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1日 星期五

林榮基先生 生平略歷

林榮基先生 生平略歷 
黃春生牧師

——以書守護自由,以良知抵抗恐懼——


林榮基先生(1955年12月16日-2026年7月2日),一位以書守護自由、以良知抵抗極權威脅的香港書店人,致力於維護自由閱讀、思想和言說的權利。

 

林榮基出生於戰後重建、移民匯聚的香港,這座城市逐漸成為華文世界重要的出版和思想交流中心。

 

1985年至1989年,他加入中華書局,期間熟悉了出版流通和市場運作。

 

六四事件後,他不滿人民和平抗爭與連署,卻被政府與中華出版社刻意命名為「六四風波」,因此他決定離開中華出版社。轉職至田園書屋,繼續在書籍世界中工作。

 

1993年,他開設「金石書店」,並於1994年創辦「銅鑼灣書店」。

 

銅鑼灣書店一開始以販售小說和一般書籍為主。2003年,香港開放中國自由行。當時香港社會自由開放,出版蓬勃,許多中國讀者特地前往購買政治禁書。因應市場,銅鑼灣書店也開始大量進貨政治敏感書籍。

 

2014年,因租金和營運壓力,林榮基將銅鑼灣書店賣給巨流傳媒,並留任店長。繼續在店裡工作,維持書店運作、面對讀者、處理訂書。

 

2015年10月24日,林榮基前往東莞探友,在羅湖口岸過關後失聯。他被帶到深圳派出所,證件被沒收。隔日,他被戴上手銬、眼罩,由深圳轉移至浙江寧波,開始秘密監禁和提審。

 

林榮基在寧波被秘密拘押了五個多月,與外界隔絕,遭受長期審訊和精神折磨。他不知道親友的狀況,無法自由聯絡所愛的人,生活在完全由權力控制的空間裡:時間、行動、資訊、語言,甚至記憶和意志都被試圖重塑。

 

2016年4月,他被轉移至廣東韶關,在圖書館工作,但仍不能離開特定範圍。表面上,他似乎獲得了較寬鬆的處境;實際上,他仍在監控之中,沒有真正自由。權力沒有歸還他的尊嚴,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管理他的身體和恐懼。

 

2016年6月14日,林榮基在專案組人員陪同下返回香港。對方要求他向香港警方銷案,取回銅鑼灣書店客戶訂書紀錄的電腦資料,再帶回中國大陸。

 

林榮基在多次採訪中指出,中共極權統治最邪惡之處,在於不僅透過非法拘禁與威脅迫害異議人士,甚至脅迫他們協助構陷他人,迫使受害者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加害者」。極權的目的不僅是讓人服從,更是讓人懷疑自己、孤立自己、否定自己,最終成為權力的工具。

 

節錄林榮基《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幾項段落: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我下不了決定。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2016年6月16日,林榮基深思熟慮後,決定不回中國大陸,並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陪同下召開記者會,公開「被失蹤」八個月的拘押細節與真相。這場記者會震撼香港和國際社會,揭露了一國兩制 、香港法治、出版自由和人身安全受到破壞的警訊。

 

他守住的不只是自己的尊嚴,也是讀者的安全;不只是書店人的職業倫理,也是社會的良知界線;不只是香港的出版自由,也是華文世界共同的記憶權利。

 

2019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社會危機,林榮基深知自己可能被引渡至中國大陸,於是決定流亡台灣。並在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他認為書店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

 

2019年9月5日,林榮基在台灣線上募資平台發起「銅鑼灣書店|台灣重啟」計畫,最終募得超過 597 萬新台幣。由台灣社會、香港流亡者與世界各地民主自由的支持者共同見證,守護著被極權壓迫的流亡者與思想自由。

 

2020年4月21日,林榮基在台北遭潑漆恐嚇,然而這並未阻止他。2020年4月25日,銅鑼灣書店在台北重新開幕。

 

