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1817年2月12日清晨，南美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荷西·德·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率領教會組織的「安地斯軍團」(Army of the Andes)從壯闊的安地斯山脈南坡急行軍，直撲仍由西班牙殖民政權控制的智利。當天傍晚，西班牙軍隊在查卡布科(Chacabuco)戰役中潰敗，智利邁出了通往獨立建國的關鍵一步。

在此之前，聖馬丁已成功推動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為南美洲廣受尊敬的革命領袖。他深知若不解放智利，西班牙勢力仍可從太平洋沿岸反攻南方，因此制定了一項大膽的戰略：率軍翻越安地斯山脈，直接攻入智利。

這次遠征極為艱難。約6,000名士兵與大量馬匹在嚴寒、高山與缺乏補給的環境下行軍，據估計，約三分之一士兵在翻越山脈的過程中喪命，超過一半的馬匹也損失殆盡。然而，這支倖存的軍隊仍成功抵達智利境內，並在人數上對西班牙守軍形成優勢。

在查卡布科戰役(Battle of Chacabuco)，聖馬丁採取包圍戰術，繞至敵軍後方，切斷其退路，使得西班牙軍陷入包圍，最終全面潰敗，傷亡約500人，另有大批士兵被俘。相較之下，革命軍僅有十餘人當場陣亡，但約120人後來因傷重不治。這場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使通往首都聖地牙哥的道路大開。

查卡布科戰役被視為智利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雖然仍需一年多的戰事才能完全擊敗西班牙勢力，但革命軍已掌握主動權。1818年2月12日，在戰役一周年紀念日，智利正式宣告獨立，建立新的共和國。聖馬丁再以智利人為主組織「解放秘魯遠征軍」，促使秘魯脫離西班牙，而他也被尊為秘魯護國公。戰後返回阿根廷。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這座城市。當他回到巴黎時，已有約三百位仰慕者與知識分子前來探望，這一幕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歡迎，更象徵著一個時代精神的轉變。

筆名伏爾泰(Voltaire)，本名法蘭索瓦—瑪利·阿魯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生於巴黎一個中產家庭。他年輕時原本學習法律，卻很快投身文學與戲劇創作，以古典悲劇與詩作成名。然而，他尖銳的諷刺筆鋒，特別是對政治與宗教權威的批判，使他屢遭打壓。1717年，他因諷刺詩《亨利亞德》觸怒當局，被關進巴士底監獄近一年。

出獄後，他的筆並未因此沉寂。1726年，由於官方對其作品不滿，他被迫流亡英國。回國後繼續創作，但1734年的《哲學通信》再次批判宗教制度與政治體制，使他不得不再度離開巴黎。他在香檳地區、普魯士柏林、瑞士等地輾轉居住，期間完成諷刺小說《憨第德》(Candide)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直到1778年2月11日，他才在長達28年的流亡之後，重回巴黎，受到熱烈歡迎，並於同年5月在巴黎辭世。

伏爾泰的回歸，象徵啟蒙思想從被壓制的邊緣，逐漸走入公共的中心。他曾因批判權威而被監禁、放逐，但晚年卻成為巴黎知識界的精神領袖。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翻轉，更預示著法國社會思想氛圍的變化—距離法國大革命，僅剩11年。

在今日世界，伏爾泰的回歸仍具有深刻象徵意義。許多社會中，批判權力的人仍可能被噤聲、流放，甚至被迫離開公共舞台。然而，歷史顯示，思想的力量終會回到社會中心，成為改變制度的種子。

伏爾泰一生不斷對抗威權、集權壓迫，主張理性、寬容與言論自由。他的名言常被概括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精神，在今日仍是民主社會與人權價值的重要基石。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白雅燦，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政治受難者之一。他出生於1945年彰化花壇，成長於教師家庭，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軍法官與教師，關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5年，他決定投入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親自參選。競選期間，他印製政見傳單，公開質疑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財產、家族特權與威權體制，並提出解除戒嚴、釋放政治犯、改革政治制度等主張。這些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叛亂」，他因此遭逮捕。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未經公開審判，即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獄中環境惡劣，他曾以絕食抗議，家屬並向國際人權團體求援，才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直到1988年，在國內外人權團體與民意代表持續聲援下，他才獲得釋放，前後共失去十五年的自由。多年後，政府依轉型正義相關法制，撤銷當年的判決，確認那是一場國家不法的政治迫害。

