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愛終止仇恨的循環——紀念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井上伊之助

 ⭕️用愛終止仇恨的循環——紀念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井上伊之助

黃春生牧師

1906年7月31日，一起發生在花蓮太魯閣地區的悲劇，改變了一位日本青年的一生，也深深影響了臺灣原住民族醫療與宣教的歷史。

當時，日本賀田樟腦株式會社一位名叫井上的技術員，前往今日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一帶工作，因當時殖民統治與原住民族衝突激烈的歷史背景，不幸遭太魯閣族族人殺害。消息傳回日本時，他的兒子井上伊之助，正從神學院畢業，參加日本基督教會舉辦的聚會。

面對父親驟逝，他悲痛欲絕，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到臺灣為父親報仇。

然而，當天聚會講員正分享耶穌的教導：「要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馬太福音5:44）

這句話深深撞擊了井上伊之助的內心。他又想起耶穌所說：「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若不是你們的天父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馬太福音10:29）

就在那一刻，他重新思考父親死亡的意義。

他相信，若生命掌握在上主手中，那麼父親的離世不應成為另一場仇恨的開始，而應成為愛的起點。

保羅在羅馬書說：「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12:21）

井上伊之助後來回憶，他真正明白了，最深刻的報復，不是讓仇敵受苦，而是讓仇恨失去延續的力量；不是以暴力回應暴力，而是用愛終止暴力。

這個信念，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正推動「理蕃政策」，對原住民族採取武力統治，同時向原住民積極推行神道教，不允許基督教宣教師自由進入部落。

井上伊之助因此改變計畫，進入醫學院學習，希望藉著醫療服務走進原住民族社群。

1911年8月取得醫師資格後，同年10月16日來到臺灣，以醫師身分深入原住民族部落，展開長達三十五年的醫療與宣教工作。

他的腳步遍及花蓮、羅東、桃園、新竹、南投霧社等地，設立診療所，治療疾病，照顧病患，也分享基督信仰所帶來的盼望。

在許多偏遠山區，當時缺乏醫療資源，他經常翻山越嶺、徒步涉水，只為替病患看診。有些地方沒有道路，他便背著醫療器材步行數十公里；有些部落沒有藥物，他便設法運送醫療用品。他所帶來的不只是藥品，更是一份對生命尊嚴的尊重。

因此，他被許多原住民族尊稱為「臺灣原住民醫療之父」，也是近代深入原住民族部落的重要基督教宣教先驅。

然而，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也應以更完整的歷史視野理解它。

1906年的事件並非單純的「原住民殺害日本人」，而是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國家權力、山林資源開發、樟腦事業擴張，以及原住民族保衛土地與生活空間等多重因素交織之下。若脫離殖民處境，只以善惡二元理解這段歷史，便容易忽略原住民族當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與衝突。

正因如此，井上伊之助的選擇才更顯珍貴。

他沒有否認自己的悲傷，也沒有掩蓋父親死亡帶來的痛苦；但他拒絕讓悲傷變成新的仇恨。他沒有拿起武器，而是背起醫藥箱；沒有選擇報復，而是選擇服事；沒有延續傷害，而是修補破碎的關係。

這正是福音最深刻的力量。

真正的愛，不是忽略公義，而是在追求公義的同時，不讓仇恨成為生命最後的答案。

在今日仍充滿戰爭、民族衝突、歷史傷痕與社會對立的世界，井上伊之助的一生提醒我們：醫治，不只是治療身體，更是修復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上主之間破裂的關係。

愛，並非軟弱，而是勝過仇恨最堅強的力量。

1906年7月31日，一場悲劇開始；1911年，一位醫師踏上臺灣；此後三十五年，他用一生證明：真正改變歷史的，不是報復，而是愛；真正戰勝仇恨的，不是武力，而是以上主的愛醫治受傷的世界。

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紀念日——談李登輝閱讀的「禁書」

 ⭕️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紀念日——談李登輝閱讀的「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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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今天（2026年7月30日），是前總統李登輝（1923.1.15－2020.7.30）安息六週年。

