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火燒島到人權之島：記念1951年5月17日首批政治犯押送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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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政治犯被押送至綠島「新生訓導處」，台灣白色恐怖歷史中最陰暗、最令人窒息的國家暴力時代，自此全面籠罩這座島嶼。這一天，不是單純的移送囚犯，而是威權政權將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識份子與思想異議者，送往與世隔絕的海上監獄與思想集中營的開始。在那座被黑潮包圍的孤島上，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失去自由，更是長期的監控、勞動、羞辱與思想洗腦。無數家庭從此破碎，許多年輕生命被迫中斷，整個台灣社會也逐漸陷入恐懼、沉默與彼此猜疑之中。

今日的綠島，以湛藍海洋與觀光聞名；然而七十多年前，它卻是威權國家用來隔離思想、改造靈魂、製造恐懼的「思想集中營」。若一個社會忘記這段歷史，自由便可能再次被奪走；若信仰失去對受苦者的記憶，宗教也可能淪為替權力塗脂抹粉的工具。

綠島在日本時代又稱「火燒島」，原是流放重大刑犯之地。島上最大溪流因盛產鱸鰻，原稱「鱸鰻溝」（臺語：Lô͘-môa-kau），後來因為日治時代關押流氓犯，而被稱為「流氓溝」，再逐漸演變為今日人們熟知的「流麻溝」。然而真正讓這個名字深深烙印在台灣歷史上的，不是流氓，而是大批被政治迫害的知識份子、學生、教師、醫師、藝術家、牧者與青年。

1949年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建立高度警備體制，以及軍法審判，進行大規模思想清洗。許多人並非從事武裝行動，而只是閱讀某些書籍、參加讀書會、批評政府、談論社會改革，甚至僅因朋友牽連、密告檢舉，便被指控為「匪諜」或「叛亂犯」。

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政治犯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所謂「新生」，其實是一種極權語言。它假借「教育」、「訓導」、「愛國」之名，實際上卻是對思想的強制改造。這與二十世紀許多極權政權極為相似：納粹德國稱之為「集中營」、蘇聯稱之為「勞改營」、中國共產黨則稱之為「再教育營」思想改造。極權體制最可怕之處，不只是奪走人的自由，更是企圖重新定義人的思想、記憶與靈魂。

綠島新生訓導處設有數個大隊與女生分隊，最多時關押近兩千人，平均年齡甚至不到三十歲。那是一整個世代的青春被囚禁。有人在綠島度過十年、二十年，甚至長達三十七年的人生。有人出獄後家破人亡，有人終身無法回到原本的職業與生活，也有人永遠無法離開恐懼與創傷。

更令人沉痛的是，許多受難者原本只是懷抱理想的青年。他們關心社會公平、追求民主自由、思考台灣未來，甚至只是希望人民能活得更有尊嚴。然而在極權體制眼中，任何獨立思考都可能成為「危險思想」。當國家機器將「忠誠」凌駕於人權之上，人民便不再是具有尊嚴的人，而只是等待被管理、被改造、被服從的對象。

白色恐怖的可怕，不只在於監禁，更在於它製造了整體社會的沉默文化。鄰居不敢談政治，家人不敢談歷史，學生不敢質疑權威，教會不敢碰觸公共議題。恐懼像霧一般籠罩整座島嶼。許多人從小被教育「不要管政治」、「知道太多不好」，因為在那個年代，一句話、一封信、一本書，都可能讓人消失。

因此，人權之所以需要「記憶」，是因為遺忘會讓威權再次復活。

德國神學家約翰．巴普蒂斯特．梅茨（Johann Baptist Metz）曾提出「危險記憶」（dangerous memory）的概念。他認為，真正的信仰必須記得受苦者，因為對受難者的記憶，會不斷質問現存的不義秩序。當社會選擇遺忘，權力便能重新美化自己；但當人民持續記得受害者，歷史便成為防止極權復辟的警鐘。

這也是為何今日台灣推動轉型正義，不是「翻舊帳」，而是為了建立真正民主的公共倫理。轉型正義的目的，不是製造新的仇恨，而是誠實面對國家暴力如何發生，並避免下一代重蹈覆轍。因為一個不願面對歷史的社會，很容易再次被威權誘惑。

然而，今日台灣所面對的挑戰並未結束。當中國共產黨透過軍事威嚇、認知作戰、滲透統戰，試圖侵蝕台灣民主制度時，我們更需要警覺：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許多前輩犧牲自由與生命換來的成果。白色恐怖歷史提醒我們，極權往往不是突然降臨，而是在人民逐漸習慣恐懼、放棄思考、厭倦自由時慢慢形成。

