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副署「惡法」，就是與惡同流！

黃春生牧師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律的存在本應是為了守護尊嚴、自由與公共善，而不是成為權力者自肥、壓迫人民的工具。然而，當立法權背離正義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古老卻迫切的問題：惡法，究竟是不是法？

一、從「惡法亦法」到「惡法非法」：法治的分水嶺

主張「惡法亦法」（Lex iniusta est lex.）的觀點，強調程序正義與秩序穩定：只要法律經由形式合法的程序通過，即便內容不義，仍具有拘束力。這樣的立場，表面上維繫制度運作，實際上卻可能讓不義披上合法外衣。

歷史的警鐘早已敲響。二戰時期，納粹政權正是透過「依法行政」，將種族滅絕包裝成國家義務，最終造成「依法屠殺」的人類悲劇。台灣的戒嚴年代亦然：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皆是形式合法、實質壓迫的惡法，嚴重戕害人民的思想自由與人身安全。

與此相對，進步的法治思想主張「惡法非法」（Lex iniusta non est lex.）。這一立場可追溯至奧古斯丁、阿奎那的自然法傳統，也在近代由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等公民運動者具體實踐：凡是違反公平正義、基本人權的法律，在道德與實質上不具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人民不僅沒有遵守惡法的義務，反而被賦予抵抗不義的責任。

二、副署惡法：行政權的良知試金石

在民主憲政體制中，行政首長的副署權，並非橡皮圖章，而是一道良知的防線。當立法權明顯偏離公共利益，行政權若仍選擇副署，無異於與不義同流。

當前，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在立法院強推所謂「三大修法」，正是對這道防線的公然挑戰。這些修法，與國家安全、人民福祉毫無實質關聯，卻與特定政黨與個人利益高度重疊。

三、三大修法的本質：政黨利益的量身打造

第一，修《衛星廣播電視法》——為特定媒體解套。

透過刪除主管機關得以駁回換照的關鍵條文，甚至企圖溯及既往，讓已遭撤照的電視台復播。此舉不僅為中共媒體滲透、中天鋪路，更將徹底削弱媒體監理，危及公共言論空間。

第二，修《立法院組織法》——為個人除罪。

將助理費重新定義為立委的「補助」，等同於把「詐領助理費、公積金」的行為全面漂白，形同替顏寬恒等案件量身打造免責機制，踐踏「專款專用」與反貪腐的基本原則。

第三，修《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為黨國遺緒洗白。

排除「曾隸屬於國家」的組織，使救國團、婦聯會等長年依附威權體制累積的龐大資產得以合法化，恐造成國庫高達四百億元的潛在損失，重創轉型正義。從這一點來看，國民黨過去為威權時期的邪惡道歉都是假的，台灣應該要學習德國1991年通過的除垢法(Lustration)，徹底清查威權遺緒、達成社會轉型正義。 

四、程序的踐踏：逕付二讀的民主倒退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重大修法，竟未經充分的委員會審查與社會討論，而是以「逕付二讀」的方式強行表決。這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對代議民主的公然蔑視。法律若失去審議，就只剩權力；權力若不受制衡，就只剩剝奪。

五、關鍵少數的抉擇：站在人民，還是權力？

在這樣的時刻，社會自然要追問：自稱「第三勢力」、「關鍵少數」的台灣民眾黨，究竟選擇站在哪一邊？是站在國家利益、民主法治與人民權益的一邊？還是為了短期的權力算計，默許甚至支持這些自肥的惡法？很顯然的，民眾黨擁護「惡法」，選擇與邪惡同流。

結語：守住良知，才守得住法治

歷史告訴我們，真正摧毀法治的，從來不是人民的抗議，而是權力對不義法律的順從。副署惡法，不是中立，而是共犯。

願我們記得：法治的靈魂不是條文，而是正義；民主的根基不是多數，而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只要還有人願意為公共良善發聲、為弱勢挺身，惡法終將失去它的偽裝。促進公義的國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及世界走向上帝國的願景。

說到底，這不是藍或白的問題，而是人民要不要繼續做一個有良知的公民，要不要促進上帝國的公義與良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