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1日 星期二

4月21日,周添旺紀念日

421日,周添旺紀念日:聆聽台語歌聲成為這片土地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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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8421日,是台語流行音樂重要作詞家周添旺辭世紀念日。他留下的不只是幾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更留下台灣人民共同的情感語言。若說旋律讓人哼唱,那麼歌詞則讓人落淚、思念、戀慕與盼望;而周添旺,正是那位替台灣寫下心事的人。

周添旺1911年出生於台北艋舺剝皮寮,也就是今日萬華區。少年時代受漢文教育薰陶,熟讀詩詞歌賦,培養深厚文字底蘊。但是他常常喃喃自語,在旁人看起來像似精神有問題,也因此,他迸發出靈感,完成他膾炙人口的作品。這使他的作品兼具古典美感與民間生命力,既典雅又貼近人心。1933年,年僅24歲的他進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以〈月夜愁〉一鳴驚人,隔年升任文藝部主任,從此展開台灣歌謠黃金年代的重要篇章。

在台灣流行歌曲史上,作曲家鄧雨賢著名的「四月望雨」:〈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其中〈月夜愁〉與〈雨夜花〉的歌詞皆出自周添旺之手。這兩首歌歷經近百年,至今仍被傳唱,原因無他——它們寫出了人類最深的情感經驗:愛情的甜美、失落的哀愁、命運的無奈,以及對美好人生的嚮往。

尤其〈月夜愁〉,不只是情歌,也是台北城市記憶。歌詞提到的「三線路」,正是今日中山南路前身。日本時代拆除台北城牆後闢建林蔭大道,因三線分道而得名。當年這裡燈光明亮、樹影婆娑,被譽為「東方的小巴黎」,也是青年男女散步約會的地方。周添旺把城市空間化作情感舞台,讓街道不只是街道,而成為一代人的青春。

〈雨夜花〉則更具歷史重量。表面上寫風雨中飄零的花,實則寄託弱者受壓迫的命運感。後來在不同年代,這首歌被賦予更多社會意義,成為人民在苦難中彼此安慰的旋律。一首好歌之所以偉大,不在於排行榜名次,而在於不同世代都能在其中聽見自己的故事。

戰後,周添旺持續創作,與楊三郎合作〈孤戀花〉、〈異鄉夜月〉、〈思念故鄉〉、〈秋風夜雨〉等名作;後來又與許石等音樂人合作。1971年,已61歲的他推出〈西北雨〉再獲掌聲,證明真正的創作者,不會因年歲停止發光。

周添旺的一生,也提醒我們語言文化的重要。台語歌謠曾在威權年代被壓抑、被貶低,甚至部分歌曲遭禁唱。在威權時期的語言政策下,台語更因世代斷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嚴重」或「重大危險」的瀕危語言。若是,人民還唱著這些台語歌,台灣文化就會延續。

今天我們紀念周添旺,不只是懷舊,也是在思考:我們是否珍惜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是否願意讓下一代認識這片土地的歌聲?一個社會若只追逐外來潮流,卻忘記自身故事,就像樹木枝葉茂盛卻根系乾枯,經不起風雨。

周添旺墓碑刻著〈雨夜花〉、〈月夜愁〉、〈河邊春夢〉、〈秋風夜雨〉四首作品。那不是炫耀成就,而像是向世人輕聲說:我曾用文字愛過這塊土地。

421日,讓我們再次聆聽周添旺。當旋律響起,我們聽見的不只是老歌,而是台灣人民走過時代風雨,仍溫柔歌唱的靈魂。因為真正的文化,不會老去;真正的歌聲,會一代一代傳下去。




2026年4月20日 星期一

反對鞭刑立法:文明社會不能倒退,基督徒更不應沉默

反對鞭刑立法:文明社會不能倒退,基督徒更不應沉默

黃春生牧師

近日有部分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提出所謂「鞭刑公投」,主張將鞭刑納入特別刑法制度,用以處罰性侵害、虐童與重大詐欺案件。此一提案表面上訴諸民意與治安焦慮,實則反映一種危險的政治思維:當社會面對犯罪問題時,不從制度改革、預防機制、司法效能與社會支持著手,反而訴諸肉體羞辱與國家暴力。這不是進步,而是倒退;不是民主治理,而是情緒統治。

