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基督徒應該勇敢站出來，反對共產黨？

為何台灣基督徒應該勇敢站出來，反對共產黨？

黃春生牧師 2025.4.16

在這個全球局勢變動快速的時代，台灣的自由與信仰權利正面臨空前的挑戰。許多台灣人或許尚未意識到，如果台灣一旦被中國共產黨（中共）所統治，對基督徒而言，將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改變，更是一場深刻的信仰危機與迫害的開端。

一、信仰自由將不復存在

在中共的治理下，宗教活動受到嚴格限制。根據「宗教場所規範管理辦法」的規定，18歲以下青少年禁止進入教會。成年人雖仍可參與宗教活動，但必須在政府核准的時間、地點與範圍內進行。任何未經批准的宗教聚會都會被視為違法，並受到嚴厲處罰。

二、小組聚會可能變成犯罪行為

對許多台灣教會而言，小組、團契、幸福小組是門徒訓練與信仰生活的重要形式。然而在中國，這些私下的聚會一旦被發現，即使只是數人讀經禱告，也可能面臨拘押與刑責，主要發起人甚至可能被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傳福音是違法行為

在中國公開傳福音是非法的。更令人痛心的是，官方教材甚至將基督教列為「邪教」來教導小學生，這樣的政策不僅限制福音的傳播，更是對下一代心靈的扭曲與洗腦。

四、講道內容受限，牧者隨時面臨風險

即使是在政府批准的聚會中，講道內容也必須經過事先審查。中共會派員臥底參與聚會，監控講台信息。一旦牧者脫稿講道，尤其提及「公義」、「自由」等可能被視為敏感的主題，就可能立即被帶走調查。

五、三自教會與政治掛鉤

在中國，只有「三自教會」被允許公開存在，但這些教會必須以黨的領導為最高原則。教會活動中會夾雜唱紅歌、宣讀效忠共產黨的誓言。這種「宗教中國化」的操作，實際上是將信仰工具化，迫使教會淪為政權的附庸。

六、聖經與信仰資源受封鎖

自2018年起，中國大陸已無法在網路或大部分實體通路上購買聖經。宗教書籍與相關信仰物品也遭到全面封殺，使得信徒在靈命成長與教導上遭遇極大限制。

七、宗教必須「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習近平於2016年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要求信教群眾「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語言清楚顯示，中共並非真正尊重信仰自由，而是要將信仰納入其政治統治框架下。

呼籲：為信仰自由，我們不能沉默

作為台灣的基督徒，我們不能對中國信徒正在承受的苦難視而不見。更不能對台灣可能面臨的未來掉以輕心。信仰自由不是理所當然，它需要我們一起守護。站出來發聲，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下一代、為了那些在黑暗中堅持信仰的弟兄姊妹。

耶穌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願我們成為那照亮世界的光，不被恐懼束縛，勇敢為真理與自由發聲。

1923年4月15日，《臺灣民報》創刊

 ⭕1923年4月15日，《臺灣民報》創刊

1920年1月11日，臺灣第一個海外政治團體「新民會」成立
1943年1月11日，中國國民黨政權訂為「司法節」，以紀念1943年中國與英、美等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更早於中國政治獨立訴求的23年前，日本時期的臺灣，

1920年1月11日這一天，第一個由海外臺灣青年自發組成的政治性團體「新民會」成立，對臺灣前途的影響更為深遠。遠在「帝都」求學的臺灣留學生在蔡惠如的東京居所，與部分旅日仕紳組織了「新民會」，並推選林獻堂為會長、蔡惠如為副會長。這是台灣第一個海外政治組織，比蔣渭水1927年7月10日成立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還早七年。

新民會成立後，7月16日在東京正式發行機關報《臺灣青年》月刊。明治大學教授泉哲在《臺灣青年》第1卷第1號〈臺灣島民に告ぐ〉(敬告臺灣島民)一文中，提出日本政府對臺灣進行了資源的掠奪，但臺灣人應自覺為自己的文化負起責任，文中說：「臺灣非總督府之臺灣，實為臺灣島民之臺灣」。

《臺灣青年》所刊載的文章，對日後臺灣的新文化運動有相當的影響，而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訴求，也可見於創刊號〈卷頭辭〉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三大目標。

