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21日，高俊明牧師出獄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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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有幸為台灣受苦，因為信仰不能繞過受苦的人

1984年8月21日，出獄不到一週的高俊明牧師，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謝函，感謝上帝的保守，也感謝海內外教會及信徒長期的關懷、聲援與代禱。

這封謝函不只是一位政治受難者重獲自由後的致謝，更是一份從監獄中淬鍊而成的信仰告白：基督徒不能只在安全之處談論愛，教會也不能在人民遭受壓迫時保持沉默。

▋「共同藏匿叛徒」的罪名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對民主運動人士展開全面逮捕。當時擔任《美麗島雜誌》總經理的施明德遭到通緝，在逃亡期間輾轉向高俊明牧師求助。

高牧師明知援助遭通緝者可能付出沉重代價，仍基於基督信仰，聯絡林文珍長老提供暫時藏身之處。對他而言，站在眼前的不是抽象的「政治犯」，而是一個走投無路、生命受到威脅的人。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牧師遭逮捕；同年6月，軍事法庭以「共同藏匿叛徒」判處他有期徒刑七年，並宣告除酌留家屬必要生活費外，沒收其餘財產。直到1984年8月15日，他才提前獲釋。官方資料記載，他實際遭囚禁四年三個月又二十一日。

在威權年代，「叛徒」往往不是客觀的司法概念，而是統治者用來將異議者排除於人民共同體之外的政治標籤。當國家先把一個人污名化為敵人，接著就能把援助他的人一併定罪。這種法律不是為了保護人民，而是為了掌控威權政權。

▋藏匿施明德只是導火線

高俊明牧師後來在《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中指出，國民黨政權決意逮捕他，至少有三項更深層的政治原因。

第一，他被認為必須為長老教會三次重要聲明負責，包括1971年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5年的〈我們的呼籲〉及1977年的〈人權宣言〉。其中〈人權宣言〉公開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並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直接觸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禁忌。

第二，高牧師始終主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重返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與世界教會保持團契。國民黨政權卻把普世交往置於反共意識形態之下，企圖控制教會的國際關係。

第三，才是援助施明德逃亡的事件。

換言之，援助施明德只是逮捕的導火線。國民黨真正無法容忍的，是一間拒絕向國家權力屈服、堅持台灣人民自決並與普世教會連結的教會。

高牧師坦然說：「我若不下獄於藏匿案，也會下獄於別的案件；總而言之，我都無怨無悔。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

這不是浪漫化牢獄之苦，更不是追求政治英雄的光環，而是明白信仰有時必須付出代價。真正令他痛苦的，並不是自己的刑期，而是林文珍、施瑞雲等人因這件事受到牽連。尤其想到林文珍女士所承受的苦難，他仍「心痛如絞」。

這份痛苦提醒我們：紀念民主先行者，不能只塑造少數英雄，也要記得那些提供住所、傳遞消息、照顧家人，最後卻被捕、受審、失去自由的平凡人。歷史的大門，往往是由許多沒有留下響亮姓名的人共同推開。

▋信仰不是逃離政治，而是不向權力下拜

有人以為教會參與公共事務就是「太政治」。然而，高俊明牧師所展現的並不是政黨政治，而是福音的公共責任。

耶穌說：「我流浪異鄉，你們接待我；我在監獄裡，你們來探望我。」（馬太福音25章35、36節）特別是在初代信徒受到威權統治者的壓迫下成為政治受難者。基督沒有要求門徒先調閱對方的政治檔案，再決定是否伸出援手。當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受到威脅，接待他、保護他，就是接待基督。

國家可以制定法律，卻不能壟斷人的良知；政權可以建造監獄，卻不能要求教會把順服政權置於順服上帝之上。當威權統治者以國家安全之名迫害人民，教會若保持沉默，沉默便不再是中立，而可能成為壓迫制度的一部分。

2019年5月30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公告撤銷高俊明牧師所受的有罪判決。這項平復遲到了三十九年，也證明當年的軍事審判並非單純依法辦理，而是威權統治者不法的一環。

▋自由不是威權者的恩賜

1984年8月21日的出獄謝函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心血來潮的賞賜，而是無數人以青春、家庭、職業甚至生命換來的公共資產。

今天的台灣已能公開談論人權、自決與國家前途，但民主並沒有因此取得永久保固。威權可能換上新的語言，以假訊息、認知作戰、政治滲透及對獨裁政權的依附，再度侵蝕得來不易的自由。

