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大抓捕十一週年：暴政必亡

 ⭕️709大抓捕十一週年：暴政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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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2015年7月9日，一場震驚世界的人權災難在中國全面展開。

中共當局於全國25個省份同步發動大規模鎮壓行動，超過319名維權律師、法律助理、公民運動人士、上訪民眾及家屬，遭到傳喚、拘留、強迫失蹤、逮捕與長期監控。這場被國際社會稱為「709大抓捕」（709 Crackdown）的事件，不只是針對幾位律師，而是對整個中國公民社會、司法制度與法治精神的全面打擊。

十一年過去，「709」仍是中國人權史上一道深刻的傷痕，也成為極權國家如何摧毀法治、壓制公民社會的重要案例。真正令人恐懼的，不是犯罪者被逮捕，而是替人民辯護的律師，反而成為國家的敵人。

▋從法治走向「以法治人」

709事件中，王宇、王全璋、周世鋒、李和平、吳淦等人，相繼遭控「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中許多人被秘密關押於所謂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制度之下。這項制度允許警方在家屬及律師無法接觸的秘密地點羈押嫌疑人長達六個月，期間普遍傳出睡眠剝奪、酷刑、心理脅迫及強迫認罪等情形。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內的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多次指出RSDL可能構成強迫失蹤及酷刑風險，呼籲中國廢除相關制度。

當一個國家把法律變成統治工具，司法就不再是保障人民，而是維護權力。法治（Rule of Law）遂淪為「以法治人」（Rule by Law）。

▋王全璋：走出監獄，卻走不出監控

709事件中最後獲釋的律師王全璋，於2020年刑滿出獄。然而，真正的刑期並沒有結束。

他與妻子李文足一家長年遭受全天候監控，被禁止出境、頻繁遭逼遷。2023年，更曾在短短兩個月內被迫搬家十三次；房東遭警方施壓，甚至透過斷水斷電迫使他們離開。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們的兒子因家庭受到政治監控，多次無法正常就學，只能長期在家自學，害怕與同齡孩子建立友誼，因為不知道下一次又會被迫離開哪一個地方。

這不是司法判決，而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政治追殺。出獄，不代表自由。刑滿，不代表平反。在極權體制下，監獄可以沒有圍牆。

▋被吊銷的不只是執照，而是人民最後的保障

709事件之後，大批維權律師遭吊銷律師執照，律師事務所被迫解除聘用，許多人失去工作，只能以「公民代理人」身份艱難協助人民。

即便如此，他們遞交委託書仍遭法院拒收，案件被刻意拖延，甚至連普通民事案件也遭受政治干預。

當律師不能自由辯護，法官不能獨立審判，人民便失去最後一道制度性的救濟。法律原本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制度；如今卻反過來成為國家壓迫人民的工具。這正是709事件最大的歷史警訊。

▋人權律師不是國家的敵人，而是文明的守護者

在人類文明歷史中，許多國家的民主改革，都曾仰賴勇敢的法律人。從美國民權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到東歐民主化，許多律師站在國家權力之前，捍衛憲法、保障弱勢、維護人性尊嚴。中國709律師亦然。

他們代理的，不只是敏感案件，更是被社會遺忘的人。法輪功學員、家庭教會基督徒、失地農民、冤案受害者、弱勢勞工、被拆遷居民……

他們所捍衛的，不只是個案，而是法律應有的公平。正因如此，他們才成為極權最想消滅的人。因為極權真正害怕的，不是武器，而是真理。不是異議，而是依法要求國家守法。

▋公共神學的反思：當法律失去公義

《聖經》先知並非只是宗教人物，也是向掌權者宣講公義的人。

先知阿摩司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真正的法律，不只是維護秩序，更應保障人的尊嚴。真正的國家，不是要求人民懼怕政府，而是讓政府敬畏法律。

從改革宗公共神學而言，每一位人都是依照上帝形象受造（創世記1:27），因此，每一個人的生命、良心與自由，都具有不可侵犯的尊嚴。任何政權若藉由司法迫害良心犯、壓制律師、剝奪人民依法申辯的權利，就是對上帝形象的踐踏，也是對公義秩序的破壞。

