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7日 星期二

1989年11月17日,天鵝絨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展開


 ⭕️1989年11月17日,天鵝絨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展開

——從反納粹到反共產極權:學生以非暴力改寫國家命運

黃春生牧師


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Prague)的街頭,成千上萬名學生走上街頭,紀念50年前遭納粹迫害的學生。他們原本是為了追思歷史上的犧牲者,卻意外點燃了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民主革命。


當晚,鎮暴警察以暴力驅散和平示威的學生,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此後,學生、知識分子、藝術家、工人與一般市民陸續投入抗爭,形成席捲全國的民主浪潮。


這場後來被稱為「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非暴力民主運動,在短短數週內終結了捷克斯洛伐克長達40餘年的共產黨一黨專政。


它向世界證明:即使面對掌握軍隊、警察與國家機器的威權政權,人民仍然能夠透過團結、勇氣與非暴力行動,改寫歷史。


▋1939年11月17日:納粹鎮壓學生,血染布拉格


1939年3月,納粹德國佔領捷克地區,將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置於納粹統治之下。同年10月28日,捷克學生與市民為紀念捷克斯洛伐克建國21週年,在布拉格舉行反納粹示威。德國佔領當局開槍鎮壓,造成工人瓦茨拉夫.塞德拉切克(Václav Sedláček)死亡,查理大學醫學院學生揚.奧普萊塔爾(Jan Opletal)重傷,並於11月11日傷重不治。


11月15日,數千名學生參加奧普萊塔爾的葬禮。原本的追思行動迅速轉化為反抗納粹統治的示威。納粹當局隨即展開大規模報復。


11月17日凌晨,蓋世太保與納粹武裝部隊突襲學生宿舍,逮捕大批學生,未經審判便處決9名學生運動相關人士,其中包括8名學生及1名大學教師。超過1,200名學生遭到逮捕,許多人被送往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Sachsenhausen)。


納粹當局同時下令關閉所有捷克語大學,使無數青年失去受教育的權利。這場鎮壓揭露了極權統治的本質:當政府害怕學生思考、害怕人民發聲,便企圖以暴力摧毀教育、思想與自由。然而,納粹可以關閉大學,卻無法永久消滅人民追求自由的意志。


▋1941年11月17日:國際學生日的誕生


為紀念1939年捷克學生反抗納粹統治的犧牲,1941年11月17日,來自多國的學生代表與流亡學生組織在英國倫敦宣告,將每年11月17日訂為「國際學生日」(International Students' Day)。


這個紀念日的起源,並不是一般校園活動或學生節慶,而是為了記念反法西斯、反對軍事佔領,以及捍衛自由與受教育權利的犧牲者。


國際學生日所承載的歷史意義,是提醒後代: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應培養獨立思考、批判權力與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


真正的教育,不應只是訓練人民服從權威,而是培養有能力辨識謊言、抵抗不義、保護弱者的自由公民。


▋1989年11月17日:從追思歷史到推翻極權


50年後,同樣的11月17日,布拉格再次成為人民追求自由的歷史舞台。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仍處於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自1948年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國家政治、媒體、教育及公民社會長期受到嚴密控制。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曾經推動著名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試圖改革共產體制,建立具有言論自由與政治開放空間的社會主義。然而,蘇聯及華沙公約組織盟國出兵鎮壓改革,使捷克斯洛伐克再次陷入政治高壓。


1989年,東歐民主運動迅速發展。波蘭團結工聯推動政治改革,匈牙利逐步打開鐵幕。11月9日,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開始開放通行。僅僅8天後,捷克斯洛伐克學生也走上街頭。


11月17日,數以萬計的學生與民眾在布拉格集會,紀念1939年遭納粹迫害的學生,並提出自由與民主的訴求。


這場活動起初獲得當局允許,但當示威隊伍繼續行進時,警察在市中心的民族大道(Národní třída)封鎖道路,並以警棍暴力毆打和平示威者。許多學生受傷,警察鎮壓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


