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 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2月25日是杜聰明醫師的紀念日。這一天不只是追思一位傑出的醫學家，更提醒我們：一個民族的進步，往往來自那些默默奉獻、以專業與信念服務人民的人。杜聰明(1893年8月25日－1986年2月25日)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現代醫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後，赴京都帝國大學深造，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醫學史上的先驅人物。

杜聰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研究鴉片與嗎啡成癮問題，並發展「漸禁斷療法」，幫助許多深陷毒癮的人重新找回生命尊嚴。在殖民時期鴉片問題嚴重的台灣，他的研究不只是學術成果，更是一項深具社會意義的公共醫療行動。他的醫學精神，體現了醫者不只是治療疾病，更是為人民帶來釋放與新生。

戰後杜聰明出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建立醫學教育制度，培養無數醫師與研究者。1954年他創辦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使南台灣擁有重要的醫學教育基地，進一步擴展台灣醫療發展的基礎。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台灣醫學史上一座穩固的基石。

然而杜聰明的一生並非只有榮耀。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以台大醫學院院長身分加入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為社會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在威權恐怖籠罩之下，許多台灣菁英被逮捕或殺害，他也被迫躲藏以保全性命。這段歷史顯示，杜聰明不只是醫學家，也是一位關懷社會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杜聰明背後，有一位同樣值得紀念的女性——他的妻子林雙隨。林雙隨曾在東京青山女學院接受基督教教育並受洗成為基督徒，是當時少見的高知識女性。她回到台灣後任教於霧峰公學校，是音樂教師，也是教會風琴手與女高音歌者。她不僅在教會中服事，也以文字關懷社會，曾在《台灣青年》發表文章討論台灣婦女的地位與未來。

林雙隨代表了信仰與文化的結合。她以基督信仰塑造生命，支持丈夫長年的學術與公共事務工作。若說杜聰明致力於醫治人民的身體，林雙隨則以信仰與藝術滋養人的心靈。他們的婚姻是一種同行的見證——知識與信仰相互扶持，專業與愛心彼此成全。

紀念杜聰明與林雙隨，不只是回顧歷史人物，更是在今日重新思想：一個社會的進步，需要科學與信仰並行，需要專業與良知結合。當醫學關懷人民的苦難，當信仰支持正義與希望，生命就能產生改變世界的力量。

杜聰明醫師與林雙隨的生命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事業，不只是成就，而是為人民留下可以延續的盼望。今天的台灣醫療與教育制度，仍然活在他們播下的種子之中。這些種子，也等待我們在新的時代繼續灌溉，使更多人得著醫治與光明。

🎞圖：杜聰明博士/醫師的墨寶(杜家後人收藏)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若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算起，戰火已延燒逾十年。這不是單一戰爭事件，而是一場對國際秩序與主權原則的公然挑戰。

1994年烏克蘭放棄核武，換取俄羅斯、英國與美國在《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中對其領土完整的承諾；1999年俄羅斯又在《歐洲安全憲章》重申各國有自由選擇安全安排的權利。然而，當烏克蘭人民透過議會與街頭行動追求更接近歐洲的未來時，莫斯科卻以壓力、滲透與最終的武力回應。2014年廣場革命的流血與隨後的克里米亞併吞，揭示一個事實：威權政權不尊重條約，窮兵黷武僅為併吞與奪取利益。

俄羅斯的入侵，本質上是否定烏克蘭人民作為主體的存在權。它否定人民選擇制度與聯盟的自由，否定小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這種威權帝國的思維，對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都是警訊。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烏克蘭的抵抗。從總統拒絕撤離，到平民(含女性)加入國土防衛隊，從資訊戰到外交戰線的動員，烏克蘭展現出高度的社會韌性。戰爭讓世界看到：國家安全不僅是軍備數量，更是人民的意志、民主體制的價值與國際連結的厚度。當人民相信自己是在守護家園與尊嚴時，防衛就不只是戰術，而是族群的大生命。

對台灣而言，啟示至少有三：

第一，條約與承諾若沒有自我防衛能力支撐，便容易淪為空話，就像中國撕毀對新疆、西藏、香港的和平協議與承諾。因此，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與準備之上。

第二，民主的內部團結至關重要。分裂與對威權的浪漫化，只會削弱自我保護的能力。中共對台的統戰、認知作戰與錯假訊息，都要分化台灣內部的團結，以達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一戰線核心。

