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6日 星期五

10月16日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鐵幕不是永恆的:紀念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

黃春生牧師


1978年10月16日,58歲的波蘭樞機主教卡羅爾.沃依提拉(Karol Wojtyła)獲選為第264任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他是首位波蘭籍及斯拉夫裔教宗,也是自1523年哈德良六世逝世後,455年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教宗。這次選舉,後來成為理解東歐民主轉型的重要歷史時刻。


當時,波蘭仍處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由共產黨掌權。對許多生活在鐵幕之下的人而言,國家的宣傳、監控與壓制,彷彿就是無法改變的命運。然而,一位來自受壓迫社會的教宗,向世界傳達另一個可能:政治權力再龐大,也不能壟斷人的良心。


當選六天後,他在就職彌撒中呼籲:「不要害怕!」並邀請人們向基督敞開國家疆界、經濟與政治制度。這首先是信仰的宣告;放在當時的處境中,也具有深刻的公共意義: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自稱擁有人的全部生命。


獨裁最害怕的,是人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1979年,若望保祿二世返回波蘭。他帶來的力量,在於使許多人重新看見彼此,重新相信共同生活可以建立在真理、尊嚴與團結之上。此後,他對團結工會及勞工權利的支持,成為波蘭抵抗共產專制的重要精神資源。


當然,東歐共產政權的崩解,不能歸功於單一人物。工人、知識分子、宗教團體與無數普通人的長期抗爭,加上經濟困境、國際局勢及戈巴契夫的政策轉變,共同促成歷史轉折。若望保祿二世的重要貢獻,是幫助人民相信:眼前的威權統治並非歷史的主宰者,恐懼也不會永遠主導人的生命。


紀念這段歷史,不能只停留在對過去的讚嘆。我們也盼望,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終有一天能擺脫專制統治,自由表達意見、實踐信仰、組織公民團體,並透過真正自由的政治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


今日俄羅斯雖然解散共黨,但本質仍是獨裁統治;我們所反對的,是壓制人民、拒絕問責、以暴力維持權力的專制統治。反對中共政權的壓迫,不等於仇視中國人民;反對俄羅斯的侵略與鎮壓,不等於敵視俄羅斯人民;反對北韓的世襲獨裁,更應包含對北韓人民苦難的深切關懷。


我們期待的,是人民得到自由,而不是人民承受另一場災難。


若望保祿二世留下的啟示,也要求民主社會自我省察。他在《百年》通諭中,把人的尊嚴與權利視為衡量制度的根本尺度,並肯定法治、參與及制衡權力的重要。推翻專制之後,仍須建立保障人的制度。


因此,我們紀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應珍惜並深化自己的民主。民主的品質,體現在掌權者是否接受監督、少數者是否受到保障、勞工是否獲得公平待遇,以及脆弱處境中的人是否有人同行。任何政黨,都不能以保衛民主之名,要求人民放棄批判與問責。


從基督信仰而言,任何國家、領袖與政黨都不能取代上主。當政權要求人把良心交出去,教會就有責任見證人的尊嚴;當權力要求人對受害者保持沉默,信徒就應站在受壓迫者身旁。


鐵幕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終究仍然倒下。這不表示自由會自動到來,而是提醒我們:專制並非永恆,公民的勇氣、彼此的團結與持續的實踐,確實可能改變歷史。


願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人民迎來免於恐懼的日子;願政治犯重獲自由,流亡者平安返鄉,孩子不必靠歌頌領袖換取安全。


也願我們記得:盼望終結專制,就從今天守護民主、自由、公義,守護每個人的尊嚴開始。

2026年10月15日 星期四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黃春生牧師


1984年10月15日,筆名「江南」的作家劉宜良,在美國加州大理市自宅車庫遭到暗殺。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吸收竹聯幫首領陳啟禮,由吳敦、董桂森執行槍殺。國民黨政府所屬情報機關與黑幫共同奪走一名作家的生命,讓威權統治的暴力跨越國境,也讓台灣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統治者究竟保護誰?


