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會案」

 ⭕ 紀念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會案」

從思想犯到公民——台灣民主的代價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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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91年5月9日，台灣民主轉型史上留下深刻且矛盾的一頁。就在總統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僅僅一週後，調查局人員竟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校園，逮捕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同日，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社運人士王秀惠，以及長老教會原住民傳道師Masao Nikar（林銀福）亦遭拘捕。兩天後，協助張貼文宣的魯凱族傳道師安正光（Cegau Drululan）亦被逮捕。

他們的「罪名」是什麼？不是武裝叛亂，不是暴力行動，而是——閱讀一本書、思想一個未來、談論一個國家。他們曾接觸台灣獨立運動者 史明 的思想，閱讀《台灣人四百年史》，並協助散發理念性的文宣。這些行為，在今日看來是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基本實踐，但在當時，卻可能構成《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100條所定的「內亂罪」，甚至面臨唯一死刑。

這不僅是法律的荒謬，更是威權體制對「思想」的恐懼。

▋威權的最後掙扎：思想為何成為罪？

「獨台會案」發生於解嚴後的台灣，但這個「後威權時代」顯然尚未真正來臨。國家機器仍試圖用過去的工具——《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100條——來規訓人民的思想與言論。這些法律本質上將「思想」等同於「行動」，將「主張」視為「犯罪」。

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曾指出，當法律違反正義到極致時，它便失去法律的正當性。當一個國家懲罰的不是暴力，而是思想本身時，這樣的法律已經不再是維護秩序，而是製造恐懼。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壓迫中，人民開始覺醒。

▋公民的誕生：從恐懼到行動

事件爆發後，教會、學界與社會團體迅速回應。長老教會長期以來關懷人權與民主，其先知性角色再次展現，為受壓迫者發聲。學生罷課、靜坐抗議，知識分子集結成立「100行動聯盟」，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

1991年5月17日，在強大民意壓力下，《懲治叛亂條例》火速廢止。同年9月，改革聲浪持續推進，最終在1992年完成《刑法》第100條的修正，使「思想犯」不再成為國家迫害的對象。

這是一場關於「人是什麼」的鬥爭——人民不再只是被統治的對象，而是具有尊嚴、思想與行動能力的公民。

▋信仰的使命：上主站在受壓迫者一方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獨台會案」不僅是政治事件，更是一場屬靈的試煉。聖經一再見證，上主不是沉默的旁觀者，而是為受壓迫者發聲的那一位（參考以賽亞書62:1）。

當人因思想而被囚禁，上主的公義便呼召人起來行動。

長老教會的傳道師在此案中被捕，正提醒我們：信仰從來不是抽象的靈性，而是具體地站在歷史現場。正如16世紀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所強調，真正的敬虔必然在公共生活中彰顯，特別是在對抗不義之時。

在這個意義上，「獨台會案」是一個現代版的出埃及記——從奴役走向自由，從沉默走向發聲。

▋未竟之路：民主不是完成式

1991年的抗爭帶來制度上的改革，但民主從來不是一次完成的工程，而是一條持續建造的道路。今天的台灣，享有言論自由與選舉制度，但我們仍需警醒：

• 當黨國舊勢力擁護共產極權時，我們是否願意發聲？
• 當社會出現對少數群體的歧視時，我們是否選擇沉默？
• 當真理被扭曲、歷史被操弄時，我們是否願意堅持？

民主的本質，不只是制度，更是一種倫理——一種願意為他人自由承擔責任的生活方式。

▋記念，是為了行動

2015年紀錄片《末代叛亂犯》的出現，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但記念，不應止於回顧，而應導向行動。

「獨台會案」告訴我們：真正的自由，不是沒有代價，而是有人願意承擔代價。

今天，我們不再面對死刑的威脅，但我們仍面對另一種考驗——是否願意為公義發聲？是否願意為弱勢挺身？是否願意讓信仰成為推動社會轉化的力量？

願我們記得那些曾經被稱為「叛亂犯」的人，他們其實是民主的先行者。
願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建造一個屬於人民、充滿公義與憐憫的國度。

因為，真正的信仰，從來不只是仰望天國，更是讓上帝的國，臨到這片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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