第三，國際連結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生存策略。烏克蘭的外交努力證明，小國可以透過價值與信念贏得支持。台灣若要維持民主自由的體制，就必須與民主陣營結合。

戰爭帶來巨大苦難，但也照亮一個真理：主權不是抽象口號，而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當一個社會願意為自由承擔代價，世界便更難對其命運袖手旁觀。

台灣不必複製烏克蘭的處境，卻必須理解其教訓。準備，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避免被迫屈服。守護民主，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對下一代的責任。歷史已多次證明，面對威權的擴張，沉默不會換來安全；唯有清醒、團結與堅定，才能讓自由長存。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臺北松山機場（今松山機場）遭到空襲。這是以中華民國空軍名義發動、實際由蘇聯航空志願隊主力參與的一次跨國軍事行動，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首次本土（含臺灣）遭到敵方空軍轟炸的重大事件。

當時正值中日戰爭初期。中華民國與蘇聯在1937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提供軍事顧問與空軍志願隊支援中國戰場。2月23日適逢蘇聯紅軍節，蘇聯伊-16（Polikarpov I-16）戰鬥機刻意塗上中華民國空軍青天白日徽，從華中基地起飛，對松山機場展開突襲。此舉在國際上引發震動，日本政府事後將臺灣總督撤職，松山機場高層遭到嚴厲究責。

然而，隨著1941年後國共分裂深化與中蘇關係轉折，這段「中華民國—蘇聯合作」的歷史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在部分敘事中被刻意淡化。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政治。

⭕️松山空襲提醒我們：臺灣在近代東亞戰爭史中，從來不是「局外人」。無論是日治時期作為帝國南進的軍事基地，或戰後成為冷戰前線，臺灣始終處於大國博弈的交會點。

這一歷史現實對今日的臺灣具有深刻啟示。當全球地緣政治再度升溫，臺灣不應以「邊陲」自居，而應清醒理解自身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唯有強化民主制度、鞏固國防自主、深化國際連結，才能在結構性風險中保有主體性。歷史告訴我們：地理位置無法選擇，但民主制度與價值是可以選擇的。

今日的戰爭型態已不僅限於炸彈與戰機，還包括資訊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與經濟脅迫。1938年的松山空襲，是鋼鐵與引擎的戰爭；21世紀的挑戰，則是數位與心理層面的戰場。

因此，臺灣需要：提升社會韌性與全民防衛意識的建構，強化民主教育與媒體識讀能力，建立全民防災與防衛訓練機制，發展科技自主與能源韌性，深化國際民主聯盟的合作網絡。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舉標誌著解嚴後台灣政府首次以官方名義，系統性面對這場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創傷。研究小組自1991年成立，歷時一年，採取嚴謹的檔案史學與口述歷史方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第一手資料，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George H. Kerr 檔案，英國公共檔案局淡水領事館資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台灣本地官方檔案與數百位見證人口述資料，報告共504頁，在資料廣度與史料整合上，至今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基礎文本。

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陳翠蓮教授《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二二八研究的真相。未來仍待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二二八事件重要的歷史判定，指出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的結構

（一）最高決策責任：

最高政治責任乃至於「元兇」屬於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批准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來台，並默許以武力「清鄉」、「肅清叛亂」，導致大規模鎮壓。

（二）執行層級責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與軍事負責人，對局勢誤判、決策失當，並主導軍事鎮壓政策。自中國來台的21師部隊及其相關軍警單位，為實際執行鎮壓行動的武裝力量。

（三）從屬結構：

報告指出，整場屠殺並非「偶發失控」，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由地方行政與軍事體系執行的有組織鎮壓行動。換言之，這不是單一軍官的暴行，而是一個威權體制的運作結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對後續研究與轉型正義的深遠影響：

1.打破禁忌，建立官方歷史基礎

這份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政治責任，公開承認國家暴力，提供制度性檢討基礎，它終結了「暴民作亂」的官方說法。

2.促成紀念、賠償與立法

報告成為以下政策的重要基礎：1995年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補償條例立法，日後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3.改變史學與公民教育方向

報告之後：台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地方口述歷史大量展開，公民社會對威權體制展開制度性反省，它讓歷史從禁忌轉為公共討論。

