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9日，台灣大學學生反對必修國父思想課程

 

⭕️1990年9月19日，台灣大學學生反對必修國父思想課程

——記念台灣教育民主化

黃春生牧師

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不只發生在街頭、國會與選舉，也曾經發生在大學的教室裡。民主化其中一項重要工程，就是追問：統治者有沒有權力規定大學生必須接受特定政治思想的教育？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失利後遷台，威權統治下的教育體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國家認同、反共教育及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政治教育。高中、大專院校設有「三民主義」等課程，中小學則透過公民、中國歷史與地理等教育內容，建立官方所期待的國家認同。

1960年代以後，大專院校的相關政治教育進一步制度化，「國父思想」長期成為大學共同必修課程的一部分。在戒嚴時代，這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學或思想史教育，而是置身於黨國體制之中，與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教育密切相關。

問題不在於孫文的思想能不能研究。當然可以。

孫文及三民主義是近代東亞政治史、中國革命史與台灣戰後政治史的重要研究對象，大學當然可以研究，也應容許不同學術觀點進行分析與批判。真正的問題在於：統治者是否可以把特定政治人物及其思想提升為不可質疑的正統，再透過行政權力規定所有大學生必須修習？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政治社會逐漸鬆動，言論自由、校園民主、大學自治與教育改革，也成為民主化不可迴避的課題。

1990年3月16日至22日爆發的「野百合學運」，更成為一整個世代重要的政治啟蒙。學生不再只是接受由上而下的國家教育，而開始追問：我們究竟是國家的「思想教育對象」，還是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民主公民？

同年9月，圍繞「國父思想」是否應繼續列為大學必修課程的爭議迅速升高。9月19日前後，大專教師與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存廢、必修或選修，以及大學課程自主權展開公開辯論。當時報紙留下大量相關討論；9月20日《聯合報》甚至以「國父思想課多半學生沒興趣」報導相關爭議，指出在民主自由的時代，不應強制大學生接受單一主義教育。另一方面，也有「國父思想」教師及政治人物強烈反對改制。相關研究整理當年的報紙資料顯示，李煥、關中等人主張大學「國父思想」課程不可廢，蔣緯國更曾將改為選修形容為「焚書坑儒」。

這場爭論真正重要的，其實遠遠超過一門課程。

它碰觸的是威權教育與民主教育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威權教育要求學生接受答案；民主教育訓練學生提出問題。

民主社會並不是沒有共同價值。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人的尊嚴，以及對弱勢者權利的保障，都需要透過教育一代又一代地學習。然而，民主教育與政治灌輸的關鍵差異在於：民主教育不能要求學生把某位政治領袖、某個政黨或某套政治學說視為不可批判的真理。

1990年的爭議之後，大學共同必修制度逐步調整，「國父思想」也走向「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等新的課程架構。但真正具有憲政里程碑意義的轉折，發生在1995年。

1995年5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80號解釋，明確指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的學術自由，就大學而言，包括「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而大學課程如何訂定，是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的重要學術事項，因此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大法官並認定，教育部透過《大學法施行細則》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以及以共同必修科目限制學生畢業資格，相關規範欠缺法律授權，與憲法保障大學自治的意旨不符。

釋字380號的重要意義，不宜簡化為「大法官宣布國父思想違憲」。

它建立的是一項更深刻的民主原則：政府不能任意以行政命令決定大學必須教什麼；課程自主本身就是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一部分。

這是台灣教育民主化極重要的一步。

其後，台灣的公民教育也逐漸從過去以特定政治思想為核心的訓育模式，轉向民主政治、法律、社會與經濟等領域的公民素養教育。今天回頭看，兩者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國父思想」換成「公民與社會」，而是教育理念本身的轉變：從要求人民忠於一套政治思想，逐漸走向培養公民理解制度、分析權力、辨識資訊、參與公共事務並保障他人權利的能力。

到了今天，這項轉變仍然持續。

現行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中，「公民與社會」是分科測驗的考科，內容涵蓋政治、社會、法律與經濟等領域；大考中心近年的命題也特別強調公共議題、生活情境、資料判讀，以及原住民族、勞動、性別、障礙者等不同處境群體的權利議題。換句話說，公民教育的目的，已不應是教學生背誦「標準政治答案」，而是培養他們面對複雜社會時分析、判斷與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

