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荷蘭首相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生日

 ⭕️10月29日，荷蘭首相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生日

黃春生牧師

10月29日是荷蘭神學家、牧師與政治家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的誕辰。他於1901年至1905年擔任荷蘭首相，也是新加爾文主義的重要倡導者。凱柏留給今日教會的問題，依然尖銳而切身：當我們承認上主掌管生命，這份信仰如何進入教育、勞動、政治與社會制度，成為鄰舍的祝福？

1907年，凱柏七十歲生日受到盛大慶祝。史料記載，約二千八百名基督教學校教師集資，以肖像畫及紀念冊向他致敬。這段歷史反映了他的社會影響力，也提醒我們：他的公共事業，背後有許多教師、信徒與平凡家庭持續參與。改變社會，需要思想，也需要願意同行的人。

▋讓權力有界線，讓社會有空間

凱柏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是「生活領域主權」（sphere sovereignty）。家庭、學校、教會、政府等社會領域，各有其責任與權限，不能任由某一種權力吞沒其他領域。政府不能包辦社會生活，教會也不能以信仰之名接管所有公共事務。

1880年10月20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創立，凱柏在開校演說中闡述這項理念。校名中的「自由」，指向大學免受政府與當時荷蘭歸正教會支配的自主性，使學術研究能在其信仰立場上展開。對他而言，信仰與知識可以彼此對話，而教育需要制度上的自由空間。

從今日民主社會的處境延伸思考，這項理念有助於我們辨認權力的界線：政治權力應尊重學術專業，經濟力量不應左右一切公共決策，宗教團體也須尊重其他信仰與非信仰者的公民地位。這是本文對凱柏思想的當代運用，並不表示他已完整提出今日的人權觀念。

同時，各領域的自主性，不能成為免除公共責任的藉口。家庭自主不能掩護家暴，宗教自由不能遮蔽侵害，企業經營自由也不能合理化剝削。當權力傷害人的尊嚴，政府仍須依法保障受害者。權力有界線，人的權利才有保障。

▋從憐憫走向社會責任

凱柏的信仰關懷，也進入了工業化時代的貧窮與勞動問題。1891年，他在基督教社會大會的開幕演說中，要求信徒正視當代社會苦難。他以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呼籲基督徒不可繞過受傷的人；並指出，有人辛勤工作卻無法養活家庭，有人願意工作卻因失業陷入飢餓，這些處境需要教會認真回應。

這份提醒，對今日台灣同樣迫切。當低薪勞工難以負擔居住成本，移工承擔照顧責任卻缺乏充分保障，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為照護耗盡心力，教會除了急難救助，也應追問：哪些制度使人反覆陷入困境？哪些政策能使照顧與勞動得到合理支持？

慈善回應眼前的需要，公義則進一步檢視造成需要的制度。兩者彼此相連。教會伸出援手，也應陪伴受苦者發聲，使他們能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公共決定。

10月29日紀念凱柏，最有意義的行動，是重新省察我們如何運用手中的影響力：學校是否讓孩子得到公平的機會？教會是否讓受傷的人安心求助？政府是否讓缺乏資源的人仍能享有尊嚴？

彌迦書六章8節所指向的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上主同行，可以成為我們承接這份歷史遺產的準繩。當信仰化為保障自由的制度、扶持弱者的政策，以及願意傾聽的陪伴，教會便在日常公共生活中，為上帝國留下可辨認的記號。

10月28日，黃彰輝牧師紀念日：以「呣甘願」守護台灣人的尊嚴

 ⭕️10月28日，黃彰輝牧師紀念日：以「呣甘願」守護台灣人的尊嚴

黃春生牧師

1988年10月28日，黃彰輝牧師（N̂g Chiong-hui，Shoki Coe）在英國倫敦安息，享年七十四歲。紀念這位「台灣人的先覺者」，我們所追念的，是一位將神學教育、普世合一與人民尊嚴連結起來的信仰實踐者。他留下的問題，至今仍在叩問教會：當人的身分被否定、自由被剝奪，信仰能否發出抵抗的聲音？

