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9日 星期一

當主教成為掌權者的公關:香港聖公會失落的先知良心?

 想了好幾天,還是忍不住要為罹難者的公義發聲

⭕️當主教成為掌權者的公關:香港聖公會失落的先知良心?

從宏福苑大火168條人命,反思教會究竟站在誰的一邊

黃春生牧師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奪走168條寶貴生命,1,984個家庭受到影響。這不僅是一場火災,更是一場必須追究制度失靈、監管缺失與公共責任的重大悲劇。


2026年10月29日,香港政府公布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指出獨立審查組、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在監管方面存在不足與缺失。行政長官李家超代表政府道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請辭,政府宣布推動改革。


然而,道歉是否等於公義?一名局長下台,是否代表所有應負責任的人都受到問責?受害者的傷痛、居住權益與求償需要,是否真正獲得尊重?

這些問題還有待持續追問。


令人遺憾的是,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陳謳明、副首席主教郭志丕與主教謝子和,竟在10月31日聯名發表〈一夜雖有哭泣,早晨便得歡呼〉牧函,對政府願意「誠實面對」表示肯定,並對何永賢請辭表達惋惜。


三位主教固然提及災民的悲傷,也呼籲社會繼續同行;但整篇牧函對政府問責的正面評價,卻使人不得不提出一個嚴肅的神學問題:當168條生命尚待公義伸張,教會領袖為何急於替掌權者宣布新的早晨已經來臨?


▋曲解詩篇:將上帝的恩典偷換成政府的政績


三位主教引用《詩篇》30:5:「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這節經文原本是苦難中的盼望,三位主教卻錯用在政治語境中,成為要求受害者儘快走出悲傷。


《詩篇》第30篇是一首個人感恩詩。詩人經歷危難,向上主呼求,因蒙拯救而獻上感謝。整篇詩歌的主體是上主的拯救,而不是任何人間統治者的治理成績。


詩人之所以能夠歡呼,是因為上主施行拯救,不是因為政府發布調查報告。


因此,將這節經文放在讚揚政府道歉、肯定行政改革、惋惜官員辭職的論述之中,至少造成一種值得警惕的神學錯置:上主所應許的拯救,彷彿被政府的行政作為取代。


這正是政治權力挪用宗教語言最危險的地方。我們不能把上帝國的盼望,降低為統治者宣傳政績的修辭。更不能把仍在哀哭的人民,變成政府改革故事中的陪襯。


▋先知的責任不是宣布平安,而是揭露不義


《耶利米書》6:14對當時的宗教領袖提出嚴厲控訴:「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人民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這段經文批判的,並不是安慰受苦者,而是在傷口尚未得到真正醫治之前,就以虛假的平安掩蓋深層危機。


今日香港的處境,使這段經文格外值得深思。如果監管失靈尚未獲得充分問責,如果受害者仍在等待交代,如果制度改革仍有待落實,宗教領袖便不應急於宣告悲劇已經轉化為祝福。


真正的牧養,不是要求受害者儘快放下悲傷,而是陪伴他們直到真相獲得釐清、公義得到伸張。真正的和解,也不是要求人民停止追究責任,而是讓犯錯者承擔責任,並讓受傷的人獲得應有的修復。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追隨基督》中批判「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提醒教會不能宣講沒有悔改的赦免。


將這項神學原則延伸到公共領域,我們同樣必須警惕「廉價的和解」:沒有充分問責,卻要求受害者寬恕;沒有制度性修復,卻宣稱社會已經重新出發。沒有公義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沒有問責的和解,也不是真正的和解。


▋教會的牧養,應當為不能發聲者開口


《箴言》31:8–9如此勸勉掌權者:「你當為不能自辯的人開口,維護一切困苦人的權利;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貧窮困苦的人伸冤。」


這段經文雖然原本是對君王的倫理訓誨,卻同樣為教會的公共見證提供重要的神學反省。


當人民遭逢重大災難,教會應該首先傾聽誰的聲音?是需要鞏固政治正當性的統治者,還是失去家人、失去居所、失去安全感的受難者?是值得主教惋惜的高級官員,還是仍然等待公道的罹難者家屬?


