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4日 星期六

1976年11月14日:卡特總統與平原浸信會的種族平權之爭



⭕️1976年11月14日:卡特總統與平原浸信會的種族平權之爭

——平原浸信會分裂事件50週年

黃春生牧師


1976年11月14日,美國喬治亞州一座小鎮教會,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面對的第一場重大道德考驗,不在白宮,也不在國會,而是在他從小參加主日學、受洗並長期聚會的平原浸信會(Plains Baptist Church)。


爭議的核心是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其深刻的問題:黑人能否與白人一起敬拜上帝,並享有平等的教會會員資格?


這場爭議最終導致教會分裂,也催生一間以種族平等與開放接納為精神的新教會——瑪拉拿他浸信會(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然而,歷史有一個重要細節值得釐清:1976年11月14日,平原浸信會並非再次投票禁止黑人,而是在卡特及改革派信徒支持下,以121票對66票通過開放教會、不再以種族限制參加聚會。


真正造成教會分裂的,是這項改革之後持續發酵的內部衝突。這段歷史,在當時的《今日基督教》及新聞報導中都有明確記載。


▋1965年:宣講愛的教會,卻對黑人關上大門


要理解這場衝突,必須回到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歷史。1964年,美國通過《民權法案》,禁止多種公共領域的種族歧視;1965年又通過《投票權法案》,進一步保障黑人的政治權利。然而,法律上的改革,並不代表社會與宗教團體的種族偏見立即消失。


1965年,平原浸信會通過一項排斥黑人的決議,禁止黑人及被視為民權運動煽動者的人進入教會參加聚會。當時擔任喬治亞州參議員的卡特,與部分家人投下反對票,卻無法阻止決議通過。


這是一個深刻的信仰矛盾:教會宣講基督的愛、人的罪得赦免,以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卻同時以膚色決定誰可以進入教會。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地方教會決議不能直接等同於所有南方浸信會的立場,但它反映出當時美國南方白人教會內部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文化。


一間教會可以在講台上宣講愛,卻在大門口實行歧視;可以熱心海外宣教,卻拒絕與身邊不同膚色的人共同敬拜。


這正是宗教制度可能背離福音精神的嚴肅警訊。


▋1976年11月14日:卡特與改革派打開教會的大門


1976年10月31日,黑人牧師克萊農.金(Rev. Clennon King)嘗試進入平原浸信會並申請會員資格,卻遭遇阻撓。教會領袖援引1965年的種族排斥決議,引發全國輿論關注。


這時,卡特剛完成總統大選。他所信奉的基督信仰,與他所主張的公民平等,面臨直接考驗。


當時支持開放教會的牧師是布魯斯.愛德華茲(Rev. Bruce Edwards)。部分執事要求他離職,使爭議從種族問題擴大為教會治理與牧職存續的衝突。


11月14日,平原浸信會召開會員會議。在長時間、激烈的討論之後,教會決定慰留愛德華茲牧師,並通過取消種族限制,原則上向所有願意敬拜耶穌基督的人開放教會。


這項決議是民權理念在地方教會取得的重要進展,但並沒有立即終結衝突。


1977年1月,教會仍拒絕克萊農.金及另外兩人的會員申請,理由涉及會員審查程序與居住地等條件。雖然教會聲稱不再以種族作為限制,實際上如何落實平等,仍然存在爭議。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廢除歧視性的規章,只是改革的第一步;真正的平等,還必須落實在制度運作、群體文化與日常生活之中。


▋1977年:教會分裂,瑪拉拿他浸信會誕生


1977年2月,愛德華茲牧師在持續壓力下離開平原浸信會。4月17日,教會再度否決重新聘任他的提案。


這項結果,促使卡特的堂兄休.卡特(Hugh Carter)及支持改革的信徒決定另組教會。1977年5月22日,29名離開原教會的信徒,在平原鎮南方一間閒置的路德宗教堂首次共同敬拜。他們成立的團體最初稱為博茨福德浸信會宣教團(Bottsford Baptist Mission),後來發展為瑪拉拿他浸信會。


當時媒體報導,離開平原浸信會、參與新團體的信徒約有50人。新教會由曾任平原浸信會牧師的弗萊德.柯林斯(Rev. Fred Collins)牧養。


新教會選擇「瑪拉拿他」作為名稱,帶有深刻的神學意義。「瑪拉拿他」(Maranatha)源自亞蘭語,出現在《哥林多前書》16章22節,通常被理解為「我們的主,來吧!」或「我們的主已經來了」,傳統上也常以「主必再來」表達基督再臨的盼望。