紀念高俊明牧師，不只是懷念一位勇敢的牧者，更是再次追問：當受壓迫者敲門時，我們是否願意開門？當權力要求教會噤聲時，我們是否仍敢「以愛心說誠實話」？

監獄的鐵門曾經關住高俊明牧師的身體，卻關不住他的良知。因為真正自由的人，不是從未進過監獄的人，而是在威權面前仍拒絕交出靈魂的人。

高俊明牧師「有幸為台灣下獄」的見證，並不是要後人歌頌苦難，而是呼召我們建造一個不再需要任何人因行善、庇護受難者、追求民主自由而入獄的台灣。這才是對他的謝函最深刻的回信。

8月20日，臺灣護理之母陳翠玉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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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8年8月20日，被譽為「臺灣護理之母」的陳翠玉在臺大醫院離世。她的一生橫跨日本時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臺灣民主化前夕；她不只是臺灣現代護理教育的重要奠基者，也是一位從醫療專業走向人權、婦女與民主運動的先行者。

她照顧人的生命，也用自己的生命守護臺灣人的尊嚴。

陳翠玉（1917年2月9日—1988年8月20日）出生於彰化和美的基督徒家庭，自幼在和美長老教會聚會。年輕時赴日本東京「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接受公共衛生與護理專業訓練，戰後投入臺灣護理制度改革。1949年再度學成返臺後，受臺大校長傅斯年之邀投入臺大醫院與護理教育工作，擔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並參與臺大護校的創辦，兼任臺大護校校長。相關護理史研究因此將她視為臺灣現代護理發展的重要開創者。

她所推動的改革，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在當時卻相當前衛。

當年的護理人員不僅照顧病患，甚至被要求處理醫師私人生活的雜務。陳翠玉認為護理是一門具有獨立專業與人格尊嚴的工作，不應只是醫師的附屬角色。她推動輪班制度、鼓勵護理人員出國進修，也主張「醫護平行」，提升護理專業的自主性與社會地位。她在教育上同樣強調學生主體性，鼓勵學生提問、討論，甚至讓學生評量教師的教學。

這不只是醫院管理改革，更是一場關於人的尊嚴與專業平等的改革。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救人者竟成為被清算的人

然而，陳翠玉的人生很快被臺灣的政治悲劇改變。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她曾協助安置擔心遭受傷害的國民黨政府人員，自己卻反而被列入危險名單，被迫暫時離臺。這段經驗讓她深刻看見：在缺乏民主與法治制衡的政治體制下，一個人即使沒有犯罪，甚至曾經救助他人，也可能因為權力的猜忌而成為清算對象。

1955年，她在出國進修期間，竟有以教官為首的集團對陳翠玉擔任多項職務進行干涉，並插手教學與校政。1956年，此集團以「貪污、瀆職」誣告陳翠玉。她被指控貪污、叛國，甚至遭到長期限制自由。經過多年訴訟，法院最終判決她無罪，但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傷害已難以挽回。她因此離開臺灣，前往海外發展。

這也是陳翠玉生命中令人感慨的轉折：臺灣培養出一位優秀的護理專業人才，威權體制卻逼迫她離開自己的故鄉。

後來，她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HO）體系，在中南美洲等地投入公共衛生及護理教育工作。國際工作的經驗，使她的視野從醫院病房擴展到人民的健康權、人權與民族自決。她逐漸積極投入海外臺灣人的民主、人權與臺灣前途運動。

▋從護理專業走向婦女與民主運動

陳翠玉晚年尤其關注婦女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

1986年，她推動成立「全球性婦女臺灣民主運動」（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WMDIT），以臺語諧音稱為「穩得」，串連海內外婦女，推動臺灣民主、人權及婦女地位。

她所追求的民主，並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正如她早年爭取護理人員不應受到不合理的階級壓迫，晚年的她也進一步追問：如果護理人員應該擁有尊嚴，婦女應該擁有尊嚴，那麼臺灣人民為什麼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前途的尊嚴？

因此，護理、人權、婦女解放與臺灣民主，在陳翠玉生命裡其實是一條連續的道路。

也因為積極參與臺灣民主運動，她遭國民黨政府列入政治「黑名單」，返鄉之路受到阻擋。對一個出生、成長於臺灣的人而言，故鄉明明就在那裡，政治權力卻可以決定你能不能回家。