李登輝不僅帶領台灣完成民主轉型，更深刻改變了台灣人民對土地、國家與歷史的理解。他曾說：「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留給台灣最珍貴的遺產，不只是政權和平轉移，更是人民成為國家主人、勇於面對歷史真相的信念。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寫下一段極具信仰深度的話：

「基督教『神在內心深處』的教義，可以說是『主客易位』的契機。在充滿強烈自我意識的內心深處，有博愛寬恕的神進駐，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自然會消逝，轉變為關愛他人。」

這段話，道出了他一生的政治倫理。真正的信仰，不是藉由宗教追求權力，而是讓上主改變人的內心，使人願意放下自我中心，以愛、公義與責任對待他人與社會。

李登輝的民主信念，也展現在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1984年，李登輝擔任臺灣省主席，並被提名為副總統。當時，他奉命接待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就在一次私下會面中，李登輝悄悄將葛超智（George H.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贈送給李潔明。

這本書，在當時仍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長期查禁的禁書。

如果蔣經國知道李登輝私下贈送這本書，四年後，他很可能不會再被提名為副總統，更不可能在1988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李潔明始終保守這個秘密，直到2000年才公開這段往事。

這個細節透露出一件重要的事：早在威權體制仍然存在時，李登輝便已開始重新理解台灣歷史，也試圖讓世界知道台灣真正的處境。

葛超智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他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大規模鎮壓，後來將親身見聞寫成《被出賣的台灣》。

書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是搭著吉普車的葛超智，看見一群被繩索綑綁的台灣青年，在刺刀押送下，看到掛著美國國旗的吉普車的他，致上的敬禮，用眼神控訴著：「我們被出賣了。」

葛超智不僅記錄二二八事件，更深刻反省美國政府如何基於冷戰反共戰略，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忽略了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決與尊嚴的願望。這份反省，使《被出賣的台灣》成為研究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之一，也是理解台灣近代歷史不可或缺的經典。

正因如此，威權時代的中國國民黨極力封鎖此書。

據許多研究者指出，政府曾設法大量收購英文版，希望阻止其流傳；另一方面，又透過國安系統推動「拂塵專案」，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企圖淡化二二八事件的責任，重新塑造官方歷史敘事。同時，也資助部分海外研究計畫，希望取得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權。

然而，歷史終究無法被永遠封存。

在戒嚴年代，《被出賣的台灣》雖然遭到查禁，卻仍透過海外台灣人社團、黨外運動及地下翻譯持續流傳。許多留學生、知識分子與海外台灣人，正是在閱讀這本書之後，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也重新思考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共同體的歷史命運。許多人因此從黨國教育的框架中覺醒，開始關注台灣主體性，投入民主改革與人權運動。

歷史證明，真相或許可以被壓抑一時，卻無法永遠被掩埋。

今年8月1日，台灣教授協會將於台北濟南教會舉辦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經典譯校版新書發表會。這次譯校集結台灣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只是重新翻譯一本經典，更透過嚴謹的史料比對、註釋與校訂，修正長年流傳的誤譯與時空錯置，讓這部重要著作更接近歷史現場，也更符合今日台灣史研究的成果。

這不只是一本新書的出版，更象徵台灣社會持續以學術追求真相，以記憶守護民主。

紀念李登輝，不只是懷念一位前總統，更是延續一種精神。

那是一種勇敢面對歷史、不逃避真相的勇氣；是一種相信民主必須建立在誠實記憶上的信念；也是一種願意讓信仰進入公共生活，以公義、自由與憐憫建造共同體的生命態度。

李登輝曾說：「身為台灣的總統，我的使命就是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美麗而有尊嚴的國家。」

