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不能向暴政屈服——從殖民統治到人民自決的台灣教會先知
黃春生牧師
1994年11月13日凌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黃武東牧師，在彰化安息主懷，享年85歲。
32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紀念這位被稱為「抗暴牧師」的信仰前輩，不能只記得他曾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一屆總會議長、第一任總會總幹事，更應記得他一生最重要的信仰實踐：面對不義的統治，教會不能成為政權的附庸；面對受壓迫的人民，基督徒不能保持沉默。
黃武東的一生，橫跨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威權統治與台灣民主運動。他親眼看見不同政權如何運用國家機器控制人民，也見證教會如何在艱難的政治處境中，逐漸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從浪子悔改開始的信仰故事
1909年，黃武東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南州東石郡義竹庄東後寮，即今日嘉義縣義竹鄉。
他的養父黃碖出身傳統漢學家庭，是地方上備受尊敬的人物。起初，黃碖對基督教並不認同，認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已經足夠，不需要接受西方宗教。
然而，一位名叫李拐的人，改變了黃家的命運。
李拐原本在地方上惡名昭彰，後來因信仰而悔改，生命出現明顯的轉變。黃碖曾經不相信這樣的人能夠改變，甚至表示，如果李拐真的能因信耶穌而改過，他也願意相信。
1915年，黃家在李拐引導下，全家接受基督信仰，加入牛挑灣教會。
這個故事具有深刻的神學意義。福音不是要求人服從既有權威，而是使人的生命產生改變。 真正的信仰，不是維護既有的社會階級，而是宣告每個人都可能因恩典獲得新生命。這種對生命更新的相信，後來成為黃武東面對歷史與政治的重要信仰根基。
▋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守護台灣人的語言與尊嚴
1926年，黃武東從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進入台南神學校接受神學教育。當時台灣社會正經歷政治覺醒。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啟蒙工作，以及各種反殖民思想，都在挑戰日本帝國的統治。
1929年，矢內原忠雄出版《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日本殖民政策提出深刻批判。黃武東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接受神學訓練。
1930年3月19日，他自台南神學校畢業；兩天後，與林蘭玉結婚。兩人的結婚證書使用台語羅馬字書寫，在殖民政府推行日語同化政策的年代，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
1937年，黃武東在斗六教會接受牧師封立。同年，日本全面擴大對中國的戰爭，並要求台灣社會配合戰時動員。隨著皇民化政策日益強化，日本政府對教會的監督、限制與干預也越來越嚴厲。1940年，台南神學校被迫停辦，英國宣教師亦陸續遭迫離台。
對黃武東而言，這不是單純的宗教行政問題，而是教會究竟屬於誰的根本問題。教會是屬於基督，還是屬於皇帝？基督徒的最高忠誠，是獻給上主，還是獻給國家？
當國家要求人民將統治者神聖化，基督信仰就必須重新宣告：沒有任何皇帝、總統或政黨，能夠取代上主的位置。台語聖經、台語羅馬字、母語講道與本土神學教育，因此不只是文化保存，更具有抵抗帝國同化、捍衛人的尊嚴與信仰自由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政權更替不等於人民得到自由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然而，政權更替並沒有自動帶來民主與自由。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行政腐敗、經濟失序、物價飛漲與政治歧視，使許多台灣人民從最初的期待轉為失望。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黃武東牧養嘉義教會。嘉義地區在事件及其後的軍事鎮壓中遭受嚴重傷害，許多地方菁英與無辜人民遇害，包括牧師的親友名畫家陳澄波也慘死。
這段歷史使黃武東更加深刻地理解：殖民與威權並不只存在於某一個民族或某一種政治制度，而是表現在統治者如何對待人民。
如果政府以暴力壓制異議、剝奪人民自由，甚至使用國家機器殺害無辜者，那麼無論它宣稱自己代表什麼民族、主義或理想，都不能因此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性。
先知阿摩司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這節經文不是要求人民對掌權者無條件順服，而是將所有政治權力置於公義的審判之下。真正值得教會支持的，不是某個自稱正統的政權，而是能夠保障人民生命、尊嚴與自由的公共秩序。
▋建立自主教會，拒絕成為威權的工具
