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7日：英國女性輔助陸軍部隊成立——全民防衛韌性

⭕️1917年7月7日：英國女性輔助陸軍部隊成立——全民防衛韌性

全文閱讀： https://19170707-waac-vjym5hh.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17年7月7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最艱困的時刻，英國陸軍委員會發布第1069號指令，正式成立「女性陸軍輔助軍團」（Women's Auxiliary Army Corps，WAAC）。這一天，不只是英國軍事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改寫了現代民主國家對「全民防衛」的理解。

當時，英軍在西線戰場承受巨大傷亡，前線急需兵力。英國社會開始思考：保衛國家，是否只能依靠拿槍的士兵？

▋許多女性主動站了出來

她們要求加入軍隊，承擔廚事、運輸、機械維修、文書、通信、補給等工作，讓更多男性得以前往戰壕執行前線任務。這項倡議最初曾遭受質疑，但到了1917年3月，英軍總司令Douglas Haig（海格爵士）正式致函陸軍部表示，在法國運用女性人力的原則已獲接受，應在條件許可下全面推動。於是，同年7月7日，WAAC正式成立，女性開始以軍事身分與男性官兵共同服務於法國戰場。

她們雖然不是第一線戰鬥人員，卻成為戰爭勝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真正的國防，從來不是只有前線。

更是在每一座工廠、每一條補給線、每一份文件、每一次醫療照護、每一趟運輸、每一位默默堅守崗位的人身上。然而，這些女性所承受的風險絲毫不比前線士兵輕。

數萬名女性進入軍火工廠生產炮彈與彈藥，每天接觸高爆炸性化學物質TNT，在高溫、長工時與高度危險的環境中工作。共有61位女性因化學中毒死亡，81位死於工安事故。

更令人痛心的是1917年倫敦東部西佛鎮（Silvertown）軍火工廠大爆炸。火勢引燃約50噸TNT，瞬間摧毀整座工廠，造成69人死亡、72人重傷，多數罹難者都是女性工人。

她們沒有倒在戰壕，卻同樣為守護自己的國家付出了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約有八萬名女性在英國三個婦女軍事組織中服役，包括女性陸軍輔助軍團（WAAC）、Women's Relief Defense Corps，以及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她們證明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實：保衛民主，不只是軍人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使命。

▋台灣年輕族群高達88%願意「為國而戰」

這段歷史，對今日身處第一島鏈前線的台灣，具有深刻的啟發。

近年來，中國持續透過軍事威嚇、灰色地帶襲擾、認知作戰及法律戰等多重手段，企圖削弱台灣社會的防衛意志。然而，一項最新研究卻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根據中研院學者潘欣欣最新研究，台灣年輕族群高達88%表示，若國家遭受侵略，願意「為國而戰」，比例不僅高於日本，也高於韓國。這項研究挑戰了外界長期流傳「年輕人不願保衛國家」的刻板印象，也顯示台灣社會的民主韌性比許多人想像得更加堅實。

▋全社會防衛：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守護彼此

然而，「願意為國而戰」並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必須拿起武器。英國WAAC的歷史提醒我們，真正的全民防衛，是讓每一位人民都能依照自己的專業、能力與恩賜，承擔保衛社會的責任。

有人穿上軍服守衛前線；有人投入醫療救護；有人負責交通運輸；有人維護能源與通訊；有人從事網路安全；有人照顧兒童與長者；有人維持政府與社區正常運作；有人投入民防、救災、防災與後勤補給。

沒有任何一項工作是次要的。

正因如此，近代民主國家愈來愈強調「全社會防衛」（Whole-of-Society Defense）與「全民韌性」（Societal Resilience）。國家的安全，不只是軍隊的戰力，更是整個社會在危機中仍能持續運作、彼此扶持、不向威權屈服的能力。

自由，不是抽象的口號。民主，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制度。

它們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一代又一代平凡的人，在關鍵時刻願意站出來，承擔自己的責任。1917年7月7日，英國女性用行動證明，保衛國家，不分性別，也不只有一種方式。

今天的台灣，同樣站在歷史的重要節點。面對威權主義的擴張，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堅強的軍隊，更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彼此信任的人民，以及願意共同守護民主生活方式的決心。

真正的國家安全，不只是前線有人守土。更是後方有人守望。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武器。而是一個自由社會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守護彼此的信念。