二二八事件研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揭露真相，而是：

✔ 確立國家暴力需被追問

✔ 建立政治責任必須被命名

✔ 奠定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一個公義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黑暗歷史，承認制度錯誤，建立透明問責機制，教育人民理解民主來之不易。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只是空話；如果沒有責任，紀念只是儀式。

二二八事件研究提醒我們：威權體制的暴力往往透過「秩序」、「國家安全」等語言合理化集權獨裁政權的暴力。公民若沉默，制度便會吞噬人民。只有持續的民主深化與監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建立公義國家，不只是紀念日的活動，而是制度改革與價值選擇。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了震動社會的著作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奧秘》）。這本書被普遍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引爆點之一，不只改變了美國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理解，也對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的奧秘》直指1950至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女性的天職就是成為家庭主婦，在家中照顧丈夫與孩子。當時的教育制度、心理學理論、女性雜誌與廣告文化，都在強化這種觀念，使許多女性相信「婚姻與家務」就是人生唯一的成就。

然而，Friedan透過調查與訪談指出，許多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婦，其實內心感到空虛、孤立與失去自我。她將這種現象稱為「無名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並指出：女性若被限制在單一角色之中，便無法實現其完整的人格與潛能。這種論述為當時無數女性提供了語言與概念，使她們能夠理解自己的處境，並開始思考走入教育、職場與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女性的奧秘》出版後迅速引起社會辯論，也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這一波運動的關注焦點，從第一波爭取投票權，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例如：同工同酬與就業平權；生育自主與身體權；教育與職業機會；性別刻板印象的批判；家庭與社會角色的重新分配...等等。

Friedan後來共同創立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推動法律與制度改革，對美國1963年《同酬法案》與後續性別平權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主義運動的思想與實踐，也逐漸影響台灣社會的發展。台灣在民主化進程中，女性權利與性別平等逐步成為公共議題的重要部分，例如：

1. 法律與制度的進步：《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家庭暴力防治法》，這些制度改革，讓女性在職場、家庭與教育領域中，獲得更多保障與尊嚴。

2. 女性公共參與的提升：台灣在政治與公共領域中，女性參與度逐漸提高，從地方議會到國家領導層，都可見女性的身影。這顯示性別平權不只是口號，而是制度與文化逐步轉型的成果。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第四任民選總統，就是最好的體現。

3. 從家庭角色到公民角色：Friedan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女性是否只能活在他人期待的角色裡——對台灣同樣具有啟發性。女性不只是母親、妻子或照顧者，也是公民、專業者、改革者與社會建設者。

從1963年的《女性的奧秘》到今日的台灣，女性主義運動提醒我們：當一個社會開始聆聽被忽略的聲音，公義與盼望的歷史就會展開。這條路或許漫長，但每一步都是朝向更完整的人性、更公平的國度前進，更是在促進上帝國的新國度。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白玫瑰運動(White Rose)由慕尼黑大學一群學生與知識分子組成，多數是醫學院學生。他們原本在納粹體制下成長，但在親眼見證戰爭暴行與猶太人大屠殺後，良心受到強烈震動。創立者漢斯．紹爾(Hans Scholl)曾是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他的妹妹蘇菲・紹爾(Sophie Scholl)則是「德國少女聯盟」的幹部，兄妹兩人都是擁護納粹的狂熱幹部。但後來兄妹兩人逐漸看清納粹意識形態的殘酷與虛偽，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道德理念的覺醒，他們發現基督信仰與納粹宗旨並不一致。當時漢斯已經上過戰場、經歷過東線戰場慘況、見證過納粹殘暴對待猶太人的漢斯愈發相信，他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來反抗納粹暴行。

1942年夏天，白玫瑰成員秘密印製並散發傳單，揭露納粹與黨衛軍的暴行，呼籲德國人民起來反抗獨裁統治。他們的傳單引用亞里斯多德、歌德等思想家的語句，訴諸良心、理性與道德責任，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的良知。在極權監控的社會中，任何批評希特勒的言論都可能招致逮捕甚至處死，但這群青年仍選擇冒險行動。

1943年2月15日午夜，漢斯・紹爾、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維利・格拉夫(Willi Graf)走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他們三人都是「白玫瑰」的成員，旨在呼籲公眾反抗納粹的獨裁統治。他們攜帶了大約一千份傳單，用明確的言辭控訴納粹的暴行。這些傳單被裝入信封，丟入不同的郵筒內，「白玫瑰」希望這些傳單能夠被寄達相應的收件人。其中，施莫雷爾和紹爾還有更為大膽的計劃：他們用事先準備好的模版在巴伐利亞州政府的外牆上刷塗了黑色的「打倒希特勒」字樣，還在慕尼黑大學附近的一座建築上刷了「希特勒是屠殺犯」。

