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的正義，1947年3月14日，第一位臺籍檢察官王育霖「人間蒸發」

⭕️被消失的正義，1947年3月14日，第一位臺籍檢察官王育霖「人間蒸發」

1947年3月14日，是台灣司法史上一個沉痛的日子。這一天，臺灣第一位檢察官——王育霖，被憲兵隊帶走，從此「人間蒸發」。他的失蹤，不只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法治被踐踏的象徵。

王育霖出生於臺南，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後赴日本東京大學法律系深造。在學期間，他通過日本全國司法官高等考試，成為臺灣人中第一位檢察官，並被派任京都地方法院任職。戰後他回到臺灣，任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他秉持法律與良知辦案，不畏權勢，甚至調查涉及貪污救濟物資的地方權貴。正因如此，他遭遇政治與警察勢力的打壓，最終被迫離開司法體系。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威權政權展開對臺灣菁英的清除行動。1947年3月14日下午，王育霖在臺北住家門口被憲兵隊便衣帶走，自此音訊全無。傳聞他被押往處決並棄屍淡水河。這位曾經象徵法治與正義的檢察官，竟在沒有審判、沒有程序的情況下被消失。那一天，消失的不只是王育霖，也是司法正義的尊嚴。

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不受制衡，法律就可能成為空殼；當社會沉默，正直的人往往最先被犧牲。二二八時期被消滅的，不僅是個別人物，而是整個社會的良知與制度的根基。

然而，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當台灣人民記得王育霖的名字，我們就在守護一個信念：法律應當保護人民，而不是為權力服務。民主社會必須建立透明的制度、獨立的司法與公民的勇氣，使任何權力都不能再任意奪走人的生命與尊嚴。

今天回望王育霖的故事，我們不只是悼念一位正直的法律人，更是在提醒自己：自由與法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人民必須世世代代守護的價值。當我們記取歷史的教訓，建立更堅固的民主與公民社會，任何外來的威權與入侵，都將難以再次奪走這片土地的尊嚴與未來。

在黑暗的年代，王育霖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今天的我們，也要如此。

3月13日「正義與勇氣紀念日」—湯德章律師紀念日

⭕️3月13日「正義與勇氣紀念日」—湯德章律師紀念日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灣各地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衝突，各地人民自發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地方分會，試圖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生命。在臺南，地方仕紳與知識菁英共同組成協調機構，以臺南市參議會為中心運作，甚至連警察局長與憲兵隊長也參與其中。這段短暫而關鍵的十三天，使臺南成為當時死傷最少的城市之一。

在這段歷史中，律師湯德章扮演了關鍵角色。他被推舉為治安組長，負責維持城市秩序與協調武裝力量。面對極度緊張的局勢，他做出一個重要決定——保護槍械名單不外洩，以避免更多地方菁英被追捕清算。這個決定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也讓他成為威權政權鎮壓時的「代罪羔羊」。

湯德章是一位人權律師，也是亂世中的良心。他相信法律與公義，相信人民應當在尊嚴與自由中生活。然而，在極權暴力面前，這樣的信念往往要付出沉重代價。

1947年3月13日上午，他從臺南監獄被押出，雙手反綁，站在卡車上被迫遊街示眾。最後被帶到臺南市民生綠園（當時的大正公園，人民俗稱「石像」）公開處決。面對圍觀的人群與槍口，他沒有為自己求生，而是為這片土地留下最後的聲音。

據在場者回憶，在臨終之前，他昂首高喊：「臺灣人萬歲！」

這句話震動了現場所有人——不只是因為他的勇氣，更因為那是一個為土地、為人民、為尊嚴而發出的呼喊。

湯德章的生命，見證了一個簡單卻深刻的真理：真正的法律人，不只是解釋法律的人，而是守護公義的人；真正的勇氣，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在恐懼中仍然選擇站在人民的一邊。

今天，3月13日被紀念為「正義與勇氣紀念日」。這一天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制度，而是許多人用生命守護的價值。歷史不只是過去的記憶，更是今日的責任。

當我們記念湯德章，不只是哀悼一位殉難者，更是在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公義再次受到威脅，我們是否也有勇氣站出來？

願這份記憶，使臺灣在追求民主、人權與公義的道路上更加堅定。因為只要人民仍然記得，那一聲穿越歷史的呼喊——「臺灣人萬歲！」就仍然在提醒我們：守護自由，就是守護彼此的尊嚴。

黃春生牧師設計貼圖系列

黃春生牧師設計貼圖系列

1984年3月12日，《自由時代》創刊：為言論自由點燃火炬

⭕️1984年3月12日，《自由時代》創刊：為言論自由點燃火炬

1984年3月12日，《自由時代》週刊創刊號正式發刊。在仍處於戒嚴體制的台灣，這不僅是一份雜誌的誕生，更是一場對威權統治的公開挑戰，也是台灣人民追求言論自由的重要里程碑。

創辦人鄭南榕原本是自由記者。1983年，他對當時黨外雜誌的保守與妥協感到失望，決心創辦一份真正敢於發聲的刊物。然而，在戒嚴時代，出版與言論都受到嚴密監控。鄭南榕因拒修「國父思想」而未能取得大學畢業證書，依法無法擔任發行人，只能向親友借用證書登記出版。此外，他也預見到刊物可能隨時遭到查禁，因此準備多張出版事業登記證，一旦被禁刊，就以新的名稱重新出版。甚至連遭到警備總部抄查時焚燒文件的準備，也早已安排妥當。

