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7日，納莉颱風廿五週年

⭕️2001年9月17日，納莉颱風廿五週年

水淹台北，一堂城市治理課

黃春生牧師

2001年9月17日，納莉颱風重創台灣。颱風從東北方侵入北台灣，登陸後在台灣陸地滯留將近50小時，帶來驚人的持續性豪雨。台北市在9月17日單日降雨達425毫米，基隆河水位暴漲，南港、內湖、松山、信義等地發生嚴重水患。

大量洪水從南港機廠、昆陽站、市政府站以及台鐵松山隧道等處灌入地下空間。台北捷運共有16座地下車站淹水，甚至連捷運行控中心也遭到水淹，地下四樓機房層泡水，行車控制電腦嚴重毀損。

捷運停擺，台北車站地下空間進水，鐵路與捷運兩大交通動脈同時受創。一座高度依賴地下化交通系統的現代城市，突然發現：我們以為最堅固、最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在洪水面前也可能迅速失去功能。

而納莉留給台灣更重要的一課是：災害固然來自大自然，但是災情有多嚴重，往往也與城市如何治理有關。

納莉期間，基隆河與大坑溪匯流處發生溢堤，南港、松山一帶嚴重積水；南港、成功、玉成等抽水站也遭洪水侵襲而故障，使排洪能力進一步降低。其中，玉成抽水站尤其成為災後檢討的重要案例。

台北市政府後來的資料指出，玉成抽水站當時七部機組原已全部啟動抽水，但設置於室外的冷卻水循環馬達遭市區積水淹沒，導致抽水機組因過熱而停機，使水患更加嚴重。換句話說，問題並不是「抽水機根本沒有開」，而是支撐抽水機持續運轉的重要設備本身缺乏足夠的防淹保護。

這正是防災治理最值得記取的地方：真正的韌性，不是擁有設備而已，而是極端情境發生時，設備仍然能夠運作。

2002年4月17日，監察院就納莉造成捷運淹水提出糾正，指出當時在防洪計畫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相關單位在捷運防洪整備、緊急應變演練、工程施工與驗收、地下街與捷運工程介面整合，以及地下隧道與共構設施的防洪準備等方面，均存在缺失；監察院認定這些問題是捷運淹水受創或災情擴大的肇因之一。

因此，回顧納莉，我們既不能忽略極端豪雨的自然因素，也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一句「百年難得一見」。

因為天災無法完全避免，制度性的脆弱卻可以事先改善。

納莉之後，台北捷運歷經漫長搶修。2001年10月起陸續分階段恢復營運，直到12月15日板南線市政府至昆陽段恢復，主要路網才大致恢復正常；而整套系統的全自動駕駛功能，則直到2002年2月22日才完全復原。

二十五年後重新回顧這場災難，它提醒我們的已不只是「當年台北淹得多嚴重」，而是一個面對極端氣候更加重要的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從災難中學會了如何治理城市？

氣候變遷正在提高極端降雨、都市淹水與複合型災害的風險。捷運、地下街、地下停車場、醫院、電力、通訊、抽水站與避難設施，不能只按照「平常狀況」設計，而必須思考最壞情境：當停電、淹水、通訊中斷與交通癱瘓同時發生時，城市還剩下多少維持基本生活的能力？

納莉之後二十多年，台灣的防災觀念也逐漸從「政府救災」，走向「全民防災」與社區韌性。內政部近年持續推動「防災士」培訓制度，透過基礎防救災知識、急救技能、災害風險辨識、避難收容與社區防災等訓練，讓更多一般公民具備災害發生初期自助、互助以及協助社區應變的能力。

這樣的制度尤其重要，因為大型災難真正發生時，消防、警察、醫療與政府救援能量不可能在第一時間抵達每一個角落。災難最初的幾分鐘、幾十分鐘，站在受災者身旁的人，往往不是專業救難人員，而是家人、鄰居、同事、教會兄姊與社區居民。

近年台灣進一步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防災教育的意義也因此超越傳統的颱風、地震與水災。面對可能的重大事故、關鍵基礎設施中斷，乃至戰爭造成的停電、斷水、通訊失效、大量傷患與人口避難，平時建立的防災知識、急救能力、避難收容、物資管理與社區互助網絡，同樣可以成為社會韌性的基礎。

換句話說，防災與防衛並不是兩套完全分離的系統。

一個平時知道如何面對地震、颱風與停電的社區，也比較有條件面對戰時的基礎設施中斷；一群接受過急救、避難與災害應變訓練的公民，也比較能在危機發生時減少恐慌、辨識資訊、照顧脆弱者，維持社區最基本的運作。

因此，防災士培訓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只是多了一張證書，而是讓防災能力從政府機關走進社區、學校、企業、宗教團體與一般家庭。

防災不是與自然比力氣，而是與自己的疏忽比速度；韌性也不是期待英雄從天而降，而是讓更多普通人在危機發生以前，就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2001年的納莉颱風告訴台灣：一座城市真正的現代化，不只是蓋更多捷運、更高的大樓、更漂亮的地下街；更重要的是，在災難來臨時，重要設施不會因一個冷卻馬達泡水、一處防洪介面失守或一次橫向聯繫失靈，就產生骨牌效應。

納莉颱風廿五週年，要記住：災害會考驗工程，更會考驗治理；會考驗設備，更會考驗制度；而真正的韌性，最後還要落實在每一個社區與每一位公民身上。

一個有韌性的民主社會，就是願意公開檢討失敗、追究責任、修正制度，也願意投資於公民的防災教育與互助能力，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城市治理最優先的位置。

從納莉的大水，到今日的防災士與全社會防衛韌性，我們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個「永遠不會發生災難」的幻想，而是一個即使災難發生，人民仍有能力彼此照顧、社區仍能運作、社會仍不輕易崩潰的台灣。

唯有如此，每一次災難留下的傷痕，才不只是傷痕，也能成為下一次守護人民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