今天，這個使命已不只是屬於李登輝，而是屬於每一位珍惜民主、守護自由、追求歷史真相的台灣人民。

因為，唯有記住歷史，民主才有根；唯有守護真相，自由才能世代相傳。

「呣甘願」：1987年7月29日，黃彰輝牧師返台

 ⭕️「呣甘願」：1987年7月29日，黃彰輝牧師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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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僅僅兩週後，7月29日，因政治黑名單被迫離開台灣22年的黃彰輝牧師，抱病踏上故鄉土地。

這一天，不只是一位牧者返鄉，更象徵台灣民主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黃彰輝牧師被譽為「台灣人的先覺者」。他是台南神學院第一位由台灣人擔任的院長（1949–1965），然而，若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來看，他的貢獻遠遠超越一位神學院院長。他奠定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共神學的重要基礎，深刻影響教會對人權、民主、自決與社會公義的信仰實踐，成為整個教會最珍貴的信仰精神資產之一。

在普世教會裡，黃彰輝同樣具有深遠影響。他曾擔任普世教會協會（WCC）神學教育基金會主任幹事，推動第三世界神學教育與普世教會合作。後來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當時也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這段經歷，使黃彰輝的神學不只是屬於台灣，更與全球反殖民、反種族隔離、追求人權與解放的神學運動彼此呼應。

然而，黃彰輝留給台灣最深刻的，不只是他的國際地位，而是他所提出的「呣甘願」（m̄-kam-goān）神學。

在回憶錄《回憶與反思》中，他指出，「呣甘願」並不是情緒上的抱怨，也不是單純與「甘願」對立，而是一種源自信仰良知的抵抗精神。

真正的「甘願」，是甘願回應上主的呼召，委身於上帝國的公義與慈愛；而真正的「呣甘願」，則是拒絕接受任何扭曲上帝旨意、踐踏人性尊嚴、壓迫人民生命的制度與權力。

因此，「呣甘願」不是叛逆，而是忠於信仰；不是仇恨，而是愛的抵抗；不是破壞，而是為了重建一個更符合上帝國價值的社會。

黃彰輝認為，基督徒若失去了「呣甘願」，便容易陷入媚俗的順服，把順從權勢誤以為順服上主，甚至被威權體制馴化，失去信仰應有的先知性。

黃彰輝寫下這段深刻的自白：

「『呣甘願神學』是政治的抵抗（呣願），是作為台灣人的最重要部分；而我知道它會繼續存留在我裡面，直到有一天，當作為上帝依其形象所創造之台灣人民，其自我認同和尊嚴被每一個人所尊重為止。而那一天正是島內和海外台灣人所習慣通稱的『出頭天』（chhut-thâu-thiⁿ）——也就是我們將要『歷劫歸來』（come through）的那一天。只有當那一天到來時，我的政治『呣甘願』才能真正除去。」

這段話，道出了黃彰輝一生的信仰核心。

他的「呣甘願」，不是建立在民族情緒，而是建立在《創世記》宣告的「人是照著上帝形象受造」的信仰基礎。當任何政權否定人的尊嚴、剝奪人的自由、壓迫人的良知時，基督徒便有責任說出「呣甘願」，因為沉默不是中立，而可能成為壓迫的一部分。

1987年7月29日，黃彰輝回到台灣時，戒嚴雖已解除，但民主仍在萌芽，人權尚未完全落實，歷史真相仍待揭露。他知道，真正的「出頭天」還沒有到來。

近四十年過去，台灣民主走過漫長道路，也仍面對來自威權勢力、認知作戰、假訊息、統戰滲透以及各種侵蝕自由民主的挑戰。黃彰輝牧師的「呣甘願」，因此並未停留在歷史，而持續提醒我們：信仰不是消極忍耐，而是在公義受踐踏時勇敢發聲；不是對強權屈服，而是與受壓迫者同行；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以上帝國的價值更新世界。

真正的基督信仰，不只是甘願服事，更要在不義面前勇敢「呣甘願」。

因為唯有不向不義妥協，才能真正甘願走在上主公義與慈愛的道路上；唯有如此，台灣才能迎向真正的「出頭天」。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文明為何走向自我毀滅？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文明為何走向自我毀滅？

