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1日 星期六

1865年11月21日,巴克禮牧師寫下獻身文:一份持守一生的信仰承諾



 ⭕️1865年11月21日,巴克禮牧師寫下獻身文:一份持守一生的信仰承諾

黃春生牧師


1865年11月21日,一位年僅16歲的蘇格蘭青年巴克禮(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在生日當天親筆寫下一份獻身文,立志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上主。


這位青年或許沒有想到,十年後,他將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並在這塊土地上服事將近60年,成為台灣基督教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宣教師。


更令人動容的是,巴克禮並未讓這份獻身文停留在16歲的熱情。他此後每逢生日,都會重新閱讀並簽署自己的名字,提醒自己持守當初的承諾。婚後,妻子伊莉莎白(Elisabeth A. Turner)也加入簽名的行列,直到1909年逝世。


1935年10月5日,巴克禮在台南安息,享年85歲,距離86歲生日僅差47天。這份保存多年的獻身文成為他一生信仰的珍貴見證。從1865年立約到1934年最後一次生日,他留下了69次簽署的紀錄。


▋從蘇格蘭青年到台灣宣教師


1875年,26歲的巴克禮接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到台灣南部宣教。


當時的台灣,教育資源有限,識字人口不多,宣教師若只依靠外來語言傳講福音,很難真正走入人民的生活。因此,巴克禮積極學習台灣話,推動白話字教育,並將文字出版視為信仰與社會啟蒙的重要工作。


1876年,他整合並擴充傳道人才培育工作,奠定今日台南神學院發展的重要基礎。1885年,他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也就是今日《台灣教會公報》的前身。


他也致力於台語聖經翻譯、字典編纂、神學教育及印刷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巴克禮並未要求台灣人民先放棄自己的語言,才能認識基督信仰。相反地,他努力使福音能夠透過台灣人民熟悉的語言傳達。這項工作不只是宗教宣教,也成為台灣語言、教育、出版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資產。


從今日的角度回顧,巴克禮的貢獻提醒我們:真正尊重人的宣教,必須尊重人民的語言、文化與尊嚴。


▋1952年,黃武東牧師在英國發現珍貴手稿


巴克禮逝世後,由於夫妻並無子女,相關遺物輾轉交由英國親屬保存。其中最珍貴的,就是這份寫於1865年的獻身文。


1952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黃武東牧師前往英國訪問,特別到曼徹斯特拜訪萬榮華牧師(Rev. Edward Band)。


萬榮華曾長期擔任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校長,也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Barclay of Formosa)的作者。這本1936年出版的傳記,收錄了獻身文的英文內容及手稿照片。


萬榮華告訴黃武東,獻身文當時保存在巴克禮的姪兒巴喬治牧師(Rev. George Barclay)手中。黃武東於是專程前往劍橋附近拜訪巴喬治。


巴喬治熱情接待,並取出一本大開本的家傳聖經。打開封面,巴克禮親筆書寫的獻身文,就貼在聖經首頁。


黃武東仔細閱讀,深受感動。他雖然盼望這份文件有一天能回到台灣,卻沒有開口索取。這次探訪,也成為日後追尋獻身文下落的重要線索。


▋2013年,流落英國的獻身文終於回到台灣


巴喬治於1953年逝世,此後獻身文的下落逐漸不明。


多年後,台南神學院張瑞雄牧師決心尋回這份珍貴史料。他透過蘇格蘭教會、英國聯合歸正教會、神學院及相關人士協助,逐步追查巴克禮家族的後代。


2013年8月8日,終於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


巴喬治牧師的女兒凱撒琳(Katherine Barclay Martin)告知張瑞雄,手稿找到了!原來一直保存在她的長子威廉(William Barclay Martin)手中。經過家族商議,巴克禮後代決定將獻身文捐贈台南神學院,讓這份見證回到巴克禮奉獻一生的地方。


