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諾曼第登陸紀念日

 ⭕️6月6日，諾曼第登陸紀念日

民主陣營擊敗集權擴張野心的歷史轉折——從諾曼第到今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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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44年6月6日清晨，當天色尚未完全破曉，數千艘艦艇正穿越英吉利海峽。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以及其他盟國的將士們，向法國北部的諾曼第海岸前進。

這一天，被稱為「D-Day」，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棲登陸作戰——諾曼第登陸（Normandy Landings）。

當時，納粹德國已經控制大半個歐洲。民主制度被摧毀，新聞自由遭到箝制，異議人士被監禁，少數族群遭受迫害。許多人以為納粹的勝利已成定局。然而，自由世界並沒有選擇屈服，而是集結力量共同抵抗侵略。

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曾在登陸前寫下著名的一段話：「所有熱愛自由的人民的希望和祈禱與你們同行。」(The hopes and prayers of liberty-loving people everywhere march with you.)這不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場關乎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的信仰價值之戰。

1945年5月，納粹德國戰敗。諾曼第登陸成為扭轉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點。

▋歷史的教訓：極權從來不會自動停止擴張

回顧二十世紀歷史，許多侵略者都有相似的特徵。

他們利用民族主義煽動群眾情緒，透過宣傳機器塑造敵人，並聲稱自己的擴張行動是為了「統一」、「和平」、「民族復興」或「歷史使命」。

1938年，英法等國為了避免戰爭，對希特勒採取姑息政策（Appeasement），同意德國併吞捷克蘇台德地區。然而，讓步並沒有換來和平，反而讓侵略者更加大膽。不到一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歷史證明，極權政權往往將對方的善意視為軟弱，將克制視為可乘之機。

真正能夠維持和平的，並非單方面的退讓，而是民主社會展現自我防衛的能力與決心。

▋今日的台灣：面對新的威權挑戰

八十二年後的今天，世界面對的挑戰雖然不同，但某些歷史的警訊卻驚人相似。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強化軍事力量，不斷擴張其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宣稱追求和平統一，另一方面卻從未放棄以武力犯台的準備。

從軍機擾台、海上灰色地帶行動、網路攻擊，到認知作戰、假訊息散播、經濟脅迫與統戰滲透，其目的都是削弱台灣社會的抵抗意志與民主信心。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經驗提醒世界：戰爭並非從飛彈落下的那一刻才開始，而是在更早之前，就透過資訊操弄、政治滲透、社會分化與心理戰逐步展開。

因此，台灣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軍事問題，更是民主韌性的考驗。

▋台灣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第一，強化國防能力，維持足夠的嚇阻力量

和平必須建立在防衛能力之上。

烏克蘭的經驗顯示，侵略者最害怕的不是善意，而是對方有能力抵抗。台灣需要持續推動國防改革，提升後備戰力、精準打擊能力、無人載具系統、全民防衛教育以及基礎設施保護。唯有讓侵略者認知到必須付出巨大代價，才能降低戰爭風險。

真正的和平不是毫無防備，而是讓戰爭不值得發動。

第二，建立全民防衛與公民韌性

諾曼第的成功不只是軍隊的功勞，也有無數平民參與其中。

英國人民提供情報、法國地下抵抗組織協助破壞德軍運輸線、地方居民冒著生命危險傳遞訊息。

同樣地，台灣的安全不只是軍人的責任，也是全民共同承擔的責任。

避難教育、急救訓練、災害應變、社區互助網絡、糧食與能源韌性，都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防衛力量。一個有韌性的社會，即使遭受攻擊，也不容易被擊倒。

第三，守護民主制度與新聞自由

極權政權最希望看到的，不僅是台灣軍事弱化，更企圖分化台灣，使人民彼此不信任。

因此，假訊息、陰謀論與認知作戰往往成為重要武器。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需要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強化事實查核機制，支持獨立新聞與公民社會發展。

