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巴克禮牧師抵台紀念日

 ⭕️6月5日，巴克禮牧師抵台紀念日

將一生奉獻給台灣的巴克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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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75年6月5日，一位26歲的蘇格蘭青年牧師湯瑪斯．巴克禮（Rev. Thomas Barclay，1849-1935）從打狗港上岸，踏上臺灣的土地。當時的他或許未曾想到，這片陌生的島嶼將成為他終生的家園；而臺灣，也因著他的奉獻，深深改變了自己的歷史。

回顧巴克禮牧師的生命歷程，我們不只是紀念一位宣教師，更是在回顧一位將信仰、教育、文化、出版與語言文字工作融為一體的時代先驅。

▋從科學人才到宣教師

巴克禮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15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主修數理與電氣學，展現卓越的科學才能。當時正值工業革命後期，電氣科學是最前沿的學問之一，而巴克禮已嶄露頭角，被認為是極具發展潛力的青年學者。

然而，在1865年11月21日，也就是他16歲生日當天，巴克禮做出改變一生的決定。

他立下獻身誓約，願意將生命奉獻給基督與福音事工。此後每逢生日，他都會重新簽署這份「獻身契」，提醒自己不忘初衷。這不是一時的感動，而是一生的承諾。

1869年，他進入蘇格蘭自由教會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1873年畢業後又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完成學業後，接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遠赴東方宣教。

1874年9月19日，他從利物浦啟航，歷經三個月海上航程抵達廈門學習閩南語。隔年6月5日來到臺灣，展開長達六十年的服事。

▋用人民的語言傳講福音

巴克禮抵達臺灣後，先在旗津居住一年半。他深知福音若要進入人民的心中，必須先進入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努力學習台語，向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請益。來台不久便開始使用台語講道，並投入傳道工作。同年與李庥牧師為八位信徒施洗，見證福音在南臺灣逐漸扎根。

在十九世紀殖民與帝國擴張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外來者習慣要求當地人民學習自己的語言；然而巴克禮卻選擇相反的道路——他努力學習人民的語言，尊重在地文化，將自己放在學習者的位置。這正是基督信仰「道成肉身」精神的具體實踐。

▋建立神學教育，培育本地人才

巴克禮深知，教會若要長久發展，必須培養本地傳道人。1878年，英國長老教會在新樓醫院東北角興建神學院，即後來的台南神學院前身。1880年2月23日正式開學，共有十五名學生。這所神學院成為臺灣第一所長期培育本地牧者的重要機構。

許多日後影響臺灣教會與社會的重要人物，都在此接受神學教育。巴克禮並不追求建立一個依賴外國宣教師的教會，而是致力培育能夠自主發展的本地教會領袖。這種重視人才培育的遠見，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基督教的發展。

▋創辦臺灣第一份公開發行的報紙

1881年，巴克禮返回英國休假。令人意外的是，他並沒有選擇安逸地休息，而是前往印刷公司學習撿字、排版與印刷技術。這項決定後來改變了臺灣出版史。

1884年返回臺灣後，他在新樓設立印刷所「聚珍堂」，成為今日台灣教會公報社的前身。1885年7月12日，《臺灣府城教會報》正式創刊。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份持續公開發行的報紙。

當時臺灣尚未有現代新聞媒體體系，巴克禮卻已看見文字出版對社會啟蒙的重要性。教會報不僅傳播信仰，也刊載教育、醫療、農業、衛生、社會與國際新聞資訊，成為近代臺灣公共知識的重要來源之一。今日回顧臺灣新聞出版史時，巴克禮的貢獻無疑佔有重要地位。

▋將一生奉獻給台語聖經

如果說教育與出版奠定了巴克禮在臺灣歷史中的地位，那麼聖經翻譯工作則展現了他最深刻的信仰使命。1914年，他完成新約聖經修訂工作。

1919年，格拉斯哥大學因其卓越的聖經翻譯貢獻，授予神學博士學位。1927年，已近八十高齡的巴克禮開始翻譯舊約聖經。當時許多人早已退休頤養天年，但他仍每日埋首於希伯來文經文與白話字（Pe̍h-ōe-jī）之間。

1930年完成譯稿。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印刷工作受到嚴重影響，但最終仍於1933年出版。那一年，巴克禮已84歲。他用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讓無數臺灣人民能夠用自己的母語閱讀上主的話語。

▋攏是為著台灣

1909年，巴克禮的妻子在返回臺灣途中病逝於上海。他獨自回到臺灣繼續服事。此後二十多年，他仍堅守在這片土地上。

1921年，他當選英國長老教會首任總會議長，這是極高榮譽。然而即使獲得國際肯定，他仍選擇留在臺灣。1935年10月5日，巴克禮牧師在台南安息主懷。從26歲到85歲，他將整整六十年的歲月奉獻給臺灣。

今日當我們紀念巴克禮牧師，真正值得紀念的，不只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生命態度。