1914年8月20日，黃彰輝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彰化，父親黃俟命牧師當時在當地傳道，因此為他取名「彰輝」。他在台南成長，先後接受台灣、日本與英國的教育，1937年自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畢業後赴英，隨後進入劍橋西敏斯特學院研讀神學。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生命經驗，使他逐漸看清：人的名字、母語與自我認同，都可能成為權力介入的所在。

戰後返台，黃彰輝投入神學教育，1949年接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成為該校首位台灣人院長。他所承擔的，不只是戰後復校後的校務重建，更是培育能夠理解台灣、服務人民的傳道人。教會若只會重述遠方的神學答案，卻聽不見身旁人民的苦難，再完整的教義，也可能停留在紙上。

1965年至1979年，他在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的神學教育基金會工作，成為推動全球神學教育更新的重要人物。後來以反種族隔離運動聞名的南非圖屠大主教(Dr. Desmond Tutu)，也曾擔任他的助理，並在為其傳記撰寫的序言中，感念黃彰輝對自己的領導與生命帶來的影響。一位來自台灣的牧師，就這樣參與了世界教會對公義、文化與信仰的重新思考。

黃彰輝最重要的神學貢獻之一，是推動「實況化」，也就是今日常說的「處境化」。這不只是把西方神學翻譯成台語，或在禮拜中加入本土文化，而是追問：福音進入具體歷史時，如何回應政治壓迫、經濟不平等與人的尊嚴？1972年神學教育基金會出版的《處境中之事奉》(Ministry in Context)，正呈現了這種超越文化表面、深入社會結構的關懷。

處境化也不能成為迎合社會的藉口。鄭仰恩整理黃彰輝的思想時指出，福音與生活實況之間，具有彼此充實、也彼此批判的動態關係。這意味著，教會必須認真理解自己的土地，也必須容許福音檢驗我們所熟悉的文化、政治認同與利益。愛台灣，需要對台灣的傷口誠實；關心公共事務，也必須保有批判權力的自由。

這份信仰，使黃彰輝即使長居海外，仍持續為台灣發聲。1972年，他與黃武東、宋泉盛、林宗義等人推動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向國際社會說明台灣處境，主張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1982年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也成為海外台灣人爭取民主與人權的重要力量。同年9月，黃彰輝赴美國國會相關聽證會作證，說明台灣長老教會受到政治壓迫的情形。

支撐這些行動的，是他深刻的「呣甘願」（m̄-kam-goān）。

在《回憶與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中，黃彰輝將這份感受連結於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及拒絕接受不平等待遇的抵抗。他所盼望的「出頭天」（chhut-thâu-thiⁿ），指向台灣人民的身分與尊嚴獲得尊重。這份抵抗具有明確的倫理方向：人按照上帝形象受造，因此不應被殖民權力、國家機器或他人的優越感貶抑。

沿著這條神學道路，今日的我們也應追問：我們還會為誰「呣甘願」？

當勞動者辛勤工作卻難以安居，當移工被當成可以替換的工具，當原住民族的歷史與土地權利遭到忽視，當性別、族群或身心差異成為排除他人的理由，教會是否願意走近受傷的人，並參與改變造成傷害的制度？

同樣地，面對中共武力恐嚇侵略台灣，或強制手段決定台灣前途的力量，我們也有責任守護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這份責任，來自對人的尊嚴與自決權的尊重；它也要求我們持續檢驗自身社會中的不義，不能因為掌權者與自己立場接近，就降低公義的標準。

從信仰上說，這是我們今日承接黃彰輝精神的方向：讓對不義的「呣甘願」，化為甘願承擔的行動；讓對自由的珍惜，化為保護他人自由的實踐。

紀念黃彰輝牧師，最有力量的方式，是繼續他未竟的工作。在自己的土地上深深扎根，與世界受壓迫者彼此扶持；以勇氣抵抗支配，以憐憫陪伴脆弱者，讓「出頭天」成為更多人能共同分享的盼望。

10月27日，霧社事件九十六週年

 

⭕️10月27日，霧社事件九十六週年
黃春生牧師

1930年10月27日，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與六個部落的族人發動武裝反抗，襲擊警察駐在所及霧社公學校聯合運動會，震動日本殖民統治。九十六年後，紀念霧社事件，我們仍須追問：當一個政權以「文明」自居，為何會將人逼向如此慘烈的絕境？

