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遊記（六） 胡司(John Huss)

東歐遊記（六） 胡司(John Huss)

此次東歐之旅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去探討一段教會的改革歷史，牧師就以此段歷史作為遊記的結束。這一段改革史比起德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還早一百年，卻僅算是中世紀宗教改革的「火花」。因為那次的改革很快地被當時腐敗的教廷所瓦解。那次改革的先驅就是胡司。

有「中世紀的施洗約翰」之稱的胡司(John Huss, c. 1369-1415.7.6)生於波希米亞(今日捷克)之胡辛茨(Hussintz)的小村莊，是個貧農的兒子；少年喪父，由他的母親撫育成人。

1393年他完成大學教育，七年後被按立為天主教的司鐸；1401年被委任為母校布拉格神學院院長；皇后蘇菲亞二世更賜他一個榮譽的職任︰「聽皇后告解的神父」。此等榮譽沒有減弱他在屬靈事物上的認真；當時教會種種不道德及歛財的行徑深深困擾著他。兩個教宗爭著要登上教廷最高的寶座，革利免六世在法國的亞威農攝政，而鮑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X)卻在羅馬登位，二者都稱自己是正統的，又罵對方為「賊匪、暴君、國賊、撒但之子」。當時有錢甚至可以買得主教的地位，且四處都可買到贖罪券，藉此欺壓無知的農民，將巨額金錢，送到羅馬教廷。

當時英國與波希米亞是透過皇室婚姻而連在一起，因此兩國的知識交流使英國奮興家威克里夫(Wyclif)的作品傳到布拉格。胡司知道威克里夫已被判為異端，卻仍然小心地比較威克里夫與聖經的教導，結果發現這個「異端」才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胡司從威克里夫的作品重新發現聖經的真理︰人不必向神父告解而仍然可以得救，基督比教宗更有權威；而真正有價值的，是人對基督的信心。

這些來自聖經的真理叫胡司不能緘默了，他把基督白白的恩典告訴同胞，獲得熱烈的 回應。1402年，伯利恆教堂的講壇懸空，這座教堂是一有錢貴胄米爾海姆的約翰(John of Mulheim)專為講道而設立的，他請胡司作教堂的講道神父。成千上萬的平民和貴胄湧到那裡，聽胡司講解基督白白恩典的福音。

不久反對勢力亦興起來，一個大學教授向布拉格的大主教打小報告，說禍患是由威克里夫的作品引起的；大主教命令胡司帶著威克里夫的作品去見他。胡司答應了，並要求大主教指出威克里夫書籍錯誤之所在。大主教拒絕討論這事，並且把它付諸一炬。胡司說︰「我是蒙上帝呼召的，維護聖經真理是我的責任和目的，就是有生命的危險亦在所不惜。」

1410年胡司上書羅馬教廷，請求不要再焚燒威克里夫的作品；一個月後，地方主教再焚毀另一套珍貴的書籍，立刻惹來胡司和波希米亞人的憤怒。此時皇后和皇帝溫塞爾都支持胡司，胡司則在他的講台怒吼「火不會燒掉真理，只有小人才拿這些無生命的東西來洩憤」。

羅馬教廷開始注意伯利恆教堂所引起的聲浪，並且傳召胡司到羅馬去，為溫塞爾反對。樞機主教則宣告胡司被革除教籍，並且停止布拉格一切宗教的職務，事實上整個城巿都被革除教籍了。

此時，羅馬教廷剛由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繼位，他對反對教廷的人宣告咒詛，並發一諭旨，要每一個基督徒都以經濟援助十字軍，對付那不勒斯王拉迪斯勞(Ladislaus)，並說︰「凡捐助一個月工資的人，均可獲得罪的赦免。」胡司怒不可遏地說︰「叫教宗學習基督的榜樣吧，赦罪完全 是上帝的權柄，贖罪券只是騙錢而已。」他的會友轟然喝采。

有三個激烈的學生在布拉格的教堂公然指責神父助紂為虐，被抓起來，並且被判死刑。胡司知道這消息後，向司法官求赦免；司法官答應了，卻在胡司離去後把這三個學生處死。胡司宣布︰「從今以後，羅馬的附庸 與波布米亞的基督徒不可能再有交通了。」

1412年，教宗對胡司頒布第二度開除教籍的諭令，說︰「任何布拉格的人民均可逮捕胡司，把他解到主教去焚燒；異端的巢窟伯利恆教堂亦要拆毀，連根基都不留。」但皇后與皇帝仍然支持胡司在伯利恆教堂的工作，胡司與羅馬教廷正面的衝突亦無可避免了。

