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2月14日，日本基督教會臺灣中會設立
明治29年(1986)5月，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河合龜輔牧師前來臺灣，9月在新起街設立講義所(從宣教點到建立教會的過渡站)，11月22日正式設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今日濟南教會前身)。
明治33年(1900)2月10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在西門町新起街舉行獻堂暨河合龜輔牧師就任。之後，台南教會設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分別在基隆、台中設立講義所。待各地日本人教會成立，於明治39年(1906)12月14日組織並設立臺灣中會。
⭕️根據本文獻：1906年教勢統計：日本信徒人數450人。
加拿大長老教會(北部大會1904年10月4日設立)信徒2584人，禮拜堂58間。本地宣教者55人，外國宣教者：男3人，女2人。
蘇格蘭長老教會(南部大會1896年2月24日設立)信徒5153人，禮拜堂87間。本地宣教者57人，外國宣教者：男9人，女4人。
⭕️1948年12月12日，中華民國發行壹萬圓臺幣造成通膨惡化
二戰期間，日本在臺灣總督府透過嚴格的物價管制、配給制度與糧食管理，使臺灣雖然處在戰爭末期的物資匱乏情境，仍維持相對可控的物價穩定。臺灣戰時經濟固然緊縮，但並未出現中國本土那般的惡性通膨。
然而，1945年戰後政權移轉後，臺灣立即被納入國民政府龐大的戰時赤字與財政危機之中。由於中央政府與其黨營、公營企業迫切需要資金，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以政治壓力向臺灣銀行大量借款。原本戰前以扶植民間產業為主的臺銀，其放款方向迅速轉向國家機器與黨國體系，使臺銀的鈔票發行量短期內急遽膨脹，成為臺灣通膨惡化的結構性根源。
1948年中華民國在中國本土推動「金圓券改革」，企圖以新貨幣取代完全失去信心的法幣。然而，由於改革缺乏有效的財政紀律，加上國共內戰軍費龐大、貪腐普遍，金圓券迅速貶值而宣告失敗。
金圓券垮臺後，巨量中國資金（熱錢）往臺灣流動尋求避險，這些資金在臺灣有限的物資市場中推升物價，讓通膨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錯誤的貿易與匯兌政策——例如僵化的官方匯率與進出口管制——更使供需失衡加劇，形成惡性通膨的複合式危機。
面對物價飆漲，臺灣銀行在1948年12月12日發行了面額高達「壹萬圓」的紙鈔。在貨幣史的觀點中，當國家不得不發行超大面額紙鈔時，代表人民已失去對貨幣購買力與政府財政能力的信心。這正是戰後臺灣社會眼前的景況：物價每日飛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薪資幾乎追不上基本生存需求。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本土節節敗退，1949年前後逐漸切斷中國與臺灣的資金流動，終止了來自中國崩潰金融體系的外溢壓力。隨即在6月15日，發行新臺幣以「1比4萬舊臺幣」的劇烈比率交換，掏空臺灣人民的財富，才使已幾成廢墟的臺灣金融才逐漸恢復生氣。
⭕️1915年12月11日，中國民國國民大會通過變更國體為「君主立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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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日防衛韌性——談「D-0」(零日攻擊)前 60 週的預備
