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1947年3月1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震盪之中，台北街頭第一次出現「台灣獨立」、「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等標語。這一天，被後人視為「台灣人民抗暴日」。那不是出於一時激情的口號，而是人民在極端壓迫下，對尊嚴與自治的吶喊。

二二八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的回應大致呈現兩條同時並行的路線。

第一條，是武裝抗爭的路線。部分青年與地方力量主張自衛，甚至提出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構想。這種訴求，不僅僅是政治分離的想像，而是對當時軍紀敗壞、貪腐橫行、濫權濫殺的直接回應。在統治失去合法性時，人民自然會思考自保與自決的可能。

然而，多數台灣人民選擇了第二條路——政治交涉。3月1日，各地仕紳與民意代表出面，推派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燈、林忠等人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尋求制度內改革。3月2日陳儀兩度廣播，公開承諾「寬大處理」，似乎為衝突帶來一線曙光。

但歷史殘酷地揭示：這是一場精心鋪陳的欺騙。同日陳儀密電請求中央迅速派兵來台鎮壓。3月5日，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確提出改革臺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7日提出42條改革綱領，試圖以制度化方式重建治理秩序。當時各地已經逐步恢復社會秩序，然而3月8日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隨即展開武力掃射與鎮壓。3月10日宣布解散處委會、戒嚴與清鄉。從對話到屠殺，只隔幾日。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失去制衡，承諾可以瞬間變成陷阱；當制度沒有問責機制，廣播裡的「寬大」可能只是掩護暴力的煙霧。

一、抗暴的兩條路線：武力與制度的辯證

3月1日的重點不在於武裝，而在於看見人民在絕境中如何思考行動策略。武裝抗爭，是對暴政的本能反應；政治交涉，則是對制度改革的最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在當時選擇了溫和改革路線。這顯示出台灣人的性格：傾向理性協商、追求制度正義，而非優先訴諸暴力。

然而，中國國民黨以欺騙與軍隊回應協商，展開大屠殺，有計劃的「清鄉」清除台灣的社會菁英，以利日後威權統治及塑造統治領袖的神話。

二、從1947到今日：面對中共威脅的歷史鏡鑑

今天的台灣，面對來自中共政權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作戰。戰機擾台、軍演壓境、認知作戰滲透。不同的是，我們已不再處於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年代。今日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政黨競爭、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教訓仍然銳利，必須對中共威權的承諾保持審慎。

🎞圖：黃純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第拾號臂章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二二八祈禱文(2026.2.28)

慈悲與公義的上主，我們今日站立在「中正廟」前。這座建築被刻意塑造成中國式的皇帝陵寢前，我們在此，不是要膜拜權力，乃是為了見證民主台灣的追求，更是為了守護民主的價值。

主啊，79年前二二八此時
1947年的槍聲，使無辜者倒臥血泊中；外來政權以武力，屠殺無辜的人民，使家庭破碎，使社會噤聲，使恐懼成為日常。許多名字未被記錄，許多屍骨未得安葬，許多哭聲被歷史掩埋。然而，他們的血從地底下發出控訴的聲音，祢都聽見了。祢不是沉默的上主，祢是為受壓迫者伸冤的上主。

我們在此控訴威權體制對人民的暴力
我們拒絕把屠殺合理化為「歷史的必然」，拒絕把壓迫包裝為「時代的選擇」。二二八不是模糊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而是對人的尊嚴、自由與生命的踐踏。若罪責不被指出，歷史就會被粉飾；若真相不被說出，暴力就會被美化。主啊，求祢使我們有勇氣尋求並說出真相，使記憶不再停止在過去，而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改革動力。

我們祈求，讓記憶成為公民責任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建立在遺忘之上，而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若我們對歷史冷漠，邪惡威權便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求祢使我們明白：紀念，不是情緒的抒發(敨氣)，而是族群大生命的守望；不是族群的對立，而是價值的重新確認。

主啊，二二八從國族傷痕，走向命運共同體
我們承認這段歷史揭露了外來殖民政權的殘酷本質，也提醒我們：任何脫離人民監督的權力，都可能再次成為壓迫者。求祢賜給我們清醒與智慧，使我們堅決抵抗威權再現，無論它以何種語言、何種旗幟、何種假借和平協議之名而來。

我們也祈求救贖
救贖不是抹去責任，而是在真相與咎責之後，重建公義的秩序。願我們的社會不再以恐懼為統治工具，而以法治為共同準則；不再以領袖神話為依歸，而以人民主權為根基。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做領袖的要像做僕人一樣，服事人民。

上主啊，祢曾藉先知宣告：「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祢同行。」求祢使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實踐這呼召的使命。
讓我們記得，是為了更清醒；
讓我們清醒，是為了更自由；
讓我們自由，是為了彼此守望。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
當我們記得，我們就不再被謊言的統治洗腦；
當我們承擔責任，我們就不再被恐懼統治；
當我們彼此守護，我們就能促進族群大生命的共同體。

主啊，願二二八的淚水，化為民主深化的種子；願受難者的血，成為守護人權的呼聲；願這島嶼的未來，不再由外來政權決定，而由這片土地自由的人民共同來決定。

我們如此祈求，是因為相信：
公義終必成為制度，
憐憫終必成為文化，
自由終必成為日常。
感謝公義與和平的上帝聽我們的祈禱。阿們。

台北228記念行動/黃春生牧師於中正廟帶領全體祈禱

《二二八，我們仍記得：從國族傷痕到命運共同體》
時間：2026／2／28（六）上午十點
地點：中正廟 — 獨裁者紀念館堂體前階梯及廣場，安魂舞與獻花。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 2月28日，台灣日(Taiwan Day)

將二二八訂為「和平紀念日」是有缺憾的，因為有屠殺，卻無元兇的咎責，沒有公義哪來和平呢？因此，將二二八暫定為「台灣日」(Taiwan Day)，或許是一種選擇。

二二八，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台灣人民集體記憶中一道尚未完全癒合的傷痕。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揭開戰後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真面目，人民對貪腐、專斷與失序的不滿，竟換來全面鎮壓與大規模屠殺。那不是單一衝突，而是對台灣社會菁英、知識分子與地方領袖的系統性清除，深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走向，使整個社會在恐懼中沉默數十年。然而，歷史並未在沉默中終止。進入威權晚期，三起震撼社會的政治血案，再次把台灣推向命運的轉折點。