當時甚至流傳一名學生遭警察打死的消息,事後證實並無示威者在當晚死亡。然而,警察對和平學生施加暴力的事實,已足以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


原本用來紀念納粹暴行的日子,竟然再次出現國家暴力。


50年前,學生為反抗納粹而犧牲;50年後,學生又因追求自由而遭到共產黨政權鎮壓。


歷史的諷刺在於:兩個宣稱不同政治理想的極權體制,面對不願服從的學生時,竟然採取了相似的暴力手段。


▋非暴力的力量:學生、劇院與人民共同改寫歷史


警察鎮壓不但沒有終止抗爭,反而成為推動革命的轉捩點。


11月19日,劇作家、異議知識分子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與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成立「公民論壇」(Civic Forum),整合學生、知識分子、工會及各界反對力量,要求終止政治迫害、保障基本自由,並推動民主改革。


學生發動罷課,劇院工作者也加入罷工。他們停止一般演出,將舞台轉變為公共討論的場所,讓人民公開討論民主、人權與國家未來。


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轉變:原本由國家審查與控制的文化空間,開始成為人民自由發聲的公共論壇。


11月20日,布拉格已有約30萬人參加示威。


11月25日至26日,布拉格萊特納廣場(Letná Plain)出現數十萬人、規模空前的和平集會。人們高舉標語、呼喊自由,並以搖動鑰匙串的聲音,象徵舊體制應當退場。


11月27日,全國發動兩小時總罷工,展現人民團結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不在於武器,而在於人民拒絕繼續服從不義的統治。在這場運動中,學生不是唯一的主角。劇院工作者、教師、工人、宗教人士與普通市民,都逐漸成為民主轉型的推動者。這也說明,民主革命不能只依靠少數英雄,而必須讓廣大的公民社會共同承擔責任。


▋共產黨失去權力:短短數週完成民主轉型


面對持續擴大的抗議,共產黨政權終於無法再維持原有的統治。


11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米洛什.雅克什(Miloš Jakeš)及主要領導層集體辭職。


11月29日,聯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刪除保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正式終止共產黨的憲法性政治壟斷。


12月10日,新的聯邦政府成立,非共產黨人士取得內閣多數席位。同日,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辭職。


12月29日,原本長期遭到共產黨監控、禁止發表作品,甚至多次入獄的劇作家哈維爾,由聯邦議會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


一個曾經被政權視為危險異議分子的作家,竟然成為國家元首。


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舉行自1946年以來首次自由競爭的國會選舉。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經過政治協商,和平分離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這個過程後來被稱為「天鵝絨分離」(Velvet Divorce)。

同年,哈維爾成為捷克共和國首任總統。


「天鵝絨革命」之所以得到這個名稱,正是因為它以相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實現政權轉型。


然而,非暴力並不代表沒有危險,更不代表自由可以輕易取得。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無數異議人士的堅持、學生的勇氣、公民社會的組織,以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共同創造了歷史的契機。


▋哈維爾的政治思想:活在真實之中


哈維爾不只是民主革命的領袖,更是一位深刻反省極權政治的思想家。1978年,他發表著名文章《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分析極權體制如何透過謊言、恐懼與日常服從維持統治。


他提出「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的思想,強調個人即使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仍然可以透過拒絕謊言、堅持良心與承擔責任,對抗壓迫性的政治制度。


極權體制不只依靠警察、軍隊和監獄統治人民,也依靠人民被迫接受的謊言。


當人們為了生存而假裝相信官方宣傳,為了利益而保持沉默,甚至在明知不義的情況下繼續配合,極權便得以滲透日常生活。


反過來說,當愈來愈多人拒絕配合謊言,威權統治的正當性便開始崩解。

哈維爾的思想提醒我們:自由不只是政治制度的落實,更是一種面對真相的道德勇氣。


民主社會需要選舉、憲法、司法獨立與權力制衡,但同樣需要願意說真話、守護良心與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


