧師、傳道師，選任長老、董事、理事或機構重要主管時，都可以依法向平台查詢是否涉及重大不適任紀錄。這並非羞辱任何人，而是降低再次發生侵害的風險，保護更多可能的受害者。

第三，建立中會對於重大違反倫理案件的揭露制度。

教會不能只有戒規，也需要適當的資訊公開。

對於經程序確認涉及重大性犯罪或重大違反倫理的牧者，中會應建立合法且透明的公告制度，使其他中會、教會及機構能夠知悉處分結果，避免因資訊不對稱而讓加害者再次取得信任。

在兼顧個人資料保護與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教會更應優先保障兒少安全與公共利益。

這些改革，不只是制度問題，更是神學問題。主耶穌曾說：「無論誰使信徒中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離棄我，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淹死在深海。」（馬太福音18:6）

耶穌始終站在受傷者、弱小者的一邊，而不是站在掌權者的一邊。教會若只顧維護自己的名聲，卻沒有優先保護受害者，就違背了福音的精神。

真正的悔改，不只是承認教會曾經有罪，更是願意建立制度，使同樣的傷害不再發生。

我也誠摯期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能以這次事件為契機，全面檢討現有制度，建立更完善的兒少保護、吹哨者保護、性別平等教育及不適任牧長查核機制，讓每一間教會都成為兒少、青年與所有信徒都能安心聚會的地方。

教會若不能保護最弱小的人，就失去了見證基督的能力；唯有勇敢面對自己的不足，願意改革制度，讓公義與憐憫同行，才能重新贏得社會的信任，成為上帝國真正的見證。

備註：本文對於受害人的照護，沒有深談，僅以創傷知情照護(Trauma-informed)帶過。這方面的照護，需有專業介入。

4Rs創傷知情照護 

01 Realize 理解創傷 

提供創傷介入服務的工作者應認知到創傷的普遍性和影響力，並理解倖存者呈現的行為狀態乃是過去創傷經驗的調適性反應（adaptive response）。 

02 Recognize 辨認創傷 

在倖存者及與創傷介入服務系統相關工作者身上辨識出其創傷症狀與警訊。 

03 Respond 利用創傷知識作回應 

在政策、流程的制定和實務工作上充分運用與創傷相關的知能。 

04 Resist re-traumatize 防止再度受創 

為避免倖存者在接受服務過程中再度受創，工作者應儘量不使用可能觸發創傷反應的介入方式，例如單獨隔離曾經被嚴重疏忽的孩子。

1789年8月4日，法國廢除封建制度：自由、平等與人權的新時代

 ⭕️1789年8月4日，法國廢除封建制度：自由、平等與人權的新時代

黃春生牧師

1789年8月4日，法國國民制憲議會（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作出一項改變世界歷史的重要決議：正式廢除封建制度（Feudalism）。

這項決議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面對全國性的社會危機所作出的重大改革。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Bastille），象徵專制王權開始瓦解。然而，革命並未立即帶來秩序。從巴黎到法國各地鄉村，暴動四起，許多貴族莊園遭焚毀，部分城堡與教堂也受到衝擊，城市中搶劫案件增加，整個法國陷入史稱「大恐慌」（Grande Peur, Great Fear）的動盪。

這場恐慌並非只是飢餓農民的暴動，也夾雜部分趁亂掠奪的群眾，使社會瀰漫「下一個受害者會是誰」的不安。面對各地農民起義的消息不斷傳入巴黎，國民制憲議會明白，若不從制度根源改革，國家將陷入全面崩潰。

因此，議會經過連續數日通宵辯論，終於在1789年8月4日深夜作出歷史性決議，宣布廢除封建制度；隨後制定《八月法令》（August Decrees），從法律上徹底瓦解延續數百年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也為同年8月26日《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的誕生奠定基礎。

《八月法令》的主要內容包括：

• 廢除特權：取消貴族的封建司法權、狩獵特權、免稅待遇，以及其他世襲特權。

• 解除人民負擔：廢除農奴制度、人身勞役，並取消教會向人民徵收的「什一稅」，讓人民不再承受封建領主與宗教權力的雙重剝削。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確認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不再因出生、血統或階級而享有不同權利。

