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9日，台灣大學學生反對必修國父思想課程

 

⭕️1990年9月19日，台灣大學學生反對必修國父思想課程

——記念台灣教育民主化

黃春生牧師

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不只發生在街頭、國會與選舉，也曾經發生在大學的教室裡。民主化其中一項重要工程，就是追問：統治者有沒有權力規定大學生必須接受特定政治思想的教育？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失利後遷台，威權統治下的教育體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國家認同、反共教育及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政治教育。高中、大專院校設有「三民主義」等課程，中小學則透過公民、中國歷史與地理等教育內容，建立官方所期待的國家認同。

1960年代以後，大專院校的相關政治教育進一步制度化，「國父思想」長期成為大學共同必修課程的一部分。在戒嚴時代，這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學或思想史教育，而是置身於黨國體制之中，與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教育密切相關。

問題不在於孫文的思想能不能研究。當然可以。

孫文及三民主義是近代東亞政治史、中國革命史與台灣戰後政治史的重要研究對象，大學當然可以研究，也應容許不同學術觀點進行分析與批判。真正的問題在於：統治者是否可以把特定政治人物及其思想提升為不可質疑的正統，再透過行政權力規定所有大學生必須修習？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政治社會逐漸鬆動，言論自由、校園民主、大學自治與教育改革，也成為民主化不可迴避的課題。

1990年3月16日至22日爆發的「野百合學運」，更成為一整個世代重要的政治啟蒙。學生不再只是接受由上而下的國家教育，而開始追問：我們究竟是國家的「思想教育對象」，還是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民主公民？

同年9月，圍繞「國父思想」是否應繼續列為大學必修課程的爭議迅速升高。9月19日前後，大專教師與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存廢、必修或選修，以及大學課程自主權展開公開辯論。當時報紙留下大量相關討論；9月20日《聯合報》甚至以「國父思想課多半學生沒興趣」報導相關爭議，指出在民主自由的時代，不應強制大學生接受單一主義教育。另一方面，也有「國父思想」教師及政治人物強烈反對改制。相關研究整理當年的報紙資料顯示，李煥、關中等人主張大學「國父思想」課程不可廢，蔣緯國更曾將改為選修形容為「焚書坑儒」。

這場爭論真正重要的，其實遠遠超過一門課程。

它碰觸的是威權教育與民主教育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威權教育要求學生接受答案；民主教育訓練學生提出問題。

民主社會並不是沒有共同價值。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人的尊嚴，以及對弱勢者權利的保障，都需要透過教育一代又一代地學習。然而，民主教育與政治灌輸的關鍵差異在於：民主教育不能要求學生把某位政治領袖、某個政黨或某套政治學說視為不可批判的真理。

1990年的爭議之後，大學共同必修制度逐步調整，「國父思想」也走向「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等新的課程架構。但真正具有憲政里程碑意義的轉折，發生在1995年。

1995年5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80號解釋，明確指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的學術自由，就大學而言，包括「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而大學課程如何訂定，是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的重要學術事項，因此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大法官並認定，教育部透過《大學法施行細則》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以及以共同必修科目限制學生畢業資格，相關規範欠缺法律授權，與憲法保障大學自治的意旨不符。

釋字380號的重要意義，不宜簡化為「大法官宣布國父思想違憲」。

它建立的是一項更深刻的民主原則：政府不能任意以行政命令決定大學必須教什麼；課程自主本身就是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一部分。

這是台灣教育民主化極重要的一步。

其後，台灣的公民教育也逐漸從過去以特定政治思想為核心的訓育模式，轉向民主政治、法律、社會與經濟等領域的公民素養教育。今天回頭看，兩者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國父思想」換成「公民與社會」，而是教育理念本身的轉變：從要求人民忠於一套政治思想，逐漸走向培養公民理解制度、分析權力、辨識資訊、參與公共事務並保障他人權利的能力。

到了今天，這項轉變仍然持續。

現行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中，「公民與社會」是分科測驗的考科，內容涵蓋政治、社會、法律與經濟等領域；大考中心近年的命題也特別強調公共議題、生活情境、資料判讀，以及原住民族、勞動、性別、障礙者等不同處境群體的權利議題。換句話說，公民教育的目的，已不應是教學生背誦「標準政治答案」，而是培養他們面對複雜社會時分析、判斷與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

1990年9月的那場校園爭論，因此值得被記得。

那些學生所挑戰的，不只是四學分的必修課，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在民主國家裡，誰有權決定我們應該相信什麼？

民主教育給出的答案，不應是政府替人民決定思想，而是教育人民具備獨立思考、公開辯論與自主判斷的能力。

大學不是思想統一的工廠，而應是自由思想彼此辯論的場所；教育不是把既定答案裝進學生腦袋，而是幫助下一代學會追問：證據在哪裡？權力如何運作？制度是否公平？少數者的權利是否受到保障？我們如何在意見不同時，仍然共同生活？

從「國父思想」的強制必修，到大學自治與現代公民教育的建立，台灣走過的其實是一條從「被要求相信」，走向「有權自由思考」的道路。

這也是民主最珍貴、卻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項成果。

9月19日，記念台灣教育民主化的一頁。

真正自由的教育，不是告訴下一代「你必須相信什麼」，而是保障每一個人都有追問、質疑、研究、辯論，以及形成自己判斷的自由。

而一個民主社會最需要培養的，也從來不是順從權威的人，而是能夠思考、願意承擔公共責任，也懂得尊重別人同樣擁有自由的人。

圖：中國國民黨下令各級學校加強黨義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