1943年2月18日，紹爾兄妹將裝滿傳單的手提箱帶入慕尼黑大學主樓散發。傳單中寫道：「清算的日子已經來到……我們要求歸還個人的自由，這是德國人民最寶貴的財富。」

然而，他們被校內警衛發現並通報蓋世太保(Gestapo)，隨即遭到逮捕。幾天後，在納粹的「人民法庭」這種形式上審判、實質上是政治清算的法庭中，紹爾兄妹與另一名同伴被判處死刑。1943年2月23日，他們被送上斷頭台。臨刑前，漢斯高喊：「自由萬歲！」（Long live freedom!）這句話，成為對抗極權最深刻的信仰宣言。

⭕️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同樣出現許多勇敢的人士，以有限的力量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中，民主運動人士因要求言論自由與人權保障而遭到逮捕審判。許多人被視為「叛亂犯」，承受長期監禁與政治迫害。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學生以和平方式佔領廣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與民主改革，最終促成體制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這些運動與白玫瑰的共同點在於：

1.青年與知識分子的良心覺醒。無論是慕尼黑大學生，或是台灣的大專青年，都在歷史關鍵時刻站出來。

2.以思想與言論對抗暴力政權。白玫瑰用傳單，台灣民主運動者用雜誌、演說與街頭行動，都是以公共論述對抗恐懼政治。

3.承擔個人代價，喚醒社會良知。修爾兄妹付出生命，台灣許多民主前輩付出自由與前途，卻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

德國白玫瑰與台灣美麗島運動、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青鳥運動等等都證明：民主的關鍵不是制度本身，而是願意守護民主制度的人民。教育若能培養歷史意識、倫理判斷與公共參與能力，民主就不只是選舉機制，而是一種共同生活的信念。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正式成為從南斯拉夫解體後誕生的新國家之一。這一歷史時刻，並非突然降臨，而是經歷長期壓迫、戰爭與國際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1990年代末期，塞爾維亞政權在米洛塞維奇領導下，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進行軍事鎮壓與種族清洗，導致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這場人道災難最終促使北約介入，也讓國際社會正視科索沃人民自決的訴求。

2010年7月22日，聯合國國際法院以10比4的結果指出，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並未違反國際法。這項諮詢意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顯示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人民意志下，單方面宣布獨立並非必然違法，而是可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

對台灣而言，科索沃的案例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第一，民族自決是歷史的趨勢，而非例外

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透過人民意志走向獨立。從波羅的海三國，到東帝汶，再到科索沃，這些案例都顯示，只要人民持續追求自由與尊嚴，歷史的方向往往會朝向自決與民主前進。

第二，國際承認是政治過程，而非單一法律判決

科索沃並非在宣布獨立當下就獲得普遍承認，而是經過多年外交努力，逐步獲得多國支持。這提醒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是長期累積民主價值、國際信任與外交實力的結果，而非一紙宣言即可完成。

第三，民主與人權是最有力的正當性來源

科索沃之所以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關鍵在於其人民長期遭受壓迫與暴力統治。國際社會最終支持的，不只是地緣政治利益，更是對人權與人民自決的肯定。台灣若持續深化民主、保障人權、關懷弱勢，便是在為自身的國際正當性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科索沃的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奇蹟，而是一段充滿苦難、堅持與盼望的長路。對台灣而言，這條路或許曲折，但只要人民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歷史終將為追求公義與尊嚴的民族開出新的道路。這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一種對未來世代負責的信念與行動。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1982年2月14日，一群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於洛杉磯正式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當時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的末期：戒嚴令尚未解除(直到1987年)，黨國體制壟斷政治資源與言論空間，海外台灣人常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援力量。海外台灣人希望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中，為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與國際尊嚴發聲，因而成立FAPA。

FAPA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工作，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促成多項關鍵政策成果，例如：支持《台灣關係法》的後續強化，推動美國對台軍售與安全承諾，爭取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FAPA的草根遊說模式，被視為：台美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政治力量之一。