當時神學院一群附和羅馬教廷的教授聯合起來控告胡司，其罪狀是︰
1.拒絕尊敬聖徒骸骨及遺物。
2.對聖禮及教會權柄的見解，與羅馬教廷相違。
3.宣告神父不能赦罪。
4.反對贖罪券和十字軍。

胡司向這群教授挑戰︰「我要在一個條件下與你們公開辯論這些問題；你們與我同冒一個險：假如我們任何一方辯論輸了的話，要活活被焚。」他們拒絕了胡司的建議。

《論教會》就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1413)。翌年，德國皇帝西基斯門(Sigismund)在康士坦丁召開會議，想平息這場紛爭，並命令胡司出席該會議。波希米亞的貴胄要求西基斯門保證胡司的安全，他們很快就答應了。但胡司知道此行是兇多吉少的，曾寫信給伯利恆的信徒︰「也許你們永遠不會在布拉格見到我的面 了。」

胡司在大主教面前申訴

西基斯門的保證顯然是陷阱，當胡司被召到大主教面前，並沒有獲得答辯的機會，只是聽大主教宣告罪狀。胡司說︰「我沒有在黑暗中說過什麼話，因此我希望在光明中回答控告我的人。」他的要求被拒絕了，大主教把他關在道明會修道院的監牢。1414年11月3日，西基斯門來到康士坦丁，宣判胡司傳播異端。1415年7月6日，胡司被判火柱刑；火熄滅後，劊子手還用一根棍子敲碎他的頭臚。他的死訊傳到布拉格後，布拉格大學宣告他是殉道士，立刻成為國家的英雄，並且以七月六日為紀念他的節日。捷克數百年來都以約翰胡司為國家勇氣的精神象徵，7月6日Jan Hus Day更是全國的紀念日。直到今天，莫拉維弟兄會仍然以他們的創始人胡司而自豪。

東歐遊記（五）

東歐遊記（五）

離開奧地利之後，我們來到此次行程的最後一個國家捷克。捷克自從脫離共黨統治之後，極力的要成為歐盟的一份子，因此在社會福利上也效法許多歐洲國家的制 度。至少我認為他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比台灣先進與成功。例如捷克為鼓勵家庭對孩子 的照顧，每生一位小孩，國家每月補助小孩8000元克朗，母親3000元。若是生第二胎，每月補助小孩20000元。因此，有許多家庭都有二個小孩，且這 樣的補助比一人的收入還高。他們每年有給休假為一個月，且他們對母親極為優渥，產假4-6年，在這當中每個月還可領國家的生育補助。

至於納稅方面，一般受薪與基層員工是免稅的。只有管理階層與老闆需要納稅。此外，捷克政府主要的稅收就是營業稅，所以愈賺錢，繳稅愈多。在那裡我還發現一 個特殊現象，就是禮拜六、日極少商家開門，且晚間極少營業。後來才知道，在歐洲有些國家有制訂「公平競爭法」，一般商家都有工會，且工會都會規定營業時 間。若是有商店提早營業或是超過打烊的時間還在營業，他的同業就可以舉發，因為這個商店沒有按照營業時間來營業，這對其他守法的商家是不公平的競爭，因此 他就會被罰款。但是，我發現當地東方人的商店，都寧可被罰錢也要營業到很晚。

我個人極為贊成歐洲人的坐息習慣，他們極少有夜生活，而重視家庭生活。他們禮拜六、日休息，可以使身體休息，也可以到教會使心靈得到寧靜。反觀台灣，許多 夜生活與經濟活動無形之間已經使人的身心無法得到安息。畢竟，人不是為了物質的需要而生活，人還有許多層面需要被關注。

在捷克的行程中，最主要的是要去探討一段教會的改革歷史。這一段改革史比起德國馬 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還早一百年，只是那一次的改革被當時腐敗的教廷所瓦解。但上帝改革的火焰總無法被抹滅，終於在百年之後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改革者 的身上實踐出來，也因此才有今日的基督教。

捷克的改革肇始於約翰胡司（John Huss,1372-1415），胡司是個極出色的講道者、學者和神學家。他一生高舉聖經，認為聖經是「上帝的律例」，因此具有無上的權柄。胡司 在當時腐敗的教會中，是上帝重用的僕人，他反駁贖罪券的功德教義，他鼓勵人民閱讀聖經，因此他本人不以教廷所規定的拉丁文主理彌撒（禮拜），而以捷克語講 道並主理彌撒。而他也讓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領受聖餐的葡萄汁，因為天主教規定只有神職人員有權領聖餐的杯，至於信徒僅可領聖餐的餅。

