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袍、學士帽與撥穗禮的意義

 ⭕️學術袍、學士帽與撥穗禮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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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每逢畢業季，畢業生穿上學術袍（Academic Regalia）、戴上學士帽（Mortarboard），在典禮中接受學位並進行撥穗禮（Turning of the Tassel）。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儀式，其實承載著八百多年大學教育的歷史傳統。

▋學術袍的起源：來自中世紀修道院

今日世界各大學所穿著的學術袍，起源於十二至十三世紀的歐洲大學。當時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多附屬於教會，教師與學生許多人本身就是修士或神職人員。由於歐洲校舍沒有暖氣設備，因此長袍與兜帽原本是禦寒衣物，也是教士服裝的一部分。後來逐漸演變成大學教師與學生的正式服飾。

因此，大學最初並非商業機構，而是追求真理、知識與信仰的共同體。學術袍提醒人們：大學不只是職業訓練所，更是追求智慧與真理的場所。

▋學士帽的由來：知識份子的標誌

學士帽（Mortarboard）源自中世紀教士所戴的方形帽。

其方形平板外觀類似陶匠盛放陶土的工具（mortar board），源自聖經「我們像泥土，你像陶匠；我們都是你親手造的。」（以賽亞書64:8），上帝塑造人類，正如老師塑造學生。此後，被稱為「學士帽」。十九世紀後，流蘇（tassel）逐漸成為學士帽的重要部分。

帽子上的四方平面也被許多人視為理性與秩序的象徵。

它提醒畢業生：

• 尊重知識
• 重視理性
• 追求真理
• 保持謙卑

▋撥穗禮：身份的轉變

畢業典禮最具代表性的儀式之一，就是撥穗禮（Turning of the Tassel）。

在北美大學的傳統中：

• 學位授予前，流蘇位於右側。
• 學位授予後，流蘇撥至左側。

這個動作象徵：從學生（Student）成為畢業生（Graduate）。

也代表：

• 從學習者成為知識傳承者
• 從受教育者成為社會責任承擔者
• 從接受者成為貢獻者

▋撥穗的當代詮釋：批判與改革的能力

撥穗禮是將流蘇從右側撥到左側，原始的意義不明。但作為大學教育的象徵，我們仍可以賦予它更深層的公共意義。真正的大學教育，不是培養順從的人，而是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人。

因此，撥穗也可以象徵：

• 從接受答案到提出問題
• 從服從權威到追求真理
• 從冷漠旁觀到承擔責任
• 從個人成就到公共關懷

換句話說：畢業的真正標誌，不是拿到文憑，而是獲得批判思考的能力。

▋改革精神才是大學的核心價值

歷史上許多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往往都具有批判現狀的能力。

從廢除奴隸制度、爭取婦女參政權，到勞工權益、人權保障、民主化運動，無不是由願意質疑既有秩序的人所推動。

因此，若以象徵性的方式理解撥穗禮，我們可以如此詮釋：流蘇從右邊撥向左邊，不只是位置的改變，而是思想的成長；不只是完成學業，而是開始學會批判、反思與改革。

因為真正的教育，不是讓人適應世界，而是讓人有能力使世界變得更好。

▋結語

學術袍源自修道院對真理的追尋，學士帽象徵生命的塑造、承載知識傳承的使命，而撥穗禮則象徵人生角色的轉換。

當流蘇從右側撥向左側的那一刻，畢業生所獲得的，不只是一紙文憑。

更重要的是獲得一種能力：看見問題的能力、批判反省的能力、追求真理的能力，以及改革社會的能力。

願每一次撥穗，都提醒我們：知識若不能促進公義，教育便失去靈魂；而真正的畢業，始於願意承擔改變世界的責任。

接續馬偕使命的人——6月13日．吳威廉牧師紀念日

⭕️接續馬偕使命的人——6月13日．吳威廉牧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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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23年6月13日，吳威廉牧師（Rev. Dr. William Gauld）在淡水安息主懷，享年63歲。翌日安葬於今日淡江中學旁的外僑墓園，與不遠處的馬偕墓園相望。

這位對台灣北部教會貢獻卓著的宣教師，生前並不像馬偕那樣光芒耀眼，也不以個人魅力著稱。他的墓園至今安靜地坐落在山坡上，正如他一生的風格——謙遜、沉穩、不張揚，卻深深影響了台灣教會的發展。

然而，若沒有吳威廉，馬偕所建立的事工未必能順利延續；若沒有吳威廉，北部台灣長老教會的制度化與本土化，也未必能如此穩健地完成。

▋一位因馬偕而獻身宣教的青年

1861年2月25日，吳威廉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倫敦市一個虔誠的長老教會家庭。

