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4年12月5日，羅馬天主教會教宗 英諾森八世（Innocent VIII）發布教宗詔令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正式授權兩位德國多明我會宗教裁判官──克拉馬（Heinrich Kramer）與司佈倫格（Jacob Sprenger）──對「巫術」案件行使全面的司法與神學管轄權。此一詔令在制度上為宗教裁判所介入地方社會、家庭與個人生命，鋪設了關鍵的合法性基礎。
在此權柄的庇護之下，克拉馬於1486年完成、並以司佈倫格之名加以背書的著作《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德語 Hexenhammer)，於1487年在德國首次付梓出版。這本書，成為日後數百年歐洲「獵女巫」運動中最具影響力、也最具毀滅性的文本之一。
《女巫之槌》系統性地彙整了中世紀晚期歐洲流行的巫術觀念、對女性的神學偏見，以及將災禍、疾病、社會動盪「靈異化」與「人格化」的解釋模式。書中不僅試圖以「神學—法學—心理學」的混合論證，合理化女巫的存在，更詳盡說明如何辨識、審訊與檢舉所謂的女巫。
然而，這些所謂的「鑑定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幾乎等同於以酷刑逼供。受審者無論是否真正被裁定為女巫，往往在反覆折磨中喪命；而「供詞」本身，只是痛苦下的求生回應，卻被視為確鑿證據。隨著印刷術在歐洲迅速普及，《女巫之槌》得以大量複製、跨區流通，並被教會法庭與世俗政權廣泛引用，進一步放大其破壞力。
在接下來約三個世紀中，歐洲各地陸續展開獵巫行動，歷史學界普遍估計，約有數萬至十萬人因此被處死，其中多數為女性、貧困者、社會邊緣人，以及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弱勢者。這不只是信仰的悲劇，更是制度性暴力與神學失守所交織而成的人道災難。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一個極其不安的事實：當教會自認完全掌握真理，卻失去了對人的憐憫，信仰便可能成為壓迫的工具，而非釋放的力量。《女巫之槌》的問題，不僅在於錯誤的神學論述，更在於它將恐懼制度化、將偏見神聖化，並以「保衛信仰」之名，合理化對脆弱者的摧毀。
對今日的教會與公共信仰而言，獵巫歷史並非過去式。它不斷以新的形式重演：當我們輕率地為某些群體貼上標籤、當我們以道德焦慮取代事實查證、當我們用神學語言為排除、歧視與恐懼辯護，我們就可能再次站在《女巫之槌》的陰影之中。
今天，教會被呼召成為一個能自我反省的群體──勇於承認錯誤、修補創傷，並在社會中為真理與弱勢者發聲。這不是削弱信仰，而是讓信仰回到它原初的力量：使人得生，使社群得醫治。
記住這段黑暗歷史，不是為了譴責過去，而是為了在今日的世界中，更清醒地活出上帝國的光。記住，上主的公義從不需要酷刑來證明；真正的真理，需要寬容與憐憫締造人權與尊嚴。
圖：《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