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壓抑的殘骸中,守護自由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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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N̂g Chhun seng bo̍k-su
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
519 從被壓抑的殘骸中,守護自由的記憶
2026年5月18日 星期一
重新理解「共產」概念的歷史變化
重新理解「共產」概念的歷史變化
—從「社會主義」到「第三國際共產極權」
全文閱讀:https://re-xi-kan-gongchan-htzp1s1.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重新檢視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民主、人權與現代政治歷史。
若不區分不同時代「共產」一詞的歷史語境,很容易產生歷史錯置(anachronism):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追求勞工權利、民主改革與社會正義的人,直接等同於後來列寧式、史達林式,甚至毛澤東式的極權共產主義。這種簡化,不僅缺乏歷史學的嚴謹,也容易延續冷戰時代的威權敘事。真正成熟的歷史理解,必須區分不同時代的思想脈絡與政治文化。
▋「共產」在十九世紀原本是廣泛而多元的概念
十九世紀歐洲的「socialism(社會主義)」「communism(共產主義)」並沒有今日那麼固定的意識形態邊界。
當時包含:
* 基督教社會主義
* 工會運動
* 烏托邦社會主義
* 民主社會主義
* 無政府主義
* 馬克思主義
* 社會民主主義
很多都會被統稱為「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甚至這些流派之間,彼此甚至經常互相批判。
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核心在於批判工業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剝削。但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民黨(SPD)內部,也有大量人自稱 socialist 或 communist,卻主張議會民主、普選制度、工會自治、社會福利改革。因此,早期「共產」未必意味:一黨專政、秘密警察、極權統治、黨國體制、個人崇拜。這些其實是二十世紀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後才形成的政治形態。
若從這些特徵來看,某些二十世紀威權政權,包括冷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戒嚴體制,反而更接近「列寧式黨國控制」的結構:高度情治監控、思想審查、政治忠誠教育、黨國不分、以國家暴力維持統治。
▋第三國際(Comintern)之後,「共產」才被列寧主義化
真正讓「共產黨」一詞產生全球統一政治意涵的關鍵,是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列寧於1919年成立:第三國際,這時「共產黨」開始有了非常明確的組織定義:權力集中制、職業革命黨、黨高於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暴力正當化、國際革命輸出。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也逐漸被納入莫斯科體系。
此後,「共產黨」已不只是社會改革思潮的辯證,而成為一套高度紀律化、中央集權化的革命體制。後來的蘇聯、中國、北韓、東歐共產政權,大多沿著這條路線發展。因此:1919年以前的「共產」,與1919年以後的「共產」,其實已經不是同一種政治文化。
我們今天所批判的,主要是第三國際之後發展出的「共產極權體制」。而中國真正全面形成第三國際式極權文化,某種程度上,則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高峰:個人崇拜、群眾鬥爭、思想清洗、政治宗教化、全面監控與社會恐怖,皆在此時高度制度化。
▋用後來的「共產極權」回頭定義早期左翼,容易造成歷史誤判
這是歷史學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例如:
1. 臺灣日治時代的左翼人士,不等於後來的毛式極權支持者
1920至1930年代,許多臺灣知識份子受到: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反殖民思想、民族自決的影響。包括蔣渭水、蔡培火,林獻堂周邊部分青年,臺灣文化協會左派。
當時日本殖民警察常以「赤化」描述這些運動者,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支持:史達林大清洗、極權國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
許多人追求的,其實是:勞工權益、臺灣自治、民族解放、普選制度、社會公平,這與後來冷戰時代「共匪」的政治定義,差異極大。
2. 歐美許多早期社會主義者,本質上是民主派
例如: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議會改革、漸進民主、工會運動,反對暴力革命。
而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甚至批判列寧壓制民主。她有名的一句話:「自由永遠是持不同意見者的自由。」這與後來第三共產國際的蘇聯體制有根本差異。因此,把所有「左派」都視為「極權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歷史上的過度簡化。