胡司本人相當的謙卑、勤儉，他認為當時的神職人員有權有勢，且坐擁財富，已經失去作為上帝的僕人的委身態度。因此，他主張神職人員應該與信徒一樣，而非與 貴族一樣擁抱錢財與富貴。他的主張很符合聖經，也因此獲得一般信徒的回應。特別是他的教會會友都有讀聖經，因此都很支持胡司對上帝話語的支持。但是，胡司 的主張被教廷與其他神職人員視為眼中釘，因為胡司通過聖經的主張已經擋了教會當權者的「財路」，所以就被設計加以陷害，最後被處以火刑。

胡司可說是中世紀墮落教會的改革先驅，雖然他的改革沒有成功，但是他的跟隨者迄今仍延續他的腳步，其中主要是捷克境內的波西米亞人。而捷克也將胡司視為捷克的民族英雄。

（圖片為胡司廣場的胡司銅像。該廣場是1915年紀念胡司安息500年所建的廣場。）

圖： 胡司紀念教堂內
(我與林鴻信教授脫隊，按著地圖造訪胡司紀念教堂)

東歐遊記（四）

東歐遊記（四）

聖沃夫岡(St. Wolfgang)位於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Salzkammergut)，這一帶是著名的湖畔度假地區，我們在St. Wolfgang入住White Horse Inn (Weisses Rössl, 白馬飯店)，這飯店超過五百年了，這飯店因為歌劇《白馬亭》而聲名大噪。飯店旁的聖沃夫岡教堂(St. Wolfgang Kirche)是當地著名的教堂。

St. Wolfgang Kirche im Salzkammergut

從St. Wolfgang下到另一個湖區Hallstatt，當晚我們就住在奧地利Hallstatt這個鄉村小鎮，小鎮上，有許多販賣報紙的透明袋子，旁邊掛著一個小錢袋。我很好奇的在旁觀察一陣子，發現每個人都很誠實的將錢放入錢袋內，然後再將報紙取出。心想若是有人存心要拿走報紙或是錢袋，是極為容易的事。我在想他們為何不像台灣一樣，設置報紙販賣機，而將報紙與錢袋「露」在外面，來「試探」過往的人。後來我發現沒有人因此受到試探，反而我的擔心凸顯我的軟弱。

奧地利和許多歐盟國家一樣，地鐵、電車、巴士等交通網極為發達，用的票也有許多種類，有月票、限時票（二小時內可搭乘），也有方便觀光客的日票、週票等。不管哪一種票，在第一次使用都要由司機蓋上日期。特別是電車有好幾個門可上下車，蓋不蓋章，各憑心證，而晚一天開始蓋票，你就可以多用一天。有一位來自台灣的自助旅行者，就這樣沾沾自喜的說：「真爽，買日票居然可以用數十日。傻瓜才會買週票…」我想真正的傻瓜才是貪念蠢蠢欲動的人心。

Hallstatt清晨照片

就像有的信件上，郵票沒有蓋上郵戳，就有人會認為「賺到」而再次使用該枚郵票。雖然郵局沒有在郵票上蓋上郵戳，但是，郵差已經將信送來，就表示郵差已經作了郵票費用的工作。若是我們以為「賺到」，實際上卻是犯了第八誡「偷竊」的行為。

台北捷運公司在陳水扁擔任市長時，就特別設立搭乘捷運轉乘公車的優惠方案。讓搭乘捷運的旅客，可以利用公車儲值卡打卡之後，免費搭乘一段公車。但是，我們卻可以聽到有人買兩張儲值票，進站時刷一張，出站時刷另一張。我也聽說有人利用下班前，收集同事的儲值卡輪流刷卡，為了逃漏十五元的公車票。

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在國外聽到這些事，都叫人感慨萬千。台灣義務教育已經實施五十年，但是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因為教育普及，國民所得增加，物質生活豐富，而使得道德水準提高。相反的，卻是到處可見貪婪景象。官越大，貪的手段更細膩！一下子長輩說，一下子創業說…。甚至為了政黨利益，國民黨可以將「興票案」當成人情債。而前教育部官員也可以集體受賄，而爆發景文集團的「大學詩鄉案」。而許多檢察官接受招待組高爾夫球隊，從這些種種就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已經不知道什麼是「誠實」、「羞恥」，這真是我們的悲哀。一個社會要進步，要有文化水準，不是依賴經濟發展，更不是建立在軍事上，而在於人民是否養成誠實的良知，甚至不去附和投機的政客。

大部分的歐洲社會看人的生命是以「誠實」為基礎，有誠信的人他的信用就高，也受人敬重，沒有誠實的人在這樣的社會是很難生存的。縱使台灣有極高的國民所得，若是沒有誠實與羞恥的道德精神也是枉然。這也是此行另一深刻的體會。若是台灣社會上有更多的人覺醒，講求誠實的態度，摒棄欺騙與貪婪，如此才能如政府所說的「打造綠色台灣」。因為心靈的綠化與純淨是改革的第一步。不然空有豐盛的物質享受，也是枉然。