理解這段歷史，必須讓賽德克族人站回歷史的中心。他們有自己的土地、文化、社會秩序與祖先傳承，對殖民統治的反抗，也有其具體的生命處境。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失敗後，透過《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日本。然而，帝國之間的條約，並未徵詢島上人民，更未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原住民族世代生活的山林，在統治者筆下成為可以轉讓、接收與征服的領土。

清廷對台灣的實際控制並不均勻，尤其對不少山地部落，始終未能建立穩定統治；而是以統治西半部為主。十九世紀後期的「開山撫番」，已將國家力量推向山區與東部。日本接收台灣後，則進一步透過軍警、隘勇線與所謂「理蕃」政策，將原住民族土地納入殖民控制。政權更替之下，原住民族持續面對失去土地與自主生活的壓力。

霧社事件的深層原因，正是這種壓力長年累積的結果。強制勞役、差別待遇、警察威權，以及對部落生活的干預，逐漸侵蝕族人的生計與尊嚴。日本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歷史條目，也將不顧農忙的勞動徵調、工資延付、日常歧視及對婦女的侵害，列為事件背景。

從殖民政府眼中看，興建道路、學校與警察設施，是治理成績；從被迫搬運沉重木材的族人眼中看，這些工程卻可能意味著農事荒廢、身體耗損與反覆受辱。霧社事件後裔邱建堂的敘述，便保存了族人對長年勞役與警察欺壓的記憶。建設的存在，無法自動證明統治的正當；還必須追問，誰付出代價，誰有權拒絕？

1930年10月27日，長年積壓的衝突終於爆發。莫那．魯道等人領導的起事，造成134名日本人死亡，另有兩名漢人遇害。死者包括未參與壓迫的平民與兒童。

承認殖民壓迫，並不意味著必須合理化對平民的殺害；哀悼平民，也不能成為遮蔽殖民制度責任的理由。人權的尺度要求我們同時看見兩者，並且辨明：掌握軍隊、警察與行政資源的殖民國家，對制度性壓迫及後續鎮壓，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事件發生後，日本當局動員軍警，以飛機、大砲及化學武器等手段鎮壓，也動員其他原住民部落參與攻擊。依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的說明，事件中六社共有644人死於戰鬥或自殺。

悲劇也沒有隨1930年的軍事鎮壓結束。1931年4月，已遭收容的起事部落倖存者再次受到襲擊，史稱「第二次霧社事件」。同年5月，餘生者被強制遷往川中島，也就是今日的清流部落。對他們而言，失去親人之外，還必須承受離開祖居地、重新建立生活的創傷。

因此，紀念霧社事件，需要超越一次性的英雄追思。除了抵抗者，我們也要聆聽倖存者、婦女與後裔的聲音，理解他們如何承受創傷、保存語言、延續文化，並重新建立家園。能夠活下來、照顧下一代、讓民族的記憶繼續被說出，也是一種值得敬重的勇氣。

今日台灣若珍惜自由與自主，就應將同樣的尊重落實於原住民族：認真面對傳統領域、文化與語言傳承，以及涉及部落土地與生活的公共決策。紀念碑上的尊敬，需要在現實制度中得到回應。

對教會而言，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彌迦書》六章八節所說的「行公義、好憐憫」，必須落實為對受壓迫者的聆聽，以及對權力的省察。福音的見證，應使人的尊嚴受到保護，使受傷的群體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歷史。

霧社事件九十六週年，我們紀念抵抗壓迫的勇氣，也哀悼每一個被暴力奪走的生命。唯有讓歷史中的受苦者成為今日公共生活中受到尊重的主體，紀念才會長出公義的果實。

塞爾維亞大選：人民用選票終結親中俄強人政治

 ⭕️塞爾維亞大選：人民用選票終結親中俄強人政治

2026年10月25日，東南歐國家塞爾維亞舉行國會大選，出現重大政治轉折。長期主導政壇、與俄羅斯及中國維持密切關係的前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選後承認所領導的陣營敗選。由青年學生運動發展而成的「學生名單」（Students’ List）取得勝利。

