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日，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後一哩路

紀念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日，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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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二戰時期的多數同盟國代表，在美國舊金山簽訂《對日和平條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因為在舊金山簽訂，而通稱《舊金山和約》的國際條約，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秩序重整的重要文件，更深刻影響臺灣迄今未竟的國家定位問題。

歷史從來不是塵封檔案，而是今天政治現實的根源。理解《舊金山和約》，才能理解臺灣為何仍走在成為正常國家的道路上。

1895年，日本依《馬關條約》自大清帝國取得臺灣與澎湖。就十九世紀國際法框架而言，這是以條約形式完成的主權移轉。無論今日我們如何評價帝國主義，當時的法律形式具有國際效力。臺灣因此成為日本統治領土，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

二戰結束後，蔣介石政權受盟軍指令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澎湖，以及北緯16度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寮國部分地區）的日軍投降，後來蔣介石卻因戰敗轉為盤踞臺灣。然而，「受降」與「取得主權」是兩件不同的事。軍事佔領、行政管理，不等於最終主權歸屬。戰後初期，包括當時許多國際法學者與決策者，都清楚知道臺灣地位須待正式和約處理。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多數同盟國簽署《舊金山和約》，並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條約第2條明定日本放棄對臺灣與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又依照第23條列出了主要佔領權國，即美國。依據戰爭法（Occupying Law），主要佔領權國—美國，在法律上對臺灣保有最高管轄權。而美國《臺灣關係法》將現狀的統治者稱為「臺灣治理當局」，這正是戰後臺灣地位問題的核心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簽署國之中並不包括「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兩個中國政權皆未參與此和約主體安排。換言之，任何單方面宣稱「和約已將臺灣交給某中國政權」的說法，都難以完全符合條約文本與國際法原則。這也是為何臺灣問題至今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歷史遺留的國際法與人民自決問題。

然而，歷史並未停在1952年。自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臺灣人民透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公民社會成熟與司法改革，持續向世界展現：臺灣真正的政治主體，不是外來政權的歷史宣稱，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1996年3月23日總統直選尤其具有象徵意義。總統直選向全世界彰顯臺灣「主權地位」(status of sovereignty)屬於全體住民。當人民以普遍、自由、直接的選舉決定最高領導人時，主權實質上已由人民行使。對許多國家而言，直接選舉總統或許只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對經歷長期威權統治的台灣而言，這場選舉象徵著政治權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這不僅是臺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更向世界清楚表達：臺灣不是主權未定，而是主權已確定30年。因此，臺灣今日面對的課題，不是是否已具備國家條件，而是如何完成最後一哩路：讓事實上的民主國家，成為法理上與國際上被正常對待的國家。

這最後一哩路，包含幾項關鍵工作：第一，深化民主制度，防止任何威權勢力滲透與侵蝕。第二，凝聚公民共識，以人民意志決定國家未來。第三，推動憲政正常化，使現行體制更符合臺灣現實。第四，持續擴展國際參與，讓世界看見臺灣是負責任、自由且可信賴的夥伴。

《聯合國憲章》與《國際人權公約》皆肯認人民自決原則。臺灣的未來，理當由臺灣人民共同決定自己的「主權國地位」(status of sovereign state)，而不是由歷史殘影、威權敘事或外部強權替我們決定。紀念1952年4月28日，不是停留在條約考古，而是提醒我們：歷史尚未寫完，篇章仍在手中。

七十多年過去，臺灣已從被支配的島嶼，成長為自由民主的社會。前人走過漫長黑夜，我們更應珍惜晨光。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後一哩路，也許艱難，但方向已清楚。畢竟，一個成熟的人民，不會永遠借住在別人的歷史裡。臺灣，終將以自己的名字，站立於世界。

🎞圖：出生台灣，NASA太空人林琪兒拍攝

紀念北京427大遊行，祈願威權解體，人民不再做奴隸

紀念北京427大遊行，祈願威權解體，人民不再做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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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9年4月27日，北京街頭湧現數十萬人潮。那一天，學生走出校園，市民走上街道，工人、教師、記者、退休者與青年共同匯聚成一股歷史洪流。這場被稱為「北京427大遊行」的行動，是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轉折點，也是威權高牆出現裂縫的一刻。

