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1988年11月16日：「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走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命運的道路

黃春生牧師｜歷史紀念日專文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歷史上展開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民主運動。

這一天，一群長期遭受國民黨威權統治迫害的政治受難者、民主運動者與關心台灣前途的人民，從台北松山火車站前出發，展開為期四十天的「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

這場運動的正式名稱是「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他們以雙腳走遍台灣，向人民宣揚一個在當時仍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的理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台灣應當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不只是一場環島行軍，更是台灣人民試圖擺脫威權統治、重新建立國家認同與政治主體性的歷史行動。

▋1977年《人權宣言》：教會率先發出的先知之聲

回顧「新國家運動」的歷史，不能忽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十一年前所發出的先知性呼聲。

1977年8月16日，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之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併吞台灣，以及台灣國際地位日益艱困的處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宣言明確主張：

「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

更進一步呼籲政府：

「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是在台灣戒嚴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公開提出「新而獨立的國家」政治主張。

當時，公開談論台灣獨立，隨時可能被冠上「叛亂」罪名，遭到逮捕、監禁，甚至面臨生命危險。

參與起草《人權宣言》的牧長深知其嚴重後果。根據教會歷史見證，部分參與者甚至預先寫好了遺書，準備承擔可能付出的生命代價。然而，他們仍然選擇站出來。

這不是因為教會企圖成為政治權力的中心，而是出於基督信仰對人的尊嚴、自由與公義的堅持。

《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宣告，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這項信仰告白意味著，人民的尊嚴與自由不應由任何統治者任意賞賜或剝奪。

當國家權力侵犯人權，當人民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教會就不能保持沉默。

《彌迦書》6章8節所宣告的「行公義、好憐憫」，不只是個人的道德要求，更提醒信仰群體必須關心社會制度是否保障人的尊嚴。

1977年的《人權宣言》，正是在這樣的信仰精神下，成為台灣民主化與人民自決運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1987年「蔡許台獨案」：解嚴了，思想卻仍未自由

十年後，1987年7月15日，台灣正式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然而，解除戒嚴並不代表威權體制已經結束，更不代表人民已經真正享有充分的思想、言論與政治自由。

1987年8月30日，一百四十多位曾經遭受國民黨政權迫害的政治受難者，聚集台北市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成立「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台南神學院畢業的蔡有全傳道擔任成立大會主席。

這群政治受難者，有人曾經遭受長期監禁，有人失去青春歲月，有人家庭破碎。他們深知威權統治的殘酷，也明白民主自由不可能由統治者自動施捨。

大會討論組織章程第三條「我們的基本共識」時，許曹德提出一項在當時極具政治震撼力的主張：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

當天晚上，聯誼總會在台北市金華國中舉辦公開演講會。參與者包括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高俊明牧師、陳唐山、陳翠玉、陳菊、陳永興、柯旗化、張溫鷹等人。

蔡有全在演講中，以強而有力的手勢公開宣告：

「我主張台灣獨立，我公開表明主張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在今日或許只是一項政治意見，在當年的台灣，卻可能使人失去自由。果然，國民黨政府隨即以涉嫌叛亂展開司法追訴。

1987年10月12日，蔡有全與許曹德出庭應訊後，遭到收押。

1988年1月9日，台灣高等法院進行長時間的法庭辯論。同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三天後的1月16日，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因「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許曹德因「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兩人合計被判刑二十一年。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蔡許台獨案」。

這個案件揭露了解嚴初期台灣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政府可以宣布解除戒嚴，卻仍然使用威權時期的刑事法律，懲罰人民的政治主張。

一個社會如果允許人民投票，卻不允許人民自由討論國家前途，那麼民主仍然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必須保障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人民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鄭南榕與《自由時代》：用文字突破政治禁忌

「蔡許台獨案」發生後，台灣社會並未因此噤聲，反而掀起更大規模的聲援行動。其中，鄭南榕所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鄭南榕深知，威權統治不僅依靠警察、軍隊與監獄維持，更依靠對思想與言論的控制，使人民逐漸習慣沉默。因此，他選擇以出版、言論與公開行動，挑戰威權統治所設下的政治禁忌。

《自由時代》不僅報導「蔡許台獨案」，也成為民主運動者交換思想、組織行動及宣揚台灣人民自決理念的重要平台。

當黃華接任第二屆「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後，與總幹事鄭南榕等人持續推動救援行動。

黃華、鄭南榕與林永生經常聚首，思考如何將「台灣人民有權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理念，從知識分子的討論與政治受難者的抗議，推廣成為全民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

