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3日 星期三

當白色恐怖遠去,紅色威權逼近:紀念《檢肅匪諜條例》廢除35週年

 ⭕️當白色恐怖遠去,紅色威權逼近:紀念《檢肅匪諜條例》廢除3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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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163日:象徵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

19916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正式廢除。這一天不只是法令的廢止,更象徵長達四十餘年的白色恐怖體制走向終結。


一般人常以1987715日解除戒嚴作為白色恐怖結束的象徵,但事實上,解除戒嚴並不等於威權統治的終結。當時許多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仍然存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1949519日宣布《臺灣省戒嚴令》,520日正式實施戒嚴以來,台灣進入漫長的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事件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以軍事、警察、情報與司法體系建構嚴密的控制網絡,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工具,大規模壓制異議聲音。


在那個年代,人民可能因閱讀一本書、參加一次讀書會、發表不同政治意見、撰寫一篇文章,甚至只是遭人檢舉或被懷疑,就面臨逮捕、監禁乃至死刑的命運。許多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醫師、律師與社會運動者因此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


根據轉型正義相關研究,白色恐怖期間有數十萬人受到監控與調查,超過一萬人遭判刑,其中許多人並未從事任何暴力行動,而僅僅因思想、言論或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迫害。


因此,1991年《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它象徵威權體制最後一道重要法律屏障被拆除,也宣告台灣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新時代。


然而,若要真正終結「思想犯」的歷史,還必須等待隔年的改革。


19925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522日正式公布。修法後,只有以暴力或脅迫手段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才構成犯罪,單純的思想、主張、言論與政治倡議不再被視為犯罪。


這項改革終結了長期以來「思想入罪」、「言論入罪」的威權法律文化,也讓台灣逐漸建立起符合民主憲政原則的人權保障制度。


▋歷史的警鐘:紅色恐怖正在另一端上演

回顧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只是為了記憶過去,更是為了辨識今日的危險。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擴張國家安全法制。包括《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反分裂國家法》以及近年公布的懲戒台獨相關規定,都顯示中國正試圖將其法律效力延伸至國境之外。


這種做法已超越一般國際法上有限度的域外管轄原則,而逐漸形成所謂的「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北京當局主張,即使不是中國公民,即使相關行為發生在中國境外,只要被認定涉及中國國家利益,就可能遭到調查、逮捕或懲處。


其目的不只是法律追訴,更是一種心理威懾。


當人們因擔心遭到監控、報復或入境拘捕而不敢發言時,寒蟬效應便已經形成。當海外學者開始自我審查、媒體避免敏感議題、民間團體減少公共倡議時,威權統治便跨越國界產生影響力。


這種透過恐懼來控制思想與言論的模式,與白色恐怖時代所使用的方法雖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歷史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民主不是一張選票而已,而是一套保障人民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表達、自由組織與自由參與公共事務的制度。


▋守護民主,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

每年的63日,不只是回顧一項法律的廢除,更是在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是無數前輩付出生命、青春與家庭代價所換來的成果。


那些在綠島、新店軍人監獄、景美看守所及各地牢獄中受苦的人們,並非為了製造仇恨而犧牲,而是為了讓後代子孫能夠生活在一個不必因思想而恐懼的社會。


因此,紀念白色恐怖,不是停留在歷史的悲傷之中,而是要化為守護民主的責任。


當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保障新聞自由、維護司法獨立、尊重人權價值、捍衛國家主權與民主制度時,我們便是在延續那些受難者未完成的夢想。

歷史不會自動重演,但如果人們忘記歷史,它往往會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現。


19916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象徵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


2026年的今天,我們更應以歷史為鏡,拒絕任何形式的威權復辟。台灣人民更應起身抵抗中共紅色威權逼近與跨國壓迫,持續守護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因為唯有自由的土地,人民才能無所畏懼地說真話;唯有民主的社會,公義與憐憫才能真正扎根生長。




