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紀念廢國大之後：台灣需要一部使國家正常化的新憲法

4月25日紀念廢國大之後：台灣需要一部使國家正常化的新憲法

黃春生牧師

2000年4月25日，台灣憲政史迎來關鍵一頁。國民大會通過修憲案，以制度轉型的方式，將自身改為「任務型機關」，並把絕大多數職權移轉至立法院，國大代表選舉自此停辦。這不只是機關裁撤，更象徵威權時代的舊法統開始退場，也代表孫文所設計、以國民大會為核心的五權憲法體制，正式走入歷史。

4月25日紀念廢國大的日子，回顧這一天，我們應追問更深的問題：既然國民大會已成過去，台灣是否也該邁向一部真正屬於人民的新憲法？

國民大會曾是威權統治的重要象徵。許多代表在中國大陸選出，1949年後卻長期留任，不經改選，被人民譏為「萬年國代」。這些既無民意基礎、又無法反映台灣現實的代表，長期壟斷修憲與總統選舉權力，違背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主權在民、定期改選、人民授權。

1990年野百合學運，就是對這套失真的制度發出怒吼。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推動全面改選。那一代青年拒絕接受「七百多個皇帝」決定台灣命運，也拒絕以虛構的「代表全中國」神話，壓制台灣這塊土地人民的民主權利。

隨後，大法官釋字第261號要求老國代、老立委、老監委退職，台灣才逐步迎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可以說，廢除國民大會，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成果，把國家還給人民的過程。

然而，民主化雖然成功，憲政正常化卻尚未完成。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於1947年的中國大陸，其背景、疆域設計、權力架構與政治想像，皆非為今日台灣而生。這部憲法原本規範的是一個中國內戰前的政治共同體，如今實際適用範圍卻僅及台澎金馬。文字與現實長期脫節，形成制度上的曖昧與矛盾。

例如：國家領土如何界定？國家名稱與國際認知如何一致？中央政府體制究竟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監察院與考試院是否仍有存在必要？地方自治權限如何明確保障？對外關係如何符合現實主權地位？這些問題，台灣社會幾乎天天面對，卻始終缺乏清楚的憲法答案。

結果就是政治衝突反覆上演：有時行政權推動困難，有時又權力過度集中；有時國家定位模糊，讓外界困惑，也讓內部爭論不休。憲法若不能成為秩序之源，反而成為矛盾之源，便失去了憲法本應具備的功能。因此，台灣下一階段改革，不該是修修補補，而是誠實面對制憲課題。

一部屬於台灣的新憲法，應建立在四項核心價值之上：第一，人權保障。將自由、民主、性別平等、宗教自由、原住民族權利、社會權與世代正義明確入憲。第二，權力分立。建立清楚有效率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體制，避免疊床架屋。第三，地方自治。讓中央與地方權責分明，提升治理品質。第四，國民主權。國家的定位、名稱與未來，由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民共同決定。

有人說，新憲法太困難。確實，制憲從來不容易。但民主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若前人因困難而放棄，就不會有野百合學運，不會有總統直選，也不會有今日的自由台灣。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憲法時刻。那是人民意識成熟、制度需要更新、歷史要求前進的時刻。2000年4月25日，國民大會退場，舊時代落幕；那麼下一個歷史課題，就是讓台灣擁有一部符合現實、反映民意、面向世界的新憲法。

憲法不是神主牌，也不是古董展示品。憲法應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契約，是自由社會的骨架，是國家前行的指南針。廢國大，是拆除舊屋的第一步；新制憲，才是興建新家的開始。台灣已走過漫長民主路，現在，是時候為下一代預備一個更正常、更清楚、更有尊嚴的國家。

1980年4月24日：基於信仰與良心，高俊明牧師被捕

1980年4月24日：基於信仰與良心，高俊明牧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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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被國民黨威權政權逮捕。這不只是一起司法案件，更是台灣民主史上一頁沉重的見證：當國家權力壓迫人民時，仍有人願意憑著信仰、良心與勇氣挺身。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當局隨即展開大規模搜捕。三天後，鎮壓行動全面展開。12月23日，時任傳道師許天賢在台南白河林仔內教會主日禮拜講壇上，竟當眾遭警總人員從講台拖走。連敬拜場所與講壇都無法倖免，顯示當時威權體制對宗教自由與人身自由的踐踏，已毫不遮掩。

