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1994年2月20日，行政院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舉標誌著解嚴後台灣政府首次以官方名義，系統性面對這場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創傷。研究小組自1991年成立，歷時一年，採取嚴謹的檔案史學與口述歷史方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第一手資料，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George H. Kerr 檔案，英國公共檔案局淡水領事館資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台灣本地官方檔案與數百位見證人口述資料，報告共504頁，在資料廣度與史料整合上，至今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基礎文本。

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陳翠蓮教授《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二二八研究的真相。未來仍待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二二八事件重要的歷史判定，指出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的結構

（一）最高決策責任：

最高政治責任乃至於「元兇」屬於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批准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來台，並默許以武力「清鄉」、「肅清叛亂」，導致大規模鎮壓。

（二）執行層級責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與軍事負責人，對局勢誤判、決策失當，並主導軍事鎮壓政策。自中國來台的21師部隊及其相關軍警單位，為實際執行鎮壓行動的武裝力量。

（三）從屬結構：

報告指出，整場屠殺並非「偶發失控」，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由地方行政與軍事體系執行的有組織鎮壓行動。換言之，這不是單一軍官的暴行，而是一個威權體制的運作結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對後續研究與轉型正義的深遠影響：

1.打破禁忌，建立官方歷史基礎

這份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政治責任，公開承認國家暴力，提供制度性檢討基礎，它終結了「暴民作亂」的官方說法。

2.促成紀念、賠償與立法

報告成為以下政策的重要基礎：1995年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補償條例立法，日後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3.改變史學與公民教育方向

報告之後：台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地方口述歷史大量展開，公民社會對威權體制展開制度性反省，它讓歷史從禁忌轉為公共討論。

二二八事件研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揭露真相，而是：

✔ 確立國家暴力需被追問

✔ 建立政治責任必須被命名

✔ 奠定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一個公義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黑暗歷史，承認制度錯誤，建立透明問責機制，教育人民理解民主來之不易。如果沒有真相，和解只是空話；如果沒有責任，紀念只是儀式。

二二八事件研究提醒我們：威權體制的暴力往往透過「秩序」、「國家安全」等語言合理化集權獨裁政權的暴力。公民若沉默，制度便會吞噬人民。只有持續的民主深化與監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建立公義國家，不只是紀念日的活動，而是制度改革與價值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