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19日，劉永福「阿婆仔踉港」

 

⭕️1895年10月19日，劉永福「阿婆仔踉港」

黃春生牧師

大清國末年，邱逢甲、唐景崧、劉永福不戰棄官而逃。當時台灣僅有西部漢人居住區域屬於大清國治理，原住民區域則未納入版圖。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大清國割讓台灣給日本，日本要來接收台灣前夕，本地清國人發起反割臺運動，丘逢甲在馬關條約簽訂後屢次刺血上書，反對割台。劉永福不願意投降，便擁立巡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總統，自立為黑旗軍大統領。

唐景崧逃離台灣後，劉永福接掌南部軍政，成為台灣民主國最後階段的實際領導者。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對這段歷史的介紹，也採取他接掌軍政、隨後離台的敘述。

1895年10月19日，當日軍步步進逼台南，曾被寄予厚望的黑旗軍將領劉永福，卻悄然前往安平，準備渡海離台。劉永福趁機由安平港坐小舢舨，10月20日登上英國籍郵輪「塞里斯號」(Thales，《臺灣通史》譯“爹利士”)潛逃廈門，10月21日在距離廈門外海21公里的公海上，遭巡弋其間的日本海軍巡洋艦「八重山艦」及所屬艦隊喝令停船，日軍一一搜索船上800名乘客後，並欲帶走被識破的劉永福及其隨從七名。不過此舉遭塞里斯輪船長以「不合國際公法」所拒絕。於是這則棄官潛逃事件，迅速傳了開來，後來台灣民間便開始流行這句「阿婆仔踉港(a-pô-á làng-káng)」。

這句俚語之所以令人難忘，在於它把莊嚴的政治承諾，變成狼狽的逃亡畫面。《康熙字典》引《類篇》解釋「踉」 (文lōng，白làng)意思是「行遽貌」， 彷彿雙腳踩高蹺跌跌撞撞的飛奔。

其實劉永福也曾想抵抗日軍。根據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整理的往來電報顯示，他早在八月便因糧餉匱乏、軍情危急，請求安排船隻內渡。這說明南部抵抗面臨的困境，也讓後人更有理由追問：當領導者已在安排退路時，跟隨他的軍民知道多少？人民的安全，又由誰負責？

真正值得批判的，是領導者如何處理自己承擔的責任。戰局無可挽回時，撤退、交涉乃至停止抵抗，都可能是必須考慮的選擇；但人民有權知道局勢，也有權要求掌權者安排善後、保護平民，不能只留下恐懼與混亂。

劉永福離去後，台南地方人士與英國巴克禮、宋忠堅等宣教師，承擔了出面交涉的風險。10月20日夜間，他們前往日軍營地；翌日，日軍進入台南城。這些行動提醒我們：歷史中的勇氣，也存在於設法讓居民免受攻城戰火的人身上。

回望1895年，台灣人最深的悲劇，是命運被帝國交涉與軍事征服所支配，自己卻缺乏決定前途的權利。今天，我們已經擁有民主制度，更應把歷史教訓化為公共責任：監督領導者、強化防衛與救援能力，讓資訊透明，讓弱勢者在危機中得到保護。

「阿婆仔踉港」可以是一句笑話，留下來的人所承受的苦難卻不能被一笑帶過。台灣的未來，需要的是願意向人民交代、與社會共同承擔風險的領導者；也需要每一位公民，一起把守護家園的能力建立起來。

圖：〈Tâi-lâm Kau-chiàn ê Siau-sit〉(台南交戰的消息)，《Tâi-ôan Hú-siâⁿ》[即《Tâi-ôan Kàu-hōe Kong-pò》(台灣教會公報)]，128卷(期)，第144篇 ，台灣教會公報社，1895年12月16。「在九月初二（陽曆10月19日）晚間，劉欽差有計畫地逃到一艘火熏船（輪船），叫做Tia-lī-sū。到了隔天船開往廈門，不過日本的軍艦有兩次追到，官兵也有詳細搜索劉欽差是否有在船內。」