🍀黃春生牧師｜傳送門： https://portaly.cc/chu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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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從軍事改革到台灣的時間壓力
1984年，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軍種主義」（interservice rivalry）——也就是各軍種各顧山頭、缺乏整體協調——是美國軍事體系的核心痼疾之一。為了矯正這個結構性問題，美國國會在跨黨派合作下推動重大改革，最後在 1986 年 10 月 1 日通過《國防部重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又稱「高尼法案」，大幅調整國防部與各軍種之間的權責關係，強化整體聯合作戰能力與文人控制。
中國後來在觀察美軍改革經驗的同時，也啟動了解放軍的組織調整。然而，兩者的改革方向有本質差異：高尼法案的目標是強化文人領導與軍隊政治中立，使軍隊服從憲政體制；中國的軍改則是強化中共中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軍隊的直接控制，使解放軍成為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核心工具，而非超越黨派的國家軍隊。
依據多方研判，這支經過重整的解放軍，約在 2027年前後具備對台灣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台灣政府與國際民主聯盟必須嚴肅面對這個結構性威脅，而台灣人民也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主動提升自身與社區的防衛韌性。時間並非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必須有系統地預備。
一、「以終為始」（Start with the End in Mind）的必要性
在時間緊迫、情勢不明朗的處境下，如果只是問：「我每週可以多做一點什麼？」這種線性、零碎的想法，往往會讓我們「很忙，但不一定朝正確方向前進」，甚至製造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更有效的做法是採取「逆向規劃法」（backward planning/design），也就是：先清楚描繪「關鍵時刻」時我們希望達到的狀態，再一步步往回推，規劃現在該做什麼。
這是一種「以終為始」（Start with the End in Mind）的策略，廣泛應用在公共政策設計、軍事與安全計畫、大型工程與專案管理。
其優點在於，可以：避免瞎忙，聚焦有限資源於關鍵指標，看清「現在不做，未來就來不及做」的事情。
從信仰角度來看，人面對災難時，常因恐懼陷入逃避型否認：要嘛假裝不會發生、要嘛說服自己無能為力。然而，上主對人的呼召不是「麻痺的宿命」，而是「可以行動的盼望」：盼望不是被動等待奇蹟，而是人民共同創造韌性，讓生命在黑暗中仍能延續。
二、D-0 倒推邏輯：建立「最低存續系統」
假設我們將中共侵略台灣的軍事攻擊「D-0」（零日）設定在2027年4月，往前回推約 60週，大約落在2026年1月左右。
在這60週中，我們的目標不是「把台灣變成要塞」，也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戰鬥員，而是建立一個社區層級的「最低存續系統」（minimum viable survival system），至少能做到：
1. 人命可以維持：基本生存需求（食物、水、醫療、避難）可被支撐。
2. 資源可以再分配：不是各自為政地囤積，而是能協調、調度、共享。
