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羅馬焚城：暴君的代罪羔羊

 ⭕️7月18日，羅馬焚城：暴君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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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公元64年7月18日深夜，一場改變羅馬帝國與基督教歷史的大火，在帝國首都羅馬蔓延開來。

火勢最初可能起於俯瞰馬克西穆斯競技場（Circus Maximus）的商鋪區，也可能來自競技場木造看台。由於當時羅馬街道狹窄、房舍密集，多數建築以木材興建，加上夏季乾燥與強風吹襲，火勢迅速失控。這場大火燃燒了整整七天七夜。

當人們以為災難已經結束時，火焰竟再度復燃，最終造成羅馬十四個行政區中三區完全毀滅，另外七區遭受嚴重破壞，只剩下四區幾乎未受波及。

歷史學家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Cassius Dio 以及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的記載指出，阿文丁山、帕拉蒂尼山、凱利安山上的豪宅、神殿、公共建築與平民住宅幾乎無一倖免。

然而，真正改變歷史的，或許不是那場大火本身，而是大火之後所發生的事。

▋當皇帝成為嫌疑人

羅馬皇帝尼祿(Nero)長久以來懷抱著重建羅馬的雄心，希望打造一座符合自己理想的新帝都。

火災之後，他確實推動大規模都市重建工程，包括更寬敞的街道、更嚴格的防火規範，以及後來著名的「黃金屋」（Domus Aurea）宮殿群。也正因如此，民間很快傳開：是尼祿親自下令縱火。

蘇托尼烏斯在《尼祿傳》中明確記載，尼祿為了城市改造計畫，不惜焚毀舊城；後世更流傳著「尼祿望著燃燒的羅馬彈奏豎琴」的形象。雖然現代學界對此傳聞仍存有爭議，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尼祿十分清楚：如果找不到替罪羊，人民的憤怒終究會指向皇宮。於是，他找到了一群最適合被犧牲的人。

▋帝國需要代罪羔羊

當時的基督徒，在羅馬社會中是一個人數稀少、缺乏政治力量的邊緣群體。他們拒絕祭拜皇帝，不參與國家宗教儀式，也拒絕承認「凱撒是主」。

因此，他們被指控為：憎恨人類（odium humani generis）、破壞傳統宗教、威脅社會秩序、招致神明憤怒。

塔西佗記載，尼祿為了平息輿論，將縱火罪名嫁禍給基督徒，並展開羅馬歷史上第一次有系統的國家迫害。

有些基督徒被披上獸皮，遭獵犬撕裂；有些被釘上十字架；有些則被塗上瀝青與油脂，在夜晚點燃，成為皇帝花園中的「人體火炬」。火焰照亮了尼祿的花園，也照亮了帝國政治最黑暗的一面。

原來，有時候統治者最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代罪羔羊。因為代罪羔羊能夠轉移憤怒，凝聚支持，合理化權力。

▋真相往往最先被燒毀

歷史上，許多威權政權都熟悉這種操作模式。經濟失敗時，需要外國勢力作為藉口；社會矛盾升高時，需要少數群體作為替罪羊；政治危機爆發時，需要「內部敵人」來凝聚統治正當性。

1933年的德國國會縱火案如此；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如此；許多極權政權對知識分子、新聞媒體、宗教團體與異議人士的打壓，也往往遵循相同邏輯。

暴政的第一步，通常不是消滅人民，而是先消滅真相。因為只要真相仍然存在，權力就無法完全控制歷史記憶。

▋被焚燒的，不只是城市

對早期教會而言，羅馬大火不只是一次城市災難。它象徵著羅馬帝國與上帝國之間價值體系的衝突。

羅馬宣稱：「凱撒是主。」

基督徒卻宣告：「耶穌基督是主。」

羅馬要求人民向權力屈膝；基督徒相信，人的良知與敬拜只屬於上主。

因此，早期教會的殉道者並非為了追求死亡，而是拒絕讓暴力決定真理，拒絕讓恐懼定義信仰。

二十多年後，當約翰在拔摩島寫下《啟示錄》時，他看見的不僅是羅馬帝國，更是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歷史循環：每一個帝國都試圖宣稱自己是永恆的；每一個暴君都相信自己能夠壟斷真理；但最終留下來的，往往不是宮殿，而是見證。

尼祿的黃金屋早已成為廢墟。然而，那些在火焰中仍然堅持信仰與良知的人們，他們的名字卻被歷史記住。

▋從羅馬焚城到香港禁書

歷史有時並不重複，卻經常雷同。

公元64年，尼祿需要一群替罪羊，於是基督徒成了帝國怒火的承受者。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火焰或許不再焚燒城市，但書籍仍然可能成為獨裁政權眼中的恐懼敵人。

2026年7月15日，香港國安警察與海關突擊搜查旺角與太子的多家獨立書店，拘捕多名書店負責人與店員，理由是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刊物」。警方搬走一箱又一箱書籍，卻拒絕公布哪些書屬於「禁書」，哪些思想已經越過所謂的「紅線」。這已經是香港今年以來第三次針對獨立書店的國安行動。

