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返回日內瓦

 ⭕️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返回日內瓦

改革不是掌權，而是讓信仰進入公共生活

黃春生牧師

1541年9月13日，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重新踏進日內瓦。這不是一位宗教領袖凱旋回城的故事。三年前，正是這座城市把他趕出去；三年後，也是這座城市請他回來。

十六世紀的日內瓦是一個具有高度自治傳統的城邦。加爾文抵達以前，法惹勒（Guillaume Farel）、Pierre Viret等改革者已經推動改革運動。1536年5月，日內瓦公民大會正式接受宗教改革。因此，加爾文不是帶著改革「征服」日內瓦，而是進入一座已經改革、卻仍在尋找新秩序的城市。

▋第一次來到日內瓦：改革者被改革城市驅逐

1536年，加爾文原本只是因戰爭阻斷道路，繞道經過日內瓦。法惹勒卻極力挽留這位剛出版《基督教要義》的年輕學者，要他留下來協助改革。

1537年，法惹勒與加爾文等人提出教會改革方案，主張規範聖餐、教會紀律、詩篇歌唱與信仰教育等。

問題很快出現了：究竟誰有權管理教會？是市議會？還是教會？

改革若只是把「教宗管理教會」換成「政府管理教會」，那麼教會真的自由了嗎？

加爾文與日內瓦政府在教會紀律、聖餐以及伯恩禮儀規範等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1538年4月23日，日內瓦決定驅逐加爾文與法惹勒。

加爾文於是前往史特拉斯堡，在布塞珥(Martin Bucer)影響下牧養法語難民教會。這三年的流亡，反而成為他重要的牧會學校。

他自己也是難民，因此更深理解流亡者、宗教迫害者與離鄉者的生命。後來的日內瓦也逐漸成為歐洲宗教難民的重要避難城市，大批來自法國、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改革宗難民進入日內瓦，使這座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

▋被趕出去的人，卻成為日內瓦需要的人

1539年，天主教樞機主教薩杜里多(Jacopo Sadoleto)致函日內瓦，勸這座城市重新回到羅馬教會管轄。

諷刺的是，日內瓦需要一位神學家回應這位人文主義學養深厚的樞機主教時，想起的竟然是那個一年前才被自己驅逐的人——加爾文。

加爾文雖然人在史特拉斯堡，仍然寫下著名的《致薩杜里多書》，為日內瓦的宗教改革辯護。

政治局勢改變後，日內瓦開始邀請加爾文回去。加爾文其實並不想回去。他知道等待他的不是掌聲，而是衝突、責任與一個尚未完成的改革。

但最後他把這件事理解為上帝的呼召。1541年9月13日，加爾文重新回到日內瓦。

▋加爾文返回日內瓦後，首先做什麼？——講道

加爾文回到日內瓦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宗教王國，而是重新站上講台。

他的基本方法很簡單：打開聖經，接著三年前停止的地方繼續講。

他採取連續釋經式講道，逐卷、逐章、逐段解釋聖經。後來形成相當固定的模式：主日主要講新約，週間主要講舊約；在他後期典型的服事節奏中，主日講道兩次，並在隔週的週間密集講道。

這透露出加爾文改革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真正的宗教改革，不是換一批人掌權，而是不斷讓人重新接受上帝話語的檢驗。

因此，改革宗教會真正的中心不是改革者本人，而是上帝的話語。

牧師不能成為新的教宗，政治領袖不能成為新的皇帝，國家更不能取代上帝。

所有權力都必須受到限制，也都必須接受上帝話語的檢驗與批判。

▋改革不只發生在禮拜堂

回到日內瓦後，加爾文很快推動《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1541年11月，日內瓦議會正式通過。

其中建立四種主要職分：

牧師負責講道與聖禮

教師負責教育與神學教導

長老負責教會紀律與群體生活

執事則照顧窮人、難民、病人與有需要者

照顧脆弱處境的人，尤其值得今日教會重新思想。在加爾文的教會論裡，照顧脆弱處境的人不是教會可有可無的慈善活動，而是教會制度本身的一部分。

一間教會若只有講台，卻沒有照顧受苦者的手；只有正確教義，卻對貧窮、疾病、難民與被排除者漠不關心，那麼它的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今天台灣接納離散的香港人、烏克蘭人、中國受壓迫者及其他難民，更是加爾文派的信仰實踐。

因此，加爾文的日內瓦改革不只是「宗教改革」，也是教育、社會救濟、公共倫理與城市治理的改革。

▋日內瓦不是完美的「基督教城市」

然而，我們也不應浪漫化加爾文的日內瓦。

十六世紀的日內瓦不是今日自由民主、人權與宗教自由意義下的現代社會。教會紀律與市政權力彼此交錯，也產生嚴重問題；1553年塞維特斯(Michael Servetus)遭處死，更成為加爾文生涯中無法迴避的歷史污點。

因此，紀念加爾文，不應把他塑造成沒有錯誤的宗教英雄。

改革宗真正值得繼承的精神，恰恰不是「加爾文永遠正確」，而是「教會永遠需要改革」。

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改革的教會，必須不斷被上帝的話改革。

如果十六世紀的改革者也有盲點，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教會當然更不能把自己的制度、神學、民族認同或政治立場絕對化。

▋宗教改革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改革者自己成為權威

1564年5月27日，加爾文在日內瓦離世，未滿55歲。

按照他的意願，他的葬禮極為簡樸，也沒有建立一座供後人悼念的宏偉墓碑。這或許正好成為他一生最適切的註腳。

加爾文真正想留下來的，不應該是「加爾文」三個字，而是一個問題：教會今天是否仍然願意讓上帝的話改革自己？

當教會親近政治權力，聖經是否仍然能夠批判權力？

當國家要求宗教效忠，教會是否仍敢宣告「耶穌基督是主」？

當城市裡出現難民、窮人、受迫害者與被社會排除的人，教會是否只關心自己的聚會人數，還是願意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當民主社會充滿仇恨、假訊息、貧富差距與權力誘惑時，改革宗信仰能否再次提醒我們：沒有任何政治領袖是救世主，沒有任何政權是上帝國，也沒有任何教會可以宣稱自己已經完成改革。

1541年9月13日，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真正值得紀念的，不是一位偉人「回來了」，而是一個更困難的信仰功課重新開始：

回到聖經，改革教會；限制權力，建立制度；教育下一代，照顧貧窮者；接納流亡者，守護人的尊嚴。

改革從來不是完成式。

一間真正改革的教會，永遠是一間仍願意被改革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