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31日：第一位臺籍檢察官王育霖之死——記憶、正義與臺灣民主的責任
黃春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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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霖作為檢察官，本來就是維護司法公義的角色。然而在威權統治下，法律反而被政治權力踐踏。如同先知以賽亞指出當時社會的腐敗「14正義已被趕走；公理不再接近。在公共領域找不到真理，也沒有公道。15一點兒真理都沒有；不做壞事的人反而受壞人欺負。」(以賽亞書59:14-15)
1947年3月31日，是臺灣現代史上一個沉痛卻不能被遺忘的日子。這一天，臺灣第一位檢察官——王育霖，被國民黨軍警體系殺害並棄屍淡水河。這不只是一宗個人的悲劇，更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消失的臺灣菁英」的一部分。記念王育霖，不只是追思一位正直的法律人，更是提醒我們：民主與法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而是無數人以生命換來的成果。
王育霖出生於臺南。青年時期即展現出卓越的學術能力。他先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之後赴日本東京大學法律系深造。求學期間，他參加日本全國司法官高等考試並以優異成績錄取。1944年畢業後，他被分發至京都地方法院擔任檢察官，成為臺灣人在日本司法體系中第一位檢察官。這不只是個人的成就，更象徵臺灣人在法律專業領域的高度能力與現代公民素養。
戰後，他返臺服務，接受司法訓練後被任命為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王育霖為人剛直、重視法治，不畏權勢，辦案一切依照法律原則。正因如此，他很快就觸及當時政治與行政權力的核心利益。
當時新竹市民檢舉市長郭紹宗少將涉及貪污「救濟奶粉」。王育霖依法傳訊，但郭紹宗拒不到案。為了履行檢察官的職責，王育霖親自前往市政府調查。然而，迎接他的不是法治秩序，而是一場早已設計好的阻撓。警察局長派人包圍現場，搶走他手中的偵查卷宗，使案件無法繼續進行。這樣赤裸裸的干預司法，使王育霖深感憤慨，也看見當時政治權力對法律的踐踏。他最終辭去檢察官職務。
之後，他轉任臺北建國中學教員，並擔任林茂主持的《民報》法律顧問。這段時間，他不僅是教師，也是公共知識分子，以法律專業參與社會討論。然而，正直與勇氣，在威權體制下往往成為危險的標誌。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權展開大規模的鎮壓行動，許多臺灣知識菁英遭到逮捕或失蹤。3月14日下午，王育霖正準備出門時，被便衣憲兵帶走。據說這些人是由新竹市長郭紹宗派遣。之後，他再也沒有回家。
根據歷史學者李筱峰在《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中的整理，以及王育德的回憶，王育霖在3月31日被槍殺，遺體被棄置於淡水河。這位年輕、才華橫溢的法律人，就此消失在威權政權的黑暗中。
王育霖的死，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也象徵一個時代對法治與民主的扼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許多臺灣的醫師、律師、教授、學生與社會領袖被系統性地清除。這場歷史創傷，使臺灣社會長期籠罩在恐懼與沉默之中。
然而，歷史也證明，暴力與獨裁終究無法永久壓制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臺灣在經歷長期威權統治之後，終於走向民主化。今日的臺灣擁有選舉制度、言論自由與公民社會，這些成果正是建立在像王育霖這樣的犧牲者之上。
因此，當我們談論歷史記憶時，必須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一個追求民主與人權的社會，究竟應該紀念誰？
在許多民主國家，公共紀念空間通常用來紀念追求自由的人，而不是壓迫人民的統治者。臺灣的歷史同樣提出這樣的道德課題。如果一個政權曾經以軍隊屠殺人民、以警察消滅知識分子，那麼將紀念館用來崇拜獨裁者，不僅是歷史失憶，更是對受害者的不義。
臺灣真正需要的，不是獨裁者紀念館，而是面向人民的歷史記憶空間——紀念那些為自由、法治與尊嚴而犧牲的人。王育霖、林茂生、王添灯、陳炘，以及無數無名的受難者，他們才是臺灣歷史中值得被記住的名字。
記憶並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防止歷史重演。當一個社會願意誠實面對過去，它才能真正走向成熟的民主。
1947年3月31日，王育霖倒下了。但他所象徵的價值——法治、公義與公民勇氣——仍然活在今天的臺灣。
如果我們要向這位臺灣第一位檢察官致敬，那麼最好的方式，就是守護一個沒有政治迫害、沒有權力凌駕法律的社會。守護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