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28日：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赴臺——臺灣近代化的奠基時刻

⭕️1898年3月28日：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赴臺——臺灣近代化的奠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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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98年3月28日，是臺灣近代史上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日本政府任命的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正式赴臺就任。

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動盪與不穩定之中，這一對被稱為「兒玉—後藤體制」的統治組合，開啟了長達八年多的重要治理時期（1898–1906）。在這段期間，日本殖民政府逐步建立起近代行政制度、公共衛生體系與基礎建設，使臺灣在交通、城市建設與經濟制度上逐漸進入近代化的軌道。二人也被視為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一、從醫學博士到殖民行政家：後藤新平的背景

後藤新平（1857–1929）出生於日本東北的陸奧國膽澤郡（今岩手縣奧州市）。他原本是一名醫師，畢業於福島須賀川醫學校，之後進入日本內務省衛生局任職，並赴德國留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他的醫學訓練深刻影響了其行政思想。後藤常以「社會如同生物體」來理解國家治理，因此提出著名的「生物學原理」統治理論。他認為，一個社會就像一個複雜的生命系統，制度與風俗習慣如同其中的器官與神經。統治者若要改革社會，必須先深入理解其結構與運作，而不能僅以強制命令進行改造。

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後，後藤最初以衛生顧問的身分來到臺灣，著手推動公共衛生與都市改善。三年後，隨著兒玉源太郎出任總督，他被任命為民政長官，成為臺灣殖民政府實際的行政決策核心人物。

二、「兒玉—後藤體制」：殖民統治的行政模式

在制度上，臺灣總督擁有軍政最高權力，但在實際治理過程中，兒玉源太郎因日俄戰爭等軍事任務長期不在臺灣，行政權力多由後藤新平主導。

因此，1898年至1906年的臺灣政治史，常被稱為「後藤政治」時期。

後藤的殖民治理策略具有鮮明的雙重特徵：

一方面是強化控制的統治政策：

• 建立密集的警察制度
• 維持軍事力量以鎮壓反抗
• 加強對山地原住民族地區的管理

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化的建設工程：

• 進行土地與戶口調查
• 建立現代行政制度
• 推動交通、水利與產業政策

日本學者持地六三郎在《臺灣殖民地政策》中指出，後藤的治理模式受到英國殖民行政思想的影響，強調透過詳細調查與制度化管理來推動殖民統治，而不是單純依賴軍事力量。

三、「舊慣調查」：理解臺灣社會的統治工程

後藤新平最具影響力的政策之一，是推動大規模的「舊慣調查」。

為了理解臺灣社會結構，他動員大量學者與官員，對臺灣社會進行全面調查，包括：

• 土地制度
• 戶口統計
• 風俗習慣
• 地方社會組織
• 經濟活動

這些資料後來成為臺灣近代行政制度的重要基礎。土地測量與戶口調查，使殖民政府得以建立穩定的稅收制度，也為後來的土地政策與經濟發展奠定條件。

同時，日本政府也逐步推動多項制度改革，例如：

• 統一貨幣制度
• 設立臺灣銀行
• 建立度量衡制度

這些制度的建立，使臺灣逐漸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經濟體系之中。

四、基礎建設與公共衛生：近代化的具體成果

在後藤新平任內，長尾半平任總督府土木局局長(時任台北日本基督教會長老)，是後藤重要營建官員。臺灣的基礎建設發展迅速，對後來的經濟與城市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交通與產業建設

• 縱貫鐵路的興建
•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規劃
• 港口與道路系統的改善

水利與農業發展

• 嘉南平原灌溉系統的規劃
• 烏山頭水庫工程的藍圖

城市與公共衛生

• 臺北現代自來水系統的建立
• 城市排水與下水道建設

東京帝國大學時，後藤新平與高木友枝就為好友，後藤新平延請高木來到臺灣，著眼於他於傳染病防治本身的強大實力與經驗。高木友枝是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今台北濟南教會)的信徒。在高木友枝的著力下，到1904年，臺北地下水道覆蓋率已居亞洲前列。公共衛生政策亦大幅降低霍亂、瘧疾等傳染病，使城市環境逐漸改善，他更被視為「臺灣醫學衛生之父」。