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發生在黨外運動領袖林義雄家中，其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殘忍殺害。案件至今未明，但它象徵著國家暴力陰影已侵入私人家庭。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命案，旅美著名數學家返台後離奇身亡，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強烈質疑情治單位涉入。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更將黑手伸向海外，在美國刺殺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引發國際外交風暴。

這三大血案，像三道驚雷，擊碎了威權體制的正當性。國際壓力、內部危機與社會覺醒交織之下，蔣經國於1985年12月25日公開宣示蔣家後代不再從政，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歷史的巨輪開始轉向。當然，民主化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在恐懼中仍然堅持發聲、行動與守望的結果。

從1947到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並非直線進步，而是在血與淚中淬鍊。二二八事件提醒我們，當國家機器失去制衡，人民的生命與尊嚴可以在一夜之間被踐踏；而三大血案則證明，即使在高壓統治下，真相仍會逼近權力核心，正義的呼聲不會永遠被壓制。

紀念二二八，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民主與自由的制度。真正成熟的民主，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制度性追究責任，以及持續深化人權保障之上。如果我們對歷史冷漠，歷史就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演。

今天的台灣，能夠自由選舉、公開批評政府、討論未來方向，正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換來的空間。紀念二二八，是對受難者的尊重，也是對未來世代的承諾：我們拒絕威權復辟，我們守護民主法治，我們讓國家的權力真正來自人民、受人民監督。

歷史的傷痕不會自動消失，但它可以成為力量。當我們記得，我們就更清醒；當我們清醒，我們就更自由。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菸血案

1947年2月27日夜晚，台北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會處的「天馬茶房」走廊前，發生了一起改變台灣歷史走向的暴力事件。當晚，專賣局台北分局6名查緝員與4名員警，以違反菸酒專賣為由，查緝40餘歲寡婦林江邁涉嫌販售私菸。她因戰後經濟困頓、物資匱乏，以零星販菸維生。查緝人員不僅沒收其合法與非法香菸與現金，在她跪地哀求歸還合法香菸時，竟以槍托重擊其額頭，致其流血昏厥。

此一過度執法與羞辱性的暴力，立即引發旁觀民眾義憤。群眾沿街追逐查緝人員，衝突升高之際，查緝員開槍示威，卻誤殺無辜路人。這起「緝菸血案」成為翌日（2月28日）大規模抗議的導火線，最終演變為震撼全台的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政府戰敗流亡台灣，台灣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治理，菸酒專賣成為重要財源。然而，官僚壟斷、配給失衡與物價飛漲，使底層人民生計雪上加霜。專賣制度本意在於財政管理，實務上卻伴隨尋租與濫權。查緝行動在缺乏比例原則與人權保障下，轉化為對弱勢的高壓執法。林江邁並非組織性走私者，而是困頓中的個體經濟行為者；國家權力卻以最粗暴的方式介入，象徵治理失能與倫理崩解。

事件發生後，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並未檢討施政失當與貪腐問題，反以「共產黨陰謀煽動叛亂」上報南京，要求出兵。3月8日，軍隊自基隆登陸，隨後在全台展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中央決策核心人物蔣介石核准出兵，政治敘事遂由「行政暴力與民怨」轉換為「平亂」。這種將治理失能外部化、將人民抗議污名化的手法，成為威權統治的典型模式。

天馬茶房所在地已被審定為「不義遺址」，其意義不僅在於保存空間，更在於確立公共記憶：國家暴力曾在此對底層人民出手。歷史記憶不是為了反覆撕裂，而是為了建立法治與人權的底線。若社會對暴力失去記憶，暴力便可能以不同名義回返。

記得1947年2月27日，不是為了停留在憤怒，而是為了確保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永遠不再因為一包香菸而流血。當我們走過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的街角，願那段歷史提醒我們：公義與尊嚴，從來不是口號，而是需要世代守護的承諾。

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1920年2月26日，日本臺灣總督府廢止「火燒島」

綠島，舊名「火燒島」，位於臺灣東南外海，孤立於太平洋之中。這座小島的歷史，深深刻畫了臺灣社會從殖民統治到威權政治的創傷記憶，也見證了臺灣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長久追求。

日本時期，火燒島因地理位置偏遠、不易逃脫，被臺灣總督府選為收容「浮浪者」的場所。1912年4月12日設立的「臺東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象徵殖民政權以隔離與控制維持社會秩序的治理方式。然而1918年的颱風嚴重破壞設施，加上維修困難與經費龐大，日本臺灣總督府於1920年2月26日正式廢止收容所。這段歷史顯示火燒島早已被視為「被放逐之地」，是一個將社會邊緣者隔離於外的空間。

戰後，火燒島的命運出現更沉重的轉折。1951年4月1日，國民黨政府利用舊收容所遺址成立「新生訓導處」，將近千名政治受難者從臺灣各地移送至此。這些人多數被指控為「叛亂犯」或「思想犯」，在島上接受所謂的「感訓教育」。

根據受難者盧兆麟的回憶，1951年5月17日被送抵綠島的政治犯泰半來自於內湖新生總隊和其他軍人監獄。他們從基隆港被押送到綠島，在海上換乘小船登陸，再徒步走向營區，彷彿踏入一座與世隔絕的監禁之島。到1951年6月，新生訓導處已收容超過兩千三百人。他們每天被迫上課學習政治思想，包括三民主義、領袖言行與反共宣傳，並在嚴格監控與艱苦勞動下度過歲月。火燒島因此成為白色恐怖的重要象徵，記錄著威權統治對思想自由的壓迫。

然而，火燒島不只是苦難的象徵，也逐漸轉化為民主記憶的場所。曾經被流放的政治受難者，許多人在解嚴後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經歷提醒社會：自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以犧牲與勇氣換來的成果。今日的綠島，從流放之地轉變為歷史反省之地，使人理解民主制度的價值，也警惕威權統治的危險。

火燒島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座小島可以被用來隔離異議者，也可以成為記憶公義的見證。當臺灣人民回顧火燒島的往事時，不只是哀悼受難者，更是在重申一個共同的信念：唯有守護自由與人權，歷史的悲劇才不會重演。火燒島的記憶因此化為一種力量，引導臺灣在民主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 2月25日，杜聰明紀念日

