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28日: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赴臺——臺灣近代化的奠基時刻
黃春生牧師
1898年3月28日,是臺灣近代史上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日本政府任命的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正式赴臺就任。
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動盪與不穩定之中,這一對被稱為「兒玉—後藤體制」的統治組合,開啟了長達八年多的重要治理時期(1898–1906)。在這段期間,日本殖民政府逐步建立起近代行政制度、公共衛生體系與基礎建設,使臺灣在交通、城市建設與經濟制度上逐漸進入近代化的軌道。二人也被視為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一、從醫學博士到殖民行政家:後藤新平的背景
後藤新平(1857–1929)出生於日本東北的陸奧國膽澤郡(今岩手縣奧州市)。他原本是一名醫師,畢業於福島須賀川醫學校,之後進入日本內務省衛生局任職,並赴德國留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他的醫學訓練深刻影響了其行政思想。後藤常以「社會如同生物體」來理解國家治理,因此提出著名的「生物學原理」統治理論。他認為,一個社會就像一個複雜的生命系統,制度與風俗習慣如同其中的器官與神經。統治者若要改革社會,必須先深入理解其結構與運作,而不能僅以強制命令進行改造。
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後,後藤最初以衛生顧問的身分來到臺灣,著手推動公共衛生與都市改善。三年後,隨著兒玉源太郎出任總督,他被任命為民政長官,成為臺灣殖民政府實際的行政決策核心人物。
二、「兒玉—後藤體制」:殖民統治的行政模式
在制度上,臺灣總督擁有軍政最高權力,但在實際治理過程中,兒玉源太郎因日俄戰爭等軍事任務長期不在臺灣,行政權力多由後藤新平主導。
因此,1898年至1906年的臺灣政治史,常被稱為「後藤政治」時期。
後藤的殖民治理策略具有鮮明的雙重特徵:
一方面是強化控制的統治政策:
- 建立密集的警察制度
- 維持軍事力量以鎮壓反抗
- 加強對山地原住民族地區的管理
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化的建設工程:
- 進行土地與戶口調查
- 建立現代行政制度
- 推動交通、水利與產業政策
日本學者持地六三郎在《臺灣殖民地政策》中指出,後藤的治理模式受到英國殖民行政思想的影響,強調透過詳細調查與制度化管理來推動殖民統治,而不是單純依賴軍事力量。
三、「舊慣調查」:理解臺灣社會的統治工程
後藤新平最具影響力的政策之一,是推動大規模的「舊慣調查」。
為了理解臺灣社會結構,他動員大量學者與官員,對臺灣社會進行全面調查,包括:
- 土地制度
- 戶口統計
- 風俗習慣
- 地方社會組織
- 經濟活動
這些資料後來成為臺灣近代行政制度的重要基礎。土地測量與戶口調查,使殖民政府得以建立穩定的稅收制度,也為後來的土地政策與經濟發展奠定條件。
同時,日本政府也逐步推動多項制度改革,例如:
- 統一貨幣制度
- 設立臺灣銀行
- 建立度量衡制度
這些制度的建立,使臺灣逐漸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經濟體系之中。
四、基礎建設與公共衛生:近代化的具體成果
在後藤新平任內,長尾半平任總督府土木局局長(時任台北日本基督教會長老),是後藤重要營建官員。臺灣的基礎建設發展迅速,對後來的經濟與城市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交通與產業建設
- 縱貫鐵路的興建
-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規劃
- 港口與道路系統的改善
水利與農業發展
- 嘉南平原灌溉系統的規劃
- 烏山頭水庫工程的藍圖
城市與公共衛生
- 臺北現代自來水系統的建立
- 城市排水與下水道建設
東京帝國大學時,後藤新平與高木友枝就為好友,後藤新平延請高木來到臺灣,著眼於他於傳染病防治本身的強大實力與經驗。高木友枝是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今台北濟南教會)的信徒。在高木友枝的著力下,到1904年,臺北地下水道覆蓋率已居亞洲前列。公共衛生政策亦大幅降低霍亂、瘧疾等傳染病,使城市環境逐漸改善,他更被視為「臺灣醫學衛生之父」。
這些建設確實提升了臺灣的經濟與城市發展,但同時也強化了殖民政府對資源與社會的控制能力。
五、歷史的雙重面向:建設與統治
因此,評價「兒玉—後藤體制」,必須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之中。
不可否認的是,這段時期確實奠定了臺灣近代行政制度與基礎建設的許多基礎。然而,這些制度與建設並非單純出於地方發展的理想,而是服務於日本帝國的殖民治理與經濟利益。
換言之,臺灣近代化的許多制度,是在殖民統治的框架下形成的。
六、歷史的啟示:從殖民治理到自主發展
回顧1898年3月28日這個歷史節點,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兩位殖民官員的到任,而是一個時代轉折的開始。
「兒玉—後藤體制」象徵著臺灣近代化進程的重要起點,同時也提醒我們:近代化並不必然等同於自由與自主。
臺灣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殖民統治、戰後威權統治以及民主化的漫長歷程,最終逐步建立起今日的民主社會。
因此,回望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簡單地讚頌或否定,而是為了更清楚理解臺灣如何在複雜的歷史條件中,走向今日的現代社會。
1898年的那一天,確實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但真正決定臺灣未來的,並不是殖民統治本身,而是後來一代又一代人民對自由、制度與社會發展的不斷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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