▋從捷克斯洛伐克到台灣:民主不能忘記歷史


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與台灣的民主化歷程有值得相互對照之處。台灣同樣經歷過長期戒嚴、政治監控、言論審查,以及對異議人士的逮捕與迫害。


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台灣的民主不是統治者憑空賞賜的恩典,而是許多世代的人民付出代價、長期努力爭取得來的成果。


1989年布拉格的學生,以紀念50年前反納粹的歷史,開啟反抗共產黨專政的民主革命。


這提醒台灣社會:記憶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辨識威權、追求真相,避免讓國家再次陷入政治壓迫。


今日,中國共產黨依然維持一黨專政,壓制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政治異議,並持續對台灣施加軍事與政治壓力。


面對威權的擴張,民主社會不能天真地認為,只要經濟往來增加,極權便會自動轉化為民主。真正的和平,不能建立在人民放棄自由、民主制度失去自主,以及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基礎上。


然而,反對共產黨的威權統治,也不應演變為對中國人民的仇恨。因為在中國境內,同樣有無數追求自由、民主、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正承受政治壓迫。我們所反對的是剝奪人民自由的極權制度,而不是任何民族或人民。


自由的價值,不應受到國界限制;人權的尊嚴,也不應因政治立場而有所區別。


▋信仰的反省:真理使人自由


耶穌在約翰福音8:32說:「你們會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


從聖經的脈絡來看,耶穌所宣告的自由,首先是人在上帝的真理中,脫離罪惡的奴役,進入真正屬於上帝的生命關係。


當政治權力要求人民放棄良心、否認事實,甚至把國家領袖奉為不可質疑的偶像時,基督信仰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人間政權可以取代上帝,也沒有任何政治領袖可以壟斷真理。


先知彌迦所宣告的「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彌迦書6:8),同樣提醒教會,真正的信仰不能對壓迫、謊言與不義保持沉默。


回顧天鵝絨革命,我們看見一群學生如何從歷史記憶中找到勇氣,也看見普通人民如何透過非暴力行動,突破恐懼,改變國家命運。


1939年11月17日,納粹可以逮捕學生、關閉大學,卻無法消滅追求自由的精神。


1989年11月17日,共產黨可以用警棍毆打學生,卻無法阻止人民走向民主。


歷史一再證明,極權可能憑藉暴力取得暫時的服從,卻無法永久消滅人類對真理、自由與尊嚴的渴望。


紀念天鵝絨革命,不只是記得一場成功的民主運動,更是提醒每一個世代:自由需要記憶,民主需要勇氣,公義需要實踐。


當我們記得過去曾經發生的壓迫,就更有責任守護今日得來不易的自由。

當我們看見世界上仍有人民生活在威權統治之下,就更不能對他們的苦難視而不見。


願台灣的民主不只停留在制度,更成為人民共同珍惜、守護並持續深化的生活方式。因為真正值得傳承給下一代的,不只是自由的果實,更是追求自由的勇氣。

2026年11月16日 星期一

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黃春生牧師|歷史紀念日專文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歷史上展開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民主運動。


這一天,一群長期遭受國民黨威權統治迫害的政治受難者、民主運動者與關心台灣前途的人民,從台北松山火車站前出發,展開為期四十天的「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


這場運動的正式名稱是「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他們以雙腳走遍台灣,向人民宣揚一個在當時仍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的理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台灣應當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不只是一場環島行軍,更是台灣人民試圖擺脫威權統治、重新建立國家認同與政治主體性的歷史行動。


▋1977年《人權宣言》:教會率先發出的先知之聲


回顧「新國家運動」的歷史,不能忽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十一年前所發出的先知性呼聲。


1977年8月16日,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之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併吞台灣,以及台灣國際地位日益艱困的處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宣言明確主張:

「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


更進一步呼籲政府:

「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是在台灣戒嚴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公開提出「新而獨立的國家」政治主張。