2013年9月5日,英國劍橋聖哥倫巴聯合歸正教會舉行手稿移交感恩禮拜。張瑞雄牧師代表台南神學院接受文物,並親自將手稿帶回台灣。


同年11月21日,適逢巴克禮164歲冥誕,台南神學院舉行獻身文返台典藏感恩禮拜,讓教會共同見證這段橫跨148年的信仰歷史。


2018年,包含巴克禮相關史料的南部長老教會歷史文獻獲登錄「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相關文物於2020年再獲增補。


▋獻身不是一次的感動,而是一生的實踐


巴克禮的獻身文,最令人感動的,不只是16歲時寫下的文字,而是他用一生實踐年少時的承諾。從1865年到1935年,他經歷不同政權、社會變遷、疾病與人生的挑戰,卻始終沒有放棄服事台灣人民的使命。


這也使我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是基督徒的「獻身」?


獻身不是追求個人的宗教成就,也不是盲目服從宗教權威,而是回應上主的恩典,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知識與能力,投入愛人與服事世界的使命。


保羅在羅馬書12章1節勸勉信徒,將自己的身體獻上,作為活祭。這不是要求人離開世界,而是呼召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更新的生命。


巴克禮正是以教育、出版、語言工作與長期陪伴,將這樣的信仰化為具體行動。他的生命也提醒今日教會:真正的宣教,不只是建立教堂、增加信徒人數,更包括培育人才、保存文化、促進教育,以及關懷人民的生命與尊嚴。


這些成果並不意味著早期宣教歷史沒有殖民時代的限制與權力問題;然而,巴克禮長期投入台灣語言與教育的實際行動,仍值得肯定與深入研究。


▋留下的不只是一份手稿,而是一生的見證


巴克禮在16歲生日寫下獻身文,卻用了將近70年的生命,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我願意如何使用自己的一生?


一份原本屬於個人的信仰承諾,經過家族保存、教會史家的追尋,最後成為台灣教會共同珍惜的歷史記憶。


這份手稿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它歷經多少年仍然保存完整,而在於它見證了一個人的信仰如何轉化為長久的公共服務。


今日紀念巴克禮,不應只停留在追懷偉大的宣教師,更應思考:面對今日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教育不平等、文化流失,以及民主、自由與人權所面臨的挑戰,我們願意付出什麼?


基督信仰所說的獻身,不只是對上主說「我願意」,更是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以行動回答「我在這裡」。


1865年11月21日,16歲的巴克禮寫下一份獻身文;此後將近70年,他用一生為這份承諾簽名。真正的獻身,不只是寫在紙上的誓言,而是刻在歷史中的生命見證。

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

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春生牧師


1966年11月20日,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出一則震撼海外台灣人社群的半版廣告,斗大的標題寫著「Formosa for Formosans」(福爾摩沙人的福爾摩沙),也就是「台灣人的台灣」。廣告內容是兩年前遭國民黨威權政府查禁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這份原本連台灣人民都無法自由閱讀的政治宣言,終於跨越海洋,向國際社會發出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與自決的聲音。


▋三位知識分子對威權體制的挑戰


1964年9月20日,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並印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政權以「反攻大陸」作為統治正當性的主要論述,透過黨國體制、軍事戒嚴與思想審查壓制人民的政治自由。


三人卻勇敢指出:「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實現,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無法否認的政治現實。


宣言不只批判國民黨政權脫離現實的政治神話,更提出台灣未來的具體道路:不分省籍團結人民、推翻獨裁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保障基本人權的民主政府,並以新國家的身分加入聯合國。


這些主張,在今日看來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但在1964年的台灣,卻足以被當局視為叛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強調跨越省籍隔閡,建立共同的政治命運。它並非以血統或出生地界定誰是台灣人,而是試圖凝聚共同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與政治自主。


▋尚未發出的宣言,成為政治迫害的罪證


彭明敏等人原本計畫印製一萬份宣言,寄發給台灣各界人士,希望喚醒社會對台灣前途的思考。不料印製過程遭人密告。1964年9月20日,三人遭到逮捕,宣言尚未正式散發,便被國民黨特務查扣。


三人隨後受到軍事審判。謝聰敏遭判刑十年,彭明敏與魏廷朝各判八年。

這起案件揭露威權政治的荒謬:人民尚未採取任何暴力行動,只因提出不同的國家願景,便可能失去自由。


在正常的民主社會,制定憲法、保障人權、討論國家前途,本來就應該是公共辯論的一部分。然而,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這些討論卻被視為對統治者的威脅。獨裁者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人民擁有武器,而是人民開始獨立思考。


