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6日，國防部宣布金馬解嚴

⭕️1992年11月6日，國防部宣布金馬解嚴

黃春生牧師

一段長達43年11個月的軍事統治，終於走向終點。

1992年11月6日，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葉競榮中將宣布，金門地區自11月7日零時起解除臨時戒嚴。馬祖也在同一天解除戒嚴，結束戰地政務體制。這一天，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不可遺忘的重要日子。

許多人記得1987年7月15日是台灣解嚴日，卻不知道，當台灣本島與澎湖已經解除戒嚴，金門、馬祖的人民仍生活在軍事管制之下，直到五年多後，才真正迎來解嚴。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曾多次實施戒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的戒嚴歷史並非始於1949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曾於2月28日在臺北實施臨時戒嚴，翌日解除。然而，3月8日國民政府援軍抵達台灣，隨後展開軍事鎮壓；3月9日臺北再度戒嚴，並於3月17日擴及全台，直到5月16日解除。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戒嚴並非單純的軍事行政措施，也可能成為統治暴力、政治鎮壓與剝奪人民自由的制度工具。

1948年12月10日，國共內戰持續擴大，蔣介石政府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布全國部分地區戒嚴。當時台灣、新疆(東突厥斯坦)、西康、青海、西藏(圖伯特)等地未被納入，但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則在戒嚴範圍之內。

因此，依照後來台灣法律對戒嚴時期的界定，金門、馬祖及東沙、南沙地區的戒嚴期間，自1948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止，接近44年。

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宣布自5月20日零時起全省戒嚴。此後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正式解除。

▋戒嚴的法律正當性，至今仍值得追問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戒嚴令是否符合當時法律要求的完整程序，一直存在法制史上的爭議。依照當時《戒嚴法》，地方最高軍事司令官因非常事變宣布臨時戒嚴，仍須依法呈請並提交立法院追認。然而，1949年5月19日陳誠發布的台灣省戒嚴令，是否曾完成法定追認程序，相關檔案至今未能提供明確證據。

同年11月2日，行政院決議將台灣與海南島劃為接戰地域，並於1950年3月14日經立法院追認，但相關程序是否具有完備的總統宣告，也存在疑義。

2010年監察院調查即指出，當年實施戒嚴的法定程序存在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這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憲政民主的根本原則：統治者權力必須有法律依據，即使面對戰爭與緊急狀態，也不能因此免除憲法監督，更不能讓人民的基本權利無限期被剝奪。

▋金門、馬祖：被遺忘的軍事統治歲月

1956年，政府在金門、馬祖推行「戰地政務實驗」，建立軍政一元的特殊統治體制。地方行政、司法及人民日常生活，都深受軍事指揮體系控制。

在當時，居民出入島嶼需要通行證，夜間受到宵禁限制，通訊、言論、集會及資訊接收均受不同程度管制。連收聽廣播、與台灣親友通電話，都可能受到軍事規定限制。軍隊不只是負責防衛的武裝力量，也成為決定地方公共事務的重要權力中心。

金門、馬祖人民確實承擔了台海軍事對峙的巨大風險，也為台灣安全付出沉重代價。然而，不能因為他們位居前線，就認為他們理所當然應該犧牲自由。

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無限期剝奪公民權利的理由；保衛家園，也不能等同於接受軍事權力永久統治。

尤其值得記住的是，1987年台灣解嚴以後，金馬仍處於特殊軍事管制之下。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後，金馬地區仍實施臨時戒嚴。

直到1992年11月7日，金門、馬祖才正式解除戒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隨後，地方自治逐步恢復，1993年底金馬舉行首屆民選縣長選舉，人民才得以透過選票，更直接地決定地方政治的未來。

▋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爭取的權利

回顧台灣民主化歷史，我們不能只記得政府宣布解嚴的日期，而忽略長期反對威權統治、要求解除戒嚴的人民。

從黨外民主運動、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到金門、馬祖要求終止戰地政務的地方人士，他們持續挑戰將統治安全凌駕於人民自由之上的統治邏輯。