因此，歷史學家普遍將1789年8月4日視為法國「舊制度的死亡證書」。它不只是封建制度的終結，更是現代民主法治、人權保障與公民平等的重要起點。

然而，法國大革命也提醒世人一項深刻的歷史教訓：真正穩固的改革，必須建立在制度正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報復之上。巴黎與各地的暴動固然反映人民長期遭受壓迫的憤怒，但真正改變法國的，不是火焰燒毀莊園，而是法律廢除了特權；不是群眾的報復，而是制度的更新。

今日世界仍然存在各種形式的「封建制度」──不是世襲貴族，而是權貴壟斷、政治特權、司法不公、財富集中，以及任何凌駕法律之上的權力。

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讓新的特權取代舊的特權，而是不斷透過民主制度、法治精神與公民參與，使每一位人民都能享有自由、平等與尊嚴。

這正是1789年8月4日留給世界最重要的歷史遺產：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少數人的特權，而在於所有人民都能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由生活。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發表「一邊一國」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發表「一邊一國」

黃春生牧師

民主台灣、獨裁中國，一邊一國。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透過視訊向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發表演說，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一邊一國」論述。他明確表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指出：「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這項主張被普遍視為延續李登輝前總統1999年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更直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說明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現實。

陳水扁總統當時強調，台灣的前途必須由二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任何人的地方政府或一省。這項論述迅速引起中國政府強烈反彈，也在台灣內部掀起廣泛討論。中國再次重申「從未承諾放棄武力統一」，國民黨主席連戰則批評此舉將帶來「災難與威脅」。面對各界爭議，陳水扁隨後說明，「一邊一國」並非宣布法理台灣獨立，而是重申台灣既有的主權地位，維護國家的尊嚴與安全。

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更能理解這番談話的脈絡。

2000年就任總統後，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政策，希望向北京遞出善意，希望在和平基礎上維持兩岸穩定。然而，這項善意並未獲得對等回應。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快速成長，國防預算與對台部署也同步大幅增加，對台飛彈數量持續擴張，軍事與外交壓力日益升高。

因此，2002年8月3日的談話，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建立在兩岸互動現實之上的政策調整。

事實上，在同年的公開談話中，陳水扁已經清楚勾勒出台灣未來的價值方向。他表示：「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要走自己的路，走我們台灣的路，走出我們台灣的前途。」

他進一步說明：「我們自己台灣的路，就是台灣的民主之路、台灣的自由之路、台灣的人權之路、台灣的和平之路。」

這段話點出了「一邊一國」真正的核心，不只是領土或主權的問題，更是兩種不同政治制度與價值體系的分野。

陳水扁也強調：「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能被欺負、被矮化、被邊緣化及地方化。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台灣也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回頭檢視二十多年來的發展，歷史似乎也提供了新的視角。

香港於2020年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後，高度自治遭到削弱，新聞、出版、司法與言論自由均受到嚴重限制，更凸顯當年陳水扁所提出「台灣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並非政治口號，而是對民主制度與自由生活方式的深刻憂慮。

另一方面，中國在文攻武嚇之外，也逐漸加強對台統戰工作。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高規格訪問中國，成為北京推動對台統戰的重要政治象徵，也開啟以政黨交流影響台灣政治的新階段。此後，北京持續透過經貿、媒體、文化交流、認知作戰及各種統戰策略，企圖影響台灣民主社會。

然而，台灣社會也在民主化的歷程中，逐步形成更清楚的共同價值。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不只是政府的政策方向，更逐漸成為多數台灣人民珍視的生活方式與國家認同基礎。

今日台灣所面對的挑戰，早已不只是軍事威脅，更包括假訊息、認知作戰、網路攻擊、經濟脅迫與各種滲透策略。因此，維護民主制度，不僅需要持續強化國防自主，也需要提升社會韌性、公民素養、媒體識讀能力，以及深化與國際民主夥伴的合作，共同抵抗極權擴張對自由社會所帶來的威脅。

二十多年後回顧「一邊一國」，它的重要意義，不只是提出一項兩岸論述，而是在提醒世人：兩岸最大的差異，並非地理距離，而是制度、價值與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

民主台灣，獨裁中國。自由與極權，終究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守護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仍是台灣持續前行最重要的方向。

對中共2027年「二十一大」的觀察

⭕️ 對中共2027年「二十一大」的觀察

黃春生牧師

2027年秋天，中國共產黨將召開第二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一大」）。過去，中共黨代表大會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完成最高權力的制度性交接。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逐步建立了「集體領導」、「七上八下」、「隔代指定接班人」等非正式政治慣例，使權力更替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