書店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寄放鄉愁與傷痛的地方;書店有一區專門擺放香港文學。同時,選書匯集中港台相關的文史哲書籍,時常見各國讀者於此熱絡地彼此交流思想。

 

2020年7月8日,林榮基與梁繼平等流亡港人共同成立「避風驛」,為流亡港人提供庇護政策資源與諮詢。

 

林榮基生前曾建議香港年輕人移民,認為香港是地理名詞,香港人才重要。香港人要離開香港,保留香港的自由、文化、好好生活下去。

 

他時常探討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唯有了解中國文化,改變中國文化,才能改變中國極權的體制與大一統思維。

 

2022年8月,確診肺腺癌,並於2023年2月完成化療。2024年1月,取得台灣身分證。同年9月,銅鑼灣書店搬遷至台北市中正區金門街。2025年5月,肺腺癌復發至第四期,接受化療及切除部分肺部組織。同年12月,因健康因素,暫停書店業務,專心休養。2026年6月30日,癌細胞擴散至心臟,7月2日晚上7時01分,在黃春生牧師帶領臨終祈禱,及友人陪伴下,於台北市馬偕紀念醫院病逝,享壽七十歲。

 

林榮基這一生曾被秘密拘押、被迫與外界隔絕。

曾經孤立中受苦,最後在許多人的關懷中離世;

曾經被權力試圖消音,最後名字卻永留人間。

 

林榮基的一生,曾扮演著書店人、見證人,和守望者。

 

他是書店人。一生與書為伍,從中華書局到銅鑼灣書店,熟悉書籍的流通和讀者的渴望。他深知一本書可能不暢銷,卻能打開人心一扇窗;一間小書店可能不起眼,卻能在威權下保存時代記憶。

 

他是極權的見證人。他以自身遭遇揭露極權的運作方式:秘密拘押、跨境執法、精神威嚇、逼迫認罪、索取資料、製造孤立、迫人合作。他的見證讓人明白,極權最深的暴力,不只是拘禁身體,而是瓦解人的信任、良知與尊嚴。

 

最後,他更是一位守望者。他守望香港,守望出版自由,守望流亡者,也守望台灣社會。

 

他用一間書店提醒我們,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需要守護的公共財;民主不是選舉日才出現,而是每天都必須實踐的生活方式;公義不是口號,而是願意在有人受壓迫時站出來。

 

林榮基的勇氣更接近真實的人性,而非神話中的英雄:他猶豫、掙扎、顧念他人安危,也承認人在極端壓迫下可能妥協。然而,恐懼沒有成為最後的答案。

 

2016年6月,他選擇在九龍塘站下車,改變行程,讓世界知道真相,這不僅是個人的轉念,也是香港自由精神最後的閃光之一。

 

他曾問自己:「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這句話,是一位書

店人對自己生命最深的質問。他用自己的選擇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讓書枱屈膝。

 

今日悼念林榮基,不只是懷念一位逝去的朋友,更是在重新承擔他所留下的問題:我們是否願意守護自由閱讀的空間?是否願意保護說真話的人?是否願意在極權壓迫面前,不把受害者孤立在恐懼之中?是否願意讓台灣成為民主自由的燈塔,也成為受壓迫者可以喘息、療傷、重建生命的地方?

 

林榮基的一生,使我們看見:人的尊嚴可以被威嚇,卻不必被交出;人的身體可以被拘禁,良知卻仍可能找到出口;一間書店可以被迫遷移,思想卻能跨越邊界;一個人可以離開故鄉,卻仍能在另一片土地上繼續守護自由。他從香港走到台灣,從銅鑼灣走到台北,從書店走進歷史。他不是為自己塑造紀念碑的人,卻成為許多人心中不會忘記的自由見證。

 

願他所愛的香港,有一日重見自由的光。願他所安身的台灣,更堅定守護民主、公義與人權。願所有因追求自由而流亡、受苦、被迫沉默的人不再孤單。

 

願書本開啟心靈,記憶抵抗遺忘,真相勝過恐懼。

 

