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黃彰輝牧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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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黃彰輝前往英國，先在伯明罕Selly Oak學院中的Overdale學院就讀一年（1937-1938年），適應英國的生活方式和語言。1938年起他在劍橋的衛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研讀神學三年（1938-1941年）。
隨後因日本統治下台灣政局的影響，他留在倫敦住在由台灣退休的蘭大衛醫生夫婦（David Landsborough）在紅丘（Redhill）的家。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他接受邀請，在倫敦大學的「東方與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教授日語課程至1947年為止。
在英國期間，他也是備受歡迎的講員，到全英國和蘇格蘭各地方教會去分享有關台灣和普世運動的信息，有不少受到他影響的青年於戰後到台灣擔任宣教師。1941年9月16日取得英國長老教會牧師資格。1944年8月，黃彰輝和英國小姐衛妮弗（Winifred）在紅丘結婚，她也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盟友和支持者。
戰後，黃彰輝於1947年9月自英國啟程回到台灣，並積極投入神學教育的工作。1948年4月1日台南神學院復校開課，他受聘擔任講師。1949年8月，原台南神學院院長滿雄才牧師（W. E. Montgomery）退休返回英國，他於1949年8月22日受封立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以及台南神學院的院長，時年三十五歲。在戰後艱鉅的處境中，他擔任院長至1965年為止，並將該校建設為當時全東南亞數一數二的神學院。
自1953年起，他開始受邀參與普世教協（WCC）和世界長老會聯盟（WPA）的會議，並接觸普世神學思潮。自1965年起，他受邀至普世教協的神學教育基金會（TEF）工作，先是擔任副主任（1965-1970年），然後接續霍布威爾（James Hopewell）擔任主任（1970-1979年），南非神學家，也是後來知名的圖屠主教（Dr. Desmond Tutu）此期間擔任他的助理。
黃彰輝是一位能夠敏銳地辨認時代徵兆的人。自1940年代起，他就已明確感受到「現代化」、「工業化」等過程對神學的挑戰，更深刻體認到教會的宣教使命就是要「在新處境裡以積極、負責任，且富創造性的行動來回應之」。黃彰輝對普世教會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所率先使用並賦予豐富內涵的「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或稱處境化）概念。
1950年代末期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就開始以懷疑的眼光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台灣人意識和情感」的重鎮，並要求長老教會退出素有教會聯合國的WCC。在艱難的政治情勢下，黃彰輝的家人為了安全的理由先於1959年返回英國，他本人則於1965年離開台灣，成為「志願的流亡者」（voluntary exile）。雖然人在海外，他和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林宗義教授於1972年3月19日以共同發起人名義，邀請歐美各地代表21名，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喚起台灣人的自覺意識，並聲援長老教會在台灣所發表的三個信仰聲明。他也於1980年與彭明敏等海外知名人士組織、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為台灣推動外交工作，拓展國際關係。
在黃彰輝回憶錄《回憶與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揭示他「呣甘願」(m̄-kam-goān)的神學。黃彰輝的「呣甘願」不是「甘願」的對立面，而是為了上帝國的「甘願」而預備，是為了抵抗人被迫離開上帝國而產生的「呣甘願」。黃彰輝說「呣甘願」就是「抵抗」，自覺為了打破受壓迫而抵抗；為弱勢者被歧視，而「呣甘願」，有了這樣的認知，基督徒才能產出，不是媚俗的順服或是馴化於當權者的 「甘願」，來回應上帝國對於公義和愛的呼召。
黃彰輝說：「呣甘願神學」是政治的抵抗（呣願）是作為台灣人的最重要部份；而我知道它會繼續存留在我裡面，直到有一天，當作為上帝依其形象所創造之子民的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和尊嚴被每一個人所尊重為止。而那一天正是島內和海外的台灣人所習慣通稱的『出頭天』(chhut-thâu-thiⁿ)—也就是我們將要『歷劫歸來』（come through）的那一天。只有當那一天到來時，我的政治『呣甘願』才能真正除去。
1988年10月28日早上五點，黃彰輝於英國倫敦安息主懷，享年七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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