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 星期三

11月11日,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


 ⭕️11月11日,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108週年

黃春生牧師


1918年11月11日清晨,在法國巴黎東北方的貢比涅(Compiègne)森林深處,一節停放在鐵道上的車廂,見證了改變世界歷史的一刻。


法國元帥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代表協約國,與德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馬提亞斯.埃茨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等人簽署停戰協定。根據福煦留下的紀錄,雙方約在清晨5時10分簽署文件,並以5時作為協定所記載的正式簽署時間。停戰命令則於當日上午11時生效。


1918年11月11日11時——第11個月、第11天、第11個小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的砲火終於停止。


從1914年7月28日戰爭爆發,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戰,這場延續四年多的浩劫,奪走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常見的歷史估計指出,超過900萬軍人死亡,平民死亡人數也達數百萬,總死亡人數約在1,600萬至2,000萬之間;不同研究因統計範圍、疾病、飢荒與間接死亡的認定而有所差異。


對許多人而言,戰爭是一張地圖上不斷移動的戰線;但對死難者的家人而言,戰爭是一張永遠空下來的餐桌、一封再也等不到回音的家書,以及一個再也無法回家的親人。


戰爭結束時,人們走上街頭歡呼,教堂鐘聲響徹城市。然而,勝利的喜悅無法抹去戰壕裡的屍骨,也無法使失去孩子的母親停止哭泣。


這一天後來成為「停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在英國及部分大英國協國家,也成為「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的重要歷史起點。


▋法國凱旋門下,無名者的名字


每年11月11日,法國各地都會舉行紀念活動。在巴黎,國家元首依照傳統前往香榭麗舍大道盡頭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向「無名戰士之墓」(Tombe du Soldat inconnu)致敬。


1920年11月11日,一名身分不明的法國陣亡士兵,其靈柩被迎至凱旋門;1921年1月28日正式安葬。1923年11月11日,墓前燃起紀念之火,象徵國家不應遺忘戰爭的死難者。


法國自1922年將11月11日定為全國紀念日,並逐漸擴大其紀念內涵。


這座無名戰士之墓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他可能是一位農夫、一名工人、一個家庭的兒子,也可能是某位孩子的父親。他沒有留下足以辨識身分的名字,但他所代表的,卻是千千萬萬被戰爭奪走生命的人。


歷史往往記得將軍與統治者的名字,卻容易遺忘那些被徵召上戰場的普通人。無名戰士之墓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尊嚴,不只建立在勝利者的榮耀上,更建立在是否珍惜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命。


▋英國的兩分鐘沉默:讓歷史向我們說話


在英國,每年11月11日上午11時,許多人會停止工作、停下腳步,默哀兩分鐘。無論是在辦公室、學校、教堂、火車站,或是公共廣場,人們以沉默追念戰爭死難者。這項傳統始於1919年,延續至今。


英國另在每年11月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國殤紀念主日」(Remembrance Sunday),於倫敦白廳(Whitehall)的和平紀念碑(The Cenotaph)舉行國家級紀念儀式。2026年的國殤紀念主日是11月8日。


英國國殤紀念最鮮明的象徵,是一朵鮮紅的罌粟花(Remembrance Poppy)。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北部與比利時佛蘭德斯(Flanders)的戰場受到砲火摧殘。戰後,人們在受戰火破壞的土地上,看見紅色罌粟花再次綻放。這些花朵逐漸成為紀念戰爭死難者的象徵。鮮紅的花瓣使人聯想到戰場上的鮮血,也象徵生命在荒涼土地上重新萌發的希望。但罌粟花不應只是歌頌軍事犧牲的符號。


如果我們年年佩戴紅色罌粟花,卻容許新的戰爭不斷製造新的死難者,那麼紀念便失去了最深刻的意義。兩分鐘的沉默,不只是向過去致敬,更是給今天仍然活著的人一個機會,重新思考我們對和平的責任。


▋從戰場開出的罌粟花:紀念死者,也照顧生者


1915年,加拿大軍醫約翰.麥克雷(John McCrae)在比利時戰場寫下著名詩作〈在佛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描繪戰場墓地之間盛開的紅色罌粟花。這首詩後來深刻影響英國與大英國協的戰爭紀念文化。


美國學者莫伊娜.麥可(Moina Michael)受到這首詩啟發,開始佩戴紅色罌粟花,紀念陣亡軍人。法國女性安娜.蓋蘭(Anna Guérin)則進一步推動義賣罌粟花,為戰爭孤兒、寡婦及退伍軍人募集援助。


