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浴火玫瑰:蔡瑞月舞蹈社,不能被燒毀的自由
黃春生牧師
1999年10月30日凌晨,台北中山北路巷弄裡的一場大火,吞噬了蔡瑞月舞蹈社。木造屋舍、舞衣、演出檔案、照片底片,以及珍貴的舞蹈史料,在火光中受創、消失。這座承載台灣現代舞記憶的空間,才剛通過古蹟保存認定,便遭遇如此慘烈的災難。
每年10月30日,值得我們記住的,不只是那場火,更是一群人如何守護藝術、抵抗壓迫,讓自由重新站起來。
▋從台南出發,讓身體說出自由
1921年,蔡瑞月出生於台南的基督教家庭。她就讀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1937年前往日本,師事現代舞先驅石井漠,後來轉入石井綠門下。舞蹈為她打開了世界,也成為她表達生命的語言。
1946年返台途中,她在船上創作、演出《印度之歌》與《咱愛咱台灣》。回到故鄉後,她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辦個人在台首次公演,並開設舞蹈學校;隔年又參與台南震災募款演出。她帶回來的,既是舞蹈技藝,也是對土地與人的關懷。
然而,戰後台灣的政治暴力,很快闖入她的家庭。
1947年,蔡瑞月與詩人雷石榆結婚。1949年,雷石榆遭逮捕、驅逐出境;蔡瑞月也受牽連被捕,失去自由三年。夫妻被迫分離,年幼的孩子也被剝奪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常。一個家庭的命運,成為白色恐怖撕裂台灣社會的縮影。
我們不能只用「時代悲劇」輕輕帶過。那是國家權力對具體的人所施加的迫害,留下的傷害,也不會隨著出獄就自動結束。
▋監牢限制了身體,卻沒有終止創作
蔡瑞月在拘禁期間仍持續練舞、編舞,也帶領難友排演。《嫦娥奔月》《母親的呼喚》等作品,見證她如何在失去自由的處境中,繼續保存人的感受與想像。至於《水社懷古》與《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則是1949年入獄前已創作的作品,不宜一併列為獄中創作。
出獄後,她仍長期受到監視,卻繼續投入舞蹈教育。1953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在中山北路巷內的日式房舍扎根,逐漸成為培育舞者、排練創作與國際交流的重要基地。
這裡的木地板,承接過舞者的旋轉與跳躍,也承接過一位受難者重新生活的重量。
▋當家園被迫懸在空中
1994年,舞蹈社面臨拆除危機。三名舞者在颱風天升上約十五層樓高的吊車,以《我家在空中》進行二十四小時的高空行動;地面上,四十個藝文團體、約二百位文化工作者接力參與,以藝術守護這座舞蹈基地。
「我家在空中」,是一幅令人難忘、也令人心疼的畫面:為什麼一座城市裡的人,必須把身體懸在空中,才能爭取在土地上留下的位置?
城市需要交通與建設,也需要容納記憶、創作與不同聲音的空間。當發展只剩土地價格與工程進度,人生活過的痕跡,就容易被當成可以清除的障礙。
經過多年奔走,舞蹈社終於獲得古蹟保存的肯定,卻隨即在1999年10月30日凌晨遭遇大火。公視的保存運動報導記錄了縱火事件,以及參與者面對現場時的震驚與創痛;對於誰應負責,則不能超出已確認的證據任意指認。
▋浴火二十七年,真相不能繼續等待
蔡瑞月舞蹈社的故事,不能停在「浴火重生」四個字。建築可以修復,舞作可以重新排練,但那場火究竟如何發生、誰應負責,仍需要制度給出答案。
2026年7月23日,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蕭渥廷、執行董事蕭世暉等人赴監察院陳情,要求重啟1999年縱火案調查,並獲超過六十五個民間團體連署聲援。基金會指出,當年新聞曾播出附近監視器拍下的疑似縱火者影像,然而多年過去,仍未獲得完整調查報告。我也到場聲援,並帶領與會者祈禱。
要求重啟調查,是要求公權力檢視當年的偵辦過程、保存與重新比對證據,向受害者及社會說明調查結果。相關指控應由證據檢驗;政府則有責任交代哪些已經查明、哪些仍待釐清,以及當年是否存在調查或文資保護上的疏失。
我們不能因為蔡瑞月堅強,就低估她承受的傷害;不能因為舞蹈社重新開門,就把尚未解答的疑問關在門外。讚美受難者的韌性,不能取代對責任的追究。
從基督信仰來看,公義要求我們聆聽受傷者,也要求我們誠實面對歷史。教會陪伴受難者,不只是在廢墟旁給予安慰,更要與他們一起爭取真相、尊嚴及免於恐懼的生活。
10月30日,紀念蔡瑞月舞蹈社,就是提醒台灣:文化資產的價值,包含其中曾被壓抑的生命與尚待回答的歷史。
玫瑰已經重新綻放,真相不該繼續困在灰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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