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24日，紀念丁窈窕、施水環殉難70年

 ⭕️1956年7月24日，紀念丁窈窕、施水環殉難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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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56年7月24日，丁窈窕、施水環遭國民黨威權政權槍決，至今已屆七十年。

七十年過去了，槍聲早已沉寂，但歷史留給台灣的傷痕仍未完全癒合。

白色恐怖不是抽象的歷史名詞，而是一個又一個家庭被撕裂、一個又一個生命被奪去、一個又一個孩子失去父母的真實故事。丁窈窕與施水環，正是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兩位女性受難者。

▋「我媽媽不是壞人」

丁窈窕，1927年出生於台南，曾任職於台南郵局。她遭逮捕時已懷有身孕，入獄後在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產下一名女嬰。

那裡不只是監獄，也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等待審判、流放或死亡的地方。由於不少女性政治犯倉促被捕時無人照顧幼兒，看守所甚至設有托兒所，許多孩子就在鐵窗與槍聲中長大。

1956年7月24日，是丁窈窕生命最後一天。

當天，她正在縫衣廠工作，三歲女兒就在旁邊與其他孩子玩耍。一位女性獄官前來通知：「妳有特別接見。」

她以為家人來探望，便高興地抱起女兒走向門口。然而等待她的，不是親人的擁抱，而是冰冷的手銬。

獄方當場將她雙手反綁。年幼的女兒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是死命抱住母親，不斷哭喊：「我媽媽不是壞人！你們不要槍斃她！」整個工場陷入死寂。

所有受刑人低著頭，不敢看這一幕。獄警強行將孩子拉開，她又跳上母親背後緊緊抱住。獄方折開她的雙腳、掰開她的雙手，她仍死命抓著母親衣服，甚至咬住母親衣角，哭喊著：「我媽媽不是壞人！」

最後，她被強行拖離母親，甚至把母親一撮頭髮扯了下來。這位三歲女孩，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母親。丁窈窕，年僅二十八歲，被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沒有任何孩子，應該在三歲時就知道「槍斃」是什麼意思。

▋一封封寫滿信仰的家書

同一天被槍決的，還有丁窈窕摯友——施水環。

施水環同樣是一位年輕女性，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她自1954年10月遭羈押，直到1956年7月24日遇害，共被監禁十九個月，留下六十八封獄中家書。

這些家書，今天已成為研究白色恐怖最珍貴的人性見證。

第二封家書中，她安慰母親：

「媽媽您不要煩惱，我們期待辦事清明的法官，給無辜的我們澄清這次遭遇的災難。我們是善良的人民，我們一輩子不敢做違背政府法令的事。」

字裡行間，仍相信司法終究會還人清白。

第四封信，她寫道：

「每晚夢見慈祥的媽媽跪在神前為兒女祈禱，我眼淚暗暗地濕透了枕頭。」

到了第九封信，信仰開始成為她最大的依靠。

她寫下：

「聖誕節來臨了，祈求上帝使我們明年可在家團圓。」

此後，幾乎每封信都充滿信仰的語言。她不是怨恨，而是不斷將希望交託給上主。

第六十七封信，她仍然相信：

「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

然而，歷史沒有等到公正的法律。

1956年7月22日，也就是槍決前兩天，她寄出人生最後一封家書。她收到母親寄來的水果、魚鬆、肉鬆，高興地想起家中的果樹，也更加思念家人。

信末，她寫下最後一句祈願：

「我每清早如媽媽所囑讀聖經和祈禱，祈求神的恩待。願上帝的恩典降臨在我們全家人身上。阿們！」

兩天後，她被槍決。她始終不知道，那封家書竟成了留給家人的最後遺言。

▋白色恐怖如何製造冤案

回顧白色恐怖，我們不能只記住受害者，更必須追問制度如何製造迫害。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十四條曾規定，沒收「匪諜」財產後，承辦人員可以獲得獎金。

當辦案可以得到金錢利益，司法便失去最基本的公正。

制度本身便可能鼓勵羅織罪名、製造冤案、擴大逮捕。

更令人痛心的是，警備總司令部裁撤前，大量銷毀檔案，使許多案件真相永遠石沉大海。

究竟多少人因為獎金制度遭到誣陷？多少家庭因此破碎？多少加害者藉由體制得到升遷與利益？許多問題，如今已無法完整還原。這也是轉型正義至今仍然重要的原因。

▋青島東路三號：一座民主的傷口

今日的青島東路，車水馬龍，許多人每日經過，卻不知道腳下曾是無數政治受難者生命最後的轉折點。

1949年至1967年間，青島東路三號是國防部軍法局與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所在地。

在那裡，被捕的人只有幾種命運：幸運的人，被送往綠島服刑；不幸的人，被押赴馬場町槍決；更悲慘的人，甚至在看守所內遭凌虐致死。

施明德、黃華等民主前輩，都曾走過這座監獄。這裡關押的不只是所謂政治犯，更是許多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教師、公務員、教會人士，以及所有敢於獨立思考、質疑威權的人。因此，青島東路三號不只是歷史建築，更是一座民主必須記憶的傷口。