解嚴不只是政府撤銷一紙命令，而是讓長期受軍事管制的社會，逐漸恢復人民的政治主體性。

然而，解除戒嚴也不代表威權制度的所有遺緒立即消失。歷史檔案的開放、政治迫害真相的調查、不當判決的平復，以及受難者與家屬應得的尊嚴，仍然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

▋紀念金馬解嚴，就是拒絕威權統治再次發生

今天，面對中國持續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我們更應該從這段歷史汲取教訓。民主社會必須具備自我防衛的能力，但國防的最終目的，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與民主制度，而不是讓人民失去自由。

真正堅韌的國家，不應只依靠武器與軍事力量，也需要法治、公開透明的政府、民主監督，以及人民彼此信任的公民社會。

當我們紀念1992年11月6日金馬宣布解嚴，更應記得：金門與馬祖不只是台海防衛的前線，也是有人生活、有歷史記憶、有權利與尊嚴的家園。保衛台灣，是為了守護自由；守護自由，才是國家安全最深刻的意義。

願台灣不再有任何一代人民，必須以自己的自由作為威權統治的代價。願金門、馬祖與台灣各地的人民，都能在和平、民主與尊嚴之中，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

圖：《戰地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

1414年11月5日，康士坦斯大公會議召開

 

⭕️1414年11月5日，康士坦斯大公會議召開
——教會以異端之名殺害改革者揚．胡斯
黃春生牧師

1414年11月5日，距今612年前，一場深刻改變西方基督教歷史的大公會議，在今日德國南部的康士坦斯（Konstanz）正式開幕。這場歷時近四年的康士坦斯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1418），一方面成功結束西方教會長達數十年的教宗分裂危機；另一方面，卻以維護信仰正統為名，將要求教會改革的捷克神學家揚．胡斯（Jan Hus, 約1372–1415）判為異端，最終交由世俗當局處以火刑。

這是一段值得所有基督徒深刻反省的教會黑暗歷史：當宗教權威不再願意接受真理的檢驗，當維護制度的利益凌駕人的生命與良心，教會就可能從福音的見證者，變成壓迫者。

胡斯是波希米亞的神學家、布拉格大學教師，也是伯利恆禮拜堂的著名講道者。他深受英格蘭神學家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思想影響，主張教會必須回到聖經與基督的教導，反對神職人員的腐敗與宗教權力濫用。

胡斯最具爭議的主張之一，是教會真正的元首乃是耶穌基督，而不是任何一位擁有宗教職位的人。他在《論教會》（De Ecclesia）中，重新思考教會的本質、權威與基督的主權。

他也公開批判以大赦與屬靈利益為號召的募款活動，尤其反對1412年前後與教宗政治軍事行動相關的大赦宣講。

胡斯的思想並不等同後來十六世紀的改革宗神學，他對教會、預定與信徒群體的理解，也有其特殊的中世紀背景。然而，他對教會權力的質問，已經觸及宗教改革的重要核心：教會究竟應當服從基督的真理，還是服從掌握權力的宗教領袖？

1414年11月初，胡斯抵達康士坦斯，希望向大公會議說明自己的神學立場。他得到西吉斯蒙德的安全通行保障，卻仍在11月28日遭到拘禁。

1414年11月5日是康士坦斯大公會議開幕的日期，胡斯主要的公開審訊發生在1415年6月5日、7日與8日。

審訊過程中，他被要求撤回被判定為錯誤或異端的教導。胡斯則堅持，若要他放棄自己的信仰主張，應當先以聖經及充分的論證指出其錯誤。

1415年7月6日，大公會議正式宣判胡斯有異端罪，剝奪其神職身分，並將他交給世俗當局處以火刑。

胡斯的死亡，不只是中世紀教會歷史的一場悲劇，也是宗教權威、政治權力與個人良心發生激烈衝突的重大事件。

我們可以不同意胡斯的部分神學主張，但無法因此合理化對他的處決。信仰的真理若需要依靠火刑來維護，所彰顯的恐怕不是福音的能力，而是掌權者對失去權威的恐懼。

康士坦斯大公會議另一項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於重新提出教會最高權威究竟屬於誰的問題。