然而，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後，逐步打破這些政治慣例。2018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22年二十大取得第三任期，正式終結了鄧小平建立的接班制度。如今，外界對2027年的二十一大，不再討論「誰接班」，而是關注「習近平如何繼續掌權，以及權力如何重新分配」。

▋制度規則已被打破

過去，中共高層仍遵循一些不成文規則，例如67歲可留任、68歲退休的「七上八下」，以及預先安排下一代領導人的接班模式。

但今天，這些規則幾乎已經失去約束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並沒有任何一位被普遍視為明確的接班人。這種情況與2007年十七大時，習近平、李克強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形成明確接班布局，有著明顯不同。

▋二十一大最大的看點：習近平是否展開第四任期？

目前多數國際研究機構普遍認為，習近平尋求第四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目前最可能發生的情境。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他是否留任，而是：

●是否安排明確接班人？

●新任政治局常委由哪些派系、哪些世代組成？

●軍方高層是否再次大幅洗牌？

●是否出現更多具有技術官僚背景的新世代領導人？

若仍未指定接班人，代表中國政治將更加高度依賴個人權威，而非制度運作。

▋軍隊清洗仍可能持續

近兩年，中共持續整肅軍方高層，多名火箭軍、中央軍委及政治局層級官員遭到撤換或調查。2026年以來，反腐行動仍持續深入，甚至延伸至政治局委員，顯示權力整合尚未完成。

因此，二十一大前夕，軍隊、國安、紀檢系統仍可能出現新一波人事異動，以確保最高領導人在大會召開前掌握絕對控制權。

▋經濟困境恐將限制政治操作空間

集權政權可以壓制公開反對聲音，但未必能消除不滿。政治學者常指出，壓力若無法透過制度釋放，就可能在體制內部累積。當經濟持續成長時，這些矛盾可能被掩蓋；但若經濟下滑、財政惡化或重大危機出現，累積的不滿可能迅速浮現。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正面臨多年來最複雜的挑戰：

●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地方政府債務沉重。

●失業率高、壓力仍大。

●民間消費信心不足。

●外資流入放緩。

北京近期雖提出擴大內需、加快財政支出的措施，但外界普遍認為，短期內難以完全扭轉結構性問題。因此，二十一大的重要任務之一，不只是政治布局，也包括如何重新建立市場與社會信心。

▋最大的不確定性：制度風險

真正值得外界關注的，不只是誰升、誰降，而是制度本身。

政治學研究普遍指出，威權政體若缺乏穩定且可預測的權力交接制度，往往會增加菁英政治的不確定性，並提高內部競爭與政策波動的風險。當所有重大決策高度集中於單一領導人，而接班安排又不透明時，外界更難預測政策方向，也可能削弱制度韌性。

因此，二十一大的核心問題並非只是「誰掌權」，而是中國是否仍能建立具有延續性的政治制度，或將持續依賴個人權威來維持政權運作。

▋不是權力交接，而是權力延續的關鍵考驗

2027年的二十一大，不大可能回到2012年之前的典型的權力交接，而是權力是否能夠順利延續的關鍵考驗。

若習近平展開第四任期、仍未安排明確接班人，意味著中國將持續走向高度個人集權。但是權力愈集中，制度反而愈脆弱，崩解的危機也越大。若出現制度化的人事安排，則可能透露中共重新思考權力傳承機制的訊號。

高度個人集權往往會出現：不願培養接班人，擔心接班人形成政治勢力，所有人都只向最高領導人效忠。結果就是：領導人在時，人人服從；領導人離開後，人人開始爭奪。歷史上的蘇聯史達林過世（1953）、中國毛澤東過世（1976）、南斯拉夫狄托過世（1980），都曾面臨權力重組與制度震盪。

政治學者如 Samuel P. Huntington、Juan J. Linz 與 Milan W. Svolik 的研究都指出：一個政權長期穩定的關鍵，不在於領導人是否擁有絕對權力，而在於是否建立了可預測、可傳承、可修正的制度。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公開資訊足以確定二十一大的最終結果。對未來的各種發展，包括是否指定接班人、是否出現重大人事調整，都只能視為基於現有資訊的情境分析，而非既成事實。真正的答案，仍有待2027年二十一大的召開與會後人事布局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