▋和平不是消極避戰，而是積極守護公義

基督信仰從來不是消極地逃避衝突，而是積極地追求真正的和平。聖經所說的「和平」（Shalom），不只是沒有戰爭的狀態，更是公義、自由、生命與關係得以恢復的完整秩序。

先知宣告：「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以賽亞書32:17）這節經文提醒我們，和平不是壓迫之下的沉默，不是恐懼中的妥協，也不是向強權屈服換來的短暫安穩；真正的和平，建立在公義被實踐、人性尊嚴受到尊重、人民自由獲得保障的基礎之上。

因此，追求和平並不等於放棄抵抗侵略，更不是對威權擴張保持沉默。當侵略者企圖以武力、恐嚇、認知作戰或各種灰色地帶手段摧毀民主制度時，守護自由與公義，本身就是一種和平的實踐。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面對納粹極權時所展現的信念：教會不能只是包紮車輪下受傷的人，更應設法阻止那輛輾壓生命的車輪。

今日民主國家所倡議的全民防衛與社會韌性，並不是鼓吹戰爭，而是努力避免戰爭；不是培養仇恨，而是防止侵略者誤判，以維護和平得以持久存在。唯有人民具備守護自由的決心，和平才不會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真正的和平，不是向強權低頭，而是使公義如大水滾滾，使公平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真正的和平，也是一個自由社會願意彼此承擔責任，共同守護人民尊嚴、民主制度與下一代未來的勇氣。

7月6日約翰．胡司紀念日：烈火不能焚毀真理，勇氣成就民族的靈魂

 ⭕️7月6日約翰．胡司紀念日：烈火不能焚毀真理，勇氣成就民族的靈魂

全文閱讀： https://jan-hus-day-1es43vy.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7月6日，是捷克共和國的國定紀念日──約翰．胡司紀念日（Jan Hus Day）。六百多年來，約翰．胡司（Jan Hus, c.1372–1415）不只是宗教改革的先驅，更是捷克民族勇氣、良知與自由精神的象徵。他的名字深深刻印在捷克人民的歷史記憶中，如同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提醒後世：真理或許會遭受迫害，卻永遠無法被烈火焚毀。

▋「中世紀的施洗約翰」

約翰．胡司出生於波希米亞（今捷克），自幼勤奮好學，進入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研讀神學。

1401年，他被任命為母校神學院院長，成為當時最受尊敬的青年神學家之一。由於品格正直、講道深受人民敬重，波希米亞皇后蘇菲亞（Sophia of Bavaria）更聘請他擔任御用神父，負責聽取皇后的告解。

他的聲望並非來自權勢，而是來自他對聖經的忠誠，因此後人稱他為「中世紀的施洗約翰」──一位勇敢指出宗教腐敗、預備改革道路的人。

▋一本被焚燒的書，改變了歐洲歷史

十四世紀末，英格蘭與波希米亞因皇室聯姻建立密切往來，使許多思想著作傳入布拉格，其中包括英國改革先驅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作品。

當時，威克里夫已被羅馬教廷定為異端，他的著作更遭禁止閱讀。然而，胡司沒有盲目接受權威的判決，而是回到聖經仔細比對。

愈研究，他愈發現，威克里夫所主張的許多觀點，反而更忠於福音：

●教會真正的元首是基督，而不是教宗。

●人得救並非依靠教會制度，而是因著對基督的信心。

●教會的權柄必須服從聖經，而非凌駕於聖經之上。

●若教會領袖偏離福音，就應接受真理的糾正。

這些思想，後來都深深影響了十六世紀的馬丁·路德與整個宗教改革運動。

▋「火不能燒掉真理」

1410年，教廷下令公開焚燒威克里夫的著作。胡司立即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停止焚書。不久，地方主教再次焚毀另一批珍貴書籍，引起布拉格知識界與人民的憤怒。波希米亞國王瓦茨拉夫四世與皇后都傾向支持胡司。

胡司在講台上留下流傳數百年的名言：「火不能燒掉真理；只有渺小的人，才會向沒有生命的書本洩憤。」

這句話後來成為捷克民族抵抗壓迫的重要精神象徵。

歷史一再證明，焚書從來不能消滅思想。從秦始皇焚書坑儒、納粹焚書運動、到共產極權政權對出版自由的打壓，都顯示專制政權最害怕的，不是武器，而是真理。

因為思想一旦進入人的心靈，就再也無法被火焰焚毀。

▋烈火中的殉道者

1414年，胡司受邀前往康士坦茨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為自己的信仰辯護。雖然皇帝承諾安全通行，但他一抵達便遭拘禁。歷經數月審判，他被要求撤回所有教導。