林榮基先生安息主懷,書枱不屈膝,良知不投降,自由的燈仍在人間燃亮。




用愛終止仇恨的循環——紀念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井上伊之助

 ⭕️用愛終止仇恨的循環——紀念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井上伊之助

黃春生牧師


1906731日,一起發生在花蓮太魯閣地區的悲劇,改變了一位日本青年的一生,也深深影響了臺灣原住民族醫療與宣教的歷史。


當時,日本賀田樟腦株式會社一位名叫井上的技術員,前往今日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一帶工作,因當時殖民統治與原住民族衝突激烈的歷史背景,不幸遭太魯閣族族人殺害。消息傳回日本時,他的兒子井上伊之助,正從神學院畢業,參加日本基督教會舉辦的聚會。


面對父親驟逝,他悲痛欲絕,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到臺灣為父親報仇。

然而,當天聚會講員正分享耶穌的教導:「要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馬太福音5:44


這句話深深撞擊了井上伊之助的內心。他又想起耶穌所說:「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若不是你們的天父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馬太福音10:29


就在那一刻,他重新思考父親死亡的意義。


他相信,若生命掌握在上主手中,那麼父親的離世不應成為另一場仇恨的開始,而應成為愛的起點。


保羅在羅馬書說:「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12:21


井上伊之助後來回憶,他真正明白了,最深刻的報復,不是讓仇敵受苦,而是讓仇恨失去延續的力量;不是以暴力回應暴力,而是用愛終止暴力。

這個信念,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正推動「理蕃政策」,對原住民族採取武力統治,同時向原住民積極推行神道教,不允許基督教宣教師自由進入部落。


井上伊之助因此改變計畫,進入醫學院學習,希望藉著醫療服務走進原住民族社群。


19118月取得醫師資格後,同年1016日來到臺灣,以醫師身分深入原住民族部落,展開長達三十五年的醫療與宣教工作。


他的腳步遍及花蓮、羅東、桃園、新竹、南投霧社等地,設立診療所,治療疾病,照顧病患,也分享基督信仰所帶來的盼望。


在許多偏遠山區,當時缺乏醫療資源,他經常翻山越嶺、徒步涉水,只為替病患看診。有些地方沒有道路,他便背著醫療器材步行數十公里;有些部落沒有藥物,他便設法運送醫療用品。他所帶來的不只是藥品,更是一份對生命尊嚴的尊重。


因此,他被許多原住民族尊稱為「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也是近代深入原住民族部落的重要基督教宣教先驅。


然而,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也應以更完整的歷史視野理解它。


1906年的事件並非單純的「原住民殺害日本人」,而是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國家權力、山林資源開發、樟腦事業擴張,以及原住民族保衛土地與生活空間等多重因素交織之下。若脫離殖民處境,只以善惡二元理解這段歷史,便容易忽略原住民族當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與衝突。


正因如此,井上伊之助的選擇才更顯珍貴。


他沒有否認自己的悲傷,也沒有掩蓋父親死亡帶來的痛苦;但他拒絕讓悲傷變成新的仇恨。他沒有拿起武器,而是背起醫藥箱;沒有選擇報復,而是選擇服事;沒有延續傷害,而是修補破碎的關係。


這正是福音最深刻的力量。


真正的愛,不是忽略公義,而是在追求公義的同時,不讓仇恨成為生命最後的答案。


在今日仍充滿戰爭、民族衝突、歷史傷痕與社會對立的世界,井上伊之助的一生提醒我們:醫治,不只是治療身體,更是修復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上主之間破裂的關係。


愛,並非軟弱,而是勝過仇恨最堅強的力量。


1906731日,一場悲劇開始;1911年,一位醫師踏上臺灣;此後三十五年,他用一生證明:真正改變歷史的,不是報復,而是愛;真正戰勝仇恨的,不是武力,而是以上主的愛醫治受傷的世界。




2026年7月30日 星期四

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紀念日——談李登輝閱讀的「禁書」

 ⭕️730日,前總統李登輝紀念日——談李登輝閱讀的「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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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今天(2026730日),是前總統李登輝(1923.1.152020.7.30)安息六週年。