更諷刺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台灣社會都已經走在這些提案者前面。大正10年(1921年)428日,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人民生活文化水準已有相當進步,鞭刑已不合時宜」,因此以律令第七號正式廢除鞭刑。這段歷史值得深思:即使在殖民統治時代,統治者都明白鞭刑不符合現代法治文明;而今日自稱民主法治的政黨,竟想重新撿回這套羞辱性的懲罰工具,這不只是荒謬,更是對台灣法治成熟度的輕蔑。


鞭刑的本質:羞辱人格的威權暴力

支持者常說鞭刑具有嚇阻效果,但這種說法缺乏穩固的犯罪學證據。犯罪率高低,往往與破案率、司法效率、教育程度、社會支持網絡、貧富差距及心理健康體系更有關係,而非刑罰是否殘酷。

鞭刑的本質,不只是疼痛,而是刻意羞辱。它以公開懲罰身體來傳達權力訊號:威權國家可以撕裂你的皮肉,展示你的痛苦,讓他人觀看你的受辱。這種刑罰邏輯,與現代民主法治強調的「人格尊嚴不可侵犯」根本衝突。

當代人權法理早已指出,禁止酷刑、禁止殘忍不人道待遇,是文明社會的底線。國家若可以為了民意憤怒而鞭打人民,明日也可能為了政治異議而羞辱人民。歷史一再證明,暴力工具一旦合法化,使用範圍往往只會擴張,不會收縮。


基督徒為何更應反對鞭刑?

對基督徒而言,反對鞭刑不只是政治立場,更是信仰責任。

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正曾遭受羅馬帝國殘酷鞭打。福音書記載,祂先被鞭打,後被戲弄,再被押往各各他。羅馬鞭刑並非單純責打,而是帶有金屬或骨片的刑具,足以撕裂皮肉、造成失血、休克,甚至死亡。

為紀念耶穌受不義政權的鞭笞之刑,每年二二八紀念時,台北濟南教會都會敲響鐘聲39響,紀念耶穌的受難。這意味著:鞭刑不是文字上的概念,而是耶穌基督曾親身承受的帝國暴力。

若有人自稱跟隨基督,卻主張讓國家機器再度以鞭刑對待人,至少應先誠實回答一個問題:你所支持的制度,正是耶穌曾被羞辱的制度。

《以賽亞書》早已預言受苦僕人的道路:「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把鞭子交給國家,而是看見受鞭者的痛苦,進而醫治破碎的人與社會。十字架揭示的不是報復倫理,而是救贖倫理。


聖經中的刑罰觀:節制、修復,而非殘虐

有人會引用舊約律法中的責打條文,為鞭刑背書。然而《申命記》25章清楚限制次數,不可過數,「免得輕賤你的弟兄」。這段經文的核心,不是鼓勵暴力,而是限制暴力,防止受罰者被去人化。

換言之,即便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代社會,聖經律法已對懲罰設下人道界線。其精神是節制與矯正,而不是羞辱與報復。

到了新約,耶穌更將倫理提升到憐憫、悔改、更新與挽回。對犯錯者,耶穌既不縱容罪,也不取消人的尊嚴。祂面對行淫時被抓的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這是責任與恩典並行的道路。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鞭子

若真心關切性侵、虐童、詐欺等犯罪,應推動的是:提升偵查效率與定罪率;建立受害者保護與心理支持系統;完善兒少通報機制;強化監獄矯治與再犯防治;打擊洗錢與跨境詐欺集團;增加社區安全網與教育投資。這些工作辛苦、專業、沒有政治聲量,但真正有效治本。