胡司回答：「若不能根據聖經證明我的錯誤，我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

1415年7月6日，他被判處火刑。

相傳，當烈火燃起時，他仍持續祈禱；火焰熄滅後，劊子手甚至敲碎他的頭骨，企圖徹底消滅這位改革者。然而，他們消滅了一個人的生命，卻無法消滅他的思想。

消息傳回布拉格後，查理大學立即宣布胡司為殉道者。整個波希米亞陷入哀悼，也燃起追求改革的火焰，最終促成了持續數十年的胡司派改革運動。

一百多年後，馬丁．路德閱讀胡司的著作時感嘆：「我們都不知不覺成了胡司派。」

宗教改革的火炬，正是由胡司點燃，再傳到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等改革者手中。

▋六百年後，烈火換成了綁架與噤聲

約翰．胡司曾說：「火不能燒掉真理。」六百年後，雖然不再以火刑對付異議者，但極權壓制真理的方式卻更加隱密。

2015年，香港發生震驚世界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銅鑼灣書店因販售研究中國政治、領導人內幕及中共歷史等在中國遭禁的書籍而聞名。2015年10月至12月間，包括創辦人林榮基、桂民海、李波等五位書店相關人士，相繼在香港、中國及泰國離奇失蹤，之後陸續證實遭中國安全部門拘押，並被迫在中國官方媒體公開「認罪」。其中，李波甚至疑似在香港境內遭跨境帶走，引發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及香港法治遭到侵蝕的高度憂慮。

林榮基日後公開揭露，他被蒙眼、戴上手銬押送至中國，遭到長期監禁與密集審訊，並被要求交出書店顧客名單。他拒絕成為迫害他人的工具，回到香港後毅然向世界揭露真相，隨後因安全考量流亡台灣，並於2020年在台北重新開設銅鑼灣書店，將它定位為捍衛閱讀自由與民主價值的象徵。

從1415年約翰．胡司因真理而被火焚，到2015年香港書店人因出版自由而遭跨境拘禁，歷史提醒我們：極權最害怕的，始終不是書籍本身，而是思想的自由；不是紙張上的文字，而是人心中的真理。

焚書、禁書、綁架出版者、監禁作家、封鎖言論，手段雖然隨著時代改變，本質卻從未改變。然而，歷史也一再證明，每一次對真理的打壓，都使更多人看見真理的可貴。火焰可以焚燒紙張，監獄可以囚禁人的身體，但沒有任何政權能夠永遠囚禁人的良知。

正因如此，約翰．胡司、威克里夫，以及林榮基等一代又一代為真理付上代價的人，共同見證了一個跨越六個世紀的信念：真理或許會沉默一時，卻永遠不會消失；自由或許會遭受壓迫，卻終將在人類歷史中再次綻放。

▋真理的火焰，照亮今日的世界

捷克人民數百年來始終沒有忘記胡司。

1915年，在布拉格舊城廣場豎立了宏偉的胡司紀念碑；今日，每年7月6日，捷克全國仍以國定假日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胡司留給世界最大的遺產，不只是宗教改革，更是一種文明價值：

真正的信仰，不是盲從權威，而是忠於真理；真正的勇氣，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在恐懼中仍然選擇站立；真正的自由，不是權力的恩賜，而是良心不向謊言屈服。

今日世界仍有許多地方焚燒書籍、封鎖思想、監禁異議人士、迫害信仰自由。

歷史提醒我們，任何極權都希望人民失去記憶、停止思考、放棄良知。

然而，約翰．胡司的一生見證了一個跨越六百年的真理：烈火可以焚燒人的身體，卻無法焚毀真理；暴政可以壓迫一個世代，卻無法永遠勝過自由。

正如《約翰福音》8:32所宣告：「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

願約翰．胡司的生命，繼續提醒每一個世代：當真理遭受扭曲時，願我們仍有勇氣忠於良心；當自由受到威脅時，願我們仍願意為公義發聲；因為真正的信仰，始終站在真理的一邊，而真理終必勝過烈火。