政府官員的辭職固然可以受到客觀評價,但如果教會花費相當篇幅肯定官員的付出,卻沒有以同樣力度追問制度責任,牧養的優先次序便值得質疑。


教會不是政府的公關部門,主教也不是行政長官的宗教發言人。


聖公會有悠久的禮儀、聖經與神學傳統,其中同樣包含社會責任、關懷受壓迫者及維護人的尊嚴。正因如此,教會領袖更應珍惜這份傳統,而不是讓宗教語言淪為政治權力的裝飾。


▋168條生命不是制度改革的祭品


三位主教在牧函中提出,希望制度因罹難者的犧牲而改善,使悲劇轉化為照亮香港的祝福。這種說法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它可能把受難者的死亡,解釋成社會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必須明確指出:168名罹難者不是為制度改革而自願犧牲的祭品。他們是應當受到保護、卻在災難中失去生命的人。


制度改革可以是災難之後必要的行動,卻不能成為合理化災難的理由。未來若有更安全的建築、更完善的監管、更嚴格的問責,那是公共權力原本就應該履行的責任,而不是罹難者必須以生命交換的恩惠。


基督教信仰宣告,上主能夠在死亡與苦難之中開創新的盼望;但這並不表示苦難本身就是祝福,更不意味造成或未能防止苦難的制度可以因此獲得赦免。


十字架的神學尤其提醒我們:上帝不是站在施暴者身旁,要求受害者接受現實,而是在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身上,與受難者認同。教會若要傳講復活,便不能迴避十字架上的苦難,更不能在尚未面對受害者傷口時,便急著替掌權者舉行慶功禮。


▋基督徒對權力的責任,是監督而不是奉承


耶穌在《馬太福音》23:23責備當時的宗教領袖,因為他們重視宗教規條,卻忽略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公義、憐憫、信實。這三項價值,是檢驗教會公共見證的重要標準。


教會可以肯定政府確實完成的改善,也可以支持真正有效的改革。但肯定不應取代監督,安慰不應取代問責,宗教語言更不應成為權力免受批判的護身符。


改革宗傳統強調,世俗權柄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其正當性必須受到公義與公共責任的約束。因此,教會既不能將政權神聖化,也不能把國家治理的成果直接等同於上帝國的實現。


這次香港聖公會三位主教的牧函,所引發的爭議不只是措辭不當,而是更根本的問題:當教會面對政府與受害者之間的權力落差時,究竟以誰的處境作為神學反省的起點?


如果教會只在人民面前宣講順服與盼望,卻不敢在掌權者面前追問公義與責任,那麼教會的先知職分便可能逐漸被馴化,成為統治者的傳聲筒。


▋真正的早晨,是公義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書》5:24宣告:「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這才是教會面對宏福苑大火時,應當不斷提醒香港社會的信仰信息。


不是用宗教話語替政府擦脂抹粉,而是要求權力接受監督。不是用廉價的希望催促人民停止悲傷,而是陪伴受難者繼續尋求真相。不是把168條生命包裝為社會進步的代價,而是堅持每一個生命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尊嚴。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封急於讚揚政府的牧函,而是一個勇於與哀哭者同哭、與受壓迫者同行、為不能發聲者發聲的教會。教會若失去先知的良心,縱然保有華麗的禮儀與莊嚴的主教禮袍,也可能失去福音最重要的公共見證。


上主的僕人,不是掌權者的化妝師。


真正值得歡呼的早晨,不是政府宣布改革的那一天,而是公義得到伸張、受害者尊嚴獲得恢復、人民不再需要為制度失靈付出生命代價的那一天。


在那一天尚未來到之前,教會最忠實的見證,不是急於歡呼,而是持續守望、持續追問,並與哀哭的人同哭。因為基督所呼召的教會,應當成為苦難者的鄰舍,而不是權力的代言人。


附件:香港三位主教〈一夜雖有哭泣,早晨便得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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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9日.阿里山大火50週年


 ⭕️2026年11月9日.阿里山大火50週年

黃春生牧師


根據陳玉峯、陳月霞《火龍119:阿里山1976年大火與遷村事件初探》(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國民黨主導阿里山沼平聚落縱火事件,威權統治者縱火強迫鄒族迫遷。


1976年11月9日凌晨,阿里山沼平車站附近突然燃起一場大火。熊熊烈焰吞噬了自日本時代逐漸形成的山區聚落,許多木造民宅、商店與旅館付之一炬,數百名居民頓時失去家園。


這場火災,並不只是台灣林業史上的一場重大災難,更是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政府統治權力、土地利益與人民居住權發生激烈衝突的重要歷史事件。


五十年過去了,阿里山的森林遊樂區早已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然而,遊客看見的是雲海、森林鐵路與櫻花,卻未必知道,在今日沼平公園所在的土地上,曾經有一個繁榮的生活聚落,也曾經有一群人民,為了保住自己的家園,與強大的國民黨統治機器對抗。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場火災的真正原因,以及當年是否涉及公權力的不法介入,至今仍有重大歷史疑問需要釐清。


▋從砍伐檜木到開發觀光:誰擁有阿里山?