《臺灣青年》在當時除了在日留學生之外，在臺灣的學生之中也有不少讀者，而與日本當局關係良好的仕紳辜顯榮與林熊徵等人也曾出錢贊助《臺灣青年》。而後在1922年4月1日，《臺灣青年》為「應時勢之推移與我島文化之要求」更名《臺灣》，繼續在東京發行了19期。後於 1923年4月15日創辦《臺灣民報》半月刊，同年 10 月 15 日改為旬刊（每十天發行一次）。


🎞圖：1923 年《臺灣民報》創刊號。仔細觀察，「民」字上方凸出一筆，藏有民意出頭天含意。(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上帝觀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從信仰自由到民主守護的呼召

上帝觀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從信仰自由到民主守護的呼召

黃春生牧師 2025.4.10

前言：宗教與政治，應分離還是同行？

「宗教不要碰政治」這句話在某些脈絡中或許出自對政教分離原則的誤解，但在中國政權的語境中，它卻常是用來壓制宗教參與公共議題的政治伎倆。特別是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宗教長期被視為政治的附屬，從未真正擁有獨立自主的位置。歷朝歷代，宗教若不順服當權者，就被視為威脅政權穩定的亂源。

而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這種傳統的「政教結構」不僅延續，更透過制度性壓迫達到新的極致。表面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實際是國家機器對宗教的全面操控與逐步消滅。

那麼，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下，台灣的基督徒應該如何自處？我們的上帝觀——也就是我們對上帝是誰、祂如何治理世界的理解——是否會影響我們的政治態度與公共行動？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真正的信仰從來不是關在教堂內的虛浮靈性，而是呼召我們活出天國價值的現實見證。

一、上帝是誰？祂如何影響我們看待政治？

聖經中啟示的上帝，是一位全能掌權、關注公義、看重人類尊嚴與自由的上帝。祂不是抽離世界的靈體，而是介入歷史、引導萬國的主宰。

在舊約，上主伸手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王法老的奴役，這不只是靈性的釋放，更是政治與社會制度的鬆動（出埃及記）。

在新約，耶穌基督雖未直接建立地上政權，卻挑戰了當時的宗教與政治權威，用「上帝國」的異象揭示出一種超越人類政權的價值體系（馬太福音5-7章）。

耶穌的門徒，在羅馬帝國的壓迫下堅持「順服上帝勝過順服人」（使徒行傳5:29），這句話正是信仰在政治壓力下的公開見證。

因此，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逃避現實，而是活在現實中，並用上帝國的光來照亮地上的黑暗制度。我們相信上主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示錄19:16），這一點本身就對所有地上政權構成了挑戰。

二、政治中立是假議題：當信仰遇上極權

很多人主張教會應保持「政治中立」，但所謂「中立」，若是在不義面前選擇沉默，實際上就是與壓迫者同流。耶穌說：「不是就說不是，是就說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這是對曖昧態度的直接批判。

在當前的台灣社會，當我們面對的是一股持續向中國邪惡極權靠攏、輕視人權、破壞法治的邪惡政治勢力時，基督徒不能假裝這與信仰無關。因為一旦「中國模式」在台灣生根，我們今日所享有的信仰自由、傳福音自由、敬拜自由，都將岌岌可危。

三、福音的發展與自由社會密不可分

有人質疑：「參與政治會不會模糊教會的福音使命？」但歷史與現實都清楚告訴我們，沒有自由的政治環境，就沒有自由的福音空間。

在中國，共產黨拆除十字架、拆教堂，主日禮拜要唱紅歌，十八歲以下被禁止進入教會，學校教育的課本上教導「基督教是邪教」，又迫害無數基督徒、牧師，例如王怡牧師仍在獄中受難，這些都是最直接的證明。

今日台灣各種福音機構、基督教出版、神學教育、自媒體事工之所以能興盛，全賴於我們仍然擁有民主制度與法治保障。

若呼應中共的邪惡勢力在國會坐大，我們是否仍能自由傳講十字架的信息？是否能無懼講出「上帝才是掌權者」的宣告？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歷史的殘酷警示。