東歐遊記（三）

東歐遊記（三）

離開匈牙利之後，我們來到奧地利的維也納，這是一個充滿藝術的城市，許多人民的房舍仍然保存十七、十八世紀以來的樣式。或許因為政府規定，修建房舍時，必須保存原來的外牆與外觀，因此有的房子外觀很復古，而裡面卻是結合現代。此外，從音樂廳的交響樂到酒館與咖啡廳的維也納歌謠，維也納到處可見街頭藝人，隨處可聽到即興的演奏或是表演，彷彿藝術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主後1498年哈布斯堡皇帝麥克斯米連一世（Maximilian I）成立第一個國家交響樂，並遴選12個男童成立維也納兒童合唱團，迄今這個團體已經超過五百年的歷史。目前兒童合唱團約有一百位男童，每個禮拜天九時均會在霍夫堡（Hofburg，舊皇宮）的禮拜堂中吟唱彌撒曲，並由國家歌劇院的交響樂團伴奏。當初交響樂與合唱團主要是擔任禮拜的聖歌隊，由國家供給薪津，是全職的聖樂服事者，但也會定期對外演出，迄今這個傳統仍然保存著。今日在奧地利也有教會的聖歌隊、樂團是支領教會的薪俸，專職禮拜的服事，並會定期演出。

音樂史上三大音樂天才—莫札特、海頓、貝多芬都在維也納工作與生活。莫札特非常仰慕海頓（Joseph Haydn），海頓曾勸莫札特留在維也納發展。海頓同時也邀請優秀的音樂家貝多芬從波昂來到維也納。當莫札特聽到17歲的貝多芬演奏時，他說：「注意這個人，有一天人們會談論他。」貝多芬在莫札特死前尚未定居此地，跟海頓學習的時間也不長，然而音樂史將這三人歸納為「第一維也納學派」。之後，音樂家舒伯特出生在維也納，音樂史就以舒伯特去世的年代1828年來代表古典樂的結束(Beethoven died 1827, Schubert died 1828)。19世紀布拉姆斯、布魯克納(Bruckner)活躍在此；匈牙利人老約翰史特勞斯成功地將華爾滋輕快美妙的旋律帶入，成為當時的主流。而小約翰史特勞斯更繼承父業，他的《藍色多瑙河》更是紅片一時的樂曲。

在皇家建築上，熊布朗宮（Schönbrunn，意指美麗的噴泉，又稱麗泉宮）是著名的景點，建於1700年。皇后瑪莉亞德蕾莎（Maria Theresa）主政時，下令仿造巴黎羅浮宮，將當時的夏宮擴建成為今日熊布朗宮，並將皇室成員從霍夫堡遷移至此地定居。皇后瑪莉亞德蕾莎共生了11個女兒，5個兒子。對她而言女兒才是「最有用」的，因為她藉由聯姻來鞏固帝國的利益，甚至也有女兒遠嫁巴西。所以當時的哈布斯堡王朝有「日不落」帝國的稱譽，因為凡在太陽之處，都有他們家的人在統治。由於皇族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勢力，而將女兒當成「交易」的籌碼來聯姻，使得奧地利經常被嘲笑說：「別人去戰爭，奧地利人去結婚」，這句話正凸顯許多奧地利女性的悲慘。

這樣的文化與台灣過去嫁女兒的風氣類似，嫁女兒「賺聘金」，嫁女兒「攀關係」。其實表面說是「嫁」，其實是在「賣」。要知道女兒也是上帝交託父母的產業，教導與看待女兒和兒子必須平等，讓他們從小就尊主為大，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因此要注意，不要被財大氣粗的世俗眼光，破壞我們對兒女或是對生命的敬畏態度。

 （格拉本的瘟疫紀念柱）

1679年維也納大瘟疫

十七世紀的維也納所受的創傷與苦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造成許多家庭的破碎，經濟活動停滯，人民尚且活在封閉恐懼中。不久接著爆發鼠疫。鼠疫沿著街道蔓延，所到之處均成廢墟。因為居民四處逃逸，造成歐洲大流行。

當時維也納主教克拉拉（Abraham a Santa Clara）將瘟疫說成是上帝的懲罰，呼籲市民祈禱及懺悔。然而基督徒醫師蘇拜特（Paul de Sorbait）倡導嚴厲的衛生，將房舍及街道消毒並管制四十天，甚至不准碰觸往來的書信。此作法似乎減緩瘟疫的蔓延。

