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蔣介石政權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

 ⭕️9月15日，蔣介石政權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

黃春生牧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依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位於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之前日本國指揮官，以及該地駐屯之所有陸、海、空和後備部隊，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原本香港（當時為英國殖民地）也依命令劃歸在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受降範圍內，但後來英國政府強烈爭取，最終改由英國海軍少將夏慤代表，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

就在戰爭結束後不久，9月15日，蔣介石政權自行公布「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此貨幣政策未曾經過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專案核准。盟軍對「占領台灣後如何處理貨幣」其實曾經有自己的規劃。美國國家檔案館相關台灣占領規劃明確提出：應由民政當局（civil affairs authorities）發行占領區貨幣，名稱仍以「圓」（yen）為單位，並與原台灣銀行券等值；等占領貨幣充分發行後，再停止臺銀券流通。

一個貨幣制度的更換，看起來只是鈔票換了名字；然而對戰後台灣人民而言，接下來四年的經驗卻是：手中的錢愈來愈薄，物價愈來愈高，辛苦累積的財富在惡性通貨膨脹中迅速蒸發。

1946年5月，改組後的台灣銀行開始發行「台幣兌換券」，也就是後來所稱的「舊台幣」。同年9月起，大規模以一比一方式收換原有台灣銀行券。貨幣名稱換了，人民原本期待的是戰後重建；然而真正迎面而來的，卻是另一場經濟風暴。

國共內戰持續擴大之後，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被更加緊密地連結。國民黨將台灣的米、糖等重要物資大量輸往中國，台灣內部供應因而受到壓力；另一方面，國府龐大的財政支出、公營事業資金需求以及貨幣發行失控，國民黨不斷發行舊台幣。

1946年前後，許多日常食品價格仍以個位數計算；到了1949年，物價已經以千元、萬元甚至百萬元計價。根據官方檔案資料，1949年5月底，米每百斤已高達舊台幣160至170萬元，肉每斤7萬5千元，一顆蛋甚至要五千元。

當貨幣失去信用，最先受到傷害的從來不是握有權力與資產的人，而是靠薪資生活的工人、公務員、小商販、農民，以及把一生積蓄放在現金裡的普通家庭。

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成立的「台灣省政府」終於實施幣制改革，宣布發行新台幣：舊台幣四萬元，只能換新台幣一元。

這個「四萬換一元」，不能被描述成統治政權成功穩定金融的德政。若只從1949年6月15日開始講故事，就會漏掉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台灣會走到非四萬換一不可的地步？

戰爭末期日本留下的通膨是一部分原因；戰後生產體系尚待復原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治理失敗、財政失衡、物資大量外流，大量發行「台幣兌換券」（舊台幣），以及台灣經濟被捲入中國內戰造成的金融崩潰，同樣是不可刪除的歷史。

因此，四萬換一元固然終止了台幣兌換券的惡性貶值，卻也意味著許多台灣家庭在此前數年間累積的貨幣財富已遭到巨大侵蝕。

歷史真正值得記取的，不只是「以前一顆蛋要五千元」這種令人咋舌的數字，而是貨幣背後的經濟掠奪。

誰有權決定印多少鈔票？誰決定人民生產的糧食與物資送到哪裡？掌權者的戰爭與財政成本最後由誰承擔？當政策失敗時，又是哪一群人用畢生積蓄替掌權者付帳？

貨幣從來不只是貨幣。一張鈔票背後，是統治者的信用，也是人民對掌權者的信任。當一個缺乏民主監督的政權可以任意調動資源、擴張貨幣、把一地人民的生產與財富服務於另一場戰爭，通貨膨脹就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的政治暴力。

1945年9月15日公布的「台灣區日本紙幣回收辦法」，只是戰後台灣貨幣轉換的起點。四年後，人民看到的終點卻是：舊台幣四萬元，只能換新台幣一元。

民主的價值，就在於不讓這樣的歷史只剩下一句「國民黨當年為了穩定經濟」。我們更應該追問：危機如何形成？誰作了決策？誰得到利益？又是誰承受代價？

記住四萬換一元，是為了理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原則：人民不是韭菜，人民的財產不是統治者的戰爭提款機；人民的生活，也不應成為任何政權維持權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