3. 社會秩序不會全面崩盤：在恐懼中仍維持基本互信與守法，願意彼此相愛。
4. 弱勢不被遺棄：兒少、長者、身心障礙者與貧困者，仍在社群網絡之內，被看見、被扶持。
5. 社群能夠重組：即使受到打擊，仍能重新連結、合力行動，而不是各自為王。
這樣的想像，並不是出於恐懼而囤積，而是出於責任，為自己、為家人，也為整個社會建立韌性生存的基礎。對有信仰的人來說，這也是實踐上帝公義與憐憫的一種方式——讓台灣真正成為一個願意照顧彼此的共同體。
三、在有限時間內，個人與家庭必須優先培養的四大能力
根據災害社會學、韌性研究、國土防衛模型與戰地經驗，如果希望在戰爭或大規模危機中，家庭可以至少自立 2–4週，就需要優先建立以下四種能力：
1. 生理維持能力
● 能在資源受限的情況下，維持基本生活需求，包括：
● 飲用水與食物儲備與調理
● 安全避難空間與基本保暖設備
● 個人衛生與簡易垃圾處理
● 基本體能（肌力、耐力、身體韌性）
2. 風險辨識與快速決策能力
在充滿不確定與謠言的環境中，能夠：
● 判斷何時需要避難或轉移
● 分辨可信與不可信的訊息
● 在資訊不完備時，做出「傷害最小」的選擇
3. 基礎急救與心理急救能力
不需要每個人都成為專業醫護，但至少應具備：
● CPR／AED 操作
● 止血、包紮、固定與傷患搬運
● 基礎心理急救：安撫情緒、穩定恐慌者、避免二次傷害
4. 基礎通訊與協調能力
在通訊可能中斷或受限時，仍能：
● 與家人、夥伴、鄰舍約定好基本聯絡方式與集合點
● 理解簡單的通訊／廣播指令
● 參與社區層級的協調：交換物資、分工合作、共享資訊
能自助，也能互助，不成為前線軍警消的額外負擔，就是一個成熟公民在重大危機中的基本指標。這不只是保護自己家的生命，而是在保護整體人民的生命網絡。
四、社區韌性的關鍵：技能多樣性與交換
單一家庭的防災防衛能力，始終非常有限，也很脆弱。真正的韌性，來自於「技能多樣化」與「社群組織化」。而韌性也不是某個「超人」的體能，而是很多普通人願意互補彼此的有限。
戰爭與重大災難研究一再顯示：「最先崩潰的，往往不是物資，而是技能。」因此，一個有韌性的社區，應該盡可能具備多種專長與角色，例如：
● 戰傷急救與基礎醫療支援
● 機械、車輛與簡易機電維修
● 水電工程與基本修繕
● 建築物簡易補強與安全評估
● 食物集中製備與分配
● 後勤與物資統籌
● 無線電等替代通訊能力
● 創傷心理支援與陪伴
● 兒童與長者日常照護與安置
這些類型的角色，在國際醫療與人道救援標準（如 Sphere、IASC、WASH 等）中都有相似的強調：要讓一個社會在衝擊後仍能運作，就必須有人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系統。
五、如何規劃 60 週的能力發展？——四階段模型
以台灣城市或城郊社區為例，可以把 D-0 前的約 60 週切成四個階段，逐步推進：
◎第 1 季（第 0–15 週）：建立生存基礎
重點放在「先確保基本活得下去」：
● 檢視與準備家庭生存裝備與物資
● 建立日常可持續的體能習慣
● 至少完成一輪基礎急救課程
● 與群體、鄰舍、社區共同討論避難及集合點方案
❖成果指標：在外援不足的情況下，家庭能夠自立2週，不崩潰、不成為額外負擔。
◎第 2 季（第 15–30 週）：發展個人專長
在生存基礎較穩定後，每個人可挑選1–2項「可交換的技能」深耕，例如：
● 工具與簡易設備維修
● 水電與基礎修繕
● 集體煮食與大量備餐
● 社區通訊與資訊整理
● 心理與情緒支持
● 進階急救與傷患管理
❖成果指標：不只是保護自己，也能實際支援他人，成為互助網絡的一環。
◎第 3 季（第 30–45 週）：社群整合與組織化
把「各自練功」轉化為真正的社群力量：
● 找夥伴、找場地，避難場所預備
● 共同購置或共享必要裝備（急救箱、工具、通訊器材等）
● 建立基本分工架構（誰負責醫療、誰負責食物、誰負責聯絡等）
● 排定定期訓練或演練
❖成果指標：社區中出現可運作的團隊，而不是一群分散、彼此不了解的散兵。
◎第 4 季（第 45–60 週）：演練、修正與韌性強化