四十二年後,紀念江南案,應當重新思考台灣民主的基礎。民主必須使每一個人,包括批判政府、反對執政黨的人,都能免於權力的任意侵害。一個人不必先證明自己愛國、忠誠或政治立場正確,才能享有生命、自由與法律的保障。


▋從威權的國家,走向人民的國家


江南撰寫的《蔣經國傳》,並非全然否定蔣經國,書中甚至包含肯定其施政的內容。然而,觸及統治者不願公開的歷史,仍可能被視為不可容忍的冒犯。威權體制所要求的,是人民接受由統治者決定的真相。


民主則要求掌權者接受另一套原則:公共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總統的聲望、政黨的利益與家族的尊嚴,都不能凌駕人民的權利。


因此,批判統治者是公民自由的一部分;調查政府是公共監督的一部分;追問歷史責任,是使治理值得信任的必要工作。


台灣民主化的深層意義,正在於重新界定統治權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有權決定誰來治理,也有權要求治理者說明、改正,並在失去信任時離開職位。統治機關必須服務公共利益,不能成為領袖維護權威的私人工具。


▋治理的安全必須接受民主約束


江南與情報機關之間,確有複雜的往來。但這些關係,都不能使暗殺成為合法手段。即使政府懷疑一個人涉及違法,也必須提出證據,透過正當程序,由獨立法院審理。


這條界線,對今天的台灣尤其重要。


面對外部威脅,台灣需要可靠的國防、專業的情報與有效的反滲透能力。然而,政治安全的目的,是保護人民得以自由生活的民主共同體。安全機關的權力越大,越需要明確的法律授權、國會監督、司法審查與責任追究。


必要的機密可以受到保護,但違法行為不能永遠藏在機密之後。政府必須依法區分言論、異議與具體危害行為,不能以政治立場替代犯罪證據。


守護台灣,必須同時守護台灣人民免於任意監控、迫害與暴力的權利。民主制度的韌性,就在於它能抵抗威脅,也能約束自己手中的權力。


▋民主不是統治者給予的恩賜


江南案重創蔣氏政權的正當性,衝擊家族接班的可能。1985年,蔣經國公開宣示家人不會競選繼任總統。


然而,台灣民主化有多重動力,包括人民長年的抗爭、社會變遷、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體制內部的調整。江南案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危機,不能被寫成民主化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用後來的改革,抵銷此前的國家暴力。


如果只從掌權者的決策理解民主化,受害者與抵抗者就容易再次消失。那些被監禁、被列入黑名單、失去工作與家庭團聚機會的人,以及持續要求真相的家屬,都應當在台灣民主的歷史中得到位置。


民主的正當性,來自人民有權參與、監督與改變制度。任何政黨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民主,也不能因為曾經對民主有所貢獻,就要求人民停止批判。


▋轉型正義,使掌政者學會負責


江南案的涉案者受到判刑,卻未使所有責任問題就此終結。受害者需要的,包括命令如何形成、機關如何運作,以及制度為何容許殺人任務被執行的完整說明。


國家人權記憶庫指出,政府在1990年以「人道恩賜金」名義,支付145萬美元與江南遺孀崔蓉芝達成和解。這個名稱反映的,仍是由上而下的權力姿態:受害者爭取的權利,被描述成政府給予的恩惠。


轉型正義應當改變這種關係。統治者承認侵害、回復名譽、提供賠償與保存記憶,是公共責任。公開檔案、釐清責任與改革制度,才能讓道歉具有實質內容。


這項工作也必須超越政黨利益。無論加害者屬於哪個政黨、受害者持何種立場,都應適用相同標準。只有如此,歷史記憶才能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約束權力的基礎。


▋民主的品質,要看人民能否免於恐懼


江南案揭露國民黨統治機關與黑幫合作的危險,也提醒我們:暴力與公共權力之間,必須有不可逾越的界線。


當威脅、恐嚇或利益控制進入政治生活,人民即使擁有選票,也可能無法自由表達意見。民主因此需要持續防止組織犯罪介入選舉、政黨與公共資源分配,讓公民參與不必以安全為代價。


同樣地,民主的品質也要從處境脆弱者的生活來衡量。勞工能否爭取權益而不受報復?原住民族能否參與影響土地與文化的決策?移民與少數群體能否受到平等保障?受害者能否要求公道,而不被權勢者迫使沉默?


這些問題都在追問同一件事:制度是否讓每一個人的聲音具有分量?


▋教會的責任:陪伴受害者,約束權力


對教會而言,紀念江南案也是信仰的自我檢視。我們是否曾因領袖自稱反共、愛國,或對教會友善,就忽略他所領導體制中的侵害?