阿里山的近代歷史,是一部森林資源被政權開發、地方聚落隨產業興衰而改變的歷史。


日本政府在20世紀初積極開發阿里山森林資源,1912年起開始透過森林鐵路大規模運出木材。珍貴的檜木成為殖民經濟的重要資源,也使阿里山形成特殊的伐木產業與山地聚落。


不過,日本時期並非只有伐木,也逐漸出現森林保護、造林與觀光的政策。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延續國營林業體制,阿里山的森林開採並未停止。


根據林務局委託進行的《阿里山地區自然、人文與產業變遷史調查》,1941年至1955年被歸為二戰前後的濫伐時期,1956年至1963年則包括殘存原始林砍伐與造林木處理,直到1970年代,阿里山才逐漸轉向以觀光遊憩為主的經營方式。


森林被當成國家的資源,人民卻沒有被當成土地真正的主人。更不能忘記,阿里山原本就是鄒族世代生活的傳統領域。無論日本統治,或戰後的林業政策,都必須放在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遭受限制的歷史脈絡中檢視。


▋1976年11月9日:一場大火燒毀百年聚落


沼平曾是阿里山林業的重要生活中心。


沿著森林鐵路、車站與產業設施,陸續發展出民宅、商店、旅館和各種服務設施。許多居民在這裡出生、成長、結婚、生子,一家數代與阿里山共同生活。


然而,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計畫整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原有聚落面臨遷移壓力。但1976年11月9日,統治者燃起沼平大火,「驅趕」鄒族部落。


官方林務局編年紀錄明確記載,當天上午沼平舊車站發生火災,受災77戶、324人;另一份林務局相關歷史調查則記載342名災民。這些數字雖有差異,卻足以確認火災造成相當嚴重的居住與生計損失。


最令人震驚的,不只是火災本身,而是國民黨政府對災民重建家園的態度。當年12月4日,嘉義縣政府召開災後協調會,居民堅持返回原址重建,卻未能獲得政府同意。


林務局的官方紀錄甚至將堅持重建的居民稱為「不肖災民」,指責他們抗拒森林遊樂區整建計畫。這四個字,留下了威權治理心態的鮮明證據。


當人民失去家園,政府首先關心的不是如何協助災民恢復生活,而是整建計畫能否順利推動。


一個尊重人民的政府,應當將災民視為需要保護與協助的權利主體;但是威權體制往往把人民對政策的異議,視為妨礙行政效率的麻煩。這


▋吳銘輝的抗爭:追問大火背後的權力責任


這場阿里山大火之所以引發長期爭議,關鍵之一,是當時嘉義縣議員吳銘輝對火災原因及政府遷村政策提出嚴厲質疑。吳銘輝曾連任兩屆嘉義縣議員,也是黨外政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面對林務局推動森林遊樂區整建及居民遷移,他積極協助居民爭取權益,質疑政府是否藉由觀光開發剝奪居民的生活空間。關於火災本身,吳銘輝及相關歷史敘事提出嚴重指控,懷疑火災並非單純意外,而可能涉及林務機關人員的縱火行為,甚至出現事先切斷水源的說法。


這些指控不能輕率忽略,但同樣不能在缺乏足以獨立核實的司法、鑑識及原始調查檔案時,直接認定特定官員已被證實策劃縱火。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時是否進行完整的火災鑑識?相關證據保存在哪裡?為何居民的質疑未獲得足以令人信服的交代?


吳銘輝因協助災民運送建材返山重建,與政府發生衝突,後來遭以妨害公務等罪名判處八個月徒刑。


在政治壓力與司法追訴之下,他最後逃離台灣,經由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協助赴日。1977年6月14日,他與另一位黨外人士張金策,以證人身分出席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相關小組舉辦的台灣人權聽證會。


一位地方民意代表,原本應該可以透過正常的民主制度監督行政、協助災民,最後卻必須流亡海外,向國際社會陳述台灣的人權問題。


這正是威權統治最深刻的悲劇之一:當體制缺乏有效的監督與救濟,為受害者發聲的人,自己也可能成為受迫害者。


阿里山大火不只是森林遊樂區的開發爭議,也因此成為理解台灣黨外運動、人權抗爭與威權司法的重要歷史切入點。


▋大火之後的迫遷:從人民的家園變成觀光景點


1976年大火之後,原本居住在沼平的居民並未普遍獲准原地重建。居民的要求很簡單:在熟悉的土地上重新蓋起房子,恢復生活。然而,國民黨政權的整建計畫卻朝另一個方向前進。


根據林業主管機關公布的阿里山歷史資料,多數居民在1980年前後陸續搬遷至第四分道周邊,也就是今日阿里山新站附近;原本的沼平聚落,則逐漸被改造成今日的沼平公園。


阿里山沼平的歷史聚落與今日景觀。聚落消失不僅是地景改變,也涉及居民生活史的中斷。


三十年後,阿里山居民仍然沒有忘記這段歷史。2006年11月9日,火災三十週年,居民抗議政府將昔日災區部分土地規劃供民間以BOT方式開發觀光飯店。


居民質疑:為什麼當年不准受災者在自己的家園重建,數十年後,卻可以讓企業在相關土地上興建觀光設施?當時居民甚至以臥軌行動劇重現遭迫遷的痛苦,抗議政府長期忽視地方居民的居住權與土地使用權益。


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當國家有權決定土地用途,卻不願充分保障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所謂的「公共利益」,究竟是誰的利益?