鞭刑則剛好相反:簡單、刺激、容易上新聞,卻無法解決根源問題。它像止痛貼布貼在骨折處,看似有動作,其實沒有醫治。


結語:別把文明交給憤怒決定

民主社會當然要懲治犯罪,但不能讓憤怒決定刑罰形式。當人民恐懼時,政治人物更應提出成熟治理,而不是端出中世紀道具。

台灣在1921年已經知道鞭刑不合時宜。2026年的我們,沒有理由比一百年前更落後。而對基督徒而言,更當記得:主曾受鞭傷,不是要我們把鞭子交給權力者,而是呼召我們建立一個更公義、更憐憫、更有人性的社會。若有人高舉鞭子自稱捍衛正義,我們則要提醒:十字架已經告訴世界,真正改變人心的,從來不是鞭子,而是真理與愛。


4月20日,性別平等教育日:從葉永鋕的呼喚,看見尚未完成的公義之路

420日,性別平等教育日:從葉永鋕的呼喚,看見尚未完成的公義之路

黃春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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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420日,在臺灣不僅是一個紀念日,更是一面照見社會良知的鏡子。2026420日,適逢《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22週年,同時也是葉永鋕離世26週年。這兩個時間點彼此交織,提醒我們:制度的誕生,往往來自一段沉痛的歷史;而制度的存在,則必須持續回應尚未止息的傷痕。

葉永鋕,一位1985年出生的少年,因其性別氣質與主流期待不同,在校園中長期遭受羞辱與霸凌。他的生命,在2000420日戛然而止。那一天,他為了躲避霸凌,在下課前提早前往廁所,卻再也沒有走出來。15歲的生命,倒臥在冰冷的地板上,也震碎了臺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性別差異的無知與漠視。

葉永鋕的離世,不只是個人悲劇,而是一場結構性暴力的揭露。正如女性主義神學家所指出,當社會制度未能保障弱勢者的尊嚴時,罪不僅存在於個人行為,更深植於文化與權力結構之中。這樣的觀點,與Walter Brueggemann對先知傳統的理解相互呼應:先知的任務,正是揭露體制中的不義,使沉默者的聲音被聽見。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臺灣社會開始正視性別教育的缺失。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通過,臺灣的教育理念從「兩性」教育邁向更具包容性的「性別平等教育」。這不僅是語言的轉變,更是價值觀的重塑——從僵化的二元對立,轉向尊重多元性別氣質與身分認同的社會願景。

隨著2019108課綱的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逐步融入跨領域教學,從課堂知識延伸至生活實踐。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自滿。制度的建立,並不等於問題的終結。

近年來的Me Too運動,再次揭露性騷擾與權勢性侵在各個領域的普遍存在。這些事件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並未消失,而是以更隱蔽、更結構性的方式持續運作。家庭中無酬照顧責任的性別不均、職場上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校園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仍然是現實存在的挑戰。

面對這些問題,臺灣於2023年推動「性平三法」修正,並於2024年全面施行,試圖從法律層面強化對受害者的保障與對加害者的制裁。然而,法律固然重要,但若缺乏文化與心態的轉變,其效果終究有限。

從神學的視角來看,性別平等並非僅是社會議題,更是信仰的核心實踐。創世記宣告人是按著上主的形象被造,這意味著每一個人——無論其性別氣質、性別認同或社會角色——都具有不可剝奪的尊嚴。當耶穌與社會邊緣人同桌吃飯、觸摸被排斥的人、接納被社會拒絕的個體時,祂所展現的,正是一種顛覆權力結構的「上帝國」倫理。

因此,紀念420日,不應只是回顧過去,更是重新立志的時刻。我們需要在教育現場培養對差異的尊重,在家庭中實踐公平的責任分擔,在教會與社會中建立真正友善的空間,使每一個人都能無懼地活出自己。

公義,從來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具體的行動。當我們願意為被忽視的人發聲,為不公義的制度改革,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拒絕嘲笑與歧視,那麼,葉永鋕的生命,就不只是悲劇,而成為推動社會轉化的種子。

或許,我們可以帶著一點溫柔的自省來問:如果葉永鋕今天還在,他會願意走進我們的校園嗎?他會感到安全嗎?這個問題,不只是給政府或學校,而是給我們每一個人。

420日,不只是紀念日,而是一個呼召——呼召我們持續走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使這片土地更接近那個「行公義、好憐憫」的國度。