1989年10月18日，東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何內克辭職

 ⭕️1989年10月18日，東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何內克辭職

黃春生牧師

1989年10月18日，統治東德十八年的何內克（Erich Honecker），辭去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官方以「健康理由」解釋這場權力交替，背後卻是人民大量出走、持續擴大的示威，以及黨內高層的逼退。獨裁者終於下台，因為愈來愈多人拒絕繼續服從。

就在十多天前，東德政權才盛大慶祝建國四十週年。10月6日至7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到訪東柏林。在官方安排的自由德國青年團火炬遊行中，出現對戈巴契夫的熱烈歡呼；慶典期間，「戈比，幫幫我們！」的呼聲，更暴露出人民對改革的渴望。原本用來展示政權團結的舞台，竟傳出了對現狀的不滿。

然而，改變東德的力量，不能只從領導人的會面與黨內鬥爭理解。在萊比錫，一群人早已用每週一次的和平祈禱，學習如何面對恐懼。

聖尼古拉教堂自1982年起持續舉行週一和平祈禱會，逐漸成為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相遇、討論社會問題的空間。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牧師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但這項工作並非一人的功勞，而是青年、牧者與和平、人權團體共同耕耘的成果。祈禱會使原本孤立的人彼此看見，也使被壓低的聲音有機會被聽見。

1989年10月9日，約七萬人走上萊比錫街頭。面對可能遭鎮壓的危險，他們呼喊「我們是人民」與「不要暴力」。那一夜沒有發生人們所恐懼的大屠殺，成為東德和平革命的關鍵轉折。教堂裡的祈禱走進街頭，燭光成為公開拒絕恐懼的見證。

這場歷史不能浪漫化。燭光沒有魔法，和平革命也不是只要祈禱、等待，專制就會自行消失。它需要長期組織、可靠資訊、彼此扶持，以及在危險中維持非暴力的紀律。人民願意承擔風險，教會願意提供空間，才使改變逐漸成為可能。

聖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禱，以耶穌的登山寶訓、尤其八福為重要根源。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提出一項公共神學的反省：締造和平，需要正視壓迫；與受苦者站在一起，也包括保障他們說話、集會與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當國家要求人民交出良心，教會就有責任見證：人的尊嚴不由政黨授予，任何政權也無權收回。

何內克下台，仍不等於民主已經到來。繼任者克倫茨（Egon Krenz）出自同一套權力體系，曾為選舉舞弊與中國鎮壓民主運動辯護。人民因此沒有把領袖換人當作改革完成。真正的民主，必須讓人民能夠自由組織、監督政府，並透過自由選舉決定政治方向。

對台灣而言，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珍惜民主，就要守住言論、信仰與結社自由，也要使掌權者接受法律與人權的約束。德國走向統一的歷史，有其特殊條件，不能被挪用為要求台灣接受專制統治的理由。值得承繼的，是人民有權決定自身未來的原則。

教會也應持續追問：我們是否願意為受壓迫者留下位置，為遭噤聲者發聲，並在民主生活中照顧貧困、失業與被排除的人？自由若要扎根，就必須讓處境最脆弱的人，也能有尊嚴地生活。

紀念何內克下台，是記念那些曾被認為無力改變歷史，卻仍然走出家門、點起燭光的人。獨裁要求人民相信自己無能為力；民主則從人們重新相信彼此、共同承擔責任開始。

10月17日，紀念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05週年

 ⭕️讓人民有知識，讓臺灣有自己的聲音

——紀念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05週年

黃春生牧師

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成立大會。三百餘名會員出席，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在殖民統治的限制下，他們以文化啟蒙開拓公共空間，讓臺灣人學習理解世界，也開始共同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

紀念文協，不能只記住幾位先賢的名字，更要理解他們為何如此重視知識。當人民缺乏取得資訊、閱讀與討論的機會，統治者便容易代替人民解釋世界，甚至代替人民決定命運。教育的普及，因此與人的尊嚴、社會的自由密切相關。

