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共產」概念的歷史變化

重新理解「共產」概念的歷史變化

—從「社會主義」到「第三國際共產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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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重新檢視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民主、人權與現代政治歷史。

若不區分不同時代「共產」一詞的歷史語境，很容易產生歷史錯置（anachronism）：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追求勞工權利、民主改革與社會正義的人，直接等同於後來列寧式、史達林式，甚至毛澤東式的極權共產主義。這種簡化，不僅缺乏歷史學的嚴謹，也容易延續冷戰時代的威權敘事。真正成熟的歷史理解，必須區分不同時代的思想脈絡與政治文化。

▋「共產」在十九世紀原本是廣泛而多元的概念

十九世紀歐洲的「socialism（社會主義）」「communism（共產主義）」並沒有今日那麼固定的意識形態邊界。

當時包含：

* 基督教社會主義

* 工會運動

* 烏托邦社會主義

* 民主社會主義

* 無政府主義

* 馬克思主義

* 社會民主主義

很多都會被統稱為「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甚至這些流派之間，彼此甚至經常互相批判。

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核心在於批判工業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剝削。但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民黨（SPD）內部，也有大量人自稱 socialist 或 communist，卻主張議會民主、普選制度、工會自治、社會福利改革。因此，早期「共產」未必意味：一黨專政、秘密警察、極權統治、黨國體制、個人崇拜。這些其實是二十世紀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後才形成的政治形態。

若從這些特徵來看，某些二十世紀威權政權，包括冷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戒嚴體制，反而更接近「列寧式黨國控制」的結構：高度情治監控、思想審查、政治忠誠教育、黨國不分、以國家暴力維持統治。

▋第三國際（Comintern）之後，「共產」才被列寧主義化

真正讓「共產黨」一詞產生全球統一政治意涵的關鍵，是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列寧於1919年成立：第三國際，這時「共產黨」開始有了非常明確的組織定義：權力集中制、職業革命黨、黨高於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暴力正當化、國際革命輸出。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也逐漸被納入莫斯科體系。

此後，「共產黨」已不只是社會改革思潮的辯證，而成為一套高度紀律化、中央集權化的革命體制。後來的蘇聯、中國、北韓、東歐共產政權，大多沿著這條路線發展。因此：1919年以前的「共產」，與1919年以後的「共產」，其實已經不是同一種政治文化。

我們今天所批判的，主要是第三國際之後發展出的「共產極權體制」。而中國真正全面形成第三國際式極權文化，某種程度上，則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高峰：個人崇拜、群眾鬥爭、思想清洗、政治宗教化、全面監控與社會恐怖，皆在此時高度制度化。

▋用後來的「共產極權」回頭定義早期左翼，容易造成歷史誤判

這是歷史學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例如：

1. 臺灣日治時代的左翼人士，不等於後來的毛式極權支持者

1920至1930年代，許多臺灣知識份子受到：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反殖民思想、民族自決的影響。包括蔣渭水、蔡培火，林獻堂周邊部分青年，臺灣文化協會左派。

當時日本殖民警察常以「赤化」描述這些運動者，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支持：史達林大清洗、極權國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

許多人追求的，其實是：勞工權益、臺灣自治、民族解放、普選制度、社會公平，這與後來冷戰時代「共匪」的政治定義，差異極大。

2. 歐美許多早期社會主義者，本質上是民主派

例如：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議會改革、漸進民主、工會運動，反對暴力革命。

而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甚至批判列寧壓制民主。她有名的一句話：「自由永遠是持不同意見者的自由。」這與後來第三共產國際的蘇聯體制有根本差異。因此，把所有「左派」都視為「極權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歷史上的過度簡化。

▋冷戰威權體制經常把所有改革力量都貼上「共產」標籤

冷戰時代，「反共」經常被威權政權當作政治統治工具。

在冷戰期間：美國麥卡錫主義、國民黨白色恐怖、韓國軍政府、拉美軍事獨裁。都曾把：工運、農運、學生運動、人權運動、民主改革，直接貼上「共產黨」標籤。如此就能合理化：監控、逮捕、刑求、思想審查、軍事審判與屠殺。

例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統治者逮捕左派知識分子，如許強、郭琇琮、黃溫恭、吳克泰、葉盛吉、蔡鐵城、吳麗水、丁窈窕、施水環、方玉琴等人，就是貼上「共產黨」的標籤，並加以槍決。

臺灣在戒嚴統治、《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條」時代，「思想傾向」本身就可能入罪。因此，今日若仍用冷戰威權語言，把所有早期左翼思想都視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其實是延續威權時代的邪惡行徑。

▋民主社會主義與第三國際共產主義，本質差異極大

可以簡單對照：

| 民主社會主義 |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 |

| 多黨民主   | 一黨專政     |

| 議會政治   | 革命先鋒黨    |

| 言論自由   | 黨控制媒體    |

| 工會自主   | 黨控制工會    |

| 公民社會   | 黨國體制     |

| 社會福利   | 國家極權     |

| 漸進改革   | 革命暴力     |

因此，把兩者混為一談，就像：「因為中國自稱民主，所以民主等於中國。」這顯然不成立。

▋神學與公共倫理角度也必須避免歷史妖魔化

許多十九、二十世紀初的基督徒社會運動者：關心工人被剝削、關心貧窮、關心童工、關心殖民壓迫，因此支持某種「社會主義」。

例如：美國社會福音神學家華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所推動「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他並非極權主義者，而是主張：上帝國應彰顯社會公義，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得救，必須改革壓迫結構。因此，「追求社會正義」與「支持極權共產黨」之間，不能畫上等號。這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倫理分辨。

▋今日臺灣更需要精確區分「民主左派」與「極權共產主義」

尤其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威權擴張時，更需要概念清楚。因為中國共產黨如今實際上已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政黨，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數位監控威權、民族主義、黨國資本聯盟。它與十九世紀許多追求民主改革的社會主義者，其實距離非常遠。在第三共產國際的龍頭—蘇聯瓦解後，中共也揚棄第三共產國際路線，而宣示自己的新路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今天若將「社會主義」概念混亂，反而會：無法理解歷史、無法辨認真正威權、無法建立成熟公民社會。

歷史研究的重要責任，不是把所有人簡化成敵我標籤，而是理解：「不同時代的人，究竟在對抗什麼壓迫？又在追求什麼樣的社會？」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歷史再次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廉價的標籤政治，而是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複雜性的公民文化。當一個社會願意細緻區分概念、尊重歷史脈絡、拒絕思想獵巫，它才真正具備抵抗極權的能力。而這，也正是臺灣民主最值得珍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