民主社會最大的力量，不在於思想一致，而在於能夠公開討論、彼此監督與共同尋找真相。

第四，深化國際合作與民主夥伴關係

諾曼第登陸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自由國家願意團結合作。

今天的台灣同樣不能孤軍奮戰。

與民主國家建立更緊密的安全、經濟、科技與文化合作網絡，不僅有助於提升國際能見度，也能增強區域穩定。

歷史告訴我們，當民主國家彼此支持時，極權擴張便更難得逞。

▋從諾曼第看見台灣的使命

諾曼第登陸並不是一場歌頌戰爭的紀念，而是一場關於自由代價的提醒。

八十二年前，無數年輕人離開家園，跨越海峽，為了讓下一代能夠生活在自由世界而奮戰。

今天的台灣雖然處於不同的歷史處境，卻同樣面臨民主與極權的價值競爭。

我們紀念諾曼第，不是因為渴望戰爭，而是因為珍惜和平；不是因為崇拜武力，而是因為理解自由需要守護；不是因為恐懼未來，而是因為願意承擔責任。

歷史反覆證明：自由從來不是免費的。

1944年的諾曼第告訴我們，當民主社會團結起來，當人民願意守護自己的家園與價值，即使面對再強大的侵略者，也能夠抵擋黑暗的擴張。

對今日的台灣而言，最重要的課題或許不是如何準備戰爭，而是如何透過國防、民主、公民韌性與國際合作，讓侵略者明白：這是一座自由的島嶼，也是一座不願向極權屈服的島嶼。

因為唯有守護民主，才能守護和平；唯有珍惜自由，才能擁有未來。

美軍D-Day網站

https://www.army.mil/d-day/index.html

6月5日，巴克禮牧師抵台紀念日

 ⭕️6月5日，巴克禮牧師抵台紀念日

將一生奉獻給台灣的巴克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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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75年6月5日，一位26歲的蘇格蘭青年牧師湯瑪斯．巴克禮（Rev. Thomas Barclay，1849-1935）從打狗港上岸，踏上臺灣的土地。當時的他或許未曾想到，這片陌生的島嶼將成為他終生的家園；而臺灣，也因著他的奉獻，深深改變了自己的歷史。

回顧巴克禮牧師的生命歷程，我們不只是紀念一位宣教師，更是在回顧一位將信仰、教育、文化、出版與語言文字工作融為一體的時代先驅。

▋從科學人才到宣教師

巴克禮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15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主修數理與電氣學，展現卓越的科學才能。當時正值工業革命後期，電氣科學是最前沿的學問之一，而巴克禮已嶄露頭角，被認為是極具發展潛力的青年學者。

然而，在1865年11月21日，也就是他16歲生日當天，巴克禮做出改變一生的決定。

他立下獻身誓約，願意將生命奉獻給基督與福音事工。此後每逢生日，他都會重新簽署這份「獻身契」，提醒自己不忘初衷。這不是一時的感動，而是一生的承諾。

1869年，他進入蘇格蘭自由教會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1873年畢業後又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完成學業後，接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遠赴東方宣教。

1874年9月19日，他從利物浦啟航，歷經三個月海上航程抵達廈門學習閩南語。隔年6月5日來到臺灣，展開長達六十年的服事。

▋用人民的語言傳講福音

巴克禮抵達臺灣後，先在旗津居住一年半。他深知福音若要進入人民的心中，必須先進入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努力學習台語，向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請益。來台不久便開始使用台語講道，並投入傳道工作。同年與李庥牧師為八位信徒施洗，見證福音在南臺灣逐漸扎根。

在十九世紀殖民與帝國擴張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外來者習慣要求當地人民學習自己的語言；然而巴克禮卻選擇相反的道路——他努力學習人民的語言，尊重在地文化，將自己放在學習者的位置。這正是基督信仰「道成肉身」精神的具體實踐。

▋建立神學教育，培育本地人才

巴克禮深知，教會若要長久發展，必須培養本地傳道人。1878年，英國長老教會在新樓醫院東北角興建神學院，即後來的台南神學院前身。1880年2月23日正式開學，共有十五名學生。這所神學院成為臺灣第一所長期培育本地牧者的重要機構。

許多日後影響臺灣教會與社會的重要人物，都在此接受神學教育。巴克禮並不追求建立一個依賴外國宣教師的教會，而是致力培育能夠自主發展的本地教會領袖。這種重視人才培育的遠見，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基督教的發展。

