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5日：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選舉—升格的城市，倒退的民主
—從戒嚴時期的有限地方自治，看台灣民主如何走過威權、邁向人民主權
黃春生牧師
1969年11月15日，台北市舉行改制為院轄市（今稱直轄市）後的第一屆市議員選舉，全市劃分六個選區，選出48位市議員。這場選舉距離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已經過了兩年多。
表面上，這是台北市地方自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放在當時戒嚴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中，卻呈現極為矛盾的政治現象：市議員可以由人民選舉，市長卻不能由人民決定；城市升格了，民主反而倒退了。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行政地位的提升，不等於民主制度的進步；擁有選舉，也不代表人民真正掌握政治權力。
▋戒嚴時期的地方選舉：威權統治下的有限民主
1949年至1987年，台灣長期處於戒嚴統治。國民黨威權政府以「動員戡亂」為理由，凍結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使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長期延任，形成俗稱的「萬年國會」。
然而，地方選舉並未全面停止。1950年起，台灣依據《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陸續辦理地方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選舉。國民黨政府藉此宣揚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將定期選舉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展示。
但在威權體制下，地方自治始終受到中央行政權力、國民黨黨國組織與情治系統的制約。選舉雖然存在，政治競爭卻不完全公平；人民雖然可以投票，卻無法自由組織反對黨、充分行使言論與集會自由。
儘管如此，地方選舉仍然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生存空間。在政治權利受到限制的年代，黨外人士透過地方選舉，突破國民黨的政治壟斷，讓人民的聲音得以進入公共領域。威權政府原本希望利用選舉證明統治的正當性，台灣人民卻逐漸把選舉轉化為追求民主的力量。
▋高玉樹的勝選：人民選擇與威權統治的衝突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台北市曾經出現令人矚目的黨外民主力量。
1951年，無黨籍的吳三連當選台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1954年，高玉樹以無黨籍身分擊敗國民黨候選人王民寧，當選市長；1964年，他再次擊敗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重返市長職位。
高玉樹的兩次勝選，顯示即使在戒嚴體制下，台北市民仍然可能透過選票，拒絕執政黨指定的人選。這對國民黨而言，是極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挑戰。
因此，國民黨利用「改制院轄市」沒收台北市長選舉。1967年7月1日，台北市正式由省轄市改制為院轄市。升格使台北市取得更高的行政地位與財政權限，卻也使原本由市民直接選出的市長，改由行政院任命。
高玉樹成為改制後第一任官派市長，1972年轉任中央政府職務。此後，歷任官派市長均為國民黨籍人士，直到1994年才恢復市長直選。
關於當年升格的政治動機，歷史學者薛化元指出，部分當事人的回憶認為，國民黨因難以阻止高玉樹再次勝選，因而藉由改制取消市長直選。這項解釋揭示了升格可能具有的政治算計，但仍須與行政制度調整、首都治理等因素一併考察，不能將其簡化為唯一原因。
無論改制動機如何，制度造成的結果十分清楚：1967年台北市升格，市民卻失去了直接選舉市長的權利。
這是台灣民主史上值得深刻記取的警訊：當政治權力不願接受人民的選擇，即使披上行政改革的外衣，也可能使民主倒退。
▋1969年11月15日：第一屆直轄市議員選舉
在省轄市時期，台北市自1950年至1967年共經歷六屆市議會。
1967年升格後，原市議會改組為臨時市議會，原有議員繼續參與議事，並透過加聘方式增加議員人數，最多達70人。因此，這段過渡時期並不是完全沒有議會，而是缺乏新制度下直接選出的正式市議會。
直到1969年11月15日，台北市才舉行升格後第一屆市議員選舉，選出48名議員，並於同年12月25日開始四年任期。
然而，當時直轄市自治的法制仍不完備，主要依據行政命令制定的《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運作，而非具有完整法律保障的地方自治制度。
市議會雖然透過選舉產生，卻無法改變市長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政治現實。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年的地方選舉是在戒嚴體制下進行，反對黨組織、新聞自由、政治言論及集會活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投票當天人民能否走進投票所，更是人民能否自由組織政黨、監督政府、批評統治者，並透過公平競爭實現政權更替。