▋從台灣的地下文件,走向國際社會


儘管宣言遭到查禁,思想卻無法被監禁。宣言文本輾轉傳到日本,透過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的努力,刊登於《台灣青年》雜誌,並進一步傳至北美。


1966年,分散美國各地的台灣留學生與同鄉團體逐漸整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這群海外台灣人決定將《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介紹給國際社會,讓世界知道台灣人民並不等同於蔣介石政權。


陳以德將宣言翻譯成英文,羅福全、周烒明等人積極推動廣告刊登與募款工作。


當時《紐約時報》半版廣告費高達數千美元,對多數依靠獎學金與打工維持生活的留學生而言,無疑是一筆龐大開銷。


然而,海外台灣人並未退縮。從美國、日本到加拿大、歐洲,眾人共同捐款,甚至有人拿出微薄的打工收入,只為讓台灣人民的聲音登上國際舞台。


終於,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出半版廣告,以「Formosa for Formosans」為標題,向世界宣告台灣人民應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


這不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政治宣言,而是海外台灣人集資刊登的付費廣告;但它的歷史意義並未因此減損。因為在台灣缺乏言論自由的年代,海外台灣人運用國際媒體,突破了威權政權的資訊封鎖。


▋台灣人的台灣,是人民自決的宣言


「Formosa for Formosans」不只是一句政治口號,更是一項民主原則:台灣的未來,應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共同決定,而不是由任何獨裁者、外來政權或強權交易決定。


這份宣言同時反對中國共產黨併吞台灣,也反對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它所追求的,不只是國家名稱或政治版圖的改變,而是建立一個真正保障民主、自由與基本人權的國家。


因此,《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歷史價值,在於將台灣獨立自主與民主改革、人權保障連結起來。


1970年代以後,台灣逐漸出現更廣泛的民主與人權運動。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些不同時期的公共倡議,共同見證台灣人民追求自由與自主的歷史軌跡。


從1964年的秘密印製,到1966年登上《紐約時報》,再到後來台灣民主化的歷程,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歷史啟示:威權可以查禁文件、監禁思想者,卻無法永遠阻止人民追求自由。


六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社會,但中國共產黨仍持續以軍事威脅、政治滲透與認知作戰,企圖剝奪台灣人民決定未來的權利。


回顧1966年11月20日這段歷史,我們不只是紀念一則報紙廣告,更是記念一群在黑暗年代堅持自由理想、願意付出代價的先行者。


歷史提醒我們,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自由也不會自動延續。每一個世代都必須承擔守護民主、維護人權、抵抗威權的責任。


台灣人的台灣,不只是六十年前的呼聲,更是今日台灣人民應當共同守護的民主承諾。

2026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人民反抗國民黨選舉作票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人民反抗國民黨選舉作票

黃春生牧師


1977年11月19日,台灣爆發震撼威權統治的「中壢事件」。這不僅是一場抗議選舉舞弊的群眾行動,更是台灣人民在戒嚴體制下,以實際行動反抗國民黨操縱選舉、爭取民主自由的重要歷史轉折。


1977年,台灣舉行五合一地方公職選舉,包括縣市長、縣市議員、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及鄉鎮市長。當時國民黨長期掌握黨政軍警與選務系統,選舉雖然定期舉行,卻難以擺脫威權政治的控制。


桃園縣長選舉尤其受到關注。國民黨提名曾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官員的歐憲瑜參選,原本具有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也有意角逐,卻因黨紀考核不佳而未獲提名。許信良決定脫黨參選,隨後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當年的桃園縣長選舉,逐漸演變成國民黨威權體制與地方民主力量之間的對決。