《自由時代》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為宗旨，在威權陰影下堅持報導政治真相、揭露不公義。當時的黨外運動缺乏公開媒體平台，《自由時代》便成為重要的思想與資訊管道。短短四年，雜誌累積發行量達六百萬份，為台灣民主運動提供了關鍵的公共空間。

1988年12月10日，《自由時代》第254期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引發當局以「涉嫌叛亂」為名的政治追訴。面對逮捕威脅，鄭南榕誓言：「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1989年1月27日，他開始自囚於雜誌社內。4月7日，當侯友宜為立功而帶領警力強行闖入逮捕時，鄭南榕點燃汽油自焚，以生命抗議對言論自由的壓迫。

《自由時代》的創刊，象徵台灣人民在黑暗時代中堅持說真話的勇氣。鄭南榕以生命守護的，不只是一份雜誌，而是一個社會的尊嚴——人民有權說話、有權思考、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今日台灣能享有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正是建立在這些先行者的犧牲與努力之上。

歷史提醒我們：言論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人民一代又一代爭取而來的成果。守護這份自由，就是守護民主的靈魂。

1947年3月11日：陳炘、林茂生、王添灯的冤難日—台灣民主的警鐘

⭕️1947年3月11日：陳炘、林茂生、王添灯的冤難日—台灣民主的警鐘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社會展開有計畫的鎮壓與清洗。這場鎮壓不只是軍事鎮壓，更是一場針對社會領導階層的「菁英滅絕」。在3月10日殺害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等法律界菁英之後，隔日 1947年3月11日，台灣又失去了三位重要人物：金融家陳炘、哲學家林茂生、政治領袖王添灯。

他們來自不同領域，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在公共領域為台灣社會努力的人。這一天，成為台灣歷史上一個沉重而悲傷的日子。

⭕️金融改革者：陳炘

陳炘被視為台灣金融現代化的重要先驅。日本時代，他積極參與台灣的經濟與金融發展，戰後更與台灣社會人士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期待新的時代能為台灣帶來更公平的政治與經濟秩序。

然而，歷史往往充滿諷刺。陳炘原本期待的新政權，卻成為迫害他的力量。在中國國民黨接收台灣後，來自中國江浙財團的利益集團開始主導金融與經濟資源，陳炘因為擁有龐大資產與金融影響力，逐漸成為權力鬥爭中的障礙。他曾被荒謬地以「漢奸」罪名逮捕審訊一個月。

3月11日清晨，陳炘被安上「陰謀叛亂首要，接收台灣信託公司」的罪名，遭到逮捕。陳炘生前的股權、土地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都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沒收，300多甲土地（約880200坪）遭侵占。一位原本致力於建設台灣金融體系的人，最後卻成為政治掠奪的受害者。中國國民黨是真土匪！

⭕️思想啟蒙者：林茂生

林茂生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也是當時最具國際視野的知識份子之一。他曾留學美國，在教育與哲學領域具有深遠影響。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在台灣大學擔任先修班主任，並代理文學院院長。

在動盪的局勢中，他最關心的是學生的安全。當校園難以維持正常教學時，他決定讓學生回家讀書，以保護學生免於暴力衝突。許多人勸他暫時避難，但他回答了一句令人敬佩的話：「我一生沒有做過非法或敗德的事，為什麼我要躲起來？」

然而，在威權政權之下，正直往往無法保護人。1947年3月11日晚上，一群便衣特務突然包圍他的住家，以「大學校長有請」為由將他帶走。從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回來。傳聞他的遺體被裝入麻布袋，丟入淡水河。台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就這樣在黑夜中消失。

⭕️政治改革者：王添灯

王添灯是二二八事件中最勇敢站出來與政府交涉的民意代表之一。戰後，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擔任台北市參議員、台灣省參議員，並在工商與政治領域都具有影響力。

當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挺身而出，成為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的重要成員，並擔任宣傳組組長。他與其他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長官公署提出人民的訴求，包括：解除戒嚴、釋放被捕市民、禁止軍警開槍、建立民主自治機制。他更參與起草著名的 「三十二條要求」，希望透過政治改革化解危機。

然而歷史的走向已經被決定。當時蔣介石的軍隊已經在3月8日渡海抵達基隆，開始大規模屠殺人民。面對軍事力量，陳儀拒絕所有改革要求。1947年3月11日清晨五點多，王添灯在自宅被帶走，從此消失在人間。

如果我們回顧1947年3月11日這一天，就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陳炘代表經濟與金融力量；林茂生代表思想與教育力量；王添灯代表政治與公共力量。換言之，這三人的死亡，象徵著台灣社會三個重要支柱的被摧毀。這不是偶然，而是一種政治陰謀：當威權政權面對一個具有自治能力的社會時，最先被消滅的，往往是能夠組織社會的菁英。

1947年的血腥鎮壓，使台灣社會進入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許多家庭因此沉默，許多知識與記憶被壓抑。然而歷史並沒有被消滅。相反地，這些被奪去生命的人，逐漸成為台灣民主精神的象徵。他們提醒我們：民主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制度，而是需要人民不斷守護的價值。

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必須誠實面對歷史，追究制度責任，並確保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如果歷史被遺忘，威權就可能以新的形式回來。但只要人民記得，只要人民仍然相信公義，那些被黑夜帶走的人，就不會真正消失。因為一個社會的良心，往往正是由這些被犧牲的人所守護。而台灣民主的道路，正是建立在這樣沉重而勇敢的歷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