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8日：佩里艦隊抵達東京灣——一場改變東亞命運的歷史轉折

 ⭕️1853年7月8日：佩里艦隊抵達東京灣——一場改變東亞命運的歷史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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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卡爾佈雷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四艘蒸汽軍艦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這支冒著黑煙的艦隊因而被日本人民稱為「黑船」（黒船，Kurofune）。這一天，不僅改變了日本的歷史，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近代化的進程。

自1639年德川幕府實施「鎖國」（鎖国，Sakoku）政策以來，日本幾乎完全隔絕西方世界。除了荷蘭與中國商人被允許在長崎出島有限度地貿易之外，其他外國勢力皆不得進入日本。這項政策維持了兩百多年，使日本在相對和平中保存了自身文化與政治秩序，但也逐漸與工業革命後快速變遷的世界脫節。

佩里此行代表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攜帶國書要求日本開放港口、建立外交與通商關係。幕府官員起初拒絕接見，但在美國軍艦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之下，只能接受國書，並要求一年時間考慮。

1854年3月，佩里率領更龐大的九艘軍艦再次來到日本。3月31日，雙方正式簽署《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開放下田港與函館港供美國船隻停靠補給，並允許美國設立領事館。這是日本結束兩百多年鎖國政策的重要起點。

1860年，日本更派遣兩百多年來第一個正式外交使節團前往華盛頓，展開近代外交的新紀元。隨後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列強也相繼簽訂通商條約。雖然這些「不平等條約」引發日本國內劇烈震盪，卻也直接促成德川幕府瓦解，並引向1868年的明治維新。

短短二十年間，日本完成中央集權改革、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推動工業化、實施徵兵制、發展現代憲政與司法制度，成功由封建社會邁向現代國家。日本並未因西方衝擊而失去自身文化，反而展現出高度的制度學習能力，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國家。

▋下田港：一段跨文化相遇的人性故事

《神奈川條約》簽署後，位於伊豆半島南方的下田港成為日本最早開放的港口之一，也是美國首任駐日總領事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的駐地。

在下田流傳著一位藝妓「阿吉」（Okichi）的故事。相傳幕府為了外交與情報需要，安排阿吉前往照料哈里斯的生活起居，同時肩負監視任務。多年來，阿吉的故事被各種文學作品與民間傳說反覆詮釋，有些版本描述她遭社會排斥、晚景淒涼，也有地方流傳她最終回到青梅竹馬身邊，相伴終老。

歷史學者普遍認為，阿吉的真實人生遠比傳說複雜，而她也成為日本近代化初期個人在國家巨變中的縮影。

更有趣的是，許多研究者認為，阿吉的故事正是後來美國作家約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小說《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重要靈感來源之一。此後，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將小說改編成世界著名歌劇《蝴蝶夫人》，二十世紀又進一步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西貢小姐》（Miss Saigon）。

一位生活在下田的小人物，竟透過文學、歌劇與音樂劇，成為世界文化史中反覆被講述的故事。

▋開放世界，需要智慧，更需要主體性

佩里的黑船常被視為「炮艦外交」的象徵。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近代國際秩序並非總是在平等中形成，強權政治往往伴隨著軍事力量與外交壓力。然而，日本並沒有永遠停留在受迫開放的處境，而是在危機中迅速改革制度、培養人才、建立現代國家能力，最終重新站上國際舞台。

歷史最大的啟示，不是閉關可以永遠保護自己，也不是對外開放必然帶來繁榮，而是一個社會是否具有改革自己的能力、守護自身自由的智慧，以及建立民主法治的韌性。

對今日的台灣而言，這段歷史仍具有深刻意義。

身處印太戰略核心，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台灣既需要與民主世界保持緊密合作，也必須持續深化民主制度、強化國防韌性、提升科技創新與公民素養。真正能守護一個國家的，不只是外部盟友，更是人民共同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決心。

從1853年的東京灣回望今日的東亞，我們看見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的故事，而是一面映照未來的鏡子。

每一次文明的轉折，都在考驗一個民族是否願意學習、改革、承擔責任；每一次危機，也都可能成為一個國家邁向更新的契機。

▋從黑船到印太：台灣站在歷史的新轉折點

回望1853年佩里艦隊駛入東京灣，日本被迫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究竟要繼續封閉自守，還是勇敢迎向世界、改革自身？

一百七十多年後，歷史似乎再次把相似的課題擺在印太地區面前。

今日的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不僅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樞紐，更是印太民主體系的重要一環。近年來，美國、日本、澳洲、歐洲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持續強調維護台海和平與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並將台海穩定視為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持續透過軍事演習、灰色地帶襲擾、海警執法、認知作戰及經濟脅迫等方式，加大對台灣及周邊海域的壓力，使印太安全面臨新的挑戰。

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只是來自軍事或經濟，更來自人民對自由制度的信心，以及民主社會自我改革的能力。

十九世紀的日本，選擇將危機化為改革的契機；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同樣需要在全球民主夥伴合作中持續深化民主治理、強化國防韌性、發展科技創新、提升公民素養，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和平且遵守國際法的印太秩序。近年印太民主夥伴更加重視台灣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角色，也凸顯台海和平已不只是台灣的議題，而是全球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從公共神學的角度來看，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每一個人，因此每一個民族都應享有尊嚴、自由與自主決定未來的權利。真正的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懼與威嚇之上，而是建立在公義、法治、尊重人性尊嚴與彼此信任之中。教會也因此蒙召成為和平的見證者，不僅為和平祈禱，更積極守護民主、人權與自由，使上帝國公義與和平的價值，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代中持續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