對教會而言，這段歷史更是一種深刻的信仰反省。

白色恐怖時期，有些宗教團體選擇沉默，甚至依附權力；但也有許多信仰者站在受苦者一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後來之所以成為民主與人權的重要聲音，正是因為逐漸意識到：若信仰只關心靈魂得救，卻對國家暴力沉默，那麼教會便背離了先知傳統。

聖經中的先知，不只是談論個人道德，更是不斷質問壓迫人民的政治權力。阿摩司先知呼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耶穌也宣告：「主的靈在我身上……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18）

因此，真正的信仰，不可能對集中營、酷刑、思想審查與國家暴力無動於衷。上帝國的新國度，不建立在恐懼之上，而建立在公義、憐憫與人的尊嚴之中。

從火燒島到今日的人權紀念園區，台灣走過漫長道路。曾經的鐵窗，如今成為歷史現場；曾經的禁語，如今成為公開研究的課題。然而紀念的真正意義，不只是觀光或懷舊，而是讓後代知道：自由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有人曾在黑夜裡苦苦守護。

1951年5月17日的綠島，不應只是歷史課本中的一個日期。那是一面鏡子，提醒我們：當國家失去民主制衡、當人民不再尊重人權、當思想自由被視為威脅時，人間很快就會變成新的「火燒島」。

願台灣永遠不再有政治犯。願這塊土地不再有人因思想而被囚禁。願記憶成為民主的防線。願信仰成為受苦者的安慰與公義的力量。願我們共同努力，使這片土地真正朝向上帝國的新國度前進。

教會自立及體制化、與差會的關係

教會自立及體制化、與差會的關係

（參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1865-2015)》卷一：分期史，頁205-270；卷二：專題史，頁417-460, 461-522），重點放在總會的成立（教會自立及體制化、與差會的關係）、客家宣教、婦女及青年/大專事工

總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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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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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青年/大專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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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能被判死刑：紀念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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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2年5月16日，臺灣歷史翻開重要的一頁。立法院於前一天三讀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總統隨即於5月16日正式公布。這不只是一次法律條文的修改，更是臺灣人民對威權體制、思想統制與國家暴力的一次重大反抗。

在那之前，「刑法第一百條」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最具恐怖性的法律工具之一。條文原本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即可論罪。問題在於，何謂「意圖」？何謂「著手實行」？在威權體制下，這些模糊字眼往往不是由法治決定，而是由情治機關與統治者任意詮釋。

於是，閱讀一本書、參加一場讀書會、談論臺灣前途、批判獨裁政權，甚至只是認識某個「可疑人物」，都可能被構陷為「叛亂」。

更可怕的是，刑法第一百條與《懲治叛亂條例》互相搭配，形成一套足以吞噬人民生命的制度性暴力。《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白色恐怖時代令人聞之色變的「二條一」，直接規定叛亂罪唯一死刑。這意味著，只要被認定觸犯相關罪名，幾乎等同踏上刑場。

這是真實發生在臺灣土地上的統治暴力與國家恐怖。

根據相關研究，1945年至1992年間，政治案件遭判死刑者超過一千人。更令人震驚的是，大量案件在審判過程中遭「加重其刑」。原本可能只是輕刑，最終卻改判重刑甚至死刑。許多檔案顯示，蔣介石經常親自介入案件，在判決書上批示改判，直接決定受難者的命運。

這種制度，本質上不是司法，而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處決。

白色恐怖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透過刑求與株連製造全面恐懼。情治單位以酷刑逼迫受難者簽署自白書，再要求其供出親友、同學、同事，形成社會彼此監視、人人自危的氛圍。許多家庭從此破碎，許多人一生沉默，不敢談論政治，更不敢談論「臺灣」。

然而，歷史終究會出現轉折。

1991年，解嚴已經四年，但威權幽靈仍盤旋在臺灣上空。調查局幹員竟直接進入校園，以觸犯刑法第一百條為由，逮捕閱讀《臺灣人四百年史》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等人，引爆全國震怒。社會赫然發現：即便已經解嚴，思想入罪的威權機器依然存在。

那一年，臺灣社會展現出罕見的集體良知。

5月15日，全國多所大學學生發起罷課，並在台北車站靜坐抗議，高喊「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5月17日，立法院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5月24日，《檢肅匪諜條例》也遭廢止。威權統治最核心的法律支柱開始崩解。