選舉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卻不是民主的全部。
▋從加油站工人到市議員：康寧祥的意外勝選
1969年11月15日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還出現了一位改變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的人物——康寧祥。
當時31歲的康寧祥，出身台北艋舺的平民家庭，畢業於中興法商學院，曾經在加油站工作。他原本已經考取華南銀行的職缺，卻沒有前往報到，而是選擇投入市議員選舉。
這位缺乏雄厚財力、沒有國民黨提名、也沒有顯赫政治背景的年輕人，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竟然高票當選，成為當年令人矚目的政治新人。
歷史學者李筱峰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的序文中，特別指出康寧祥1969年的勝選，是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起點。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年12月，另一位黨外政治人物黃信介，在康寧祥等人的協助下，當選增額立法委員。兩人日後成為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
1972年，康寧祥進一步當選增額立法委員；1975年，他與黃信介、張俊宏等人合作創辦《臺灣政論》，讓受到黨國體制限制的公共言論，逐漸找到新的表達空間。
康寧祥的政治崛起，說明即使威權政府掌握國家機器、媒體與政治資源，人民仍可能透過有限的選舉制度，支持不同於執政黨的政治聲音。
1969年台北市民選出的，不只是48位市議員，也包括一位日後參與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重要人物。
在威權統治的縫隙中，台灣人民逐漸開闢出民主發展的道路。這也是1969年11月15日這場選舉，超越地方自治史而具有更深刻意義的原因。
▋消失27年的市長直選：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
從1967年至1994年，台北市民失去直接選舉市長的權利，長達27年。
這27年間，台灣經歷了黨外運動的發展、美麗島事件、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以及1991年至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
台灣民主化並非威權政府主動賜予人民的禮物，而是無數民主前輩、政治受難者、律師、知識分子、學生、宗教界人士及一般人民，長期承受壓力、堅持爭取而來的成果。
1994年，《直轄市自治法》施行，台北市終於在同年12月3日恢復市長直選，陳水扁當選升格後第一屆民選直轄市長。這不只是選舉制度的恢復，更象徵台北市的行政首長重新取得人民直接授權的民主正當性。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更應理解：民主不只在於誰取得權力，而在於任何掌權者都必須受到制度約束，並接受人民定期、自由而公平的檢驗。
▋從1969年到2026年：守護民主，讓人民真正作主
2026年11月28日，台北市即將舉行第15屆市議員與第9屆直轄市長選舉。
距離1969年11月15日第一屆直轄市議員選舉，已經57年。
今天的台北市民，不僅能選出市議員，也能直接選出市長。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民主權利，其實是台灣社會經歷長期抗爭與制度改革後，才逐步取得的成果。然而，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定期選舉。
真正成熟的地方自治，還必須保障議會的實質監督、預算的公開透明、行政權力的制衡，以及不同政治立場、族群、性別和社會階層的平等參與。
一座城市是否進步，也不能只看高樓大廈、捷運路線與經濟指標，更要看政府是否尊重人權、保護弱勢、照顧居住困難者，並使每一位市民都能有尊嚴地生活。
尤其在假訊息、政治操弄與威權勢力跨境滲透的時代，民主社會必須更加珍惜資訊自由、公共討論與獨立監督制度，不能讓選舉淪為權力集團操縱民意的工具。
1967年的台北市告訴我們，城市可以升格，人民的政治權利卻可能縮水。1994年的台北市則證明，失去的民主權利，可以透過長期堅持重新贏回。
「先有市民，才有市長」，2026年的台北市，更應進一步證明：民主不只是選出統治城市的人，而是建立一個真正接受人民監督、保障自由、實踐公義的公共治理體系。
回顧1969年11月15日的市議員選舉，我們不只是紀念一場57年前的地方選舉，更是提醒自己：有選舉，不一定有民主；沒有自由與人權的選舉，更可能只是威權統治的裝飾。民主的價值，不在於讓誰永遠掌權，而在於讓人民永遠保有選擇、監督與更換掌權者的權利。
這是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教訓，也是我們留給下一代最重要的政治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