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1947年3月1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震盪之中，台北街頭第一次出現「台灣獨立」、「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等標語。這一天，被後人視為「台灣人民抗暴日」。那不是出於一時激情的口號，而是人民在極端壓迫下，對尊嚴與自治的吶喊。

二二八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的回應大致呈現兩條同時並行的路線。

第一條，是武裝抗爭的路線。部分青年與地方力量主張自衛，甚至提出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構想。這種訴求，不僅僅是政治分離的想像，而是對當時軍紀敗壞、貪腐橫行、濫權濫殺的直接回應。在統治失去合法性時，人民自然會思考自保與自決的可能。

然而，多數台灣人民選擇了第二條路——政治交涉。3月1日，各地仕紳與民意代表出面，推派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燈、林忠等人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尋求制度內改革。3月2日陳儀兩度廣播，公開承諾「寬大處理」，似乎為衝突帶來一線曙光。

但歷史殘酷地揭示：這是一場精心鋪陳的欺騙。同日陳儀密電請求中央迅速派兵來台鎮壓。3月5日，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確提出改革臺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7日提出42條改革綱領，試圖以制度化方式重建治理秩序。當時各地已經逐步恢復社會秩序，然而3月8日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隨即展開武力掃射與鎮壓。3月10日宣布解散處委會、戒嚴與清鄉。從對話到屠殺，只隔幾日。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失去制衡，承諾可以瞬間變成陷阱；當制度沒有問責機制，廣播裡的「寬大」可能只是掩護暴力的煙霧。

一、抗暴的兩條路線：武力與制度的辯證

3月1日的重點不在於武裝，而在於看見人民在絕境中如何思考行動策略。武裝抗爭，是對暴政的本能反應；政治交涉，則是對制度改革的最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在當時選擇了溫和改革路線。這顯示出台灣人的性格：傾向理性協商、追求制度正義，而非優先訴諸暴力。

然而，中國國民黨以欺騙與軍隊回應協商，展開大屠殺，有計劃的「清鄉」清除台灣的社會菁英，以利日後威權統治及塑造統治領袖的神話。

二、從1947到今日：面對中共威脅的歷史鏡鑑

今天的台灣，面對來自中共政權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作戰。戰機擾台、軍演壓境、認知作戰滲透。不同的是，我們已不再處於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年代。今日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政黨競爭、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教訓仍然銳利，必須對中共威權的承諾保持審慎。

🎞圖：黃純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第拾號臂章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慈悲與公義的上主，我們今日站立在「中正廟」前。這座建築被刻意塑造成中國式的皇帝陵寢前，我們在此，不是要膜拜權力，乃是為了見證民主台灣的追求，更是為了守護民主的價值。

主啊，79年前二二八此時
1947年的槍聲，使無辜者倒臥血泊中；外來政權以武力，屠殺無辜的人民，使家庭破碎，使社會噤聲，使恐懼成為日常。許多名字未被記錄，許多屍骨未得安葬，許多哭聲被歷史掩埋。然而，他們的血從地底下發出控訴的聲音，祢都聽見了。祢不是沉默的上主，祢是為受壓迫者伸冤的上主。

我們在此控訴威權體制對人民的暴力
我們拒絕把屠殺合理化為「歷史的必然」，拒絕把壓迫包裝為「時代的選擇」。二二八不是模糊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而是對人的尊嚴、自由與生命的踐踏。若罪責不被指出，歷史就會被粉飾；若真相不被說出，暴力就會被美化。主啊，求祢使我們有勇氣尋求並說出真相，使記憶不再停止在過去，而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改革動力。

我們祈求，讓記憶成為公民責任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建立在遺忘之上，而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若我們對歷史冷漠，邪惡威權便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求祢使我們明白：紀念，不是情緒的抒發(敨氣)，而是族群大生命的守望；不是族群的對立，而是價值的重新確認。

主啊，二二八從國族傷痕，走向命運共同體
我們承認這段歷史揭露了外來殖民政權的殘酷本質，也提醒我們：任何脫離人民監督的權力，都可能再次成為壓迫者。求祢賜給我們清醒與智慧，使我們堅決抵抗威權再現，無論它以何種語言、何種旗幟、何種假借和平協議之名而來。