2026年4月19日 星期日

紀念1992年4月19日「419大遊行」的民主呼召

 



紀念1992419日「419大遊行」的民主呼召

黃春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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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419日,是台灣民主發展史上一個不容遺忘的日子。這一天,數萬名人民走上街頭,在臺北車站與忠孝西路一帶集結,由黃信介、許信良、林義雄、施明德等民主運動領袖帶領,發起要求「總統直選」的歷史性行動。隊伍綿延長達兩公里,象徵人民對民主制度的渴望,早已超越威權體制所能壓制的界線。

這場「419大遊行」不僅是一場街頭運動,更是一場對威權統治的正當性的根本質疑。在當時的體制下,總統由國民大會間接選出,缺乏直接民意授權。人民所提出的訴求,並非顛覆秩序,而是回歸民主最基本的原則:主權在民。當群眾以非暴力方式佔領街頭,甚至癱瘓交通時,他們所展現的,不是混亂,而是一種道德性的抗議——對不正義制度的拒絕。

419日持續至424日的佔領行動,最終在警方動用噴水車強制驅離下落幕。領導者因此遭判拘役50天,顯示當時法律體系仍深受威權的支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就曾這樣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然而,歷史的弔詭正在於:這些被視為「違法」的行動,卻在四年後開花結果。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選,完成政治體制的重大轉型,人民終於可以直接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

若從政治學的角度觀察,「419大遊行」正是典型的「體制外壓力促成體制內改革」的案例。這類公民非暴力行動是在體制下無法伸張正義時,進而透過公民抗命,迫使制度回應正義的要求。正如論公民不服從所揭示的,當法律失去正當性,人民的良心便成為最後的裁判。

從信仰的視角來看,「公義使邦國高舉」(箴言14:34)不僅是一句道德勸勉,更是一項歷史原則。當制度背離公義,人民的行動便成為上主公義實現的器皿。這與出埃及記中以色列人對抗壓迫的歷史相互呼應:真正的信仰,從來不是順服不義,而是在歷史中與上主同行,實踐解放,爭取自由與尊嚴。

然而,歷史的進步從來不是線性的。2026年的今天,台灣已建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但新的挑戰仍然浮現。外部的中國極權勢力透過代理人影響臺灣內部政治運作,試圖藉由民主來反民主。當國會權力被濫用、國防與民生受到牽制時,我們不得不再次問:民主是否可能在制度內被侵蝕?

這正是「419精神」在當代的意義。它提醒我們,民主不是一勞永逸的成果,而是一場需要世代守護的運動。真正的危機,不僅來自外部威脅,更來自內部對民主價值的冷漠與妥協。

因此,紀念419,不只是回顧歷史,更是一次今日處境下的呼召。當制度偏離公義時,人民是否仍願意站出來?當權力試圖擴張時,公民是否仍堅持監督?這些問題,決定了民主能否持續。

當年治理當局用噴水車驅散人民的政權,最終卻被人民用選票「沖走」。這提醒我們——水可以澆熄街頭,但無法澆熄人心對自由的渴望。

在這個34週年的時刻,願我們記得: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人民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仍在我們腳下延伸。



2026年4月18日 星期六

日治時期的台灣教會(二)

⭕️2026聖經學校:認識改革宗與PCT
4/26課程:日治時期的台灣教會(二)

單元講義:

1️⃣日治中期台灣教會1-概況(1915-1935)

2️⃣日治中期台灣教會2-走向自立的南部教會(1935-1937)

3️⃣日治中期台灣教會3-戰時體制下教會的處境(1937-1945)


4月18日.愛因斯坦紀念日

⭕️ 418日.愛因斯坦紀念日

紀念現代物理學之父——Albert Einstein

黃春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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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418日,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值得深思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紀念的不只是偉大的科學家Albert Einstein的辭世,更是紀念一種勇於突破既有秩序、重新理解宇宙與人性的精神。