這些建設確實提升了臺灣的經濟與城市發展，但同時也強化了殖民政府對資源與社會的控制能力。

五、歷史的雙重面向：建設與統治

因此，評價「兒玉—後藤體制」，必須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之中。

不可否認的是，這段時期確實奠定了臺灣近代行政制度與基礎建設的許多基礎。然而，這些制度與建設並非單純出於地方發展的理想，而是服務於日本帝國的殖民治理與經濟利益。

換言之，臺灣近代化的許多制度，是在殖民統治的框架下形成的。

六、歷史的啟示：從殖民治理到自主發展

回顧1898年3月28日這個歷史節點，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兩位殖民官員的到任，而是一個時代轉折的開始。

「兒玉—後藤體制」象徵著臺灣近代化進程的重要起點，同時也提醒我們：近代化並不必然等同於自由與自主。

臺灣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殖民統治、戰後威權統治以及民主化的漫長歷程，最終逐步建立起今日的民主社會。

因此，回望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簡單地讚頌或否定，而是為了更清楚理解臺灣如何在複雜的歷史條件中，走向今日的現代社會。

1898年的那一天，確實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但真正決定臺灣未來的，並不是殖民統治本身，而是後來一代又一代人民對自由、制度與社會發展的不斷追求。

3月27日，詹姆斯一世紀念日

⭕️ 3月27日，詹姆斯一世紀念日
詹姆斯一世與《詹姆斯王版本》聖經的歷史意義
黃春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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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3月27日，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逝世，享年58歲。這一年正是大明天啟五年，也是著名的「大秦景教碑」出土的年代。東西方兩條歷史線索在同一年相遇：一邊是中國重新發現古代基督教的痕跡，另一邊則是歐洲世界因聖經翻譯而深刻改變信仰與文化的時代。

詹姆斯一世的身世本身就充滿歷史轉折。他是蘇格蘭女王瑪麗的兒子，也是英格蘭都鐸王朝的後裔。嬰兒時期，他的母親被迫退位，他因此在襁褓之中便成為蘇格蘭國王——史稱詹姆斯六世。在多位攝政的輔政下，他逐漸成長，直到青年時期才真正掌握政權。

1603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逝世且沒有子嗣。詹姆斯以最近的血統繼承英格蘭王位，成為英格蘭與愛爾蘭國王，史稱詹姆斯一世。這次繼承使英格蘭與蘇格蘭第一次由同一位君主統治，歷史上稱為詹姆斯時代。他自稱「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國王」，象徵一種跨國王權的政治統治。

從政治角度而言，詹姆斯一世的政績並不算突出。然而，在宗教與文化史上，他留下了一項極為深遠的遺產——《詹姆斯王版本聖經》。這部聖經後來被稱為詹姆斯王版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KJV）。

👉聖經翻譯的歷史背景

在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英格蘭教會正面臨激烈的宗教辯論。清教徒希望進一步改革英國國教，反對保留天主教傳統的儀式，同時也對聖經翻譯提出質疑。

當時英語世界主要流通兩種聖經版本：

一是，《大聖經》（Great Bible）

這本聖經由英王亨利八世 下令出版，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主導翻譯，1539年完成初版。它被鎖在各教堂講台上，供會眾聆聽朗讀。

二是，《日內瓦聖經》（Geneva Bible）

這本聖經誕生於宗教改革的避難社群中。許多逃往瑞士日內瓦的英國新教徒，在約翰·加爾文的神學環境與約翰·諾克斯的影響下，翻譯並在1560年出版了這本聖經。它具有分章節、旁註與串珠等特色，被許多人視為第一本「研讀版聖經」。