四、參與大罷免，是信仰的回應，不是政黨選擇

有人稱長老教會是民進黨的側翼，這真是笑話啊！長老教會在台灣，早於國民黨、民進黨，在長老教會對抗威權體制時，民進黨尚未出現。長老教會不會是民進黨的側翼，而是長老教會影響了早期的民進黨，若稱當時民進黨是長老教會的側翼或許還說得通。但我更期待，任何政黨、宗教組織都能夠成為「上帝國的側翼」，一起對抗敵基督—邪惡極權的帝國，一起來促進上帝國的理想新國度。

這場公民罷免運動，不是政黨鬥爭，而是一場價值之戰。若我們自認是上帝國的子民，就要在地活出上帝國行公義、好憐憫的價值。這場行動正是見證我們是否願意：

不妥協於謊言與不義；

不容忍政教不分的極權統治；

不放棄為下一代爭取信仰空間的責任。

耶穌沒有逃避十字架的道路，祂也呼召我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8:34）這並不是教我們熱衷於選舉或政治，而是在挑戰我們是否願意為真理與公義付代價。

結語：我們是台灣的基督徒，也是上帝國的見證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若教會噤聲，那麼我們可能將失去的不只是投票權，而是敬拜的自由與靈性的空氣。若我們不為台灣發聲，就無法真正為鐵幕封鎖下的中國靈魂守望。因為守住台灣的民主，就是守住未來福音進入中國的燈塔與基地，更是促進上帝國遍滿全地的前哨。

願我們不只是祈禱的信徒，更是行動的門徒。讓我們一起，在這場大罷免中，為信仰而站立，為台灣而選擇，為上帝的國發出見證！

1949年4月6日，四六學潮，臺灣首次校園白色恐怖

⭕1949年4月6日，四六學潮，臺灣首次校園白色恐怖

1949年4月6日清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派遣軍警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及國立臺灣大學，逮捕涉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居心叵測」之學生。此乃戰後軍警直接進入校園逮捕學生之首例，可稱為校園白色恐怖之濫觴，亦被視為戰後臺灣學運之指標，史稱「四六事件」或「四六學潮」。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間)之後，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展開大屠殺，隨後展開清鄉、白色恐怖的大搜捕及屠殺。臺灣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困頓，加以自由思潮之激盪，關懷現實的學生乃透過社團、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以發文宣、貼標語、遊行、演說等方式批判政府施政之缺失，而共產黨之職業學生則趁機鼓動學潮以擴大事端。

1949年3月29日，臺大、師院及臺北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自治會聯合舉辦慶祝青年節營火晚會，會中決議成立全省性學生聯合會，俾團結學生力量，迫使政府當局改善現狀。4月1日，甫自南京返臺的省主席陳誠唯恐事件效應影響臺灣社會秩序，乃命副總司令彭孟緝清查主謀，並於4月5日進行逮捕。6日上午，軍警以優勢警力和武器衝破防線，大肆搜捕反抗學生，被逮捕的學生多達二百多位，最後遭起訴的學生十九位，不過，在後來的幾年中，未被起訴的部份學生仍陸陸續續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如「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至少有五十人遭逮捕，或判刑或槍殺）。

四六學潮後，學生社團活動大受限制，自主性活動轉趨沈寂，反共及黨國教育深入校園，學術自由深受干預，社會言論自由之風氣頓失，顯示此一事件影響臺灣教育與學術發展至深且巨。

 圖：1949年4月6日警備總部電令

林宗義長老、林李美貞長老娘夫婦安葬禮拜

轉來厝(回家)

林宗義長老、林李美貞長老娘夫婦安葬禮拜

2025.4.2 基督教平安園 台北濟南教會主任牧師黃春生

約翰福音14:1-6 (台語漢字)

1「恁的心莫得迫腹；恁著信上帝，亦著信我。2佇我的父的家有多多厝宅；若無，就我已經給恁講啦。因為我去是給恁備辦所在。3若去給恁備辦所在，就欲閣來接納恁歸佇我，互我所佇啲的，恁亦佇遐。4我所去的所在，恁識彼條路。」5多馬給伊講：「主啊，你去的所在阮都呣知，豈會知彼條路啊？」6耶穌給伊講：「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無對我，就無人就近父。」