這正是「黑名單」制度最殘酷之處：它不必把人關進監獄，卻可以把整座故鄉變成一座你永遠無法進入的監獄。

▋「我要回家」——用生命突破黑名單

1988年，第15屆世界臺灣同鄉會準備首度在臺灣舉行。已經年過七十、罹患心臟疾病的陳翠玉，下定決心回到故鄉。

然而，由於她被列入黑名單，返臺並不容易。她為取得返臺資格四處奔波，最後重新申請美國護照，再輾轉前往新加坡取得簽證，繞行半個地球，終於在7月底踏上臺灣土地。

她曾留下極具力量的一句話：「我出世時是日本人，現時是美國人，但我永遠是台灣人。」

這句話，道盡了一整個世代臺灣人的歷史悲劇。

政權可以改變，護照可以改變，統治者可以改變，但是一個人對土地的認同與歸屬，不應由任何統治者批准。

只是這條回家的路實在太漫長。長途奔波使原本患有心臟疾病的陳翠玉身體不堪負荷。返臺後不久，她住進自己曾經奉獻青春、推動護理改革的臺大醫院，最後於1988年8月20日在那裡離世。

她終於回到臺灣，卻也把生命留在臺灣。

因此，當時許多人稱她是：「為返鄉而死的陳翠玉。」

▋最後一程，成為對威權體制的抗議

1988年8月26日，陳翠玉的告別禮拜在臺北中山南路的濟南教會舉行，由高俊明牧師、林宗正牧師、周清玉等人組成治喪委員會。許多民主運動者與海外臺灣人前來送她最後一程。

送葬隊伍中的婦女穿著寫有「民主運動鬥士」、「台灣婦女楷模」的白色罩衫，手持黃菊花走上街頭。

當隊伍行經中山南路時，林宗正牧師臨時決定帶領送葬群眾轉向總統府。警察與憲兵措手不及，送葬隊伍突破阻擋，來到總統府前抗議。

於是，一場告別禮拜成為一場民主遊行；一支送葬隊伍，也成為對威權統治的控訴。這是陳翠玉人生最後留下的政治見證。

她生前用護理照顧病人，用教育培養下一代，用公共衛生服務世界各地的人民；晚年則用自己的聲音追求臺灣民主與婦女權利。甚至在她離世之後，她的送葬隊伍仍然繼續向威權體制追問：為什麼臺灣人回自己的故鄉，竟然需要政府批准？

今天紀念陳翠玉，不只是紀念一位傑出的護理教育家。

我們更應記得，一個民主社會必須保障人民的專業自主、婦女平權、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與返鄉的基本權利。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尊嚴，而不是以國家安全之名，把異議者變成敵人，把護照與入境權變成政治懲罰的工具。

陳翠玉的一生，也提醒今天的臺灣：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用青春、自由、家庭團聚，甚至生命，一點一滴爭取來的。

從彰化和美教會走向臺大醫院，從臺灣走向世界，再從海外民主運動踏上漫長的返鄉道路，陳翠玉一生始終在做同一件事情——使人的生命得到更有尊嚴的對待。

這正是護理最深的精神，也是民主最深的精神。

8月20日，紀念「臺灣護理之母」陳翠玉，這一日也值得做為「臺灣護師節」。

她照顧人的身體，也守護人的尊嚴；她曾被迫離開臺灣，最後仍用生命走回臺灣。願我們記得她，也記得那個曾經讓臺灣人「有家歸不得」的年代。

更願今日的臺灣，成為一個不再需要任何人以生命爭取「回家的權利」，而讓每一個人都能在自由、民主、人權與尊嚴中安身立命的國家。

1988年8月19日，聲援海外黑名單返鄉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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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今天回望1988年8月19日，我們應當記得：「回家」這件再平凡不過的事，在台灣威權統治年代，曾經是一項必須冒險爭取的基本人權。

白色恐怖時期，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以軍警、司法與情治體系鎮壓政治異議者。許多人因為政治主張、思想言論或組織活動遭到逮捕、刑求、長期監禁，甚至被判處死刑。

然而，威權統治的手並沒有停在台灣海岸。

▋「海外黑名單」：把國境變成政治懲罰的工具

戰後有許多台灣青年赴美國、日本及歐洲留學，接觸自由民主、人權與民族自決思想，開始批判國民黨威權體制，甚至投入台灣民主化與獨立建國運動。

國民黨政權因此將海外台灣人的政治活動視為威脅。

在情治體系監控下，駐外單位、國民黨海外組織以及校園中的監控網絡，長期蒐集海外台灣人的政治活動與言論資料。留學生之間甚至流傳著「職業學生」、「抓耙仔」等稱呼——你不知道坐在身旁一起上課、一起參加聚會的人，會不會正在記錄你的言論。