當時維也納約有1/3的居民罹難，1680年夏天才沒有新病情發生。皇帝利歐波德一世在克拉拉主教舉行的禮拜中，建立一座木製瘟疫紀念柱（Plague Column）在格拉本（Graben羅馬軍營的舊稱，位於聖史蒂芬教堂的附近，如今此地為維也納的行人徒步區，兩旁都是高級的商店）。1687年以石頭重建此紀念柱。

我不認為這場瘟疫起因於上帝的懲罰，也許是大地的反撲。無論如何，我相信上帝給人不同恩賜來管理、醫治，因此在苦難我們要尋求上帝的幫助，但不要忘記上帝已經給我們不同的恩賜來與祂同工，就像蘇拜特醫師所做的。

東歐遊記（二）

東歐遊記（二）

台灣人習慣出國都會買些禮物回來餽贈親友，我想來想去餽贈教會兄姊最好的禮物就是分享此次的學習心得。在上週有幾位兄姊向我反映，牧師是否能夠將所有遊記 的內容拿給他們先睹為快，但說實在的，我尚無時間整理相片、筆記，因此只能夠每星期整理一部份之後，再將所見所聞刊載於牧師專欄與兄姊分享。

在此我要分享第一站在匈牙利的見聞。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其實是位於多瑙河左右兩岸的兩個獨立城市，由於城市持續發展，直到1873年被合併在一起， 並成為匈牙利首都。

匈牙利在建國之初，就從國王開始皈依基督教。匈牙利第一位國王伊斯特凡（Istvan, 1000-1038）雖然僅活到38歲，但是他在國境內推行皈依基督，使得羅馬教會後來將他列入「聖人」之列。我想主要是要「犒賞」匈牙利對羅馬教會的擁 護。

此外，在十四世紀中期，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從巴爾幹半島出兵襲擊匈牙利，又加上15世紀時國王馬提亞斯（Matyas - Matthias Corvinus，1458-1490）抵禦鄂圖曼帝國的入侵，而保存羅馬教會不被異教入侵。因此，馬提亞斯也被列入「聖人」，並建有富麗堂皇的馬提亞斯 教堂。

其實在我看來，興建富麗堂皇的教堂或是用「聖人」一名來犒賞，都會使得教會逐 漸世俗化，轉而重視「名位」。確實，中世紀的腐敗就是從這裡可以看到端倪。雖然歷史上有無數貢獻者，但是他們都只是上帝的僕人，如摩西、大衛、保 羅等。

做一位基督徒必須認識到，教會是以耶穌基督的名所建立的，而不是為了紀念人。在一般世俗社團、政治裡面，常常注重排場與地位、名號之安排。但是，在基督教 會裡，我們只提耶穌基督的救恩，而且耶穌基督也教導我們，「誰要居首，誰就得做大眾的奴僕。」﹙馬可福音10:44﹚。

但是，在中世紀時期，羅馬教會相當世俗化，教廷更廣封「聖人」，推行贖罪券，而導致信徒對「聖人」、「聖物」、「功德」之追求，而遺忘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拯 救與中保。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長老教會就相當堅持不以人的名字來設立教會，原因就是要避免高舉人的名，卻忘記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救恩。我們長老會的創始者約翰٠加 爾文在去世之前，就立下遺囑交代，不可在他的墓碑刻上他的名字，因為他不希望後代為了紀念他，卻將耶穌基督的名字給遺忘了。

很可惜地，今天有的教會信徒很喜歡在教會裡留下自己的名字，我想大概是怕後代忘記他的名字。所以，就將建廟的那一套拿來建教會，在廟宇我們可以看到每個柱 子、每片牆壁，或是重要器具都會寫上捐獻的人名和金額；所以，他們為了使信徒奉獻更多，就用此種方式來「引誘」會友奉獻。這樣是很不對的。別忘了，巴別塔 的事件，就是人想將自己的名傳遍天下。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信仰認知：基督徒在教會裡留下的名字越少，耶穌基督的名就越得榮耀。

看到中世紀時的教堂時，雖然美麗。但畢竟它是中世紀信仰墮落的歷史痕跡。看到中世紀的教會對「聖人」、「聖物」崇拜，而遺忘耶穌基督的救恩，所以我們當警 惕以此為借鏡。

除了信仰的反省之外，我們不僅要佩服匈牙利人對於古蹟的維護。當我們 坐船遊覽多瑙河兩岸風光時，發現布達佩斯豐富的人文與歷史就在古蹟中呈現在我們眼前。曾經留學法國巴黎的林鴻佑牧師說，多瑙河的布達佩斯景色優於塞納河的 巴黎景色。這是因為地勢較高的布達城仍保存許多及珍貴的城堡。而賽納河兩岸無古城堡，僅有十八世紀的民宅。