如果土地開發的成果由政府與企業享有,而土地開發的代價卻由弱勢居民承擔,這樣的現代化就必須受到檢驗。


▋彭布金之死:仍須追查的另一段歷史疑雲


阿里山大火與迫遷的相關敘事中,也出現嘉義地方政治人物彭布金的名字。有關他的政治遭遇與死亡,流傳著涉及特務迫害、醫療中遭人蓄意下毒的嚴重指控。


然而,這部分目前仍缺乏足以獨立核實的完整病歷、司法鑑識、刑事調查或其他原始檔案,因此不能直接將其死亡定性為已經證實的政治謀殺。但這不代表疑問可以就此消失。


對於威權時期可能涉及政治迫害的死亡案件,統治者有責任透過檔案開放、史料比對與獨立調查,協助家屬與社會釐清事實。真正的轉型正義,必須既有追查權力犯罪的勇氣。


▋從阿里山到蔡瑞月舞蹈社:為何台灣的文化資產總在火中消失?


阿里山大火並不是台灣唯一伴隨土地使用衝突與歷史記憶消失的火災事件。1999年10月26日,台灣現代舞先驅蔡瑞月長年使用的舞蹈研究社,通過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然而,就在10月30日凌晨,這座承載台灣舞蹈史與白色恐怖記憶的木造建築,遭到縱火焚燒。


多年累積的舞蹈文化資產受到嚴重損害,縱火者身分與事件責任也成為長期爭議。2026年7月23日,蔡瑞月文化基金會偕同公民團體前往監察院陳情,要求重啟調查,釐清縱火者身分,以及政府在保存證據、調查火災與管理文化資產上的責任。


這兩起事件的時代背景雖然不同,但它們共同提出了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當歷史建築與土地開發利益發生衝突,當文化保存與行政權力出現對立,統治者是否真正站在保存歷史、保障人民權益的一邊?


民間以「古蹟自燃」諷刺文化資產的接連焚毀。這當然不是嚴謹的火災原因判定,卻反映了人民對文化資產保護制度的深刻不信任。因為有些火災燒毀的是建築,有些火災燒掉的,更是一個社會理解自身歷史的機會。


▋五十年後,台灣仍然需要阿里山的歷史正義


1976年11月9日,至2026年11月9日,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前,台灣仍在戒嚴統治之下。人民缺乏充分的政治參與、新聞自由與司法保障;當地方居民與國家開發政策發生衝突時,往往沒有足夠的制度力量保護自己的權利。


今日台灣已經民主化,然而民主不能只停留在選舉與政黨輪替。真正成熟的民主,必須願意重新檢視過去統治權力可能造成的不義,並且在今日的土地政策、文化資產保存及原住民族權利保障上,避免同樣的錯誤再次發生。


阿里山大火五十週年,至少有三件事值得推動。


第一,重新整理與公開1976年阿里山大火及遷村事件的政府檔案,包括火災調查、消防紀錄、林務局會議資料、警備與治安機關檔案、土地使用規劃及當事人的相關證言。


第二,建立沼平聚落的歷史紀念與公共教育機制。透過口述歷史、舊照片、聚落地圖與公共展示,讓今日的遊客知道,沼平公園不只是賞櫻景點,也曾是許多家庭世代生活的地方。


第三,重新檢視政府開發與居民權利的關係。無論是森林遊樂區、都市更新或大型公共建設,都不應以效率和經濟利益為藉口,犧牲居住權、文化記憶與弱勢人民的生活。


聖經中的先知彌迦曾提醒世人:上主已經指示你何為善。他所要求的,就是實行公義,持守仁慈,以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參彌迦書6:8)


公義不是抽象的口號。公義意味著當人民受到不當對待,國家必須願意承認錯誤、調查真相、追究責任,並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


五十年前,沼平的大火奪走了許多家庭的家園;五十年後,我們不應讓這些家庭的歷史記憶,再次被觀光發展的光鮮外表所掩蓋。


一座山林的價值,不只在於它能帶來多少觀光收入,更在於它是否保存了土地的生命、人民的尊嚴,以及歷史的真相。


如果1976年阿里山大火確實涉及公權力蓄意縱火,那麼政府有責任查明並追究;即使最終無法證實縱火指控,當年政府在災後重建與強制遷移政策中的責任,仍然必須接受民主社會的檢驗。


讓阿里山不只成為觀光的勝地,也成為台灣實踐歷史正義、土地倫理與人權教育的重要場所。只有記住失去家園的人,這片土地才可能真正走向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