根據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10月26日報導，武契奇表示，學生陣營預估取得250席國會中的135至140席，原執政陣營約105席。這仍是初步結果，正式席次與權力交接有待確認。

這場選舉的重要性，不只是執政黨輪替，更是塞爾維亞人民對長期權力集中、制度腐敗及民主倒退所作出的政治回應。

一、從16條人命開始的民主覺醒

2024年11月1日，塞爾維亞第二大城市諾維薩德（Novi Sad）火車站的混凝土雨棚倒塌，造成16人死亡。這項涉及中國企業參與的鐵路建設工程，引發人民對公共工程品質、政府採購透明度與政治責任的強烈質疑。

學生首先要求公開工程文件、追究責任，隨後發展為全國性的反貪腐、反威權運動。

當政府無法充分回應人民對真相的要求，原本的公共安全事件便演變成政治信任危機。

16條生命揭露的，不只是一座車站的工程問題，更是一個政治體制如何對待人民生命的問題。

二、親中俄的強人政治遭遇民主挑戰

武契奇自2012年以來長期掌握塞爾維亞政治權力。他的外交策略，是在歐盟、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維持平衡。

一方面，塞爾維亞仍希望加入歐盟；另一方面，武契奇政府維持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拒絕配合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並積極引進中國投資。

這種外交平衡本身並不必然違反民主原則。然而，當政府同時面臨媒體偏頗、選舉不公、政治權力集中與打壓抗議等指控時，外交上的強人合作便成為人民重新檢視的問題。

尤其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支持武契奇，俄方又將學生抗議描述為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更凸顯民主運動與威權政治敘事之間的衝突。

三、青年學生證明：民主不必屈服於強權

這場民主運動最值得注意的，是學生不只走上街頭抗議，更進一步組織候選人、參與選舉，將公民運動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力量。

他們的主要訴求包括反貪腐、法治、政府問責，以及恢復公共機構的獨立性。

不過，必須區分兩件事：學生陣營擊敗親中俄的武契奇政治體制，不等於新政府已經決定全面與中國、俄羅斯切割。

學生運動內部對俄羅斯制裁、科索沃問題及歐盟整合仍存在不同立場，部分代表甚至主張延續既有對俄政策。因此，這次選舉可以視為塞爾維亞民主改革的重要契機，但不能直接稱為全面轉向親歐外交的勝利。

四、對台灣的啟示：真正的國家安全來自民主韌性

塞爾維亞的經驗提醒台灣，民主制度最危險的時刻，不一定是坦克開進首都，而可能是政府逐漸控制媒體、削弱監督、模糊公共責任，使人民習慣權力不受制衡。

台灣與塞爾維亞的歷史、國際地位及安全處境並不相同，不能直接類比。但兩者都面對一個重要問題：當威權大國運用經濟利益、政治關係與資訊影響力擴張勢力時，民主社會如何守護自主決定未來的權利？

答案不只是拒絕外部威權干預，更是持續鞏固內部民主：獨立司法、自由媒體、透明公共工程、公民監督，以及不受恐嚇的選舉制度。

對基督徒而言，這也是公共信仰的責任。先知彌迦宣告：「上主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要求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參彌迦書6:8）

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不能只建立在經濟成長、國家強盛或領袖魅力之上，更必須接受公義與人民尊嚴的檢驗。

塞爾維亞人民這次用選票傳達的重要訊息是：國家不屬於任何強人，也不應成為外部強權的附庸。

然而，選舉勝利只是民主重建的開始。未來能否真正落實司法獨立、反貪腐改革、媒體自由與和平的政權交接，才是檢驗這場政治轉型的關鍵。

對台灣而言，最值得學習的不是簡單的親中、親俄或親歐標籤，而是人民如何透過持續的公民行動與民主選舉，重新掌握國家的未來。

民主的力量，不在於找到另一位強人，而在於讓任何掌權者都必須向人民負責。

這場選舉後續的正式結果、組閣與外交政策尤其值得追蹤，因為政權輪替不必然等於民主鞏固。

10月26日，明石元二郎紀念日

 ⭕️10月26日，明石元二郎紀念日 

黃春生牧師

1919年10月26日，日本官方公布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辭世的消息。他未能親眼看見自己推動的重大建設陸續完成，卻留下了深刻影響臺灣發展的政策，以及一個特別的願望：將自己安葬在臺灣。

