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 星期日

假和平的代價:從統戰十項措施看臺灣的抉擇

假和平的代價:從統戰十項措施看臺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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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近期,在鄭麗文訪問中國之後,中國透過新華社發布所謂「十項對臺措施」,以「和平發展」、「人民福祉」為名,實則展開新一波制度性統戰。這份文件表面溫和,語言柔軟,卻蘊含高度政治條件與戰略意圖。若缺乏歷史辨識能力與制度防衛意識,臺灣極可能重蹈新疆、西藏與香港的覆轍——在「和平」的名義下,逐步失去自由。


 一、統戰的語言:從「交流」到「控制」


這十項措施的核心語言結構值得警惕:「交流」、「融合」、「便利」、「合作」——這些詞彙在民主社會中本應是正面價值,但在威權體制的語境中,往往具有不同功能。


關鍵在於第一條所設定的政治前提:「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這並非中性的交流條件,而是主權預設的政治框架。一旦接受,臺灣即被納入中國的單一主權敘事之中,其他所有交流便成為「內部事務」。


這種操作,在政治學上可稱為「框架鎖定」(frame locking):先確立一個不可挑戰的政治前提,再將經濟、文化、青年、交通等層面逐步納入。


 二、歷史的警訊:從「一國兩制」到全面控制


中國提出的策略,並非新創,而是已經反覆驗證的模式。


 1. 香港的經驗

「一國兩制」曾被包裝為高度自治與自由保障,但自2019年後,《國安法》的實施,使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與選舉制度全面重構。承諾未變,但制度已死。


 2. 新疆與西藏

中國以「發展」、「穩定」為理由,進行文化重塑與高強度監控。宗教、語言與身份逐步被國家機器改寫。發展存在,但自由消失。


這些案例顯示:中國所謂的「和平協議」,本質上是一種漸進式主權吸納機制,而非平等政治安排。


 三、經濟與文化:最柔軟、也最危險的滲透


十項措施中,多數集中於經濟與文化領域:農漁產品市場開放、青年交流、影視合作、中小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這些政策看似利多,實際上形成三種依賴:

1. 市場依賴:讓臺灣產業高度依附中國需求

2. 敘事依賴:透過影視與文化塑造「共同體想像」

3. 世代滲透:以青年交流重塑價值觀與身份認同

這正是統戰的核心:不是用武力征服,而是讓對方「自願靠攏」。


 四、臺灣的回應:建立民主防衛的三層結構


面對這樣的策略,臺灣不能只停留在情緒反應,而需建立制度性的回應架構。

 1. 主權底線的清晰化

任何交流必須建立在「對等、無前提」原則上。拒絕接受任何預設「一中」的政治條件。這不只是外交策略,更是民主倫理的基本要求——人民的未來,不應被預設。


 2. 經濟去風險化(de-risking

降低對中國市場的單一依賴:分散出口市場(東南亞、歐洲、北美)、強化本土產業鏈、 建立關鍵產業安全機制。經濟若被控制,政治終將被綁架。


 3. 民主韌性的深化

真正的防衛,不只在軍事,而在社會:強化媒體識讀能力、建立對統戰語言的辨識教育、鼓勵公民社會參與公共討論。民主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不斷操練與守護。


 五、信仰的視角:辨識「假和平」


從聖經角度來看,這樣的局勢並不陌生。先知耶利米曾批判當時的權力者:「他們輕忽地醫治人民的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利米書6:14)真正的和平(shalom),不是壓制衝突,而是建立在公義與真理之上。若缺乏自由與尊嚴,所謂的和平,只是更多政治包裝下的控制。


這提醒我們:信仰的責任,不是追求表面的安穩,而是守護真正的公義。


 結論:和平,不應以民主自由為代價

中國提出的十項措施,並非單純的善意交流,而是一套精密設計的政治工程。其終極目標,不在「共好」,而在「統一」實質是極權對民主自由的併吞與侵略。臺灣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回應中國,更是如何理解自己:我們是否願意用短期利益,交換長期自由?我們是否能在壓力之中,仍然堅持民主的價值?