我們也祈求救贖
救贖不是抹去責任，而是在真相與咎責之後，重建公義的秩序。願我們的社會不再以恐懼為統治工具，而以法治為共同準則；不再以領袖神話為依歸，而以人民主權為根基。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做領袖的要像做僕人一樣，服事人民。

上主啊，祢曾藉先知宣告：「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祢同行。」求祢使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實踐這呼召的使命。
讓我們記得，是為了更清醒；
讓我們清醒，是為了更自由；
讓我們自由，是為了彼此守望。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
當我們記得，我們就不再被謊言的統治洗腦；
當我們承擔責任，我們就不再被恐懼統治；
當我們彼此守護，我們就能促進族群大生命的共同體。

主啊，願二二八的淚水，化為民主深化的種子；願受難者的血，成為守護人權的呼聲；願這島嶼的未來，不再由外來政權決定，而由這片土地自由的人民共同來決定。

我們如此祈求，是因為相信：
公義終必成為制度，
憐憫終必成為文化，
自由終必成為日常。
感謝公義與和平的上帝聽我們的祈禱。阿們。

台北228記念行動/黃春生牧師於中正廟帶領全體祈禱

《二二八，我們仍記得：從國族傷痕到命運共同體》
時間：2026／2／28（六）上午十點
地點：中正廟 — 獨裁者紀念館堂體前階梯及廣場，安魂舞與獻花。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將二二八訂為「和平紀念日」是有缺憾的，因為有屠殺，卻無元兇的咎責，沒有公義哪來和平呢？因此，將二二八暫定為「台灣日」(Taiwan Day)，或許是一種選擇。

二二八，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台灣人民集體記憶中一道尚未完全癒合的傷痕。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揭開戰後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真面目，人民對貪腐、專斷與失序的不滿，竟換來全面鎮壓與大規模屠殺。那不是單一衝突，而是對台灣社會菁英、知識分子與地方領袖的系統性清除，深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走向，使整個社會在恐懼中沉默數十年。然而，歷史並未在沉默中終止。進入威權晚期，三起震撼社會的政治血案，再次把台灣推向命運的轉折點。

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發生在黨外運動領袖林義雄家中，其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殘忍殺害。案件至今未明，但它象徵著國家暴力陰影已侵入私人家庭。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命案，旅美著名數學家返台後離奇身亡，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強烈質疑情治單位涉入。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更將黑手伸向海外，在美國刺殺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引發國際外交風暴。

這三大血案，像三道驚雷，擊碎了威權體制的正當性。國際壓力、內部危機與社會覺醒交織之下，蔣經國於1985年12月25日公開宣示蔣家後代不再從政，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歷史的巨輪開始轉向。當然，民主化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在恐懼中仍然堅持發聲、行動與守望的結果。

從1947到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並非直線進步，而是在血與淚中淬鍊。二二八事件提醒我們，當國家機器失去制衡，人民的生命與尊嚴可以在一夜之間被踐踏；而三大血案則證明，即使在高壓統治下，真相仍會逼近權力核心，正義的呼聲不會永遠被壓制。

紀念二二八，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民主與自由的制度。真正成熟的民主，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以及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如果我們對歷史冷漠，歷史就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

今天的台灣，能夠自由選舉、公開批評政府、討論未來方向，正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換來的空間。紀念二二八，是對受難者的尊重，也是對未來世代的承諾：我們拒絕威權復辟，我們守護民主法治，我們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當我們記得，我們就更清醒；當我們清醒，我們就更自由。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夜晚，台北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會處的「天馬茶房」走廊前，發生了一起改變台灣歷史走向的暴力事件。當晚，專賣局台北分局6名查緝員與4名員警，以違反菸酒專賣為由，查緝40餘歲寡婦林江邁涉嫌販售私菸。她因戰後經濟困頓、物資匱乏，以零星販菸維生。查緝人員不僅沒收其合法與非法香菸與現金，在她跪地哀求歸還合法香菸時，竟以槍托重擊其額頭，致其流血昏厥。