在多瑙河畔的佩斯最有名的建築是，十八世紀所建巴洛克式「國會」，這個國會也是全歐洲最美麗的國會。若是你喜歡欣賞中世紀的建築藝術，這裡值得你計畫一 遊。

國會：尖塔高96米，長268米寬118米。裡面有691個房間，所有樓梯加起來總長21公里。屋頂為紅白相間的新哥德式建築，有歐洲最美的國會之稱。據說設計此建築的工程師鞠躬盡瘁，不但抱病監工，還不幸在建築快落成前幾週撒手人寰。

國會後方的教堂是仿造英國倫敦的韋斯敏斯特教堂(又譯：西敏寺)

瘟疫紀念柱：紀念1679年流行的黑死病。在歐洲幾乎重要的廣場上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瘟疫紀念柱。又稱三位一體柱，因為柱的頂端刻有聖父、聖子、聖靈，藉此紀念上帝的恩典，使瘟疫得到控制。 

東歐遊記（一）

東歐遊記（一）

因為我曾經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選讀過，因此計畫在今年七月再次前往耶路撒冷收集資料，並帶牧師娘前去，因為她從來都沒有機會去。但由於彰化的教會取消組團，於是取消計畫。但蒙上帝的眷顧，使我從靜惠那裡得知台灣神學院林鴻信教授要組團前往東歐，於是我和牧師娘搭了最後的便車，加入此次的東歐行程。

此次東歐行程僅有三國，匈牙利、奧地利、捷克。這三個國家都些共通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背景也互相關連，且從中世紀以來就是基督教國家，並在1989年之後脫離共產黨統治，成為民主國家。唯一比較不同的是，捷克曾經發生宗教上的改革，而匈牙利和奧地利長久以來都支持羅馬教宗的權威與教制。

如今這三個國家仍舊有七成以上的人民屬羅馬天主教會。至於北方的俄羅斯，早在957年俄國皇后俄勒加（Olga）受洗開始，基督教傳入俄國，即東正教（或稱希臘教會）。在東歐以西的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家，大部分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的教會，今日我們稱為基督教（以路德會、長老會等為主流）。而這次的行程主要是在認識中世紀的文化與基督教會，特別是在波西米亞（今日捷克）的宗教改革運動上。

行程共十二日，但是光台北飛維也納就花了將近十四個鐘頭，航行九千八百多公里。換言之，真正的行程約十日。

抵達維也納是在當地八月十一日清晨四點多，氣溫十二度，而我沒有帶冬季衣物，只好全身打冷顫。直到六點遊覽車將我們帶到位於奧地利東南邊境的布根地（Burgenland）的小村莊鐵城（Eisenstadt艾森史塔特）造訪作曲家海頓（Joseph Haydn）的故居。

海頓在1732年生與此地，從1761-1790年幾乎30年的時間，他經常在埃司塔哈吉王子（Prince Nikolaus Esterhazy）的王宮（位於海頓故居旁）與城堡（位於今日匈牙利境內）表演。這些年間他仍住在鐵城的小房子內，如今此房子成為一個小紀念館，而門前的小街道則改名為海頓街以紀念他。

鐵城這個小村莊令人感覺非常的樸實，一點也不華麗。就連海頓的家也非常的小，一、二樓大概約二十幾坪。當地人並沒有因為海頓在音樂上的造詣而將他「神話」或是渲染。這樣的信仰態度很重要，因為人是有限的，就算他對人類的貢獻極大，他不過是上帝所創造的，是上帝賦予他恩賜得以利益眾人。

此外，這個小村莊的街道整潔，它不用新加坡式的嚴罰管理，就能讓百姓不亂丟垃圾。或許因為奧地利人具有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講究紀律，重自然文化的性格。這裡的馬路少有紅綠燈，因為他們在路口都會停車再開，且一律行人優先。在路上也看不到「請勿亂丟垃圾的警告牌」，因為他們認為亂丟垃圾不是人會做的事。或許，他們認為亂丟垃圾就不配被稱為「人」。

中午我們來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保護的古城魯斯特（Rust，意為沼澤），因為長久以來鸛鳥皆到此地住家的煙囪上築巢，而蔚為奇觀。當地有湖泊與沼澤，1493年漁夫在此建立漁人教堂（Fischerkirche），是早期漁夫喬遷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在教堂的四周都是墓地，早期信徒都習慣將安息者安葬在教堂。當地的發跡其實就是圍繞教堂開始的，只是這教堂已經成為古蹟，在一旁則有新教堂供居民禮拜。