然而，真正的關鍵仍是刑法第一百條。

同年9月21日，臺灣知識界、醫界、教會界與社會運動者，共同成立「一〇〇行動聯盟」。其中包括林山田、李鎮源、陳師孟、瞿海源、張忠棟、鍾肇政、陳永興、蔡同榮，以及楊啟壽牧師、神學院等教會人士。他們代表的不只是不同專業，更代表臺灣社會的良心——當國家法律成為壓迫工具時，知識分子與信仰者不能沉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戒嚴時代開始，許多教會人士便持續關注政治犯、人權與民主問題。對基督信仰而言，人是按照上帝形像被造，因此任何踐踏人格尊嚴、以恐懼控制人民的體制，都違反信仰良知。長老教會長期關心人權、公義與人民自決，也因此在民主化運動中，多次成為威權體制的眼中釘。

這也是為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不只是法律事件，更是臺灣公民社會、學術界與教會共同守護人性尊嚴的歷史。

同年10月，「一〇〇行動聯盟」發起「反閱兵、廢惡法」運動，以和平靜坐挑戰威權體制。這場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訴求本身，更在於它開啟了臺灣非暴力抗爭的新階段。

參與運動的簡錫堦後來回憶，自己原本也不相信「非暴力」能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機器。但在接受長老教會的「城鄉宣教運動」(URM,Urban Rural Mission)訓練後，他逐漸理解，非暴力並非消極忍耐，而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公民抵抗。從靜坐、罷課、罷工到公民不服從，都是對不義體制的倫理挑戰。

臺灣後來的野草莓運動、太陽花運動，乃至香港雨傘運動，都能看到這條非暴力抗爭路線的歷史延續。

最終，在巨大民意壓力下，立法院於1992年修正刑法第一百條，新增「以強暴或脅迫」的構成要件。換句話說，單純思想、言論與主張，不再構成叛亂罪。雖然條文本身未被完全廢除，但這次修法，至少終結了「思想可以入罪」的威權邏輯。

今日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只是慶幸「幸好那個時代過去了」。

真正重要的是：臺灣是否仍記得，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恩賜，而是人民不斷抗爭爭取而來的？當社會開始習慣以國家安全之名壓縮異議、以愛國之名羞辱不同意見、以政治立場決定誰可以被獵巫時，我們其實都應重新想起刑法第一百條的歷史。

然而，在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同時，臺灣社會也必須保持另一種歷史警覺：民主不能重新滑回威權，但民主也不能對反民主勢力毫無防備。

這正是今日臺灣面對中國共產黨統戰滲透時，最艱難卻也最重要的課題。

白色恐怖時代的問題，在於國家以「思想犯」之名壓迫人民，將異議視為敵人；但今日臺灣所面對的，則是另一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利用開放社會的自由，反過來侵蝕民主制度本身。

從假訊息、認知作戰、媒體收買、網路滲透、宗教統戰，到利用商業利益、地方組織、宮廟網絡、黑道系統與特定政治勢力進行影響操作，中共對臺灣的目標從來不只是「交流」，而是逐步削弱臺灣人民的民主意志與主體認同。其核心策略，就是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去摧毀自由社會。

這也是許多民主國家當前共同面對的問題。俄羅斯對歐洲、美國的資訊戰如此；中國對香港、臺灣的統戰亦如此。

因此，民主社會不能天真地把「自由」理解成毫無界線的放任。

德國在二戰後提出「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概念，就是因為納粹曾經透過民主程序進入體制，再摧毀民主本身。換句話說，民主不只是保障自由，也必須保護民主共同體免於被極權勢力瓦解。

但關鍵在於：如何防衛民主，而不重回威權？

答案不是恢復思想犯，也不是重新建立白色恐怖式的國家機器，而是必須堅持「法治、人權與透明原則」。

真正成熟的民主防衛，應該針對的是：

• 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指揮與資助；
• 協助侵略勢力進行統戰與滲透；
• 散布具有組織性的敵對認知作戰；
• 洩漏國家安全資訊；
• 配合外國威權政權破壞民主制度。

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思想」，而在於是否涉及具體危害民主共同體的行動。

換句話說，一個人主張擁護極權中國，這不屬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同樣地，一個人接受敵對政權資源，配合其進行滲透、顛覆與侵略，也不是言論自由範疇，而是對民主共同體的實質破壞。

這條界線，臺灣必須非常謹慎。

因為如果社會因恐懼中共而重新接受威權式治理，那麼臺灣將在「反共」之名下，失去自己最珍貴的價值；但若完全忽視極權滲透的現實，民主又可能在毫無防備下被逐步侵蝕。

因此，今日紀念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真正意義，也許正是提醒我們：民主不只是反對獨裁，更是學習如何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建立成熟而有界線的公民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核心，不是恐懼，而是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與彼此尊嚴的共同承諾。

