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5月24日，范無如區牧師殉道日的歷史反思

 ⭕️1661年5月24日，范無如區牧師殉道日的歷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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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661年5月24日，是臺灣歷史上極具意義的日子。這一天，荷蘭改革宗教會牧師 Rev. Anthonius Hambroek(牧師韓布魯克，臺語音譯：范無如區)與熱蘭遮城守軍訣別，走向他明知必死的道路。數月後，他在鄭成功軍中遭到處決，成為臺灣歷史上極早期的重要殉道者之一。

范無如區牧師不只是「被殺的荷蘭人」。他更是臺灣歷史上第一位來臺宣教的牧師之一，也是當時「蕭壟神學院」（Seminarium te Soelang）的首任院長。若從教育史與教會史來看，他參與了十七世紀臺灣最早期的高等教育與本地語言神學工作。他與同工們學習西拉雅語，建立文字系統，推動教育，使臺灣在近代化之前，已開始與世界知識體系接軌。

然而，1661年的臺灣，也正陷入劇烈的權力轉換。

鄭成功率軍渡海攻臺，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迅速陷落，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則遭長期圍困。從軍事角度而言，這是東亞海權秩序的一次重大變動；從人民角度而言，卻是戰爭、飢餓與恐懼。

鄭成功命令已遭俘虜的范無如區牧師前往熱蘭遮城勸降。這原本是一場心理戰：利用宗教領袖勸降來瓦解守軍意志。但結果卻完全相反。范無如區牧師抵達城內後，不但沒有勸降，反而鼓勵守軍堅守到底。

這幾乎等同宣判自己死刑。

更令人動容的是，當時他的兩位女兒就在城內。她們知道父親若返回鄭成功陣營，必定遭到殘酷處死，因此哭求父親留下。然而范無如區最終仍選擇返回。原因並非他不愛女兒，而是他擔心若自己不回去，鄭成功可能遷怒其他俘虜與無辜者。

這是一種極深的信仰倫理：不是浪漫化死亡，而是在暴力時代中，選擇承擔責任。

加爾文傳統向來強調「忠於召命」（faithfulness to vocation）。對長老教會、改革宗信仰而言，真正的勇氣，不只是個人的英雄氣概，而是在恐懼中仍然選擇誠實、守約與保護他人。范無如區牧師的行動，正帶有這樣的精神。

然而，更值得今日臺灣社會深思的，或許不是殉道本身，而是「歷史如何被重新詮釋」。

在清初官方敘事中，鄭成功並非民族英雄，而是「海寇」、「海賊」、「反清勢力」。但到了十九世紀，局勢改變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日本以「出兵臺灣」之名介入東亞局勢。清廷驚覺臺灣的重要性，開始積極建構「中國邊疆民族意識」。於是，原本被視為叛亂者的鄭成功，被重新塑造成「忠義民族英雄」。沈葆楨奏請朝廷為鄭成功立祠、追諡，鄭氏形象開始全面翻轉。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形象，往往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被不同政權、不同民族敘事重新建構。

同一個人，可以是「海賊」，也可以被包裝為「民族英雄」；可以是「反叛者」，也可以被包裝成「愛國者」。因此，成熟的歷史理解，不應只是接受單一民族神話，而必須看見多重視角。對臺灣而言，尤其如此。

十七世紀的臺灣，並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的舞臺，而是一個多族群、多語言、多帝國交會之地。有西拉雅族群，有漢人移民，有荷蘭人，有日本人，也有東亞海商勢力。臺灣歷史從一開始，就是多元交織的歷史。

因此，我們紀念范無如區牧師，不只是為了懷念一位殉道者，更是在提醒自己：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會只歌頌勝利者；也會記得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遺忘的人。

今日的臺灣，同樣面對強權壓迫、認知作戰與歷史詮釋權的爭奪。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建立一種成熟的公民文化：不神化權力、不浪漫化戰爭，而是以人的尊嚴、自由與真實作為歷史理解的核心。

范無如區牧師的故事，也讓我們重新思想信仰真正的力量。信仰，不只是個人的靈性安慰。真正的信仰，會使人即使身處暴力與威脅中，仍然選擇誠實、憐憫與承擔。

而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也應當有勇氣誠實面對歷史的複雜性。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再次被單一權力所壟斷的歷史敘事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