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5日 星期一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

安卡拉(Ankara)是今日Turkey的首都,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

安卡拉在古代稱為Ancyra(安居拉/亞居拉),這個名稱來自希臘文 Ἄγκυρα(Anchor),意思是「錨」。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來自歐洲的凱爾特民族——加拉太人(Galatians)遷徙至此,建立自己的王國。

使徒保羅寫《加拉太書》,收信對象正是居住在加拉太地區的教會群體。

保羅在此宣告:「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加拉太書2:16)

宗教改革時期,Martin Luther甚至稱《加拉太書》為「我的凱蒂」(My Katie),因為這卷書最能表達因信稱義的福音核心。

314年,基督教歷史上一場重要會議在安居拉舉行,「安居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又譯「安卡拉會議」)。這場會議發生於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之後,使基督教合法化初期會議主要處理:迫害時期背棄信仰者如何重新回到教會,教會紀律問題,聖職制度問題。這是325年尼西亞會議以前最重要的區域性教會會議之一。

圖:Res Gestae Divi Augusti《神聖奧古斯都功業錄》,研究羅馬帝國最重要的碑文之一。


6月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615日,最後的皇軍——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紀念日

全文閱讀: https://teruo-nakamura-y0b33sm.gamma.site/

黃春生牧師


1979615日,被稱為「最後的皇軍」的中村輝夫(Teruo Nakamura)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年59歲。


然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人難忘的是他那段橫跨三十餘年的孤獨人生。

中村輝夫原是臺東都蘭的阿美族青年,原名史尼育唔(Suniuo,音譯),日本統治時期改名為中村輝夫。1942年,26歲的他以高砂義勇隊成員身分被徵召前往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服役。


19449月,同盟國軍登陸摩羅泰島。激烈戰鬥中,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與部隊失去聯繫。當時他身上的全部家當,只有兩枝三八式步槍、數十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一面鏡子與少量日用品。


由於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日軍於194411月將他列入「光榮戰死」名單。

然而,他並沒有死。他獨自一人在熱帶叢林中活了下來。


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在摩羅泰島深山裡的史尼育唔,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他而言,戰爭從未結束。他始終相信帝國仍在戰鬥,而自己仍肩負軍人的使命。


於是,他在叢林裡搭建竹屋,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取火,保存火種;採集野果、狩獵野獸、耕種作物維生。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刻意遠離村落,過著近乎魯賓遜漂流記般的生活。


一年過去。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三十年過去。


世界經歷了聯合國成立、冷戰開始、人類登陸月球、臺灣經濟起飛,而他依然停留在1944年的戰場裡。


直到1974年底,摩羅泰島居民向印尼政府通報,島上出現一名疑似「野人」的神秘人物。經過30多個小時搜尋,搜索隊終於在叢林深處發現正在劈柴的史尼育唔。消息震驚國際。


日本派遣代表前往現場,但他起初並不相信。直到昔日長官親自前來,向他宣讀日本投降的事實,告訴他戰爭早已結束,他才放下武器。


臺灣當時已經不是由日本政府統治,日本駐印尼大使館面對這樣的情況,中村輝夫應該送回日本還是臺灣?尊重中村輝夫的選擇,197518日,他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叢林,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臺灣。然而,回家並不代表真正找到歸屬。身為殖民地出身的臺灣原住民,中村輝夫的身份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他的遭遇成為戰後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案例。


他的故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人在叢林裡獨自活過三十一年?


是忠誠?是責任感?是求生意志?還是戰爭留下的巨大的創傷症候群?


中村輝夫的一生,某種程度上也是臺灣近代歷史的縮影。


他是阿美族人,卻被編入日本皇軍;他為帝國作戰,卻在戰後失去了帝國;他回到臺灣,卻發現故鄉早已不是離開時的模樣。


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傷痕消失。砲火停止之後,仍有人被困在記憶之中;和平來臨之後,仍有人需要漫長歲月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村輝夫的故事也像是一則寓言。


有時候,人會被困在過去的恐懼、創傷或使命感之中,以致無法相信新的消息已經來到。就像他始終相信戰爭尚未結束一樣,我們也可能長久活在仇恨、失敗、罪咎或絕望之中。


然而,福音的信息正是宣告:戰爭已經結束了。


仇恨不再是最後的答案,死亡不再是最後的結局。基督已經帶來和好的道路。


願中村輝夫的故事提醒我們珍惜和平,也記得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人。


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每一段受傷的生命都能重新找到歸屬。


1979615日,中村輝夫(史尼育唔、李光輝)離世,享年59歲。但他的故事,仍然提醒著世人:戰爭的代價,遠比戰場上的勝負更加深遠。


圖:2010年印尼北摩鹿加省(Provinsi Maluku Utara)摩洛泰島居民為中村輝夫樹立銅像紀念這段歷史。




2026年6月14日 星期日

番紅花城(Safranbolu)