改革宗傳統對人的罪與權力保持警覺。掌權者同樣需要受到約束,不能因其身分、功績或宗教表態,就被免除責任。這項神學理解可以支持我們重視制度監督,但任何現代制度仍須接受實際檢驗,不能被直接神聖化。


教會實踐行公義、好憐憫,應當從傾聽受害者開始,陪伴家屬追求真相,支持公共權力接受問責,也為容易被社會排除的人爭取發言與參與的空間。


台灣民主值得珍惜,因為它使人民能夠公開揭露錯誤、要求改革,並共同決定未來。珍惜民主,也意味著願意持續修補它的不足。


江南案留給台灣的考驗,直到今天仍然清晰:我們能否建立一個讓寫作者安心寫作、讓異議者自由發言、讓受害者得到公道的國家?


讓下一代拿起筆時,不必先猜測權力容許他寫到哪裡;讓每一個人民面對統治政權時,都能確信自己的生命與尊嚴受到保障。這是台灣民主必須持續履行的承諾。

2026年10月14日 星期三

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別把良知交給命令:紀念漢娜.鄂蘭誕辰120週年

黃春生牧師


10月14日,是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誕辰120週年。紀念她,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當權力要求我們配合不義,我們是否仍願意思考、判斷,並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鄂蘭出生於德國漢諾瓦附近的林登,出身猶太家庭。她曾在馬堡大學追隨海德格研究哲學,後於海德堡在雅斯培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納粹迫害使她流亡,最終抵達美國,並於1951年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對她而言,國籍、權利與政治自由,是失去家園的人切身承受的現實。


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三個面向,探究現代政治災難。她關心的是:什麼樣的制度、思想與社會條件,竟能把人變成可以排除、支配,甚至消滅的對象?極權統治的危險,在於它企圖摧毀人的多樣性與自主行動,使人不再作為有尊嚴的個體存在。


然而,最引起爭論的,是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性報告》。


鄂蘭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面對這名參與組織猶太人驅逐與死亡運輸的官員,她注意到的,是他反覆使用套話、職務語言與自我辯解,難以從他人的立場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她以「邪惡的平庸性」描述這種令人不安的現象。


「平庸」絕不表示罪行輕微,更不是替加害者開脫。它提醒我們:可怕的惡行,可能透過看似普通的工作流程、行政分工與升遷追求被執行。當受害者被縮減成名單、數字與運輸問題,效率便可能成為暴力的助手。


一個人能把工作做得很熟練,卻未必願意問:這工作是否服務邪惡、是否正在傷害人?


不過,忠於鄂蘭的思考精神,也必須正視她的判斷受到挑戰。貝蒂娜.施唐內特等研究者,依據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談話與相關史料,指出他具有強烈的反猶意識形態,不能只被理解成缺乏思想的官僚。另一方面,法哲學家大衛.盧班仍主張,這些發現未必推翻鄂蘭的全部洞見。這是一場持續的學術爭論,不能把其中一種解釋當成定論。


即使如此,鄂蘭提出的責任問題仍然尖銳。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語中,她以自己認為法庭應向被告說出的判詞,寫下可譯為:「在政治中,服從與支持是一回事。」這不是法官實際宣讀的原句,而是她對政治責任的論證。


這句話迫使我們追問:當我們實際參與執行傷害人的政策,能否只用「奉命行事」卸除責任?


但也必須謹慎:政治責任、道德責任與刑事罪責,不能混為一談。是否構成犯罪,仍須依具體行為、主觀要件、脅迫情境與證據判定。我們尤其不能把遭受恐怖統治、欠缺逃離條件的受害者,與主動設計、推動迫害的人等量齊觀。


對台灣而言,鄂蘭的提醒,不必依靠把任何政治對手直接比作納粹。真正值得學習的,是檢查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是否查證資訊?是否容許異議?是否只因立場相近,就替掌權者的失誤辯護?當弱勢者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們是否仍肯站出來?


