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特遣隊起義

 ⭕️1944年10月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特遣隊起義

即使身處死亡工廠，人仍然可以選擇抵抗

黃春生牧師

1944年10月7日，在人類歷史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納粹德國的奧斯威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一群幾乎已經知道自己必死的猶太囚犯，選擇了反抗。這一天爆發了奧斯威辛特遣隊起義（Sonderkommando Revolt）。

這場起義最後遭到納粹黨衛軍血腥鎮壓，約450名特遣隊囚犯在戰鬥及隨後的報復中被殺害。然而，他們成功縱火、嚴重破壞第四火葬場（Crematorium IV），使其失去運作能力，並殺死3名黨衛軍人員、使多人受傷。

在納粹企圖把人變成沒有名字、沒有尊嚴、只能等待死亡的「囚犯編號」時，他們用最後的生命證明：暴政可以奪走人的生命，卻不必然能奪走人的意志。

▋被迫在「死亡工廠」工作的特遣隊

奧斯威辛並非單一營區，而是一個龐大的集中營與滅絕營體系。其中奧斯威辛二號——比克瑙，成為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最重要的大規模殺戮中心之一。

納粹在比克瑙建立毒氣室與火葬場，將殺人變成高度組織化、官僚化甚至工業化的國家機器。在這套死亡體系中，有一群囚犯被編入所謂的特遣隊（Sonderkommando）。他們大多是猶太囚犯，被迫在毒氣室與火葬場工作：搬運遭毒殺者的遺體、清理毒氣室、處理屍體並操作焚化設備。

這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納粹強迫受害者參與死亡機器的極端殘酷制度。更殘忍的是，因為這些特遣隊成員親眼看見大規模屠殺的運作方式，納粹定期殺害他們，再換上另一批囚犯，以消滅證人。

1944年，特遣隊成員逐漸得知黨衛軍準備再次「清理」他們。等待死亡，或者反抗。他們選擇後者。

▋1944年10月7日：死亡營裡的起義

10月7日，第四火葬場的特遣隊囚犯得知黨衛軍即將大規模處決他們，起義提前爆發。

囚犯以手邊能取得的工具、石塊及秘密準備的爆炸物攻擊黨衛軍。他們縱火並嚴重破壞第四火葬場。其他火葬場的特遣隊成員也加入行動，有人突破鐵絲網逃出營區。

但是，他們面對的是擁有槍械、警犬與完整軍事組織的納粹黨衛軍。逃出的囚犯很快遭到追捕、包圍及殺害。

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資料，約250名囚犯在戰鬥中死亡，起義被鎮壓後，黨衛軍又槍殺約200人；換言之，約450名特遣隊囚犯在這場起義及隨後的報復中喪生。黨衛軍則有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傷。這是奧斯威辛集中營歷史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囚犯武裝起義。

▋四位年輕女性，把火藥送進死亡工廠

然而，這場起義背後還有一群不能被歷史遺忘的人。一群年輕的猶太女性。她們被迫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體系內的 Union 軍火工廠從事奴役勞動。部分女性利用工作機會，一點一點偷取火藥，再藏在衣物、紙張或身體上，冒著立即被處死的危險，把火藥帶出工廠。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Ala Gertner, Regina Safirsztajn, Ester Wajcblum。火藥再經由集中營地下抵抗網絡，交到Róża Robota手中，最後送到特遣隊成員那裡。

沒有坦克、沒有軍隊，甚至沒有真正的槍械。她們能偷出來的，只是一點點火藥。但日復一日，一點一點累積。最後，這些微小的火藥成為反抗死亡機器的武器。

▋她們遭受酷刑，卻沒有出賣同伴

起義失敗後，蓋世太保追查爆炸物來源，循線逮捕這些女性。她們遭到長時間審訊與酷刑。納粹企圖逼她們供出地下抵抗組織其他成員，但是她們沒有讓納粹摧毀整個抵抗網絡。

1945年1月6日，距離蘇聯紅軍解放奧斯威辛只剩下三週左右，納粹將四位女性——Róża Robota, Ala Gertner, Regina Safirsztajn, Ester Wajcblum 公開絞刑處死。這也是奧斯威辛最後的公開處決之一。