▋選舉作票,引爆人民怒火


11月19日投票當天,中壢國小第213號投開票所發生作票爭議。


現場民眾邱奕彬、林火煉發現選務人員涉嫌以沾有印泥的手指污染選票,使投給許信良的選票變成廢票。檢舉者與選務人員發生爭執,警方處理方式又引起民眾不滿。


消息迅速傳開,越來越多憤怒的民眾聚集,進而包圍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要求政府交代選舉舞弊真相。這場抗議並非事先組織的大型政治運動,而是人民對長期選舉不公的憤怒,終於在當天爆發。


入夜後,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散群眾,現場衝突逐漸升高。警車遭到推翻、焚燒,中壢分局及附近建築也發生火災。軍警進入中壢,聯外道路遭到封鎖,整座城市陷入緊張。然而,這場事件最令人痛心的,不只是警民衝突,而是人民生命遭到侵害。


▋19歲江文國之死:威權統治下被遺忘的生命


當晚,19歲青年江文國在中壢事件現場遭受嚴重頭部創傷,送醫後昏迷,於11月25日不幸死亡。江文國出生於苗栗苑裡,國中畢業後到桃園楊梅的塑膠工廠工作。他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運動領袖,只是一名離鄉工作的年輕勞工。他的死亡,卻長期未獲政府完整調查。


2025年8月29日,監察委員范巽綠、林郁容公布歷經一年多完成的中壢事件調查結果。監察院調閱72卷、共8,050頁檔案,發現當年確實存在選舉作票,警備總部等官方檔案也有多處記載與事實不符。


更令人震驚的是,江文國的死因為頭部貫穿傷,具有高度可能性是槍擊造成。當年警方否認開槍殺人,江文國的遺體迅速火化,真相始終未獲完整追究。


監察院認為,政府迄今未還江文國公道,顯有不當,並要求行政院推動完整調查、歷史記憶保存與受害者權利回復。江文國的生命提醒我們:威權暴力傷害的,往往不只是知名政治異議人士,也包括無數原本過著平凡生活的人民。


▋誰放火燒了中壢分局?


中壢事件另一個至今仍待釐清的問題,就是當年縱火事件的真正責任。2014年,《新新聞》刊登〈「縱火犯」的告白:「中壢事件的火,是我帶兵去放的」〉,訪問一名自稱曾任警備總部便衣憲兵的人士。


該人士聲稱,當年奉命混入群眾、鼓動衝突,並帶領士兵縱火焚燒中壢分局及消防設施;他也指稱軍方曾利用虛設戶籍與代投票方式操縱選舉。


這些證詞涉及統治機器是否蓄意製造暴力、嫁禍抗議群眾,性質極為嚴重。然而,相關說法仍須透過檔案、證人與司法調查進一步確認。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年的情治機關究竟扮演什麼角色?誰下令動員軍警?誰應對人民傷亡負責?


▋中壢事件,開啟台灣街頭民主運動


1975年,郭雨新參選立法委員,因選舉作票爭議引發宜蘭人民抗議。兩年後,中壢事件再度證明,人民已不願繼續忍受威權政權操縱選舉。


中壢事件之後,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黨外人士也在1977年地方選舉取得重要突破。


1979年,橋頭示威、美麗島事件相繼發生,台灣民主運動逐漸從選舉競爭走向街頭集結,從個別候選人的抗爭發展成追求整體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


中壢事件因此成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稍早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呼籲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兩件事雖然來自不同社會力量,卻共同反映1970年代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與政治自主的歷史覺醒。


▋記憶歷史,是為了守護民主


49年過去了,台灣已經歷解嚴、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但中壢事件的歷史真相仍未完全釐清。


民主不只是定期投票,更必須確保選舉公平、權力受到監督、人民生命獲得保障。任何掌權者都不能以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政治穩定為藉口,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


轉型正義也不應停留在口號。江文國的死亡必須獲得完整調查,受害者家屬應得到應有的公道,相關歷史現場與檔案更應妥善保存。


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人民以勇氣向威權政治說不。


今日我們記念中壢事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追求真相、公義與和解,讓下一代不必再為一張選票付出生命的代價。


選票不只是紙張,更是人民尊嚴的象徵;民主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無數台灣人民以勇氣、苦難與犧牲爭取而來的成果。記憶中壢事件,就是記憶台灣人民如何從恐懼中站起來,走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