當時,公開談論台灣獨立,隨時可能被冠上「叛亂」罪名,遭到逮捕、監禁,甚至面臨生命危險。


參與起草《人權宣言》的牧長深知其嚴重後果。根據教會歷史見證,部分參與者甚至預先寫好了遺書,準備承擔可能付出的生命代價。然而,他們仍然選擇站出來。


這不是因為教會企圖成為政治權力的中心,而是出於基督信仰對人的尊嚴、自由與公義的堅持。


《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宣告,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這項信仰告白意味著,人民的尊嚴與自由不應由任何統治者任意賞賜或剝奪。


當國家權力侵犯人權,當人民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教會就不能保持沉默。


《彌迦書》6章8節所宣告的「行公義、好憐憫」,不只是個人的道德要求,更提醒信仰群體必須關心社會制度是否保障人的尊嚴。


1977年的《人權宣言》,正是在這樣的信仰精神下,成為台灣民主化與人民自決運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1987年「蔡許台獨案」:解嚴了,思想卻仍未自由


十年後,1987年7月15日,台灣正式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然而,解除戒嚴並不代表威權體制已經結束,更不代表人民已經真正享有充分的思想、言論與政治自由。


1987年8月30日,一百四十多位曾經遭受國民黨政權迫害的政治受難者,聚集台北市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成立「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台南神學院畢業的蔡有全傳道擔任成立大會主席。


這群政治受難者,有人曾經遭受長期監禁,有人失去青春歲月,有人家庭破碎。他們深知威權統治的殘酷,也明白民主自由不可能由統治者自動施捨。


大會討論組織章程第三條「我們的基本共識」時,許曹德提出一項在當時極具政治震撼力的主張: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


當天晚上,聯誼總會在台北市金華國中舉辦公開演講會。參與者包括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高俊明牧師、陳唐山、陳翠玉、陳菊、陳永興、柯旗化、張溫鷹等人。


蔡有全在演講中,以強而有力的手勢公開宣告:

「我主張台灣獨立,我公開表明主張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在今日或許只是一項政治意見,在當年的台灣,卻可能使人失去自由。果然,國民黨政府隨即以涉嫌叛亂展開司法追訴。


1987年10月12日,蔡有全與許曹德出庭應訊後,遭到收押。


1988年1月9日,台灣高等法院進行長時間的法庭辯論。同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三天後的1月16日,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因「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許曹德因「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兩人合計被判刑二十一年。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蔡許台獨案」。


這個案件揭露了解嚴初期台灣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政府可以宣布解除戒嚴,卻仍然使用威權時期的刑事法律,懲罰人民的政治主張。


一個社會如果允許人民投票,卻不允許人民自由討論國家前途,那麼民主仍然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必須保障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人民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鄭南榕與《自由時代》:用文字突破政治禁忌


「蔡許台獨案」發生後,台灣社會並未因此噤聲,反而掀起更大規模的聲援行動。其中,鄭南榕所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鄭南榕深知,威權統治不僅依靠警察、軍隊與監獄維持,更依靠對思想與言論的控制,使人民逐漸習慣沉默。因此,他選擇以出版、言論與公開行動,挑戰威權統治所設下的政治禁忌。


《自由時代》不僅報導「蔡許台獨案」,也成為民主運動者交換思想、組織行動及宣揚台灣人民自決理念的重要平台。


當黃華接任第二屆「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後,與總幹事鄭南榕等人持續推動救援行動。


黃華、鄭南榕與林永生經常聚首,思考如何將「台灣人民有權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理念,從知識分子的討論與政治受難者的抗議,推廣成為全民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


他們認為,台灣的未來不能只留在法庭辯論,也不能只寫在雜誌文章中,而必須走入社會、走入城鄉、走入人民的生活。於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環島行軍逐漸成形。


▋1988年11月16日:以四十天環島,走出台灣的新希望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正式出發。這場為期四十天的徒步環島,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參與者還包括林樹枝、林重謨、林宗正牧師、黃昭凱、戴振耀、吳寶玉、周慧瑛、徐秀蘭等人。