他原本可以成為著名科學家，卻選擇成為宣教師。

他原本可以回到故鄉享受榮譽，卻選擇留在臺灣。

他原本可以安享晚年，卻在八十歲後仍持續翻譯聖經。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人生，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願意奉獻多少。巴克禮牧師以一生見證了信仰的力量。他將最精華的歲月獻給臺灣，也將自己完全獻給上主。而他留下的，不只是教會、學校、報紙與聖經譯本，更是一種願意為信仰、為人民、為土地奉獻到底的精神。這樣的精神，直到今日，依然照亮臺灣前行的道路。

拒絕遺忘六四：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

 ⭕️「極權害怕六四，不是害怕過去，而是害怕人民從歷史中學會自由；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只有不斷循環的人間地獄。」

⭕️拒絕遺忘六四：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街道發生震驚世界的流血鎮壓。三十七年過去，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極力封鎖相關資訊，刪除記憶、壓制討論、禁止悼念，甚至連失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前往墓園獻花追思，都受到嚴密限制。

為什麼一個自稱強大的政權，會如此害怕人民記憶一段歷史？

因為獨裁政權最害怕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人民透過記憶重新找回判斷是非的能力。

記憶是一種力量。當人民記得六四，他們就會記得曾經有一群年輕人站出來反對貪腐、要求民主、追求自由；他們也會記得，當人民和平表達訴求時，國家機器竟然以坦克與槍炮回應。這些記憶會不斷提醒後人：權力若不受監督，再強大的國家也可能成為傷害人民的工具。

因此，極權統治往往不只是控制現在，更企圖控制過去。因為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當一個政權要求人民遺忘，它其實是在要求人民放棄思考；當一個政權禁止紀念，它其實是在害怕良知甦醒。

然而，歷史證明，真相或許可以被掩蓋一時，卻無法永遠被埋葬。從德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種族隔離歷史的揭露，都顯示一個社會唯有誠實面對過去，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解與重生。

八十八歲的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女士，三十七年來持續為兒子王楠以及所有六四罹難者發聲。她所說的「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不只是母親對孩子的思念，更是一個社會追求公義的呼聲。

沒有記憶，就沒有歷史；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反省，就沒有未來。
一個拒絕面對錯誤的社會，只能不斷重複錯誤；一個禁止人民記憶的國家，只能活在恐懼之中。當良知被壓制、真相被封鎖、受害者被迫沉默時，那不是繁榮的象徵，而是道德荒蕪的景象。

真正的文明，不在於高樓大廈有多高，不在於經濟總量有多大，而在於是否有勇氣承認錯誤、尊重生命、維護人的尊嚴。

六四不只是中國的歷史，也是全人類共同的人權記憶。

記念六四，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不是為了撕裂社會，而是為了守護真相；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為了開創更自由、更公義、更有人性的未來。

因為唯有記憶，才能抵抗遺忘；唯有真相，才能戰勝謊言；唯有良知，才能帶領人類走出歷史的黑夜。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6030067.aspx

六四37週年，幫極權邪惡的中共國回憶歷史上的今天

 ⭕️六四37週年，幫極權邪惡的中共國回憶歷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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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世界無法抹去的一頁歷史。

1978年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快速發展，但同時也伴隨官員貪腐、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勞工失業等問題。隨著社會逐漸接觸外部世界，愈來愈多知識分子、學生與人民開始思考：除了經濟成長之外，中國是否也需要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

1989年4月15日，較傾向改革開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許多學生藉由悼念胡耀邦的機會，走上街頭，提出反貪腐、新聞自由、政治改革等訴求。4月下旬開始，北京學生陸續集結於天安門廣場，隨後各地人民、工人、知識分子、市民也紛紛加入，形成遍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面對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中國共產黨並未選擇對話，而是選擇鎮壓。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到了6月3日晚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攜帶實彈、戰車與裝甲車進入北京市區，沿途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6月4日凌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展開血腥清場。多年來，實際死亡人數始終被中共當局封鎖與掩蓋。中國官方宣稱死亡人數僅數百人，但包括國際人權組織、外交檔案與研究者皆認為實際死傷遠高於官方數字。

2017年解密的英國外交檔案顯示，時任英國駐中國大使艾倫．唐納德（Sir Alan Donald）根據來自中國國務院內部人士的消息，在發往倫敦的機密電報中指出，死亡人數的「最低估計」即達一萬人。

六四事件不只是一次學生運動遭到鎮壓而已。它象徵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告：只要政權受到威脅，即使面對自己的人民，也可以動用坦克、機槍與軍隊進行屠殺。

此後三十多年，中國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上卻逐步走向更高壓的極權統治。從六四受難者家屬長期遭受監控，到圖伯特（中國稱為「西藏」）人民失去宗教與文化自由；從東突厥斯坦(中國稱為「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再教育營，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全面壓制；從網路審查到跨國鎮壓，中共政權持續以不同形式延續其威權本質。

或許有人認為，六四只是中國的歷史。然而，對台灣而言，六四從來不只是鄰國發生的事情。

六四讓許多台灣人民第一次清楚看見：當一個政權缺乏民主監督、缺乏權力制衡、缺乏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時，人民的生命與尊嚴可以在一夜之間被輾碎。