民主需要選票,也需要選舉之間持續運作的公民判斷。公務員、教師、媒體工作者、企業主管與宗教領袖,都不能把職務當成良知的替代品。「大家都這樣做」,從來不是傷害他人的充分理由。


鄂蘭對自由的理解,更帶來積極的盼望。在她的政治思想中,自由透過人們在公共領域的言說與共同行動得到實現;我們能與不同的人一起開始新的事情,共同塑造生活的世界。


從基督信仰出發,這也呼喚教會反省:我們是否將順服權威,誤當成免除判斷的理由?使徒行傳5:29所表達的「順從上帝,勝過順從人」,提醒信仰群體,任何人的命令都不能取代對上主的忠誠。行公義、好憐憫,要求我們看見制度背後具體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排除與犧牲的人。


紀念鄂蘭,不只是記住一句警語,而是練習成為有判斷力、有責任感的公民。


願我們不把良知交給命令,不把真相交給宣傳,也不把共同的未來交給少數掌權者。自由,需要我們一起參與;不義,需要有人勇敢拒絕。

2026年10月13日 星期二

10月13日,好療癒的「國際失敗日」

 


⭕️10月13日,好療癒的「國際失敗日」

黃春生牧師


「成功不是人生唯一的價值,失敗也不是生命最後的判決。」


每年10月13日是「國際失敗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Failure)。這個特別的日子,源自2010年芬蘭大學生推動的倡議。他們發現,許多年輕人雖然充滿創意、能力與理想,卻因為害怕失敗、擔心自己不夠好,而不敢創業、不敢嘗試新的工作,更不敢追求自己的夢想。


因此,他們決定反其道而行:既然社會總是慶祝成功,為什麼不能有一天,讓大家坦然面對失敗?


「國際失敗日」不是鼓勵人們放棄努力,而是提醒我們:失敗不是成功的反義詞,失敗往往是學習、成長與重新出發的重要歷程。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卻讓他們失去人生


在台灣,我們經常聽見一句話:「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於是,孩子從小被安排各式各樣的課程、補習、才藝與競賽。父母希望孩子成績優秀,考上明星學校,進入知名大學,找到高薪工作,擁有美滿婚姻,過著令人羨慕的人生。


從學業成功、事業成功,到婚姻成功、家庭成功,彷彿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一張必須交出的成績單。


然而,我們是否想過:當整個社會都在教導孩子如何成功,卻沒有人教導他們如何面對失敗,這樣的教育究竟培養出什麼樣的人?


有些孩子因為考試失利,便認為自己沒有價值;有些年輕人因為找不到理想工作,就覺得辜負父母;有些成年人因為失業、離婚、創業失敗,陷入深深的羞愧與自我否定。


我們的社會不斷告訴人們要成功,卻很少給予失敗者重新站起來的空間。

更令人憂心的是,當成功被視為個人努力的唯一結果,社會就容易忽略家庭資源、階級差異、教育機會及制度不公所造成的影響。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擁有更多嘗試與失敗的本錢;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卻可能一次挫折就失去繼續求學或追求理想的機會。


因此,真正進步的社會,不只是鼓勵成功者繼續成功,更應該建立容許失敗、保障基本生活、提供重新出發機會的制度。


一個有公義的社會,不應讓失敗成為窮人的永久刑罰。


▋當成功成為偶像,信仰也可能淪為交易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成功至上的價值觀,也深深影響宗教信仰。


在傳統民間宗教文化中,人們經常祈求福、祿、壽,盼望獲得財富、地位、健康與長壽。這些願望反映人類對安定生活的渴望,本身並不難理解。


然而,當財富、地位與健康被當作衡量信仰是否靈驗的標準,宗教便可能淪為交換利益的工具。


基督宗教同樣面臨這樣的危機。


某些被稱為「成功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的教導,過度強調上帝必定賜予信徒財富、健康、事業成功與社會地位,甚至宣稱只要信心足夠、奉獻足夠,就能獲得物質上的祝福。


這種思想容易使人產生危險的誤解:富有的人是蒙上帝祝福,貧窮的人則是信心不足;健康的人得到上帝喜悅,生病的人則是沒有足夠的信心。


如此一來,信仰不再是人對上帝恩典的回應,而成為追求成功的手段。


更嚴重的是,當人們將成功視為上帝祝福的唯一證據,便可能把失敗者、貧窮者、病人及受苦者排除在信仰共同體之外。


然而,這真的是耶穌基督所宣揚的福音嗎?


