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台灣民主，拒絕政治謀殺

黃春生牧師

1984年10月15日，筆名「江南」的作家劉宜良，在美國加州大理市自宅車庫遭到暗殺。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吸收竹聯幫首領陳啟禮，由吳敦、董桂森執行槍殺。國民黨政府所屬情報機關與黑幫共同奪走一名作家的生命，讓威權統治的暴力跨越國境，也讓台灣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統治者究竟保護誰？

四十二年後，紀念江南案，應當重新思考台灣民主的基礎。民主必須使每一個人，包括批判政府、反對執政黨的人，都能免於權力的任意侵害。一個人不必先證明自己愛國、忠誠或政治立場正確，才能享有生命、自由與法律的保障。

▋從威權的國家，走向人民的國家

江南撰寫的《蔣經國傳》，並非全然否定蔣經國，書中甚至包含肯定其施政的內容。然而，觸及統治者不願公開的歷史，仍可能被視為不可容忍的冒犯。威權體制所要求的，是人民接受由統治者決定的真相。

民主則要求掌權者接受另一套原則：公共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總統的聲望、政黨的利益與家族的尊嚴，都不能凌駕人民的權利。

因此，批判統治者是公民自由的一部分；調查政府是公共監督的一部分；追問歷史責任，是使治理值得信任的必要工作。

台灣民主化的深層意義，正在於重新界定統治權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有權決定誰來治理，也有權要求治理者說明、改正，並在失去信任時離開職位。統治機關必須服務公共利益，不能成為領袖維護權威的私人工具。

▋治理的安全必須接受民主約束

江南與情報機關之間，確有複雜的往來。但這些關係，都不能使暗殺成為合法手段。即使政府懷疑一個人涉及違法，也必須提出證據，透過正當程序，由獨立法院審理。

這條界線，對今天的台灣尤其重要。

面對外部威脅，台灣需要可靠的國防、專業的情報與有效的反滲透能力。然而，政治安全的目的，是保護人民得以自由生活的民主共同體。安全機關的權力越大，越需要明確的法律授權、國會監督、司法審查與責任追究。

必要的機密可以受到保護，但違法行為不能永遠藏在機密之後。政府必須依法區分言論、異議與具體危害行為，不能以政治立場替代犯罪證據。

守護台灣，必須同時守護台灣人民免於任意監控、迫害與暴力的權利。民主制度的韌性，就在於它能抵抗威脅，也能約束自己手中的權力。

▋民主不是統治者給予的恩賜

江南案重創蔣氏政權的正當性，衝擊家族接班的可能。1985年，蔣經國公開宣示家人不會競選繼任總統。

然而，台灣民主化有多重動力，包括人民長年的抗爭、社會變遷、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體制內部的調整。江南案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危機，不能被寫成民主化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用後來的改革，抵銷此前的國家暴力。

如果只從掌權者的決策理解民主化，受害者與抵抗者就容易再次消失。那些被監禁、被列入黑名單、失去工作與家庭團聚機會的人，以及持續要求真相的家屬，都應當在台灣民主的歷史中得到位置。

民主的正當性，來自人民有權參與、監督與改變制度。任何政黨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民主，也不能因為曾經對民主有所貢獻，就要求人民停止批判。

▋轉型正義，使掌政者學會負責

江南案的涉案者受到判刑，卻未使所有責任問題就此終結。受害者需要的，包括命令如何形成、機關如何運作，以及制度為何容許殺人任務被執行的完整說明。

國家人權記憶庫指出，政府在1990年以「人道恩賜金」名義，支付145萬美元與江南遺孀崔蓉芝達成和解。這個名稱反映的，仍是由上而下的權力姿態：受害者爭取的權利，被描述成政府給予的恩惠。

轉型正義應當改變這種關係。統治者承認侵害、回復名譽、提供賠償與保存記憶，是公共責任。公開檔案、釐清責任與改革制度，才能讓道歉具有實質內容。

這項工作也必須超越政黨利益。無論加害者屬於哪個政黨、受害者持何種立場，都應適用相同標準。只有如此，歷史記憶才能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約束權力的基礎。

▋民主的品質，要看人民能否免於恐懼

江南案揭露國民黨統治機關與黑幫合作的危險，也提醒我們：暴力與公共權力之間，必須有不可逾越的界線。

當威脅、恐嚇或利益控制進入政治生活，人民即使擁有選票，也可能無法自由表達意見。民主因此需要持續防止組織犯罪介入選舉、政黨與公共資源分配，讓公民參與不必以安全為代價。

同樣地，民主的品質也要從處境脆弱者的生活來衡量。勞工能否爭取權益而不受報復？原住民族能否參與影響土地與文化的決策？移民與少數群體能否受到平等保障？受害者能否要求公道，而不被權勢者迫使沉默？

這些問題都在追問同一件事：制度是否讓每一個人的聲音具有分量？

▋教會的責任：陪伴受害者，約束權力

對教會而言，紀念江南案也是信仰的自我檢視。我們是否曾因領袖自稱反共、愛國，或對教會友善，就忽略他所領導體制中的侵害？

改革宗傳統對人的罪與權力保持警覺。掌權者同樣需要受到約束，不能因其身分、功績或宗教表態，就被免除責任。這項神學理解可以支持我們重視制度監督，但任何現代制度仍須接受實際檢驗，不能被直接神聖化。

教會實踐行公義、好憐憫，應當從傾聽受害者開始，陪伴家屬追求真相，支持公共權力接受問責，也為容易被社會排除的人爭取發言與參與的空間。

台灣民主值得珍惜，因為它使人民能夠公開揭露錯誤、要求改革，並共同決定未來。珍惜民主，也意味著願意持續修補它的不足。

江南案留給台灣的考驗，直到今天仍然清晰：我們能否建立一個讓寫作者安心寫作、讓異議者自由發言、讓受害者得到公道的國家？

讓下一代拿起筆時，不必先猜測權力容許他寫到哪裡；讓每一個人民面對統治政權時，都能確信自己的生命與尊嚴受到保障。這是台灣民主必須持續履行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