教會不能對此沉默。因為沉默，往往成為暴政最好的幫兇。

▋暴政終將過去，自由終將留下

歷史一再證明：納粹德國曾以法律迫害猶太人；東德曾以國家安全之名監控人民；南非曾以法律維護種族隔離；蘇聯曾以司法審判異議人士。

然而，這些極權制度都已走入歷史。留下來的，不是暴君，而是那些為真理受苦的人。

今天，中國709律師仍在艱難中堅持。有人失去自由；有人失去職業；有人失去家庭平靜；有人流亡海外；有人仍持續在黑暗中守護公義。

他們提醒世界：法律若失去公義，就只剩權力；國家若失去人權，就只剩恐懼。

709大抓捕不只是中國的人權事件，更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警鐘。唯有守護司法獨立、保障言論自由、維護人性尊嚴，民主才能持續，法治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保障。暴政或許能囚禁人的身體，卻無法永遠囚禁真理。暴政終將瓦解，公義終將彰顯；民主與人權，終必長存。

1853年7月8日：佩里艦隊抵達東京灣——一場改變東亞命運的歷史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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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卡爾佈雷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四艘蒸汽軍艦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這支冒著黑煙的艦隊因而被日本人民稱為「黑船」（黒船，Kurofune）。這一天，不僅改變了日本的歷史，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近代化的進程。

自1639年德川幕府實施「鎖國」（鎖国，Sakoku）政策以來，日本幾乎完全隔絕西方世界。除了荷蘭與中國商人被允許在長崎出島有限度地貿易之外，其他外國勢力皆不得進入日本。這項政策維持了兩百多年，使日本在相對和平中保存了自身文化與政治秩序，但也逐漸與工業革命後快速變遷的世界脫節。

佩里此行代表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攜帶國書要求日本開放港口、建立外交與通商關係。幕府官員起初拒絕接見，但在美國軍艦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之下，只能接受國書，並要求一年時間考慮。

1854年3月，佩里率領更龐大的九艘軍艦再次來到日本。3月31日，雙方正式簽署《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開放下田港與函館港供美國船隻停靠補給，並允許美國設立領事館。這是日本結束兩百多年鎖國政策的重要起點。

1860年，日本更派遣兩百多年來第一個正式外交使節團前往華盛頓，展開近代外交的新紀元。隨後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列強也相繼簽訂通商條約。雖然這些「不平等條約」引發日本國內劇烈震盪，卻也直接促成德川幕府瓦解，並引向1868年的明治維新。

短短二十年間，日本完成中央集權改革、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推動工業化、實施徵兵制、發展現代憲政與司法制度，成功由封建社會邁向現代國家。日本並未因西方衝擊而失去自身文化，反而展現出高度的制度學習能力，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國家。

▋下田港：一段跨文化相遇的人性故事

《神奈川條約》簽署後，位於伊豆半島南方的下田港成為日本最早開放的港口之一，也是美國首任駐日總領事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的駐地。

在下田流傳著一位藝妓「阿吉」（Okichi）的故事。相傳幕府為了外交與情報需要，安排阿吉前往照料哈里斯的生活起居，同時肩負監視任務。多年來，阿吉的故事被各種文學作品與民間傳說反覆詮釋，有些版本描述她遭社會排斥、晚景淒涼，也有地方流傳她最終回到青梅竹馬身邊，相伴終老。

歷史學者普遍認為，阿吉的真實人生遠比傳說複雜，而她也成為日本近代化初期個人在國家巨變中的縮影。

更有趣的是，許多研究者認為，阿吉的故事正是後來美國作家約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小說《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重要靈感來源之一。此後，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將小說改編成世界著名歌劇《蝴蝶夫人》，二十世紀又進一步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西貢小姐》（Miss Saigon）。