1880年，當馬偕牧師返國述職時，年僅十九歲的吳威廉聽見馬偕分享台灣宣教的見證，大受感動。那場演講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先擔任小學教師，辛苦儲蓄學費，之後完成多倫多大學與諾克斯神學院的學業，並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師。原本他期待前往印度宣教，但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另有安排，希望他前往台灣協助馬偕。回顧歷史，這項安排不僅改變了吳威廉的人生，也改變了台灣教會的歷史。1892年8月17日，他與吳瑪利（Margaret Mellis）結婚，同年10月受派來到台灣。

由於馬偕過去與幾位助理宣教師合作並不順利，因此特別重視這位年輕的同工。當吳威廉抵達淡水時，馬偕不但親自率領家人和神學生到碼頭迎接，甚至親自教導他台語。這段亦師亦友的關係，成為北台灣宣教史上一段重要佳話。

▋在風暴中守護教會的人

抵達台灣不到一年，馬偕第二次返國述職(1893年8月18日至1895年11月19日)。突然之間，年輕的吳威廉必須承擔龐大的責任：六十餘間教會、兩千多位信徒，以及神學校、醫院和各項宣教事工，都落在他的肩上。

更嚴峻的是，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大清帝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政權更替、社會動盪、治安不穩，讓宣教工作面臨極大挑戰。

據史料記載，當時吳威廉每天背著左輪手槍巡視宣教產業，夜晚甚至將手槍放在枕邊，以保護淡水與砲台埔的教會資產。然而，比起外在的危險，更沉重的是後來接踵而至的責任。

1899年，他返國休假不久，忽然收到台灣急電，要求立即返台。他匆匆啟程返回淡水，未久便迎來震驚教會的消息——馬偕博士病逝。一夕之間，北部台灣教會三十年的宣教成果，全都交在他的手中。

▋從「馬偕時代」走向「教會時代」

歷史學者往往將馬偕視為開創者，而吳威廉則是建設者。

馬偕具有強烈的領袖魅力與開拓精神，能夠在艱困環境中披荊斬棘；吳威廉則擅長制度建立與組織管理，使事工得以穩定發展。

他的個性溫和謙遜，做事嚴謹認真，擁有驚人的耐力，卻沒有馬偕那種鮮明而強勢的個人風格。正因如此，他能夠逐步帶領北部台灣教會脫離依賴單一領袖的模式，建立較成熟的組織制度與教會治理架構。

如果說馬偕是播種的人，那麼吳威廉便是耕耘與灌溉的人。

如果說馬偕創立了北部台灣教會，那麼吳威廉則使這個教會學會如何持續成長。他的歷史地位，實不亞於馬偕。

▋培育下一代牧者的神學教育家

除了牧會與行政工作之外，吳威廉也是傑出的神學教育家。他曾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今臺灣神學院）校長，並長期教授新約聖經。

許多學生回憶，他不只是傳授知識，更重視信仰生命與實際牧會能力的培養。他的教學結合理論與實踐，深受學生愛戴。

1956年，臺灣神學院遷往嶺頭新校區時，為紀念他對神學教育與教會發展的重大貢獻，特別將第一棟行政教學大樓命名為「吳威廉紀念館」。

這不只是對一位教師的紀念，更是對一位塑造台灣教會未來的重要宣教師的致敬。

▋偉大的事工，不一定伴隨偉大的掌聲

1923年，北部台灣長老教會正準備慶祝設教五十週年。眾人都期待這位長年服事台灣的宣教師能親自主持盛會。然而，因心臟疾病日益惡化，吳威廉的身體逐漸衰弱。就在紀念活動前夕，他於6月13日安息主懷。

他沒有等到自己所期待的慶典。他甚至沒有留下如馬偕般傳奇性的故事。然而，正是這樣一位默默無聞的人，使教會能夠從創業階段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

聖經說：「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書4:2）

吳威廉的一生，正是這節經文最真實的寫照。

▋信仰反思：上帝國度需要忠心的建造者

今日我們紀念馬偕、梅監務、甘為霖、巴克禮等宣教師時，也不應忘記吳威廉這位接棒者。歷史常記得開創者，卻容易忽略守成者；常記得聚光燈下的人，卻忽略默默承擔責任的人。然而，上帝國度的建立，不僅需要勇敢開路的人，也需要忠心守護的人；不僅需要能夠開創新局的人，也需要願意長久耕耘的人。

