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犯罪 讓個人與社會得著救贖

面對犯罪 讓個人與社會得著救贖

◎摘自：廢死不可？死刑議題大探索 (教會公報2015.6.9)

【特稿╱黃春生】台灣近6年來發生過6次隨機殺人事件（日本稱之為「無差別殺人」），而日本則是在上一個世紀1990年代開始發生數起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剛開始，日本社會跟今天的台灣社會一樣感到驚恐與憤怒，某些媒體、輿論情緒化推波支持國家應該執行更多死刑、應該賦予警察和司法更積極的權力去防堵無差別殺人事件。但是，日本社會發現，這些所謂的「防堵」措施並沒有辦法遏止此類事件的發生。

日本學者發現，會犯下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凶手，往往存在高度的相似背景，他們幾乎都是年輕人，生涯道路走得不順遂，遭遇失敗或挫折而對未來感到絕望，長年備受校園、職場霸凌，遭到社會排除，致使他們殺人的「動機」往往是一種表現式的、對社會進行的「報復」行為，因此這些行為必須以一種「社會病理」的現象去面對與檢討。

根據英國學者Richard Wilkinson研究指出，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將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壽命與身心健康，甚至是人們彼此之間的信賴度。按Richard Wilkinson的研究，近年台灣發生數起駭人聽聞的命案，也可推論是與貧富懸殊、社會不公有極大的相關。我們千萬別將無差別殺人事件當作個案看待，或者認為犯案者都是窮凶惡極的壞蛋。連續6年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對社會秩序是嚴重的警訊，某些人對生存備感壓力，又找不到正當的宣洩出口，才會釀成悲劇。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場悲劇呢？從電視上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每當發生人神共憤的殺人事件時，就會有將近八成的人強烈主張立即處死。在台灣，許多五年級（編按：指1961～1970年出生的人）以上的人，從小都經歷過「殺朱拔毛」（編按：指朱德、毛澤東）的仇恨教育；在國際上，再看到伊斯蘭國（ISIS）娃娃兵的仇恨教育，發現我們的心靈都被餵食「邪惡」。一個從小教育孩子「該死的壞人可殺」的國家，長大後仇恨、殺人的機率自然會高。因為，在他們心中已經烙印下「某些壞人是該死」的信念，而誰是該死的判準，又隨著個人主觀意識來認定，甚至是依據情緒來認定。

但在激昂憤慨之後，再來想想，除了死刑的做法，我們還能做什麼？其實，死刑是一種簡潔的交代，加害人求「一死百了」，政府更不用去面對社會、就業、經濟、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更避開革除弊端的責任。而受害者及家屬也因死刑而被「簡潔」交代了。死刑同時滿足社會大眾的仇恨心理，其他事情沒做也不會有人不滿，政府更可輕易躲過該有的作為。

除了死刑的選項，我認為，面對犯罪，我們需要的是救贖。我們應竭盡所能的預防犯罪發生，而犯罪終不可避免時，此時我們應該思想如何讓自己、讓社會得到救贖，才是最重要的。讓我們得到救贖有哪些途徑，從寬恕的美德，善良憐憫的心，從就業、經濟、文化、教育、警政、醫療、司法等方向著手，甚至從宗教層面，除去仇恨的情緒，降低犯罪率，大家一起努力，以期社會在平安中獲得救贖。

此外，也必須著手讓受害者從傷痛中得到救贖與醫治；更要讓加害者用餘生懺悔其罪行，使其從罪惡的淵藪中得到救贖。盼望台灣社會也能夠，「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歌羅西書1章14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