歷史已經給出答案。從新疆、西藏到香港,每一個案例都在提醒我們:失去自由,往往不是一夕之間,而是在一次次「看似合理」的讓步中發生。

願臺灣人民有智慧分辨,有勇氣堅持。真正的和平,不是屈服,而是建立在公義與尊嚴之上的共存。




1979年4月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1979412日「黨外國是聲明」——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歷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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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在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一些時刻雖然未必在教科書上佔據醒目的篇幅,卻在歷史的轉折處留下深遠的印記。1979412日,四十多位黨外人士齊聚於姚嘉文律師事務所,第二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首次公開提出「以臺灣名義爭取加入聯合國」,這不僅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宣示,更是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未來國家地位的關鍵時刻。


這份聲明的歷史背景極為特殊。1970年代末期,臺灣正面臨劇烈的國際與國內政治變動。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ROC)失去「中國代表權」,被迫退出聯合國。19781216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宣布自197911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建交。對長期依賴美國支持的蔣氏政權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敗,也意味著國民黨所主張的「代表中國」路線已難以為繼。


然而,面對國際局勢的巨變,蔣經國政權並沒有選擇民主改革,而是採取更嚴厲的政治控制。1978年原本正在進行的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被政府突然宣布停止。這項決定的目的十分明顯:防止臺灣人民透過選舉,表達對國民黨「一中政策」失敗的不滿。同時,情治單位也開始加強對民主運動人士的監控與打壓。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並未退縮。19781225日,以余登發為代表的黨外人士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民主改革主張,包括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確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保障學術與言論自由、解除戒嚴、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及改善勞工權益。這些訴求今日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但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卻是極具勇氣的政治挑戰。


蔣經國政權對此的回應不是改革,而是鎮壓。情治單位很快炮製所謂的「匪諜案」,逮捕當時在南臺灣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為了聲援余登發,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發起戒嚴時期第一次公開街頭遊行,史稱「橋頭事件」。這場行動雖然規模不大,但卻象徵臺灣人民開始勇敢走上街頭,挑戰威權體制。


就在臺灣社會處於高度緊張之際,國際局勢也出現新的轉折。1979410日,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為美臺之間建立新的非官方關係框架。在中華民國失去國際承認之後,臺灣未來的定位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1979412日,姚嘉文律師再次邀集四十多位黨外人士於其事務所會面。經過討論後,他們決定再次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這一次,聲明提出一項具有歷史突破性的主張:臺灣應以「臺灣」名義參與國際社會,並爭取加入聯合國。


這是臺灣民主運動中首次明確提出以「臺灣」作為國際政治主體的主張。它不再拘泥於「代表中國」的歷史包袱,而是直接面對現實: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人民決定,臺灣也應以自己的名義存在於國際社會之中。


事實上,這樣的理念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萌芽。1977816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在當時戒嚴體制之下勇敢提出:「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份宣言不僅強調人權與民主,也指出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教會在威權年代所發出的良心聲音,成為臺灣民主與自決思想的重要源頭。


1979年的「黨外國是聲明」,正是將這樣的理念帶入政治運動之中。它不僅是對威權統治的挑戰,也是對臺灣未來的一種想像:一個以人民為主體、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正常地位的國家。


回顧今日,臺灣已經完成民主轉型,人民透過選舉決定自己的政府,也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建立更清晰的身份。然而,「正常國家」的目標仍未完全實現。臺灣仍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國際參與也面臨來自威權政權的壓力與阻撓。


因此,回顧1979412日的「黨外國是聲明」,不只是歷史的紀念,更是一種提醒:臺灣今日所擁有的民主自由,來自無數前輩在威權時代的勇敢行動。他們在黑暗中提出願景,讓臺灣人民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思考國家的未來。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誕生從來不是一瞬間完成,而是在人民持續的努力與信念中逐漸成形。1979年的那一份聲明,正是臺灣走向正常國家的重要一步。而這條路,仍然在前方延伸。






2026年4月11日 星期六

用信仰突破不義的高牆——紀念涂南山(1926.4.11–2015.5)

用信仰突破不義的高牆——紀念涂南山(1926.4.11–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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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需要記得那些在黑暗中守住良知的人。411日,是臺灣翻譯家、白色恐怖受難者涂南山的生日。紀念他的生命,不只是追憶一位歷史人物,更是提醒我們:信仰,能夠在人最幽暗的處境中,打開自由的道路。


一、在歷史暴風中成長的一代


涂南山1926年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嘉義市。嘉義中學畢業後,他前往滿洲國建國大學求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到臺灣,進入國立臺灣大學繼續學業,就讀土木工程學系。


