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幾乎是世界戰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拿破崙戰爭（1799–181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核心地帶幾乎自我毀滅。

歷史學家 Tony Judt 指出：歐洲整合的核心動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戰爭記憶的恐懼。因此，歐洲統合並不是單純經濟計畫，而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政治工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教會若告白信仰和平的上帝，卻支持民族仇恨，這便否定了福音本身。」歐洲聯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歷史和解」的政治表達。

在經歷數個世紀血腥衝突之後，西歐各國終於在經濟合作的精神下團結起來，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馬斯垂克歐洲聯盟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1993年11月1日生效，確立了歐盟的架構。該條約將歐共體（EC）轉型為歐洲聯盟（EU），使歐洲整合從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治一體化。該協議也為建立單一的歐洲貨幣奠定基礎，這種貨幣後來被稱為「歐元」。

這項條約由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簽署，呼籲更深層的經濟整合、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在犯罪、恐怖主義與移民議題上，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它奠定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邁向歐元）、確立「歐盟公民」概念、推動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並將歐洲議會權力擴大，是歐洲整合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當《歐洲聯盟條約》於1993年生效時，已有12個國家完成批准程序：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與荷蘭。

此後，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賽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也加入聯盟。歐元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2016年6月，發生了被稱為「英國脫歐」（Brexit）的事件，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與歐盟分離，並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井手薰（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2.6–1944.5.11）於1879年2月6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是近代臺灣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在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擔任課長期間，主持的第一件建築工程，便是興建「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大禮拜堂」，也就是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這座建築至今仍屹立於城市之中，成為信仰與歷史交織的重要見證。

其後，井手薰陸續設計多處官署與民間建築，對臺灣近代建築風格產生深遠影響。他參與的重要公共建築，包括總督府（今總統府）與司法大廈等代表性工程。

在建築理念上，井手薰十分重視建築與在地氣候、風土條件的關係。他積極提倡使用鋼筋混凝土，以因應臺灣地震頻繁與白蟻侵蝕等環境挑戰，展現出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建築思維。

除了建築專業，他亦深度參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井手薰是台灣建築學會創會會長，並參與臺陽美術協會的成立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的籌備工作。他同時也是雕塑家黃土水作品的收藏者，對臺灣近代藝術發展有所貢獻。

井手薰的一生，不僅塑造了城市的輪廓，也留下跨越信仰、建築與文化的歷史足跡。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正是這段歷史最溫柔而堅定的見證。

⭕️1879年2月6日　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の設計者――井手薫 誕生

井手薫（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年2月6日―1944年5月11日）は、1879年2月6日、日本の岐阜県に生まれた建築家であり、近代台湾を代表する建築家の一人である。台湾総督府営繕課長在任中、彼が最初に手がけた建築事業は、「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大礼拝堂」の建設であった。これは現在の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である。この建物は今日に至るまで都市の中に堂々と佇み、信仰と歴史が交差する重要な証しとなっている。

その後、井手薫は数多くの官公庁建築および民間建築を設計し、台湾近代建築の様式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彼が関わった代表的な公共建築には、総督府（現在の総統府）や司法大厦などがある。

建築理念において、井手薫は建物と土地の気候・風土との関係を重視した。彼は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使用を積極的に提唱し、地震の多発やシロアリ被害といった台湾特有の環境課題に対応しようとした。その姿勢は、実用性と先見性を兼ね備えた建築思想を示している。

また彼は建築分野にとどまらず、台湾の文化芸術活動にも深く関わった。台湾建築学会の創設会長を務めたほか、台陽美術協会の設立や台湾美術展覧会の組織にも参加した。さらに、彫刻家・黄土水の作品を収集するなど、台湾近代美術の発展にも寄与した。

井手薫の生涯は、都市の景観を形づくっただけでなく、信仰・建築・文化を横断する歴史の足跡を残した。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は、その歴史を最も穏やかに、そして力強く物語る証しである。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慶長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六位日本吉利支丹（基督徒）在日本長崎被公開釘死於十字架上。這起事件，後世稱為「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成為日本基督信仰史上最沉痛、也最具象徵性的時刻之一。

