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正考驗著基督徒的信仰
●黃春生2003/5/11
台灣近年來的大災難，至少有三：中國的導彈威脅（情勢危急，美國派出獨立號和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巡防台海），九二一大地震，和瘟疫SARS。面對重大公共災難時，基督徒所採取的態度為何？
檢視教會發展歷史，每逢社會遇見重大公共災難時，就是教會回應的機會，更是傳遞上帝的愛的契機。從初代教會到今日，每逢發生較大的公共災難時，信仰上的回應情況常比承平時期要更能展現。例如主後一六五年及二五Ｏ年左右的兩次大瘟疫，估計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後來更從都市蔓延到鄉間；但儘管造成當時羅馬帝國的國力減損，但兩次的公共災難，卻反而促成教會的成長。主後二六三年亞歷山大發生瘟疫，教會史一段記載說：「一場瘟疫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鼓勵，勇敢無懼的探望病者，照顧、服事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病疫，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病死去…反過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們撇下那些出現病徵的人，就是至親也棄而不顧。」當時的希臘傳統宗教無法有效回應，對所謂「苦難」的解釋力不從心，「那時候，很多廟宇的祭司都跑光光。」但在社會體系幾乎崩解的時代，初代基督徒反而表現出比其他宗教對災難更勇敢的關注。
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加爾文時代，也曾經碰過瘟疫，那時候，馬丁路德並發展出「天職」的概念，將職業看做是上帝的呼召，要盡力去從事，這與宗教改革前，將神職人員以外的職業均看為是世俗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按宗教改革家的說法，當遇見公共災難時，有五種人必須是要留下來的，除了行政首長、維持治安的人、醫護人員、神職人員（照顧靈性上的需求）外，還有一種人，就是「生病的人的鄰居」，意即周邊有人生病了，我們都有責任去協助、關懷及幫助他們。
當黑死病在十七世紀的英國蔓延時，卻曾發生假先知高興地宣布這場瘟疫是來自上帝的審判，叫大家認罪悔改，趕快走就能避開黑死病。還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跟隨假先知們。其中有神職人員、醫生、護士選擇留在倫敦和疾病搏鬥。有一位獻身防疫的牧師，在他所在的教區愛爾任村中，得到村民的同意，實行強迫自我檢疫作為保健措施，避免瘟疫從村中四散到鄰近的村莊。最後，三百五十個村民中有二百五十九人病死，但整個過程中，村民彼此服事、扶持，使得瘟疫不至於擴散開來。
韓戰爆發時，北韓百萬難民南下，當時南韓教會因實踐「愛你的鄰舍」的信仰展開雙臂歡迎難民，信徒更提供所需給難民。戰爭艱難時物資短缺，信徒變賣家當拿到教會來接濟難民，那時為渡過糧食難關，教會發起每週二日禁食祈禱，一方面渡過糧食短缺，一方面操練祈禱。後來美援進入南韓教會，教會渡過難關，難民經歷教會的愛紛紛進入教會。這場危機終化為轉機，韓國教會從此大復興。
義大利醫生烏邦尼(CARLO URBANI)是聯合國WHO派駐越南首都河內的醫師，他是寄生蟲感染性疾病的專家。有一日一位肺炎患者急速發燒、乾咳，他隨即意識到在中國廣東蔓延的肺炎，這種肺炎不同於傳統肺炎，具有極強的傳染力。於是他在第一時間內，對世界發出警訊，提醒世人一種高傳染疾病「SARS」（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已經蔓延開來。他馬上建議越南政府封鎖中越邊境，採取嚴格隔離措施，此作法果然奏效，越南也是第一個解除疫情的地區。他本著「天職」，完全沒有逃避，反而投入第一線防疫。但不幸地，三週後病逝於曼谷，享年46歲。
今日，SARS是屬於公共災難，是很特別的處境，它與九二一大地震不同的是，後者只是局部區域而已，但SARS卻是全面性的，SARS疫情不僅考驗著人性，更考驗基督徒的信仰。在台灣我們看見人的恐懼，更有看SARS病人或隔離者如痲瘋病者。面對此次如此重大的公共災難，做為一個基督徒該如何作呢？
綜合以上教會歷史的故事，我們知道面對重大公共災難時，我們不可迴避，更需要展現基督徒的信仰態度－愛你的鄰舍。如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提出「天職」的信仰概念，我們都應當從個人的職業上去思索自己的角色及能夠扮演的功能。例如買賣相關醫藥材料者，不僅要本著良知不哄抬物價，甚至願意提供給需要者。生產口罩的，願不願意免費提供給需要的人？做清潔工的，能否善盡清潔職責，甚至參與疫區的清潔工作？對個人而言，如果我們都能從自己的職業去回應，盡職做好本分就很有價值。對媒體而言，報導積極正面的訊息，則可扮演第四權。對政府而言，要像新加坡政府所說：「對抗SARS不是醫療問題，而是行政效率的問題。」確實，我們需要為政府的效率代禱。對教會而言，除了成為病者的好鄰舍之外，我們必須多多肯定人性的光明面，並尋求上帝的帶領。在「人人自危」的時刻，我們更需盡「天職」，發揮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和才幹上。