關於她們最後時刻的細節，不同倖存者記憶與後來文獻存在若干差異；有證言記載她們呼喊復仇並唱起《Hatikvah》（「希望」）。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則記錄Róża Robota留下「堅強、勇敢」的勉勵。這些話令人震撼的地方，不只是英雄氣概。而是說出這些話的人，正站在絞刑架前。

▋不要把受害者只記成受害者

我們紀念奧斯威辛，當然是為了記住大屠殺。但我們也必須記住：遭受極權迫害的人，並不只是被動等待死亡的受害者。

華沙猶太區有人起義；特雷布林卡滅絕營有人起義；索比堡滅絕營有人起義；奧斯威辛的死亡工廠裡，同樣有人起義。

抵抗不一定保證勝利。甚至有些抵抗者從一開始就知道，軍事上的勝算近乎於零。但是抵抗仍然具有意義。

因為極權政治最終極的企圖，不只是統治人的身體，而是使人民相信：「反抗沒有用。」「你什麼都改變不了。」「服從才是唯一活路。」

當人接受這些話，暴政便不再只需要集中營、秘密警察與槍枝；恐懼本身就會替暴政完成統治。因此，1944年10月7日的火焰值得被記住。第四火葬場燃燒的，不只是一棟建築。

那是一群被納粹宣判死亡的人，在生命最後時刻對極權說：我們仍然是人，我們仍然能夠選擇，我們拒絕讓殺人的極權決定一切。

今天紀念奧斯威辛特遣隊起義，不是歌頌死亡，也不是浪漫化暴力，而是提醒我們：自由、尊嚴與人權從來不是歷史自動前進的結果。

它們需要有人保存真相，需要有人拒絕服從邪惡，需要有人在恐懼中彼此保護，也需要有人即使只握有「一點點火藥」，仍然不願把自己的良知交給暴政。

記憶，是對抗極權的第一道防線。
團結，是孤立與恐懼的解藥。

而在最黑暗的地方仍然拒絕放棄人的尊嚴，本身就是一種抵抗。1944年10月7日，在奧斯威辛，他們沒有贏得那一天的戰鬥。但他們留下了一個暴政始終無法徹底消滅的事實：只要人還能說「不」，極權就還沒有完全勝利。

1643年10月6日，大員小會第一次會議

 

⭕️1643年10月6日，大員小會第一次會議

——台灣現存最早的改革宗教會議會紀錄

黃春生牧師

1643年10月6日，在荷蘭統治時期的台灣，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從今日長老教會的制度來看，這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台灣土地上留下了現存最早的改革宗「小會」議事紀錄。

這批珍貴史料曾經沉睡三百多年。2000年，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與印尼國家檔案館（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展開檔案整理合作。2002年，荷蘭檔案人員在雅加達整理殖民時期檔案時，重新發現一批與17世紀台灣教會有關的文獻。這批資料過去甚至未受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研究荷蘭時期台灣教會史學者的充分注意；它的重新發現，為台灣早期教會史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

目前所知的重要檔案大致包括三類：

第一，往來書信（Briefwisseling van de Kerkenraed van Tayouan），記錄大員小會與巴達維亞小會、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中會（Classis van Amsterdam）、澤蘭地區的教會組織，以及台灣長官之間的往來。

第二，大員小會議事錄（Resoluties van de kerkenraad van Taiwan/Formosa）。現存檔案編號為 HR 4451，時間涵蓋1643年10月至1649年6月，共留下數十次小會會議的重要紀錄。後來的議事錄雖已散佚，但其他書信證明，大員小會並未因此停止運作。

第三，則包括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的商業簿記資料。

▋1643年10月6日：第一次正式小會

1643年，西門．范．布練牧師（Simon van Breen）來到台灣，著手建立大員小會。10月6日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這就是現存議事錄所記載的 Session 1。

這次會議並不是只有歐洲人在大員城裡討論自己的事情。

議事錄顯示，蕭壠社的原住民長老也參與會議、聽取報告，只是沒有在議事錄上簽名。當時尤羅伯牧師（Robertus Junius）更曾在蕭壠建立由原住民與荷蘭人共同組成的「蕭壠小會」（Soulang Kerkenraed），期待原住民基督徒逐漸參與教會治理。