1990年9月的那場校園爭論，因此值得被記得。

那些學生所挑戰的，不只是四學分的必修課，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在民主國家裡，誰有權決定我們應該相信什麼？

民主教育給出的答案，不應是政府替人民決定思想，而是教育人民具備獨立思考、公開辯論與自主判斷的能力。

大學不是思想統一的工廠，而應是自由思想彼此辯論的場所；教育不是把既定答案裝進學生腦袋，而是幫助下一代學會追問：證據在哪裡？權力如何運作？制度是否公平？少數者的權利是否受到保障？我們如何在意見不同時，仍然共同生活？

從「國父思想」的強制必修，到大學自治與現代公民教育的建立，台灣走過的其實是一條從「被要求相信」，走向「有權自由思考」的道路。

這也是民主最珍貴、卻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項成果。

9月19日，記念台灣教育民主化的一頁。

真正自由的教育，不是告訴下一代「你必須相信什麼」，而是保障每一個人都有追問、質疑、研究、辯論，以及形成自己判斷的自由。

而一個民主社會最需要培養的，也從來不是順從權威的人，而是能夠思考、願意承擔公共責任，也懂得尊重別人同樣擁有自由的人。

圖：中國國民黨下令各級學校加強黨義課程。

1983年9月1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從威權壓迫走向民主組織化

⭕️1983年9月1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從威權壓迫走向民主組織化

黃春生牧師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隨後，國民黨威權政府展開大規模逮捕，美麗島雜誌社主要幹部及黨外運動人士陸續遭到拘捕、審判。原本逐漸成形的黨外政治力量，面臨國家機器強力壓制。

然而，威權統治企圖以逮捕與審判終結反對運動，歷史最後卻走向另一個方向：壓迫沒有消滅民主運動，反而促使受難者家屬、辯護律師、黨外政治人物與新生代運動者逐漸形成新的政治網絡。

▋另一個不能遺忘的二二八

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事件大審前夕，又發生震驚台灣社會的「林宅血案」。

當時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遭警備總部拘禁。就在2月28日軍法處調查期間，他位於台北市信義路的住家發生兇案。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以及年幼的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遭殺害；九歲長女林奐均身受重傷，經搶救後成為唯一倖存者。

林宅血案至今仍未偵破，行兇者及幕後真相仍未獲司法確認。因此，在歷史書寫上，我們不能把尚未經證實的推論直接當成司法事實。

然而，這起血案發生於戒嚴、政治犯審判與情治機關廣泛監控異議人士的時代，而且被害者正是遭軍法審判的政治反對者家屬。這使林宅血案不只是一樁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也成為台灣威權統治年代政治恐懼的重要歷史記憶。

▋「拍斷手骨顛倒勇」

但黨外運動並沒有因此消失。

台灣人有一句話：「拍斷手骨顛倒勇。」威權政府原本期待透過逮捕、軍法審判與政治高壓瓦解黨外力量，結果美麗島受難者家屬反而走向選舉戰場。

1980年底，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等人投入選舉並當選；接著，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也陸續投入公共政治，包括尤清、謝長廷、陳水扁、蘇貞昌、江鵬堅、張俊雄等人。

於是，一場鎮壓所造成的苦難，意外促成另一個政治世代的形成。

被告家屬、辯護律師、黨外公職人員、新生代知識分子與黨外雜誌工作者，開始彼此串聯。原先較為分散、以個人參選為主的「黨外」，逐漸走向跨區域、具有共同政見與組織協調能力的政治運動。

▋1983年9月1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

1983年9月18日，由費希平、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尤清等黨外公職人士組成的「一九八三黨外中央後援會」正式成立，由費希平擔任召集人、游錫堃擔任秘書長，投入年底增額立委選舉的協調與助選工作。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

因為「黨外」不再只是「不是國民黨的人」的統稱，而開始發展共同政見、候選人協調、全台助選與政治組織。換句話說，從「個別民主運動者」逐漸走向「有組織的民主運動力量」。