2月25日是杜聰明醫師的紀念日。這一天不只是追思一位傑出的醫學家，更提醒我們：一個民族的進步，往往來自那些默默奉獻、以專業與信念服務人民的人。杜聰明(1893年8月25日－1986年2月25日)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現代醫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後，赴京都帝國大學深造，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醫學史上的先驅人物。

杜聰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研究鴉片與嗎啡成癮問題，並發展「漸禁斷療法」，幫助許多深陷毒癮的人重新找回生命尊嚴。在殖民時期鴉片問題嚴重的台灣，他的研究不只是學術成果，更是一項深具社會意義的公共醫療行動。他的醫學精神，體現了醫者不只是治療疾病，更是為人民帶來釋放與新生。

戰後杜聰明出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建立醫學教育制度，培養無數醫師與研究者。1954年他創辦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使南台灣擁有重要的醫學教育基地，進一步擴展台灣醫療發展的基礎。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台灣醫學史上一座穩固的基石。

然而杜聰明的一生並非只有榮耀。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以台大醫學院院長身分加入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為社會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在威權恐怖籠罩之下，許多台灣菁英被逮捕或殺害，他也被迫躲藏以保全性命。這段歷史顯示，杜聰明不只是醫學家，也是一位關懷社會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杜聰明背後，有一位同樣值得紀念的女性——他的妻子林雙隨。林雙隨曾在東京青山女學院接受基督教教育並受洗成為基督徒，是當時少見的高知識女性。她回到台灣後任教於霧峰公學校，是音樂教師，也是教會風琴手與女高音歌者。她不僅在教會中服事，也以文字關懷社會，曾在《台灣青年》發表文章討論台灣婦女的地位與未來。

林雙隨代表了信仰與文化的結合。她以基督信仰塑造生命，支持丈夫長年的學術與公共事務工作。若說杜聰明致力於醫治人民的身體，林雙隨則以信仰與藝術滋養人的心靈。他們的婚姻是一種同行的見證——知識與信仰相互扶持，專業與愛心彼此成全。

紀念杜聰明與林雙隨，不只是回顧歷史人物，更是在今日重新思想：一個社會的進步，需要科學與信仰並行，需要專業與良知結合。當醫學關懷人民的苦難，當信仰支持正義與希望，生命就能產生改變世界的力量。

杜聰明醫師與林雙隨的生命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事業，不只是成就，而是為人民留下可以延續的盼望。今天的台灣醫療與教育制度，仍然活在他們播下的種子之中。這些種子，也等待我們在新的時代繼續灌溉，使更多人得著醫治與光明。

🎞圖：杜聰明博士/醫師的墨寶(杜家後人收藏)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迄今滿四年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若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算起，戰火已延燒逾十年。這不是單一戰爭事件，而是一場對國際秩序與主權原則的公然挑戰。

1994年烏克蘭放棄核武，換取俄羅斯、英國與美國在《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中對其領土完整的承諾；1999年俄羅斯又在《歐洲安全憲章》重申各國有自由選擇安全安排的權利。然而，當烏克蘭人民透過議會與街頭行動追求更接近歐洲的未來時，莫斯科卻以壓力、滲透與最終的武力回應。2014年廣場革命的流血與隨後的克里米亞併吞，揭示一個事實：威權政權不尊重條約，窮兵黷武僅為併吞與奪取利益。

俄羅斯的入侵，本質上是否定烏克蘭人民作為主體的存在權。它否定人民選擇制度與聯盟的自由，否定小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這種威權帝國的思維，對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都是警訊。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烏克蘭的抵抗。從總統拒絕撤離，到平民(含女性)加入國土防衛隊，從資訊戰到外交戰線的動員，烏克蘭展現出高度的社會韌性。戰爭讓世界看到：國家安全不僅是軍備數量，更是人民的意志、民主體制的價值與國際連結的厚度。當人民相信自己是在守護家園與尊嚴時，防衛就不只是戰術，而是族群的大生命。

對台灣而言，啟示至少有三：

第一，條約與承諾若沒有自我防衛能力支撐，便容易淪為空話，就像中國撕毀對新疆、西藏、香港的和平協議與承諾。因此，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與準備之上。

第二，民主的內部團結至關重要。分裂與對威權的浪漫化，只會削弱自我保護的能力。中共對台的統戰、認知作戰與錯假訊息，都要分化台灣內部的團結，以達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一戰線核心。

第三，國際連結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生存策略。烏克蘭的外交努力證明，小國可以透過價值與信念贏得支持。台灣若要維持民主自由的體制，就必須與民主陣營結合。

戰爭帶來巨大苦難，但也照亮一個真理：主權不是抽象口號，而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當一個社會願意為自由承擔代價，世界便更難對其命運袖手旁觀。

台灣不必複製烏克蘭的處境，卻必須理解其教訓。準備，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避免被迫屈服。守護民主，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對下一代的責任。歷史已多次證明，面對威權的擴張，沉默不會換來安全；唯有清醒、團結與堅定，才能讓自由長存。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松山空襲事件——中華民國聯手蘇聯首次對臺灣展開的大空襲

1938年2月23日，臺北松山機場（今松山機場）遭到空襲。這是以中華民國空軍名義發動、實際由蘇聯航空志願隊主力參與的一次跨國軍事行動，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首次本土（含臺灣）遭到敵方空軍轟炸的重大事件。

當時正值中日戰爭初期。中華民國與蘇聯在1937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提供軍事顧問與空軍志願隊支援中國戰場。2月23日適逢蘇聯紅軍節，蘇聯伊-16（Polikarpov I-16）戰鬥機刻意塗上中華民國空軍青天白日徽，從華中基地起飛，對松山機場展開突襲。此舉在國際上引發震動，日本政府事後將臺灣總督撤職，松山機場高層遭到嚴厲究責。

然而，隨著1941年後國共分裂深化與中蘇關係轉折，這段「中華民國—蘇聯合作」的歷史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在部分敘事中被刻意淡化。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政治。

⭕️松山空襲提醒我們：臺灣在近代東亞戰爭史中，從來不是「局外人」。無論是日治時期作為帝國南進的軍事基地，或戰後成為冷戰前線，臺灣始終處於大國博弈的交會點。

這一歷史現實對今日的臺灣具有深刻啟示。當全球地緣政治再度升溫，臺灣不應以「邊陲」自居，而應清醒理解自身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唯有強化民主制度、鞏固國防自主、深化國際連結，才能在結構性風險中保有主體性。歷史告訴我們：地理位置無法選擇，但民主制度與價值是可以選擇的。