這一段歷史尤其值得今日台灣教會重新思考。17世紀的宣教當然不能脫離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教會、殖民政府與VOC之間存在複雜甚至令人必須批判反省的關係；大員小會也有公司行政人員參與，不能浪漫化為今日意義下完全自主的地方教會。

然而，在殖民結構之中，我們仍看見另一股值得注意的力量：原住民族並不只是被宣教、被治理的客體，也開始成為教會治理的參與者。

尤羅伯設立蕭壠小會的構想尤其重要。他期待原住民學習治理自己的教會，使信仰不永遠由歐洲宣教師壟斷。雖然這個實驗很快中止，但它留下了一個至今仍然尖銳的問題：台灣的教會，究竟是由外來權力替台灣人民作決定，還是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真正成為信仰共同體的主體？

▋「小會」不是小事情

長老教會以外的人，看到「小會」一詞，大多不解其意，乍聽以為是很小的會議，其實一點也不小。

在改革宗與長老教會傳統裡，小會是地方教會最基本的治理議會，由牧師與長老共同承擔牧養、紀律與治理責任。數個地方教會組成「中會」，再由各中會代議形成更大的教會議會體制。

這種制度背後有一個重要的改革宗精神：教會不應成為某一位神職人員獨裁主導的信仰團體，也不應成為任何人所獨裁的團體。

牧師不是教會的獨裁者，教會透過信徒所選出的長老，與牧師共同議事、彼此制衡、集體辨識上帝旨意來治理群體。這正是改革宗「代議治理」的重要傳統。

因此，1643年10月6日的大員小會，意義不只在於「台灣很早就有長老教會」，更提醒我們：基督教在台灣的歷史，很早就出現了共同議事、長老參與及地方教會治理的制度實踐。

當然，我們不能直接把17世紀的小會等同現代民主制度；歷史脈絡完全不同。但是，「權力不應集中在單一個人手中」、「重要事務需要共同商議」、「治理者必須接受群體規範」這些改革宗政治倫理，確實與後來長老教會重視代議、問責及公共參與的精神彼此呼應。

更值得記得的是，在第一次大員小會的歷史現場裡，已經出現蕭壠社原住民長老的身影。

這提醒今日教會：真正的教會本土化，不只是把外國語言翻譯成台灣的語言，更是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尤其曾經被殖民、被邊緣化、被消音的人——真正擁有說話、決策與治理的權利。

1643年10月6日留下的，不只是一頁古老的議事錄。它也留下了一個三百八十多年後仍值得我們回答的問題：誰有資格坐在議事桌前？誰的聲音能夠被聽見？誰能共同決定教會的未來？

一個真正屬於台灣的教會，應當不斷學習讓更多人的聲音進入議事桌——特別是原住民族、弱勢者與長久被排除的人。

因為教會的治理若承認基督才是教會的主，就沒有人可以把教會據為己有。而這，或許正是1643年那場大員小會，在今日仍值得我們記念的理由。

Gene Sharp權力支柱理論看今日中共

 ⭕️Gene Sharp權力支柱理論看今日中共

黃春生牧師

非暴力抵抗教父吉恩·夏普（Gene Sharp）認為社會的政治體制就像一張桌子。真正讓桌面（政權）維持不倒的，不是桌面有多重，而是底下支撐它的一根又一根支柱。

他認為一個威權國家有六個 「權力支柱」（Pillars of Support）：軍隊、警察、公務員體系、媒體、商業社群與宗教機構。政治權力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取決於人民與機構的服從與配合。當支柱抽回合作、進行罷工或改變立場時，政權就會失去基礎而倒塌。 

