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林恩魁紀念日
在黑暗中點燈的人——仁醫林恩魁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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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5月7日，是一個值得台灣社會與教會共同記憶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紀念一位在威權陰影中仍然選擇行公義、好憐憫的基督徒——林恩魁長老。他的一生，彷彿是一部結合苦難、信仰與公共責任的見證史，也是一則提醒：在最壓迫的時代，人依然可以活出上帝國的光。
林恩魁（1922–2015），出生於高雄茄萣，自年少時即展現強烈的公共意識與求知熱忱。他在台南二中求學期間，台灣意識逐漸萌芽；1936年在教會受洗，信仰成為他生命的根基。後來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再轉入台灣大學醫學院，走上一條醫者之路。然而，他的人生並未停留在專業成就，而是被時代強行推入政治迫害的歷史裂縫中。
戰後台灣在威權統治之下，知識分子成為高度監控的對象。林恩魁在大學期間參與讀書會，關心社會現實，卻因此遭羅織罪名。1950年，他在高雄旗山醫院行醫時被逮捕，1951年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七年，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之一。
然而，威權的邪惡，並未奪去他的醫者之心。在綠島監禁期間，面對資源匱乏與醫療崩潰的處境，林恩魁與一群同為政治犯的醫師組成克難醫療團隊。他們在昏暗燈光下進行手術，在設備簡陋、藥品失效的條件中搶救生命。林恩魁曾回憶，第一次為盲腸炎患者開刀時，內心極其沉重，只能在心中向上主祈禱，求賜智慧與勇氣。最終，患者奇蹟似地存活下來。
這一幕，幾乎可以視為現代版的「好撒馬利亞人」故事（路加福音10章）。在制度性不義之中，他沒有選擇冷漠，而是以行動回應他人的苦難。這正呼應了聖經中先知傳統對信仰的理解：真正的敬虔，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是否實踐公義與憐憫（彌迦書6:8）。
出獄後，林恩魁並未因創傷而退縮。他創立外科醫院，繼續服務人民；同時，也在教會中忠心服事，擔任長老、教導信徒。他深知語言是信仰的橋樑，在國語政策壓制本土語言的年代，他毅然投入《聖經台語漢字本》的翻譯工作。
這項工程歷時十年，於1966年完成出版。這不僅是一項語言工程，更是一種神學宣告：上主的話語，不應被任何政權壟斷，而應以人民的語言被理解、被傳講。正如神學家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所強調的，聖經詮釋必須回到被壓迫者的處境，使信仰成為解放的力量，而非壓迫的工具。
林恩魁的翻譯工作，也可從語言神學的角度理解。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身份與尊嚴的承載體。在台語被邊緣化的時代，他的努力等同於為台灣人民奪回詮釋信仰的主體性。這與後殖民神學家Richard A. Horsley所批判的帝國語言霸權形成鮮明對照。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這段歷史的倫理控訴。白色恐怖時期，大量無辜人民被監禁、迫害，知識與良知被視為威脅。林恩魁的遭遇提醒我們：當國家權力失去制衡，法律便可能成為壓迫的工具。這正呼應政治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對權力的警告——人類的罪性，使得任何制度都必須接受監督。
然而，林恩魁的生命並未停留在控訴。他用一生證明，苦難可以轉化為祝福。他在獄中醫治人，在出獄後醫治社會，在教會中醫治靈魂。他不是歷史的受害者，而是上帝國的見證者。
2015年5月7日，他安息主懷，旅世92年。這一天，不只是告別一位醫者，更是提醒我們：即使在暗世君王興起的時代，仍然選擇點燈。
今日的台灣，已走過威權統治，但歷史的記憶不能遺忘。當我們紀念林恩魁長老，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在問：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是否也願意為公義發聲？是否願意為弱勢伸手？是否願意讓信仰成為行動，而非口號？願我們記得這位仁醫的見證，也願我們在各自的位置上，成為那一點微光。
因為，有些光，不需要很亮——只要不熄滅，就足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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