同年10月，黨外中央後援會更提出「民主、自決、救台灣」的政治訴求，其中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這呼應1977年8月16日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首次以團體名義提出「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

在戒嚴時代，今天看來屬於民主政治基本原則的「人民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當時卻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相關政見遭選舉機關刪除，但江鵬堅等候選人仍公開高掛「民主、自決、救台灣」、「釋放林義雄」、「解除戒嚴」等標語。

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中，許榮淑、方素敏、高李麗珍、黃天福、許國泰、江鵬堅、張俊雄等人組成「美麗島連線」，並把要求特赦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帶進選舉。

這已經不只是在爭取幾席立法委員。

他們正在爭取一件更根本的事情：人民有沒有權利組織反對力量？人民能不能公開批判執政者？台灣的政治前途，究竟由誰決定？

▋從後援會走向政黨

1983年的黨外中央後援會只是開始。

1984年，「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使黨外政治力量進一步制度化；到了1986年，組黨的呼聲已經難以阻擋。

1986年9月28日，「一九八六年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候選人推薦大會。當時台灣仍處戒嚴之下，政黨禁令尚未解除，組織新政黨仍具有相當政治風險。

然而，與會黨外人士在會議中決定跨越禁忌，發起成立「民主進步黨」。

從1983年9月18日的黨外中央後援會，到1986年9月28日的組黨，相隔整整三年又十天。

這三年間，台灣民主運動完成了一個重要轉變：從個人的抵抗，走向集體的組織；從街頭與雜誌的異議，走向制度性的政治競爭；從「黨外」，走向真正的反對黨。

而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某一個政黨賜給人民的禮物。

民主是許多人在監控、逮捕、審判、坐牢，甚至生命受到威脅的年代裡，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制度。正因如此，民主的價值也不能被簡化成對任何政黨的永久忠誠。民主真正珍貴之處，正在於人民可以組織、可以批判、可以反對，也可以透過自由選舉和平更換執政者。

紀念1983年9月18日，不只是紀念一個政治組織成立，而是記得：當權力企圖使人民沉默時，有人選擇組織起來；當威權企圖使人民恐懼時，有人選擇繼續說話。

台灣今日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它是許多人用青春、自由、眼淚，甚至生命所開出來的道路。

而對這段歷史最好的紀念，不只是感謝前人，而是讓民主繼續成為一套能夠約束權力、保障人權、容納異議，也保護弱勢者發聲的制度。

因為民主真正成熟的標誌，不是「我支持的人永遠執政」，而是：無論誰執政，權力都必須受到監督；無論誰在野，反對的權利都必須受到保障；無論一個人的聲音多麼微小，他作為人民的尊嚴，都不應再被國家機器踐踏。

今日，民主台灣的永續，必須世代不斷反獨裁、反極權，反獨裁共產的侵略。

《義光ê所在》There Will Be Light

⭕️《義光ê所在》There Will Be Light

——在最黑暗的時刻，行過幽谷，看見義光 黃春生牧師

今天晚上受義光教會邀請，參加《義光ê所在》（There Will Be Light）首映會。

坐在電影院裡，看著銀幕上的影像，我心裡一直浮現兩個字：「義光」。

這不只是一間教會的名字。

這兩個字的背後，有血、有眼淚，有台灣曾經走過的幽谷；但是，也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年代，仍然相信公義、守住良知，等待黎明。

▋1980年2月28日：另一個不能遺忘的二二八

距離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整整33年，台灣再次在「二二八」這一天，發生令人難以承受的悲劇。

當時正值美麗島事件大審前夕。林義雄律師因美麗島事件遭警備總部逮捕、拘禁候審。就在2月28日軍法處召開調查庭的這一天，林家發生震驚台灣社會的「林宅血案」。

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以及年幼的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遭到殺害；九歲的長女林奐均也遭刺成重傷，經搶救後成為唯一倖存者。

這不是電影劇本。這是發生在台灣土地上的歷史。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林義雄當時是美麗島事件的重要政治犯，其家庭正處在威權統治與情治監控的陰影之下；然而兇手竟能進入林宅行凶。也因此，數十年來社會始終存在對情治系統及國家責任的重大質疑。但必須嚴謹地說：林宅血案至今仍未偵破，行凶者及幕後主使者仍未經司法確認。