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家屬與朋友：

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不僅是來向林宗義長老與林李美貞長老娘獻上最後的敬意，更是一起見證兩位上帝忠心僕人——如今「轉來厝(回家)」的時刻。

「回家」這個詞，在今天顯得格外深沉又溫暖。對於我們基督徒而言，「回家」並不只是生命結束的代名詞，它是一段旅程的終點，也是一個永恆開始的起點。正如詩篇23篇6節所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這是上帝子民真正的家，是我們信仰終極的盼望。

耶穌在約翰福音14章裡所說的，不是對死亡的安慰詞而已，是對永恆的保證：「佇我的父的家有多多厝宅」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安慰，而是一個具體的邀請——祂要我們知道，死亡不是終點，而是一道門，通向祂所預備的地方。

林宗義長老與林李美貞長老娘的人生，正是這段經文的活出。他們相信耶穌是那條路，是通往父的家的道路；他們在世上的腳步，正是走在這條天路之上，直到今天，他們抵達了終點，進入上主為信祂的人所預備永恆的住處。

回家的人生：活出信、望、愛的道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林宗義長老與李美貞長老娘的一生，就是這條道路的見證。

1. 他們走在「真理」之路上

當他們面對台灣的動盪歷史，他們不選擇沉默。林宗義長老的父親林茂生教授，在1947年被帶走失蹤，成為二二八悲劇中的台灣菁英知識分子代表。但這段創傷並未讓林宗義選擇怨恨，他選擇走向更大的愛與真理，投身公共事務、倡議人權、推動台灣人民自決，因為他相信這是一條符合上帝心意的道路。

1973年3月19日，他與黃彰輝、黃武東、宋泉盛牧師等人，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這不只是政治行動，更是一種信仰回應：因為在基督裡，每一個民族都有尊嚴與選擇命運的權利。

2. 他們走在「愛」之路上

李美貞長老娘是台灣醫界中第一位具備社工師資格的人，她設立了台大醫院的社會工作室，讓醫療不再只是看病，更是看人。她看到的是病人背後的家庭、心理、社會處境，並以愛與同理心擁抱這些破碎與痛苦。

宗義長老創設台灣第一個兒童精神科門診，關懷在角落中的孩子。他們的愛不是情感而已，是有行動、有系統、有堅持的愛，是來自信仰的愛，是耶穌所教導的愛人如己。今天台大醫院精神科原本有許多醫師要出席，但我請人告知他們不要勞師動眾，墓園腹地不大無法容納太多人，因此僅以家屬參加為主，也因此教會長老陳喬琪醫師代表台灣精神醫學界來參加。

3. 他們走在「生命」之路上

他們不是逃避世界的人，而是進入世界，把信仰活出來。他們在醫學、教育、國際組織中發光發熱，因為他們深知：基督的生命在他們裡面，就要在這地上結果。他們的努力、付出，讓許多人在他們的身上看見基督的愛與生命。

◎留下的，是記憶；傳承的，是信仰

今天我們懷著不捨，將這對夫婦的骨灰安葬於他們深愛的土地。他們在加拿大安息，如今回到台灣，長眠於這塊土地——他們的「地上之家」，成了我們對他們的懷念之所。

但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真正歸宿，不在這裡，而在父的家。他們的名字，已刻在羔羊的生命冊上。他們的生命，已在天上得著記念。

他們留給我們的，不只是成就，不只是榮譽，而是信仰——一條靠著耶穌的道路，一份在患難中依然不動搖的盼望，一個對這世界與來世皆不失望的愛。

◎走這條路的邀請：你願意回家嗎？

在場的每一位親友，無論你信主或不信，我想以這段經文邀請你思想：你知道你的終點在哪裡嗎？你知道「那條路」嗎？

多馬曾問耶穌：「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我就是那條路。」

這是一條信心的道路，走的人不一定偉大，但願意信；這是一條恩典的道路，走的人不一定完美，但願意回應。

林宗義長老與李美貞長老娘走完了他們的旅程，他們回家了，而我們仍在路上。這不是結束，而是邀請。他們一生的見證，成為我們的榜樣。他們的信仰不只是言語，更是行動；不只是私人的信仰，更是公眾的見證。他們愛主、愛人、愛台灣，用盡一生回應上帝的呼召。

