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Holocaust」

【大屠殺】

大屠殺「Holocaust」一詞源自希臘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將動物作為祭品獻給神靈，意為動物的「全部」(olos)被「燒毀」(kaustos)。

「Holocaust」大屠殺一詞使用已逾數百年，1960年起，該詞被學者用來特指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

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耶和華－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 免得我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喜樂。 (詩篇 13:1-4)

http://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1/10/world-war-ii-the-holocaust/100170/

剪報：希特拉今天再來到世間一定不會留鬚

剪報：希特拉今天再來到世間一定不會留鬚

作者：陳韋安

「1933年納粹黨上台將會帶來教會的屬靈復興。」這是當時許多德國基督徒的想法。

當時教會屬靈氣氛低落，無神論共產主義興起，歐洲基督教岌岌可危。因此，納粹黨政權的出現，其實對當時教會來說是個新希望——「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 這個名字本來就是一個屬靈字眼。納粹主義政權支持的運動「德國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 正以這種屬靈的外貌出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教會！相反，希特拉上台的初期，儘管有人不認同希特拉，但大部分教會都不認同激進的抗爭手段——爲何要反對政府？儘管意見不同，也不需要那麼激進。誰是？誰非？支持？反對？教會沒有統一的答案。

二戰結束後，問題的真正答案最終在付上沉重的代價後才被揭曉。生靈塗炭，教會回頭已經無能爲力。於是，1945年10月，二戰結束幾個月後，德國教會發表了一份「史特加認罪宣言」(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承認二戰時期教會所犯的錯誤，其中一段這樣寫：「我們帶着沉重的傷痛宣告：昔日透過我們（教會）爲衆多人民和國家帶來無數苦難......我們責備自己，我們的認信不夠勇敢，我們的禱告不夠忠誠，我們的信仰不夠喜樂、我們的愛不夠火熱。」

坦白說，教會作爲上帝正義與和平的代表，大部分人都願意站在上帝的一方。然而，要知道哪一方才是屬於上帝的一方，實在需要極大的智慧。有一本書的名字叫《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書中作者要警告世人的，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已經不像從前的了，他已經改變了昔日的外貌，學聰明了、進步了、變美麗了。獨裁者不再以昔日獨裁者的外貌示人，他不會殺掉所有人，他不會封閉整個社會，他不會抹殺一切的自由（因此北韓實在是個很 old school 的獨裁政權）。今天的獨裁者只會殺掉小部分人，再爲他們加上邪惡之名；獨裁者爲了維持獨裁的穩定，他會容許人民擁有表面的自由和表面的民主。但是，邪惡仍然存在，更以正義的形式出現；所有不公義的事都合乎法律，所有荒誕的事都有一定程度的民衆支持，所有的對抗者都是搗亂者！

簡單的說，若然希特拉今天再來到世間，他一定不會留着一撇鬚。怎會呢？傻的嗎？

因此，今天教會，實在要「醒少少」，好好認清誰才是邪惡的一方。因爲，在歷史的洪流裡，往往只有回頭的時候才會發現對方的詭計，以及自己當時無聲無息的愚笨。

原載於《時代論壇》時代．粉紅專欄

剪報：【決心尋母】骨肉分離40載 母子初見面哭成淚人

剪報：【決心尋母】骨肉分離40載 母子初見面哭成淚人

「我要每天抱著他，我十分疼愛他。」來自智利的61歲雷耶斯（Nelly Reyes），41年來首次與兒子見面哭成淚人，並承諾永不再離棄對方。

雷耶斯19歲那年在醫院誕下兒子托利佛（Travis Tolliver）後，獲一名護士告知寶寶因心臟問題夭折，雷耶斯從未見過兒子的屍體，亦未見過死亡證，但相信護士的說話，過去41年誤以為死神帶走了愛兒，怎料托利佛輾轉由南美洲到北美洲，由美國華盛頓州一個家庭收養。

雖然養父母為托利佛帶來家庭溫暖，但托利佛仍覺得自己是「局外人」，自20歲開始一直渴望尋找生母，可惜當年資源匱乏，加上苦無渠道聯絡，他只好將這遺憾埋藏心底，直至最終去年他下決定透過facebook尋親，怎料不足一個月聯絡上雷耶斯，並得悉自己不是被父母遺棄，而且被人偷走。

托利佛早前飛往智利首都聖地牙高，與分隔41年的親母見面，只懂說英語的托利佛，起初擔心與操西班牙語的親母雷耶斯有語言障礙，亦擔心無人來接他機，怎料雷耶斯早已在孫子女陪同下，在機場等守數小時，還