今日的戰爭型態已不僅限於炸彈與戰機，還包括資訊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與經濟脅迫。1938年的松山空襲，是鋼鐵與引擎的戰爭；21世紀的挑戰，則是數位與心理層面的戰場。

因此，臺灣需要：提升社會韌性與全民防衛意識的建構，強化民主教育與媒體識讀能力，建立全民防災與防衛訓練機制，發展科技自主與能源韌性，深化國際民主聯盟的合作網絡。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舉標誌著解嚴後台灣政府首次以官方名義，系統性面對這場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創傷。研究小組自1991年成立，歷時一年，採取嚴謹的檔案史學與口述歷史方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第一手資料，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George H. Kerr 檔案，英國公共檔案局淡水領事館資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台灣本地官方檔案與數百位見證人口述資料，報告共504頁，在資料廣度與史料整合上，至今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基礎文本。

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陳翠蓮教授《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二二八研究的真相。未來仍待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二二八事件重要的歷史判定，指出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的結構

（一）最高決策責任：

最高政治責任乃至於「元兇」屬於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批准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來台，並默許以武力「清鄉」、「肅清叛亂」，導致大規模鎮壓。

（二）執行層級責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與軍事負責人，對局勢誤判、決策失當，並主導軍事鎮壓政策。自中國來台的21師部隊及其相關軍警單位，為實際執行鎮壓行動的武裝力量。

（三）從屬結構：

報告指出，整場屠殺並非「偶發失控」，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由地方行政與軍事體系執行的有組織鎮壓行動。換言之，這不是單一軍官的暴行，而是一個威權體制的運作結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對後續研究與轉型正義的深遠影響：

1.打破禁忌，建立官方歷史基礎

這份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政治責任，公開承認國家暴力，提供制度性檢討基礎，它終結了「暴民作亂」的官方說法。

2.促成紀念、賠償與立法

報告成為以下政策的重要基礎：1995年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補償條例立法，日後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3.改變史學與公民教育方向

報告之後：台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地方口述歷史大量展開，公民社會對威權體制展開制度性反省，它讓歷史從禁忌轉為公共討論。

二二八事件研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揭露真相，而是：

✔ 確立國家暴力需被追問

✔ 建立政治責任必須被命名

✔ 奠定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一個公義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黑暗歷史，承認制度錯誤，建立透明問責機制，教育人民理解民主來之不易。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只是空話；如果沒有責任，紀念只是儀式。

二二八事件研究提醒我們：威權體制的暴力往往透過「秩序」、「國家安全」等語言合理化集權獨裁政權的暴力。公民若沉默，制度便會吞噬人民。只有持續的民主深化與監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建立公義國家，不只是紀念日的活動，而是制度改革與價值選擇。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

1963年2月19日，美國作家Betty Friedan出版了震動社會的著作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奧秘》）。這本書被普遍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引爆點之一，不只改變了美國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理解，也對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的奧秘》直指1950至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女性的天職就是成為家庭主婦，在家中照顧丈夫與孩子。當時的教育制度、心理學理論、女性雜誌與廣告文化，都在強化這種觀念，使許多女性相信「婚姻與家務」就是人生唯一的成就。

然而，Friedan透過調查與訪談指出，許多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婦，其實內心感到空虛、孤立與失去自我。她將這種現象稱為「無名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並指出：女性若被限制在單一角色之中，便無法實現其完整的人格與潛能。這種論述為當時無數女性提供了語言與概念，使她們能夠理解自己的處境，並開始思考走入教育、職場與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女性的奧秘》出版後迅速引起社會辯論，也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這一波運動的關注焦點，從第一波爭取投票權，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例如：同工同酬與就業平權；生育自主與身體權；教育與職業機會；性別刻板印象的批判；家庭與社會角色的重新分配...等等。

Friedan後來共同創立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推動法律與制度改革，對美國1963年《同酬法案》與後續性別平權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女性主義運動的思想與實踐，也逐漸影響台灣社會的發展。台灣在民主化進程中，女性權利與性別平等逐步成為公共議題的重要部分，例如：

1. 法律與制度的進步：《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家庭暴力防治法》，這些制度改革，讓女性在職場、家庭與教育領域中，獲得更多保障與尊嚴。

2. 女性公共參與的提升：台灣在政治與公共領域中，女性參與度逐漸提高，從地方議會到國家領導層，都可見女性的身影。這顯示性別平權不只是口號，而是制度與文化逐步轉型的成果。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第四任民選總統，就是最好的體現。

3. 從家庭角色到公民角色：Friedan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女性是否只能活在他人期待的角色裡——對台灣同樣具有啟發性。女性不只是母親、妻子或照顧者，也是公民、專業者、改革者與社會建設者。

從1963年的《女性的奧秘》到今日的台灣，女性主義運動提醒我們：當一個社會開始聆聽被忽略的聲音，公義與盼望的歷史就會展開。這條路或許漫長，但每一步都是朝向更完整的人性、更公平的國度前進，更是在促進上帝國的新國度。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 1943年2月18日，德國納粹逮捕白玫瑰(反抗組織)的6名核心成員

白玫瑰運動(White Rose)由慕尼黑大學一群學生與知識分子組成，多數是醫學院學生。他們原本在納粹體制下成長，但在親眼見證戰爭暴行與猶太人大屠殺後，良心受到強烈震動。創立者漢斯．紹爾(Hans Scholl)曾是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他的妹妹蘇菲・紹爾(Sophie Scholl)則是「德國少女聯盟」的幹部，兄妹兩人都是擁護納粹的狂熱幹部。但後來兄妹兩人逐漸看清納粹意識形態的殘酷與虛偽，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道德理念的覺醒，他們發現基督信仰與納粹宗旨並不一致。當時漢斯已經上過戰場、經歷過東線戰場慘況、見證過納粹殘暴對待猶太人的漢斯愈發相信，他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來反抗納粹暴行。

1942年夏天，白玫瑰成員秘密印製並散發傳單，揭露納粹與黨衛軍的暴行，呼籲德國人民起來反抗獨裁統治。他們的傳單引用亞里斯多德、歌德等思想家的語句，訴諸良心、理性與道德責任，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的良知。在極權監控的社會中，任何批評希特勒的言論都可能招致逮捕甚至處死，但這群青年仍選擇冒險行動。

