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舉標誌著解嚴後台灣政府首次以官方名義，系統性面對這場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創傷。研究小組自1991年成立，歷時一年，採取嚴謹的檔案史學與口述歷史方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第一手資料，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George H. Kerr 檔案，英國公共檔案局淡水領事館資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台灣本地官方檔案與數百位見證人口述資料，報告共504頁，在資料廣度與史料整合上，至今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基礎文本。

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陳翠蓮教授《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二二八研究的真相。未來仍待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二二八事件重要的歷史判定，指出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的結構

（一）最高決策責任：

最高政治責任乃至於「元兇」屬於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批准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來台，並默許以武力「清鄉」、「肅清叛亂」，導致大規模鎮壓。

（二）執行層級責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與軍事負責人，對局勢誤判、決策失當，並主導軍事鎮壓政策。自中國來台的21師部隊及其相關軍警單位，為實際執行鎮壓行動的武裝力量。

（三）從屬結構：

報告指出，整場屠殺並非「偶發失控」，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由地方行政與軍事體系執行的有組織鎮壓行動。換言之，這不是單一軍官的暴行，而是一個威權體制的運作結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對後續研究與轉型正義的深遠影響：

1.打破禁忌，建立官方歷史基礎

這份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政治責任，公開承認國家暴力，提供制度性檢討基礎，它終結了「暴民作亂」的官方說法。

2.促成紀念、賠償與立法

報告成為以下政策的重要基礎：1995年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補償條例立法，日後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3.改變史學與公民教育方向

報告之後：台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地方口述歷史大量展開，公民社會對威權體制展開制度性反省，它讓歷史從禁忌轉為公共討論。

二二八事件研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揭露真相，而是：

✔ 確立國家暴力需被追問

✔ 建立政治責任必須被命名

✔ 奠定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一個公義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黑暗歷史，承認制度錯誤，建立透明問責機制，教育人民理解民主來之不易。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只是空話；如果沒有責任，紀念只是儀式。

二二八事件研究提醒我們：威權體制的暴力往往透過「秩序」、「國家安全」等語言合理化集權獨裁政權的暴力。公民若沉默，制度便會吞噬人民。只有持續的民主深化與監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建立公義國家，不只是紀念日的活動，而是制度改革與價值選擇。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了震動社會的著作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奧秘》）。這本書被普遍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引爆點之一，不只改變了美國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理解，也對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的奧秘》直指1950至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女性的天職就是成為家庭主婦，在家中照顧丈夫與孩子。當時的教育制度、心理學理論、女性雜誌與廣告文化，都在強化這種觀念，使許多女性相信「婚姻與家務」就是人生唯一的成就。

然而，Friedan透過調查與訪談指出，許多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婦，其實內心感到空虛、孤立與失去自我。她將這種現象稱為「無名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並指出：女性若被限制在單一角色之中，便無法實現其完整的人格與潛能。這種論述為當時無數女性提供了語言與概念，使她們能夠理解自己的處境，並開始思考走入教育、職場與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女性的奧秘》出版後迅速引起社會辯論，也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這一波運動的關注焦點，從第一波爭取投票權，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例如：同工同酬與就業平權；生育自主與身體權；教育與職業機會；性別刻板印象的批判；家庭與社會角色的重新分配...等等。

Friedan後來共同創立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推動法律與制度改革，對美國1963年《同酬法案》與後續性別平權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主義運動的思想與實踐，也逐漸影響台灣社會的發展。台灣在民主化進程中，女性權利與性別平等逐步成為公共議題的重要部分，例如：

1. 法律與制度的進步：《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家庭暴力防治法》，這些制度改革，讓女性在職場、家庭與教育領域中，獲得更多保障與尊嚴。

2. 女性公共參與的提升：台灣在政治與公共領域中，女性參與度逐漸提高，從地方議會到國家領導層，都可見女性的身影。這顯示性別平權不只是口號，而是制度與文化逐步轉型的成果。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第四任民選總統，就是最好的體現。

3. 從家庭角色到公民角色：Friedan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女性是否只能活在他人期待的角色裡——對台灣同樣具有啟發性。女性不只是母親、妻子或照顧者，也是公民、專業者、改革者與社會建設者。

從1963年的《女性的奧秘》到今日的台灣，女性主義運動提醒我們：當一個社會開始聆聽被忽略的聲音，公義與盼望的歷史就會展開。這條路或許漫長，但每一步都是朝向更完整的人性、更公平的國度前進，更是在促進上帝國的新國度。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白玫瑰運動(White Rose)由慕尼黑大學一群學生與知識分子組成，多數是醫學院學生。他們原本在納粹體制下成長，但在親眼見證戰爭暴行與猶太人大屠殺後，良心受到強烈震動。創立者漢斯．紹爾(Hans Scholl)曾是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他的妹妹蘇菲・紹爾(Sophie Scholl)則是「德國少女聯盟」的幹部，兄妹兩人都是擁護納粹的狂熱幹部。但後來兄妹兩人逐漸看清納粹意識形態的殘酷與虛偽，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道德理念的覺醒，他們發現基督信仰與納粹宗旨並不一致。當時漢斯已經上過戰場、經歷過東線戰場慘況、見證過納粹殘暴對待猶太人的漢斯愈發相信，他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來反抗納粹暴行。