你願不願意也走在這條路上，將來能與他們在父的家中再相見？

結語：再會，不是告別，是信心的應許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將他們的骨灰安葬在他們所摯愛的故鄉土地，按聖經所說的塵歸於塵、土歸於土，我們送的是骨灰，懷的是感恩，領的是盼望。

他們在主裡已經「回家」，我們則在路上繼續奔跑。但因著耶穌的應許，我們不憂愁，我們知道：

祂已為我們預備地方，

祂將再來接我們到祂那裡去，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願我們都回家——在信心裡回到天父的懷抱，

在行動裡活出愛與公義的見證，

在盼望中等候那一天，再相聚於榮耀的天家。

阿們。

1947年3月31日，第一位臺籍檢察官王育霖被國民黨軍隊謀殺

 ⭕1947年3月31日，第一位臺籍檢察官王育霖被國民黨軍隊謀殺

王育霖，臺南市人，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負笈日本東京大學，就讀法律系。就讀大學時參加日本全國司法官高等考試並以優秀成績金榜題名。翌年(1944)畢業後，旋即被分發至京都地方法院任檢察官，為臺灣人在日本的第一位檢察官。

戰後，舉家返臺，在臺北受訓後，然後被任用為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個性耿直，不懼權勢，一切遵照法律辦案，任內因百姓檢舉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涉及貪污「救濟奶粉」之案，郭紹宗傳訊不肯來，王育霖只好親赴市府偵察，豈料，被同謀的警察局長派人包圍，「有計劃的」搶走他辦案的卷宗，弄丟案卷無法交差，因此憤而遞辭呈，轉任建國中學教員，並並擔任林茂所主持的「民報」的法律顧問。

1947年3月14日下午，正要出門時，據稱是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派了憲兵隊便衣人員將王育霖捉走。在李筱峰教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中，根據王育德的說法，王育霖是在同年3月31日，被槍殺之後棄置於淡水河，而王育德則在哥哥受難之後，也帶著妻兒逃亡至香港，並在1949年轉往日本。

2014年3月30日，330反服貿遊行

2014年3月30日，330反服貿遊行

2014年3月30日臺灣太陽花學運期間，由占領國會事件的抗議學生與公民團體號召支持群眾前往凱達格蘭大道與周圍地區表達反服貿訴求的活動。330反服貿遊行又被稱作330凱道集結行動，約有30萬人民參與此遊行聚集。

在「顏色革命」蔚為世界民主浪潮，在太陽花學運呼籲參與330示威遊行的民眾穿著黑色衣服作為標記，因此也被許多媒體以「黑衫軍」或「黑潮」稱呼。其標語為：「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

符籙能否成為一種基督教本色化神學的素材？

符籙能否成為一種基督教本色化神學的素材？

黃春生牧師

當我們談論「本色化神學 contextual theology」，往往是希望讓信仰在在地文化中紮根，讓福音的普世信息能夠使用在地本土所能理解的語彙、符號，與人真實的生命經驗對話。

綜觀基督教傳到亞洲，也不斷在本色化中調整，大唐景教(基督教)就大量使用佛教、道教的術語來傳遞基督教的教義。例如使用「三一妙身」來指稱「三一上帝」，「彌施訶 Messiah」成為「彌施訶尊」或「明尊」的稱號，使用「經」、「法」、「道」來命名經典與神學思想，以「法王」來稱呼「使徒」。在基督教本色化的歷程中，對佛教、道教等傳統宗教語言與文化的「借用」與「轉化」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而「符籙」這個源自道教的宗教媒介，被年輕一代的基督徒，運用在文化創作與行動藝術中，被巧妙挪用，引發一波關於「符籙神學」的反思與想像。特別是這次大罷免的公民運動中，一位作者以「符籙」形式呈現抗議訴求，去除了道教的神明召喚，卻保留了形式與精神的結構，讓人驚艷，也挑戰了許多人的神學直覺。