 ⭕️ 番紅花城(Safranbolu)

名稱源自於番紅花以及希臘文 Polis (城邦),1994年Safranbolu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至今番紅花仍在番紅花城以東22公里的村落種植。

被認為是保存最完整的鄂圖曼(土耳其)古城之一。城內保存超過一千棟傳統木造鄂圖曼房屋、清真寺、商隊旅館(Caravanserai)、澡堂與市集,因此有「露天的鄂圖曼博物館」之稱。

鄂圖曼風格為兩到三層木造結構的建築,上面樓層突出於下層,並有雕刻的支架作為支撐。房屋用木材框架作為基礎,再填充土磚,最後塗上灰泥以及稻草的混合物,外牆刷上灰泥或石灰再用木頭裝飾, 內部大約有10-12間房間。

這座城市的歷史深深根植於早期基督教文明。公元四世紀後,當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並建立君士坦丁堡(今Istanbul)後,整個安納托利亞逐漸成為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中心。雖然Safranbolu本身未出現在聖經中,但它所處的安納托利亞地區,正是基督教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核心。

當時,希臘語為主要語言,東方禮儀基督教信仰普及,修道院遍布山區,教堂成為地方社會中心。Safranbolu周圍山區曾有許多基督教修道院和隱修團體。

使徒保羅宣教旅程中的許多城市都位於現今土耳其境內:
Ephesus(以弗所)
Antioch of Pisidia(彼西底的安提阿)
Iconium(以哥念)
Tarsus(保羅故鄉)

《啟示錄》中的七教會也位於今日土耳其西部。

Church of Saint Stephen 教堂建於十九世紀,反映當地曾存在活躍的希臘東正教信仰群體。然而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根據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協議(Population Exchange),大部分希臘裔基督徒遷往希臘,當地基督徒社群逐漸消失。今日土耳其基督徒人口不到總人口的1%。

Safranbolu不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鄂圖曼古城,更是一座見證安納托利亞從早期基督教中心、拜占庭文明、鄂圖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漫長歷史變遷的活教材。對研究教會史、宗教轉型與文明互動的人而言,它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地方。



6月14日,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紀念日

614日,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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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614日,是被譽為「臺灣電力之父」的 松木幹一郎 紀念日。


今日當我們打開電燈、使用冷氣、搭乘捷運、操作電腦,往往將穩定的電力供應視為理所當然。然而,臺灣能夠建立現代化電力系統,背後有許多默默奉獻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決策者。其中,松木幹一郎無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松木幹一郎於1872310日出生於日本,曾擔任東京電氣局長,具有豐富的電力建設與管理經驗。19291223日,他受命接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第三任社長。


當時的臺灣正面臨一項巨大的挑戰——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這項工程自規劃以來,日本已經從本土投入相當於今日數百億元的資金,卻因技術、財務與政治因素陷入停擺。許多人質疑: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臺灣,真的需要如此龐大的發電設施嗎?即使發出大量電力,又有誰來使用?多餘的電力如何轉換成經濟價值?


面對外界的質疑與反對,松木幹一郎沒有選擇退縮。


他一方面積極向日本本土政商界爭取支持,運用日本當時的南進政策取得資源;另一方面努力募集資金,排除各種利益團體的阻礙。同時,他也必須面對社會輿論對電價問題的批評與不滿。


松木深知,若電力無法普及,工業化便無從談起。因此,他推動調降電價,使更多家庭與企業能夠使用電力。隨著供電能力提升,臺灣逐漸發展出近代工業體系,而大量廉價且穩定的電力,也吸引高耗能產業進駐。


例如鐘淵曹達會社等現代化化學工業,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發展。換句話說,松木幹一郎所推動的不僅是一座發電廠,而是一場改變臺灣經濟結構的能源革命。


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正式完工,成為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水力發電工程之一。它利用高低落差將日月潭豐沛水量轉化為電能,不僅供應民生需求,更為臺灣工業化奠定重要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松木幹一郎並未將臺灣人排除於管理體系之外。他積極培養並任用臺灣人才,使許多本地技術人員得以參與現代電力建設工作。這種重視人才培育的精神,也成為臺灣電力發展的重要資產。


為了感念他的貢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曾在日月潭水社進水口設立松木幹一郎銅像。然而,1944年因日本政府實施「金屬類供出令」,銅像被拆除熔化作為戰時資源,原址僅留下基座。


直到2010年,承繼臺灣電力事業的臺灣電力公司重新鑄造銅像,並安置於原有基座上,使這位臺灣電力建設的重要推手,再次回到日月潭畔,繼續守望著他畢生投入的工程。


回顧臺灣歷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改變這塊土地的人並非政治領袖,也不是軍事英雄,而是那些願意以專業、遠見與毅力投入公共建設的人。


松木幹一郎所留下的,不只是發電機組與水壩工程,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眼光。他看見當代人尚未看見的需要,願意承擔巨大的風險與壓力,為下一代預備發展的基礎。