高舉寫着「熱切期待托利佛，你的媽媽雷耶斯及家人」紅色紙牌。

當兩人碰面後，托利佛立即飛撲母親懷裡，兩母子緊緊相擁滿臉淚水，托利佛坦言「從未想過這會發生」，雷耶斯則喜極而泣地說：「我會每天抱著他，我十分疼愛他。」托利佛將暫時拋開工作留在智利，希望好好跟媽媽和5名兄弟姐妹相處，享受失去41年的天倫之樂。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剪報：史上最囧馬拉松！英國馬拉松1人完賽，第2名帶4998人跑錯路

剪報：史上最囧馬拉松！英國馬拉松1人完賽，第2名帶4998人跑錯路……

馬拉松賽簡直無奇不有。在5000人參加的英國“北方馬拉松賽”上，只有一個人成績有效，其餘4999人卻意外地跑偏了，導致比賽成績作廢。“北方馬拉松賽”因此成為史上最囧馬拉松！

4999人迷路，只有1人跑完全程。

在英格蘭舉行的“北部馬拉松”近日鬧出笑話。在這項有5000人參加的比賽中，除了一直跑在首位的傑克·哈里森嚴格按賽程標線正確的跑完了全程，其餘4999名參賽者全都因為在路口提前右轉，跑錯了路線。究其原因，竟是跑在第二、第三位的兩名選手中途受主辦方誤導，認錯了方向，把身後所有的參賽者都引入了歧途…… 

這場馬拉松賽路線的終點在當地體育場，計算總長度的時候包括了最後在體育場外的一段。21歲的傑克此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馬拉松比賽。比賽中，傑克一路遙遙領先，以至於他身後的大部隊連他和領跑車的影子都看不到。當傑克跑完這一小段大約264米的體育場外賽道後，開道的車輛和工作人員就都跟進了體育場，導致後來的選手們沒看到指示，直接進入了體育場，所以都沒跑最後這一小段，相當於少跑了264米。 

按照馬拉松賽規則，標準賽程一直都是42.195公里（26.22英里），如果少跑路程，將按照沒有完成比賽處理。因此，這4999名參賽者全都失去比賽資格，被取消成績。

跑友很憤怒 

事發後，賽事主辦方發表聲明向5000名選手表達歉意，並提出受影響的參賽選手明年參賽時可少交25%的報名費。這樣的聲明引起跑友們的憤怒，認為主辦方缺乏道歉的誠意，而且，在“北方馬拉松”的官方網站上，仍舊堂而皇之地寫有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績。

 “5000人跑錯路線難道竟然沒有人看到！”一位跑友寫到，“監督裁判和線路測量的工作人員當時到底在哪。他們在看到問題出現以後並沒有制止，而是在結束後向所有人公佈這個結果。這簡直是白痴的組織者，白痴的行為。” 

在英國網友看來，事情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現場工作人員的疏忽大意所致。“很多運動員在衝過終點時感到奇怪，因為與其他馬拉松賽事相比，這裡的消耗顯然更少。這次事情不僅讓比賽成為笑柄，讓桑德蘭蒙羞，也是整個英國馬拉松從業者的恥辱。這次比賽將因為自身的愚蠢寫入馬拉松的歷史。” 

“我一直在為北部馬拉松賽耿耿於懷，”一位參賽者在推特上寫道，“我覺得少交25%報名費的補償措施，是對我們的侮辱。為了備戰，大家辛苦訓練好幾個月，誰知好不容易得到的成績卻被取消了。”

烏龍真不少

事實上，馬拉松賽經常鬧烏龍。 

去年澳門國際馬拉松賽，跑在第一名的運動員按路線應在體育場轉右，但他竟然轉左，導致尾隨的大部隊選手全都跟著左轉，指引員想阻止已來不及，最後導致所有選手都圍著運動場外圍多跑了三公里。 

而2010年在威爾士舉行的一次半程馬拉松賽上，還發生過一起“坑爹”的烏龍事件。當15000名運動員們紛紛在終點線慶祝自己的新紀錄時，主辦方卻說：“對不起，你們的成績不能被計算，因為我們改變了路線，你們實際上走了一條捷徑！”於是，這些參賽選手的成績全部被取消。