▋記憶，是民主最深的守護

今天紀念丁窈窕與施水環，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拒絕遺忘。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把歷史藏起來，而是願意誠實面對歷史。

因為每一個名字，都提醒我們：當司法失去獨立、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當思想自由遭到壓制、當人民因言論與信念被定罪時，再文明的社會，也可能迅速滑向威權。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曾說：「沉默本身就是罪。」歷史也一再證明，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與犧牲中建立起來。

七十年後，我們記住丁窈窕，不只是因為一位母親倒在刑場，更因為那位三歲女孩哭喊出的話，至今仍像一聲良知的呼喚：「我媽媽不是壞人！」

我們記住施水環，不只是因為她留下六十八封家書，更因為她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然相信上主、相信公義終將來到。

願她們的名字，不只是歷史教材中的受難者，而是台灣民主、人權與信仰良知的見證者。當我們仍願意記得她們，威權就無法再次奪走歷史；當我們願意守護自由，民主才能真正代代相傳。

紀念723佔領教育部行動：深耕公民教育，認識台灣

 ⭕️紀念723佔領教育部行動：深耕公民教育，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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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年的7月23日，不只是台灣教育史上的一個日期，更是民主深化的重要提醒。

2015年夏天，一群平均不到二十歲的高中生，為了反對黑箱課綱，走上街頭，甚至衝入教育部，以公民不服從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最深刻的質問：教育究竟是培養自由思考的公民，還是塑造服從權力的工具？

十多年過去，回顧723佔領教育部行動，我們紀念的從來不是衝撞本身，而是那一代青年勇於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精神。

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教育，不是背誦標準答案，而是學習如何追問權力。

2008年，民主進步黨政府完成「98課綱」規劃。然而，馬英九政府2009年上任後，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科與歷史科課綱，另行成立專案小組重新修訂，後來演變成備受爭議的「104課綱微調」。

令人憂心的是，課綱修訂過程缺乏公開透明，程序受到廣泛質疑。歷史科專案小組召集人周樑楷及成員林富士都曾公開表達反對意見，卻未獲採納。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更公開投書媒體，揭露修訂過程，指出臺灣史恐將重新被降格為中國地方史，再度回到早期「88課綱」的架構，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課綱從來不是單純的教材編輯工作，而是國家如何理解自己、下一代如何認識自己土地的重要工程。

歷史教育不是政治宣傳，但任何政權都可能企圖透過歷史教育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國家認同。因此，一個民主國家更需要公開、透明、專業、可受社會檢驗的課程制定程序，而不是黑箱決策。

2015年7月22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號召學生包圍教育部，數百名高中生徹夜守候。隔天，教育部仍未正面回應撤回黑箱課綱的訴求。7月23日晚間，各地學生決定升高行動，衝入教育部，希望迫使政府正視人民的聲音。

桃園高校聯盟學生游騰傑當時指出，學生在教育部外淋雨陳情多日，教育主管機關始終沒有真正回應，因此不得不採取更激烈的公民行動。他們高喊：「退回洗腦課綱，捍衛教育尊嚴。」

這些青年並非追求對立，而是在追求對話。

然而，7月24日凌晨，大批警力進入教育部，展開強制驅離與逮捕，多位學生遭手銬、束帶拘束，甚至有採訪記者遭到違法逮捕，引發社會對警察執法比例原則與新聞自由的廣泛討論。

更令人悲痛的是，教育部後續對學生提出告訴，使社會衝突持續升高，最終導致反課綱學生林冠華於7月30日離世，震撼整個台灣社會。學生們再次集結，第二度佔領教育部，持續抗爭162小時後才宣布退場。

那一年，許多年輕人第一次體會到，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制度，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不斷守護。

事後，人權團體指出，教育部推動課綱微調的程序本身存在重大違法與不當之處，既然行政程序未能符合民主法治原則，政府便沒有足夠的正當性將抗議學生視為違法者。真正值得反省的，不只是學生的抗議方式，更是政府是否尊重程序正義、願意接受人民監督。

723留給台灣最大的資產，不只是一次社會運動，而是一堂深刻的公民教育。

這群高中生提醒整個社會：教育不是背誦歷史，而是學習如何面對歷史；不是接受唯一答案，而是培養辨識真偽、獨立思考與公共參與的能力。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有能力向權力提出質問，而不是只學會服從權力。

今天，當全球威權主義重新興起，假訊息、認知作戰與歷史扭曲日益嚴重，認識台灣歷史、理解民主制度、珍惜自由人權，已不只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更是民主社會自我防衛的重要基礎。