在這個強調個人成就與即時掌聲的時代，吳威廉牧師提醒我們：

真正偉大的服事，不一定被眾人看見；

真正重要的工作，不一定寫進歷史教科書；

真正屬上主的人生，不在於留下多少名聲，而在於是否忠心完成上主所託付的使命。

當我們走過淡水山坡上的墓園，看見那座樸實無華的墓碑時，也許會明白：有些人雖然沉默，卻撐起了一個時代；有些人雖然退居幕後，卻成為教會最穩固的根基之一。吳威廉牧師，就是這樣的人。

六一二事件：人民走上街頭，阻擋「國安三法」

 ⭕️六一二事件：人民走上街頭，阻擋「國安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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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生牧師

1987年6月12日，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一個不應被遺忘的日子。

許多人記得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卻較少人記得，在解嚴前一個月，台灣社會曾經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民主抗爭。這場被稱為「六一二事件」的街頭運動，不只是反對《國家安全法》的立法，更是人民爭取真正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歷史篇章。

▋戒嚴解除，不等於民主來臨

1949年5月19日，中國國民黨政權宣布台灣進入戒嚴狀態，並自5月20日起正式實施戒嚴令。此後長達38年，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受到嚴格限制，無數人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監控、逮捕與迫害。

到了1980年代，在台灣社會持續要求民主改革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考慮解除戒嚴。然而，威權體制並未準備真正放棄對社會的控制。

當時執政者提出所謂的「國安三法」，包括《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等相關法案，希望在解除戒嚴的同時，透過新的法律架構延續對人民的管制權力。許多黨外人士與民主運動參與者認為，這種做法只是將戒嚴體制換上新的包裝，本質上仍然維持威權統治。

1987年5月16日，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公開表示，只要「國安三法」完成立法，政府就會宣布解除戒嚴。這項宣示更加深了民主運動人士的疑慮：如果解除戒嚴的前提是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那麼這究竟是真正的自由，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威權延續？

▋反國安法運動：人民要求真正的解嚴

1987年6月，《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送交立法院逐條審查。

面對國民黨企圖強行通過法案，民進黨與許多民主運動團體發起大規模抗議行動，主張「反國安法、爭取真解嚴」。

自6月10日起，來自全台各地的群眾陸續集結於台北街頭，展開為期三天的示威活動。抗議者認為，民主改革不應只是取消戒嚴令的形式改變，而必須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政治自由。

這場運動不僅是政黨動員，更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民主化的強烈期待。許多人明白，若任由新的限制性法令取代戒嚴體制，人民追求自由的努力恐怕將再次受挫。

▋六月十二日：和平抗爭與衝突爆發

1987年6月12日，抗議行動進入高潮。

當時立法委員許國泰與國民大會代表蘇培源、蕭裕珍等人，高舉民主進步黨旗幟帶領隊伍前進。賁馨儀則高舉寫著：「堅持和平原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標語，提醒參與者以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然而，當天現場情勢卻逐漸惡化。

國民黨附屬的極右團體「反共愛國陣線」動員上百名成員前往抗議現場，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對示威群眾進行辱罵與挑釁。雙方發生推擠與衝突後，警方隨即以維持秩序為由展開強力驅離。

原本以和平非暴力為原則的示威活動，在媒體與官方扭曲報導中被描繪成「暴力事件」。許多民主運動人士認為，這不僅扭曲了抗爭本質，也成為當局合理化鎮壓行動的藉口。

▋六一二事件的歷史意義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六一二事件雖然未能阻止《國家安全法》的制定，但它卻具有深遠的民主意義。

它揭露了解除戒嚴前夕威權體制的真實面貌：政府一方面宣稱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卻試圖保留對人民的控制權力。

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展現出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民主從來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人民透過不斷努力爭取而來的成果。

隨後幾年間，台灣陸續經歷《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1991）、《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廢除（1991）、國會全面改選（1992）、總統直選（1996）等重大改革。這些民主成果的背後，都有無數人在街頭、在法庭、在監獄、在教會與公民社會中付出的代價。

▋民主需要持續守護

回顧六一二事件，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場街頭抗爭，更是一代人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

歷史提醒我們，威權體制往往不會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它可能改變名稱、修改法律、換上新的包裝，但其核心仍然是限制人民權利、削弱公民社會、擴張國家權力。

因此，紀念六一二事件，不只是回顧過去，更是提醒今日的台灣：民主並非理所當然，自由也不會永遠自動存在。

唯有記住那些曾經走上街頭的人們，記住他們堅持和平、勇敢發聲的精神，我們才能將民主自由的價值繼續傳承下去，使台灣成為一個更加公義、更加尊重人權、更加珍惜自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