一位生活在下田的小人物，竟透過文學、歌劇與音樂劇，成為世界文化史中反覆被講述的故事。

▋開放世界，需要智慧，更需要主體性

佩里的黑船常被視為「炮艦外交」的象徵。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近代國際秩序並非總是在平等中形成，強權政治往往伴隨著軍事力量與外交壓力。然而，日本並沒有永遠停留在受迫開放的處境，而是在危機中迅速改革制度、培養人才、建立現代國家能力，最終重新站上國際舞台。

歷史最大的啟示，不是閉關可以永遠保護自己，也不是對外開放必然帶來繁榮，而是一個社會是否具有改革自己的能力、守護自身自由的智慧，以及建立民主法治的韌性。

對今日的台灣而言，這段歷史仍具有深刻意義。

身處印太戰略核心，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台灣既需要與民主世界保持緊密合作，也必須持續深化民主制度、強化國防韌性、提升科技創新與公民素養。真正能守護一個國家的，不只是外部盟友，更是人民共同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決心。

從1853年的東京灣回望今日的東亞，我們看見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的故事，而是一面映照未來的鏡子。

每一次文明的轉折，都在考驗一個民族是否願意學習、改革、承擔責任；每一次危機，也都可能成為一個國家邁向更新的契機。

▋從黑船到印太：台灣站在歷史的新轉折點

回望1853年佩里艦隊駛入東京灣，日本被迫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究竟要繼續封閉自守，還是勇敢迎向世界、改革自身？

一百七十多年後，歷史似乎再次把相似的課題擺在印太地區面前。

今日的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不僅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樞紐，更是印太民主體系的重要一環。近年來，美國、日本、澳洲、歐洲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持續強調維護台海和平與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並將台海穩定視為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持續透過軍事演習、灰色地帶襲擾、海警執法、認知作戰及經濟脅迫等方式，加大對台灣及周邊海域的壓力，使印太安全面臨新的挑戰。

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只是來自軍事或經濟，更來自人民對自由制度的信心，以及民主社會自我改革的能力。

十九世紀的日本，選擇將危機化為改革的契機；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同樣需要在全球民主夥伴合作中持續深化民主治理、強化國防韌性、發展科技創新、提升公民素養，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和平且遵守國際法的印太秩序。近年印太民主夥伴更加重視台灣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角色，也凸顯台海和平已不只是台灣的議題，而是全球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從公共神學的角度來看，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每一個人，因此每一個民族都應享有尊嚴、自由與自主決定未來的權利。真正的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懼與威嚇之上，而是建立在公義、法治、尊重人性尊嚴與彼此信任之中。教會也因此蒙召成為和平的見證者，不僅為和平祈禱，更積極守護民主、人權與自由，使上帝國公義與和平的價值，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代中持續發光。

1917年7月7日：英國女性輔助陸軍部隊成立——全民防衛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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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17年7月7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最艱困的時刻，英國陸軍委員會發布第1069號指令，正式成立「女性陸軍輔助軍團」（Women's Auxiliary Army Corps，WAAC）。這一天，不只是英國軍事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改寫了現代民主國家對「全民防衛」的理解。

當時，英軍在西線戰場承受巨大傷亡，前線急需兵力。英國社會開始思考：保衛國家，是否只能依靠拿槍的士兵？

▋許多女性主動站了出來

她們要求加入軍隊，承擔廚事、運輸、機械維修、文書、通信、補給等工作，讓更多男性得以前往戰壕執行前線任務。這項倡議最初曾遭受質疑，但到了1917年3月，英軍總司令Douglas Haig（海格爵士）正式致函陸軍部表示，在法國運用女性人力的原則已獲接受，應在條件許可下全面推動。於是，同年7月7日，WAAC正式成立，女性開始以軍事身分與男性官兵共同服務於法國戰場。

她們雖然不是第一線戰鬥人員，卻成為戰爭勝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真正的國防，從來不是只有前線。

更是在每一座工廠、每一條補給線、每一份文件、每一次醫療照護、每一趟運輸、每一位默默堅守崗位的人身上。然而，這些女性所承受的風險絲毫不比前線士兵輕。

數萬名女性進入軍火工廠生產炮彈與彈藥，每天接觸高爆炸性化學物質TNT，在高溫、長工時與高度危險的環境中工作。共有61位女性因化學中毒死亡，81位死於工安事故。

更令人痛心的是1917年倫敦東部西佛鎮（Silvertown）軍火工廠大爆炸。火勢引燃約50噸TNT，瞬間摧毀整座工廠，造成69人死亡、72人重傷，多數罹難者都是女性工人。