當時台灣國內政治空間受限時，海外公民社會成為民主的第二條戰線。時至今日，這也讓我們知道，民主從來不是單一地理空間內的運動，而是一場跨越國界的公民行動，乃至於普世串連，民主價值理念相當的人民互相關注、聲援、馳援。這也就是中共等威權國家築起鐵幕、網路長城，深怕國際民主陣營的價值促使鐵幕內的人民獲得「民主啟蒙」，進而挑戰集權與獨裁體制。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1817年2月12日清晨，南美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荷西·德·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率領教會組織的「安地斯軍團」(Army of the Andes)從壯闊的安地斯山脈南坡急行軍，直撲仍由西班牙殖民政權控制的智利。當天傍晚，西班牙軍隊在查卡布科(Chacabuco)戰役中潰敗，智利邁出了通往獨立建國的關鍵一步。

在此之前，聖馬丁已成功推動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為南美洲廣受尊敬的革命領袖。他深知若不解放智利，西班牙勢力仍可從太平洋沿岸反攻南方，因此制定了一項大膽的戰略：率軍翻越安地斯山脈，直接攻入智利。

這次遠征極為艱難。約6,000名士兵與大量馬匹在嚴寒、高山與缺乏補給的環境下行軍，據估計，約三分之一士兵在翻越山脈的過程中喪命，超過一半的馬匹也損失殆盡。然而，這支倖存的軍隊仍成功抵達智利境內，並在人數上對西班牙守軍形成優勢。

在查卡布科戰役(Battle of Chacabuco)，聖馬丁採取包圍戰術，繞至敵軍後方，切斷其退路，使得西班牙軍陷入包圍，最終全面潰敗，傷亡約500人，另有大批士兵被俘。相較之下，革命軍僅有十餘人當場陣亡，但約120人後來因傷重不治。這場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使通往首都聖地牙哥的道路大開。

查卡布科戰役被視為智利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雖然仍需一年多的戰事才能完全擊敗西班牙勢力，但革命軍已掌握主動權。1818年2月12日，在戰役一周年紀念日，智利正式宣告獨立，建立新的共和國。聖馬丁再以智利人為主組織「解放秘魯遠征軍」，促使秘魯脫離西班牙，而他也被尊為秘魯護國公。戰後返回阿根廷。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這座城市。當他回到巴黎時，已有約三百位仰慕者與知識分子前來探望，這一幕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歡迎，更象徵著一個時代精神的轉變。

筆名伏爾泰(Voltaire)，本名法蘭索瓦—瑪利·阿魯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生於巴黎一個中產家庭。他年輕時原本學習法律，卻很快投身文學與戲劇創作，以古典悲劇與詩作成名。然而，他尖銳的諷刺筆鋒，特別是對政治與宗教權威的批判，使他屢遭打壓。1717年，他因諷刺詩《亨利亞德》觸怒當局，被關進巴士底監獄近一年。

出獄後，他的筆並未因此沉寂。1726年，由於官方對其作品不滿，他被迫流亡英國。回國後繼續創作，但1734年的《哲學通信》再次批判宗教制度與政治體制，使他不得不再度離開巴黎。他在香檳地區、普魯士柏林、瑞士等地輾轉居住，期間完成諷刺小說《憨第德》(Candide)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直到1778年2月11日，他才在長達28年的流亡之後，重回巴黎，受到熱烈歡迎，並於同年5月在巴黎辭世。

伏爾泰的回歸，象徵啟蒙思想從被壓制的邊緣，逐漸走入公共的中心。他曾因批判權威而被監禁、放逐，但晚年卻成為巴黎知識界的精神領袖。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翻轉，更預示著法國社會思想氛圍的變化—距離法國大革命，僅剩11年。

在今日世界，伏爾泰的回歸仍具有深刻象徵意義。許多社會中，批判權力的人仍可能被噤聲、流放，甚至被迫離開公共舞台。然而，歷史顯示，思想的力量終會回到社會中心，成為改變制度的種子。

