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馬偕使命的人——6月13日．吳威廉牧師紀念日

⭕️接續馬偕使命的人——6月13日．吳威廉牧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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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23年6月13日，吳威廉牧師（Rev. Dr. William Gauld）在淡水安息主懷，享年63歲。翌日安葬於今日淡江中學旁的外僑墓園，與不遠處的馬偕墓園相望。

這位對台灣北部教會貢獻卓著的宣教師，生前並不像馬偕那樣光芒耀眼，也不以個人魅力著稱。他的墓園至今安靜地坐落在山坡上，正如他一生的風格——謙遜、沉穩、不張揚，卻深深影響了台灣教會的發展。

然而，若沒有吳威廉，馬偕所建立的事工未必能順利延續；若沒有吳威廉，北部台灣長老教會的制度化與本土化，也未必能如此穩健地完成。

▋一位因馬偕而獻身宣教的青年

1861年2月25日，吳威廉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倫敦市一個虔誠的長老教會家庭。

1880年，當馬偕牧師返國述職時，年僅十九歲的吳威廉聽見馬偕分享台灣宣教的見證，大受感動。那場演講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先擔任小學教師，辛苦儲蓄學費，之後完成多倫多大學與諾克斯神學院的學業，並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師。原本他期待前往印度宣教，但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另有安排，希望他前往台灣協助馬偕。回顧歷史，這項安排不僅改變了吳威廉的人生，也改變了台灣教會的歷史。1892年8月17日，他與吳瑪利（Margaret Mellis）結婚，同年10月受派來到台灣。

由於馬偕過去與幾位助理宣教師合作並不順利，因此特別重視這位年輕的同工。當吳威廉抵達淡水時，馬偕不但親自率領家人和神學生到碼頭迎接，甚至親自教導他台語。這段亦師亦友的關係，成為北台灣宣教史上一段重要佳話。

▋在風暴中守護教會的人

抵達台灣不到一年，馬偕第二次返國述職(1893年8月18日至1895年11月19日)。突然之間，年輕的吳威廉必須承擔龐大的責任：六十餘間教會、兩千多位信徒，以及神學校、醫院和各項宣教事工，都落在他的肩上。

更嚴峻的是，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大清帝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政權更替、社會動盪、治安不穩，讓宣教工作面臨極大挑戰。

據史料記載，當時吳威廉每天背著左輪手槍巡視宣教產業，夜晚甚至將手槍放在枕邊，以保護淡水與砲台埔的教會資產。然而，比起外在的危險，更沉重的是後來接踵而至的責任。

1899年，他返國休假不久，忽然收到台灣急電，要求立即返台。他匆匆啟程返回淡水，未久便迎來震驚教會的消息——馬偕博士病逝。一夕之間，北部台灣教會三十年的宣教成果，全都交在他的手中。

▋從「馬偕時代」走向「教會時代」

歷史學者往往將馬偕視為開創者，而吳威廉則是建設者。

馬偕具有強烈的領袖魅力與開拓精神，能夠在艱困環境中披荊斬棘；吳威廉則擅長制度建立與組織管理，使事工得以穩定發展。

他的個性溫和謙遜，做事嚴謹認真，擁有驚人的耐力，卻沒有馬偕那種鮮明而強勢的個人風格。正因如此，他能夠逐步帶領北部台灣教會脫離依賴單一領袖的模式，建立較成熟的組織制度與教會治理架構。

如果說馬偕是播種的人，那麼吳威廉便是耕耘與灌溉的人。

如果說馬偕創立了北部台灣教會，那麼吳威廉則使這個教會學會如何持續成長。他的歷史地位，實不亞於馬偕。

▋培育下一代牧者的神學教育家

除了牧會與行政工作之外，吳威廉也是傑出的神學教育家。他曾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今臺灣神學院）校長，並長期教授新約聖經。

許多學生回憶，他不只是傳授知識，更重視信仰生命與實際牧會能力的培養。他的教學結合理論與實踐，深受學生愛戴。

1956年，臺灣神學院遷往嶺頭新校區時，為紀念他對神學教育與教會發展的重大貢獻，特別將第一棟行政教學大樓命名為「吳威廉紀念館」。

這不只是對一位教師的紀念，更是對一位塑造台灣教會未來的重要宣教師的致敬。

▋偉大的事工，不一定伴隨偉大的掌聲

1923年，北部台灣長老教會正準備慶祝設教五十週年。眾人都期待這位長年服事台灣的宣教師能親自主持盛會。然而，因心臟疾病日益惡化，吳威廉的身體逐漸衰弱。就在紀念活動前夕，他於6月13日安息主懷。

他沒有等到自己所期待的慶典。他甚至沒有留下如馬偕般傳奇性的故事。然而，正是這樣一位默默無聞的人，使教會能夠從創業階段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