▋冷戰威權體制經常把所有改革力量都貼上「共產」標籤
冷戰時代,「反共」經常被威權政權當作政治統治工具。
在冷戰期間:美國麥卡錫主義、國民黨白色恐怖、韓國軍政府、拉美軍事獨裁。都曾把:工運、農運、學生運動、人權運動、民主改革,直接貼上「共產黨」標籤。如此就能合理化:監控、逮捕、刑求、思想審查、軍事審判與屠殺。
例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統治者逮捕左派知識分子,如許強、郭琇琮、黃溫恭、吳克泰、葉盛吉、蔡鐵城、吳麗水、丁窈窕、施水環、方玉琴等人,就是貼上「共產黨」的標籤,並加以槍決。
臺灣在戒嚴統治、《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條」時代,「思想傾向」本身就可能入罪。因此,今日若仍用冷戰威權語言,把所有早期左翼思想都視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其實是延續威權時代的邪惡行徑。
▋民主社會主義與第三國際共產主義,本質差異極大
可以簡單對照:
| 民主社會主義 |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 |
| 多黨民主 | 一黨專政 |
| 議會政治 | 革命先鋒黨 |
| 言論自由 | 黨控制媒體 |
| 工會自主 | 黨控制工會 |
| 公民社會 | 黨國體制 |
| 社會福利 | 國家極權 |
| 漸進改革 | 革命暴力 |
因此,把兩者混為一談,就像:「因為中國自稱民主,所以民主等於中國。」這顯然不成立。
▋神學與公共倫理角度也必須避免歷史妖魔化
許多十九、二十世紀初的基督徒社會運動者:關心工人被剝削、關心貧窮、關心童工、關心殖民壓迫,因此支持某種「社會主義」。
例如:美國社會福音神學家華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所推動「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他並非極權主義者,而是主張:上帝國應彰顯社會公義,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得救,必須改革壓迫結構。因此,「追求社會正義」與「支持極權共產黨」之間,不能畫上等號。這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倫理分辨。
▋今日臺灣更需要精確區分「民主左派」與「極權共產主義」
尤其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威權擴張時,更需要概念清楚。因為中國共產黨如今實際上已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政黨,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數位監控威權、民族主義、黨國資本聯盟。它與十九世紀許多追求民主改革的社會主義者,其實距離非常遠。在第三共產國際的龍頭—蘇聯瓦解後,中共也揚棄第三共產國際路線,而宣示自己的新路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今天若將「社會主義」概念混亂,反而會:無法理解歷史、無法辨認真正威權、無法建立成熟公民社會。
歷史研究的重要責任,不是把所有人簡化成敵我標籤,而是理解:「不同時代的人,究竟在對抗什麼壓迫?又在追求什麼樣的社會?」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歷史再次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廉價的標籤政治,而是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複雜性的公民文化。當一個社會願意細緻區分概念、尊重歷史脈絡、拒絕思想獵巫,它才真正具備抵抗極權的能力。而這,也正是臺灣民主最值得珍惜的地方。
1843年5月18日,蘇格蘭自由教會成立
⭕️1843年5月18日,蘇格蘭自由教會成立
——在分裂與合一之間,學習彼此包容與理解
全文閱讀:https://scotland-freechurch-1843-1b6cidf.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843年5月18日,蘇格蘭教會歷史發生了一場震撼歐洲基督教界的重大事件。當天,在愛丁堡舉行的蘇格蘭國教教會(Church of Scotland)總會中,以查麥士牧師(Thomas Chalmers)為首的474位牧師,集體離席退出總會,另行成立「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
這場被稱為「大分裂」(The Disruption)的事件,不只是教會制度之爭,更是關於:「教會究竟屬於誰?」「信仰是否應受國家權力控制?」「教會是否能忠於上主的呼召,而不屈從政治與財富的力量?」
而令人深思的是,這場曾經尖銳對立的分裂,經過近百年的歷史淬煉,最終卻逐漸走向理解、包容與合一。這段歷史,也成為今日全球長老教會重要的提醒。
▋約翰.諾克斯與蘇格蘭宗教改革
蘇格蘭長老教會的根源,可追溯至宗教改革時代。加爾文的學生、蘇格蘭改革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在16世紀將日內瓦改革宗精神帶回蘇格蘭。
1560年,蘇格蘭議會正式通過宗教改革,制定《蘇格蘭信仰告白》(Scots Confession),並建立以「長老制」為核心的教會制度。這種制度強調:
- 教會不是由主教專權統治;
- 教會治理應透過長老與牧師共同代議;
- 地方教會、區會、總會彼此連結;
- 基督才是教會真正的元首。
1560年12月20日,第一屆蘇格蘭長老教會總會成立,並頒布《教會法規》(Book of Common Order)。從此,蘇格蘭教會成為全球長老教會的重要母會,深深影響後來的加拿大、韓國、台灣與世界各地改革宗教會。
▋政教關係的衝突:誰有權任命牧師?