蔡培火與濟南教會前身日本牧者上與二郎的交會，正呈現了文化運動、基督教信仰與公共責任彼此連結的一段歷史。

蔡培火出身教師，深知教育機會與語言門檻如何影響一般人的生活。他在1914年參加臺灣同化會時，便以推廣白話字為重要訴求；其後持續投入羅馬字運動，並於1925年出版臺語白話字著作《十項管見》。對他而言，讓人用熟悉的語言讀書、表達思想，是使知識走入日常生活的重要方法。

一個人不該因為沒有受過菁英教育，就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一種語言，也不該因為使用者缺乏政治權力，就被認為不配承載知識。從今天回望，蔡培火的努力提醒我們：文化平等，需要讓每個人都有學習、理解與發聲的機會。

留日期間，蔡培火受到植村正久牧師的影響，並於1920年在東京富士見町教會受洗。植村與臺灣人的往來，也使他逐漸看見殖民統治中的差別待遇，進而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在植村正久牧師的推薦下，上與二郎牧師前來臺灣擔任今日濟南教會第四任牧師(1918年5月～1947年5月)，是任期最長的牧師。當時，臺灣總督府許多的官員、技術者、教育家等信徒皆在此參加禮拜。如土木部次長長尾半平及府立醫專(今台大醫學院)第二任校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位社長高木有枝。

上與二郎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留下了教會走入公共教育的具體足跡。1924年至1926年，文協連續三年在霧峰林家萊園舉辦夏季學校，由林獻堂提供場地與膳宿，男女兼收。課程涵蓋宗教、歷史、哲學、憲法、經濟與科學；上與二郎講授宗教，林茂生講授哲學、西洋文明史，蔡培火則講授科學概論及人生我觀等課程。這是一個集合不同專業、共同拓展社會視野的學習空間。

宗教與科學、憲法與哲學出現在同一份課表，至今仍富有啟發性。信仰可以促使人追問生命的意義，也應鼓勵人理解制度、辨認不義，培養承擔公共責任的能力。教會若珍惜人的尊嚴，就應支持人民取得知識，讓更多人有能力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定。

文協的文化啟蒙，也與爭取政治參與相互呼應。蔡培火、蔣渭水等人投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因1923年的治警事件遭到逮捕。這段歷史讓我們看見：當人民要求組織、討論與參與的權利，殖民統治的界線便顯露出來。

105年後，臺灣已建立民主制度，文化啟蒙仍有新的工作。資訊取得更容易，辨認資訊卻未必更容易；每個人都能發言，也不表示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同樣被聽見的機會。我們需要媒體識讀、歷史教育與母語教育，也需要關心偏鄉、勞工、移民及經濟弱勢者能否平等參與公共生活。

臺灣的主體性，應在人民能夠自由思考、彼此辯論、共同決定未來的生活中持續成長。它也要求我們保障少數者的權利，避免任何掌權者壟斷歷史與真理。

紀念10月17日，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把知識帶到人群中，把公共討論的門打開。讓更多人讀得懂、問得出、說得清，也讓臺灣的未來，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書寫。

圖：文化協會第一回夏季學校1924年8月10日，在霧峰萊園開學，為期一週，共有55名學員，由林獻堂(右前4)主持，講師有連橫(臺灣史，右前5)、林茂生(倫理哲學，右前6)、黃朝清(精神療法)、上與二郎、松本安藏、渡部彌億等六人。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

