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長老教會有強烈的社會公義傳統？

為何長老教會有強烈的社會公義傳統？

黃春生牧師

近代史學之父，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約翰．加爾文是美國真正的創始者。」(John Calvin was virtually the founder of America.)法國歷史學家論到加爾文派的信徒時說道：「這些人是英國真正的英雄。...他們建立了蘇格蘭；他們也建立了美國。」另一位法國學者和歷史學家杜奇尼(D'Augibne)說：「加爾文是最偉大的共和國家的立基者。」他使美國也成為共和國家之一。二十世紀末，加拿大McGill大學歷史學教授W. Stanford Reid說：「約翰．加爾文是現代民主之父之一。」(John Calvin: One of the Fathers of Modern Democracy.)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革命軍裏超過半數以上的士兵和軍官都是長老教會的。雖然在革命軍裏的軍官階級不多，其中之一稱之為「上校」， 而所有參加美國革命的上校，除了一位之外，竟全都是長老教會的長老。說它是一場長老教會的叛變也不為過！

美國獨立戰爭當時，有一位熱心的擁護殖民地者寫信給英王喬治二世說：「我個人以為所有這些不尋常的行動都要怪長老教會。他們是煽動所有這些誇張手段的主要管道。」而當這些「不尋常的行動」傳到英國時，首相沃波爾 (Horace Walpole)在議會上說：「我們的表親美國和一位長老會的牧師跑了。」這位長老教會牧師指的就是普林斯頓的校長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他是唯一簽署獨立宣言的牧師。 

不要忘了近代中國脫離封建帝制，也是由一群基督徒所發動，這群人我們都不陌生，他們是孫中山、陳少白、史堅如、黃興、陸皓東、秋瑾、劉靜庵...黃花崗72烈士。其中，好幾位都來自長老會、聖公會，劉靜庵還是聖公會的牧師。

黃花崗檔案的研究，十幾年前在香港應該很熱，也有過幾場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相關文獻。研究發現參與黃花崗革命至少有84人，其中有五名是全職事奉的牧師。 

二十世紀北美靈修大師傅士德(Richard Foster)在《屬靈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一書說到：「生命本身就充滿政治性，若我們拒絕影響公共政策，自有其他人試圖左右它。」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中說得好：「地獄裏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一位真正靈修者也必定關注政治、社會正義與弱勢關懷。舊約第一位「沙漠修士」摩西，曾在西奈曠野四十年後，返回埃及力抗法老的獨裁。新約第一位「沙漠修士」施洗約翰，他指責罪惡不遺餘力，甚至因指責希律王的不倫婚姻，而身首異處。摩西是少數人，既得觀念不斷埋怨的百姓是多數。

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關心受壓迫農民，與抗議羅馬教廷腐敗，引起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約翰‧加爾文在日內瓦致力社會的信仰秩序，為日內瓦政府建立起百年大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靈修者，也傳承此信仰精神，關注政治、社會正義與弱勢關懷。當知，從摩西開始，歷代士師與所有先知從上帝那裏領受的使命，都是充滿濃厚的政治性，一個不關懷政治的靈修者，是不配自認是行在上帝旨意裡，更無法見證「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