進入「壓力測試」階段：
● 辦理避難與疏散演練
● 進行情境模擬（斷電、斷水、通訊中斷等）
● 演練物資分配與決策流程
● 加強心理韌性訓練與互相支持的機制
❖成果指標：在壓力與混亂中仍能基本運作，而不是馬上崩潰。
六、第二／第三專長：從「只求活著」到「成為他人的支撐」
在大規模危機中，如果一個人只有「自保能力」，其實很容易在極端壓力下被「生存恐慌」完全吞噬；但如果他知道：「我的存在，對他人的生存有實質幫助。」那麼，他就不只是倖存者，而是整體韌性的一部分。
因此，選擇第二／第三專長時，可以思考：
● 哪些能力在戰時特別稀缺？
● 哪些工作是別人難以取代，而我有機會勝任的？
● 我可以在哪一塊，為群體做出貢獻？
這樣的選擇，不只是生存策略，更是一種生命哲學：人不是只求撐過災難，而是成為讓周圍生命能繼續下去的力量。
七、真正的高風險，不是火力不足，而是社群斷裂
戰爭研究一再指出：平民死亡的主因常常不是「沒有武器」，而是：
● 沒有人可以照顧傷患
● 沒有辦法輪流休息
● 沒有共同決策的平台
● 沒人負責兒少與長者照護
● 沒有可依靠的情緒支持與心理支撐
更殘酷的是：
當社群崩解之後，人們為了求生，往往被迫變得冷酷、甚至野蠻。
聖經《箴言》提醒我們：「沒有異象，人民就放肆」（29:18）。當缺乏共同願景與價值時，人容易陷入「只顧自己」的混亂，而公義與人性也會一起被吞噬。因此，防衛韌性不只是技術議題，更是一種靈性行動與公民倫理：我們守護的，既是生命，也是人性。
八、神學與公民倫理的終極呼召
戰爭從來不是上主的旨意，但人民在戰爭中的選擇，可以或多或少顯出上帝國的價值。具體來說：
1. 照顧弱者，是對暴力最深刻的反抗
暴力企圖讓「脆弱者先被犧牲」，而我們選擇把他們放在心中與行動的中心。
2. 建立互助，是對恐懼最有力的見證
恐懼會驅動人互相排斥，但互助顯明：我們相信人可以選擇彼此信賴，而不是彼此吞噬。
3. 追求公義，是對邪惡最根本的審判
不只是抵擋外來侵略，也包括不在內部複製壓迫、不在混亂中強凌弱、劫貧濟富。
台灣或許將面臨極為黑暗的時刻，但：深夜再長，曙光仍會到來。不附和黑暗勢力，我們才看得見天光。
人民能行的最大善，不是以「屬靈」為名逃避現實，而是：帶著祈禱的心捲起袖子，自助、互助、守住台灣人的尊嚴，也在這地上預嚐上帝國的新秩序。
九、「五餅二魚」：互助成為上主在群體中的神蹟
聖經四卷福音書都記錄了「五餅二魚」的故事，那是發生在人民面對飢餓與不安全的情境之中。
門徒的反應是典型的危機邏輯：「這裡人這麼多，我們哪裡買得到食物？」也就是：資源太少、環境太惡劣、風險太大、人力太有限。
這與我們面對戰爭的焦慮異曲同工：物資可能不足，政府不一定可靠(親中的政府)，社會秩序可能鬆動，個人與家庭資源有限。
然而，故事的關鍵在於：
上主不是先從天上掉下一座糧倉，而是先讓一個孩子願意拿出他的五餅二魚，透過分享，神蹟才在群體中展開。
人先分享，神蹟才發生；不是等神蹟出現，人再放心消費。
「五餅二魚」向我們展示一條與本能相反的道路：
在匱乏中，不是鎖住自己，而是打開自己。
在恐懼中，不是只防備別人，而是學習信任與合作。
不是因為資源足夠才分享，而是因為上帝國的價值要求我們如此行。
這並非天真樂觀，而是一種深刻的信心與勇敢的抉擇。
十、總結：60週的使命，不只是求生，而是塑造新國家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 D-0 前 60 週的意義，那就是：不只是讓更多人「活下來」，而是讓我們成為一個「值得活下去的共同體」。
具體而言，我們期望成為這樣的人民——能夠：
● 照顧自己，也照顧他人
● 維持基本系統，而非加速崩壞
● 主動保護弱勢，而非放任淘汰
● 在黑暗中活出尊嚴，而非被恐懼塑造出野蠻
● 在戰爭後仍有能力一起重建世界
這樣的努力，就是上帝國在人民中間的預嚐。不是被動等候神蹟降臨，而是願意在有限時間與資源中，讓人民的互助、共享與公義，成為上主在歷史中的神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