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1895年臺灣民主國：臺灣為何必須守護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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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是臺灣歷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性的時刻。它既反映了晚清帝國的崩壞，也呈現出臺灣社會在帝國瓦解之際，開始浮現「臺灣命運應由臺灣自己決定」的歷史意識。只是，我們若要真正理解這段歷史，不能停留在大中國的民族神話，也不能把它簡化成「中國人保衛臺灣」的故事，而必須放回十九世紀東亞帝國秩序崩解的脈絡中重新思考。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這場割讓，對臺灣人民而言，是極其沉重的衝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之所以陷入如此命運，根本原因並不只是日本帝國的擴張，更在於大清帝國長期以來對臺灣治理的貪腐與輕視。
清廷統治臺灣的年代，始終帶著濃厚的邊陲殖民心態。臺灣被視為「化外之地」，而不是需要長遠建設的主體。官員任期短暫，多數抱持「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掠奪心態，透過稅賦、軍糧、差役、規費等各種制度搜刮人民。地方治理缺乏制度透明與法治精神，司法往往成為權力與金錢運作的工具，人民難以透過正常制度獲得公平對待。
因此，臺灣在清代頻繁爆發民變。從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到戴潮春事件，都不只是單純的「亂民作亂」，更是長期壓迫與制度失能下的社會反抗。尤其同治年間清廷大規模清剿會黨，採取「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高壓政策，造成無數無辜人民受害。官兵藉機勒索、侵擾村庄，人民對國家失去信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句俗諺，並不是臺灣漢人天性好亂，而是封建貪腐統治的失敗結果。
這樣的歷史，其實與今日中國共產黨體制中的貪腐與威權，有驚人的相似性。當權力缺乏監督，司法缺乏獨立，媒體缺乏自由，人民無法真正參與政治時，腐敗就會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從晚清到今日的中共極權，都反映出一個共同問題：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而只是被威權統治剝削、割韭菜的對象。
而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正是在這種帝國崩壞的縫隙中誕生。
當時清廷實際有效統治的範圍，多集中於臺灣西部平原與沿海地帶，廣大的東部與山區仍是平埔族與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清廷甚至以「土牛界線」區隔漢人與原住民族世界，承認自身統治能力的有限性。換句話說，大清從來沒有真正完成對整座臺灣島的治理。
在日本即將接收臺灣前夕，部分本地清國官員與士紳發起「反割臺運動」。丘逢甲刺血上書，劉永福拒絕投降，最終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正式宣告成立，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然而，若深入檢視其政治本質，就會發現它距離真正現代民主共和國仍有相當距離。它並未建立人民主權的觀念，也沒有完整的憲政設計，其核心目的其實是希望維持清帝國殘餘秩序，阻止日本接收臺灣，而非真正建立一個以臺灣人民為主體的新國家。
唐景崧當時痛哭所說：「吾臺孤懸海外，去朝廷遠……惟人自為戰，家自為守耳。」更顯示他思考的核心，仍是「失去大清庇護後如何自保」，而非真正建立臺灣民族共同體。
更諷刺的是，臺灣民主國從成立到瓦解，僅僅11天。1895年6月3日，日本軍隊逼近臺北時，唐景崧便棄城逃亡，偷渡前往中國。原本高喊保臺的丘逢甲，也在兩天後逃往福建泉州。連雅堂在《臺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貪污又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居然還有紀念他的「逢甲大學」、「逢甲號巡防艦」，真是莫名其妙。
後來在臺南繼續抵抗的劉永福，最終亦於10月19日連夜喬裝成一名阿婆，趁機由安平港坐小舢舨，10月20日登上英國籍郵輪「塞里斯號」(Thales)潛逃廈門。後來臺灣民間便開始流行這句「阿婆仔踉港(a-pô-á làng-káng)」，用來形容急急忙忙落跑的意思。
這段歷史之所以令人感慨，並不是因為他們「逃跑」本身，而是因為它揭露了晚清官僚體系缺乏真正公共責任感。當國家只是皇朝，官員只是仕途，人民自然只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然而，即使如此，「臺灣民主國」仍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因為從1895年開始，臺灣逐漸出現一種新的歷史意識：臺灣不是帝國邊疆，而是一個擁有自身命運的土地。此後無論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乃至戰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權運動，背後都逐漸累積出一種共同信念——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也因此，今日臺灣人為何必須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今天回望1895年，我們真正應當學習的，要反省封建的愚忠，也不要沉迷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是更深刻地理解：唯有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受到保障的現代公民國家，人民才不會再次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者。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句話並不是排外口號，而是一種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國家的主權屬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外來帝國、威權政黨或專制領袖。
歷史最大的教訓，往往不是誰曾經統治臺灣，而是當人民無法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時，臺灣就容易再次淪為他人交易與犧牲的對象。
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雖然短暫，但它留下的歷史提問，直到今日仍未結束：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臺灣？
答案不應是新的帝國、不應是被殖民國，而應是一個真正屬於人民、尊重多元族群、守護民主自由與社會公義的現代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