身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高俊明牧師，因協助遭通緝的施明德藏匿而被捕，後遭判刑七年、褫奪公權五年，政治黑牢入獄4年3個月又21天。表面罪名是「藏匿」，實質原因卻遠不止於此。

高俊明牧師在回憶錄《十字架之路》中清楚指出，政權要逮捕他的真正原因有三：

第一，他們認為我應為長老教會三次聲明負責；尤其第三次的「人權宣言」，主張「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更是讓國民黨政府無法忍受；

第二，我始終主張應該重新加入普世教協，不應該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

第三，藏匿施明德事件只是導火線。我若不下獄 於藏匿案，也會下獄於別的案件；總而言之，我都無怨無悔。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只是該事件因我而牽連太多人，尤其是林文珍女士的犧牲最大，至今我一想起她的受苦，仍心痛如絞。

這段自白極具歷史重量。它說明高俊明並非因個人私利涉案，而是因為教會公開關懷人權、民主、自決與國際參與，而成為威權體制打擊的對象。當政權害怕一位牧師，往往不是因他擁有武器，而是因他擁有真理與人民的信任。

基督信仰從來不只是私人靈修。先知傳統呼喊「行公義、好憐憫」，耶穌也宣告要使受壓制者得自由。當政治權力踐踏尊嚴時，沉默並非中立，而可能成為共犯。高俊明牧師的選擇，正是把信仰落實在歷史現場：保護受迫者、對抗不義制度、承擔十字架代價。

高俊明牧師說：「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這句話不是在美化苦難，而是將坐牢轉化為對土地的愛與對未來的盼望。真正的自由，往往由那些曾失去自由的人替我們爭取而來。

今日台灣享有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更應記得這些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在牢房、法庭與黑名單中換來的成果。當我們輕忽民主、縱容威權語言、對迫害歷史失憶時，就是辜負前人的犧牲。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牧師被捕；但被囚禁的只是身體，不是真理。鐵窗可以關住人，卻關不住盼望。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台灣的自由得來不易，需以民主制度守護；民主制度要長久，仍需人民的良知與勇氣支撐。

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事件」： 一首詩，何以讓國民黨政權不安？

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事件」： 一首詩，何以讓國民黨政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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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63年4月23日，在臺灣文學史與新聞史上，是個晦暗的日子。這一天，《聯合報》副刊刊出一首名為〈故事〉的詩作，署名風遲（本名王鳳池）。詩刊出後，竟被戒嚴體制認定為「影射領導人」，迅速引發政治風暴。時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為免牽連報社，選擇辭職；作者亦遭收押偵辦。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林海音事件」或「船長事件」的白色恐怖迫害。

今日回望，令人震驚的，不只是文學遭受審查，而是連寓言、象徵、詩意與想像，都被權力視為威脅。當一首詩也可能成為罪證，代表恐懼早已滲入社會每一個角落。

一首詩，何以讓國民黨政權不安？

〈故事〉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狐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 

而年復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 

她曾經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 

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珠寶 

而他的頭髮已白，水手老去 

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 

可惜這故事是如此殘缺不全 

以致無法告訴你以後的情況

〈故事〉寫道：一位愚昧的船長因無知迷航，漂流孤島十年，受島上富孀的狐媚與謊言所惑，忘記自己的故鄉，也不知道真正的寶藏其實就在原鄉。

從文學角度看，這是一首典型的寓言詩。它以航海、迷失、誘惑、返鄉等意象，探討人性的愚昧與價值的迷失。這類作品在世界文學中極為常見。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統治當局卻將詩中的「愚昧船長」對號入座，認為影射當時國家領導人，於是政治機器立即啟動。

真正讓政權不安的，往往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權力對批判的恐懼。當統治者失去安全感，任何隱喻都可能被解讀為叛逆，任何創作都可能被視為敵意。

林海音的風骨與沉默

林海音是華文世界重要作家，代表作《城南舊事》感動無數讀者。然而，她不只是小說家，也是編輯者、文化推手。她主持《聯副》期間，大力提攜新人，促進臺灣文學發展，使副刊成為華文世界重要園地。