▋創辦臺灣第一份公開發行的報紙

1881年，巴克禮返回英國休假。令人意外的是，他並沒有選擇安逸地休息，而是前往印刷公司學習撿字、排版與印刷技術。這項決定後來改變了臺灣出版史。

1884年返回臺灣後，他在新樓設立印刷所「聚珍堂」，成為今日台灣教會公報社的前身。1885年7月12日，《臺灣府城教會報》正式創刊。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份持續公開發行的報紙。

當時臺灣尚未有現代新聞媒體體系，巴克禮卻已看見文字出版對社會啟蒙的重要性。教會報不僅傳播信仰，也刊載教育、醫療、農業、衛生、社會與國際新聞資訊，成為近代臺灣公共知識的重要來源之一。今日回顧臺灣新聞出版史時，巴克禮的貢獻無疑佔有重要地位。

▋將一生奉獻給台語聖經

如果說教育與出版奠定了巴克禮在臺灣歷史中的地位，那麼聖經翻譯工作則展現了他最深刻的信仰使命。1914年，他完成新約聖經修訂工作。

1919年，格拉斯哥大學因其卓越的聖經翻譯貢獻，授予神學博士學位。1927年，已近八十高齡的巴克禮開始翻譯舊約聖經。當時許多人早已退休頤養天年，但他仍每日埋首於希伯來文經文與白話字（Pe̍h-ōe-jī）之間。

1930年完成譯稿。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印刷工作受到嚴重影響，但最終仍於1933年出版。那一年，巴克禮已84歲。他用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讓無數臺灣人民能夠用自己的母語閱讀上主的話語。

▋攏是為著台灣

1909年，巴克禮的妻子在返回臺灣途中病逝於上海。他獨自回到臺灣繼續服事。此後二十多年，他仍堅守在這片土地上。

1921年，他當選英國長老教會首任總會議長，這是極高榮譽。然而即使獲得國際肯定，他仍選擇留在臺灣。1935年10月5日，巴克禮牧師在台南安息主懷。從26歲到85歲，他將整整六十年的歲月奉獻給臺灣。

今日當我們紀念巴克禮牧師，真正值得紀念的，不只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生命態度。

他原本可以成為著名科學家，卻選擇成為宣教師。

他原本可以回到故鄉享受榮譽，卻選擇留在臺灣。

他原本可以安享晚年，卻在八十歲後仍持續翻譯聖經。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人生，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願意奉獻多少。巴克禮牧師以一生見證了信仰的力量。他將最精華的歲月獻給臺灣，也將自己完全獻給上主。而他留下的，不只是教會、學校、報紙與聖經譯本，更是一種願意為信仰、為人民、為土地奉獻到底的精神。這樣的精神，直到今日，依然照亮臺灣前行的道路。

拒絕遺忘六四：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

 ⭕️「極權害怕六四，不是害怕過去，而是害怕人民從歷史中學會自由；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只有不斷循環的人間地獄。」

⭕️拒絕遺忘六四：沒有反省的社會，沒有未來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街道發生震驚世界的流血鎮壓。三十七年過去，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極力封鎖相關資訊，刪除記憶、壓制討論、禁止悼念，甚至連失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前往墓園獻花追思，都受到嚴密限制。

為什麼一個自稱強大的政權，會如此害怕人民記憶一段歷史？

因為獨裁政權最害怕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人民透過記憶重新找回判斷是非的能力。

記憶是一種力量。當人民記得六四，他們就會記得曾經有一群年輕人站出來反對貪腐、要求民主、追求自由；他們也會記得，當人民和平表達訴求時，國家機器竟然以坦克與槍炮回應。這些記憶會不斷提醒後人：權力若不受監督，再強大的國家也可能成為傷害人民的工具。

因此，極權統治往往不只是控制現在，更企圖控制過去。因為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當一個政權要求人民遺忘，它其實是在要求人民放棄思考；當一個政權禁止紀念，它其實是在害怕良知甦醒。

然而，歷史證明，真相或許可以被掩蓋一時，卻無法永遠被埋葬。從德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種族隔離歷史的揭露，都顯示一個社會唯有誠實面對過去，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解與重生。