1943年2月15日午夜，漢斯・紹爾、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維利・格拉夫(Willi Graf)走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他們三人都是「白玫瑰」的成員，旨在呼籲公眾反抗納粹的獨裁統治。他們攜帶了大約一千份傳單，用明確的言辭控訴納粹的暴行。這些傳單被裝入信封，丟入不同的郵筒內，「白玫瑰」希望這些傳單能夠被寄達相應的收件人。其中，施莫雷爾和紹爾還有更為大膽的計劃：他們用事先準備好的模版在巴伐利亞州政府的外牆上刷塗了黑色的「打倒希特勒」字樣，還在慕尼黑大學附近的一座建築上刷了「希特勒是屠殺犯」。

1943年2月18日，紹爾兄妹將裝滿傳單的手提箱帶入慕尼黑大學主樓散發。傳單中寫道：「清算的日子已經來到……我們要求歸還個人的自由，這是德國人民最寶貴的財富。」

然而，他們被校內警衛發現並通報蓋世太保(Gestapo)，隨即遭到逮捕。幾天後，在納粹的「人民法庭」這種形式上審判、實質上是政治清算的法庭中，紹爾兄妹與另一名同伴被判處死刑。1943年2月23日，他們被送上斷頭台。臨刑前，漢斯高喊：「自由萬歲！」（Long live freedom!）這句話，成為對抗極權最深刻的信仰宣言。

⭕️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同樣出現許多勇敢的人士，以有限的力量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中，民主運動人士因要求言論自由與人權保障而遭到逮捕審判。許多人被視為「叛亂犯」，承受長期監禁與政治迫害。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學生以和平方式佔領廣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與民主改革，最終促成體制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這些運動與白玫瑰的共同點在於：

1.青年與知識分子的良心覺醒。無論是慕尼黑大學生，或是台灣的大專青年，都在歷史關鍵時刻站出來。

2.以思想與言論對抗暴力政權。白玫瑰用傳單，台灣民主運動者用雜誌、演說與街頭行動，都是以公共論述對抗恐懼政治。

3.承擔個人代價，喚醒社會良知。修爾兄妹付出生命，台灣許多民主前輩付出自由與前途，卻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

德國白玫瑰與台灣美麗島運動、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青鳥運動等等都證明：民主的關鍵不是制度本身，而是願意守護民主制度的人民。教育若能培養歷史意識、倫理判斷與公共參與能力，民主就不只是選舉機制，而是一種共同生活的信念。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科索沃獨立宣言》，正式成為從南斯拉夫解體後誕生的新國家之一。這一歷史時刻，並非突然降臨，而是經歷長期壓迫、戰爭與國際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1990年代末期，塞爾維亞政權在米洛塞維奇領導下，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進行軍事鎮壓與種族清洗，導致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這場人道災難最終促使北約介入，也讓國際社會正視科索沃人民自決的訴求。

2010年7月22日，聯合國國際法院以10比4的結果指出，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並未違反國際法。這項諮詢意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顯示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人民意志下，單方面宣布獨立並非必然違法，而是可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

對台灣而言，科索沃的案例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第一，民族自決是歷史的趨勢，而非例外

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透過人民意志走向獨立。從波羅的海三國，到東帝汶，再到科索沃，這些案例都顯示，只要人民持續追求自由與尊嚴，歷史的方向往往會朝向自決與民主前進。

第二，國際承認是政治過程，而非單一法律判決

科索沃並非在宣布獨立當下就獲得普遍承認，而是經過多年外交努力，逐步獲得多國支持。這提醒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是長期累積民主價值、國際信任與外交實力的結果，而非一紙宣言即可完成。

第三，民主與人權是最有力的正當性來源

科索沃之所以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關鍵在於其人民長期遭受壓迫與暴力統治。國際社會最終支持的，不只是地緣政治利益，更是對人權與人民自決的肯定。台灣若持續深化民主、保障人權、關懷弱勢，便是在為自身的國際正當性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科索沃的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奇蹟，而是一段充滿苦難、堅持與盼望的長路。對台灣而言，這條路或許曲折，但只要人民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歷史終將為追求公義與尊嚴的民族開出新的道路。這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一種對未來世代負責的信念與行動。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 1982年2月14日，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1982年2月14日，一群旅居美國的台灣人於洛杉磯正式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當時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的末期：戒嚴令尚未解除(直到1987年)，黨國體制壟斷政治資源與言論空間，海外台灣人常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援力量。海外台灣人希望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中，為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與國際尊嚴發聲，因而成立FAPA。

FAPA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工作，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促成多項關鍵政策成果，例如：支持《台灣關係法》的後續強化，推動美國對台軍售與安全承諾，爭取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FAPA的草根遊說模式，被視為：台美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政治力量之一。

當時台灣國內政治空間受限時，海外公民社會成為民主的第二條戰線。時至今日，這也讓我們知道，民主從來不是單一地理空間內的運動，而是一場跨越國界的公民行動，乃至於普世串連，民主價值理念相當的人民互相關注、聲援、馳援。這也就是中共等威權國家築起鐵幕、網路長城，深怕國際民主陣營的價值促使鐵幕內的人民獲得「民主啟蒙」，進而挑戰集權與獨裁體制。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 1817年2月12日，José de San Martín 贏得智利獨立關鍵戰役

1817年2月12日清晨，南美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荷西·德·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率領教會組織的「安地斯軍團」(Army of the Andes)從壯闊的安地斯山脈南坡急行軍，直撲仍由西班牙殖民政權控制的智利。當天傍晚，西班牙軍隊在查卡布科(Chacabuco)戰役中潰敗，智利邁出了通往獨立建國的關鍵一步。

在此之前，聖馬丁已成功推動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為南美洲廣受尊敬的革命領袖。他深知若不解放智利，西班牙勢力仍可從太平洋沿岸反攻南方，因此制定了一項大膽的戰略：率軍翻越安地斯山脈，直接攻入智利。

這次遠征極為艱難。約6,000名士兵與大量馬匹在嚴寒、高山與缺乏補給的環境下行軍，據估計，約三分之一士兵在翻越山脈的過程中喪命，超過一半的馬匹也損失殆盡。然而，這支倖存的軍隊仍成功抵達智利境內，並在人數上對西班牙守軍形成優勢。