剪報索引

剪報索引

黃春生牧師

有人問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你如何預備主日講道？」巴特回答：「我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英國講道王子司布真牧師(C.H. Spurgeon)也曾寫一篇文章「我的驚心小書(My little shilling book)─聖經與報紙」。一手聖經、一手報紙，是在提醒我們信仰與生活的必要連結。閱讀報紙不僅可知道生活處境的當下消息，不會與社會生活脫節，更重要的是要將每日生活建造在上帝的話語上。

當今的時代已經是網路成熟的時代，我們可以獲得很多國際各領域的專業資訊，也可獲取我們周遭的各種新聞消息，但其中也充斥許多謠言或造假的消息，都必須仔細查證過濾。

有感於講道的信息必須「道成肉身」，既將上帝的話語落實在生活中，又因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的先見，促使我整理網路的剪報資訊，一方面提供自己預備講章時的參考，另一方面也與牧者、同工或網友分享我所整理的剪報。因此，我的剪報分類是依據講道所需來分類，期待上帝的話語進入我們的生活中。

基督論	耶穌受難	敬虔靈性	弱勢貧窮	科技環境
上帝論	耶穌復活	讀經祈禱	性別人權	人文藝術
聖靈論	聖誕節	蒙召宣教	婚姻家庭
信心	其他節期	苦難災難	法律公共
盼望	典範人物	軟弱憂傷	教育文化
愛	服事牧養	饒恕醫治	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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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索引：心靈小品、格言索引、

剪報：芬蘭籍臺裔青年Conny Wiik萬里尋母終團聚

剪報：芬蘭籍臺裔青年Conny Wiik萬里尋母終團聚
2015-02-13 15:57

芬蘭籍臺裔青年Conny Wiik(中文名字：柯尼)係於30多年前為國人褚OO等仲介人員仲介至芬蘭，由芬蘭人士收養，從小即因自身膚色與當地國民芬蘭人不同，對於個人之身世充滿好奇，經其芬蘭養父母告知其係來自臺灣，遂心生尋根之旅，於去(103)年2月初透過中央社媒體請求內政部警政署防治組，幫忙找尋其在臺原生家庭，經該組查尋指導小組全體成員抽絲剝繭，透過科學鑑定的方法，並採集其與生母何劉O貞DNA相驗，順利比對發現其真實身分。

居住於芬蘭的柯尼聽到這令人振奮的好消息，迫不及待的想與生母團聚，原本預定在去年8、9月份抵臺，惟因故延遲至今年2月抵臺，且與生母何劉O貞一起度農曆新年，也象徵農曆過年全家團圓之意。

柯尼預定於104年2月12日晚間20時10分搭機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於2月13日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舉行記者會，會中除感謝警政署防治組查尋指導小組成員幫助外，另攜帶ㄧ些在芬蘭國度與其有相同遭遇之臺裔青年檢體，希望臺灣的警方也能夠順利幫他們找到其原生家庭。警政署委請擔任查尋指導小組教官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協尋高手巡佐蔡淑女，協助將檢體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刑事警察局送驗，俾利早日發現渠等真實身分，也希望透過媒體的力量，呼喚曾在30多年前曾將自己的兒女送至國外收養或有失蹤者的國人，能夠透過全國任一警察機關，請其將自身的DNA檢體採集送驗，以助其團聚。

剪報：震撼全世界的一段碑文

剪報：震撼全世界的一段碑文

Winning with People: Discover the People Principles that Work for You Every Time  作者：John C. Maxwell (22頁)

但似乎證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沒有此碑文，而是美國「心靈雞湯」杜撰！

在倫敦聞名世界的韋斯敏斯德大教堂地下室約安葬3300位，其墓碑林中，有一塊名揚世界的墓碑。

其實這只是一塊很普通的墓碑，粗糙的花崗石質地，造型也很一般，同周圍那些質地上乘、做工優良的：亨利三世到喬治二世等二十多位英國前國王墓碑，以及牛頓、達爾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比較起來，它顯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而且它沒有姓名，沒有生卒年月，甚至上面連墓主的介紹文字也沒有。僅能推測他是一位韋斯敏斯德大教堂的主教。

但是，這樣一塊無名氏墓碑，卻成爲名揚全球的著名墓碑。每一個到過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人，他們可以不去拜謁那些曾經顯赫一世的英國前國王們，可以不去拜謁那諸如狄更斯、達爾文等世界名人們，但他們卻沒有人不來拜謁這一塊普通的墓碑，他們都被這塊墓碑深深地震撼著，準確地說，他們被這塊墓碑上的碑文深深地震撼著。