八十八歲的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女士，三十七年來持續為兒子王楠以及所有六四罹難者發聲。她所說的「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不只是母親對孩子的思念，更是一個社會追求公義的呼聲。

沒有記憶，就沒有歷史；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反省，就沒有未來。
一個拒絕面對錯誤的社會，只能不斷重複錯誤；一個禁止人民記憶的國家，只能活在恐懼之中。當良知被壓制、真相被封鎖、受害者被迫沉默時，那不是繁榮的象徵，而是道德荒蕪的景象。

真正的文明，不在於高樓大廈有多高，不在於經濟總量有多大，而在於是否有勇氣承認錯誤、尊重生命、維護人的尊嚴。

六四不只是中國的歷史，也是全人類共同的人權記憶。

記念六四，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不是為了撕裂社會，而是為了守護真相；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為了開創更自由、更公義、更有人性的未來。

因為唯有記憶，才能抵抗遺忘；唯有真相，才能戰勝謊言；唯有良知，才能帶領人類走出歷史的黑夜。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6030067.aspx

六四37週年，幫極權邪惡的中共國回憶歷史上的今天

 ⭕️六四37週年，幫極權邪惡的中共國回憶歷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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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世界無法抹去的一頁歷史。

1978年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快速發展，但同時也伴隨官員貪腐、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勞工失業等問題。隨著社會逐漸接觸外部世界，愈來愈多知識分子、學生與人民開始思考：除了經濟成長之外，中國是否也需要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

1989年4月15日，較傾向改革開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許多學生藉由悼念胡耀邦的機會，走上街頭，提出反貪腐、新聞自由、政治改革等訴求。4月下旬開始，北京學生陸續集結於天安門廣場，隨後各地人民、工人、知識分子、市民也紛紛加入，形成遍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面對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中國共產黨並未選擇對話，而是選擇鎮壓。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到了6月3日晚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攜帶實彈、戰車與裝甲車進入北京市區，沿途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6月4日凌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展開血腥清場。多年來，實際死亡人數始終被中共當局封鎖與掩蓋。中國官方宣稱死亡人數僅數百人，但包括國際人權組織、外交檔案與研究者皆認為實際死傷遠高於官方數字。

2017年解密的英國外交檔案顯示，時任英國駐中國大使艾倫．唐納德（Sir Alan Donald）根據來自中國國務院內部人士的消息，在發往倫敦的機密電報中指出，死亡人數的「最低估計」即達一萬人。

六四事件不只是一次學生運動遭到鎮壓而已。它象徵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告：只要政權受到威脅，即使面對自己的人民，也可以動用坦克、機槍與軍隊進行屠殺。

此後三十多年，中國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上卻逐步走向更高壓的極權統治。從六四受難者家屬長期遭受監控，到圖伯特（中國稱為「西藏」）人民失去宗教與文化自由；從東突厥斯坦(中國稱為「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再教育營，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全面壓制；從網路審查到跨國鎮壓，中共政權持續以不同形式延續其威權本質。

或許有人認為，六四只是中國的歷史。然而，對台灣而言，六四從來不只是鄰國發生的事情。

六四讓許多台灣人民第一次清楚看見：當一個政權缺乏民主監督、缺乏權力制衡、缺乏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時，人民的生命與尊嚴可以在一夜之間被輾碎。

因此，六四改變許多台灣人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理解，但隨著時間流逝、年輕世代的出生，似乎忘記中共極權的邪惡統治。

更令人憂心的是，昔日高舉反共旗幟的部分在台灣的中國政黨，如今卻與中共形成政治呼應，甚至協助其統戰敘事進入台灣社會，弱化台灣的民主防衛意志，模糊極權與民主之間的界線。當歷史記憶被淡化，當威權被合理化，社會便可能重蹈過去的悲劇。

《申命記》32章7節說：「著會記得古早的日，回想歷代的年；問你的老父，伊會指示你；問你的序大，𪜶會給你講。」(現代台語譯本)

記憶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記憶不是停留在過去，而是守護未來。

歷史如同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極權統治的本質，也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民主、人權與法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付出生命代價換來的成果。

為了台灣的未來，為了下一代仍能自由說話、自由信仰、自由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必須繼續記得。

因為有一天，歷史終究會向每一個人發出同樣的提問：「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