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0日｜《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4年9月20日｜《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在戒嚴黑夜裡，指出台灣的未來

黃春生牧師

1964年9月20日，台灣仍處於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年代。

就在這一天，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與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因共同撰寫、準備印製散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逮捕。

今天回頭閱讀這份六十多年前的宣言，最令人震撼的，不只是三個人在威權統治下所展現的勇氣，而是他們竟然如此早就指出台灣即將面對的歷史困境，也提出民主化、保障人權與台灣人民決定自身前途的政治願景。

他們不是站在民主已經到來的時代談民主，而是在說出這些話可能失去自由與生命的年代，選擇把真相說出來。

▋從聯合國看見「反攻大陸」的虛幻

1961年，彭明敏出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同年，他以國際法學者身分擔任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顧問，也是代表團中唯一的台灣人。

這段經驗深刻改變了彭明敏對台灣處境的理解。

當國民黨政府仍不斷向台灣人民宣傳「反攻大陸」、「光復大陸」時，熟悉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彭明敏已經看見另一個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持續上升，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主張愈來愈難以維持。

十年之後的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彭明敏在1960年代初期所看到的國際趨勢，後來成為歷史現實。

問題因此不再只是：「如何反攻大陸？」

更根本的問題是：如果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台灣人民究竟要把自己的未來放在哪裡？

▋三個人開始談台灣的未來

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開始多次討論台灣的政治現實。

這並不是普通的學術討論。當時的台灣仍在戒嚴之下，二二八事件留下的創傷尚未平復，1950年代白色恐怖更使許多人因政治思想、組織活動甚至僅僅因為被懷疑，而遭到逮捕、監禁乃至處決。

軍警、警備總部與情治體系深入社會；大學校園也不是思想自由的安全空間。

然而，三人最後仍決定把自己的分析寫成文字。這就是《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宣言開門見山指出，台灣人民既「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也「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因此必須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追求民主、自由與合理繁榮的社會。

這一點尤其值得今天重新閱讀。因為這份宣言所拒絕的，並不是在兩個威權政權之間選擇其中一個；它真正提出的是第三條道路：

台灣人民自己成為政治主體。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宣言最著名的判斷之一，就是：「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在1964年的政治環境中，公開寫出這句話所需要承擔的風險，今日已很難想像。

當時國民黨政權仍宣稱自己代表整個中國，並以「反攻大陸」作為政治動員與長期戒嚴的重要論述。彭明敏等人卻直接指出：「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台灣不能繼續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人民自由與國家前途，綁在一個無法實現的政治神話上。

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停留在批判。

宣言進一步提出三項政治目標：終結蔣介石威權統治，團結台灣人民建立新的國家與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建立真正民主且向國會負責的政府；並以自由世界一員的身分重新進入聯合國，與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正常關係。

換句話說，這不是單純的抗議傳單。

它其實是一份具有憲政構想的民主宣言。

它提出的核心問題至今仍然清楚：國家的正當性究竟來自統治者宣稱的歷史使命，還是來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一萬份宣言，還來不及送到人民手中

三人原本準備印製一萬份宣言。但是，在戒嚴時代，要印刷政治傳單本身就是極度危險的行動。宣言尚未能廣泛散發，消息便遭洩漏。1964年9月20日，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遭到情治單位逮捕。

1965年，彭明敏被判刑8年，謝聰敏10年，魏廷朝8年。

彭明敏案很快引起國際學術界與人權團體注意。國際法理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以及國際特赦組織等投入關切與救援；彭明敏後來獲特赦，卻仍長期受到監控。1970年，他秘密離開台灣，最後展開長達23年的海外流亡，直到1992年才返台。

一張還來不及真正散出去的傳單，卻跨越了警備總部築起的高牆。

▋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覺者

六十多年後再讀《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我們會發現其中許多主張後來竟逐步成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方向。

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體制、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保障基本人權、建立民主憲政制度——這些今日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生活，在1964年卻可能使人付出牢獄與流亡的代價。

因此，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重要性，不只在於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台灣還沒有民主的年代，就已經提出一個具有現代民主政治意義的根本命題：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

民主從來不是統治者忽然開明之後送給人民的禮物。

民主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能自由說話的年代堅持說話；在不能自由選擇的年代要求選擇；在國家要求人民服從時，反過來追問：國家究竟應該屬於統治者，還是屬於人民？

1964年的那一萬份宣言沒有順利送到一萬個人的手中。

然而，歷史開了一個極具反諷意味的玩笑：威權政府攔得住印刷機，卻沒有攔住那些文字進入歷史。

六十多年後，它們仍在提醒我們：自由需要守護，人權需要制度，民主需要人民參與；而台灣的前途，不能建立在任何強權替台灣人民安排的劇本之上。

1964年9月20日，三個人在戒嚴黑夜裡遭到逮捕。

但真正被他們寫進歷史的，是另一件事——台灣人民開始學習以自己的名字，思考自己的國家，決定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