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5日：當《台灣教會公報》被沒收，教會走上街頭為真理作見證

 1987年4月5日：當《台灣教會公報》被沒收，教會走上街頭為真理作見證

黃春生牧師

1987年4月5日棕樹主日。那一天上午，台南市中心瀰漫著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氛。主日禮拜結束後，分布在台南「民生綠園」圓環周邊七條道路上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與信徒，並沒有像平常一樣散去返家。相反地，他們按照前一晚已經預備好的分工，拿出標語，等待聯絡員確認訊息。當「出發」的訊號傳來，隊伍便從不同方向整齊前行，向當時的台南市政府——今日湯德章大道一號——穩步走去。

這是1987年的春天，但台灣仍然處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之中。這場由牧師與信徒共同發起的行動，是為了抗議統治當局沒收《台灣教會公報》。

事情的起點在同年2月20日。當時《台灣教會公報》第1825期及副刊《活路》第4期，因刊載與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相關的報導與反思，被警備總部所屬單位查扣沒收。對當時的威權體制而言，談論二二八、記念受難者，仍然是禁忌；對許多台灣人民而言，那段歷史仍被沉默與恐懼所包圍。

然而，對教會而言，這不僅是出版物被查扣的行政事件，更是一個關乎信仰良心的問題。福音的核心是見證真理，而真理若被權力壓制，教會若選擇沉默，信仰便會失去它的見證力量。正因如此，長老教會決定以公開行動回應這次查禁。

其實，在4月5日之前，教會已經於3月11日發動過一次牧者街頭抗議。然而警備總部仍未歸還被沒收的報紙。於是教會再次動員，在4月5日發起更大規模的行動。當天七路隊伍同步前進，最後集結於台南市政府前，人數達上千人。這在當時仍未解除戒嚴的台灣，是一件極具勇氣的群眾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抗議並不是臨時起意的街頭運動，而是一場由教會群體共同承擔的公共見證。許多信徒是在主日禮拜之後，直接從教堂走向街頭。對他們而言，這不是「禮拜之外的活動」，而是信仰的延伸。當敬拜上主的人走出禮拜堂，走進城市公共空間，正是在宣告：信仰不只關乎個人的靈性生活，也關乎社會是否活在真理與公義之中。

面對這場行動，台南市政府出面協調。警備總部方面緊急重印被沒收的報紙，並以空運與專車方式送往台南。當天適逢清明節，交通壅塞，報紙送抵市政府前時，油墨甚至仍未完全乾透。當群眾親眼看見《台灣教會公報》被歸還，抗議行動才告一段落。

這一幕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威權政權原本試圖透過查禁與沒收來壓制聲音，但結果卻迫使更多人站出來，使一份報紙成為整個社會爭取言論自由的象徵。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87年距離戒嚴解除只剩下幾個月。然而在那個「自由尚未到來」的時刻，台灣社會已經開始學習如何實踐自由。長老教會的行動，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頁。

回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可以看到一條清楚的信仰脈絡：從1970年代的《國是聲明》與《人權宣言》，到1980年代對民主與人權的持續呼籲，教會始終嘗試在信仰與公共責任之間尋找連結。對這些牧師與信徒而言，信仰不是逃離世界的理由，而是參與歷史、關懷社會的召命。

聖經的先知傳統也一再提醒信仰群體：敬拜上主與追求公義從來不是彼此分離的。先知以賽亞曾宣告：「你們要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人。」（以賽亞書1:17）這段話不僅是古代以色列的呼聲，也成為許多台灣基督徒在威權年代的信仰指引。

因此，1987年4月5日的街頭行動，不只是為了一份報紙，更是為了一項基本價值——人民有知道歷史真相的權利，有記念苦難與追求公義的權利。

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不應只把它視為教會內部的一段光榮故事，而應理解為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重要見證。那一天，牧師與信徒沒有把信仰侷限在教堂之內，而是讓信仰走進公共空間，讓敬拜與公義同行。

歷史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自動降臨的禮物，而是許多人在關鍵時刻選擇站出來的結果。1987年4月5日，長老教會牧師與信徒走上台南街頭，用信仰與勇氣回應壓迫，也為台灣社會留下了一個重要的見證——在黑暗仍未散去的時候，仍然有人願意為真理與公義點起一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