從較早遭到查禁與打壓的獨立出版與書店空間，到今年遭搜查的書店，人們逐漸發現，一座城市的自由，往往不是先從選舉消失，而是先從書架開始消失。

獨裁政權害怕什麼？他們深知，書籍會保存記憶；閱讀會培養思考；思想會孕育自由。

焚燒書籍與焚燒城市，其實來自同一種恐懼——對真相的恐懼。

1933年納粹德國焚書如此，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如此，今日香港對出版與閱讀空間的收縮，同樣提醒世人：當政權開始害怕書籍時，往往不是書籍太危險，而是真相太有力量。

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曾留下著名的警語：「哪裡焚燒書籍，最終也將焚燒人。」

羅馬的大火燒毀了十四區中的十區。然而，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燒毀城市的火焰，而是燒毀記憶、思想與良知的火焰。

因為一座沒有書店的城市，終究會失去思想；一個不允許閱讀的社會，終究會失去自由；而一個害怕書籍的政權，往往正暴露出它最深層的不安全感。

公元64年的羅馬如此。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也正在向世界提出同樣的問題：當權力開始害怕書籍時，我們是否仍願意守護閱讀、守護記憶，也守護說真話的自由？

1949年7月17日，國民黨在經濟戰中潰敗

 ⭕️ 1949年7月17日，國民黨在經濟戰中潰敗

黃春生牧師

1949年7月17日，看似只是中國共產黨新華社發布的一紙聲明，卻成為國共內戰最後階段最具殺傷力的金融武器之一。

當天，新華社正式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地區，未來只承認並收兌實體銀圓，不接受國民黨政權所發行的「銀圓券」。

這項聲明不只是貨幣政策，而是一場精準而致命的經濟戰。

1948年，國民黨政權推行的金圓券制度已因濫發而徹底崩潰，惡性通貨膨脹席捲中國大陸。短短一年之內，人民畢生積蓄化為廢紙，薪資追不上物價，市場秩序全面瓦解。

面對金圓券信用破產，國民黨政權於1949年7月2日宣布恢復銀本位制度，發行銀圓券，希望以法定貨幣與實體白銀掛鉤，重建社會信心。然而，經濟的本質從來不只是政府命令，而是人民是否相信。

共產黨看準了這個脆弱時刻。

7月17日，新華社公開宣布：「解放區只接受銀圓，不接受銀圓券。」換句話說，共產黨發動經濟戰，令國民黨的貨幣政策潰敗，也向所有人民傳達一個明確訊號：如果解放軍即將到來，那麼你手中的銀圓券，終究只會變成一張廢紙。

市場很快做出了反應。

人民開始瘋狂搶購實體銀圓，商人拒收銀圓券，黑市匯率急速惡化，銀圓券價格一路崩跌。貨幣的價值本來建立於信任，而當信任消失時，再多的法律命令與行政措施也無法挽回。

最終，隨著廣州、重慶、成都以及中國西南各地陸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國民黨政權所發行的銀圓券也迅速退出歷史舞台。

許多歷史學者指出，國民黨政權在軍事戰場上的失敗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是人民對政權是否仍然抱持信任。

美國學者 John King Fairbank 曾指出，近代中國政治競爭的核心，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政權是否具有治理能力與社會合法性。當人民不再相信政府能夠維持貨幣價值與經濟秩序時，政權的瓦解往往只是時間問題。

而這場經濟潰敗的代價，並沒有隨著國民黨政權撤離中國大陸而結束。

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遷台之後，為了解決財政與貨幣危機，台灣於1950年6月實施新台幣改革，以一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舊台幣（舊台幣與舊臺幣發行額掛鉤於先前的通貨膨脹體系），史稱「四萬換一塊」。

這項政策是搜刮台灣人的財富，填補被中共擊潰的經濟戰。對許多台灣家庭而言，大量現金存款與財富也在幣制改革過程中嚴重縮水。不同世代、不同階層所承受的衝擊並不相同，其歷史記憶至今仍存在於許多家庭的口述歷史之中。

1949年的7月17日提醒我們：戰爭不只是槍炮與戰場的對決，更是貨幣、信用與人民信任的競爭。

一個政權或許能夠印製更多鈔票，卻無法印製人民的信任；可以命令市場接受某種貨幣，卻無法命令人們相信它擁有未來。

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貨幣的背後是信用，信用的背後是制度，而制度的背後，終究是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

當信任崩潰之時，再堅固的政權，也可能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敗下陣來。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日：談違法的戒嚴令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日：談違法的戒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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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政府宣布解除《臺灣地區戒嚴令》。自1949年5月20日起算，台灣歷經了長達38年56天的戒嚴統治，成為近代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戒嚴體制之一。