聖經說：「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書4:2）

吳威廉的一生，正是這節經文最真實的寫照。

▋信仰反思：上帝國度需要忠心的建造者

今日我們紀念馬偕、梅監務、甘為霖、巴克禮等宣教師時，也不應忘記吳威廉這位接棒者。歷史常記得開創者，卻容易忽略守成者；常記得聚光燈下的人，卻忽略默默承擔責任的人。然而，上帝國度的建立，不僅需要勇敢開路的人，也需要忠心守護的人；不僅需要能夠開創新局的人，也需要願意長久耕耘的人。

在這個強調個人成就與即時掌聲的時代，吳威廉牧師提醒我們：

真正偉大的服事，不一定被眾人看見；

真正重要的工作，不一定寫進歷史教科書；

真正屬上主的人生，不在於留下多少名聲，而在於是否忠心完成上主所託付的使命。

當我們走過淡水山坡上的墓園，看見那座樸實無華的墓碑時，也許會明白：有些人雖然沉默，卻撐起了一個時代；有些人雖然退居幕後，卻成為教會最穩固的根基之一。吳威廉牧師，就是這樣的人。

六一二事件：人民走上街頭，阻擋「國安三法」

 ⭕️六一二事件：人民走上街頭，阻擋「國安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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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6月12日，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一個不應被遺忘的日子。

許多人記得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卻較少人記得，在解嚴前一個月，台灣社會曾經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民主抗爭。這場被稱為「六一二事件」的街頭運動，不只是反對《國家安全法》的立法，更是人民爭取真正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歷史篇章。

▋戒嚴解除，不等於民主來臨

1949年5月19日，中國國民黨政權宣布台灣進入戒嚴狀態，並自5月20日起正式實施戒嚴令。此後長達38年，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受到嚴格限制，無數人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監控、逮捕與迫害。

到了1980年代，在台灣社會持續要求民主改革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考慮解除戒嚴。然而，威權體制並未準備真正放棄對社會的控制。

當時執政者提出所謂的「國安三法」，包括《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等相關法案，希望在解除戒嚴的同時，透過新的法律架構延續對人民的管制權力。許多黨外人士與民主運動參與者認為，這種做法只是將戒嚴體制換上新的包裝，本質上仍然維持威權統治。

1987年5月16日，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公開表示，只要「國安三法」完成立法，政府就會宣布解除戒嚴。這項宣示更加深了民主運動人士的疑慮：如果解除戒嚴的前提是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那麼這究竟是真正的自由，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威權延續？

▋反國安法運動：人民要求真正的解嚴

1987年6月，《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送交立法院逐條審查。

面對國民黨企圖強行通過法案，民進黨與許多民主運動團體發起大規模抗議行動，主張「反國安法、爭取真解嚴」。

自6月10日起，來自全台各地的群眾陸續集結於台北街頭，展開為期三天的示威活動。抗議者認為，民主改革不應只是取消戒嚴令的形式改變，而必須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政治自由。

這場運動不僅是政黨動員，更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民主化的強烈期待。許多人明白，若任由新的限制性法令取代戒嚴體制，人民追求自由的努力恐怕將再次受挫。

▋六月十二日：和平抗爭與衝突爆發

1987年6月12日，抗議行動進入高潮。

當時立法委員許國泰與國民大會代表蘇培源、蕭裕珍等人，高舉民主進步黨旗幟帶領隊伍前進。賁馨儀則高舉寫著：「堅持和平原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標語，提醒參與者以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然而，當天現場情勢卻逐漸惡化。

國民黨附屬的極右團體「反共愛國陣線」動員上百名成員前往抗議現場，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對示威群眾進行辱罵與挑釁。雙方發生推擠與衝突後，警方隨即以維持秩序為由展開強力驅離。

原本以和平非暴力為原則的示威活動，在媒體與官方扭曲報導中被描繪成「暴力事件」。許多民主運動人士認為，這不僅扭曲了抗爭本質，也成為當局合理化鎮壓行動的藉口。

▋六一二事件的歷史意義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六一二事件雖然未能阻止《國家安全法》的制定，但它卻具有深遠的民主意義。

它揭露了解除戒嚴前夕威權體制的真實面貌：政府一方面宣稱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卻試圖保留對人民的控制權力。

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展現出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民主從來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透過不斷努力爭取而來的成果。

隨後幾年間，台灣陸續經歷《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1991）、《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廢除（1991）、國會全面改選（1992）、總統直選（1996）等重大改革。這些民主成果的背後，都有無數人在街頭、在法庭、在監獄、在教會與公民社會中付出的代價。

▋民主需要持續守護

回顧六一二事件，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場街頭抗爭，更是一代人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

歷史提醒我們，威權體制往往不會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它可能改變名稱、修改法律、換上新的包裝，但其核心仍然是限制人民權利、削弱公民社會、擴張國家權力。

因此，紀念六一二事件，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提醒今日的台灣：民主並非理所當然，自由也不會永遠自動存在。