也正因如此，這道歷史傷口至今仍沒有真正癒合。

▋從血案現場，成為「義光ê所在」

電影最讓我震撼的，不只是黑暗有多深，而是：人竟然能夠在如此深的黑暗裡，重新點起一盞燈。

血案之後，林宅難以出售、出租，林家也陷入困境。後來，一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與信徒發起募款，買下林宅，將這個曾經充滿死亡、眼淚與創傷的所在，轉化成為教會。

1982年復活節，義光教會成立。國史館出版的《義光教會相關人物訪談錄》也指出，「義光」代表的正是上帝公義之光。

這使我非常感動。基督信仰沒有把苦難從歷史中擦掉。福音也不是假裝悲劇從未發生。

恰恰相反，復活的信仰，是在死亡留下傷痕的地方，仍然宣告：死亡不是結局；暴力不是勝利；威權不會永遠掌權。

There Will Be Light.

終究會有光。

「公義及正直是你寶座的地基」

《詩篇》89:14–15「公義及正直是你寶座的地基；慈愛及信實行佇你面前。會曉對你歡呼的人真有福氣！上主啊，𪜶欲隨你的面發出的光來行。」(現代台語譯本)

聖經帶來更深層的意義

「義」——公義及正直是上主寶座的地基。
「光」——上主的人民，要隨祂面所發出的光來行。

聖經所見證的權柄，其根基不是暴力，不是恐懼，不是要求人民絕對服從，更不是用謊言掩蓋歷史。

上主寶座的地基，是公義及正直。

因此，觀看《義光ê所在》，對我而言不只是回顧一樁46年前的血案，而是重新問我們今天的台灣：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台灣的未來，應當以公義立國

我愈來愈相信：台灣國家的未來，應當以公義立國。
公義立國，不只是追究過去，更是使過去的不義不再重演。

公義立國，是讓國家的權力受到民主制度與法律制衡；是使每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受到保障；是讓政治異議者不必害怕國家暴力；也是使弱勢者、受害者與被歷史遺忘的人，仍然有被聽見、被記得、被恢復尊嚴的可能。

因此，台灣人更應該認識台灣的歷史。

如果不知道自己曾經走過怎樣的幽谷，就很難明白今天能夠自由說話、自由思想、自由組織、自由選擇政府，是何等珍貴。

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自由也不是歷史自然演化的結果。

我們今天所享有的一切，是許多前輩在監禁、刑求、流亡、失去工作、家庭破碎，甚至付出生命代價之後，一步一步留下來的。

因此，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記憶，是為了使不義不再發生。

追尋真相，不是為了讓我們永遠困在過去；追尋真相，是為了讓下一代可以更自由、更有尊嚴地走向未來。

▋行過幽谷，看見義光

看完電影，我想到詩篇二十三篇：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信仰從來沒有保證我們不會經過幽谷。

林家走過的，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幽谷；台灣也曾經走過漫長的威權幽谷。

但是，真正的盼望不是否認黑暗，而是在黑暗裡仍然相信：黑暗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曾經流血的所在，後來有人唱起聖詩。

曾經令人恐懼的所在，後來有人在那裡祈禱。

曾經象徵死亡的所在，竟然在復活節成為一間教會。

這就是「義光」最深刻的意義。

不是忘記傷口，而是在傷口之上守護記憶；
不是掩蓋黑暗，而是在黑暗之中點燃公義的光。

願台灣記得曾經走過的幽谷，也記得那些在黑暗年代守住良知的人。

願教會也永遠記得自己的呼召：當人民受苦時，站在受苦者身旁；當權力遮蔽真相時，為真實作見證；當世界被恐懼籠罩時，仍然守住公義、慈愛與盼望。

因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不需要害怕自己的歷史；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也不需要用遺忘換取表面的和平。

《義光ê所在》——
在最黑暗的時刻，
行過幽谷，
看見義光。

「上主啊，𪜶欲隨你的面發出的光來行。」

願我們不只是紀念那一道光，
也成為行在光中的人。

不只為歷史的不義流淚，
更讓公義成為台灣共同生活的地基。

There Will Be Light.
終究會有光。
而我們，要向光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