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舉行開設禮拜
從日本人的教會到扎根台灣、見證公義的濟南教會
黃春生牧師
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キリスト教会」(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正式舉行開設禮拜。這間以日本人為主要牧養對象、承襲日本長老教會改革宗傳統的教會,正是今日台北濟南教會的前身。
從1896年至2026年,走過130年的濟南教會,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政權更替、威權戒嚴、民主化及當代台灣社會的轉型。這段歷史不僅是一間教會的成長故事,更見證基督教如何跨越民族、語言、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界線,逐步成為扎根本地、關懷人民、實踐公義的信仰共同體。
一、1895年:在殖民統治初期展開的跨文化宣教
1895年,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敗北後,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日本軍隊進入台灣之際,台灣各地持續出現反抗與軍事衝突,社會陷入動盪。
同年9月,日本基督教界以慰勞軍人的名義,派遣日本基督教會的細川瀏牧師、浸信會的土川龜牧師,以及美以美會的武田芳三郎來台。
細川瀏牧師不僅探訪日本軍人,也走訪澎湖及台灣南北各地教會,與既有的台灣基督徒建立關係。
1895年12月4日晚上,細川瀏牧師與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在艋舺教會相會,並舉行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聯合禮拜。聚會中使用英語、日語及台語,進行講道、勉勵與交流。
這場跨越語言與民族的聯合禮拜,在台灣正遭逢殖民統治與戰爭衝擊之際,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政治權力可以劃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福音卻呼召不同背景的人,在基督裡彼此接納、互為肢體。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當時日本基督教的宣教活動與殖民擴張處於同一歷史脈絡。教會既可能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橋梁,也必須面對與殖民權力過度靠近的危險。這是今日回顧歷史時不可忽略的反省。
二、1896年11月22日: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正式成立
1896年5月,日本基督教會傳道局決定派遣河合龜輔牧師來台,向居住台灣的日本人傳福音。河合牧師於5月27日抵台,開始進行牧養與宣教工作。
當時台北已有少數日本基督徒,不分教派組成「基督信徒一致會」,共同研究聖經、祈禱與舉行禮拜。
1896年7月4日,河合牧師借用馬偕所設立的艋舺教會舉行聚會,並逐步建立教會組織。
同年9月,在台灣基督徒李春生長老的協助下,教會於新起街取得較為固定的聚會場所。
1896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由河合龜輔擔任首任牧師,成為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灣早期重要的日語宣教據點。
教會設立初期,推舉山田、萱場、森、山下等四位長老。當晚,由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牧師,以及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主持長老按手就任禮。
這場設教禮拜不僅有日本牧師與信徒參加,也獲得南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師的協助,顯示當時不同宣教體系之間已有相當密切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主要服務在台日本人,但其發展並非完全與台灣社會隔絕。從馬偕提供禮拜場所,到李春生長老捐獻土地與建堂經費,都說明台灣基督徒在其建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1900年至1916年:從西門町走向濟南街
隨著聚會人數增加,台北日本基督教會開始籌建自己的禮拜堂。
第一代正式興建的禮拜堂位於台北新起街一帶,約為今日西門町漢中街附近。1899年2月動工,1900年2月10日竣工並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此後教會持續發展,原有空間逐漸不足使用。
1907年2月24日,教會召開信徒大會,決定籌募五萬日圓,興建規模更大的禮拜堂,並推舉當時任職台灣總督府土木部門的長尾半平長老擔任建堂委員長。
建堂計畫歷經多次調整,募款工作也非一帆風順。長尾半平於1910年離台,河合龜輔牧師於1912年卸任後,由第二任牧師大谷虞繼續推動建堂計畫,土生瑾作長老則接任建築委員長。
這項工程獲得日本與台灣基督徒的支持,其中李春生長老更為新堂建設捐獻重要經費。
1914年,建築委員會決定由井手薰擔任新禮拜堂的設計建築師,並由森山松之助提供建築方面的協助。
1915年2月28日,新禮拜堂正式動工。經過一年四個月的施工,1916年6月28日竣工,並於8月20日舉行正式獻堂禮拜。
這座具有英國哥德復興式建築特色的禮拜堂,以紅磚、石材、尖拱窗、扶壁及高聳的側塔,構成典雅而莊嚴的建築語彙。整體建築經費約四萬八千七百餘日圓,成為當時台北重要的宗教建築之一。這就是今日坐落於台北市中山南路3號的濟南教會大禮拜堂,也是台灣重要的歷史建築與文化資產。