伏爾泰一生不斷對抗威權、集權壓迫，主張理性、寬容與言論自由。他的名言常被概括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精神，在今日仍是民主社會與人權價值的重要基石。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白雅燦，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政治受難者之一。他出生於1945年彰化花壇，成長於教師家庭，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軍法官與教師，關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5年，他決定投入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親自參選。競選期間，他印製政見傳單，公開質疑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財產、家族特權與威權體制，並提出解除戒嚴、釋放政治犯、改革政治制度等主張。這些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叛亂」，他因此遭逮捕。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未經公開審判，即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獄中環境惡劣，他曾以絕食抗議，家屬並向國際人權團體求援，才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直到1988年，在國內外人權團體與民意代表持續聲援下，他才獲得釋放，前後共失去十五年的自由。多年後，政府依轉型正義相關法制，撤銷當年的判決，確認那是一場國家不法的政治迫害。

白雅燦政治迫害案提醒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只因提出政治改革與言論批判，就可能被貼上「叛亂」標籤，失去自由與人生。今天台灣能夠享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利與多元社會，正是許多像白雅燦這樣的受難者，以青春與生命換來的成果。

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人民長久奮鬥的結晶。記住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守護自由、拒絕威權復辟。當社會再次出現壓制異議、集權統治的聲音時，我們更要警醒：唯有持續珍惜民主制度、守護人權價值，才能讓歷史的傷痛不再重演，讓自由的台灣持續向前。

🎞圖：白雅燦/臉書 邱萬興攝影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1970年2月8日，台東泰源監獄六名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及鄭正成發動起義，計畫奪取武器、釋放獄中同伴，並向外界宣示台灣獨立與民主自由的理念。行動很快遭到鎮壓，主要參與者被捕後，以「叛亂罪」起訴。

當時參謀總長高魁元向蔣介石簽報的「泰源監獄叛亂犯劫械逃獄案處理經過」，1970年關押在泰源人犯有335名。蔣介石看完高魁元的簽報報告，在4月27日批示，「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訓了事，應將此六名皆判刑槍決。而賴在、張金隆、李加生等三犯以警衛部隊士兵，而竟預聞逆謀不報，其罪難宥，應照法重處勿誤。 中正」。

最終五人遭判死刑並迅速處決。此案在戒嚴時期被官方定調為「暴動逃獄」，相關訊息遭到嚴密封鎖，長期被扭曲與消音，直到解嚴與民主化之後，社會才逐步還原事件的政治性質。

監察院於2019年提出調查報告，明確指出當年審判程序嚴重違反法治與人權原則。報告指出，涉案者多為一般平民，並非現役軍人，卻被移送軍法審判；全案採不公開審理，從起訴到執行死刑僅約兩個月，覆判核准死刑甚至只花六天，顯示當局急於處決政治異議者。調查亦發現，偵訊過程疑有刑求與強迫自白情形，法院仍採納非任意自白作為定罪依據，明顯違背正當法律程序與基本人權保障。

監察院因此認定，泰源事件並非單純暴力犯罪，而是具有台灣獨立政治理念的反抗行動；戒嚴體制下，黨國政權濫用軍法、壓制異議、迅速處決政治犯，構成對生命權與審判權的嚴重侵害。這起事件揭露威權統治的制度性暴力，也成為轉型正義中必須面對與反省的重要歷史傷痕，提醒今日社會珍惜民主與人權，持續追求公義與和解的道路。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幾乎是世界戰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拿破崙戰爭（1799–181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核心地帶幾乎自我毀滅。

歷史學家 Tony Judt 指出：歐洲整合的核心動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戰爭記憶的恐懼。因此，歐洲統合並不是單純經濟計畫，而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政治工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教會若告白信仰和平的上帝，卻支持民族仇恨，這便否定了福音本身。」歐洲聯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歷史和解」的政治表達。

在經歷數個世紀血腥衝突之後，西歐各國終於在經濟合作的精神下團結起來，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馬斯垂克歐洲聯盟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1993年11月1日生效，確立了歐盟的架構。該條約將歐共體（EC）轉型為歐洲聯盟（EU），使歐洲整合從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治一體化。該協議也為建立單一的歐洲貨幣奠定基礎，這種貨幣後來被稱為「歐元」。

這項條約由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簽署，呼籲更深層的經濟整合、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在犯罪、恐怖主義與移民議題上，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它奠定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邁向歐元）、確立「歐盟公民」概念、推動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並將歐洲議會權力擴大，是歐洲整合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當《歐洲聯盟條約》於1993年生效時，已有12個國家完成批准程序：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與荷蘭。