在查卡布科戰役(Battle of Chacabuco)，聖馬丁採取包圍戰術，繞至敵軍後方，切斷其退路，使得西班牙軍陷入包圍，最終全面潰敗，傷亡約500人，另有大批士兵被俘。相較之下，革命軍僅有十餘人當場陣亡，但約120人後來因傷重不治。這場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使通往首都聖地牙哥的道路大開。

查卡布科戰役被視為智利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雖然仍需一年多的戰事才能完全擊敗西班牙勢力，但革命軍已掌握主動權。1818年2月12日，在戰役一周年紀念日，智利正式宣告獨立，建立新的共和國。聖馬丁再以智利人為主組織「解放秘魯遠征軍」，促使秘魯脫離西班牙，而他也被尊為秘魯護國公。戰後返回阿根廷。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巴黎

1778年2月11日，伏爾泰在離開巴黎整整28年後，終於重返這座城市。當他回到巴黎時，已有約三百位仰慕者與知識分子前來探望，這一幕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歡迎，更象徵著一個時代精神的轉變。

筆名伏爾泰(Voltaire)，本名法蘭索瓦—瑪利·阿魯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生於巴黎一個中產家庭。他年輕時原本學習法律，卻很快投身文學與戲劇創作，以古典悲劇與詩作成名。然而，他尖銳的諷刺筆鋒，特別是對政治與宗教權威的批判，使他屢遭打壓。1717年，他因諷刺詩《亨利亞德》觸怒當局，被關進巴士底監獄近一年。

出獄後，他的筆並未因此沉寂。1726年，由於官方對其作品不滿，他被迫流亡英國。回國後繼續創作，但1734年的《哲學通信》再次批判宗教制度與政治體制，使他不得不再度離開巴黎。他在香檳地區、普魯士柏林、瑞士等地輾轉居住，期間完成諷刺小說《憨第德》(Candide)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直到1778年2月11日，他才在長達28年的流亡之後，重回巴黎，受到熱烈歡迎，並於同年5月在巴黎辭世。

伏爾泰的回歸，象徵啟蒙思想從被壓制的邊緣，逐漸走入公共的中心。他曾因批判權威而被監禁、放逐，但晚年卻成為巴黎知識界的精神領袖。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翻轉，更預示著法國社會思想氛圍的變化—距離法國大革命，僅剩11年。

在今日世界，伏爾泰的回歸仍具有深刻象徵意義。許多社會中，批判權力的人仍可能被噤聲、流放，甚至被迫離開公共舞台。然而，歷史顯示，思想的力量終會回到社會中心，成為改變制度的種子。

伏爾泰一生不斷對抗威權、集權壓迫，主張理性、寬容與言論自由。他的名言常被概括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精神，在今日仍是民主社會與人權價值的重要基石。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政治迫害案

白雅燦，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政治受難者之一。他出生於1945年彰化花壇，成長於教師家庭，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軍法官與教師，關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5年，他決定投入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親自參選。競選期間，他印製政見傳單，公開質疑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財產、家族特權與威權體制，並提出解除戒嚴、釋放政治犯、改革政治制度等主張。這些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叛亂」，他因此遭逮捕。

1976年2月10日，白雅燦未經公開審判，即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獄中環境惡劣，他曾以絕食抗議，家屬並向國際人權團體求援，才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直到1988年，在國內外人權團體與民意代表持續聲援下，他才獲得釋放，前後共失去十五年的自由。多年後，政府依轉型正義相關法制，撤銷當年的判決，確認那是一場國家不法的政治迫害。

白雅燦政治迫害案提醒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只因提出政治改革與言論批判，就可能被貼上「叛亂」標籤，失去自由與人生。今天台灣能夠享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利與多元社會，正是許多像白雅燦這樣的受難者，以青春與生命換來的成果。

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人民長久奮鬥的結晶。記住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守護自由、拒絕威權復辟。當社會再次出現壓制異議、集權統治的聲音時，我們更要警醒：唯有持續珍惜民主制度、守護人權價值，才能讓歷史的傷痛不再重演，讓自由的台灣持續向前。

🎞圖：白雅燦/臉書 邱萬興攝影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 1970年2月8日，戒嚴時期泰源事件

1970年2月8日，台東泰源監獄六名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及鄭正成發動起義，計畫奪取武器、釋放獄中同伴，並向外界宣示台灣獨立與民主自由的理念。行動很快遭到鎮壓，主要參與者被捕後，以「叛亂罪」起訴。

當時參謀總長高魁元向蔣介石簽報的「泰源監獄叛亂犯劫械逃獄案處理經過」，1970年關押在泰源人犯有335名。蔣介石看完高魁元的簽報報告，在4月27日批示，「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訓了事，應將此六名皆判刑槍決。而賴在、張金隆、李加生等三犯以警衛部隊士兵，而竟預聞逆謀不報，其罪難宥，應照法重處勿誤。 中正」。

最終五人遭判死刑並迅速處決。此案在戒嚴時期被官方定調為「暴動逃獄」，相關訊息遭到嚴密封鎖，長期被扭曲與消音，直到解嚴與民主化之後，社會才逐步還原事件的政治性質。

監察院於2019年提出調查報告，明確指出當年審判程序嚴重違反法治與人權原則。報告指出，涉案者多為一般平民，並非現役軍人，卻被移送軍法審判；全案採不公開審理，從起訴到執行死刑僅約兩個月，覆判核准死刑甚至只花六天，顯示當局急於處決政治異議者。調查亦發現，偵訊過程疑有刑求與強迫自白情形，法院仍採納非任意自白作為定罪依據，明顯違背正當法律程序與基本人權保障。

監察院因此認定，泰源事件並非單純暴力犯罪，而是具有台灣獨立政治理念的反抗行動；戒嚴體制下，黨國政權濫用軍法、壓制異議、迅速處決政治犯，構成對生命權與審判權的嚴重侵害。這起事件揭露威權統治的制度性暴力，也成為轉型正義中必須面對與反省的重要歷史傷痕，提醒今日社會珍惜民主與人權，持續追求公義與和解的道路。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 1992年2月7日，歐洲各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幾乎是世界戰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拿破崙戰爭（1799–181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核心地帶幾乎自我毀滅。