對這群離開狹隘教會的基督徒而言,這名稱象徵他們期待基督的主權,而非種族偏見或既有宗教權力,成為教會生活的最終準則。這是從教會命名所作的神學詮釋,並非宣稱創立者曾如此明言。


瑪拉拿他浸信會於1978年12月13日首次在新建築聚會,1979年1月14日舉行獻堂禮拜。


▋從美國總統到主日學老師:卡特的信仰見證


卡特於1981年卸任總統後,與妻子羅莎琳(Rosalynn Carter)返回平原鎮,正式選擇瑪拉拿他浸信會作為信仰生活的家。


他持續擔任成人主日學老師,直到2019年因健康因素停止授課。對卡特而言,總統是有期限的職務,基督徒的身分與責任卻是一生的召命。


他沒有因曾經擔任世界強國的元首,就將自己置於教會生活之上。相反地,他回到小鎮,閱讀聖經、教導信徒,也投入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的住宅建造工作,協助需要安居的家庭。


從白宮到簡樸的教會,從國際外交到替弱勢家庭建造房屋,卡特努力將基督信仰與人權、和平、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


2019年,瑪拉拿他浸信會迎來第一位黑人主任牧師東尼.洛登(Rev. Tony Lowden),更彰顯這間教會在種族平等道路上的歷史意義。


2024年12月29日,卡特以100歲高齡辭世。這位前總統留下的,不只是政治成就,更是一位努力把信仰實踐在公共生活中的基督徒見證。


▋從加拉太書看教會:在基督裡,不再以身分劃分高低


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3章28節宣告:「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體。」(加拉太書3:28,和合本)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指出,猶太人與希臘人、奴隸與自由人、男人與女人,都不能再以既有的身分界線,決定誰能屬於基督。


從歷史處境來看,保羅首先處理的是猶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裡的共同身分,而不是直接討論現代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因此,不能將經文與現代政治議題簡單畫上等號。


然而,這段經文所揭示的神學原則,具有超越時代的力量。按照 J. Louis Martyn對《加拉太書》的啟示性詮釋,基督的來臨不只是改善原有社會秩序,更宣告上帝新創造的開始。既有世界用來支配、排除與區分人的權勢,不能再決定人在基督裡的身分。


由此延伸到當代教會,種族、血統、階級與社會地位,都不應成為阻擋人領受福音與參與信仰群體的障礙。


如果一間教會以族群、膚色排除人,即使擁有悠久的歷史、宏偉的建築與優美的詩歌,仍然必須接受福音的審判。


真正的教會合一,不是要求受歧視者保持沉默,而是願意面對不公義的制度,尋求悔改與更新。


教會的門不只是建築物的入口,更是一個信仰群體如何理解上帝恩典的見證。


▋瑪拉拿他:主啊,願祢的國降臨


瑪拉拿他浸信會的名稱,提供這段歷史一個深刻的神學結語。


「瑪拉拿他」不只是等待基督在未來再臨,也是向今日教會發出的提醒:我們所等待的主,是那位拆毀隔閡、呼召悔改、使萬物更新的基督。


基督再來的盼望,不應成為逃避現實不公義的藉口;相反地,正因為盼望上帝國的完全實現,基督徒才更有責任在現今社會實踐公義、憐憫與和平。


對台灣教會而言,這段50年前的歷史同樣值得反省。


我們是否仍然以省籍、族群、階級、國籍、語言、性別或社會地位,對人劃下看不見的界線?我們是否願意接納移工、新住民、難民、身心障礙者,以及遭受社會排除的人,使他們不只被容許進入教會,更能成為具有平等尊嚴的信仰共同體?


歷史也提醒我們,堅持公義可能帶來衝突,甚至造成教會分裂。但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教會能否維持表面的和諧,而是教會是否忠於耶穌基督的福音。


1976年11月14日,平原浸信會終於投票打開原本對黑人關閉的大門;然而,直到1977年瑪拉拿他浸信會成立,這場種族平權的掙扎才進一步成為具體的信仰行動。


教會真正的偉大,不在於有多少權貴走進大門,而在於有多少原本遭受排斥的人,能夠在其中找到尊嚴、接納與盼望。


五十年後,願每一間教會都能重新聽見這個呼召:「瑪拉拿他!主啊,願祢來臨;願祢的公義臨到大地,願祢的愛拆毀人與人之間的高牆。」


2026年11月13日 星期五

11月13日,抗暴牧師黃武東紀念日





 ⭕️11月13日,抗暴牧師黃武東紀念日

信仰不能向暴政屈服——從殖民統治到人民自決的台灣教會先知

黃春生牧師


1994年11月13日凌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黃武東牧師,在彰化安息主懷,享年85歲。