這段歷史值得注意:國殤紀念並非只有軍事儀式,也包含實際的社會照顧。戰爭留下來的不只是墳墓,還有失去收入的家庭、身心受創的退伍軍人,以及失去父母照顧的孩子。一個真正重視戰爭死難者的社會,不應只在紀念碑前獻花,更應照顧那些被戰爭改變一生的人。


▋停戰不等於和平:人類從歷史學到了什麼?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戰協定,結束了西線的大規模戰鬥,卻不代表真正持久的和平已經來臨。


1919年6月28日,戰勝國與德國簽訂《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條約重新安排歐洲政治秩序,卻也留下戰爭責任、賠款、領土與民族自決等重大爭議。此後的經濟危機、極端民族主義、民主制度崩潰,以及納粹主義興起,使歐洲再次走向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在1939年爆發。歷史學界對《凡爾賽條約》究竟應負多少責任仍有不同看法,不能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化為單一條約的結果。然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歷史,確實揭露了停止戰鬥與建立公義和平,是兩項不同的工作。


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槍聲,更需要國際法的約束、對人權的保障、對侵略行為的制止,以及對衝突受害者的公義補償。


對基督徒而言,先知以賽亞所描繪的和平願景,至今仍然深具挑戰性:「他們要把刀劍打成犁頭,把槍矛打成鐮刀。國與國之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以賽亞書2:4,參照《現代中文譯本2019》


這並不是呼籲受侵略者放棄自衛,而是宣告一個更深刻的願景:人類社會不應永遠以武力、征服與恐懼作為維持秩序的根基。和平必須建立在公義之上。沒有公義的和平,可能只是強者要求弱者保持沉默。


▋從歐洲的歷史,思考台灣的和平


對台灣而言,11月11日的國殤紀念日也具有特殊意義。


台灣人民經歷過戰爭、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長期的威權統治。我們明白,國家暴力與戰爭的代價,往往由缺乏權力的普通人民承擔。


今日台灣仍然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與政治壓迫。這使我們更需要理解:珍惜和平,不等於忽視威脅;反對戰爭,也不等於放棄守護自由。


守護和平需要建立民主韌性、強化國防與民防、推動國際合作,同時堅持人道原則,拒絕仇恨與對生命的非人化。


我們所追求的和平,不應只是讓戰爭暫時遠離自己的家園,而是盼望所有人民,包括生活在威權統治下的人,都能享有自由、安全與尊嚴。


每當我們紀念戰爭死難者,也應記得那些歷史中不容易被看見的人:被迫離鄉的難民、失去親人的兒童、身心受創的軍人,以及在戰爭中遭受暴力的平民。他們不應只是戰爭統計表上的數字。


▋不要讓下一代再用鮮血學習和平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歐洲西線的槍聲終於停止。然而,停戰的鐘聲並沒有讓人類從此告別戰爭。一百零八年後,我們仍然看見戰爭造成城市毀壞、家庭破碎,以及無數無辜生命的消逝。


國殤紀念日提醒我們,歷史不能只記住勝利,也必須記住苦難;不能只尊敬戰死的軍人,也必須關懷戰爭中的平民;不能只紀念過去的和平,也必須承擔維護當下和平的責任。

真正的紀念,不只是記得誰為戰爭而死,更是努力使更多人不必再為戰爭而死。

紅色罌粟花每年都會重新綻放,但失去的生命不會重新回來。

願我們銘記歷史,抵抗侵略,拒絕仇恨,守護自由與人性尊嚴。

願公義成為和平的根基,願憐憫成為人類共同的語言。

Lest We Forget——願我們永不遺忘。

2026年11月10日 星期二

好書推薦|《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好書推薦|《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一個意外形成的國度,如何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

黃春生牧師


台灣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在歷史夾縫中,經過無數人的奮鬥、抉擇與堅持,才逐漸形成的成果。


最近值得推薦的一本台灣當代史著作,是歷史學者林孝庭所寫的《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林孝庭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長期研究近代中國、冷戰與戰後台灣歷史。他先前已出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及《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這本新作可視為其戰後台灣歷史研究的第三部曲。


全書共十章,加上導論、後記、註釋與參考書目,充分展現作者長期運用跨國檔案研究台灣歷史的成果。


一、歷史研究的價值,在於讓被隱藏的真相重新浮現


本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第一手史料的追索。在作者敘述的檔案研究經驗中,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曾列有李光耀與台灣政治領袖互動的相關資料,但查閱申請遭到拒絕,部分原先公開的資料也不再開放。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法國。作者曾於2022年前往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取得部分涉及台法軍售與拉法葉艦案的史料,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會議。然而,後來再度申請查閱時,卻發現相關檔案已受到限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了什麼,更涉及誰有權保存歷史、誰能接觸檔案,以及哪些真相可能長期被國家權力遮蔽。檔案的開放與否,往往反映國家利益、外交關係與權力運作之間的複雜張力。