許多人將1987年的解嚴視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隨著歷史檔案逐漸開放與轉型正義研究持續推進，一個更深層、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逐漸浮現：如果戒嚴令本身的法律程序存在重大瑕疵，那麼建立在其上的整個白色恐怖體制、軍事審判、限制選舉，其合法性究竟建立在哪裡？

▋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戒嚴令》違法，未經授權

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台灣進入戒嚴狀態，並於翌日正式實施《臺灣省戒嚴令》。

然而，依據當時《戒嚴法》第三條規定，若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因緊急狀況先行宣布臨時戒嚴，必須立即逐級呈報中央政府，並由總統依法提交立法院追認，方能完成法定程序。

問題在於：直到今天，仍未發現任何公開史料證明當年的《臺灣省戒嚴令》曾經完成立法院追認程序。

2010年，監察委員黃煌雄、葉耀鵬、劉興善等人公布歷時一年多調查完成的報告，明確指出當年的追認程序「無從考究」，因此其是否具備完整的形式法效，存在重大疑義。

換言之，台灣人民被戒嚴令限制自由長達數十年，從一開始便缺乏完整法律授權的違法命令。

▋1949年11月的全國戒嚴公告，仍屬違法

1949年11月22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全中國戒嚴，更進一步將台灣納入範圍。然而，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第39條明定：總統依法宣告戒嚴，但須經立法院追認。

問題再次出現。當時代總統李宗仁已離開中國並滯留美國，並未親自依法簽署並公告戒嚴命令。

監察院調查報告因此指出，若當時並未經國家元首依法宣告，則此一戒嚴命令可能欠缺必要的憲法程序，其法律效力自然產生根本性的疑問。

這並非單純的法律技術問題，而是憲政民主最核心的原則：國家是否可以繞過憲法，以行政命令與軍事命令長期限制人民自由？

▋若戒嚴令違法，軍事審判的正當性是否動搖？

監察院報告最震撼之處，在於提出了一項幾乎撼動整個白色恐怖法理基礎的問題：如果戒嚴令本身因程序瑕疵而不具形式法效，那麼依附於戒嚴體制運作的軍事審判權，其法律基礎是否同樣存在問題？

這將牽涉到：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判決效力；財產沒收是否合法；政治受難者名譽回復；國家賠償與司法救濟；轉型正義中的平反與補償問題。

因此，監察院特別指出，戒嚴時期依軍法判決而遭沒收之財產，「恐須重新審酌」。這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法治國家如何面對自身過去的重要考驗。

▋法律成為獨裁者的工具

白色恐怖時期，獨裁統治者以「反共」、「動員戡亂」、「國家安全」等名義，長期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言論自由受到壓制；出版審查無所不在；政黨組織被禁止；集會結社遭到限制；軍事法庭取代普通法院；秘密審判、刑求逼供、自白取證成為常態。

數十萬人遭監控，十四萬人遭政治偵辦，數千人被判刑，許多人失去自由、財產甚至生命。

於是許多學者開始以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提出的概念，描述白色恐怖體制：這是一種以法律形式運作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即當權者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透過戒嚴或緊急法令懸置憲法，使人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淪為僅剩生存權的「赤裸生命」。

雖然，法律仍然存在，法院仍然存在，判決書仍然存在，公文仍然存在。然而法律不再保障自由，而成為壓迫人民、剝奪自由的工具。

這或許正是威權體制最危險之處：不是沒有法律，而是讓法律開始服務權力。

▋解嚴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民主的起點

1987年7月15日的解嚴，並不是民主突然從天而降。它是無數政治受難者、黨外運動人士、教會工作者、人權律師、雜誌工作者與普通人民長期承受壓迫後所換來的成果。

從《自由中國》雷震、《美麗島》事件、鄭南榕的自焚、林義雄家屬命案、陳文成博士血案，到無數名字未被記錄的受難者，台灣民主的每一步，都建立在民主前輩前撲後繼犧牲青春或生命所踏出的民主道路。

因此，紀念解嚴，不只是紀念一紙命令的廢止。

更是在提醒台灣人民：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由從來不是免費得到的；法治也從來不保證自己一定站在正義的一邊。

當法律失去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守護，法律便可能成為獨裁黨國暴力的邪惡工具。

▋歷史留給今日台灣的提問

1987年的解嚴，距今已將近四十年。然而歷史留給我們的問題仍然沒有消失：當治理當局以安全為名要求人民放棄自由時，我們願意退讓到哪裡？當法律被賦予無限擴張的權力時，誰來監督法律本身？當司法成為政治工具時，我們是否還有勇氣捍衛程序正義？

而最重要的是：當黨國暴力以法律之名運作時，法律究竟是在保障自由，還是在替壓迫提供正當性？或許，這正是1987年7月15日留給今日台灣最重要的民主功課。

因為真正的民主，不只是解除戒嚴。而是讓任何人、任何政權、任何政府，都再也無法輕易讓人民重新回到戒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