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中共獨裁者簽署和平協議，就真的會有和平嗎？

 ⭕️跟中共獨裁者簽署和平協議，就真的會有和平嗎？

黃春生牧師

「和平協議」是四個很好聽的字。然而，歷史真正要問的從來不只是：有沒有簽字？而是簽字之後，誰有能力迫使獨裁大國遵守承諾？

對台灣而言，這不是抽象的政治辯論。回顧中國共產黨與不同政治力量交涉的歷史，從1945年的國共《雙十協定》、1949年的新疆「和平起義」，到1951年的西藏《十七條協議》，可以看見一個共同的權力邏輯：當和平只建立在威權強權的承諾上，卻缺乏對等實力、國際保障與可執行的違約成本，「和平」就可能不是戰爭的終點，而只是強者重新配置權力的過渡階段。

歷史真正的教訓不是「不要談判」，而是：談判不能取代嚇阻，協議不能取代自我防衛，和平更不能建立在單方面解除防衛之上。

▋《雙十協定》：和平協議阻止不了權力競逐

1945年日本戰敗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展開談判，10月10日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俗稱的《雙十協定》。

協議談和平、民主、政治協商，也表達避免內戰的意願。然而，紙上的和平並沒有解決軍隊控制、統治權與政治制度等根本衝突。

全面內戰最終仍然爆發。

1949年，李宗仁政府再次與中共和談，希望透過談判停止戰爭；中共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談判破裂後，解放軍渡過長江，國民黨政府最終戰敗撤退台灣。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中共是不可信任的，他們認為「槍桿子出政權」，談判的同時在壯大自己，等武力預備好之後，隨時可以撕毀和平文件的紙張。

問題不是和平不好，而是和平需要力量與制度來保障。

▋圖伯特(西藏)《十七條協議》：最值得台灣警惕的案例

1951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

這份協議的文字乍看充滿保障。

北京承諾「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維持達賴喇嘛既有地位與職權，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宗教與風俗，甚至宣稱有關改革「中央不加強迫」。

然而，同一份協議也讓解放軍進入西藏，規定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將涉外事務置於北京統一處理之下。

於是形成極不對等的結構：西藏得到紙面上的自治承諾；北京得到實際的軍事、外交與政治控制能力。

八年後，1959年拉薩局勢演變為武裝衝突，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同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歷史留下極其強烈的對照：

1951年：承諾維持西藏政治制度。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遭到解散。

因此，問題從來不只是協議「寫了什麼」，更重要的是：當強勢一方不再履行承諾時，弱勢一方還剩下什麼力量保護自己的制度、自由與生活方式？

西藏的經驗尤其提醒台灣：如果簽署協議的代價，是先把軍事、外交與最終政治決定權交出去，那麼紙面上寫得再漂亮的「自治」、「制度不變」與「自由保障」，最後都可能因為失去制衡強權的能力而變得脆弱。

▋新疆「和平起義」：沒有戰爭，不等於擁有和平

新疆的歷史與西藏不同。1949年9月25、26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與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等人先後通電，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並接受中共領導。解放軍隨後進入新疆，原有部隊遭到改編，政治權力也迅速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

因此，新疆並不是與中共簽署一份類似西藏《十七條協議》的「和平協議」。

然而，它呈現的是另一種值得警惕的權力模式：所謂「和平解決」，未必是兩個對等政治力量共同建立和平秩序，也可能是在壓倒性的軍事壓力之下，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政治與軍事體制。

中共自己的新疆黨史資料也記載，當時解放軍已經「兵臨玉門關」，形成「大軍壓境」的態勢，陶峙岳、包爾漢隨後宣布起義。

這提醒台灣一個最基本的區別：「沒有戰爭」與「擁有和平」不是同一件事。

投降也可能停止戰爭，臣服也可能換得暫時安定；但如果代價是失去人民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那不能稱為民主社會所追求的和平。

▋台灣真正的風險：和平協議可能改變國際法的主權地位

對今天的台灣而言，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最大的風險，甚至不只在於北京將來是否遵守承諾。