《日內瓦聖經》卓越的品質遠勝過《大聖經》，在民間極受歡迎，甚至影響了威廉·莎士比亞的文學語言。後來前往北美的清教徒，也把這本聖經帶上了五月花號。

然而，《日內瓦聖經》的旁註帶有強烈改革宗政治觀點，對君權常有批評。這使詹姆斯一世感到不悅。

👉漢普頓宮會議與KJV的誕生

1604年，詹姆斯在漢普頓宮召開會議（Hampton Court Conference），討論教會改革與聖經翻譯問題。會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決定重新翻譯一部新的英文聖經。

這項翻譯計畫動員了約50位學者，分為六個翻譯小組，在牛津、劍橋與倫敦進行工作。學者們參考希伯來文、希臘文與早期譯本，經過約七年的努力，於1611年出版。

這本聖經被稱為 Authorised Version（欽定本），後世則以詹姆斯王之名紀念，稱為 KJV。

👉《詹姆斯王版本》的文化與信仰影響

《詹姆斯王版本》之所以歷久不衰，有幾個重要原因。

第一，它塑造了英語文明的語言風格。

KJV的文字優雅而節奏感強，如詩歌般莊嚴。許多英語世界的文學、政治演說與思想，都受到它的語言影響。學者David Norton指出，KJV對英語文體的影響，幾乎可與莎士比亞並列。

第二，它促進了人民直接閱讀聖經的信仰文化。

宗教改革強調「人人可讀聖經」。KJV的詞彙量相對簡單，使普通人民也能理解經文。這對於新教信仰的普及具有深遠影響。

第三，它在全球宣教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17至19世紀的英語宣教運動，大多使用KJV。許多早期宣教士帶著這本聖經走向世界各地，使聖經翻譯與教育事工迅速發展。

👉歷史的回顧與今日的意義

詹姆斯一世的政治評價或許並不突出，但他促成的聖經翻譯工程，卻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詹姆斯王版本》不只是一本宗教文本，更是一部影響語言、文學、信仰與思想的經典。

從歷史角度看，這也提醒我們：有時，一個君王最深遠的影響，不在於戰爭或權力，而在於是否促進知識、信仰與人民文化的傳承。

而對今日的信仰群體而言，聖經翻譯的歷史更帶來一個重要的呼召——讓上主的話語不被少數人壟斷，而能被每一個人理解、閱讀並實踐。當信仰的文字能夠走進人民的語言，信仰也就開始走進人民的生命。歷史往往在看似平凡的決定中，悄悄改變世界。

女性大主教的誕生：英國國教歷史的新篇章與基督信仰的時代意義

女性大主教的誕生：英國國教歷史的新篇章與基督信仰的時代意義

黃春生牧師

2026年3月25日，在「聖母領報節」（Lady Day）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節期中，英格蘭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於坎特伯雷大教堂迎來歷史性時刻。63歲的莎拉·穆拉莉（Sarah Mullally）正式就職坎特伯雷大主教，成為1400多年來第一位擔任此職位的女性。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僅是英國國教的領袖，也被視為全球約8500萬聖公會信徒的精神象徵。因此，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不僅屬於英國教會，也在更廣泛的普世教會中具有深遠意義。

這場陞座禮在歷史悠久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舉行，約有兩千名來自教會與社會各界的人士出席。按照傳統，穆拉莉身披金色禮袍，手持主教杖敲擊教堂西門三次，象徵謙卑請求進入教會的牧職。她在禮儀服上特別佩戴一枚曾任癌症科護士時使用的皮帶扣環，象徵她的牧職源自關懷生命與醫治痛苦的初心。這樣的象徵提醒人們，基督信仰中的領導並非權力的象徵，而是服事的召命。

一、女性領導與福音的解放性視野

女性擔任教會最高領導職務，對基督信仰具有重要的神學象徵意義。新約聖經中，女性在初代教會的服事並非邊緣角色。例如，《羅馬書》16章提到的非比（Phoebe）被稱為教會的執事；百基拉（Priscilla）則與丈夫一同教導亞波羅；保羅更在《加拉太書》3:28宣告：「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或自主，也不再分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體。」

