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與危機意識，激發出大罷免的公民運動

良知與危機意識，激發出大罷免的公民運動

🍀黃春生牧師｜傳送門： https://portaly.cc/chunsheng

台灣自2024年5月以來，正遭遇立法權的政變，藍白立委亂刪預算、削弱台灣防衛韌性，甚至為極權中共鋪設侵略道路的危機中。哲學家康德認為，人具有內在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它透過良知發出「你應當如此行」的道德召喚。當政府違反正義，民主、自由、人權受侵害，良知就成為拒絕服從的不服從力量。

在聖經中，良知（希臘文συνείδησις, syneidēsis）是上主放在人心中的道德雷達（參羅馬書2:15），使人知道是非對錯。當掌權者（包括此時的立法權獨裁時）違法民主憲政原則、踐踏公義，迎合共產極權，威脅台灣民主現況時，良知會催逼信徒與人民起身見證真理、抗拒邪惡。這正是改革宗信仰中「信仰良知高於國家命令」的精神（參加爾文與賀伯‧波文克的政治神學觀）。因此，良知這股來自人心的不可壓抑力量，良知更向人民發出崇高價值與道德的召喚。

危機意識：歷史與現實的燃眉警鐘

歷史學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危機」本身意涵著「抉擇」：要不是走向崩潰，就是開啟轉化。當政治腐敗、媒體被收編、司法遭操控，人民若能產生集體危機意識，就能從焦慮中轉化出行動的力量。

台灣歷經二二八大屠殺、威權統治、戒嚴壓制的白色恐怖統治，人民對於「退回獨裁」的警覺極高。當前若出現操控選舉、國會擴權、削弱民主制衡的行徑，人民的歷史創傷會被重新喚醒，進而形成大規模的憤怒與行動。如今「大罷免公民運動」就是上主放在人內心身處的良知與危機意識的驅動。

公民運動的引爆點：從知覺到行動的轉化

1. 群體良知的形成

當個人的良知彼此共鳴，就會形成群體的道德共識（例如：2014年太陽花運動反黑箱服貿的公民覺醒）。這種共鳴有如聖靈感動，使人超越個人安逸，進入公共實踐。

2. 危機意識轉化為行動

若危機意識夠深刻、夠普遍，就會促使人民認識到「不行動的代價更高」，從而走上街頭、推動連署、罷免不義代表。例如：

2021年罷免黃捷、高雄市長韓國瑜，顯示台灣社會已有「民主守護者」的角色自覺。

2024年立法院擴權、違憲濫權，5月17日出現「青鳥行動」，表達強烈的危機意識與公義訴求。青鳥行動甚至擴大成為全國性的大罷免公民運動。

信仰與公共行動

基督信仰不只是內心的虔誠，更是公共生活的見證。當政治體系壓迫人民、腐化制度，信徒的良知與危機意識會驅使我們回應彌迦書6:8的呼召：「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主同行。」

罷免行動不是出於報復，而是回應上主對人類社會的公義要求，是實踐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的召喚。在這樣的公共神學視角中，罷免不再只是憲政秩序的校正技術，而是人民尋求崇高價值(指向上帝本身)，集體的渴求、祈禱與見證的一種形式。

盼望基督徒與台灣人不再是觀望的旁觀者，而是良知的踐行者與公義的守望者。如同使徒保羅所言：「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以弗所書6:18），因為真正的公民行動，不只是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更是要以基督的心為心，在歷史中成為轉化的種子，促進上帝國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