1955418日,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安然離世。他的一生,顛覆了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直覺,也重新定義了「真理」與「知識」的邊界。然而,當這位思想巨人離開世界時,一場充滿爭議的事件,卻讓人類對「天才」的理解,走向另一條曲折的道路——他的大腦,被偷偷帶走。


一、被「奪走」的大腦:科學與倫理的張力

負責驗屍的病理學家Thomas Harvey,在未經完整同意的情況下,取走了愛因斯坦的大腦。這個舉動,從當代醫學倫理來看,顯然充滿爭議。

然而,這一「越界」行為,卻也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研究歷程。哈維將大腦切割為約240塊,保存於酒精中,並分送各地研究。隨著神經科學與影像技術的進步,研究者逐漸發現:愛因斯坦的大腦,確實在某些區域呈現出異於常人的特徵。

例如,加拿大神經科學家Sandra Witelson的研究指出,其頂葉區域較一般人更大,與數理推理、空間想像能力密切相關;此外,神經膠質細胞比例較高,可能意味著更高效的神經支持系統。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這些發現,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天才的來源」。科學在此所揭示的,不只是答案,更是問題本身。


二、「天才」的迷思:結構,還是生命的回應?

愛因斯坦的大腦研究,曾一度讓人類產生一種期待:是否可以透過生物結構,複製天才?甚至有人構想,未來可藉由奈米科技或人工智慧,重建甚至「再造」一個愛因斯坦。

然而,這樣的想像忽略了一個更深層的事實: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愛因斯坦,不僅在於他的腦部結構,更在於他如何回應世界。他在專利局工作的孤獨歲月,對既有權威的懷疑精神,對戰爭與極權的批判立場,以及他對人類命運的深刻關懷——這些,都不是神經元排列可以完全解釋的。

換言之,「天才」不是一塊可以切割、保存的器官,而是一種在歷史處境中回應真理的生命。


三、從物質到意義:當「心智」成為展覽品

2012年,愛因斯坦的大腦切片首次在倫敦Wellcome Collection展出,與Charles Babbage等人的腦部標本並列,甚至包括罪犯William Burke的樣本。

這場名為「心智即物質」(the mind as matter)的展覽,提出一個令人不安卻必要的問題:當人類將思想具體化為「可觀看的物件」,我們究竟在理解什麼?是理解人類,還是物化人類?

展覽策展人指出,大腦這一脆弱器官,已成為現代社會最深的希望與恐懼的承載體。它既是科學探索的前沿,也是倫理辯論的核心。


四、神學反思:人,不只是可被解剖的存在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人並不只是由物質構成的機器。依據《創世記》2:7,人是被賦予上帝氣息的存在;而在改革宗傳統中,如John Calvin所強調,人之尊嚴在於其作為上帝形象(imago Dei)的承載者。

這意味著,即使我們可以分析大腦的結構,仍無法完全掌握人的意義。愛因斯坦的大腦,可以被切割為240塊;但他的思想、良知與對和平的呼聲,卻無法被分割。這對今日高度科技化的社會,是一個重要提醒:當我們追求知識的同時,不能失去對人的尊重。


五、紀念的真正意義:不是複製天才,而是活出責任

在這個愛因斯坦紀念日,我們或許可以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是否只是在仰望天才,還是願意承擔知識的責任?

愛因斯坦晚年曾強烈反對核武擴散,呼籲人類走向和平。他深知,知識若沒有倫理的引導,將成為毀滅的力量。因此,紀念愛因斯坦,不只是紀念他的相對論,更是紀念他對人類未來的關懷。


結語:從大腦到良知

愛因斯坦的大腦,或許揭示了某些科學的奧秘;但愛因斯坦的一生,則揭示了更深的真理:真正使世界改變的,不只是聰明才智,而是願意為真理、為和平、為人類尊嚴而活的生命。

在這個418日,讓我們不只是研究「大腦」,更重新喚醒「良知」。因為,若沒有良知,再偉大的頭腦,也可能成為危險的工具;但當良知被喚醒,即使平凡的人,也能參與上帝更新世界的工作。願聖靈催促我們致力上帝國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