事件發生後，林海音為避免報社遭更大壓力，主動辭職。這種選擇，表面看似退讓，實則是一種承擔。在高壓時代，人往往被迫在有限空間中作道德抉擇。她保護同事、保護園地，也保留日後繼續耕耘文化的可能。

她晚年幾乎不多談此事。這沉默不是遺忘，而是那一代知識人共同的傷痕。許多人活下來了，卻把恐懼埋進歲月裡。

白色恐怖不只殺人，也窒息靈魂

談到白色恐怖，人們常想到逮捕、監禁、槍決。這些當然是真實且殘酷的歷史。但白色恐怖還有另一層面：它讓人民學會自我審查。作家寫作前先刪掉一句話，編輯刊登前先撤下一篇稿，教師授課時避談某段歷史，家庭餐桌上不敢評論政治。久而久之，不必每次都動用警總，社會自己就把嘴巴封起來了。

「林海音事件」正揭示這一點：威權最深的控制，不是鐵絲網，而是讓人習慣沉默。

文學的力量，正因它不能被完全控制

然而，歷史也證明，權力可以壓制作者，卻無法消滅文字。今天我們仍記得〈故事〉，不是因為它曾被查禁，而是因為它說中了威權的荒謬：迷失方向的人，往往自以為掌舵；真正的寶藏就在故鄉，卻被權力與謊言遮蔽。

文學之所以重要，不在於直接推翻政權，而在於保存人的感受力、判斷力與想像力。當人民仍能閱讀、思考、發問，極權就無法持續囂張。

給今日臺灣的提醒

臺灣今日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民主制度，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前輩承受代價換來的成果。當我們可以自由寫詩、批評政府、討論歷史時，應記得曾有一個年代，連一首詩都可能讓人失去工作、失去自由。

因此，守護民主，不只是投票而已，也包括珍惜不同意見、保障創作自由、拒絕任何形式的思想審查。若社會重新習慣用政治立場決定誰能說話、誰該閉嘴，那麼歷史的陰影就可能再度靠近。

1963年4月23日的「林海音事件」提醒我們：自由社會的成熟標誌，是容得下一首刺耳的詩；威權社會的脆弱象徵，是害怕一句含蓄的比喻。而轉型正義的使命，正是誠實揭露這些因恐懼而壓制思想、迫害創作的歷史傷痕，使社會從沉默走向記憶，從威權走向民主，確保人民永遠不必再為一句真話、一首詩付出自由的代價。

願臺灣永遠不再有「因一首詩而恐懼的政府」，而是成為一個讓思想自由航行、讓人民坦然發聲的土地。

紀念1972年4月22日溫連章革命事件

在威權陰影中點燃自由的火種
——紀念1972年4月22日溫連章革命事件

全文閱讀： https://wen-lianchang-1972-yr1azbd.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72年4月22日，在臺灣威權統治最深沉的年代裡，一位來自雲林的平凡藥房主人溫連章，因「臺灣獨立革命軍案」被逮捕。這個案件，在當時被定性為「叛亂陰謀」，但在今日民主社會的重新檢視下，卻顯露出截然不同的歷史意義。這不只是個人的命運轉折，更是一段關於良知、信仰與自由的歷史見證。

一、歷史傷痕中的覺醒：從苦難走向行動

溫連章（1930–2003）的一生，橫跨日本時代與戰後威權統治的轉折。他曾在天主教會中成長，信仰不僅塑造其人格，也提供他理解世界的倫理框架。然而，真正使他走上政治行動的，並非抽象理念，而是歷史的傷痛。

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震撼，深深烙印在他心中。當國家機器以暴力對待自己的人民時，「順服」是否仍然是一種美德？這樣的提問，實際上與聖經先知傳統遙相呼應。先知並不只是宣講宗教儀式，而是對權力的不義發出批判。正如舊約一再強調的，上主所看重的，不只是敬虔的外表，而是是否實踐公義、是否扶助受壓迫者。在這樣的歷史與信仰交織之中，溫連章逐漸從一位地方信徒，轉變為具有政治意識的行動者。

二、革命的構想：冷戰時代下的地下抵抗

1970年代的臺灣，處於冷戰結構與威權統治的雙重壓力之下。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組織被禁止，任何關於臺灣前途的不同聲音，都可能被視為威脅。