歷史學家 Tony Judt 指出：歐洲整合的核心動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戰爭記憶的恐懼。因此，歐洲統合並不是單純經濟計畫，而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政治工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教會若告白信仰和平的上帝，卻支持民族仇恨，這便否定了福音本身。」歐洲聯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歷史和解」的政治表達。

在經歷數個世紀血腥衝突之後，西歐各國終於在經濟合作的精神下團結起來，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馬斯垂克歐洲聯盟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1993年11月1日生效，確立了歐盟的架構。該條約將歐共體（EC）轉型為歐洲聯盟（EU），使歐洲整合從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治一體化。該協議也為建立單一的歐洲貨幣奠定基礎，這種貨幣後來被稱為「歐元」。

這項條約由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簽署，呼籲更深層的經濟整合、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在犯罪、恐怖主義與移民議題上，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它奠定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邁向歐元）、確立「歐盟公民」概念、推動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並將歐洲議會權力擴大，是歐洲整合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當《歐洲聯盟條約》於1993年生效時，已有12個國家完成批准程序：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與荷蘭。

此後，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賽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也加入聯盟。歐元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2016年6月，發生了被稱為「英國脫歐」（Brexit）的事件，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與歐盟分離，並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1879年2月6日，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設計者—井手薰 出生

井手薰（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2.6–1944.5.11）於1879年2月6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是近代臺灣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在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擔任課長期間，主持的第一件建築工程，便是興建「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大禮拜堂」，也就是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這座建築至今仍屹立於城市之中，成為信仰與歷史交織的重要見證。

其後，井手薰陸續設計多處官署與民間建築，對臺灣近代建築風格產生深遠影響。他參與的重要公共建築，包括總督府（今總統府）與司法大廈等代表性工程。

在建築理念上，井手薰十分重視建築與在地氣候、風土條件的關係。他積極提倡使用鋼筋混凝土，以因應臺灣地震頻繁與白蟻侵蝕等環境挑戰，展現出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建築思維。

除了建築專業，他亦深度參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井手薰是台灣建築學會創會會長，並參與臺陽美術協會的成立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的籌備工作。他同時也是雕塑家黃土水作品的收藏者，對臺灣近代藝術發展有所貢獻。

井手薰的一生，不僅塑造了城市的輪廓，也留下跨越信仰、建築與文化的歷史足跡。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正是這段歷史最溫柔而堅定的見證。

⭕️1879年2月6日　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の設計者――井手薫 誕生

井手薫（いで かおる、Ide Kaoru、1879年2月6日―1944年5月11日）は、1879年2月6日、日本の岐阜県に生まれた建築家であり、近代台湾を代表する建築家の一人である。台湾総督府営繕課長在任中、彼が最初に手がけた建築事業は、「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大礼拝堂」の建設であった。これは現在の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である。この建物は今日に至るまで都市の中に堂々と佇み、信仰と歴史が交差する重要な証しとなっている。

その後、井手薫は数多くの官公庁建築および民間建築を設計し、台湾近代建築の様式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彼が関わった代表的な公共建築には、総督府（現在の総統府）や司法大厦などがある。

建築理念において、井手薫は建物と土地の気候・風土との関係を重視した。彼は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使用を積極的に提唱し、地震の多発やシロアリ被害といった台湾特有の環境課題に対応しようとした。その姿勢は、実用性と先見性を兼ね備えた建築思想を示している。

また彼は建築分野にとどまらず、台湾の文化芸術活動にも深く関わった。台湾建築学会の創設会長を務めたほか、台陽美術協会の設立や台湾美術展覧会の組織にも参加した。さらに、彫刻家・黄土水の作品を収集するなど、台湾近代美術の発展にも寄与した。

井手薫の生涯は、都市の景観を形づくっただけでなく、信仰・建築・文化を横断する歴史の足跡を残した。台北済南教会大礼拝堂は、その歴史を最も穏やかに、そして力強く物語る証しである。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日

1597年2月5日（慶長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六位日本吉利支丹（基督徒）在日本長崎被公開釘死於十字架上。這起事件，後世稱為「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成為日本基督信仰史上最沉痛、也最具象徵性的時刻之一。

這場殉道並非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迫害的結果。1587年，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傳教士、全面禁教；十年後，政權更以公開處刑的方式，企圖以恐懼根除信仰。被處死的二十六人，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來自「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修士、一位葡萄牙籍修士，以及二十位日本籍信徒，其中甚至包含三位未成年人。他們被押送至長崎，在眾目睽睽之下殉道。

迫害並未因此止息。直到1640年前後，成千上萬的日本基督徒因信仰被處決、流放或被迫潛伏地下，形成後來歷史上所稱的「隱藏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傳統。這是一段信仰被壓抑、良知被測試、人性被逼問的歷史。

日本二十六聖人的故事，並不只是「過去的宗教悲劇」，而是一面直指今日世界的鏡子。當政治權力無法容忍差異、拒絕多元聲音時，最先被壓制的，往往不是暴力，而是良心。這二十六人並未組織叛亂，卻因信仰而被視為威脅；歷史反覆提醒我們，專制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不肯被收編的良知。

殉道不只是教會的記憶，更是公共社會的責任。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人身尊嚴，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警醒守護的成果。當任何群體因信念而被去人化、被標籤、被消音，歷史就已經在敲警鐘。

日本二十六聖人沒有留下宏偉的著作，卻留下了一個極其清楚的訊息：暴力或許能奪走生命，卻無法終結盼望；權力或許能封口一時，卻無法永遠壓制真理。記念這一天，不是為了歌頌死亡，而是為了更勇敢地活——活出尊嚴、活出自由、活出行公義、好憐憫的生命姿態，讓上帝國度的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繼續被世人看見。

悼念民主前輩劉金獅的祈禱文

⭕️感念劉金獅對民主貢獻　賴總統親頒褒揚令：要團結

白色恐怖受難者劉金獅弟兄，二二八事件中在基隆親見國民黨軍隊的屠殺，從此覺醒，成為他對抗威權的根源。因興臺會案被爪耙子密報遭判10年，出獄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政治受難者關懷。