在中共更加威權掌控的體制下，已經發展出更嚴密的12根「權力支柱」。

支柱	中國具體系統	提供給政權的核心資源
1. 中共黨組織	中央—地方黨委、黨組、基層黨支部、組織系統	指揮、幹部任命、政治忠誠
2. 軍事系統	解放軍、武警、民兵	最終強制力、政權安全
3. 公安國安系統	公安、國安、網警、反間諜體系	監控、拘捕、威嚇、情報
4. 法律司法系統	法院、檢察、司法行政、國安法律體系	將政治控制「法律化」
5. 官僚行政系統	國務院、地方政府、街道、社區治理	日常行政與政策執行
6. 國有經濟與金融系統	國企、國有銀行、能源、電信、交通	財政、資本、就業、基礎設施
7. 私營企業依附系統	大型科技、平台企業、民企黨組織	技術、資料、財富與就業
8. 資訊與宣傳系統	官媒、宣傳部門、網路平台、內容審查	敘事控制、議程設定
9. 數位監控系統	實名制、攝影監控、資料平台、網路防火牆	預防性鎮壓與社會可視化
10. 教育與知識系統	學校、大學、研究機構、思想政治教育	意識形態再生產、菁英培養
11. 社會組織控制系統	工會、婦聯、共青團、宗教管理、社區組織	吸納、動員與控制自主社會
12. 民族主義與心理服從	「民族復興」、國家安全論述、外部威脅敘事	正當性、認同與自我審查

Freedom House 對中國的近期評估其實相當接近這種結構性理解：中共控制範圍涵蓋國家官僚、媒體、網路言論、宗教、大學、企業與公民社會；中國在 2026 年 Freedom in the World 評分僅 9/100。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種「新型支柱」

第一是「數位威權支柱」

這是 Gene Sharp 時代尚未充分發展的部分。今天政權不必等人民上街才鎮壓，而可以透過實名制、平台資料、手機資料、攝影監控、臉部辨識、內容審查及網路身分系統，把「可能的反抗者」提早辨識出來。Freedom House 2025 將中國網路自由評為 9/100，並指出中國持續擴充網路封鎖、內容刪除及數位身分控制。

因此它不只是：鎮壓反抗（repression），而逐漸變成：使集體行動難以形成（preemption）。

第二是「經濟依附支柱」

傳統獨裁主要靠警察與軍隊；現代中國還大量利用工作、房屋、信用、企業監管、社會福利、商業機會與行政許可形成嚴密的服從體制。

這非常符合 Gene Sharp 所謂的 material resources（物質資源）。

國企、國有銀行、土地制度以及政府對私人企業的監管，使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高度交疊。Freedom House 也指出，國家透過國企控制銀行、能源等關鍵領域，同時私人企業仍容易受到政治與監管干預。

換句話說，威權治理最有效的狀態未必是：「你反對我，我就逮捕你。」而可能是：「你若反對我，你的工作、公司、帳號、升遷、研究、孩子教育與生活機會都可能受到影響。」於是恐懼被內化成自我審查。

第三是「社會原子化支柱」

這可能是分析中共時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根。

任何民主化或非暴力運動都需要 horizontal trust（橫向信任）：工人相信工人、學生相信學生、教會相信教會、知識分子相信知識分子、不同城市的人相信彼此。

威權治理則傾向讓人民只能形成：「人民 → 黨國」的垂直關係，而難以建立：「人民 ↔ 人民」自主橫向組織。

因此，打擊獨立NGO、人權律師、獨立工會、家庭教會、公民記者與自主社群，政治功能並不只是消滅幾名異議者，而是阻止社會形成不經黨國許可的信任網絡。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2025年報告也特別把公民社會、宗教、勞工、科技、人權律師與新聞工作者受到的壓制列為重要問題。

因此，我把中共的 Pillars of Support 畫成四層：

第一層：核心層：統治力量與指揮

中共組織：解放軍／武警→公安／國安→司法／監獄。這是強迫力量(coercive power)。

第二層：資源控制

官僚體系：國企、金融、能源、電信、大型科技企業。這是資源力量（material power）。

第三層：資訊與認知控制

宣傳、教育、媒體、網路審查、數位監控、民族主義。這是信息及意識形態力量（ informational / ideological power）。

第四層：最外層：奴性日常服從

家庭、職場、學校、社區、宗教團體、專業人士、一般人民。這一層其實最重要。藉由奴化教育，將人民管起來。

因為 Sharp 理論最深刻之處正在這裡：最上面的統治者看似最有權力，實際上整個金字塔的重量，是由下面無數人的合作、服從與沉默撐起來的。

所以若用 Sharp 的語言，中共政權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習近平有多大的權力？」而是：「究竟有哪些制度、群體與日常合作關係，每一天都在強化人民的奴性？強化中共的統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