1951年3月7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北兩大會完成組織整合，成立統一的總會，黃武東當選第一屆總會議長。1957年，他又成為第一任總會總幹事，積極推動教會組織、宣教、教育與普世交流。這些工作看似只是教會制度建設，實際上卻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黃武東深知，一個缺乏自主組織、財務能力、人才培育與國際連結的教會，很容易受到政治權力控制。因此，他推動教會建立自己的組織體系，並積極參與普世教會運動，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能以自身的名義與世界教會交往。
然而，昔日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具有國際聯繫、堅持自主的教會充滿戒心；今日中國共產黨政權對具有相同特質的教會，也抱持高度戒備與防範的態度。
1965年，台灣基督教宣教百週年慶典期間，長老教會遭到親國民黨的反共宗教勢力攻擊，被指控具有親共傾向。政治力量甚至介入教會活動，限制台語聖詩的使用。
這揭露威權統治的一種矛盾：它可以高喊宗教自由，卻不容許宗教團體保有獨立的良心；它可以宣揚反共，卻以近似極權的手段控制人民思想。
黃武東的生命提醒我們：反對共產極權，不應只是政治口號；如果一個政府自己也箝制言論、迫害異議、限制宗教自由，那麼它同樣背離了民主與人權的基本原則。
教會真正應該抵抗的，是所有要求人放棄良心、將國家權力絕對化的統治方式。
▋從教會自主走向台灣人民自決
1966年，黃武東從長老教會的正式職務退休，但他的公共信仰實踐並未結束。197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關注台灣面臨的國際危機與人民權利。
1973年，黃武東在海外與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宋泉盛牧師等人，共同推動「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這項運動的重要信念是：台灣的前途，應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而不能由任何外來強權片面安排。
這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關乎民主正當性與基本人權的政治主張。人民不是統治者可以交換的財產，土地也不是帝國可以任意分割、吞併的戰利品。
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未來，應尊重其人民的自由意志，而不能由軍事威脅、外交交易或威權領袖替人民決定。
從這個角度來看，黃武東一生的信仰歷程具有清楚的連續性：從抵抗日本帝國的同化政策，到拒絕國民黨威權對教會的控制，再到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核心始終是人的尊嚴、良心自由與信仰自主。
▋今天紀念黃武東：教會仍然需要抗暴的勇氣
1994年9月，黃武東從美國回到台灣，定居彰化。同年11月13日，他在睡夢中安息。他未能親眼看見2000年台灣第一次中央政權和平輪替，也無法看見台灣民主在此後幾十年間的持續發展。
然而，他所堅持的信仰與公共價值，仍然值得今天的教會珍惜。今日的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但威權的威脅並沒有消失。
中國共產黨持續透過軍事威嚇、統戰、資訊操弄與政治滲透，企圖影響台灣人民自由決定未來的能力。民主社會內部也可能因為權力濫用、政治冷漠、社會不平等與公民彼此失去信任，而逐漸侵蝕自由的基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重新認識黃武東牧師的信仰見證。
抗暴不只是反對某個政權，更是拒絕讓恐懼支配良心；抗暴不只是高喊政治口號，更是保護被壓迫者、維護真相、捍衛人權，並使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
教會必須有勇氣對掌權者說出真話，也必須有憐憫去扶持受傷的人。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納粹統治下的抵抗見證，提醒我們基督徒的責任不能停留在對受害者的同情，也必須正視造成傷害的不義制度。
黃武東牧師的生命，同樣呈現這樣的公共信仰精神。當統治者要求絕對忠誠，教會必須宣告基督才是主。當威權要求人民噤聲，教會必須守護良心自由。當強權企圖替台灣決定未來，教會必須站在人民的尊嚴與自由意志這一邊。當社會中的貧困者、受壓迫者與弱勢者遭到忽視，教會必須以公義與憐憫回應他們的處境。
紀念黃武東牧師，不是將他塑造成永遠不會犯錯的英雄，而是記得一位歷經兩種威權統治的台灣牧者，如何持續尋求忠於福音的道路。真正的信仰，不是教人向暴政低頭，而是使人在恐懼中仍有勇氣站立；真正的教會，不是為統治者祝福的工具，而是為真理、公義、和平與受壓迫者作見證的群體。
11月13日，紀念黃武東牧師安息32週年。願我們記得這位信仰前輩，也讓他尚未完成的自由、公義與和平之夢，繼續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根、成長。因為教會真正應當效忠的，不是地上的任何帝國，而是那位使被壓迫者得到釋放、使受欺凌者重獲尊嚴的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