🙏 悼念民主前輩劉金獅的祈禱文

憐憫又行公義的上主，此時我們帶著沉重卻不絕望的心來到祢面前，悼念我然所敬愛的民主前輩劉金獅兄弟。

上主，我們感謝祢，因為在臺灣威權的年代，祢興起金獅伯，在白色恐怖期間，關心台灣前途，與民主前輩用實際行動加入臺灣獨立聯盟，他用身體、用時間、用自由，為人民抵擋恐懼，為臺灣未來的民主留下空間。

上主，祢知道他的童年。他親眼看見獨裁政權在二二八中，屠殺人民、踐踏生命；他在工廠裡第一次聽見「思想犯」這個詞，便明白，原來連思考都可能被判刑。這不是他選擇的命運，卻成了他一生回應呼召的起點。

上主，我們也沒有忘記他的牢獄歲月。十年的監禁、無數次的審訊，並沒有折斷他的脊梁，反而使他更加清楚：真正有罪的，從來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製造壓迫恐懼的制度。當他出獄後再次走上街頭、走入黨外、走進組黨的風雨，他用一生證明：邪惡政權能監禁身體，卻關不住人的良心。

上主，感謝祢讓他成為眾多民主運動中的「熟面孔」——不是因為權位，而是因為長久的陪伴與信靠的身影。在助選、在街頭、在難友之間、在人權的現場，他始終在那裡。他或許不是最愛被鎂光燈追逐的人，卻是許多人轉身時，仍然看得見的同伴。

上主，我們也為他晚年的見證向祢感恩。不論是冤案被撤銷、口述歷史的留下，或是回憶錄的出版，他讓人民知道：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而是讓真相終於可以不再低聲說話。他提醒我們，記憶不是為了停留在痛苦裡，而是為了不再重複同樣的不義。

此刻，上主，我們將哀傷、感謝與責任一併交在祢面前。求祢安慰眾親人與朋友，讓他們知道，這一生的付出沒有白費；也求祢喚醒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不只在今日懷念前輩，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對抗不義。

上主，當我們說「安息」，並不是說奮鬥也停止；而是求祢使金獅兄的生命，化為繼續催促我們行公義、好憐憫，促進上帝國。

願祢的平安，臨到這塊曾經受傷、卻仍然努力學習自由的土地；願祢的光，照亮我們尚未完成的民主工程；也願上帝國，在人民彼此守望、彼此承擔之中，一點一滴地臨到。

我們如此祈禱，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做得夠好，而是因為前輩已經為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願上主繼續帶領台灣，阿們。

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黃春生牧師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律的存在本應是為了守護尊嚴、自由與公共善，而不是成為權力者自肥、壓迫人民的工具。然而，當立法權背離正義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古老卻迫切的問題：惡法，究竟是不是法？

一、從「惡法亦法」到「惡法非法」：法治的分水嶺

主張「惡法亦法」（Lex iniusta est lex.）的觀點，強調程序正義與秩序穩定：只要法律經由形式合法的程序通過，即便內容不義，仍具有拘束力。這樣的立場，表面上維繫制度運作，實際上卻可能讓不義披上合法外衣。

歷史的警鐘早已敲響。二戰時期，納粹政權正是透過「依法行政」，將種族滅絕包裝成國家義務，最終造成「依法屠殺」的人類悲劇。台灣的戒嚴年代亦然：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皆是形式合法、實質壓迫的惡法，嚴重戕害人民的思想自由與人身安全。

與此相對，進步的法治思想主張「惡法非法」（Lex iniusta non est lex.）。這一立場可追溯至奧古斯丁、阿奎那的自然法傳統，也在近代由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等公民運動者具體實踐：凡是違反公平正義、基本人權的法律，在道德與實質上不具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人民不僅沒有遵守惡法的義務，反而被賦予抵抗不義的責任。

二、副署惡法：行政權的良知試金石

在民主憲政體制中，行政首長的副署權，並非橡皮圖章，而是一道良知的防線。當立法權明顯偏離公共利益，行政權若仍選擇副署，無異於與不義同流。

當前，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在立法院強推所謂「三大修法」，正是對這道防線的公然挑戰。這些修法，與國家安全、人民福祉毫無實質關聯，卻與特定政黨與個人利益高度重疊。

三、三大修法的本質：政黨利益的量身打造

第一，修《衛星廣播電視法》——為特定媒體解套。

透過刪除主管機關得以駁回換照的關鍵條文，甚至企圖溯及既往，讓已遭撤照的電視台復播。此舉不僅為中共媒體滲透、中天鋪路，更將徹底削弱媒體監理，危及公共言論空間。

第二，修《立法院組織法》——為個人除罪。

將助理費重新定義為立委的「補助」，等同於把「詐領助理費、公積金」的行為全面漂白，形同替顏寬恒等案件量身打造免責機制，踐踏「專款專用」與反貪腐的基本原則。

第三，修《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為黨國遺緒洗白。

排除「曾隸屬於國家」的組織，使救國團、婦聯會等長年依附威權體制累積的龐大資產得以合法化，恐造成國庫高達四百億元的潛在損失，重創轉型正義。從這一點來看，國民黨過去為威權時期的邪惡道歉都是假的，台灣應該要學習德國1991年通過的除垢法(Lustration)，徹底清查威權遺緒、達成社會轉型正義。 

四、程序的踐踏：逕付二讀的民主倒退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重大修法，竟未經充分的委員會審查與社會討論，而是以「逕付二讀」的方式強行表決。這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對代議民主的公然蔑視。法律若失去審議，就只剩權力；權力若不受制衡，就只剩剝奪。

五、關鍵少數的抉擇：站在人民，還是權力？

在這樣的時刻，社會自然要追問：自稱「第三勢力」、「關鍵少數」的台灣民眾黨，究竟選擇站在哪一邊？是站在國家利益、民主法治與人民權益的一邊？還是為了短期的權力算計，默許甚至支持這些自肥的惡法？很顯然的，民眾黨擁護「惡法」，選擇與邪惡同流。

結語：守住良知，才守得住法治

歷史告訴我們，真正摧毀法治的，從來不是人民的抗議，而是權力對不義法律的順從。副署惡法，不是中立，而是共犯。

願我們記得：法治的靈魂不是條文，而是正義；民主的根基不是多數，而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只要還有人願意為公共良善發聲、為弱勢挺身，惡法終將失去它的偽裝。促進公義的國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及世界走向上帝國的願景。

說到底，這不是藍或白的問題，而是人民要不要繼續做一個有良知的公民，要不要促進上帝國的公義與良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