魯斯特小村莊之所以被聯合國列為人類重要的資產，是與鸛鳥築巢在居民的煙囪上有關。至少這一點已經足以讓我們學習保護自然的要緊，若是鸛鳥建築在台灣人的房子上，也許已經成為「烤小鳥」。記得以前到墾丁旅遊，沿路許多路邊攤在烤小鳥，我也看到有外國記者拿著攝影機在錄影，老闆手中拿著烤好的小鳥叫賣的鏡頭，就上了國際新聞。不久之後，華西街殺蛇店也上了國際新聞。好不容易，台灣才擺脫「野蠻」的地位，開始注重自然與生態的維護。看到魯斯特人四百多年以來就懂得與生態共處的態度，真是令人感佩。

當日下午我們穿越奧、匈邊境，進入匈牙利來到素有中、東歐第一大湖泊巴拉頓湖。這個湖長達七十公里，因此被稱為「匈牙利海」。當我們來到下榻的飯店時，劉文連長老夫婦和女兒瑪琍夫婦遠從布達佩斯前來與我們會面，並用晚餐。

瑪琍姊妹以前在我們重新教會曾經擔任主日學老師，她在述說著過去的服事時，眼中充滿喜悅與信心。但是布達佩斯沒有台語或是華語教會，雖然去過英語教會與當地天主教會，但仍因語言與禮拜儀式的關係而沒有固定的教會生活。她兩個小孩都在當地美國學校就讀，在家講台語，在外講英語和匈牙利語。

令瑪琍姊妹念念不忘的就是一起長大的教會兄姊，她還要我提醒十年前說要前往布達佩斯找她的人，如呂正梅姊、惠聰執事等人。至今她仍然期待教會兄姊的到訪。由於行程的關係，我沒有時間前往瑪琍與倖佑的家。最後，我們就在主裡互道平安、再會，願上帝的恩典，常常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他們同在。

東歐遊記-匈牙利歷史簡介

東歐遊記-匈牙利歷史簡介

自從羅馬帝國於五世紀瓦解後，不少民族的部落開始移居。此時，幾個匈牙利的部族離開了烏拉山(Ural Mountains)，開始延著佛爾佳河(Volga River)和卡斯皮海(Caspian Sea)遷徙，其中最大一個部落稱為馬扎爾（Magyay），迄今許多匈牙利人都自稱為馬扎爾人。經過幾百年的流浪，匈牙利七大族終於在一千一百年前抵達了最後的家園，位於歐洲中部的喀爾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自西元896年開始，在馬扎爾族長阿爾帕德（Arpad）的領導下從黑海北邊，遷徙至喀爾巴阡盆地定居。

伊斯特凡國王(Istvan)建立第一個王朝

阿爾帕德的後裔瞭解，如果要在歐洲生存，他和他的人民必須要入境隨俗，於是哥煞君主(Geza，972─997)開始改信基督教﹙即今日天主教，迄今匈牙利始終支持羅馬教宗的教制，約有70﹪人民信仰天主教﹚。他的兒子伊斯特凡(Istvan，即St. Stephen, 1000-1038)則是第一個建立匈牙利為國家的國王，主要政績包括立基督教為匈牙利國教，並發展國家行政結構，以及在地理上建立以縣為行政單位的基礎組織和管理國家領土。

伊斯特凡國王去世之後，繼續由拉斯洛一世(Laszlo I.，1077-1095)和科恩維斯卡爾曼(Konyves Kalman，1095-1196)帶領古匈牙利繼續維持繁榮盛景。貝拉四世(Bela IV.，1235-1270)登基時，蒙古來信命令匈牙利歸順，貝拉四世不從，於是1240年由成吉思汗的長孫拔都所統領的，蒙古塔塔爾軍進攻匈牙利(Mongol Tatars，1241-1242)。蒙古果然勇猛，幾乎將匈牙利屈服，但是1242年蒙古大汗握寇駕崩，拔都回去爭奪大汗寶座，使得匈牙利渡過亡國危機，之後匈牙利人才注意到興建城堡與發展市區的重要性。

十四世紀安主王朝(Anjou)疆界全歐最大

1308年安主王朝(Anjou)的卡羅羅貝爾特(Karoly Robert)登基。他和他的兒子拉又斯(Nagy Lajos)努力加強國王權力，和建立以王為首的封建組織基礎。拉又斯在位期間使匈牙利成為強國，領土範圍是匈牙利史上最大的，疆界邊緣北到波羅的海，南到地中海，東到黑海。

14世紀中期，鄂圖曼土耳其軍(Ottoman Turks)首先從巴爾幹半島出兵攻擊匈牙利國王南邊的封國，不過這個時候土耳其人還無法擊敗匈牙利。15世紀時國王馬提亞斯(Matyas - Matthias Corvinus，1458-1490)帶領匈牙利，因為多次對外的勝仗與對內採取的現代化政經措施，使匈牙利成為了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國家。