二、李登輝:從農業經濟學者到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


李登輝原本是一位農業經濟學者,擁有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若不是特殊的歷史機遇,他可能長期留在學術與農業政策領域。


然而,這位曾經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經歷戰爭、戰後威權統治與政治監控的台灣人,最後竟成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領導者。


李登輝早年曾因政治背景受到情治機關監控,影響學術活動及出國機會。後來在徐慶鐘、蔣彥士等人的協助下,逐漸進入政府體系,並受到蔣經國重用。


這段歷史充滿矛盾。一個曾經受到威權體制監控的人,最後竟進入威權體制的權力核心,並在掌握權力之後,參與推動舊體制的轉型。


李登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有完整而固定的民主改革藍圖。他的政治理念、國家認同與政策選擇,也隨著時代和國際局勢不斷調整。這正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提醒:我們不必將政治人物神聖化,也不應將民主化簡化為某一位領袖的個人功勞。


三、解構威權體制,比取得權力更加艱難


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總統,但這不代表他立即掌握完整的政治權力。當時國民黨內仍存在強大的威權保守勢力,軍事、情治、黨務與行政體系也延續過去的權力結構。


李登輝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下逐步鞏固領導權,同時面對黨內權力鬥爭,以及來自台灣民主運動的改革要求。


從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到1996年首次總統直接民選,台灣逐漸走出威權政治的陰影。這些改革的推進,除了李登輝的政治領導,也不能忽略黨外運動、民主進步黨、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以及許多為民主付出代價的前輩。


民主不是統治者賞賜人民的恩典,而是人民爭取權利、制度逐漸改變,以及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歷史成果。


四、外交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艱難的國家生存


本書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李登輝時代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作者利用多國外交檔案與相關史料,呈現台灣在美中關係與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中,如何尋求生存空間。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當時台灣除了倚賴美國,也曾探索與蘇聯及後來俄羅斯等國接觸的可能性,包括軍事採購與戰略合作。


對中國方面,李登輝政府也曾透過非正式管道進行高層接觸。這些行動顯示,台灣的外交不能只從公開宣言來理解,還必須考察國際權力結構、軍事安全、外交籌碼與政治領導者的戰略判斷。


李登輝最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就是如何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力量之間,維持台灣自主決策的空間。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五、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主體性的形成


李登輝時代另一個重要轉折,是重新思考國家認同與政治共同體的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原本以代表全中國為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與國會全面改選,政治權力的正當性逐漸轉向台灣人民。


這不只是選舉制度的改革,更是國家政治認同的重塑。當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出,當政府必須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負責,國家的正當性就不能繼續建立在遙遠的中國統治想像之上。


1996年的總統直接民選,是這個歷史轉變的重要里程碑。台灣不再只是威權體制暫時統治的地方,而逐漸形成以民主、公民權利與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


六、民主最值得珍惜的,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的自由


讀完這本書,令人更加體會台灣民主化的艱辛。歷史不是一條早已鋪好的道路。每個重大轉折,都可能走向不同的結果。


如果李登輝當年無法突破國民黨保守勢力,如果民主運動未能持續施壓,如果台灣人民在關鍵時刻沒有堅持改革,今日台灣的政治面貌可能完全不同。


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為李登輝對民主化的重要貢獻,就忽略其政治生涯的限制、政策爭議,以及民主化過程中尚未解決的轉型正義問題。


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需要毫無缺點的政治英雄,而需要願意面對歷史真相的公民。研究李登輝時代,不只是為了懷念一位政治領袖,更是為了了解:台灣的自由如何形成,又可能如何失去。


七、從基督信仰反思台灣民主的責任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民主的重要性不在於它能創造完美的政府,而在於它提供制度,使權力受到制衡,使人民能夠參與公共決策,並保障人的尊嚴與自由。


《彌迦書》6:8提醒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這種信仰精神不是要求教會效忠任何政黨,而是提醒教會,在面對政治權力時,應當堅持公義、維護人權、關懷受壓迫者,並且勇敢為真理作見證。


台灣走出威權統治的歷史,也提醒我們:民主制度不是一次改革便永遠穩固的成果。


民主需要公民的參與,需要歷史記憶,需要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與健全的制度,更需要願意守護公共利益的人民。


如果我們忘記自由如何得來,就可能不知道自由如何失去。


林孝庭的《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不只是一本人物政治史,更是一部值得台灣人認真閱讀、反省與討論的民主轉型史。


推薦給所有關心台灣歷史、民主發展、國家安全與未來命運的朋友。


理解歷史,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為了讓台灣的下一代,仍然能夠生活在自由、民主、公義與有尊嚴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