還有一個更深層、更難逆轉的問題：這份協議究竟把台灣定義成什麼？

這才是台灣不能忽略的國際法與外交風險。

部分國際法學者警告，如果兩岸和平協議以「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國家統一」或其他類似政治框架作為前提，就可能使台灣自己提供一份文件，強化北京長期主張的論述——「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把台海和平穩定視為重要的國際與區域安全議題。台灣一旦遭受武力攻擊，也仍可主張這並非單純的「中國內政問題」，而是涉及武力使用、區域安全與國際和平的重大問題。

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也仍保有依據各自國內法、國際法及安全政策，決定如何回應台海危機的空間。

但是，如果台灣自己簽署具有「一個中國」或「國家統一」框架性質的和平協議，情勢就可能發生重大變化。

北京屆時必然會拿這份協議向國際社會主張：兩岸雙方已經透過協議確認彼此屬於同一國家，因此剩下的問題只是「中國內部如何完成統一」。如此一來，台灣原本具有高度國際性的安全問題，就可能被北京更有力地包裝成「中國內政」。這正是和平協議最容易被忽略、卻可能最難逆轉的風險。

▋最危險的不是一紙和平，而是台灣自己把問題「內國化」

第三國如何回應台海危機，仍取決於協議具體文字、台灣法律地位、武力使用方式、各國國內法以及國際法判斷。

然而，這不表示和平協議沒有風險。

真正危險的是：如果台灣透過自己的簽字，承認「一個中國」或接受中國擁有台灣最終主權的前提，就可能親手削弱自己主張「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問題」的法律與外交立場，同時大幅強化北京反對第三國介入的論據。

所以，面對任何兩岸和平協議，我們不能只問：「中國承諾不打台灣嗎？」

還必須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份協議把台灣定義成什麼？」

如果和平的條件，是先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如果安全的交換條件，是接受「一個中國」；如果簽字之後，北京取得的不只是一項政治承諾，而是一份可以拿到聯合國與各國政府面前宣稱「台灣自己已經承認這是中國內政」的文件——那麼台灣失去的，就遠遠不只是一張紙上的主權宣示，而可能是危機發生時最重要的國際政治與法律空間。

這也是西藏《十七條協議》給台灣更深一層的警告。

那份協議不只談「和平」，更先確立政治從屬關係，再逐步處理軍隊、國防與涉外權力。當政治與軍事權力已經失去之後，即使原來承諾的自治遭到侵蝕，弱勢一方也已經缺乏足夠力量重新談判。

最危險的和平協議，因此不一定是簽署之後立刻發生戰爭；更可能是簽署之後，等到危機真正來臨時，台灣才發現自己早已把最重要的國際法、外交與安全籌碼交了出去。

▋真正的和平，需要有能力阻止戰爭

因此，反對一份不可靠的和平協議，並不等於鼓吹戰爭。

恰恰相反，正因為戰爭首先傷害的永遠是普通人民、兒童、老人與弱勢者，我們才更需要建立一個能夠阻止戰爭發生的和平秩序。

台灣當然應該維持溝通、降低誤判、避免衝突，也不應拒絕任何真正能降低戰爭風險的談判。

但是：談判不能取代嚇阻；協議不能取代國防；承諾不能取代國際保障；和平更不能以放棄自由與人民自決作為交換條件。

真正可靠的和平，需要足以拒止侵略的國防力量，需要經濟、能源與社會韌性，需要民主國家共同維護區域和平，也需要台灣人民守護民主制度的共同意志。

台灣真正需要防範的，從來不是「和平」兩個字。

而是有人以和平之名，要求台灣先接受「一個中國」；以避免戰爭之名，要求台灣削弱國防；最後再以和平協議之名，把原本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台海安全問題，逐步轉化成北京所宣稱的「中國內政」。

歷史沒有告訴我們「不要談判」。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和平不能只靠強者的善意。

和平必須有自由作為內容、有民主作為基礎、有力量作為保障，也有國際秩序作為支撐。

否則，再漂亮的和平協議，也可能只是一張等待強權重新解釋的紙。

台灣當然要和平。

但我們追求的，不應是以自由交換的和平、以主權換取的和平、以解除防衛換來的和平。

我們要的是——不必向獨裁者屈膝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