戒嚴末期的槍聲：願臺灣不再用槍聲結束問題

 ⭕️戒嚴末期的槍聲：願臺灣不再用槍聲結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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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5月15日，清晨的槍聲響起，19歲的鄒族青年湯英伸被執行死刑。這一天，距離臺灣解除戒嚴只剩兩個月。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不只是國家奪走了一名少年的生命，而是這起案件像一把利刃，劃開了臺灣社會長期掩蓋的傷口：原住民族歧視、勞動剝削、司法偏見，以及死刑制度背後的國家暴力。

湯英伸事件至今已近四十年，但它仍然深深拷問著臺灣：一個真正重視人權與民主的國家，是否應該繼續以死刑作為正義的終點？

1986年，18歲的湯英伸離開嘉義阿里山部落北上臺北工作。他原本應徵的是西餐廳職缺，卻被職業介紹所轉介至洗衣店，並被扣押身分證、負擔介紹費、長時間超時工作、被迫深夜勞動。在那個年代，許多原住民青年離鄉後，經常淪為廉價勞工，在都市底層掙扎求生。

當時社會普遍存在對原住民族的歧視。洗衣店老闆辱罵他「番仔」，這不只是情緒性語言，更是臺灣長期殖民與族群偏見的縮影。1986年1月24日深夜，在長期壓迫、羞辱與疲憊之下，湯英伸情緒崩潰，最終失手殺害雇主一家三口，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然而，後續司法判決對此案的理解，卻更加令人不寒而慄。

高等法院判決書寫道，湯英伸「不肯吃苦」，認為他僅工作八天即要求離職，「非一般僱主所能接受」。這樣的文字，幾乎完全忽略了非法扣押證件、超時勞動與族群羞辱等結構性問題，也沒有真正看見一名邊緣少年的精神崩潰。

司法看見了犯罪，卻沒有看見造成犯罪的社會結構。

這也是湯英伸事件最值得臺灣反思之處。許多時候，社會只要求底層人民「忍耐」、「吃苦」，卻從不追問制度是否早已將他們逼入絕境。

湯英伸被槍決前，超過百位學者、作家、宗教界與文化界人士聯名呼籲「槍下留人」。《自立晚報》刊登全版廣告，希望蔣經國政府暫緩執行死刑。作家陳映真、《人間》雜誌，以及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救援，這也是臺灣社會第一次大規模公開討論死刑存廢問題。

詩人馬列雅弗斯·莫那能(排灣語：Maljaljaves Mulaneng)當年一句話，尤其令人鼻酸：「13年前，我也曾被職業介紹所賣了。」這句話，道出了原住民青年共同的處境。湯英伸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問題下的犧牲者。

雖然最終仍未能「槍下留人」，但湯英伸事件卻深刻改變了臺灣社會。

事件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快速興起，促成「原權會」成立。1988年12月31日，玉山神學院學生與城鄉宣教運動（URM）第9期學員共同把嘉義車站前的吳鳳銅像拉倒，雖有多人在行動中遭警察毆打至頭破血流，事後並被移送法辦，但隔年教育部宣布從課本刪除吳鳳的故事，吳鳳鄉亦改名阿里山鄉，殖民者捏造、傳播並且對原住民傷害極深的「吳鳳神話」終於成為歷史，該行動亦成為臺灣原住民抗爭運動史上的經典之役。

臺灣也開始真正討論：國家是否有權奪走人民生命？尤其是一名尚未成年、深受社會壓迫的青年。

死刑或許能平息一時憤怒，卻無法修補社會裂痕。

真正進步的人權國家，不只是懲罰犯罪，更重視如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包括改善勞動制度、消除族群歧視、建立心理支持系統、保護弱勢青年，以及推動修復式司法，才是社會成熟的象徵。

今日，世界上已有超過三分之二國家實質廢除死刑。因為越來越多民主社會理解：國家不應以殺人來證明不能殺人。

湯英伸在日記中曾寫下：「曾說過要成功！曾說過要忍耐！卻按奈不住即將崩潰的神經，大罵一聲：太不公平了！」這句話，不只是他的控訴，也是那個年代無數底層與被歧視者的心聲。

紀念湯英伸，提醒臺灣：唯有誠實面對制度的不公義與歷史的傷痕，臺灣的人權與民主，才能真正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