這場殉道並非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迫害的結果。1587年，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傳教士、全面禁教；十年後，政權更以公開處刑的方式，企圖以恐懼根除信仰。被處死的二十六人，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來自「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修士、一位葡萄牙籍修士，以及二十位日本籍信徒，其中甚至包含三位未成年人。他們被押送至長崎，在眾目睽睽之下殉道。

迫害並未因此止息。直到1640年前後，成千上萬的日本基督徒因信仰被處決、流放或被迫潛伏地下，形成後來歷史上所稱的「隱藏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傳統。這是一段信仰被壓抑、良知被測試、人性被逼問的歷史。

日本二十六聖人的故事，並不只是「過去的宗教悲劇」，而是一面直指今日世界的鏡子。當政治權力無法容忍差異、拒絕多元聲音時，最先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暴力，而是良心。這二十六人並未組織叛亂，卻因信仰而被視為威脅；歷史反覆提醒我們，專制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不肯被收編的良知。

殉道不只是教會的記憶，更是公共社會的責任。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人身尊嚴，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警醒守護的成果。當任何群體因信念而被去人化、被標籤、被消音，歷史就已經在敲警鐘。

日本二十六聖人沒有留下宏偉的著作，卻留下了一個極其清楚的訊息：暴力或許能奪走生命，卻無法終結盼望；權力或許能封口一時，卻無法永遠壓制真理。記念這一天，不是為了歌頌死亡，而是為了更勇敢地活——活出尊嚴、活出自由、活出行公義、好憐憫的生命姿態，讓上帝國度的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繼續被世人看見。

悼念民主前輩劉金獅的祈禱文

⭕️感念劉金獅對民主貢獻　賴總統親頒褒揚令：要團結

白色恐怖受難者劉金獅弟兄，二二八事件中在基隆親見國民黨軍隊的屠殺，從此覺醒，成為他對抗威權的根源。因興臺會案被爪耙子密報遭判10年，出獄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政治受難者關懷。

🙏 悼念民主前輩劉金獅的祈禱文

憐憫又行公義的上主，此時我們帶著沉重卻不絕望的心來到祢面前，悼念我然所敬愛的民主前輩劉金獅兄弟。

上主，我們感謝祢，因為在臺灣威權的年代，祢興起金獅伯，在白色恐怖期間，關心台灣前途，與民主前輩用實際行動加入臺灣獨立聯盟，他用身體、用時間、用自由，為人民抵擋恐懼，為臺灣未來的民主留下空間。

上主，祢知道他的童年。他親眼看見獨裁政權在二二八中，屠殺人民、踐踏生命；他在工廠裡第一次聽見「思想犯」這個詞，便明白，原來連思考都可能被判刑。這不是他選擇的命運，卻成了他一生回應呼召的起點。

上主，我們也沒有忘記他的牢獄歲月。十年的監禁、無數次的審訊，並沒有折斷他的脊梁，反而使他更加清楚：真正有罪的，從來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製造壓迫恐懼的制度。當他出獄後再次走上街頭、走入黨外、走進組黨的風雨，他用一生證明：邪惡政權能監禁身體，卻關不住人的良心。

上主，感謝祢讓他成為眾多民主運動中的「熟面孔」——不是因為權位，而是因為長久的陪伴與信靠的身影。在助選、在街頭、在難友之間、在人權的現場，他始終在那裡。他或許不是最愛被鎂光燈追逐的人，卻是許多人轉身時，仍然看得見的同伴。

上主，我們也為他晚年的見證向祢感恩。不論是冤案被撤銷、口述歷史的留下，或是回憶錄的出版，他讓人民知道：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而是讓真相終於可以不再低聲說話。他提醒我們，記憶不是為了停留在痛苦裡，而是為了不再重複同樣的不義。

此刻，上主，我們將哀傷、感謝與責任一併交在祢面前。求祢安慰眾親人與朋友，讓他們知道，這一生的付出沒有白費；也求祢喚醒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不只在今日懷念前輩，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對抗不義。

上主，當我們說「安息」，並不是說奮鬥也停止；而是求祢使金獅兄的生命，化為繼續催促我們行公義、好憐憫，促進上帝國。

願祢的平安，臨到這塊曾經受傷、卻仍然努力學習自由的土地；願祢的光，照亮我們尚未完成的民主工程；也願上帝國，在人民彼此守望、彼此承擔之中，一點一滴地臨到。

我們如此祈禱，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做得夠好，而是因為前輩已經為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願上主繼續帶領台灣，阿們。