每個人的時間都很寶貴，不必把每一則挑釁都當成辯論邀請。

保羅・葛拉漢的「反駁金字塔」提醒我們：辱罵、人身攻擊、糾纏語氣、沒有理由的反對，都缺乏論證力量。真正值得投入的討論，會提出證據、說明理由，並回應對方的核心主張。

守護討論空間，可以從三件事開始：

❶ 惡意洗版：直接刪除。

反覆辱罵、騷擾者，直接封鎖，不必奉陪到底。

❷ 煽動標題：停止餵養流量。

對屢次標題與內文不符、靠羞辱和對立吸引點閱的媒體，果斷退追、封鎖。

❸ 無效爭吵：及時離場。

無論背後是真人、網軍、殭屍等自動化帳號，只要不斷跳針、轉移焦點，就不必繼續消耗自己。

不同意見值得聆聽，但惡意騷擾需要界線。DH1-3都屬於紅線範圍，可以刪除、隱藏；DH4判斷一下；DH5-7友善對話。

民主需要容納異議，也需要讓願意講道理的人安心發言。把版面留給證據，把耐心留給願意對話的人。

別跟「殭屍、網軍」打架——你的生命，還有更值得投入的事。

10月16日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黃春生牧師

1978年10月16日，58歲的波蘭樞機主教卡羅爾．沃依提拉（Karol Wojtyła）獲選為第264任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他是首位波蘭籍及斯拉夫裔教宗，也是自1523年哈德良六世逝世後，455年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教宗。這次選舉，後來成為理解東歐民主轉型的重要歷史時刻。

當時，波蘭仍處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由共產黨掌權。對許多生活在鐵幕之下的人而言，國家的宣傳、監控與壓制，彷彿就是無法改變的命運。然而，一位來自受壓迫社會的教宗，向世界傳達另一個可能：政治權力再龐大，也不能壟斷人的良心。

當選六天後，他在就職彌撒中呼籲：「不要害怕！」並邀請人們向基督敞開國家疆界、經濟與政治制度。這首先是信仰的宣告；放在當時的處境中，也具有深刻的公共意義：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自稱擁有人的全部生命。

獨裁最害怕的，是人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1979年，若望保祿二世返回波蘭。他帶來的力量，在於使許多人重新看見彼此，重新相信共同生活可以建立在真理、尊嚴與團結之上。此後，他對團結工會及勞工權利的支持，成為波蘭抵抗共產專制的重要精神資源。

當然，東歐共產政權的崩解，不能歸功於單一人物。工人、知識分子、宗教團體與無數普通人的長期抗爭，加上經濟困境、國際局勢及戈巴契夫的政策轉變，共同促成歷史轉折。若望保祿二世的重要貢獻，是幫助人民相信：眼前的威權統治並非歷史的主宰者，恐懼也不會永遠主導人的生命。

紀念這段歷史，不能只停留在對過去的讚嘆。我們也盼望，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終有一天能擺脫專制統治，自由表達意見、實踐信仰、組織公民團體，並透過真正自由的政治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

今日俄羅斯雖然解散共黨，但本質仍是獨裁統治；我們所反對的，是壓制人民、拒絕問責、以暴力維持權力的專制統治。反對中共政權的壓迫，不等於仇視中國人民；反對俄羅斯的侵略與鎮壓，不等於敵視俄羅斯人民；反對北韓的世襲獨裁，更應包含對北韓人民苦難的深切關懷。

我們期待的，是人民得到自由，而不是人民承受另一場災難。

若望保祿二世留下的啟示，也要求民主社會自我省察。他在《百年》通諭中，把人的尊嚴與權利視為衡量制度的根本尺度，並肯定法治、參與及制衡權力的重要。推翻專制之後，仍須建立保障人的制度。

因此，我們紀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應珍惜並深化自己的民主。民主的品質，體現在掌權者是否接受監督、少數者是否受到保障、勞工是否獲得公平待遇，以及脆弱處境中的人是否有人同行。任何政黨，都不能以保衛民主之名，要求人民放棄批判與問責。

從基督信仰而言，任何國家、領袖與政黨都不能取代上主。當政權要求人把良心交出去，教會就有責任見證人的尊嚴；當權力要求人對受害者保持沉默，信徒就應站在受壓迫者身旁。

鐵幕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終究仍然倒下。這不表示自由會自動到來，而是提醒我們：專制並非永恆，公民的勇氣、彼此的團結與持續的實踐，確實可能改變歷史。

願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迎來免於恐懼的日子；願政治犯重獲自由，流亡者平安返鄉，孩子不必靠歌頌領袖換取安全。

也願我們記得：盼望終結專制，就從今天守護民主、自由、公義，守護每個人的尊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