在這樣的環境中，部分運動者轉向地下組織與激進路線。溫連章在海外期間接觸臺灣獨立運動思想，並與當時主張革命路線的思想家建立聯繫。回臺之後，他試圖籌組「臺灣獨立革命軍」，透過宣傳與象徵性行動，喚醒社會對自決權的關注。

從今日角度來看，這樣的組織規模有限，行動也尚未成熟；但在當時高度壓抑的政治環境中，這些嘗試本身，就已經構成對威權體制的挑戰。

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歷史事實：當制度完全封閉時，溫和改革的空間往往不存在，於是激進路線便成為某些人眼中的唯一出口。

三、國家機器的運作：法律如何成為壓迫工具

溫連章案件的迅速偵破，顯示出威權體制下情報與監控網絡的嚴密。透過滲透與內線，當局掌握行動細節，並迅速展開逮捕。

更關鍵的是，法律在這樣的體制中，並非中立的規範，而是政治控制的工具。《懲治叛亂條例》將「叛亂」的定義極度擴張，使思想與言論本身，都可能成為犯罪。最終，溫連章被判處15年徒刑，並褫奪公權。

這種現象，在政治哲學上被稱為「法律工具化」——法律不再是保障人權的制度，而成為統治者緊握權力的手段。當法律失去正義的內涵，社會便進入一種表面有秩序、實質卻壓抑自由的狀態。

四、重新檢視歷史：政治受難者的平反

隨著臺灣走向民主化，這些威權時期的案件開始被重新檢視。溫連章的判決，被認定為證據不足，其所謂「顛覆政府」的指控缺乏實質基礎。最終，他獲得平反與補償。

這樣的歷史翻轉，並非單純的法律修正，而是一種集體良知的甦醒。過去被貼上「叛亂犯」標籤的人，逐漸被理解為在壓迫體制下追求自由的行動者。

這也正是轉型正義的核心意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還原真相；不是為了撕裂社會，而是為了建立更健全的民主共同體。

五、神學視角：上主的公義如何在歷史中顯明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溫連章革命事件提供一個重要的反思框架。

舊約先知阿摩司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這不是一種抽象的宗教語言，而是一種對不公義統治的深刻批判。當社會制度壓迫弱者時，上主的公義必然對此發出審判。

當代舊約學者如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先知傳統的核心，是對「帝國意識形態」的抗衡——也就是揭露那些將權力合理化、將壓迫正常化的敘事。這樣的觀點，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威權時代的法律與政治語言如何被操控。

同樣地，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強調，盼望並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在苦難中仍然堅持未來的可能。對他而言，信仰是一種對未來公義的預先參與。

在這樣的神學視野中，溫連章的行動，不只是政治事件，更是一種倫理與信仰的實踐——在黑暗中仍然尋找光的勇氣。

六、對今日臺灣的呼喚：守護自由的責任

紀念溫連章革命事件，不是為了浪漫化革命，也不是為了簡化歷史，而是為了提醒我們：自由與人權，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當代臺灣面對新的挑戰——包括外部威權勢力的滲透、內部對民主價值的鬆動——這段歷史顯得格外重要。它提醒我們，民主制度若缺乏公民的警醒與參與，隨時可能被侵蝕。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幾個問題：

當不義再次以不同形式出現時，我們是否仍有勇氣發聲？

當脆弱處境的群體被忽視時，我們是否願意站在他們一邊？

當社會選擇息事寧人時，我們是否仍堅持公義？

這些問題，不只是政治問題，更是信仰與倫理的問題。

結語：記憶，作為自由的基礎

溫連章出獄之後，仍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沒有讓苦難使他沉默。這樣的生命，提醒我們：歷史不只是過去的記錄，而是當下行動的基礎。

記憶，並不是為了停留在傷痛之中，而是為了防止不義與苦難的傷痛重演。

當人民記得歷史，威權就難以重來；當人民實踐公義，自由就能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紀念1972年4月22日，不只是回顧一個事件，而是一次集體的自我提醒——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民？我們要建構怎樣的社會？

願我們在歷史的見證中，持續行走在公義與憐憫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