他們從台北出發,走入台灣各地的大街小巷,透過步行、演講、集會與宣傳,向人民說明台灣民主改革與建立新國家的願景。


這場運動以「愛與非暴力」為原則,提出八項新國家的改革方向:新國號、新憲法、新體制、新國會、新政府、新社會、新環境、新文化。


這八項訴求顯示,「新國家運動」並不只是要求改變國家的名稱,而是企圖從政治制度、社會關係、文化認同到生活環境,推動台灣全面的民主改造。


他們盼望建立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新國家,更是一個真正尊重人民主權、保障基本人權、實踐社會公義的新社會。


這場徒步環島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在長期威權統治下,人民往往被要求服從國家,卻很少有機會真正參與決定國家的未來。「新國家運動」則試圖翻轉這種政治關係:國家不是統治者的私人財產,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1988年12月25日,為期四十天的環島行軍完成。


這四十天,改變不了所有政治制度,卻讓台灣獨立與人民自決的主張,從政治禁忌逐漸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歷史上許多重大改革,往往不是從國會殿堂開始,而是從一群願意走上街頭、承擔風險的人民開始。


▋從《人權宣言》到「新國家運動」:信仰與民主的共同追求


1977年的《人權宣言》與1988年的「新國家運動」,雖然分屬不同的歷史階段,卻具有共同的核心精神: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國家應當為人民的自由、尊嚴與福祉而存在。


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從信仰與人權出發,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新國家運動」則透過和平行動,將人民自決、民主改革與國家重建的理念帶入公共生活。


兩者雖有不同的組織背景與行動方式,卻共同參與了台灣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歷史進程。


從改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政治權力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強調,人類社會需要政治秩序,但掌權者同樣受到公義的規範。政治權力若背離其維護公共福祉的目的,就不能僅憑權位要求人民無條件服從。


二十世紀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面對納粹極權統治時,更以生命見證基督徒不能對國家暴力及其造成的苦難保持冷漠。


不過,基督信仰不能被簡化為特定政治方案的保證。教會的使命不是將任何國家或政治制度神聖化,而是持續以公義、憐憫、真理與人的尊嚴,檢驗所有政治權力。


因此,紀念「新國家運動」,不應只有國家認同的討論,更必須反省:我們所追求的台灣,是否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是否尊重不同政治意見者的權利?是否照顧貧困者、勞動者、原住民族、新住民,以及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是否建立足以防止權力濫用的民主制度?


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不只是擺脫外來威權的控制,也必須防止自己的統治者再次成為壓迫人民的力量。


▋今日的台灣:民主不能遺忘走過的道路


三十八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歷經民主轉型,人民可以透過自由選舉更換政府,也能公開討論國家前途。


這些今日看似平常的自由,在1988年卻需要有人以坐牢、流亡甚至犧牲生命的風險來爭取。


我們不能忘記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為他們讓世人看見威權統治如何將政治意見當成犯罪。


我們不能忘記黃華、鄭南榕、楊金海、林永生,以及參與環島行軍的無數人民,因為他們證明了和平的公民行動可以突破政治恐懼。


我們也不能忘記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先行者。他們在最艱困的年代,從信仰良知出發,勇敢宣告人權與鄉土的尊嚴。


尤其今日台灣仍然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政治滲透與統戰壓力,更應當記取歷史教訓。民主自由從來不是永久有效、無須維護的政治資產。威權勢力可能利用恐懼、利益、假訊息與社會分化,削弱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軍事防衛,更需要公民社會的團結、對歷史的認識、民主制度的韌性,以及對人權與法治的堅持。抵抗威權,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民主原則;恰恰相反,唯有持續實踐民主、自由、人權與公義,台灣才能證明自己與威權體制的根本不同。


2026年,我們應當以民主的實踐、公義的行動與守護自由的決心,繼續走完這條尚未完成的道路。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自由,更需要每一個世代共同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