白雅燦政治迫害案提醒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只因提出政治改革與言論批判，就可能被貼上「叛亂」標籤，失去自由與人生。今天台灣能夠享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利與多元社會，正是許多像白雅燦這樣的受難者，以青春與生命換來的成果。

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人民長久奮鬥的結晶。記住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守護自由、拒絕威權復辟。當社會再次出現壓制異議、集權統治的聲音時，我們更要警醒：唯有持續珍惜民主制度、守護人權價值，才能讓歷史的傷痛不再重演，讓自由的台灣持續向前。

🎞圖：白雅燦/臉書 邱萬興攝影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1970年2月8日，台東泰源監獄六名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及鄭正成發動起義，計畫奪取武器、釋放獄中同伴，並向外界宣示台灣獨立與民主自由的理念。行動很快遭到鎮壓，主要參與者被捕後，以「叛亂罪」起訴。

當時參謀總長高魁元向蔣介石簽報的「泰源監獄叛亂犯劫械逃獄案處理經過」，1970年關押在泰源人犯有335名。蔣介石看完高魁元的簽報報告，在4月27日批示，「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訓了事，應將此六名皆判刑槍決。而賴在、張金隆、李加生等三犯以警衛部隊士兵，而竟預聞逆謀不報，其罪難宥，應照法重處勿誤。 中正」。

最終五人遭判死刑並迅速處決。此案在戒嚴時期被官方定調為「暴動逃獄」，相關訊息遭到嚴密封鎖，長期被扭曲與消音，直到解嚴與民主化之後，社會才逐步還原事件的政治性質。

監察院於2019年提出調查報告，明確指出當年審判程序嚴重違反法治與人權原則。報告指出，涉案者多為一般平民，並非現役軍人，卻被移送軍法審判；全案採不公開審理，從起訴到執行死刑僅約兩個月，覆判核准死刑甚至只花六天，顯示當局急於處決政治異議者。調查亦發現，偵訊過程疑有刑求與強迫自白情形，法院仍採納非任意自白作為定罪依據，明顯違背正當法律程序與基本人權保障。

監察院因此認定，泰源事件並非單純暴力犯罪，而是具有台灣獨立政治理念的反抗行動；戒嚴體制下，黨國政權濫用軍法、壓制異議、迅速處決政治犯，構成對生命權與審判權的嚴重侵害。這起事件揭露威權統治的制度性暴力，也成為轉型正義中必須面對與反省的重要歷史傷痕，提醒今日社會珍惜民主與人權，持續追求公義與和解的道路。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幾乎是世界戰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拿破崙戰爭（1799–181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核心地帶幾乎自我毀滅。

歷史學家 Tony Judt 指出：歐洲整合的核心動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戰爭記憶的恐懼。因此，歐洲統合並不是單純經濟計畫，而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政治工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教會若告白信仰和平的上帝，卻支持民族仇恨，這便否定了福音本身。」歐洲聯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歷史和解」的政治表達。

在經歷數個世紀血腥衝突之後，西歐各國終於在經濟合作的精神下團結起來，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馬斯垂克歐洲聯盟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1993年11月1日生效，確立了歐盟的架構。該條約將歐共體（EC）轉型為歐洲聯盟（EU），使歐洲整合從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治一體化。該協議也為建立單一的歐洲貨幣奠定基礎，這種貨幣後來被稱為「歐元」。

這項條約由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簽署，呼籲更深層的經濟整合、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在犯罪、恐怖主義與移民議題上，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它奠定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邁向歐元）、確立「歐盟公民」概念、推動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並將歐洲議會權力擴大，是歐洲整合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當《歐洲聯盟條約》於1993年生效時，已有12個國家完成批准程序：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與荷蘭。

此後，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賽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也加入聯盟。歐元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2016年6月，發生了被稱為「英國脫歐」（Brexit）的事件，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與歐盟分離，並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