然而,建築真正的價值,不只在於宏偉的外觀,更在於一代又一代信徒如何在其中敬拜上主、傳承信仰,並回應時代的呼召。
四、從殖民時代的日本人教會,轉變為扎根台灣的教會
濟南教會130年的歷史,並非一條毫無衝突的直線。
日治時期,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的信徒包括總督府官員、技術人員、學者、商人及其他在台日本人,因此帶有一定程度的殖民統治階層色彩。
不過,近年研究濟南教會保存的早期會員名簿,也發現廖煥章、陳德義、吳克己等台灣基督徒的身影,說明教會並非完全由日本人組成。
1937年,教會更名為「台北幸町教會」。1944年,在日本戰時宗教統制政策下,幸町教會成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的重要據點之一。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教會的組織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信仰便可能失去批判權力的先知精神。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再次經歷政治權力的轉換。日本牧師與多數日本信徒陸續返國,教會會籍移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也逐步轉變為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信仰共同體。
戰後,濟南教會歷經產權爭議、威權統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的各種挑戰。這間教會的歷史,因此不只是建築物保存的歷史,更是一段不斷重新思考「教會究竟屬於誰」的信仰歷程。
教會不屬於任何殖民政權,不應成為國家權力的附庸,更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私人領地。教會屬於耶穌基督,受召在每一個時代成為上帝國的見證者。
五、從歷史古蹟走向公共信仰的見證
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普世教會及改革宗傳統的一份子。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關心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國家前途,同時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反核、性別公義、勞工權益、原住民族權利,以及弱勢群體的關懷。
這些行動並非教會偏離福音、介入政治,而是因為耶穌基督所宣講的上帝國,從來不只關心人的靈魂,也關心人的生命、尊嚴與社會處境。
耶穌在拿撒勒會堂宣告自己的使命,是向貧窮的人傳福音,宣告被擄者得釋放、受壓迫者得自由(路加福音4:18–19)。
先知彌迦同樣指出,上主所要求的,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彌迦書6: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宣示,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召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成為和解的使者;教會既屬於普世,也扎根本地,認同所有住民,透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
這正是濟南教會在當代台灣努力實踐的信仰方向。
從關懷民主運動,到接待香港離散者;從開放教會空間,成為公民社會的支持力量,到推動歷史記憶、社區關懷與社會韌性,濟南教會希望讓信仰不只停留在講壇,也能走進人民真實生活的處境。
六、130年:教會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上帝國的參與者
2026年11月22日,台北濟南教會迎來設教130週年。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感謝上帝,感謝歷代牧者、長執與信徒的奉獻。
我們也不能忘記,教會歷史中存在殖民統治、政治權力、族群關係與社會階級的複雜問題。真正成熟的歷史記憶,不是只歌頌光榮,也要誠實面對矛盾,從中學習反省與更新。
從1896年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到今日的台北濟南教會,最大的改變,不只是名稱與聚會語言,而是教會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身分與使命。一座教堂可以歷經130年風雨而屹立不搖,但教會真正的生命力,不在於建築多麼堅固,而在於信徒是否願意持續實踐基督的愛與公義。
當教會不再追求成為權力的中心,而願意站在受壓迫者、被排除者與弱勢人民身旁,教會才真正活出耶穌基督的福音。
130週年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新使命的起點。
我們紀念歷史,是為了傳承信仰;保存古蹟,是為了延續見證;聚集敬拜,是為了受差遣進入世界。
願濟南教會繼續成為一間扎根台灣、連結普世、擁抱差異、實踐公義與憐憫的教會。
讓古蹟不只是歷史的記號,更成為活出上帝國價值的見證;讓教會不只是保存130年的故事,更能在當代台灣持續創造愛、公義、自由與盼望的新故事。這是我們紀念濟南教會130週年最深切的信仰告白,也是對下一個世代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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