紀念723，不是停留在懷念街頭抗爭，而是提醒我們繼續深耕公民教育，培養具有歷史意識、民主素養與公共責任的新世代。

唯有真正認識自己的土地，理解民主得來不易，才能在面對各種威權誘惑與認知操弄時，仍然堅定守護自由，讓台灣的民主，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1988年7月22日，雷震四百萬字回憶錄遭焚毀

 ⭕️1988年7月22日，雷震四百萬字回憶錄遭焚毀

——焚毀手稿，焚不毀民主的記憶

黃春生牧師

1988年7月22日，在台灣解嚴剛滿一年、民主化正邁向新的歷史階段之際，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卻悄然發生。

新店軍監奉國民黨軍方系統決定，將民主運動先驅雷震在獄中耗費十年心血完成、總計約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全部焚毀。熊熊烈火燒掉的，不只是一本書稿，更是國家企圖消滅歷史證據、抹除民主記憶的象徵。

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可以焚毀紙張，卻焚不毀真相；可以沒收手稿，卻無法沒收人民追求自由的信念。

雷震（1897—1979）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評論家與人權先驅之一。他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憲政與法治，即使遭受牢獄之災，也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

1960年，當蔣介石準備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尋求第三度連任總統時，雷震與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等黨外人士公開發表〈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勇敢指出總統不得無限制連任，否則將危害憲政體制。

同年5月，《自由中國》又刊出〈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公開主張建立合法反對黨，以政黨競爭制衡執政者。今天看來，這只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常識；然而在戒嚴威權體制下，這卻成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1960年9月4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莫須有罪名，非法逮捕雷震，判刑十年。這不是司法審判，而是一場政治迫害；不是依法治國，而是以法律作為消滅異議的工具。

雷震在漫長監禁期間，沒有被鐵窗擊倒。他每天持續寫作，留下約四百萬字的回憶錄，詳細記錄近代中國政治、國民黨威權體制、民主運動的發展，以及自己對自由與民主的深刻反思。

這部巨著，不只是個人自傳，更是一部珍貴的台灣民主史料。

1970年9月4日，雷震服刑期滿出獄。然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卻遭軍監強行沒收。即使如此，他仍沒有停止寫作，重新整理資料，完成《新黨運動黑皮書》等著作，並秘密將部分手稿送往海外保存，其中包括交由陳菊保存的重要文稿，希望有一天能重見天日。

然而，更大的悲劇發生在十八年後。

1988年，雷震遺孀宋英向監察院提出重新調查雷震案，希望還原歷史真相。就在監察院準備展開調查之際，國民黨軍方竟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於1988年7月22日，將封存於新店軍監的四百萬字《回憶錄》全部焚毀。

這並非一般行政疏失，而是在民主化已經開始的年代，仍然試圖湮滅證據、阻斷歷史追查的行動。

消息曝光後，社會各界震驚譁然。監察院對相關單位提出彈劾，宋英也向國防部提出國家賠償請求，但均遭國防部駁回。威權體制雖然逐漸鬆動，其留下的官僚文化與政治思維，仍然試圖用沉默掩蓋歷史。

然而，真相終究沒有被焚毀。

2002年，國史館出版多冊《雷震史料彙編》，公開大量蔣介石親筆批示、公文與檔案。這些史料清楚證明，雷震案並非真正的國安案件，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主導的政治整肅。所謂「知匪不報」、「為匪宣傳」，都是為了消滅反對聲音而羅織的政治罪名。

雷震終於獲得遲來四十餘年的歷史平反。

此後，雷震家屬也陸續出版《雷震家書》、《新黨運動黑皮書》、《我的母親續篇》等珍貴遺稿，使更多人得以重新認識這位民主思想家，也讓威權時代企圖焚毀的歷史，再一次重現在世人眼前。

德國詩人海因里希・海涅曾說：「焚燒書籍的地方，最後也必將焚燒人。」

焚書從來不是單純毀掉一本書，而是害怕思想、恐懼真理、拒絕自由。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納粹焚燒猶太與自由思想著作，再到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焚毀典籍，以及今日香港以《國家安全法》查禁書店、沒收出版品、打壓出版自由，歷史不斷提醒我們：每一個極權政權，都試圖先消滅思想，再控制人民。

雷震四百萬字回憶錄被焚毀，正是台灣威權統治留下的一道深刻傷痕。

今天的民主，並非從天而降，而是無數前輩以自由、歲月，甚至生命所換來的成果。紀念雷震，不只是紀念一位受難者，更是提醒我們：民主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人民持續守護；人權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社會共同珍惜；歷史需要誠實面對，而不是選擇遺忘。

火焰可以燒掉紙張，卻燒不掉真理；可以毀滅手稿，卻無法消滅記憶。

雷震的文字雖曾化為灰燼，但他的思想，早已成為台灣民主道路上最響亮的一聲雷鳴，持續提醒後人：真正值得守護的，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個民族敢於說真話、追求自由、捍衛人權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