她們沒有倒在戰壕，卻同樣為守護自己的國家付出了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約有八萬名女性在英國三個婦女軍事組織中服役，包括女性陸軍輔助軍團（WAAC）、Women's Relief Defense Corps，以及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她們證明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實：保衛民主，不只是軍人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使命。

▋台灣年輕族群高達88%願意「為國而戰」

這段歷史，對今日身處第一島鏈前線的台灣，具有深刻的啟發。

近年來，中國持續透過軍事威嚇、灰色地帶襲擾、認知作戰及法律戰等多重手段，企圖削弱台灣社會的防衛意志。然而，一項最新研究卻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根據中研院學者潘欣欣最新研究，台灣年輕族群高達88%表示，若國家遭受侵略，願意「為國而戰」，比例不僅高於日本，也高於韓國。這項研究挑戰了外界長期流傳「年輕人不願保衛國家」的刻板印象，也顯示台灣社會的民主韌性比許多人想像得更加堅實。

▋全社會防衛：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守護彼此

然而，「願意為國而戰」並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必須拿起武器。英國WAAC的歷史提醒我們，真正的全民防衛，是讓每一位人民都能依照自己的專業、能力與恩賜，承擔保衛社會的責任。

有人穿上軍服守衛前線；有人投入醫療救護；有人負責交通運輸；有人維護能源與通訊；有人從事網路安全；有人照顧兒童與長者；有人維持政府與社區正常運作；有人投入民防、救災、防災與後勤補給。

沒有任何一項工作是次要的。

正因如此，近代民主國家愈來愈強調「全社會防衛」（Whole-of-Society Defense）與「全民韌性」（Societal Resilience）。國家的安全，不只是軍隊的戰力，更是整個社會在危機中仍能持續運作、彼此扶持、不向威權屈服的能力。

自由，不是抽象的口號。民主，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制度。

它們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一代又一代平凡的人，在關鍵時刻願意站出來，承擔自己的責任。1917年7月7日，英國女性用行動證明，保衛國家，不分性別，也不只有一種方式。

今天的台灣，同樣站在歷史的重要節點。面對威權主義的擴張，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堅強的軍隊，更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彼此信任的人民，以及願意共同守護民主生活方式的決心。

真正的國家安全，不只是前線有人守土。更是後方有人守望。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武器。而是一個自由社會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守護彼此的信念。

▋和平不是消極避戰，而是積極守護公義

基督信仰從來不是消極地逃避衝突，而是積極地追求真正的和平。聖經所說的「和平」（Shalom），不只是沒有戰爭的狀態，更是公義、自由、生命與關係得以恢復的完整秩序。

先知宣告：「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以賽亞書32:17）這節經文提醒我們，和平不是壓迫之下的沉默，不是恐懼中的妥協，也不是向強權屈服換來的短暫安穩；真正的和平，建立在公義被實踐、人性尊嚴受到尊重、人民自由獲得保障的基礎之上。

因此，追求和平並不等於放棄抵抗侵略，更不是對威權擴張保持沉默。當侵略者企圖以武力、恐嚇、認知作戰或各種灰色地帶手段摧毀民主制度時，守護自由與公義，本身就是一種和平的實踐。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面對納粹極權時所展現的信念：教會不能只是包紮車輪下受傷的人，更應設法阻止那輛輾壓生命的車輪。

今日民主國家所倡議的全民防衛與社會韌性，並不是鼓吹戰爭，而是努力避免戰爭；不是培養仇恨，而是防止侵略者誤判，以維護和平得以持久存在。唯有人民具備守護自由的決心，和平才不會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真正的和平，不是向強權低頭，而是使公義如大水滾滾，使公平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真正的和平，也是一個自由社會願意彼此承擔責任，共同守護人民尊嚴、民主制度與下一代未來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