今日臺灣面對能源轉型、淨零排放與永續發展的挑戰,更需要這樣的遠見。因為真正偉大的建設,往往不是為自己而做,而是為尚未出生的人預備未來。


1939614日松木幹一郎安息,在紀念日這一天,我們不僅紀念一位工程建設者,也紀念所有曾經默默為臺灣付出心力的人。正是因為有無數這樣的先行者,臺灣才能一步一步走向今日的繁榮與進步。


而對這些為臺灣奉獻智慧、青春與生命的人,無論來自何方,我們都應當給予合宜的尊重與真誠的紀念。


備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194410月至日本投降為止,台灣電力的發電廠甚至台北的總社大廈,都遭到美軍的嚴重摧毀。二戰結束後的初期,台灣全島幾乎處於無電狀態。

當時國民政府找上由松木幹一郎提拔第一位台灣籍電氣技師朱江淮,帶領留用的數千名日籍技術人員,繼續修復日月潭發電所、修復各地被美機炸毀的發電及變電設備、完成日本人尚未完成的三大工程——烏來、天冷、霧社等發電所,才得以維持台灣全島電力的持續運轉。





2026年6月13日 星期六

學術袍、學士帽與撥穗禮的意義

 ⭕️學術袍、學士帽與撥穗禮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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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逢畢業季,畢業生穿上學術袍(Academic Regalia)、戴上學士帽(Mortarboard),在典禮中接受學位並進行撥穗禮(Turning of the Tassel)。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儀式,其實承載著八百多年大學教育的歷史傳統。


▋學術袍的起源:來自中世紀修道院


今日世界各大學所穿著的學術袍,起源於十二至十三世紀的歐洲大學。當時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多附屬於教會,教師與學生許多人本身就是修士或神職人員。由於歐洲校舍沒有暖氣設備,因此長袍與兜帽原本是禦寒衣物,也是教士服裝的一部分。後來逐漸演變成大學教師與學生的正式服飾。


因此,大學最初並非商業機構,而是追求真理、知識與信仰的共同體。學術袍提醒人們:大學不只是職業訓練所,更是追求智慧與真理的場所。


▋學士帽的由來:知識份子的標誌


學士帽(Mortarboard)源自中世紀教士所戴的方形帽。


其方形平板外觀類似陶匠盛放陶土的工具(mortar board),源自聖經「我們像泥土,你像陶匠;我們都是你親手造的。」(以賽亞書64:8),上帝塑造人類,正如老師塑造學生。此後,被稱為「學士帽」。十九世紀後,流蘇(tassel)逐漸成為學士帽的重要部分。


帽子上的四方平面也被許多人視為理性與秩序的象徵。

它提醒畢業生:

  • 尊重知識
  • 重視理性
  • 追求真理
  • 保持謙卑


▋撥穗禮:身份的轉變


畢業典禮最具代表性的儀式之一,就是撥穗禮(Turning of the Tassel)。

在北美大學的傳統中:

  • 學位授予前,流蘇位於右側。
  • 學位授予後,流蘇撥至左側。

這個動作象徵:從學生(Student)成為畢業生(Graduate)。


也代表:

  • 從學習者成為知識傳承者
  • 從受教育者成為社會責任承擔者
  • 從接受者成為貢獻者


▋撥穗的當代詮釋:批判與改革的能力


撥穗禮是將流蘇從右側撥到左側,原始的意義不明。但作為大學教育的象徵,我們仍可以賦予它更深層的公共意義。真正的大學教育,不是培養順從的人,而是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人。


因此,撥穗也可以象徵:

  • 從接受答案到提出問題
  • 從服從權威到追求真理
  • 從冷漠旁觀到承擔責任
  • 從個人成就到公共關懷


換句話說:畢業的真正標誌,不是拿到文憑,而是獲得批判思考的能力。


▋改革精神才是大學的核心價值


歷史上許多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往往都具有批判現狀的能力。


從廢除奴隸制度、爭取婦女參政權,到勞工權益、人權保障、民主化運動,無不是由願意質疑既有秩序的人所推動。


因此,若以象徵性的方式理解撥穗禮,我們可以如此詮釋:流蘇從右邊撥向左邊,不只是位置的改變,而是思想的成長;不只是完成學業,而是開始學會批判、反思與改革。


因為真正的教育,不是讓人適應世界,而是讓人有能力使世界變得更好。


▋結語


學術袍源自修道院對真理的追尋,學士帽象徵生命的塑造、承載知識傳承的使命,而撥穗禮則象徵人生角色的轉換。


當流蘇從右側撥向左側的那一刻,畢業生所獲得的,不只是一紙文憑。

更重要的是獲得一種能力:看見問題的能力、批判反省的能力、追求真理的能力,以及改革社會的能力。


願每一次撥穗,都提醒我們:知識若不能促進公義,教育便失去靈魂;而真正的畢業,始於願意承擔改變世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