此後，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賽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也加入聯盟。歐元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2016年6月，發生了被稱為「英國脫歐」（Brexit）的事件，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與歐盟分離，並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井手薰（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2.6–1944.5.11）於1879年2月6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是近代臺灣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在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擔任課長期間，主持的第一件建築工程，便是興建「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大禮拜堂」，也就是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這座建築至今仍屹立於城市之中，成為信仰與歷史交織的重要見證。

其後，井手薰陸續設計多處官署與民間建築，對臺灣近代建築風格產生深遠影響。他參與的重要公共建築，包括總督府（今總統府）與司法大廈等代表性工程。

在建築理念上，井手薰十分重視建築與在地氣候、風土條件的關係。他積極提倡使用鋼筋混凝土，以因應臺灣地震頻繁與白蟻侵蝕等環境挑戰，展現出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建築思維。

除了建築專業，他亦深度參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井手薰是台灣建築學會創會會長，並參與臺陽美術協會的成立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的籌備工作。他同時也是雕塑家黃土水作品的收藏者，對臺灣近代藝術發展有所貢獻。

井手薰的一生，不僅塑造了城市的輪廓，也留下跨越信仰、建築與文化的歷史足跡。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正是這段歷史最溫柔而堅定的見證。

⭕️1879年2月6日　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の設計者――井手薫 誕生

井手薫（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年2月6日―1944年5月11日）は、1879年2月6日、日本の岐阜県に生まれた建築家であり、近代台湾を代表する建築家の一人である。台湾総督府営繕課長在任中、彼が最初に手がけた建築事業は、「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大礼拝堂」の建設であった。これは現在の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である。この建物は今日に至るまで都市の中に堂々と佇み、信仰と歴史が交差する重要な証しとなっている。

その後、井手薫は数多くの官公庁建築および民間建築を設計し、台湾近代建築の様式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彼が関わった代表的な公共建築には、総督府（現在の総統府）や司法大厦などがある。

建築理念において、井手薫は建物と土地の気候・風土との関係を重視した。彼は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使用を積極的に提唱し、地震の多発やシロアリ被害といった台湾特有の環境課題に対応しようとした。その姿勢は、実用性と先見性を兼ね備えた建築思想を示している。

また彼は建築分野にとどまらず、台湾の文化芸術活動にも深く関わった。台湾建築学会の創設会長を務めたほか、台陽美術協会の設立や台湾美術展覧会の組織にも参加した。さらに、彫刻家・黄土水の作品を収集するなど、台湾近代美術の発展にも寄与した。

井手薫の生涯は、都市の景観を形づくっただけでなく、信仰・建築・文化を横断する歴史の足跡を残した。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は、その歴史を最も穏やかに、そして力強く物語る証しである。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慶長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六位日本吉利支丹（基督徒）在日本長崎被公開釘死於十字架上。這起事件，後世稱為「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成為日本基督信仰史上最沉痛、也最具象徵性的時刻之一。

這場殉道並非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迫害的結果。1587年，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傳教士、全面禁教；十年後，政權更以公開處刑的方式，企圖以恐懼根除信仰。被處死的二十六人，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來自「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修士、一位葡萄牙籍修士，以及二十位日本籍信徒，其中甚至包含三位未成年人。他們被押送至長崎，在眾目睽睽之下殉道。

迫害並未因此止息。直到1640年前後，成千上萬的日本基督徒因信仰被處決、流放或被迫潛伏地下，形成後來歷史上所稱的「隱藏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傳統。這是一段信仰被壓抑、良知被測試、人性被逼問的歷史。

日本二十六聖人的故事，並不只是「過去的宗教悲劇」，而是一面直指今日世界的鏡子。當政治權力無法容忍差異、拒絕多元聲音時，最先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暴力，而是良心。這二十六人並未組織叛亂，卻因信仰而被視為威脅；歷史反覆提醒我們，專制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不肯被收編的良知。

殉道不只是教會的記憶，更是公共社會的責任。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人身尊嚴，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警醒守護的成果。當任何群體因信念而被去人化、被標籤、被消音，歷史就已經在敲警鐘。

日本二十六聖人沒有留下宏偉的著作，卻留下了一個極其清楚的訊息：暴力或許能奪走生命，卻無法終結盼望；權力或許能封口一時，卻無法永遠壓制真理。記念這一天，不是為了歌頌死亡，而是為了更勇敢地活——活出尊嚴、活出自由、活出行公義、好憐憫的生命姿態，讓上帝國度的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繼續被世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