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4年11月3日，英格蘭議會通過《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黃春生牧師
1534年11月3日，英格蘭宗教改革議會（Reformation Parliament）展開新一會期，並在該會期通過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這項法案正式承認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為英格蘭教會在地上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使英格蘭教會脫離羅馬教宗的司法管轄。
嚴格來說，11月3日是議會新會期開始的日期，而非《至尊法案》完成立法的確切日期。該法案於1534年12月18日獲得御准。 因此，11月3日更適合紀念這場歷史性立法進程的開始。
這場改革不僅改變英格蘭教會的歷史，也提出一個至今仍值得基督徒思考的問題：教會究竟屬於基督，還是屬於掌握政治權力的人？
一、從「信仰的維護者」到與羅馬教宗決裂
亨利八世原本是一位忠誠的羅馬天主教徒。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起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公開反對路德的主張。1521年，他發表《七聖事辯護》（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維護天主教會的聖事教義及教宗權威。
教宗良十世（Leo X）因此授予亨利八世「信仰的維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稱號。
歷史的諷刺在於：一位曾經為教宗權威辯護的國王，十多年後竟然成為英格蘭脫離教宗管轄的主要推動者。此後，英格蘭國會又於1544年立法，將「信仰的維護者」頭銜賦予亨利及其繼承者，使之延續為英國君主的稱號之一。
亨利八世與第一任妻子亞拉岡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育有女兒瑪麗，但沒有存活至成年的男性繼承人。擔憂王位繼承問題，又希望與安妮．博林（Anne Boleyn, 約1501或1507–1536）結婚的亨利，開始尋求宣告原有婚姻無效。
然而，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未同意他的要求。這件事也受到當時歐洲王朝政治，特別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影響。
亨利八世因此遷怒於大法官、約克總主教兼樞機主教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 約1473–1530），認為他未能成功促成婚姻無效的裁決。
1529年，沃爾西失勢，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接任大法官。另一方面，支持國王婚姻主張的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於1533年就任坎特伯里總主教，並宣告亨利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
國王的婚姻問題，逐漸演變成一場重新界定國家主權、教會權威及宗教忠誠的政治與宗教變革。
二、1534年《至尊法案》：國王成為教會最高元首
1534年，亨利八世透過議會立法，正式確立國王對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權威。《至尊法案》（26 Henry VIII c. 1）的核心，就是承認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在地上的最高元首，並賦予他改革教會、糾正錯誤與處理教會事務的法定權力。
這項法律具有三個重大意義：
1.英格蘭教會正式脫離羅馬教宗的司法管轄。原本由教宗所主張的最高教會管轄權，轉移至英格蘭王權。
2.國王權力進一步進入宗教領域。宗教不再只是信仰問題，也成為國家治理與政治忠誠的問題。
3.英格蘭宗教改革逐漸形成一套新的政教關係。其後，亨利八世政府推動修道院解散、財產收歸王室等措施，深刻改變英格蘭的宗教與社會結構。
但必須注意，亨利八世的改革與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所推動的神學改革，起點並不相同。
路德的改革核心在於福音、因信稱義與聖經權威；亨利八世與羅馬決裂的直接動力，則主要涉及婚姻繼承、王權與教會管轄。
當時的英格蘭教會仍保留許多傳統天主教的教義、禮儀與主教制度。英格蘭教會走向具有新教特色的聖公宗傳統，是經過後續數十年持續的神學、禮儀及制度變革才逐漸形成。
因此，脫離教宗權威，不必然等於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教會；有時只是將宗教權力從一個權威中心轉移到另一個權威中心。
