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1979年4月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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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在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一些時刻雖然未必在教科書上佔據醒目的篇幅，卻在歷史的轉折處留下深遠的印記。1979年4月12日，四十多位黨外人士齊聚於姚嘉文律師事務所，第二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首次公開提出「以臺灣名義爭取加入聯合國」，這不僅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宣示，更是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未來國家地位的關鍵時刻。

這份聲明的歷史背景極為特殊。1970年代末期，臺灣正面臨劇烈的國際與國內政治變動。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ROC)失去「中國代表權」，被迫退出聯合國。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建交。對長期依賴美國支持的蔣氏政權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敗，也意味著國民黨所主張的「代表中國」路線已難以為繼。

然而，面對國際局勢的巨變，蔣經國政權並沒有選擇民主改革，而是採取更嚴厲的政治控制。1978年原本正在進行的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被政府突然宣布停止。這項決定的目的十分明顯：防止臺灣人民透過選舉，表達對國民黨「一中政策」失敗的不滿。同時，情治單位也開始加強對民主運動人士的監控與打壓。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並未退縮。1978年12月25日，以余登發為代表的黨外人士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民主改革主張，包括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確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保障學術與言論自由、解除戒嚴、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及改善勞工權益。這些訴求今日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但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卻是極具勇氣的政治挑戰。

蔣經國政權對此的回應不是改革，而是鎮壓。情治單位很快炮製所謂的「匪諜案」，逮捕當時在南臺灣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為了聲援余登發，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發起戒嚴時期第一次公開街頭遊行，史稱「橋頭事件」。這場行動雖然規模不大，但卻象徵臺灣人民開始勇敢走上街頭，挑戰威權體制。

就在臺灣社會處於高度緊張之際，國際局勢也出現新的轉折。1979年4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為美臺之間建立新的非官方關係框架。在中華民國失去國際承認之後，臺灣未來的定位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1979年4月12日，姚嘉文律師再次邀集四十多位黨外人士於其事務所會面。經過討論後，他們決定再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這一次，聲明提出一項具有歷史突破性的主張：臺灣應以「臺灣」名義參與國際社會，並爭取加入聯合國。

這是臺灣民主運動中首次明確提出以「臺灣」作為國際政治主體的主張。它不再拘泥於「代表中國」的歷史包袱，而是直接面對現實：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決定，臺灣也應以自己的名義存在於國際社會之中。

事實上，這樣的理念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萌芽。1977年8月16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在當時戒嚴體制之下勇敢提出：「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份宣言不僅強調人權與民主，也指出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教會在威權年代所發出的良心聲音，成為臺灣民主與自決思想的重要源頭。

1979年的「黨外國是聲明」，正是將這樣的理念帶入政治運動之中。它不僅是對威權統治的挑戰，也是對臺灣未來的一種想像：一個以人民為主體、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正常地位的國家。

回顧今日，臺灣已經完成民主轉型，人民透過選舉決定自己的政府，也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建立更清晰的身份。然而，「正常國家」的目標仍未完全實現。臺灣仍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國際參與也面臨來自威權政權的壓力與阻撓。

因此，回顧1979年4月12日的「黨外國是聲明」，不只是歷史的紀念，更是一種提醒：臺灣今日所擁有的民主自由，來自無數前輩在威權時代的勇敢行動。他們在黑暗中提出願景，讓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國家的未來。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誕生從來不是一瞬間完成，而是在人民持續的努力與信念中逐漸成形。1979年的那一份聲明，正是臺灣走向正常國家的重要一步。而這條路，仍然在前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