黃春生牧師

1914年7月28日是一個改變世界的日子。這一天，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一場原本被認為只是巴爾幹半島局部衝突的危機，在軍事同盟、民族主義、帝國競逐與軍備競賽的交互作用下，迅速演變成席捲全球的戰爭。

四年多的戰火，不僅摧毀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約一千一百多萬人死亡，其中包含超過兩百四十萬名平民，無數家庭流離失所，四大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相繼瓦解。這場戰爭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二十世紀此後幾乎都籠罩在戰爭、革命與極權政治的陰影之下。

戰爭的導火線，是1914年6月28日發生於塞拉耶佛的暗殺事件。奧匈帝國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夫婦遭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青年普林齊普刺殺。一個月後，奧匈帝國在德國「空白支票」式的全力支持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羅斯隨即動員支援塞爾維亞，德國對俄、法宣戰，英國也因比利時中立遭侵犯而參戰。短短數日，整個歐洲便陷入全面戰爭。

然而，歷史學家普遍指出，塞拉耶佛事件只是引爆點，而非真正原因。真正讓世界走向災難的，是長期累積的帝國主義擴張、激進民族主義、殖民競爭、軍備競賽，以及僵硬的同盟體系。當各國領導人都相信自己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快速取勝時，沒有人真正預料到，迎來的竟是一場長達四年的血腥消耗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對十九世紀盛行的樂觀理性主義提出了沉重的挑戰。

啟蒙運動以來，許多思想家相信，只要知識進步、科學發達、教育普及，人類便能藉由理性建立一個和平、文明、進步的世界。工業革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科技發展，人們相信文明正不斷向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卻揭露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科技愈進步，不代表道德愈成熟；理性愈發達，也不保證人心愈良善。

鐵路、電報、化學工業、機槍、坦克、毒氣、潛艇、飛機……原本象徵文明進步的科技，竟成為更有效率殺人的工具。理性沒有阻止戰爭，反而在民族主義、帝國野心與權力慾望的驅使下，成為精密計算毀滅的手段。

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深刻的信仰震撼。1914年，他驚訝地發現，許多他所敬重的自由派神學老師竟公開支持德國參戰，甚至以宗教語言為民族主義背書。這使他開始反省：若神學只是迎合國家、文化與人的理性，它便失去了對權力說真話的能力。

這段經歷最終催生了《羅馬書註釋》，也開啟了二十世紀新正統神學的重要發展。巴特重新強調，上帝不是人類文明的附庸，而是超越一切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的主；真正的信仰，必須不斷批判人類把自己神化的驕傲。

聖經對此早已有深刻的提醒。

先知耶利米說：「人心比什麼都詭詐，比什麼都腐敗；誰能測透呢？」（耶利米書17:9）

使徒保羅也指出：「不要心驕氣傲，倒要俯就卑微；也不要自以為聰明。」（羅馬書12:16）

聖經並不否定理性，而是否定將理性絕對化。當人以為自己能夠完全掌控歷史、決定善惡，便容易把科技、民族、國家甚至意識形態變成新的偶像。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多年後，我們依然生活在充滿戰爭威脅的世界。俄烏戰爭尚未止息，中東衝突持續升高，印太地區軍事緊張日益加劇，威權政權透過科技監控人民，人工智慧也可能被用於假訊息、無人武器與資訊操控。人類擁有比1914年更強大的科技，卻未必比當年更有智慧。

因此，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是回顧歷史，更是提醒今日的世界：真正決定文明高度的，不是科技有多先進，而是人是否願意節制權力、尊重生命、追求公義與和平。

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守護的價值。當我們記住戰爭的代價，也更應珍惜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拒絕民族仇恨、極端主義與侵略擴張。因為歷史一再證明：當權力失去制衡、真理被謊言取代、人的驕傲凌駕於良知之上，再進步的文明，也可能一步步走向戰爭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