1415年4月6日，大公會議通過《神聖會議》（Haec Sancta）法令，宣稱合法召開、代表普世教會的大公會議，其權威直接來自基督；即使是教宗，在涉及信仰、結束教會分裂與教會改革的事務上，也應服從大公會議。

這項主張成為「大公會議主義」（Conciliarism）的重要代表，挑戰教宗在教會治理上的最高權威。

不過，大公會議並非同時確立「大公會議至上」與「教宗至上」兩種制度。相反地，兩者之間的權威爭議，此後仍持續發展；《神聖會議》法令的效力，也一直是教會法與教會史研究中的爭議問題。

從改革宗傳統的觀點來看，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無論是教宗、主教、總會、中會，甚至任何一位牧師，都不能將自己的權威等同基督的權威。

教會制度有其必要，但制度的存在，是為了服事福音、造就信徒，而不是成為不可質疑的權力結構。

耶穌曾對門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你們中間不可這樣。」（馬可福音10:42–43）

這段經文直接挑戰以支配與統治為核心的權力模式。耶穌沒有要求門徒建立一套不容質疑的宗教權力體系，反而要求他們以服事取代支配，以捨己取代控制。

從胡斯被處死的歷史，我們至少應當重新思考三項教會責任：
一、教會必須保障良心自由與神學討論的空間。 真理不應害怕質問，神學研究也不能因為挑戰傳統權威，就被當作敵對行為。
二、教會必須警惕宗教與國家強制權力的不當結合。 當宗教組織要求政府以刑罰消滅不同信仰者，教會便背離了耶穌以愛與服事建立群體的道路。
三、教會必須持續接受改革。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並不是歷史的終點。改革宗所強調的教會不斷改革精神，不應淪為自我讚美的口號，而應當成為檢驗教會權力、制度、財務、牧養及公共責任的實際準則。

童軍融入教會主日學教育：培養榮譽感與信仰韌性的門徒

 

⭕️童軍融入教會主日學教育：培養榮譽感與信仰韌性的門徒

全文閱讀： https://church-scouting-0t8666t.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近年來，許多教會都面臨相似的挑戰：兒童與青少年主日學人數下降、參與感不足、信仰與生活脫節，以及缺乏持續投入教會的動力。如何讓下一代不只是留在教會，更能在成長過程中建立穩固信仰與成熟人格，已成為教會教育的重要課題。

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回顧一項深具歷史根源且兼具教育價值的傳統——童軍運動（Scouting），思考如何將其精神融入主日學教育，培養青少年的榮譽感、責任感與信仰韌性。

▋童軍運動源自教會教育的土壤

許多人認為童軍運動是由英國軍官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於1907年創立的。然而，若追溯其歷史源流，便會發現童軍運動其實深深扎根於基督教教育之中。

在童軍成立之前，英國已有許多教會青少年組織，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基督少年軍」（The Boys' Brigade）。

1883年，蘇格蘭格拉斯哥長老教會主日學教師兼軍官威廉．亞歷山大．史密斯（William Alexander Smith）觀察到，許多年輕人在主日學之外缺乏有系統的人格培育，因此創立基督少年軍，希望透過紀律訓練、團隊合作、戶外活動與基督教信仰，協助青少年全面成長。

其目標十分明確：

• 幫助主日學青少年成長
• 培養紀律與責任感
• 建立基督徒品格
• 結合戶外活動與信仰教育

基督少年軍的格言是：Sure and Steadfast（堅定而忠誠）

這句話來自希伯來書6:19：「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因此，基督少年軍從一開始就不只是課外活動，而是一項以基督信仰為核心的門徒培育事工。