耶穌曾警告門徒:「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你們不能又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錢。」(馬太福音6:24)


金錢本身不是罪惡,努力工作、改善生活也不是錯誤。真正的問題是:當財富、權力與成功成為人生最高的價值,它們就可能取代上帝,成為支配我們生命的偶像。


當成功成為偶像,人便不再追求真理與公義,而只在乎自己能否成為贏家。


▋十字架神學:上帝在看似失敗之處彰顯恩典


基督信仰最令人震撼的核心,恰恰不是世俗所理解的成功,而是十字架。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8說:「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上帝的大能。」


在羅馬帝國時代,十字架是極其殘酷的刑具,也是公開羞辱受刑者的政治工具。被釘十字架的人,往往被視為失敗者、罪犯與帝國權力的犧牲品。


從世俗權力的角度來看,耶穌的生命似乎是一場徹底的失敗。


祂沒有建立軍事強權,沒有累積財富,沒有取得政治高位。祂所宣揚的上帝國,反而挑戰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的既有秩序。最後,祂被逮捕、審判、羞辱,釘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基督信仰宣告:上帝並沒有讓十字架成為故事的結局。


耶穌基督的復活,正是上帝對罪惡、死亡與不義權勢的決定性回應。


十字架所顯明的,不是失敗本身具有救贖能力,而是上帝的愛與救贖能力,不受人類對成功與失敗的定義所限制。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8年的《海德堡論綱》(Heidelberg Disputation)中,提出「十字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批判人試圖從榮耀、能力與成就來認識上帝的傾向。


路德強調,上帝的啟示並不總是出現在人所期待的榮耀與勝利之中,反而在受苦與十字架中,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顯明。


這並不是說苦難本身值得歌頌,更不是要求受壓迫者忍受不義。


十字架神學真正要指出的是:上帝並不只與成功者同在,也在受苦者、失敗者、被排斥者的生命中臨在。


▋復活的盼望,使失敗不再是人生終點


使徒保羅曾經歷許多世人眼中的失敗。


他被監禁、遭受鞭打、遇見危險,也曾被自己所建立的教會質疑與拒絕。

然而,保羅並沒有以自己的成就作為福音真實性的證據。


他在哥林多後書12:9見證基督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這段經文並不是要人放棄努力,也不是把貧窮、疾病與痛苦合理化,而是提醒我們:人的尊嚴與價值,並不取決於外在成就。


我們可以失敗,卻不因此失去上帝的愛。我們可能軟弱,卻不因此被上帝遺棄。我們可能遭遇人生無法挽回的損失,卻仍然可以在基督的恩典中找到繼續生活的勇氣。


復活的信仰也不是保證每個人都能東山再起、重新獲得財富與地位。它所宣告的是:即使人生無法恢復原狀,死亡與絕望仍然不是上帝創造與救贖工作的最後結局。這正是基督教盼望與世俗成功學最深刻的差異。


成功學告訴我們:「只要努力,你一定會成功。」十字架與復活的福音卻告訴我們:「即使你失敗了,上帝的愛仍然沒有離開你。」


▋讓失敗者也有尊嚴,才是真正成熟的社會


10月13日「國際失敗日」,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才是成功的人生?是擁有多少財富?取得多高的地位?贏得多少掌聲?還是我們是否活出誠實、公義、憐憫與愛?


耶穌在馬太福音25:31–46所描繪的最後審判中,衡量人的重要標準,不是財富、權勢與社會成就,而是人如何對待飢餓者、口渴者、陌生人、缺乏衣服者、病人與被囚者。


這對今日的教會與社會,是極其重要的提醒。


我們不應只為成功者喝采,也應陪伴失敗者重新站立;不應只讚美富有者的奉獻,也應尊重貧窮者的尊嚴;不應只追求教會人數、奉獻金額與建築規模的增長,更應關心那些被社會遺忘、排除與傷害的人。


教會不是成功人士的俱樂部,而是蒙恩罪人的共同體。


教會的使命,不是販賣成功的保證,而是見證上帝在基督裡所賜下的恩典、自由與盼望。


我們也需要一個願意接住失敗者的台灣社會:讓失業者有重新工作的機會,讓經濟困難的家庭得到支持,讓遭遇挫折的年輕人不必羞愧,讓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不被成績、薪資與社會地位所決定。


國際失敗日提醒我們,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個人人都必須成為贏家的社會,而是一個即使有人失敗,也不會被拋棄的社會。


十字架告訴我們,上帝沒有拋棄受苦的人;復活告訴我們,罪惡與死亡與不是最後的結果。


願我們不再用成功衡量人的價值,而是以公義、憐憫與愛來建立社會。因為,在上帝國裡,人的尊嚴不是成功之後才獲得的獎賞,而是每個人都應受到尊重的生命價值。


人生可以有失敗,但人的尊嚴不應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