他們認為，台灣的未來不能只留在法庭辯論，也不能只寫在雜誌文章中，而必須走入社會、走入城鄉、走入人民的生活。於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環島行軍逐漸成形。

▋1988年11月16日：以四十天環島，走出台灣的新希望

1988年11月16日，「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正式出發。這場為期四十天的徒步環島，由黃華擔任總指揮、楊金海擔任副總指揮、鄭南榕擔任總聯絡、林永生擔任總幹事。

參與者還包括林樹枝、林重謨、林宗正牧師、黃昭凱、戴振耀、吳寶玉、周慧瑛、徐秀蘭等人。

他們從台北出發，走入台灣各地的大街小巷，透過步行、演講、集會與宣傳，向人民說明台灣民主改革與建立新國家的願景。

這場運動以「愛與非暴力」為原則，提出八項新國家的改革方向：新國號、新憲法、新體制、新國會、新政府、新社會、新環境、新文化。

這八項訴求顯示，「新國家運動」並不只是要求改變國家的名稱，而是企圖從政治制度、社會關係、文化認同到生活環境，推動台灣全面的民主改造。

他們盼望建立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新國家，更是一個真正尊重人民主權、保障基本人權、實踐社會公義的新社會。

這場徒步環島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在長期威權統治下，人民往往被要求服從國家，卻很少有機會真正參與決定國家的未來。「新國家運動」則試圖翻轉這種政治關係：國家不是統治者的私人財產，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1988年12月25日，為期四十天的環島行軍完成。

這四十天，改變不了所有政治制度，卻讓台灣獨立與人民自決的主張，從政治禁忌逐漸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歷史上許多重大改革，往往不是從國會殿堂開始，而是從一群願意走上街頭、承擔風險的人民開始。

▋從《人權宣言》到「新國家運動」：信仰與民主的共同追求

1977年的《人權宣言》與1988年的「新國家運動」，雖然分屬不同的歷史階段，卻具有共同的核心精神：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國家應當為人民的自由、尊嚴與福祉而存在。

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從信仰與人權出發，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新國家運動」則透過和平行動，將人民自決、民主改革與國家重建的理念帶入公共生活。

兩者雖有不同的組織背景與行動方式，卻共同參與了台灣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歷史進程。

從改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政治權力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強調，人類社會需要政治秩序，但掌權者同樣受到公義的規範。政治權力若背離其維護公共福祉的目的，就不能僅憑權位要求人民無條件服從。

二十世紀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面對納粹極權統治時，更以生命見證基督徒不能對國家暴力及其造成的苦難保持冷漠。

不過，基督信仰不能被簡化為特定政治方案的保證。教會的使命不是將任何國家或政治制度神聖化，而是持續以公義、憐憫、真理與人的尊嚴，檢驗所有政治權力。

因此，紀念「新國家運動」，不應只有國家認同的討論，更必須反省：我們所追求的台灣，是否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是否尊重不同政治意見者的權利？是否照顧貧困者、勞動者、原住民族、新住民，以及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是否建立足以防止權力濫用的民主制度？

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不只是擺脫外來威權的控制，也必須防止自己的統治者再次成為壓迫人民的力量。

▋今日的台灣：民主不能遺忘走過的道路

三十八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歷經民主轉型，人民可以透過自由選舉更換政府，也能公開討論國家前途。

這些今日看似平常的自由，在1988年卻需要有人以坐牢、流亡甚至犧牲生命的風險來爭取。

我們不能忘記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為他們讓世人看見威權統治如何將政治意見當成犯罪。

我們不能忘記黃華、鄭南榕、楊金海、林永生，以及參與環島行軍的無數人民，因為他們證明了和平的公民行動可以突破政治恐懼。

我們也不能忘記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先行者。他們在最艱困的年代，從信仰良知出發，勇敢宣告人權與鄉土的尊嚴。

尤其今日台灣仍然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政治滲透與統戰壓力，更應當記取歷史教訓。民主自由從來不是永久有效、無須維護的政治資產。威權勢力可能利用恐懼、利益、假訊息與社會分化，削弱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軍事防衛，更需要公民社會的團結、對歷史的認識、民主制度的韌性，以及對人權與法治的堅持。抵抗威權，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民主原則；恰恰相反，唯有持續實踐民主、自由、人權與公義，台灣才能證明自己與威權體制的根本不同。

2026年，我們應當以民主的實踐、公義的行動與守護自由的決心，繼續走完這條尚未完成的道路。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自由，更需要每一個世代共同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