1907年貝登堡在布朗西島（Brownsea Island）舉辦實驗營隊後，原本構想是將童軍制度融入既有的教會青年工作系統，包括基督少年軍、YMCA、教會青年團契與主日學。然而，由於青少年自主組隊的熱潮迅速擴散，童軍運動最終發展成為獨立的國際組織。

從歷史脈絡來看，童軍運動並非誕生於教會之外，而是在基督教教育的土壤中萌芽、成長，並走向世界。

▋教會中的童軍：從接受服事到學習服事

直到今日，蘇格蘭許多長老教會仍然保有基督少年軍與童軍傳統。

在這些教會裡，孩子們不只是坐在教室裡聽課的學生，更是實際參與教會事工的門徒。例如：

• 擔任禮拜接待
• 協助交通引導
• 參與崇拜服事
• 投入社區公益活動
• 協助戶外營會
• 參與災難救助與志工服務

甚至在蘇格蘭教會總會開會期間，也經常由童軍與基督少年軍成員擔任接待與服務工作。

透過這些參與，孩子從小便學習：「我不只是來教會接受服務的人，我也是服事別人的人。」這正是耶穌門徒訓練的核心精神。

▋榮譽制度：從被動學習到主動成長

童軍教育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是「榮譽制度」（Honor System）。

許多教育工作者發現，青少年並非不願意遵守規範，而是缺乏值得追求的榮譽感與使命感。童軍透過宣誓、徽章、晉級制度、團隊責任與公開表揚，幫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

當孩子完成一項服務、一項技能或一項挑戰時，他所獲得的不只是徽章，而是一種成就感與責任感。這與聖經的教導十分接近。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4:7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信仰本身就是一條持續成長與操練的道路。若主日學能適度引入榮譽制度，孩子將不再只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是在實際參與中建立屬於自己的信仰身份。

▋童軍誓詞與基督徒生命的三重實踐

童軍運動的核心精神濃縮於童軍誓詞（Scout Promise）：

On my honour, I promise that I will do my best:

To do my duty to God and to my Country;

To help other people;

To keep the Scout Law.

中文可譯為：

我以我的榮譽宣誓，盡我最大的努力：

盡對上帝與國家的責任；

幫助他人；

遵守童軍規律。

這三項承諾，恰好對應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三個向度。

一、盡對上帝的責任：信仰的根基

童軍運動自創立以來便認為，信仰是人格養成的重要基礎。

貝登堡曾指出：「若沒有對上帝的認識，教育便是不完整的。」

童軍誓詞首先提到「對上帝的責任」，提醒年輕人生命並非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上主為生命的根基。

這與耶穌所教導最大的誡命一致：「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馬太福音22:37）

主日學若只停留在知識傳授，孩子容易將信仰視為課堂內容；但透過服務、挑戰與團隊生活，信仰便能逐漸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二、幫助他人：愛鄰舍的實踐

童軍有一句著名格言：Daily Good Turn（日行一善）

童軍被鼓勵每天主動幫助他人，不求回報。

這與耶穌所教導的「愛鄰如己」高度一致：「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福音6:31）

透過探訪長者、環境維護、社區服務、災害協助等活動，青少年逐漸理解：基督徒不是等待被服事的人，而是學習服事他人的人。這正是耶穌為門徒洗腳所展現的僕人精神。

三、遵守童軍規律：品格的操練

童軍法則強調：

• 誠實可信
• 忠誠可靠
• 樂於助人
• 尊重他人
• 勇敢堅毅
• 節制自律

這些價值與保羅所說的聖靈果子極為接近：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5:22-23）

童軍教育並非透過說教塑造品格，而是透過露營、服務、團隊合作與挑戰活動，使青少年在真實生活中學習誠信與責任。

這種「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也與耶穌培育門徒的方法十分相似。耶穌不只是向門徒講授真理，更帶領他們走入群眾、服事弱勢者，在實踐中塑造生命。