32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紀念這位被稱為「抗暴牧師」的信仰前輩,不能只記得他曾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一屆總會議長、第一任總會總幹事,更應記得他一生最重要的信仰實踐:面對不義的統治,教會不能成為政權的附庸;面對受壓迫的人民,基督徒不能保持沉默。


黃武東的一生,橫跨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威權統治與台灣民主運動。他親眼看見不同政權如何運用國家機器控制人民,也見證教會如何在艱難的政治處境中,逐漸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從浪子悔改開始的信仰故事


1909年,黃武東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南州東石郡義竹庄東後寮,即今日嘉義縣義竹鄉。


他的養父黃碖出身傳統漢學家庭,是地方上備受尊敬的人物。起初,黃碖對基督教並不認同,認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已經足夠,不需要接受西方宗教。


然而,一位名叫李拐的人,改變了黃家的命運。


李拐原本在地方上惡名昭彰,後來因信仰而悔改,生命出現明顯的轉變。黃碖曾經不相信這樣的人能夠改變,甚至表示,如果李拐真的能因信耶穌而改過,他也願意相信。


1915年,黃家在李拐引導下,全家接受基督信仰,加入牛挑灣教會。


這個故事具有深刻的神學意義。福音不是要求人服從既有權威,而是使人的生命產生改變。 真正的信仰,不是維護既有的社會階級,而是宣告每個人都可能因恩典獲得新生命。這種對生命更新的相信,後來成為黃武東面對歷史與政治的重要信仰根基。


▋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守護台灣人的語言與尊嚴


1926年,黃武東從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進入台南神學校接受神學教育。當時台灣社會正經歷政治覺醒。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啟蒙工作,以及各種反殖民思想,都在挑戰日本帝國的統治。


1929年,矢內原忠雄出版《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日本殖民政策提出深刻批判。黃武東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接受神學訓練。


1930年3月19日,他自台南神學校畢業;兩天後,與林蘭玉結婚。兩人的結婚證書使用台語羅馬字書寫,在殖民政府推行日語同化政策的年代,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


1937年,黃武東在斗六教會接受牧師封立。同年,日本全面擴大對中國的戰爭,並要求台灣社會配合戰時動員。隨著皇民化政策日益強化,日本政府對教會的監督、限制與干預也越來越嚴厲。1940年,台南神學校被迫停辦,英國宣教師亦陸續遭迫離台。


對黃武東而言,這不是單純的宗教行政問題,而是教會究竟屬於誰的根本問題。教會是屬於基督,還是屬於皇帝?基督徒的最高忠誠,是獻給上主,還是獻給國家?


當國家要求人民將統治者神聖化,基督信仰就必須重新宣告:沒有任何皇帝、總統或政黨,能夠取代上主的位置。台語聖經、台語羅馬字、母語講道與本土神學教育,因此不只是文化保存,更具有抵抗帝國同化、捍衛人的尊嚴與信仰自由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政權更替不等於人民得到自由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然而,政權更替並沒有自動帶來民主與自由。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行政腐敗、經濟失序、物價飛漲與政治歧視,使許多台灣人民從最初的期待轉為失望。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黃武東牧養嘉義教會。嘉義地區在事件及其後的軍事鎮壓中遭受嚴重傷害,許多地方菁英與無辜人民遇害,包括牧師的親友名畫家陳澄波也慘死。


這段歷史使黃武東更加深刻地理解:殖民與威權並不只存在於某一個民族或某一種政治制度,而是表現在統治者如何對待人民。


如果政府以暴力壓制異議、剝奪人民自由,甚至使用國家機器殺害無辜者,那麼無論它宣稱自己代表什麼民族、主義或理想,都不能因此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性。


先知阿摩司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這節經文不是要求人民對掌權者無條件順服,而是將所有政治權力置於公義的審判之下。真正值得教會支持的,不是某個自稱正統的政權,而是能夠保障人民生命、尊嚴與自由的公共秩序。


