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門宣言看占領華爾街運動

從巴門宣言看占領華爾街運動

黃春生牧師

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勒1933年上台，為了鞏固政權，揚言團結德國人民效忠政府，嚴格控制各種組織團體，包括教會，當時親納粹的「德國福音教會」(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擁護希特勒，在納粹政府主導下改名為「德國基督教」(German Christians)，主張德意志是上帝新揀選的民族。1933年7月，德國所有教堂都懸掛納粹黨旗，教堂講道宣讀的是千篇一律的頌詞。在希特勒的要求下，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強制不准猶太基督徒參與被按立的事工。納粹還提出了「領袖原則(Führer prinzip)」，宣稱希特勒是德國先知，有著與基督和使徒同等的權威；整本聖經應該在希特勒的教義和信念裏被解釋。

當時，絕大多數「德國基督教」淪為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傀儡，小部分不滿德國基督教的基督徒開始形成「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後來在神學教授卡爾‧巴特(Rev. Karl Barth)和阿摩森(Hans Asmussen)召聚下，有138位來自18間教會的代表，於1934年5月31日聚集在工業城巴門(Barmen)的格馬克教堂(Gemarker kirche)，召開「巴門大會」(Barmen Synod)，通過這份神學的信仰告白《巴門神學宣言》(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強調教會只能效忠基督，引起德國教會界極大迴響，但之後因內部溫和、激進兩派意見不同，加上外有納粹的迫害，對希特勒後來的安樂死計畫與猶太大屠殺事件，認信教會便無法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也因此在二次大戰後消失。起草巴門宣言的牧師們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甚至帶來被殺的危險。(例如，迪特里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巴門神學宣言》第一條告白說「聖經是唯一上帝的話，不論是生、死，我將永遠順從。」「除了上帝話語，沒有任何的權力、人物能夠成為上帝的啟示，」拒絕接受德國基督教的錯誤主張，強烈控訴擁護納粹的教會「偏離這永恆不變的基石，並且違背律法與憲法。」對於教會的角色，第五條指出：「教會沒有義務為政府宣揚政策，但有義務和責任宣揚聖經的教訓和耶穌基督的主權。」

《巴門神學宣言》起草者神學家卡爾‧巴特因拒絕效忠希特勒，1935年被解除波昂大學教職，返回故鄉瑞士；心繫德國的巴特發現，相對於德國教會因反納粹遭到的壓迫，和瑞士的教會對納粹保持沉默，對鄰國基督徒苦難的冷漠以對，巴特批評瑞士基督徒自私的態度，不斷與瑞士的教會領袖辯論，他認為這是瑞士教會史上一段「羞愧得不願再想起的時期」。

《巴門神學宣言》中強調，上帝與耶穌基督的話語，應呈現在宣講的話語和聖體，是教會的基石等內容，讓12間原屬於德國全國基督教會的地方教會，在1973年共同訂定《盧恩堡協議(Leuenberg Agreement)》組成「歐洲新教共同體」(CPCE, The Community of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urope又名「盧恩堡教會團契」)，並公開宣稱過往宗教改革時期的古老教義，不再適用於現代處境，因此他們要跨越教派、互相認定、接受彼此封立的牧師，也要相互允許行使聖禮，這是德國教會在跨越教派藩籬的一次突破，而《巴門神學宣言》則是扮演了關鍵性影響的角色。

20世紀中期以來，美歐是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贏家，但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其中最核心的是貧富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的淪陷。《紐約時報》社論就表示，2000年金融危機前，美國1%的人口擁有全國23.5%的財富；但1970年代末期，1%的極富人口只擁有10%的全國資產。如今貧富懸殊加速社會M型化(M-shaped Society)，但真正的問題在於華府高官與國會議員沒人在聽。

2011年9月17日美國民眾在紐約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美國保守教派不但沒有與99％受迫者站在一起挺身反抗，甚至反過頭來責備抗議者！這讓我們看到，基督徒沒能學得歷史的教訓，「一句不要干涉政治」就使基督徒對社會及政治關懷怯步。為什麼納粹時代的德國教會大多支持希特勒？為什麼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白人教會大多支持種族隔離政策？這正是基督教會無法分辨隱藏在政治及社會結構與思想之中的惡，被更大的惡所誘惑、牽引、誤導而不自知。

但有一個可喜的現象，美國頂尖大學如哈佛、柏克萊等學校的學生，為了理念在校園抗議不斷，最近才因響應占領華爾街運動而出現罷課抗議行動。外界對這些學生的評價不是訕笑，而是稱許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行動力。若再進一步從美國歷史上看，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Progressivism)，三O年代的勞工運動及六O年代的民權運動(尤其是牧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 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所領導的民權運動)，都推動了美國跨越式的進步與成長，民眾運動始終是美國自由、民主與制度的「改革者」，是美國不斷進步與克服種種困難的捍衛力量。同樣的，此次的「占領華爾街」不會演變為群眾的暴力運動；相反地，它可能是推動美國自我更新與成長的契機。

二十世紀北美靈修大師傅士德(Richard Foster)在《屬靈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一書說到：「生命本身就充滿政治性，若我們拒絕影響公共政策，自有其他人試圖左右它。」一位真正靈修者也必定關注政治、社會正義與弱勢關懷。舊約第一位「沙漠修士」摩西，曾在西奈曠野四十年後，返回埃及力抗法老的獨裁。新約第一位「沙漠修士」施洗約翰，他指責罪惡不遺餘力，甚至因指責希律王的不倫婚姻，而身首異處。摩西是少數人，既得觀念不斷埋怨的百姓是多數。卡爾‧巴特的認信教會是少數，擁護希特勒的教會是多數。但是，終究改革是從少數人的覺醒開始的，大數的人是坐享其成。至少，我期許自己不要被結構之惡所牽引就好了。

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關心受壓迫農民，與抗議羅馬教廷腐敗，引起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約翰‧加爾文在日內瓦致力社會的信仰秩序，為日內瓦政府建立起百年大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靈修者，也傳承此信仰精神，關注政治、社會正義與弱勢關懷。當知，從摩西開始，歷代士師與所有先知從上帝那裏領受的使命，都是充滿濃厚的政治性，一個不關懷政治的靈修者，是不配自認是行在上帝旨意裡，更無法見證「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最後，讓我們藉由一段話來反省，參與《巴門神學宣言》的牧師馬丁‧尼穆勒(Rev. Martin Niemoeller)的詩：「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納粹殺猶太人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納粹殺天主教徒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替我出聲了！」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納粹殺共產黨時，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納粹殺猶太人時，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納粹殺天主教徒時，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是新教徒；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for me.

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

已經沒有人替我出聲了！

-------

後記：

很多人都知道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在英國國會為廢除奴隸交易所做的努力。不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屬靈根基，知道他在英國克拉克鎮的母會；在那裏，他從約翰.威恩(Rev. John Venn)的講道中得到堅固和激勵。我期待上帝在台灣興起更多新一代的約翰.威恩，可以激勵和教導新一代的威廉.威伯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