受土耳其統治150年，關鍵性的分裂，形成今日匈國版圖

馬提亞斯國王去世後，鄂圖曼土耳其軍又開始攻打匈牙利，在莫哈其戰役中(Mohacs，1526)匈牙利軍被打敗，揭開此後土耳其統治匈牙利150年的敘幕。1541年土耳其軍佔領了布達(Buda)，結果國家被分成了三個部分：西邊被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控制、中部被土耳其軍統治、東南部泛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目前屬於羅馬尼亞)則成為匈牙利文化及民族思想的根據地。

1686年匈牙利軍終於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回了布達，直到17世紀底，全國才完全從土耳其統治下解放。哈布斯堡王朝奪走了匈牙利的王權，持續200年的統治，匈牙利失去了先前的優勢以及歐洲強國的地位。

與哈布斯堡王朝、俄國周旋，展開紛擾不斷的近代史

為了促使政治和經濟的轉型以及保護匈牙利語和文化，19世紀匈牙利的貴族著手了一次民族改革運動。1848年春天，革命浪潮襲捲歐洲各地，引發3月15日的佩斯革命(Pesti Forradalom)。在匈牙利軍打贏了許多場主要戰役後，1849年4月4日哈布斯堡皇帝把王位交還給匈牙利，匈牙利即宣布為獨立的國家，科速特拉又斯(Kossuth Lajos)被選為國家領袖。這個在歐洲最久的民族革命，同年夏天又被哈布斯堡的援軍俄羅斯軍鎮壓，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向俄羅斯投降。

十九世紀奧匈帝國「雙重時期」是黃金時代

1867年，匈牙利與哈布斯堡達成妥協，建立奧匈帝國。新成立的帝國除在外交、國防及財政等行政單位上是共建的，其他如立法機構、政府內閣及首都是雙重的。因著這種行政和立法的劃分，1867年至1918年期間也名為「雙重時代」。雙重時期的奧匈帝國是匈牙利的「黃金時代」。

匈牙利的「黃金時代」也隨著1914年奧匈帝國加入第一次大戰時結束。在德國和同盟國成員之一的奧匈帝國投降後，奧匈帝國隨即瓦解。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特例安能和約」(Trianon)把大部分原本屬於匈牙利歷史性的領土分別割讓給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三國，使匈牙利的面積從以前的282,870萬平方公里減少到92,963萬平方公里，人口也從以前的1,800萬減少到760萬。目前土地約台灣的2.6倍，人口約台灣的一半。

兩次大戰元氣大傷，國土人口銳減

一次大戰後，匈牙利與德國重新發展聯盟關係，這在經貿上給匈牙利產品保證了市場，使匈牙利的經濟情況開始慢慢好轉，並使許多在1920年割讓的失土也能夠收回。不過匈牙利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因為當時與德國聯盟，到最後也跟著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1年跟德軍一起進攻蘇俄。但當時納粹(Nazis)認為匈牙利並不是可靠的盟友，所以在1944年佔領了匈牙利。匈牙利國內另有法西斯黨的獨裁專制。1945年4月匈牙利被所謂反「軸心國」的俄軍解放接管。名義上的「解放」實際上等於入侵。

淪入鐵幕，1956「匈牙利抗暴事件」展現民族自尊功敗垂成

1947年起被共產黨統治。蘇聯政權在匈牙利實行審判、監禁、虐待、死刑等迫害。恐怖政治及史達林式(Stalinist)的獨裁政權隨之而來；被強迫發展工業化使得國家的經濟結構改變，人民的生活水準明顯下降。

1956年10月發生了反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所謂的「匈牙利抗暴事件」。當初開始時是以和平的方式訴求政治上的民主，最後卻形成武裝衝突。新政府總理納吉伊姆勒(Nagy Imre)要求蘇聯軍隊撤軍，宣布匈牙利為中立國並退出華沙協議，請求聯合國的協助。同年11月，蘇聯軍隊重新攻擊匈牙利，革命宣告失敗。蘇聯提選的新任總理卡達爾亞諾斯 (Kadar Janos) 本來承諾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不過後來卻執行死刑和報復的手段。

率先改革，成為第一個執行民主的東歐國家

1988年在英雄廣場發生抗議共產統治事件，不過蘇聯共軍並未鎮壓，或許是因為蘇聯軍方叛變將總理戈巴契夫被軟禁（事後戈巴契夫順利脫困，解散蘇聯）。至1989年底東德、蘇聯及歐洲其他共產國家相繼和平瓦解。

匈牙利更在1990年舉行大選，民主論壇(MDF)贏得了選舉，成為執政黨，開始發展多政黨的民主政治。1998年的大選中，反對黨匈牙利公民黨獲得勝利，八年即政黨輪替。迄今匈牙利仍再學習民主政治，而宗教上仍舊支持羅馬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