此前，中共官方以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將學生悼念與請願運動定性為「動亂」。這是典型威權統治的獨裁操作：凡要求改革者，即被污名；凡尋求自由者，即被視為敵人。於是，427遊行不只是一次示威，更是一場對謊言集團的反駁。人民以雙腳投票，告訴獨裁政權：你們無權壟斷真理。

那一天，北京市民主動保護學生隊伍，向遊行者遞水、鼓掌、歡呼。警察與軍警系統一度未能執行高壓命令。這說明一件事：再強大的威權體制，只要人民不再恐懼，它就開始鬆動。極權最依賴的，不是坦克，而是人民心中的沉默。

427大遊行最珍貴之處，在於它讓世界看見：中國人民並非天生順服，也不是注定接受專制。當人民有機會發聲，他們同樣渴望民主、法治、尊嚴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這是人性普世的呼聲，不分民族，也不分制度。

然而，歷史也留下深刻教訓。當時運動雖爆發巨大能量，卻仍受限於學生主導、社會組織薄弱，以及對政權本質認識不足。許多人仍期待與當局「對話」，盼望改革可由上而下賜予。但威權政體最擅長的，正是拖延、分化、收編與鎮壓。最後，六月四日的悲劇證明：沒有制度制衡的權力，不會因善意請願而自我節制。

有人說，八九六四的鎮壓已經徹底澆熄中國民主的火苗。這種說法只說對了一半。坦克車確實輾碎了廣場上的帳棚，屍橫片野、血肉模糊，槍聲確實壓下了街頭的呼喊，監獄確實囚禁了許多勇敢的人；但它無法消滅人心對自由的渴望。威權統治者可以刪除課本，可以封鎖網路，可以禁止紀念，卻不能永久抹去歷史記憶。被壓抑的火種，往往轉入地下，在沉默中等待風起。

事實上，六四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從未真正停止追問。從維權律師、公民記者、勞工抗爭，到近年的白紙運動、青年躺平、對極端防疫政策的反抗，都顯示民主火苗並未熄滅，而是以新的形式存在。火焰不一定總在廣場燃燒，有時藏在一句真話、一張白紙、一個拒絕屈服的眼神裡。

聖經出埃及記記載，以色列人在法老奴役下呼求，上主聽見受苦者的哀聲，並帶領他們走向自由。這段信仰傳統提醒我們：奴役不是命定，壓迫不是永恆，帝國不是上帝。凡踐踏人性尊嚴的威權獨裁，終將面對歷史審判。

因此，紀念我們的鄰國——中國北京427大遊行，為受壓迫的中國人民祈禱，祈禱他們不要沉溺悲情，而能勇敢挺身、堅持盼望。我們祈願中國也能迎來民主轉型，法治取代人治，公民社會取代恐怖統治，新聞自由取代宣傳機器，選票取代密室鬥爭。

人民不是統治工具，更不是待管理的牲口。人民是有尊嚴、有思想、有靈魂的人。1989年4月27日，北京街頭的人民曾大聲唱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句話真正的力量，不是所謂的國歌，而在人民終有一天會把它唱成現實。

1960年4月26日，中橫通車：當我們談工程，也要談歷史的真相

⭕️1960年4月26日，中橫通車：當我們談工程，也要談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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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60年4月26日，台灣中部東西橫貫公路正式完工通車。這條穿越中央山脈、連結台中與花蓮的重要道路，長年被視為戰後台灣重大建設象徵。它確實是一項艱鉅工程，也凝聚許多勞動者的汗水與犧牲。然而，若我們只記得一種版本的故事，而遺忘更完整的歷史脈絡，那麼紀念就容易變成神話，歷史也會失去教育人民的功能。

許多台灣人成長過程中，提到中橫，往往立刻想到「榮民胼手胝足開山闢路」「從無到有完成不可能任務」的敘事。這些付出當然值得尊敬，參與工程者冒著落石、坍方、惡劣氣候與高山風險施工，確有真實艱辛。但問題在於，若官方宣傳只剩這一段，就會遮蔽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中橫並非憑空誕生，它建立在更早期的道路基礎之上。