2026年6月2日 星期二

攏是為基督——紀念馬偕牧師安息125週年

⭕️攏是為基督——紀念馬偕牧師安息125週年

62日,馬偕牧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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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0162日,馬偕牧師(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在淡水安息主懷。2026年正值他逝世125週年。回顧這位加拿大長老教會第一位海外宣教師的一生,我們不僅看見一位開創北台灣宣教事業的先驅,更看見一位以「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作為人生信念的信仰實踐者。


馬偕是否有自己的座右銘?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留下來的日記中,「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這句話至少出現六次。每當遭遇艱難、孤單、危險與挫折時,他總以這句話勉勵自己。18851224日,馬偕在新店巡迴探訪。那一天風雨交加,道路泥濘難行,但他仍堅持逐戶關懷信徒。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攏是為基督,不是為錢,也不是為名聲。」

短短一句話,道出了他一生的核心價值。


▋從蘇格蘭移民後裔到海外宣教師


馬偕的家族原居蘇格蘭高地薩瑟蘭(Sutherland),因十九世紀英國圈地運動所引發的「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許多居民被迫離開故土。馬偕的父母於1830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1844321日,馬偕出生於加拿大牛津郡佐拉村(Zorra),排行家中最小。父親喬治.馬偕是當地長老教會「老木造教堂」(Old Log Church)的長老。


1854年左右,當著名宣教師威廉.賓威廉牧師(Rev. William C. Burns)來到佐拉村分享中國宣教見聞時,年僅十歲的馬偕深受感動。就在那次聚會中,他立下人生志向:「我要成為宣教師。」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


之後,他先後擔任教師,進入加拿大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及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1870年畢業後,他向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師。1871614日,加拿大長老教會正式通過他的申請案。馬偕因此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歷史上第一位海外宣教師。


▋從淡水出發的29年宣教旅程


18711019日,馬偕離開故鄉。經過日本、香港、廣州與汕頭,18711229日抵達台灣打狗(今高雄)。暫住在英國宣教師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位於阿里港(屏東里港)的家;並經他帶領,在南部宣教會旅行,獲得許多關於台灣的消息,也乘此機會學習台語。187237日,在李庥牧師等人的陪伴,馬偕從打狗乘「海龍號」帆船出發,三天後在滬尾(淡水)登陸。28歲的馬偕從此展開在北台灣長達29年的宣教,建立教會、醫院,並推動教育事業,對台灣的近代化有重大貢獻,直到190162日在長眠於淡水。


1872年至1901年,整整29年,他走遍北台灣山區、海岸與平原。他建立教會、創設學校、推動醫療事業、培育本地傳道人,並透過教育與醫療改善人民生活。


他創立牛津學堂(今台灣神學院、真理大學)、設立偕醫館、推動女子教育,培育本地人才。他不只是傳福音的人,更是促進台灣近代化的重要推手。


▋幾乎不可思議的腳蹤


今日交通便利,我們很難想像十九世紀的宣教旅程。然而,根據統計,馬偕曾:步行前往宜蘭19次、前往苗栗51次、往返台北與台南7次,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鐵路系統,更沒有汽車。


有時必須翻越山嶺,有時必須涉過溪流;有時遭遇瘧疾、暴雨與土匪;有時面對誤解、攻擊與排斥。然而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發。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答案就在那五個字:「攏是為基督。」不是為了財富,不是為了地位,不是為了名聲,而是因為基督先愛了他。當一個人真正被福音所感動,他的生命就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活。


▋「攏是為基督」才是教會存在的理由


回顧馬偕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並沒有把教會當作擴張勢力的工具。他也沒有把信仰當成獲取社會影響力的手段。他的焦點始終是基督。


因此,「攏是為基督」不只是馬偕個人的座右銘,也應當成為今日教會不斷反省的鏡子。教會可以成長,教會可以擁有影響力,教會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教會甚至可能對國家的未來產生重要貢獻。然而,如果失去了基督作為中心,一切都可能變質。