李登輝不僅帶領台灣完成民主轉型,更深刻改變了台灣人民對土地、國家與歷史的理解。他曾說:「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留給台灣最珍貴的遺產,不只是政權和平轉移,更是人民成為國家主人、勇於面對歷史真相的信念。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寫下一段極具信仰深度的話:

「基督教『神在內心深處』的教義,可以說是『主客易位』的契機。在充滿強烈自我意識的內心深處,有博愛寬恕的神進駐,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自然會消逝,轉變為關愛他人。」


這段話,道出了他一生的政治倫理。真正的信仰,不是藉由宗教追求權力,而是讓上主改變人的內心,使人願意放下自我中心,以愛、公義與責任對待他人與社會。


李登輝的民主信念,也展現在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1984年,李登輝擔任臺灣省主席,並被提名為副總統。當時,他奉命接待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就在一次私下會面中,李登輝悄悄將葛超智(George H.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贈送給李潔明。


這本書,在當時仍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長期查禁的禁書。


如果蔣經國知道李登輝私下贈送這本書,四年後,他很可能不會再被提名為副總統,更不可能在1988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李潔明始終保守這個秘密,直到2000年才公開這段往事。


這個細節透露出一件重要的事:早在威權體制仍然存在時,李登輝便已開始重新理解台灣歷史,也試圖讓世界知道台灣真正的處境。


葛超智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他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大規模鎮壓,後來將親身見聞寫成《被出賣的台灣》。


書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是搭著吉普車的葛超智,看見一群被繩索綑綁的台灣青年,在刺刀押送下,看到掛著美國國旗的吉普車的他,國府兵向他致上的敬禮,台灣青年則用眼神控訴著:「我們被出賣了。」


葛超智不僅記錄二二八事件,更深刻反省美國政府如何基於冷戰反共戰略,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忽略了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決與尊嚴的願望。這份反省,使《被出賣的台灣》成為研究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之一,也是理解台灣近代歷史不可或缺的經典。


正因如此,威權時代的中國國民黨極力封鎖此書。


據許多研究者指出,政府曾設法大量收購英文版,希望阻止其流傳;另一方面,又透過國安系統推動「拂塵專案」,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企圖淡化二二八事件的責任,重新塑造官方歷史敘事。同時,也資助部分海外研究計畫,希望取得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權。


然而,歷史終究無法被永遠封存。


在戒嚴年代,《被出賣的台灣》雖然遭到查禁,卻仍透過海外台灣人社團、黨外運動及地下翻譯持續流傳。許多留學生、知識分子與海外台灣人,正是在閱讀這本書之後,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也重新思考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共同體的歷史命運。許多人因此從黨國教育的框架中覺醒,開始關注台灣主體性,投入民主改革與人權運動。


歷史證明,真相或許可以被壓抑一時,卻無法永遠被掩埋。


今年81日,台灣教授協會將於台北濟南教會舉辦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經典譯校版新書發表會。這次譯校集結台灣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只是重新翻譯一本經典,更透過嚴謹的史料比對、註釋與校訂,修正長年流傳的誤譯與時空錯置,讓這部重要著作更接近歷史現場,也更符合今日台灣史研究的成果。


這不只是一本新書的出版,更象徵台灣社會持續以學術追求真相,以記憶守護民主。


紀念李登輝,不只是懷念一位前總統,更是延續一種精神。


那是一種勇敢面對歷史、不逃避真相的勇氣;是一種相信民主必須建立在誠實記憶上的信念;也是一種願意讓信仰進入公共生活,以公義、自由與憐憫建造共同體的生命態度。


李登輝曾說:「身為台灣的總統,我的使命就是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美麗而有尊嚴的國家。」


今天,這個使命已不只是屬於李登輝,而是屬於每一位珍惜民主、守護自由、追求歷史真相的台灣人民。


因為,唯有記住歷史,民主才有根;唯有守護真相,自由才能世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