此一過度執法與羞辱性的暴力，立即引發旁觀民眾義憤。群眾沿街追逐查緝人員，衝突升高之際，查緝員開槍示威，卻誤殺無辜路人。這起「緝菸血案」成為翌日（2月28日）大規模抗議的導火線，最終演變為震撼全台的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政府戰敗流亡台灣，台灣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治理，菸酒專賣成為重要財源。然而，官僚壟斷、配給失衡與物價飛漲，使底層人民生計雪上加霜。專賣制度本意在於財政管理，實務上卻伴隨尋租與濫權。查緝行動在缺乏比例原則與人權保障下，轉化為對弱勢的高壓執法。林江邁並非組織性走私者，而是困頓中的個體經濟行為者；國家權力卻以最粗暴的方式介入，象徵治理失能與倫理崩解。

事件發生後，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並未檢討施政失當與貪腐問題，反以「共產黨陰謀煽動叛亂」上報南京，要求出兵。3月8日，軍隊自基隆登陸，隨後在全台展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中央決策核心人物蔣介石核准出兵，政治敘事遂由「行政暴力與民怨」轉換為「平亂」。這種將治理失能外部化、將人民抗議污名化的手法，成為威權統治的典型模式。

天馬茶房所在地已被審定為「不義遺址」，其意義不僅在於保存空間，更在於確立公共記憶：國家暴力曾在此對底層人民出手。歷史記憶不是為了反覆撕裂，而是為了建立法治與人權的底線。若社會對暴力失去記憶，暴力便可能以不同名義回返。

記得1947年2月27日，不是為了停留在憤怒，而是為了確保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永遠不再因為一包香菸而流血。當我們走過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的街角，願那段歷史提醒我們：公義與尊嚴，從來不是口號，而是需要世代守護的承諾。

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綠島，舊名「火燒島」，位於臺灣東南外海，孤立於太平洋之中。這座小島的歷史，深深刻畫了臺灣社會從殖民統治到威權政治的創傷記憶，也見證了臺灣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長久追求。

日本時期，火燒島因地理位置偏遠、不易逃脫，被臺灣總督府選為收容「浮浪者」的場所。1912年4月12日設立的「臺東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象徵殖民政權以隔離與控制維持社會秩序的治理方式。然而1918年的颱風嚴重破壞設施，加上維修困難與經費龐大，日本臺灣總督府於1920年2月26日正式廢止收容所。這段歷史顯示火燒島早已被視為「被放逐之地」，是一個將社會邊緣者隔離於外的空間。

戰後，火燒島的命運出現更沉重的轉折。1951年4月1日，國民黨政府利用舊收容所遺址成立「新生訓導處」，將近千名政治受難者從臺灣各地移送至此。這些人多數被指控為「叛亂犯」或「思想犯」，在島上接受所謂的「感訓教育」。

根據受難者盧兆麟的回憶，1951年5月17日被送抵綠島的政治犯泰半來自於內湖新生總隊和其他軍人監獄。他們從基隆港被押送到綠島，在海上換乘小船登陸，再徒步走向營區，彷彿踏入一座與世隔絕的監禁之島。到1951年6月，新生訓導處已收容超過兩千三百人。他們每天被迫上課學習政治思想，包括三民主義、領袖言行與反共宣傳，並在嚴格監控與艱苦勞動下度過歲月。火燒島因此成為白色恐怖的重要象徵，記錄著威權統治對思想自由的壓迫。

然而，火燒島不只是苦難的象徵，也逐漸轉化為民主記憶的場所。曾經被流放的政治受難者，許多人在解嚴後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經歷提醒社會：自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以犧牲與勇氣換來的成果。今日的綠島，從流放之地轉變為歷史反省之地，使人理解民主制度的價值，也警惕威權統治的危險。

火燒島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座小島可以被用來隔離異議者，也可以成為記憶公義的見證。當臺灣人民回顧火燒島的往事時，不只是哀悼受難者，更是在重申一個共同的信念：唯有守護自由與人權，歷史的悲劇才不會重演。火燒島的記憶因此化為一種力量，引導臺灣在民主的道路上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