在臺大求學期間,他接觸到基督信仰,跟隨陳茂源教授學習《聖經》。這段信仰啟蒙,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根基。後來歷史證明,這份信仰並不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宗教,而是一種能在壓迫之下仍然堅持真理的力量。


聖經記載:「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約翰福音 8:32)對涂南山而言,這句話並不是抽象神學,而是一生的實踐。


二、白色恐怖:不義體制的高牆


1951626日,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年代,涂南山突然在臺大法學院宿舍被逮捕。原因並非暴力行動,而是因為翻譯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探討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關係的著作。

在威權統治的邏輯中,思想本身就是罪名。

被捕之後,他遭受長時間審訊與刑求,但始終沒有供出任何朋友名單。這是一種沉默的抵抗——不是用武器,而是用良心。最終他被判長期監禁,大部分時間被關押在綠島。

綠島,在那個年代象徵著威權體制築起的高牆。許多知識分子、學生、醫師、教師,都被送往這個孤島。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高牆可以囚禁人的身體,卻無法囚禁人的信念。


三、在監獄裡翻譯福音


令人敬佩的是,在綠島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活中,涂南山並沒有讓生命停滯。他在監禁期間完成了兩部重要的翻譯作品:

 《耶穌傳》(矢內原忠雄《馬可福音》講義)

 《羅馬書講義》

這些翻譯並不是在安靜書房完成,而是在囚禁、勞動與監視之中完成的。他的《耶穌傳》手抄稿,曾被藏在生產班的草寮角落,以免被搜查沒收。幾年之後,當官方允許基督教宣教進入綠島新生訓導處,他才終於能從島外取得英文字典,繼續翻譯工作。

這幅畫面極其動人:在鐵絲網與海風之間,一位囚犯低頭翻譯福音書。這正呼應了使徒保羅在監獄中寫下的話:「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像犯人一樣被捆綁,然而上帝的話沒有被捆綁。」(提摩太後書 2:9

涂南山用生命證明,思想與信仰的力量,遠遠超過監獄的圍牆。


四、矢內原忠雄的神學影響


涂南山翻譯的作者矢內原忠雄,是日本著名經濟學者與基督教思想家,戰後曾任東京大學校長。他同時也是日本「無教會主義」(Mukyōkai)的重要代表。

無教會主義強調:

1. 信仰核心在於直接面對上主的道

2. 不必依附於宗教制度的形式

3. 基督信仰應當回應社會與歷史

這種思想對許多亞洲知識分子產生巨大影響。

矢內原對《馬可福音》與《羅馬書》的詮釋,既具學術深度,也帶有福音信仰的力量。他將耶穌理解為一位在歷史壓迫中宣告上帝國的救主。

涂南山在監獄中閱讀並翻譯這些著作,正是在思想上與這個信仰傳統相遇。換句話說,他在綠島不只是囚犯,也是一位神學譯者。


五、信仰與自由的連結


涂南山出獄後,並沒有放棄對臺灣自由的關懷。他一生堅持臺灣應當擁有自主與民主的未來。即使在晚年,他仍然關心社會。2014年太陽花運動期間,他親自前往立法院探望學生,鼓勵年輕世代守護民主。


這樣的行動讓人想起舊約先知的精神。先知以賽亞宣告:「要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得自由。」(以賽亞書 61:1)信仰從來不是只關乎個人靈魂的安慰,而是關乎整個社會是否走向公義。


六、記憶與責任


20155月,涂南山辭世,享年90歲。他的生命提醒我們:自由並不是自動出現的,而是由無數人的勇氣與犧牲所累積。若一個社會忘記這些故事,就可能再次讓不義的體制重建高牆。正如奧斯威辛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所說:「沒有記憶,就沒有文明;沒有社會,就沒有未來。」(Without memory, there would be no civilization, no society, no future.


七、突破高牆的信仰


涂南山的生命,讓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信仰見證:在暴力統治之下,他沒有出賣朋友。在監獄之中,他沒有停止思想。在孤島之上,他仍然翻譯福音。在晚年,他仍鼓勵年輕人守護民主。

他的生命告訴我們:真正的信仰,不是躲避歷史,而是在歷史中堅持真理。今天紀念涂南山的生日,不只是向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致敬,更是在提醒我們每一個人:「當不義築起高牆時,信仰必須成為突破高牆的力量。」因為上主的道、真理與公義,終究會比任何高牆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