唯有記住那些曾經走上街頭的人們，記住他們堅持和平、勇敢發聲的精神，我們才能將民主自由的價值繼續傳承下去，使台灣成為一個更加公義、更加尊重人權、更加珍惜自由的社會。

6月11日，鄧雨賢紀念日

 ⭕️被禁唱卻未被遺忘

——6月11日，鄧雨賢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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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一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聲音。

有些聲音來自山川河海，有些來自歷史苦難，而有些則來自一位作曲家的筆尖與琴鍵。對臺灣而言，鄧雨賢正是這樣的人物。

1944年6月11日，臺灣歌謠巨匠鄧雨賢辭世，年僅37歲。雖然生命短暫，他卻留下近百首作品，深深烙印在臺灣人的集體記憶之中。今日，當〈望春風〉的旋律再次響起，當〈雨夜花〉的歌聲在街角飄揚，我們彷彿仍能聽見那個時代的心跳，以及臺灣土地最溫柔而堅韌的聲音。

鄧雨賢於1906年7月21日出生於桃園龍潭的客家家庭。自幼成長於傳統民謠與客家文化環境之中，耳濡目染各種鄉土音樂。1921年考入臺北師範學校，師從日本音樂教育家一條慎三郎，接受系統性的西洋音樂訓練，奠定日後創作的重要基礎。

畢業後，鄧雨賢曾在臺北日新公學校擔任教師。然而，教育工作雖然穩定，卻無法滿足他對音樂創作的熱情。他毅然辭去教職，前往東京深造，進一步學習作曲與音樂理論。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人生，也改變了臺灣音樂史。

1930年代的臺灣，正處於現代化與都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留聲機、唱片公司與廣播電臺的興起，催生了臺語流行歌曲的新時代。鄧雨賢返臺後，以〈大稻埕進行曲〉嶄露頭角。歌曲描繪大稻埕四季風光與繁華景象，融合爵士樂、流行音樂與本土旋律，展現出當時臺北城市文化的新風貌。

不久之後，他受聘於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擔任專職作曲家，進入創作生涯最燦爛的黃金年代。

在短短數年間，他創作出一首又一首經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與〈雨夜花〉，後世合稱為「四月望雨」，被譽為臺灣歌謠史上的四大經典。

這些歌曲之所以歷久彌新，並非只是旋律優美，更因為它們唱出了臺灣人民最真實的情感。

〈望春風〉唱出少女對愛情的期待與憧憬；〈月夜愁〉流露離愁別緒；〈四季紅〉描繪戀人真摯的情感；〈雨夜花〉則訴說人生的漂泊與無奈。這些作品沒有高調的政治口號，也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卻深刻呈現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正因如此，它們超越了時代限制，成為臺灣人民共同的情感語言。

音樂學者指出，鄧雨賢最大的貢獻，在於成功將西洋和聲與臺灣民間音樂元素融合。他既吸收現代音樂技法，又保留本土旋律的韻味，開創出具有臺灣特色的流行歌曲風格。這種創新不僅影響當代創作者，也奠定了後來臺語流行音樂的發展基礎。

然而，鄧雨賢的一生並非總是充滿掌聲。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全面強化軍國主義宣傳。音樂創作也受到政治控制，部分歌曲被改編為鼓吹戰爭的作品。在那個言論與創作自由受到限制的年代，許多藝術工作者都面臨艱難抉擇。

鄧雨賢後來離開唱片界，再度回到教育現場，以音樂教師身分培育下一代。1944年6月11日，他因病辭世於新竹芎林，結束短暫卻璀璨的一生。

然而，歷史對他的考驗並未因此結束。

戰敗逃來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推動國語政策，許多臺語歌曲被視為不符合官方文化方向。包括〈望春風〉、〈雨夜花〉等經典作品在內，大量臺語歌曲遭到限制播放甚至列為禁歌。這不只是對歌曲的壓制，更是對地方語言、文化記憶與人民情感的壓抑。

但真正屬於土地的聲音，終究無法被消滅。

即使經歷殖民統治、戰爭動員、威權統治與文化壓制，鄧雨賢的音樂仍透過口耳相傳流傳下來。祖父母唱給子女聽，子女再唱給孫輩聽。旋律穿越世代，也穿越政治的高牆。

今日回顧鄧雨賢的一生，我們紀念的不僅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更是一位保存臺灣文化靈魂的人。

他的作品提醒我們：文化不是博物館中的標本，而是活在人們生活中的記憶；語言不是溝通工具而已，更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情感與歷史；音樂不只是娛樂，它也是土地的聲音、人民的故事，以及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快速變遷的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根源。

當〈望春風〉再次響起，我們聽見的不只是優美旋律；當〈雨夜花〉再次傳唱，我們感受到的不只是懷舊情感。那是臺灣土地深處的呼吸，是歷史長河中的記憶，也是世代傳承的文化力量。

6月11日鄧雨賢紀念日，讓我們再次聆聽那些熟悉的旋律。

因為在那些音符之間，藏著一個時代的故事，也藏著臺灣永不褪色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