1942年夏天，白玫瑰成員秘密印製並散發傳單，揭露納粹與黨衛軍的暴行，呼籲德國人民起來反抗獨裁統治。他們的傳單引用亞里斯多德、歌德等思想家的語句，訴諸良心、理性與道德責任，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的良知。在極權監控的社會中，任何批評希特勒的言論都可能招致逮捕甚至處死，但這群青年仍選擇冒險行動。

1943年2月15日午夜，漢斯・紹爾、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維利・格拉夫(Willi Graf)走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他們三人都是「白玫瑰」的成員，旨在呼籲公眾反抗納粹的獨裁統治。他們攜帶了大約一千份傳單，用明確的言辭控訴納粹的暴行。這些傳單被裝入信封，丟入不同的郵筒內，「白玫瑰」希望這些傳單能夠被寄達相應的收件人。其中，施莫雷爾和紹爾還有更為大膽的計劃：他們用事先準備好的模版在巴伐利亞州政府的外牆上刷塗了黑色的「打倒希特勒」字樣，還在慕尼黑大學附近的一座建築上刷了「希特勒是屠殺犯」。

1943年2月18日，紹爾兄妹將裝滿傳單的手提箱帶入慕尼黑大學主樓散發。傳單中寫道：「清算的日子已經來到……我們要求歸還個人的自由，這是德國人民最寶貴的財富。」

然而，他們被校內警衛發現並通報蓋世太保(Gestapo)，隨即遭到逮捕。幾天後，在納粹的「人民法庭」這種形式上審判、實質上是政治清算的法庭中，紹爾兄妹與另一名同伴被判處死刑。1943年2月23日，他們被送上斷頭台。臨刑前，漢斯高喊：「自由萬歲！」（Long live freedom!）這句話，成為對抗極權最深刻的信仰宣言。

⭕️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同樣出現許多勇敢的人士，以有限的力量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中，民主運動人士因要求言論自由與人權保障而遭到逮捕審判。許多人被視為「叛亂犯」，承受長期監禁與政治迫害。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學生以和平方式佔領廣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與民主改革，最終促成體制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這些運動與白玫瑰的共同點在於：

1.青年與知識分子的良心覺醒。無論是慕尼黑大學生，或是台灣的大專青年，都在歷史關鍵時刻站出來。

2.以思想與言論對抗暴力政權。白玫瑰用傳單，台灣民主運動者用雜誌、演說與街頭行動，都是以公共論述對抗恐懼政治。

3.承擔個人代價，喚醒社會良知。修爾兄妹付出生命，台灣許多民主前輩付出自由與前途，卻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

德國白玫瑰與台灣美麗島運動、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青鳥運動等等都證明：民主的關鍵不是制度本身，而是願意守護民主制度的人民。教育若能培養歷史意識、倫理判斷與公共參與能力，民主就不只是選舉機制，而是一種共同生活的信念。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正式成為從南斯拉夫解體後誕生的新國家之一。這一歷史時刻，並非突然降臨，而是經歷長期壓迫、戰爭與國際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1990年代末期，塞爾維亞政權在米洛塞維奇領導下，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進行軍事鎮壓與種族清洗，導致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這場人道災難最終促使北約介入，也讓國際社會正視科索沃人民自決的訴求。

2010年7月22日，聯合國國際法院以10比4的結果指出，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並未違反國際法。這項諮詢意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顯示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人民意志下，單方面宣布獨立並非必然違法，而是可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

對台灣而言，科索沃的案例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第一，民族自決是歷史的趨勢，而非例外

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透過人民意志走向獨立。從波羅的海三國，到東帝汶，再到科索沃，這些案例都顯示，只要人民持續追求自由與尊嚴，歷史的方向往往會朝向自決與民主前進。

第二，國際承認是政治過程，而非單一法律判決

科索沃並非在宣布獨立當下就獲得普遍承認，而是經過多年外交努力，逐步獲得多國支持。這提醒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是長期累積民主價值、國際信任與外交實力的結果，而非一紙宣言即可完成。

第三，民主與人權是最有力的正當性來源

科索沃之所以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關鍵在於其人民長期遭受壓迫與暴力統治。國際社會最終支持的，不只是地緣政治利益，更是對人權與人民自決的肯定。台灣若持續深化民主、保障人權、關懷弱勢，便是在為自身的國際正當性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科索沃的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奇蹟，而是一段充滿苦難、堅持與盼望的長路。對台灣而言，這條路或許曲折，但只要人民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歷史終將為追求公義與尊嚴的民族開出新的道路。這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一種對未來世代負責的信念與行動。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1982年2月14日，一群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於洛杉磯正式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當時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的末期：戒嚴令尚未解除(直到1987年)，黨國體制壟斷政治資源與言論空間，海外台灣人常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援力量。海外台灣人希望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中，為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與國際尊嚴發聲，因而成立FAPA。

FAPA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工作，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促成多項關鍵政策成果，例如：支持《台灣關係法》的後續強化，推動美國對台軍售與安全承諾，爭取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FAPA的草根遊說模式，被視為：台美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政治力量之一。

當時台灣國內政治空間受限時，海外公民社會成為民主的第二條戰線。時至今日，這也讓我們知道，民主從來不是單一地理空間內的運動，而是一場跨越國界的公民行動，乃至於普世串連，民主價值理念相當的人民互相關注、聲援、馳援。這也就是中共等威權國家築起鐵幕、網路長城，深怕國際民主陣營的價值促使鐵幕內的人民獲得「民主啟蒙」，進而挑戰集權與獨裁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