早在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為了山地治理、交通聯繫與資源調查，已陸續推動中央山脈橫斷道路建設。1910年代的「橫斷道路」工程，以及1930年代完成的「合歡越道路」，都已在今日中橫路線周邊打下基礎。「大タロコ峽入口」(大太魯閣峽谷入口)，更曾是當時學生、機關與旅行團體熱門的合影地點。換言之，戰後的中橫工程，並不是在一片空白地圖上畫出第一條線，而是在既有路基、山徑與工程經驗上進行擴建、改線與汽車化升級。這樣說，並不是否定戰後工程的成就，而是讓我們理解：歷史往往是累積，不是憑空創造。

另一個長期被淡化的事實，是美援對戰後台灣基礎建設的重要角色。1950年代至1960年代，美國對台經濟與建設援助廣泛投入交通、農業、電力、公共衛生等領域，中橫工程亦受惠於此一國際資源背景。若只宣稱一切全靠黨國英明領導，而不提外援資金與技術條件，這不是歷史教育，而是政治剪輯。

威權體制最擅長的，不只是建設本身，而是建設敘事的壟斷。它把複雜歷史剪成單一英雄故事，把多方貢獻濃縮成統治者的功績，把人民的勞動、殖民時期的基礎、美援的支持，都收編進官方宣傳劇本。久而久之，社會記得口號，卻忘了事實。

這種現象並不限於中橫。從「黃金運台奠定繁榮」到「三個月創造發電奇蹟」等說法，都曾在教材與宣傳中被過度神化國民黨威權統治者。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怕神話破滅，因為真相比神話更有力量。真相讓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進步，往往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族群、不同國際條件共同累積，而不是某一政權單獨施恩。

今天紀念中橫通車，我們最應該致敬的，是所有參與這片土地建設的人：包括原住民族世代對山林道路的知識、日本時代的工程者、戰後投入勞動的榮民與工人、提供資源的國際夥伴，以及長年維護道路安全的無名工作者。歷史不是獨角戲，而是合唱團。

認識歷史真相，不是為了抹去誰的功勞，而是拒絕任何人壟斷功勞。當每一段記憶都回到它應有的位置，我們才真正學會尊重土地，也學會尊重彼此。

山路會坍，但真相不該坍方。中橫提醒我們：道路能穿越高山，誠實能穿越時代。

4月25日紀念廢國大之後：台灣需要一部使國家正常化的新憲法

4月25日紀念廢國大之後：台灣需要一部使國家正常化的新憲法

黃春生牧師

2000年4月25日，台灣憲政史迎來關鍵一頁。國民大會通過修憲案，以制度轉型的方式，將自身改為「任務型機關」，並把絕大多數職權移轉至立法院，國大代表選舉自此停辦。這不只是機關裁撤，更象徵威權時代的舊法統開始退場，也代表孫文所設計、以國民大會為核心的五權憲法體制，正式走入歷史。

4月25日紀念廢國大的日子，回顧這一天，我們應追問更深的問題：既然國民大會已成過去，台灣是否也該邁向一部真正屬於人民的新憲法？

國民大會曾是威權統治的重要象徵。許多代表在中國大陸選出，1949年後卻長期留任，不經改選，被人民譏為「萬年國代」。這些既無民意基礎、又無法反映台灣現實的代表，長期壟斷修憲與總統選舉權力，違背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主權在民、定期改選、人民授權。

1990年野百合學運，就是對這套失真的制度發出怒吼。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推動全面改選。那一代青年拒絕接受「七百多個皇帝」決定台灣命運，也拒絕以虛構的「代表全中國」神話，壓制台灣這塊土地人民的民主權利。

隨後，大法官釋字第261號要求老國代、老立委、老監委退職，台灣才逐步迎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可以說，廢除國民大會，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成果，把國家還給人民的過程。

然而，民主化雖然成功，憲政正常化卻尚未完成。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於1947年的中國大陸，其背景、疆域設計、權力架構與政治想像，皆非為今日台灣而生。這部憲法原本規範的是一個中國內戰前的政治共同體，如今實際適用範圍卻僅及台澎金馬。文字與現實長期脫節，形成制度上的曖昧與矛盾。

例如：國家領土如何界定？國家名稱與國際認知如何一致？中央政府體制究竟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監察院與考試院是否仍有存在必要？地方自治權限如何明確保障？對外關係如何符合現實主權地位？這些問題，台灣社會幾乎天天面對，卻始終缺乏清楚的憲法答案。