明石於1918年受命出任臺灣總督，同年7月抵臺履任。短暫的任期裡，他積極支持電力、水利與交通建設，是臺灣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推動者。稱他為「擘畫者」，應當肯定其政策決斷，同時記得：這些建設承接前人的調查規劃，也仰賴後續工程人員與無數勞動者共同完成。

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成立。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需要龐大資金與組織協調，明石支持透過官民合資推動，使構想逐步成為可以執行的事業。1919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為日後大型電源開發奠定基礎。日月潭第一發電所直到1934年才竣工，電力卻從此成為支撐臺灣產業與生活的重要力量。

嘉南大圳亦然。明石支持相關規劃，但工程於1920年才正式開工，1930年完成。因此，紀念他的貢獻，應當準確地說，是肯定他促成重大建設的政治支持與制度條件，而非把後來的全部成果歸於一人。真正有遠見的施政，往往是在任內播種，讓後來的人收成。

明石對臺灣的投入，也見於同時代人的回憶。依賴青松著作轉述，台北幸町教會(台北濟南教會前身)信徒、臺灣電力首任社長高木友枝曾回憶，明石上任後表示，至少十年內不願主動離開臺灣。這份打算最終未能實現，明石治理臺灣僅一年多，他卻以身後歸葬的選擇，留下與這塊土地繼續相連的承諾。

1919年11月，明石靈柩運返臺灣，3日在臺北舉行葬禮，安葬於三板橋墓地(今林森北路康樂公園)。他成為歷任臺灣總督中，唯一埋骨臺灣者。1999年，其墓遷至今日新北市三芝區福音山基督教墓園。墓址雖然改變，長眠臺灣的心願仍獲保存。

這段歷史，還有一份值得珍惜的教會記憶。依林茂生所記〈明石總督〉的台語漢字譯文敘述如下：

大正8年11月3日是前的臺灣總督男爵明石大將埋葬的日。頂埔(上午)十點半對臺北府衙到三板橋的墓地埋葬。全島逐所在攏佇為著伊開哀悼式來表明悲傷的意思。咱台南長老教會男女各間的學校以及市內的信徒也聚集在太平境禮拜堂開哀悼式。頂埔九點起，宋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主理。吟詩，讀聖經，祈禱了就請神學校河野先生(Rev. Kono Masaki)演說。所講大略佇下底：

「明石總督佇10月26日過身(過世)佇伊的本鄉里福岡。今運棺過來臺灣埋葬佇伊的任地。咱大家袂禁得悲傷。因為總督就任才有成年(滿週年)若定，拄拄(剛剛)快要用伊平生的抱負來利益本島，沒打算半路息去(死去)；真正是國家的損害。況兼(何況)伊對本島人有真大的同情，對教會也有大體貼。咱更加未禁得受可惜。今總督雖然死，伊的墳墓久長留佇臺灣，實在有深深的意思。願上帝安慰伊一家。也盼望後任的總督會續接伊的腳步是心所願。」

這篇記錄表達了人們對明石驟逝的惋惜：他就任才滿一年，正準備施展抱負，生命卻突然中止。演說也提及他對臺灣人的同情與對教會的體貼，並為其家人求上帝安慰，盼望繼任者延續有益臺灣的施政。

這份記錄，使我們看見公共建設之外的人際感受：至少在這群教會師生與信徒的經驗裡，明石留下了值得追念的印象。不過，追悼文字有其表彰逝者的文類特性，我們不宜據此推論所有臺灣人都有相同感受，更不能將教會的哀悼等同於對殖民制度的全面認可。

對教會而言，紀念明石也提醒我們，公共責任必須落在人的生活裡。電力是否讓家庭安居？水利是否改善農民處境？交通是否讓偏遠地區的人獲得更多機會？建設的價值，最終要由人民的生活來衡量，尤其要看見資源最少、聲音最微弱的人。

10月26日，回望這位長眠臺灣的總督，我們可以感念他的投入，也把更深的問題留給今日掌權者：當你離開職位，留下的政策與制度，能否繼續照顧這塊土地上的人？值得紀念的治理，是讓下一代仍能領受其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