一旦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單」，最殘酷的處罰之一就是：不讓你回家。

護照、簽證與入境許可，本來應當是行政制度，卻被威權政府轉化成政治控制工具。有人父母年老不能返鄉探視；有人親人病危仍被阻擋在國門之外；甚至父母過世，也只能在異鄉遙祭。

這不是單純的行政管制，而是一種對人最深層情感的政治懲罰。

▋「老兵都可以回家，為什麼我們不能回家？」

1980年代，海外台灣人團體持續向美國國會及國際社會陳情、遊說，要求國民黨外來政權改善人權、解除戒嚴、開放政治參與，也要求取消海外政治黑名單。

1987年7月15日，台灣終於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然而，解除戒嚴並不等於威權體制立即消失。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蔣氏父子統治告終，但長期建立的黨國、軍警與情治體系仍然存在，海外黑名單也沒有隨著解除戒嚴立即消失。

於是，一批又一批被列入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開始挑戰禁令、闖關返鄉。

毛清芬那句質問，說出了許多海外台灣人的悲憤：「老兵都可以回家，為什麼我們還不能回家？」

這句話刺中了威權政治最大的荒謬。

當政府開始開放中國老兵返鄉探親時，許多出生在台灣、只是因為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自主而被列入黑名單的人，竟然仍然不能踏上自己的土地。

▋1988年8月19日：我們要回家

1988年8月，長期推動台灣民主化與獨立建國運動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FTA，世台會），決定將第15屆年會帶回台灣舉行。

這不只是一場年會。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回台灣開會」本身就是一項公民不服從，也是對海外黑名單制度的公開挑戰。

1988年8月19日，世台會人士與台灣民主運動者舉行大遊行，公開聲援海外政治黑名單人士返鄉，要求政府廢除黑名單、保障人民返鄉的權利。

他們爭取的不是政府的恩惠，而是人民原本就應該擁有的權利：人民不能因為政治思想不同，就被自己的家園放逐。

國家不能因為人民批判政府，就剝奪他的國籍、護照、入境與返鄉權。

▋陳翠玉：為了回到自己的台灣

這段歷史中，有一個特別令人心痛的名字——陳翠玉。

陳翠玉出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台灣現代護理教育的重要先驅，也是早期進入世界衛生組織體系工作的台灣護理專業人士之一。她長期投入國際護理教育及公共衛生工作，足跡遍及中南美洲。

然而，一位在國際社會受到專業肯定的台灣人，竟然因政治因素，連返回自己的故鄉都如此困難。

1988年，她決定返台參加首次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活動。為了突破黑名單限制，她歷經奔波，取得美國護照，再設法取得返台簽證，終於踏上思念多年的故鄉。

但是長途奔波與高度壓力對年長的她造成沉重負擔。

1988年8月20日，陳翠玉病逝於台大醫院。

她終於回到了台灣，卻也把生命最後一段路留在台灣。

因此，在紀念海外黑名單返鄉運動時，我們不能忘記陳翠玉。

她的一生提醒我們：一個政府若因人民的政治信念而禁止他回家，傷害的不只是政治權利，也是人的尊嚴、家庭關係與生命本身。

▋民主不是統治者賞賜給人民的禮物

今天我們可以拿著護照自由出入台灣，可以批評總統、批評政府、批評政黨，可以參與遊行、組織政黨、倡議台灣獨立，而不必因此被列入「黑名單」，不是因為掌權者突然變得仁慈。

而是因為曾經有人冒著失去工作、自由甚至生命的風險，一步一步把這些權利爭取回來。

台灣民主化最容易被遺忘的一面，就是海外台灣人的貢獻。

當國內仍處於戒嚴、新聞受到管制、人民難以自由組織時，海外台灣人利用民主國家的政治空間，成立組織、出版刊物、遊說國會、向國際人權組織陳情，把台灣內部無法自由說出的聲音帶到世界。

而他們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可能從此不能回家。

所以，1988年8月19日的「聲援海外黑名單返鄉大遊行」，不只是一次歷史事件，更是台灣人權史上的重要見證。

它向威權政權宣告：家園不是威權獨裁者的財產，國境不是政權懲罰異議者的武器。

政治立場不同，不應成為剝奪人民返鄉權利的理由。

三十八年後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更應珍惜今天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因為民主最深刻的意義，不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而是統治者終於必須承認：人民不是統治者的臣民，政府才是人民權利的受託者。

記得1988年8月19日，也記得那些被迫流亡、被拒於國門之外，卻仍然堅持「我要回台灣」的人。

他們爭取的不只是自己回家的路。

他們一步一步走出的，是後來台灣人民通往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