因此，六四改變許多台灣人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理解，但隨著時間流逝、年輕世代的出生，似乎忘記中共極權的邪惡統治。

更令人憂心的是，昔日高舉反共旗幟的部分在台灣的中國政黨，如今卻與中共形成政治呼應，甚至協助其統戰敘事進入台灣社會，弱化台灣的民主防衛意志，模糊極權與民主之間的界線。當歷史記憶被淡化，當威權被合理化，社會便可能重蹈過去的悲劇。

《申命記》32章7節說：「著會記得古早的日，回想歷代的年；問你的老父，伊會指示你；問你的序大，𪜶會給你講。」(現代台語譯本)

記憶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記憶不是停留在過去，而是守護未來。

歷史如同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極權統治的本質，也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民主、人權與法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付出生命代價換來的成果。

為了台灣的未來，為了下一代仍能自由說話、自由信仰、自由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必須繼續記得。

因為有一天，歷史終究會向每一個人發出同樣的提問：「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當白色恐怖遠去，紅色威權逼近：紀念《檢肅匪諜條例》廢除35週年

 ⭕️當白色恐怖遠去，紅色威權逼近：紀念《檢肅匪諜條例》廢除3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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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1年6月3日：象徵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

1991年6月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正式廢除。這一天不只是法令的廢止，更象徵長達四十餘年的白色恐怖體制走向終結。

一般人常以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作為白色恐怖結束的象徵，但事實上，解除戒嚴並不等於威權統治的終結。當時許多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仍然存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自1949年5月19日宣布《臺灣省戒嚴令》，5月20日正式實施戒嚴以來，台灣進入漫長的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事件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以軍事、警察、情報與司法體系建構嚴密的控制網絡，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工具，大規模壓制異議聲音。

在那個年代，人民可能因閱讀一本書、參加一次讀書會、發表不同政治意見、撰寫一篇文章，甚至只是遭人檢舉或被懷疑，就面臨逮捕、監禁乃至死刑的命運。許多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醫師、律師與社會運動者因此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

根據轉型正義相關研究，白色恐怖期間有數十萬人受到監控與調查，超過一萬人遭判刑，其中許多人並未從事任何暴力行動，而僅僅因思想、言論或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迫害。

因此，1991年《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它象徵威權體制最後一道重要法律屏障被拆除，也宣告台灣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新時代。

然而，若要真正終結「思想犯」的歷史，還必須等待隔年的改革。

1992年5月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5月22日正式公布。修法後，只有以暴力或脅迫手段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才構成犯罪，單純的思想、主張、言論與政治倡議不再被視為犯罪。

這項改革終結了長期以來「思想入罪」、「言論入罪」的威權法律文化，也讓台灣逐漸建立起符合民主憲政原則的人權保障制度。

▋歷史的警鐘：紅色恐怖正在另一端上演

回顧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只是為了記憶過去，更是為了辨識今日的危險。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擴張國家安全法制。包括《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反分裂國家法》以及近年公布的懲戒台獨相關規定，都顯示中國正試圖將其法律效力延伸至國境之外。

這種做法已超越一般國際法上有限度的域外管轄原則，而逐漸形成所謂的「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北京當局主張，即使不是中國公民，即使相關行為發生在中國境外，只要被認定涉及中國國家利益，就可能遭到調查、逮捕或懲處。

其目的不只是法律追訴，更是一種心理威懾。

當人們因擔心遭到監控、報復或入境拘捕而不敢發言時，寒蟬效應便已經形成。當海外學者開始自我審查、媒體避免敏感議題、民間團體減少公共倡議時，威權統治便跨越國界產生影響力。

這種透過恐懼來控制思想與言論的模式，與白色恐怖時代所使用的方法雖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歷史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民主不是一張選票而已，而是一套保障人民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表達、自由組織與自由參與公共事務的制度。

▋守護民主，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

每年的6月3日，不只是回顧一項法律的廢除，更是在提醒我們：民主與自由是無數前輩付出生命、青春與家庭代價所換來的成果。

那些在綠島、新店軍人監獄、景美看守所及各地牢獄中受苦的人們，並非為了製造仇恨而犧牲，而是為了讓後代子孫能夠生活在一個不必因思想而恐懼的社會。

因此，紀念白色恐怖，不是停留在歷史的悲傷之中，而是要化為守護民主的責任。

當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保障新聞自由、維護司法獨立、尊重人權價值、捍衛國家主權與民主制度時，我們便是在延續那些受難者未完成的夢想。

歷史不會自動重演，但如果人們忘記歷史，它往往會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現。

1991年6月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象徵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

2026年的今天，我們更應以歷史為鏡，拒絕任何形式的威權復辟。台灣人民更應起身抵抗中共紅色威權逼近與跨國壓迫，持續守護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因為唯有自由的土地，人民才能無所畏懼地說真話；唯有民主的社會，公義與憐憫才能真正扎根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