▋培養信仰韌性，而非溫室信仰

當代教會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是如何培養具有韌性的基督徒。許多年輕人在教會長大，卻在進入大學或社會後離開信仰。原因之一在於信仰停留在知識層面，缺乏實際生活的操練。

而童軍教育所強調的：

• 解決問題能力
• 團隊合作能力
• 野外生存能力
• 公共服務精神
• 面對困難的勇氣

正是信仰韌性的基礎。

貝登堡曾說：「真正的宗教不是生活之外的另一件事，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這與雅各書2:17所說的：「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彼此呼應。

真正的信仰，不是在舒適環境中維持宗教習慣，而是在面對挑戰、危機與責任時，仍然選擇忠於上主、愛人如己。

▋台灣教會的可能方向

面對少子化與青少年流失的挑戰，台灣教會或許可以重新思考主日學的教育模式。

童軍制度並不只是露營、打繩結或團康活動，而是一套完整的人格與信仰培育系統。若將其精神融入教會教育，可以發展：

• 聖經知識徽章
• 禮拜服事徽章
• 社區關懷徽章
• 生態保育徽章
• 急救與防災徽章
• 宣教與公共參與徽章

使孩子從「聽道理」走向「活出信仰」。

尤其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教會需要培養的不只是會背誦經文的信徒，更是能在危機中堅守信仰、關懷弱勢、服務社會、實踐公義的門徒。

▋讓主日學成為門徒培育基地

童軍運動雖然已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教育運動，但其根源深植於教會的主日學事工之中。

從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基督少年軍，到今日遍及世界各地的童軍組織，我們看見一項歷久彌新的教育原則：信仰不只是課堂上的知識，更是生活中的實踐；不只是頭腦的理解，更是生命的塑造。

當教會願意重新結合榮譽制度、服務學習、戶外教育與信仰培育時，主日學便不再只是每週一次的聚會，而能成為培養下一代基督門徒的重要基地。孩子們不只是學習聖經故事，更在實際參與中學習承擔責任、服務他人、解決問題、團隊合作，並在挑戰中經驗上主的同在與帶領。

尤其在快速變動的AI時代，兒童與青少年的生活愈來愈容易被手機、平板與社群媒體所佔據。數位科技固然帶來便利與知識，卻也可能使人陷入孤立與碎片化的生活型態。許多年輕人擁有大量的線上連結，卻缺乏真實的人際關係；擁有豐富的資訊，卻缺乏面對挫折與承擔責任的能力；擁有虛擬世界中的成就感，卻缺少在真實生活中服務他人與貢獻社群的經驗。

因此，童軍融入教會主日學與青少年團契，不僅是一種教育方法的更新，更是一種門徒培育的重建。透過戶外探索、團隊合作、服務學習與榮譽制度，孩子們得以走出螢幕、走進群體，學習與人同行、與自然相遇、與社會連結，也在實踐中將信仰內化為生命的價值與習慣。

今日教會所需要培養的，不只是會背誦經文的信徒，也不只是參加聚會的年輕人，而是能夠在變動的世界中堅守信仰、面對挑戰、關懷弱勢、實踐公義的門徒。童軍教育所強調的榮譽感、責任感、服務精神與團隊意識，恰恰與基督信仰所追求的門徒生命高度契合。

願教會重新看見童軍運動所蘊含的教育智慧，讓主日學成為培養門徒的基地，讓團契成為塑造品格的群體，讓信仰不只停留在教室裡，更能走進生活、走進社會、走進世界。願下一代在敬畏上主、愛人如己的道路上成長，成為具有榮譽感、責任感與信仰韌性的青年領袖，在教會中服事，在社會中發光，在這個世代活出上帝國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