1946年7月5日：比基尼（Bikini）的誕生——從戰後解放到女性身體自主

 ⭕️1946年7月5日：比基尼（Bikini）的誕生——從戰後解放到女性身體自主

全文閱讀： https://194675bikini-r39skxw.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46年7月5日，法國設計師Louis Réard在巴黎著名的Piscine Molitor游泳池，正式發表一款震撼世界的全新泳裝。這件僅由胸衣與兩片小布料組成的兩件式泳裝，由巴黎歌舞女郎 Micheline Bernardini 擔任模特兒展示，成為二十世紀時尚史最具代表性的時刻之一。

Réard將這款泳裝命名為 「Bikini（比基尼）」。這個名稱並非源自時尚，而是來自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就在數日前，美國才在當地進行代號 Operation Crossroads 的核子試爆，引起全球關注。Réard認為，這件泳裝將如同原子彈一般，在世界掀起一場「爆炸性」的震撼，因此借用了這個地名。

然而，歷史也提醒我們，這個名字背後其實承載著另一段沉重的殖民與核試驗歷史。比基尼環礁居民因核試爆被迫遷離家園，長年承受放射線污染與流離失所的痛苦。因此，今日談論比基尼，也應記得這段鮮少被提起的人類歷史。

▋從戰爭到自由：戰後新時代的象徵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迎來西歐多年來第一個沒有戰火的夏天。多年戰爭帶來的不只是城市廢墟，也壓抑了人們的生活與文化。當和平重新降臨，法國社會開始渴望新的自由、新的生活方式，也期待從長年的恐懼中重新找回生命的喜悅。

其實，早在1930年代，歐洲女性便開始穿著兩件式泳裝，但仍必須遮住肚臍，身體暴露受到嚴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布料配給制度而使泳裝逐漸縮小；歐洲則因戰爭幾乎停止了時尚發展。

戰後的法國設計界開始重新思考：「自由，是否也可以穿在身上？」

當時另一位法國設計師 Jacques Heim 推出了名為 「Atom（原子）」 的泳裝，宣稱是「世界最小的泳裝」。然而，Louis Réard更進一步，只使用約30英吋（約76公分）的布料，設計出更加大膽的作品，甚至打出廣告：

「比世界最小的泳裝還要更小。」

這場設計競爭，不只是時尚競賽，更象徵著戰後社會逐漸擺脫保守束縛、追求自由的文化氛圍。

▋比基尼：女性自主，還是商業凝視？

比基尼誕生之初，曾遭到極大爭議。

由於尺度突破當時社會的接受範圍，許多職業模特兒拒絕穿著展示，Réard最後邀請巴黎歌舞女郎 Micheline Bernardini 擔任發表模特兒。

其後數十年間，比基尼一度被多個國家禁止，甚至部分教會與保守團體認為它象徵道德淪喪。

然而，到了1960年代，伴隨女性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興起，比基尼逐漸被重新理解。

對許多女性而言，它不再只是暴露身體，而是代表：

●女性有權決定自己的穿著。

●女性不必完全服從父權文化對身體的規範。

●身體不應只是羞恥的象徵，而是人格尊嚴的一部分。

當然，也有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另一種批判：比基尼雖象徵解放，卻也可能成為商業文化將女性身體商品化的工具，使女性再次落入男性凝視（male gaze）的框架之中。

因此，比基尼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布料多寡，而在於是否尊重女性自主選擇的自由，以及是否維護每一個人的人格尊嚴。

▋真正的解放，不只是穿得更少，而是活得更自由

1946年的比基尼，反映的是戰後世界對自由生活的渴望。

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人類文明真正追求的，不只是服裝形式的改變，而是自由、尊嚴與自主的擴展。

真正的解放，不只是身體得到釋放，更包括思想得到自由、人格受到尊重、制度保障平等，以及每一個人都能不受恐懼地活出自己的生命。

從戰後歐洲重新站起來，到今日世界持續追求性別平權、人權保障與民主自由，比基尼所象徵的歷史意義，也提醒我們：一個成熟文明的社會，不是要求每個人穿得一樣，而是尊重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自由，不是放縱；自由，是建立在尊重他人、尊重自己、並維護每一個人尊嚴之上的共同價值。這或許才是1946年那個夏天，留給世界最深遠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