許多當代神學家指出，女性在教會領導中的參與，反映了福音所帶來的解放性轉變。英國聖經學者N. T. Wright指出，保羅神學的核心並不是維持社會既有的階層，而是在基督裡開啟新的群體秩序（N. T. Wright, Paul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2013）。在這樣的視野下，女性牧職並非現代文化的妥協，而是福音所孕育的歷史發展之一。

穆拉莉大主教在就職時提到：「這不僅是慶祝女性的貢獻，也向每一個人傳達一個訊息——你們可以追逐自己的夢想。」這句話，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基督信仰對人性尊嚴的肯定。教會若能在制度與文化上反映這種尊嚴，便更接近福音所宣告的上帝國價值：公義、憐憫與彼此服事。

二、服事者的領導：從護士到大主教

穆拉莉的生命歷程也具有象徵性。她早年是一名癌症科護士，曾擔任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首席護理官，長期致力於醫療與公共健康領域。這樣的背景，使她的牧職帶有鮮明的「醫治」與「陪伴」色彩。

在聖經中，牧者常被描繪為照顧受傷生命的人。例如，《以西結書》34章描繪理想牧者時提到：「失散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耶穌的事奉同樣充滿醫治與憐憫。新約福音書反覆呈現耶穌觸摸患病者、關懷被社會排斥的人群，展現上帝國對弱勢群體的關愛。

因此，一位曾在醫療體系中服務的牧者，象徵教會重新回到福音核心：陪伴痛苦的人、醫治破碎的生命、關懷被忽略的群體。這樣的牧職觀，也提醒今日教會，真正的權威並不是統治，而是服事。

三、多元文化中的合一

就職禮儀本身也呈現出全球聖公會的特質。典禮音樂涵蓋英國古典聖樂、烏爾都語《垂憐經》（Kyrie）以及非洲合唱詩歌，象徵聖公會在全球不同文化中的信仰實踐。這種多元文化的禮儀表達，反映出普世教會的一個重要神學理念——在差異中尋求合一。

聖經中，《啟示錄》7章描述一幅末世的異象：「有許多的人，從各國、各族、各人民、各語言來到寶座前。」這段經文提醒教會，上帝國的群體本質上是多元的。不同文化與語言並非障礙，而是共同敬拜的豐富資源。

聖公會長期以來強調「Unity in Diversity」（多元中求合一）。在全球教會面臨神學分歧與文化差異的今天，這種精神顯得尤為重要。

四、面對挑戰的牧職時代

然而，穆拉莉的任期也充滿挑戰。前任大主教因處理教會內部性醜聞問題而辭職，使教會聲譽受到嚴重衝擊。信徒與社會普遍期待新任領袖能重建信任、恢復教會的道德公信力。

此外，全球聖公會對女性領導與LGBTQ+議題的立場存在明顯分歧，特別是在非洲與亞洲的部分教會中，保守立場依然強烈。如何在不同神學觀點之間建立對話空間，將成為未來的重要課題。

神學家Rowan Williams（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曾指出，教會真正的合一並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中學習彼此承擔與傾聽（Rowan Williams, On Christian Theology, 2000）。若能以謙卑與耐心面對分歧，教會或許能在衝突中找到新的成長契機。

五、邁向新的信仰時代

從公元597年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將基督信仰帶入英格蘭開始，英國教會已走過超過十四個世紀。這段歷史包含宗教改革、帝國時代、世俗化浪潮以及全球化的挑戰。

女性大主教的誕生，正象徵這段歷史仍在持續發展。教會並非靜止的制度，而是一個在歷史中不斷回應上帝呼召的群體。當教會願意重新思考權力、性別、文化與社會責任時，也就更接近福音所宣告的上帝國。

對今日世界而言，這一歷史時刻提醒人們：信仰並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勇敢面對歷史與社會。真正的教會領導，應當像牧者一樣，帶著勇敢、溫柔與慷慨的心，陪伴人民走向更公義、更有憐憫的未來。

在這樣的盼望中，英國國教的歷史翻開新頁，也為普世教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提醒：當信仰願意持續更新，福音的生命力就會再次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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