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該為台灣留下什麼?
黃春生牧師(2016.5.15濟南牧函)

有「世界最偉大的乞丐」之稱的德蕾莎姆姆(對年長修女的尊稱)在1985年1月來台訪問,會見了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她曾一針見血的說過:「台灣的社會,物質富裕,精神卻是貧窮的。...物質的貧窮容易解決,而心靈上的貧乏、寂寞,卻是今日多數人的問題。台灣可能沒有缺乏麵包的飢餓,但一定有愛的飢餓,缺少天主愛的話語的飢餓。」當年,仁愛傳教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就在汐止及台南仁德設立類似垂死之家(Asha Daan),為貧病窮困孤苦無依的老人服務,照顧他們,為他們洗澡、洗衣服、剪指甲、理髮、修鬍子、倒便盆。1995年德蕾莎姆姆計劃去中國設立一所仁愛之家,受到中國當局婉拒,他們說中國的社會福利做得很好,用不著。一個傲慢的政府是人民的痛苦,更是敵擋上帝的。
台灣這八年的停滯,除了欠缺核心價值,也跟主政者的傲慢息息相關,施政滿意度9.2%,卻自我感覺良好。這也與長期以來,政治人物的「自我中心」有關。在台灣許多政治人物都喜愛「剪綵」、「題字」這種東西,就有人被戲稱「灌水剪綵王」,甚至有人藉著「整修」把前人的題字換成自己的名字,似乎怕別人忘記他。二年前苗栗縣舉債400億,退休金延遲發放、社福經費停發,只為了縣長要放煙火、要辦燈會。這些都是很奇怪、惡劣的價值觀,想想放煙火、造橋、鋪路、建設的費用都來自納稅人,如果主政者要獨資奉獻「留名」,我沒有意見,但是這些「受託」的官員,都有領薪水,是為國家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滿足「自我」。
政治家越少「自我」,就會越受到尊敬,他想的都是如何幫助弱勢者,如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提升國家的榮譽感,而不在意個人坐在什麼位置,更不會在意人民是否忘了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事。真正愛人民的人,不需要任何題字、雕像。這對基督徒的從政者更為重要,因為我們越高舉自己的名字,基督的名字就越低;只有當我們的名字越卑微,基督的名字才越受高舉。
政治人物該為台灣留下什麼?我期許新的政府,謙卑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不高舉人的名字,不剪綵、不題字,要學習耶穌的教導:「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馬可福音10:44)
在台灣歷史中,其實有許多典範人物值得政治人物學習。日本人治理台灣時,把台灣當成日本國土的延伸,他們派出最優秀的地質專家和水利專家來台灣勘查,發現台灣是一塊上帝賞賜最肥美的土地,不但有充足雨水,有高山森林,和各種甜美果實。後來,日本政府還派了農業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灣勘查,並在台灣建立了種植甘蔗而發展出龐大的蔗糖工業,被台灣人稱為「台灣糖業之父」,他本身也是一位基督徒,一位有信心眼光的基督徒。
日本領有台灣半世紀,經由有效率的治理,將台灣這個島嶼由落後的邊陲轉化成守法、有序、生產力發達的現代化社會。確立日本在台灣治理的規模,是著名的「兒玉—後藤體制」(1898-1906),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扮演的角色,更特別受到學界的注意。比較被忽視的是,「兒玉—後藤體制」之經略台灣,其實仰賴了一群傑出文官的規劃執行。在這群日本早期的「科技官僚」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奠定了台灣現代製糖業基礎,被美國學者Mark Peattie稱之為足以與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長官並列日本治台前期的「三頭統治」(triumvirate)之一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

新渡戶稻造之所以成為一位為大的政治家,是因為他信奉基督為他的核心價值,他不為自己留名,只求榮耀上帝。他的信仰啟蒙者,是來自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的創校校長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由於克拉克校長本身是一位基督徒,因此他經常與學生談論《聖經》,經常勸勉學生一起信奉基督,因此,入學的學生在他的影響下,都簽署「信奉耶穌的誓書」以示入教的決心。研讀聖經也成為札幌農學校前二期生最重要的學習之一。
1877年克拉克博士返美在札幌島松附近,騎在馬上,對送別的師生們大聲說了一句話:「青年們,要胸懷大志」(少年よ、大志を抱け Boys, be ambitious.)。從此,這句話就成了北海道大學的校訓流傳至今。克拉克校長離開日本後不久,他以基督信仰所感化的一期生,及二期生的新渡戶稻造、內村鑒三等人也影響頗大,也成為基督徒。

新渡戶稻造為台灣打下交通、產業基礎,但他不為自己留名,因此很多人不認識他。這正是他之所以成為典範人物的地方。盼望從事政治服務的人,多多學習這些在台灣歷史中的典範人物,甚至,大學通識教育、教育部歷史課綱也應該納入這些典範人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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