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黃春生牧師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律的存在本應是為了守護尊嚴、自由與公共善，而不是成為權力者自肥、壓迫人民的工具。然而，當立法權背離正義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古老卻迫切的問題：惡法，究竟是不是法？

一、從「惡法亦法」到「惡法非法」：法治的分水嶺

主張「惡法亦法」（Lex iniusta est lex.）的觀點，強調程序正義與秩序穩定：只要法律經由形式合法的程序通過，即便內容不義，仍具有拘束力。這樣的立場，表面上維繫制度運作，實際上卻可能讓不義披上合法外衣。

歷史的警鐘早已敲響。二戰時期，納粹政權正是透過「依法行政」，將種族滅絕包裝成國家義務，最終造成「依法屠殺」的人類悲劇。台灣的戒嚴年代亦然：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皆是形式合法、實質壓迫的惡法，嚴重戕害人民的思想自由與人身安全。

與此相對，進步的法治思想主張「惡法非法」（Lex iniusta non est lex.）。這一立場可追溯至奧古斯丁、阿奎那的自然法傳統，也在近代由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等公民運動者具體實踐：凡是違反公平正義、基本人權的法律，在道德與實質上不具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人民不僅沒有遵守惡法的義務，反而被賦予抵抗不義的責任。

二、副署惡法：行政權的良知試金石

在民主憲政體制中，行政首長的副署權，並非橡皮圖章，而是一道良知的防線。當立法權明顯偏離公共利益，行政權若仍選擇副署，無異於與不義同流。

當前，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在立法院強推所謂「三大修法」，正是對這道防線的公然挑戰。這些修法，與國家安全、人民福祉毫無實質關聯，卻與特定政黨與個人利益高度重疊。

三、三大修法的本質：政黨利益的量身打造

第一，修《衛星廣播電視法》——為特定媒體解套。

透過刪除主管機關得以駁回換照的關鍵條文，甚至企圖溯及既往，讓已遭撤照的電視台復播。此舉不僅為中共媒體滲透、中天鋪路，更將徹底削弱媒體監理，危及公共言論空間。

第二，修《立法院組織法》——為個人除罪。

將助理費重新定義為立委的「補助」，等同於把「詐領助理費、公積金」的行為全面漂白，形同替顏寬恒等案件量身打造免責機制，踐踏「專款專用」與反貪腐的基本原則。

第三，修《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為黨國遺緒洗白。

排除「曾隸屬於國家」的組織，使救國團、婦聯會等長年依附威權體制累積的龐大資產得以合法化，恐造成國庫高達四百億元的潛在損失，重創轉型正義。從這一點來看，國民黨過去為威權時期的邪惡道歉都是假的，台灣應該要學習德國1991年通過的除垢法(Lustration)，徹底清查威權遺緒、達成社會轉型正義。 

四、程序的踐踏：逕付二讀的民主倒退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重大修法，竟未經充分的委員會審查與社會討論，而是以「逕付二讀」的方式強行表決。這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對代議民主的公然蔑視。法律若失去審議，就只剩權力；權力若不受制衡，就只剩剝奪。

五、關鍵少數的抉擇：站在人民，還是權力？

在這樣的時刻，社會自然要追問：自稱「第三勢力」、「關鍵少數」的台灣民眾黨，究竟選擇站在哪一邊？是站在國家利益、民主法治與人民權益的一邊？還是為了短期的權力算計，默許甚至支持這些自肥的惡法？很顯然的，民眾黨擁護「惡法」，選擇與邪惡同流。

結語：守住良知，才守得住法治

歷史告訴我們，真正摧毀法治的，從來不是人民的抗議，而是權力對不義法律的順從。副署惡法，不是中立，而是共犯。

願我們記得：法治的靈魂不是條文，而是正義；民主的根基不是多數，而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只要還有人願意為公共良善發聲、為弱勢挺身，惡法終將失去它的偽裝。促進公義的國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及世界走向上帝國的願景。

說到底，這不是藍或白的問題，而是人民要不要繼續做一個有良知的公民，要不要促進上帝國的公義與良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