然而,到了18世紀,蘇格蘭教會逐漸面臨國家與地主勢力的介入。
1712年,英國國會通過「領主任命權法案」(Lay Patronage Act),允許地主與權貴直接任命地方教會牧師。這意味著:
- 地方會友無法自由選擇牧者;
- 教會容易被政治與財團控制;
- 傳道人可能依附權勢,而非忠於福音。
這與長老教會強調的「代議精神」與「基督作主」產生根本衝突。到了19世紀,許多牧師與信徒逐漸認為,若教會連自己的牧者都無法自由選擇,那麼教會便失去屬靈自主性。
▋查麥士牧師:改革不是爭權,而是捨己
查麥士牧師(Thomas Chalmers)是這場改革運動的重要領袖。他不只是神學家,更是關懷貧窮與社會改革的牧者。他曾擔任:
- 聖安得烈大學倫理學教授
- 愛丁堡大學神學教授
- 蘇格蘭教會改革運動領袖
查麥士深信:真正的教會,不應淪為國家機器的附庸。因此,1843年總會召開時,他率領474位牧師離席,另組「蘇格蘭自由教會」。
最令人動容的是:這些牧師不是為了爭取利益而離開,反而是放棄利益。
他們放棄:
- 教堂建築
- 牧師館
- 薪資與退休保障
- 原有教會資產
他們選擇離開安逸,走向未知。
有些牧師甚至在寒冬裡,只能帶著信徒在戶外聚會敬拜。風吹雨打,沒有禮拜堂,沒有暖氣,但他們相信:「教會真正的根基,不是石頭建築,而是對上主忠誠的信仰共同體。」這種精神,也深深影響後來全球長老教會的宣教運動。
▋宣教的教會:從蘇格蘭到台灣
蘇格蘭自由教會強調兩個精神:「志願」(volunteer)、「捨己」。這使他們成為極具宣教熱情的教會。許多海外宣教師,都來自自由教會體系。其中,也包括後來來到台灣北部宣教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出生的1844年,正是蘇格蘭自由教會成立隔年。他家鄉的「左拉教會」(Zorra Church)也在當時加入自由教會體系。因此,某種程度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精神,也承接了這場「自由教會運動」的歷史血脈。
這也是為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重視:
- 教會自主
- 民主代議
- 良心自由
- 社會關懷
- 公義實踐
- 對弱勢者的陪伴
因為這些價值,並不是後來才突然出現,而是早已深植於蘇格蘭長老教會歷史之中。
▋從分裂走向合一
然而,歷史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曾經激烈對立的教會,後來卻逐漸彼此靠近。1874年,「領主法案」終於被廢除。過去最大的衝突根源,也因此消失。1895年起,自由教會與聯合長老教會開始商談合一;1900年合併成「聯合自由教會」(United Free Church)。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格蘭社會深刻反省國家、戰爭與教會的關係。1929年,聯合自由教會與蘇格蘭國教教會正式合併,成為今日的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
這段歷史非常重要。因為它提醒世人:教會並非沒有衝突。真正成熟的信仰群體,也不等於沒有差異。真正重要的是:經過歷史淬煉後,人們是否願意學習彼此理解。
▋今日的啟示:差異不必成為敵意
今日世界,包括教會與社會,都充滿分裂:
- 政治立場的對立
- 世代衝突
- 身份認同爭議
- 國族與文化張力
- 神學觀點差異
然而,蘇格蘭教會歷史提醒我們:有時候,人們並非在「信仰核心」上完全不同,而是在「如何理解公共角色」上有不同判斷。
1840年代的蘇格蘭三大長老教會:
- 蘇格蘭國教教會
- 蘇格蘭自由教會
- 聯合長老教會
其實都:
- 採長老制度
- 崇拜形式相近
- 使用相似信仰告白
- 同樣在愛丁堡召開總會
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如何理解政教關係」。而經過數十年的歷史,他們終於逐漸理解:彼此並非敵人,而是站在不同歷史處境中回應信仰的人。這樣的成熟,非常珍貴。
▋在歷史的淬煉中,學習更深的包容
蘇格蘭自由教會的成立,不只是「分裂史」,更是一段關於良心、自由與改革的歷史。而最動人的,或許不是當年的離席,而是後來的和解。
歷史讓人明白:即使理念不同,仍能彼此尊重;即使走過衝突,仍能重新同行。真正成熟的信仰,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在差異之中,仍願意一起尋求真理、公義與和平。這或許也是今日教會與社會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畢竟,上帝國的新國度,不是建立在彼此毀滅之上,而是建立在真理中的誠實、以及愛中的彼此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