結果就是政治衝突反覆上演：有時行政權推動困難，有時又權力過度集中；有時國家定位模糊，讓外界困惑，也讓內部爭論不休。憲法若不能成為秩序之源，反而成為矛盾之源，便失去了憲法本應具備的功能。因此，台灣下一階段改革，不該是修修補補，而是誠實面對制憲課題。

一部屬於台灣的新憲法，應建立在四項核心價值之上：第一，人權保障。將自由、民主、性別平等、宗教自由、原住民族權利、社會權與世代正義明確入憲。第二，權力分立。建立清楚有效率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體制，避免疊床架屋。第三，地方自治。讓中央與地方權責分明，提升治理品質。第四，國民主權。國家的定位、名稱與未來，由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民共同決定。

有人說，新憲法太困難。確實，制憲從來不容易。但民主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若前人因困難而放棄，就不會有野百合學運，不會有總統直選，也不會有今日的自由台灣。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憲法時刻。那是人民意識成熟、制度需要更新、歷史要求前進的時刻。2000年4月25日，國民大會退場，舊時代落幕；那麼下一個歷史課題，就是讓台灣擁有一部符合現實、反映民意、面向世界的新憲法。

憲法不是神主牌，也不是古董展示品。憲法應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契約，是自由社會的骨架，是國家前行的指南針。廢國大，是拆除舊屋的第一步；新制憲，才是興建新家的開始。台灣已走過漫長民主路，現在，是時候為下一代預備一個更正常、更清楚、更有尊嚴的國家。

1980年4月24日：基於信仰與良心，高俊明牧師被捕

1980年4月24日：基於信仰與良心，高俊明牧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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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被國民黨威權政權逮捕。這不只是一起司法案件，更是台灣民主史上一頁沉重的見證：當國家權力壓迫人民時，仍有人願意憑著信仰、良心與勇氣挺身。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當局隨即展開大規模搜捕。三天後，鎮壓行動全面展開。12月23日，時任傳道師許天賢在台南白河林仔內教會主日禮拜講壇上，竟當眾遭警總人員從講台拖走。連敬拜場所與講壇都無法倖免，顯示當時威權體制對宗教自由與人身自由的踐踏，已毫不遮掩。

身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高俊明牧師，因協助遭通緝的施明德藏匿而被捕，後遭判刑七年、褫奪公權五年，政治黑牢入獄4年3個月又21天。表面罪名是「藏匿」，實質原因卻遠不止於此。

高俊明牧師在回憶錄《十字架之路》中清楚指出，政權要逮捕他的真正原因有三：

第一，他們認為我應為長老教會三次聲明負責；尤其第三次的「人權宣言」，主張「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更是讓國民黨政府無法忍受；

第二，我始終主張應該重新加入普世教協，不應該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

第三，藏匿施明德事件只是導火線。我若不下獄 於藏匿案，也會下獄於別的案件；總而言之，我都無怨無悔。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只是該事件因我而牽連太多人，尤其是林文珍女士的犧牲最大，至今我一想起她的受苦，仍心痛如絞。

這段自白極具歷史重量。它說明高俊明並非因個人私利涉案，而是因為教會公開關懷人權、民主、自決與國際參與，而成為威權體制打擊的對象。當政權害怕一位牧師，往往不是因他擁有武器，而是因他擁有真理與人民的信任。

基督信仰從來不只是私人靈修。先知傳統呼喊「行公義、好憐憫」，耶穌也宣告要使受壓制者得自由。當政治權力踐踏尊嚴時，沉默並非中立，而可能成為共犯。高俊明牧師的選擇，正是把信仰落實在歷史現場：保護受迫者、對抗不義制度、承擔十字架代價。

高俊明牧師說：「有幸為台灣下獄，我深以為榮。」這句話不是在美化苦難，而是將坐牢轉化為對土地的愛與對未來的盼望。真正的自由，往往由那些曾失去自由的人替我們爭取而來。

今日台灣享有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更應記得這些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在牢房、法庭與黑名單中換來的成果。當我們輕忽民主、縱容威權語言、對迫害歷史失憶時，就是辜負前人的犧牲。

1980年4月24日，高俊明牧師被捕；但被囚禁的只是身體，不是真理。鐵窗可以關住人，卻關不住盼望。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台灣的自由得來不易，需以民主制度守護；民主制度要長久，仍需人民的良知與勇氣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