三、從最高元首到最高治理者：伊莉莎白一世的調整
亨利八世去世後，英格蘭經歷一連串宗教政策的轉折。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在位期間，英格蘭教會進一步朝向新教改革；瑪麗一世（Mary I）則恢復與羅馬教會的共融，並撤銷亨利八世的宗教至尊制度。
1558年，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繼承王位。1559年5月8日，英格蘭議會通過的新《至尊法案》獲得御准，再次確立英格蘭教會不受羅馬教宗管轄，但女王所採用的頭銜，改為：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治理者」。
這與亨利八世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有重要差異。
「最高元首」容易引發神學上的爭議，因為新約聖經明確指出，基督才是教會的頭：「基督是教會的頭。」（參以弗所書5:23）
伊莉莎白的調整，有助於避免王權與基督作為教會元首的信仰告白發生直接衝突，也反映當時王室試圖維持不同宗教立場之間的政治秩序。
不過，這並不表示國家退出教會事務，而是以新的法律及制度形式重新安排王權與教會的關係。
直到今天，英國君主仍保有英格蘭教會最高治理者的頭銜。依照現行制度，君主在首相建議下正式任命大主教、主教及若干高階聖職人員，但不因此具有聖職身分，也不是教會日常禮儀與神學工作的直接主持者。
四、蘇格蘭長老教會：只有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同樣位於不列顛群島，蘇格蘭教會卻走出不同的宗教改革道路。蘇格蘭宗教改革深受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改革宗神學影響，也與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等人的努力密切相關。
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逐漸形成長老教會制度，強調由牧師與長老共同承擔教會治理，而不是由國王統治教會。
蘇格蘭長老教會特別強調一項基本信仰：
Jesus Christ is the King and Head of the Church.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君王與元首。」
這項信仰告白具有深刻的神學與政治意義。
國王可以是國家的元首，但不能因此成為教會的元首；政府可以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卻不能取代基督決定教會的信仰與使命。
1921年的《蘇格蘭教會法》（Church of Scotland Act 1921），進一步在法律上承認蘇格蘭教會的屬靈自主權。
因此，今日英國君主雖然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治理者，但在蘇格蘭教會中，只具有普通信徒的地位，而不是教會元首。
2022年9月10日，查爾斯三世（Charles III）即位後，也依照1707年聯合法案所確立的憲制義務，宣誓維護蘇格蘭的新教信仰、長老教會治理制度，以及教會的權利與特權。
這反映出英國憲政制度中極為特殊的一面：同一位君主，在英格蘭教會與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制度關係並不相同。
五、宗教改革留給今天的提醒：教會不能成為權力的附庸
從1534年的《至尊法案》回望宗教改革歷史，我們必須看見：宗教改革不只是誰擁有教會權力的問題，更是教會應當向誰效忠的問題。
歷史上的教會，曾經受到教宗、國王、國家與政治權力的影響。有時宗教與政治結合，能夠促進公共福祉；有時卻使宗教成為統治人民、壓制異議與合理化暴力的工具。
因此，宗教改革真正值得持續傳承的精神，不只是反對某一種宗教制度，而是持續按照福音檢驗一切權力，包括教會自身的權力。
對改革宗與長老教會而言，宣認耶穌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意味著任何國家、政黨、領袖，甚至教會議會，都不是無可質疑的終極權威。
這也不表示教會可以不受公共法律約束，或不必接受社會監督。相反地，教會正因為宣認基督的主權，更應當實踐誠實、問責、公義與憐憫，尊重不同信仰者的良心自由，並與遭受壓迫及社會排除的人站在一起。
使徒保羅曾說：「基督釋放了我們，為要使我們得自由。」（加拉太書5:1，意譯）
這種自由，不是教會取得凌駕社會的特權，而是從奴役與恐懼的權勢中被釋放，能夠忠實回應基督的呼召。
1534年的《至尊法案》，改寫了英格蘭的政教關係；而宗教改革留給我們的持久問題，則是：當政治權力要求教會效忠時，教會是否仍然敢宣認：耶穌基督才是教會的元首？
真正的宗教改革，不是把教會交給另一位統治者，而是使教會重新歸向基督，並在自由、公義與憐憫中為福音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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