▋建立自主教會,拒絕成為威權的工具


1951年3月7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北兩大會完成組織整合,成立統一的總會,黃武東當選第一屆總會議長。1957年,他又成為第一任總會總幹事,積極推動教會組織、宣教、教育與普世交流。這些工作看似只是教會制度建設,實際上卻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黃武東深知,一個缺乏自主組織、財務能力、人才培育與國際連結的教會,很容易受到政治權力控制。因此,他推動教會建立自己的組織體系,並積極參與普世教會運動,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能以自身的名義與世界教會交往。


然而,昔日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具有國際聯繫、堅持自主的教會充滿戒心;今日中國共產黨政權對具有相同特質的教會,也抱持高度戒備與防範的態度。


1965年,台灣基督教宣教百週年慶典期間,長老教會遭到親國民黨的反共宗教勢力攻擊,被指控具有親共傾向。政治力量甚至介入教會活動,限制台語聖詩的使用。


這揭露威權統治的一種矛盾:它可以高喊宗教自由,卻不容許宗教團體保有獨立的良心;它可以宣揚反共,卻以近似極權的手段控制人民思想。


黃武東的生命提醒我們:反對共產極權,不應只是政治口號;如果一個政府自己也箝制言論、迫害異議、限制宗教自由,那麼它同樣背離了民主與人權的基本原則。


教會真正應該抵抗的,是所有要求人放棄良心、將國家權力絕對化的統治方式。


▋從教會自主走向台灣人民自決


1966年,黃武東從長老教會的正式職務退休,但他的公共信仰實踐並未結束。197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關注台灣面臨的國際危機與人民權利。


1973年,黃武東在海外與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宋泉盛牧師等人,共同推動「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這項運動的重要信念是:台灣的前途,應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而不能由任何外來強權片面安排。


這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關乎民主正當性與基本人權的政治主張。人民不是統治者可以交換的財產,土地也不是帝國可以任意分割、吞併的戰利品。


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未來,應尊重其人民的自由意志,而不能由軍事威脅、外交交易或威權領袖替人民決定。


從這個角度來看,黃武東一生的信仰歷程具有清楚的連續性:從抵抗日本帝國的同化政策,到拒絕國民黨威權對教會的控制,再到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核心始終是人的尊嚴、良心自由與信仰自主。


▋今天紀念黃武東:教會仍然需要抗暴的勇氣


1993年9月,黃武東從美國回到台灣,先在台南整理PCT歷史資料一段時間,然後定居彰化。1994年11月13日,他在睡夢中安息。他未能親眼看見2000年台灣第一次中央政權和平輪替,也無法看見台灣民主在此後幾十年間的持續發展。


然而,他所堅持的信仰與公共價值,仍然值得今天的教會珍惜。今日的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但威權的威脅並沒有消失。


中國共產黨持續透過軍事威嚇、統戰、資訊操弄與政治滲透,企圖影響台灣人民自由決定未來的能力。民主社會內部也可能因為權力濫用、政治冷漠、社會不平等與公民彼此失去信任,而逐漸侵蝕自由的基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重新認識黃武東牧師的信仰見證。


抗暴不只是反對某個政權,更是拒絕讓恐懼支配良心;抗暴不只是高喊政治口號,更是保護被壓迫者、維護真相、捍衛人權,並使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


教會必須有勇氣對掌權者說出真話,也必須有憐憫去扶持受傷的人。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納粹統治下的抵抗見證,提醒我們基督徒的責任不能停留在對受害者的同情,也必須正視造成傷害的不義制度。


黃武東牧師的生命,同樣呈現這樣的公共信仰精神。當統治者要求絕對忠誠,教會必須宣告基督才是主。當威權要求人民噤聲,教會必須守護良心自由。當強權企圖替台灣決定未來,教會必須站在人民的尊嚴與自由意志這一邊。當社會中的貧困者、受壓迫者與弱勢者遭到忽視,教會必須以公義與憐憫回應他們的處境。


紀念黃武東牧師,不是將他塑造成永遠不會犯錯的英雄,而是記得一位歷經兩種威權統治的台灣牧者,如何持續尋求忠於福音的道路。真正的信仰,不是教人向暴政低頭,而是使人在恐懼中仍有勇氣站立;真正的教會,不是為統治者祝福的工具,而是為真理、公義、和平與受壓迫者作見證的群體。


11月13日,紀念黃武東牧師安息32週年。願我們記得這位信仰前輩,也讓他尚未完成的自由、公義與和平之夢,繼續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根、成長。因為教會真正應當效忠的,不是地上的任何帝國,而是那位使被壓迫者得到釋放、使受欺凌者重獲尊嚴的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