在這塊墓碑上，刻著這樣的一段話：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 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 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譯文：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想像力從沒受限制過，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

當我成熟以後，我發現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

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

當我進入暮年後，我發現我不能改變我的國家，

我的最後願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庭。但是，這也不可能。

當我躺在牀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

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後作爲一個榜樣，

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爲國家做一些事情。

然後誰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據說，許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這塊碑文時都感慨不已。有人說這是一篇人生的教義，有人說這是靈魂的一種自省。

當年輕的曼德拉看到這篇碑文時，頓然有醍醐灌頂之感，聲稱自己從中找到了改變南非甚至整個世界的金鑰匙。

回到南非後，這個志向遠大、原本贊同以暴治暴填平種族歧視鴻溝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變的自己的思想和處世風格，他從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家庭和親朋好友著手，經歷了幾十年，終於改變了他的國家。

剪報：美總統演講 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剪報：美總統演講 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每每在重大慶典，重要會議，文藝晚會，以及報告會上，等等，當神情莊重的領導人慷慨陳詞之後，我們總會聽到台下雷鳴般經久不息的掌聲，大家起立，面帶微笑，熱烈鼓掌，這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慣例。

然而，同樣是開會，在美國，卻有一群永遠不會起立鼓掌的人。

貌似是在2010年的1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會發表了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再次充分展示了他的雄辯才華，在七十分鐘的演說中，共獲得八十次掌聲，其中大部分還包括聽眾的起立致敬。

同樣是在代表着國家形象的大廳里，卻有一群永遠不鼓掌、不起立的人：


一部分是穿着制服的軍人，他們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軍人不幹政，除了有關軍隊之外的事務，不鼓掌。

在美國有一群永遠不會起立鼓掌的人

另外一波人就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按照慣例，大法官們是不會就演說中的任何內容鼓掌的。

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代表國家權力的另一端：司法公正。

這些人好像是不食人間煙火，任你在台上的怎麼可勁的鼓吹、怎麼可勁的口吐蓮花！他們都不會為之而動，他們恪守的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司法公正、司法獨立！

掌聲和起立致敬是國情咨文演講的傳統風景。通常而言，有三類情況會獲得掌聲：

一是總統所提到的政策與某些議員的主張一致，則他們就會起立鼓掌。作為民主黨員的奧巴馬，自然更能得到民主黨的青睞。在談到醫療改革、環保、允許同性戀參軍等主張的時候，他輕鬆地獲得了民主黨人的熱烈掌聲。

二是能夠代表某種普世價值觀，可以獲得聽眾高度認可的妙語。

三是能夠凝聚美國精神、體現人格魅力的語言，也容易獲得全場的掌聲。

說說這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是由9位大法官組成，他們是由總統提請參議院同意后，任命的終身職大法官。總統了解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用，可以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公共政策，所以都是深思熟慮的選擇提名人選，這些人選都是賢能之士，最重要的是與總統具有相同的政治價值觀。

剪報：1970年德國總理向死難猶太人下跪謝罪瞬間

剪報：1970年德國總理向死難猶太人下跪謝罪瞬間

1970年12月7日，大雪過後東歐最寒冷的一天。剛剛對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後，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他向紀念碑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並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勃蘭特以此舉向二戰中無辜被納粹黨殺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

1970年德國總理向死難猶太人下跪謝罪瞬間

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統赫利同時向全世界發表了著名的贖罪書，消息傳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無不拍手稱讚。1971年12月20日，勃蘭特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勃蘭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時，談到了自己當時採取這一出人意外的行動的感受。他說："我明確區分罪過和責任。我問心無愧，而且我認為把納粹的罪過歸咎於我國人民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過只能由希特勒等發動二戰的戰犯去承擔。

儘管我很早就離開德國（二戰期間勃蘭特流亡國外，從事反法西斯鬥爭），但對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義，我也感到有連帶責任。出任德國總理後，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的社會責任。那天早晨醒來時，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只限於給紀念碑獻一個花圈。我本能地預感到將有意外的事情發生，儘管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獻完花圈後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這就是下意識吧？ "

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謝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這一跪，淡化了飽受納粹蹂躪的波蘭人民沉積在心底里的憤怒，他們為勃蘭特的舉動感動得熱淚盈眶，為德國重返歐洲，贏得自尊，回歸正常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現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曾經親自去波蘭，為刻有下跪謝罪情景的勃蘭特紀念碑揭幕。德國還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蘭登堡門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組成的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提醒後人德國走過的歧途絕對不能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