這樣的文化翻轉，引導我們思考：符籙能否成為一種基督教本色化神學的素材？又或者說，我們如何積極地從神學角度詮釋這類文化轉譯的實踐？

 一、符籙是什麼？從道教媒介到神學想像

在道教脈絡中，符籙是一種「人神之間的公文」，透過書寫與儀式，使神靈的旨意得以運行於人間。它是一種帶有「權柄」的文本，能夠號召靈界力量介入世事。在此意義上，符籙不是單純的護身符或法術工具，而是象徵一種信仰體系中對「話語—權柄—行動」三者的整合性理解。聖經中先知發預言時，也會出現類似的「套語」。

最近某位年輕傳道師本身也是政治大學宗教學博士，他觀察後戲稱：「長老教會就是基督教的符籙派。」這話半是嘲諷、半是洞見。從無止盡的會議公文、議會決議、牧函聲明，到各種社會行動的連署、貼文與標語，長老教會內部運作的確極度「文書化」。「發文」本身，彷彿成為一種信仰的行動載體，期盼藉此召喚權力、喚起群體、成就義行——這不正與符籙所代表的「書寫即行動」精神不謀而合嗎？

 二、從道教符籙到基督教行動：神學上的詮釋框架

若要將符籙的形式轉化為一種神學語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嘗試正面詮釋：

 1. 話語成為行動：Logos 的轉化力量

基督教最核心的神學信念之一，就是道成肉身——上帝的話語不是停留在抽象真理，而是成為具體可感的歷史行動（參約翰福音1:14）。從這角度來看，「符籙」作為承載神聖權柄的書寫，不正像是一種象徵性的道成肉身嗎？

一如道教符籙將神明的命令具象為符文，我們也相信聖經的文字、講道的信息、聖餐的餅杯，乃至一份社會關懷的聲明，都可能成為「上帝的道」向世界具體介入的媒介。這些都是當代的「符籙」，在宣告上帝國臨在的旨意。

 2. 聖禮與公共神學的結合：儀式的社會功能

符籙不只是個人護符，更具有公共與儀式性的角色。對應到基督教傳統，聖禮（如洗禮與聖餐）本就帶有集體性與社會訴求。當基督徒透過一種「文化創意符籙」來訴說信仰與社會關懷時，我們是否也在實踐一種「禮儀性的抗議」或「聖禮化的公共神學」？

就像這次的公民行動中，以十字架取代道教符頭的設計，將「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作為權柄來源，下面緊接著「罷免誰誰誰」的命令，這不只是創意，更是一種信仰的宣告：我們的社會參與不是出於憤怒，而是出於天國的呼召。

 3. 在地語言與神學：文化挪用與聖潔轉化

或許最關鍵的神學問題是：使用符籙形式，是否等同「濫稱主名」或混合宗教？

這裡我們可借用保羅的跨文化策略作對照。他在雅典用「未識之神」來引介耶穌（使徒行傳17章），顯示出在多神文化中，他能靈活運用本地語言與宗教符號，帶出新的詮釋。若這樣的挪用能將人從偶像中釋放出來，進入真神的啟示，那麼它不僅不是妥協，反而是一種神聖的翻轉。

因此，我們可以說，符籙的形式若脫離了道教的靈媒觀，轉化為一種文化語言來傳達基督信仰的信息，那麼它就是一種聖潔的挪用（holy subversion）。

 三、從符籙到公文：當代教會的書寫神學

最後，我們不妨回到那句玩笑話：「長老教會是符籙派。」這其實點出了現代教會在書寫與文書行動中的潛在神學意義。

教會的聲明、社會行動的公文、講台上的文字，若真誠地出於對神的聽命、對社群的愛護與對公義的渴望，那麼它們就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現代的「符籙」——在這世代中書寫神旨、傳遞神權的方式。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對「符籙」的迷信或全盤拒絕，而是對「書寫即行動」、「文化即神學」的深刻理解。

 結語：讓話語成為實踐的召喚

在這樣的理解下，教會的公文、社會參與的文創、甚至一張形似符籙的海報，都可能成為一種「本色化的神學行動」。重點不在於它是否形似符籙，而在於它是否真實承載了上主的召命，並能在世人心中激起盼望與轉化的力量。

這也許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新符籙」：不再是用來驅使鬼神的法術，而是讓上帝的道，在我們的生活與社會中，被看見、被聽見、被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