當教會開始追求權力勝過追求真理,追求名聲勝過追求服事,追求利益勝過追求福音時,教會就容易從基督的身體,變成人的組織;從信仰群體,變成中產階級的俱樂部。


耶穌曾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馬太福音5:13)失味的鹽,終究會被丟棄。而沒有基督作為中心的教會,也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從馬偕的精神看見上帝國的道路


125年前,馬偕在淡水安息。他的身體長眠於台灣土地之中,但他的精神仍然活著。今天我們紀念馬偕,不只是緬懷一位偉大的宣教師,更是在問自己:我們是否仍然懷抱當年那份單純而火熱的信仰?我們服事,是為了什麼?我們建立教會,是為了什麼?我們參與社會,是為了什麼?答案若不是基督,最終都將失去方向。


馬偕留給台灣最珍貴的遺產,不只是教堂、學校或醫院,而是一種生命態度:在艱難中仍然忠心;在疲憊中仍然前行;在未知中仍然相信;並且一生宣告:「攏是為基督。」


願這句話提醒我們,人生是有使命與方向的:因為真正榮耀上主的人生,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是否願意將自己的一生,全然獻給基督,促進上帝國的新國度。




2026年6月1日 星期一

6月1日 Uncle Kai 紀念日:信仰行動家黃昭凱長老

 ⭕️61 Uncle Kai 紀念日:信仰行動家黃昭凱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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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61日,是台灣民主先導者黃昭凱長老安息紀念日。黃昭凱,大家親切稱他為 Uncle Kai。他不只是民主運動者、社會行動者,更是一位從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出發,把「行公義、好憐憫」活成生命道路的長老。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國全面追捕異議人士,黃信介、陳菊、林義雄等人被以叛亂罪重判。黃昭凱因曾到警局要求放人,也被捲入風暴。逃亡兩個月後,他在蔡介雄陪同下自首。離開警局時,他有了生命轉向的覺悟:「要棄商從政」,並把救援美麗島難友當作自己的功課。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信仰良心對苦難者的回應。


1981年,他透過《關懷雜誌》照顧政治受難者家屬與孩子,關心政治犯處境。所謂「關懷」,不是口號,而是陪伴受難家庭度過漫長黑夜;「關懷夏令營」更讓政治犯子女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羞愧或被社會遺忘的一群。孩子們叫他 Uncle Kai,這個稱呼比任何頭銜都珍貴,因為它代表信任、溫暖與庇護。


1985年,黃昭凱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城鄉宣教運動(URM)訓練,學習愛與非暴力的社會運動。相關紀錄指出,他是 URM 訓練的重要參與者,並在黨外時期無役不與,堪稱台灣民主史的活字典。回台後,他與蔡有全傳道師等人投入嘉義中洋仔徵地事件,將信仰訓練轉化為草根行動,站在土地、農民與弱勢者那一邊。


1987年解除戒嚴前夕,他與鄭南榕等人推動平反二二八,要求公開真相、還受難者與家屬公道。這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一個國家若不敢面對過去的暴力,就無法建立真正的自由;一個社會若不記得受苦者,就容易再次崇拜強權。


黃昭凱也參與聲援許曹德、蔡有全等台獨案件,推動「228和平日促進會」,並在1988年參與拆除嘉義火車站前吳鳳銅像的行動。那不是單純拆除一座銅像,而是拆除殖民敘事、威權神話與歧視原住民族的歷史框架。民主不只是選舉制度,更是重新讓被壓迫者、被污名者、被消音者取回尊嚴。


1989年鄭南榕出殯時,詹益樺於總統府前自焚,震撼台灣。多年後,在黃昭凱與戴振耀等人奔走下,2003年嘉義竹崎設立詹益樺紀念公園;國家人權博物館相關訪談也記錄,戴振耀與黃昭凱等農運夥伴年年舉辦紀念會。  這份堅持提醒我們:民主不是靠幾位英雄完成,而是靠一群願意長期記憶、長期守望的人接力完成。


黃昭凱長老曾說,他深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影響,又因美麗島事件受到衝擊,決定投入民主運動。這正是長老教會信仰最深刻的公共見證:信仰不是逃離世界,而是在人民受苦之處,看見上主呼召我們成為鄰舍。


