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台灣人民抗暴日
1947年3月1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震盪之中，台北街頭第一次出現「台灣獨立」、「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等標語。這一天，被後人視為「台灣人民抗暴日」。那不是出於一時激情的口號，而是人民在極端壓迫下，對尊嚴與自治的吶喊。
二二八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的回應大致呈現兩條同時並行的路線。
第一條，是武裝抗爭的路線。部分青年與地方力量主張自衛，甚至提出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構想。這種訴求，不僅僅是政治分離的想像，而是對當時軍紀敗壞、貪腐橫行、濫權濫殺的直接回應。在統治失去合法性時，人民自然會思考自保與自決的可能。
然而，多數台灣人民選擇了第二條路——政治交涉。3月1日，各地仕紳與民意代表出面，推派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燈、林忠等人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尋求制度內改革。3月2日陳儀兩度廣播，公開承諾「寬大處理」，似乎為衝突帶來一線曙光。
但歷史殘酷地揭示：這是一場精心鋪陳的欺騙。同日陳儀密電請求中央迅速派兵來台鎮壓。3月5日，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確提出改革臺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7日提出42條改革綱領，試圖以制度化方式重建治理秩序。當時各地已經逐步恢復社會秩序，然而3月8日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隨即展開武力掃射與鎮壓。3月10日宣布解散處委會、戒嚴與清鄉。從對話到屠殺，只隔幾日。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當權力失去制衡，承諾可以瞬間變成陷阱；當制度沒有問責機制，廣播裡的「寬大」可能只是掩護暴力的煙霧。
一、抗暴的兩條路線：武力與制度的辯證
3月1日的重點不在於武裝，而在於看見人民在絕境中如何思考行動策略。武裝抗爭，是對暴政的本能反應；政治交涉，則是對制度改革的最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在當時選擇了溫和改革路線。這顯示出台灣人的性格：傾向理性協商、追求制度正義，而非優先訴諸暴力。
然而，中國國民黨以欺騙與軍隊回應協商，展開大屠殺，有計劃的「清鄉」清除台灣的社會菁英，以利日後威權統治及塑造統治領袖的神話。
二、從1947到今日：面對中共威脅的歷史鏡鑑
今天的台灣，面對來自中共政權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作戰。戰機擾台、軍演壓境、認知作戰滲透。不同的是，我們已不再處於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年代。今日台灣擁有民主制度、政黨競爭、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教訓仍然銳利，必須對中共威權的承諾保持審慎。
🎞圖：黃純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第拾號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