紀念 Uncle Kai,不只是懷念一位民主前輩;更是提醒今日台灣:自由不會自動延續,人權不會自然穩固,民主也不會靠沉默保全。願我們承接他的精神,照顧受苦者、提攜後進、守護記憶、抵抗威權,讓台灣成為更公義、更憐憫、更有尊嚴的國家。


Uncle Kai 已回天家,但他點燃的關懷,仍在台灣人民心中發光。





2026年5月31日 星期日

1975年5月31日,教育部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

 ⭕️威權政府懼怕人民閱讀自己的語言

——1975531日,教育部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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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75531日,台灣教育部公報第五期第1415頁刊登一則公告:「羅馬拼音聖經有違政府規定」。短短一句行政文字,背後卻反映出威權統治時代對語言、人權、信仰與自由的深層壓迫。


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失去民主自由的社會,連人民用什麼語言閱讀聖經,都可能被國家控制。


19751月,台灣警備總部突然沒收由台灣聖經公會印製的2200本台語羅馬拼音聖經。這些聖經使用白話字(Pe̍h-ōe-jī)系統,也就是十九世紀以來台灣基督教會長期使用的台語書寫文字。這套文字系統最早由宣教師發展,後來成為台灣人民接受教育、閱讀、書寫、醫療與信仰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語言」不只是文化問題,更被當作政治問題。


對威權政府而言,人民若能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語、建立自己的文化記憶,就可能形成自主認同。因此,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在當時都遭到不同程度壓制。學校推行「講方言罰錢」,媒體限制母語使用,公共空間強調「只能說國語」。而白話字,因為具有完整書寫系統與長期民間流通歷史,更被視為一種「難以控制的知識力量」。


特別諷刺的是,當時遭查禁的並不是政治宣傳品,而是《聖經》。


這意味著:威權體制甚至懼怕人民用自己的語言閱讀上主的話語。


長老教會歷史上,白話字聖經不只是神聖經典,更是一種普及教育與人民啟蒙的文本。從馬雅各醫師、巴克禮牧師到甘為霖牧師等宣教師,許多人推動白話字教育,使大量平民、婦女與弱勢者第一次有能力閱讀文字。對當時的台灣社會而言,白話字是知識民主化的重要媒介。


因此,1975年的查禁事件,本質上並不只是「文字規範問題」,而是國家權力試圖壟斷人民思想與文化記憶的行動。


當時消息傳到國際後,引發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關切。聯合聖經公會總幹事甚至專程來台了解情況。國際社會對台灣政府的作法提出強烈質疑,因為這不只是宗教自由問題,更是基本人權問題。國民黨政府駐美代表返國後坦言:「事情大條了。」可見即使在冷戰年代,這種公然干涉語言與信仰自由的作法,仍令國際社會震驚。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當年的公告並未直接禁止《聖經》,而是以「羅馬拼音違反政府規定」為理由加以限制。這正是威權體制常見的統治方式:不直接承認政治壓迫,而是透過行政命令、技術規範與法律程序包裝控制。


許多威權國家都如此。真正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人民自由思考、自由表達與自由認同自己的能力。


今天的台灣,能夠自由出版母語聖經、自由講台語、客語與原住民族語,並非理所當然,而是許多人長期努力爭取而來的民主成果。


因此,記念1975531日,不只是回顧一段荒謬歷史,更是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時,它甚至可能連人民用什麼語言祈禱、閱讀、歌唱,都想介入管理。


而真正健康的民主社會,不會害怕人民的語言。真正有自信的國家,也不會恐懼人民閱讀自己的聖經。


因為語言,不只是工具。


語言承載記憶、文化、尊嚴與靈魂。


當人民能夠用自己的語言閱讀上主的話語,那不只是宗教自由,更是人的尊嚴被承認。



原件:政府公報資訊網:教育部公報,第五期,民國640531日,頁14-15

https://gaz.ncl.edu.tw/detail.jsp?p=0,1.057747556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