SARS考驗人性，更考驗基督徒的信仰態度。我們看到有人排斥、謾罵SARS病者，卻也有人積極投入這場戰疫。在物質化的社會裡，我常看到「瘋六合彩」、「瘋蛋塔」、「瘋麥當勞的凱蒂貓」、「瘋樂透」……。在此艱難的時刻，台灣是否可以展現更高尚的人性，是我們必須關切的。我相信更多人的付出，可以更幫助社會集體心靈的提升。希望我們的教會不要在這一場戰疫中退卻了，願上帝幫助我們。
●黃春生2003/5/11
台灣近年來的大災難，至少有三：中國的導彈威脅（情勢危急，美國派出獨立號和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巡防台海），九二一大地震，和瘟疫SARS。面對重大公共災難時，基督徒所採取的態度為何？
檢視教會發展歷史，每逢社會遇見重大公共災難時，就是教會回應的機會，更是傳遞上帝的愛的契機。從初代教會到今日，每逢發生較大的公共災難時，信仰上的回應情況常比承平時期要更能展現。例如主後一六五年及二五Ｏ年左右的兩次大瘟疫，估計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後來更從都市蔓延到鄉間；但儘管造成當時羅馬帝國的國力減損，但兩次的公共災難，卻反而促成教會的成長。主後二六三年亞歷山大發生瘟疫，教會史一段記載說：「一場瘟疫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鼓勵，勇敢無懼的探望病者，照顧、服事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病疫，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病死去…反過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們撇下那些出現病徵的人，就是至親也棄而不顧。」當時的希臘傳統宗教無法有效回應，對所謂「苦難」的解釋力不從心，「那時候，很多廟宇的祭司都跑光光。」但在社會體系幾乎崩解的時代，初代基督徒反而表現出比其他宗教對災難更勇敢的關注。
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加爾文時代，也曾經碰過瘟疫，那時候，馬丁路德並發展出「天職」的概念，將職業看做是上帝的呼召，要盡力去從事，這與宗教改革前，將神職人員以外的職業均看為是世俗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按宗教改革家的說法，當遇見公共災難時，有五種人必須是要留下來的，除了行政首長、維持治安的人、醫護人員、神職人員（照顧靈性上的需求）外，還有一種人，就是「生病的人的鄰居」，意即周邊有人生病了，我們都有責任去協助、關懷及幫助他們。
當黑死病在十七世紀的英國蔓延時，卻曾發生假先知高興地宣布這場瘟疫是來自上帝的審判，叫大家認罪悔改，趕快走就能避開黑死病。還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跟隨假先知們。其中有神職人員、醫生、護士選擇留在倫敦和疾病搏鬥。有一位獻身防疫的牧師，在他所在的教區愛爾任村中，得到村民的同意，實行強迫自我檢疫作為保健措施，避免瘟疫從村中四散到鄰近的村莊。最後，三百五十個村民中有二百五十九人病死，但整個過程中，村民彼此服事、扶持，使得瘟疫不至於擴散開來。
韓戰爆發時，北韓百萬難民南下，當時南韓教會因實踐「愛你的鄰舍」的信仰展開雙臂歡迎難民，信徒更提供所需給難民。戰爭艱難時物資短缺，信徒變賣家當拿到教會來接濟難民，那時為渡過糧食難關，教會發起每週二日禁食祈禱，一方面渡過糧食短缺，一方面操練祈禱。後來美援進入南韓教會，教會渡過難關，難民經歷教會的愛紛紛進入教會。這場危機終化為轉機，韓國教會從此大復興。
義大利醫生烏邦尼(CARLO URBANI)是聯合國WHO派駐越南首都河內的醫師，他是寄生蟲感染性疾病的專家。有一日一位肺炎患者急速發燒、乾咳，他隨即意識到在中國廣東蔓延的肺炎，這種肺炎不同於傳統肺炎，具有極強的傳染力。於是他在第一時間內，對世界發出警訊，提醒世人一種高傳染疾病「SARS」（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已經蔓延開來。他馬上建議越南政府封鎖中越邊境，採取嚴格隔離措施，此作法果然奏效，越南也是第一個解除疫情的地區。他本著「天職」，完全沒有逃避，反而投入第一線防疫。但不幸地，三週後病逝於曼谷，享年46歲。
今日，SARS是屬於公共災難，是很特別的處境，它與九二一大地震不同的是，後者只是局部區域而已，但SARS卻是全面性的，SARS疫情不僅考驗著人性，更考驗基督徒的信仰。在台灣我們看見人的恐懼，更有看SARS病人或隔離者如痲瘋病者。面對此次如此重大的公共災難，做為一個基督徒該如何作呢？
綜合以上教會歷史的故事，我們知道面對重大公共災難時，我們不可迴避，更需要展現基督徒的信仰態度－愛你的鄰舍。如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提出「天職」的信仰概念，我們都應當從個人的職業上去思索自己的角色及能夠扮演的功能。例如買賣相關醫藥材料者，不僅要本著良知不哄抬物價，甚至願意提供給需要者。生產口罩的，願不願意免費提供給需要的人？做清潔工的，能否善盡清潔職責，甚至參與疫區的清潔工作？對個人而言，如果我們都能從自己的職業去回應，盡職做好本分就很有價值。對媒體而言，報導積極正面的訊息，則可扮演第四權。對政府而言，要像新加坡政府所說：「對抗SARS不是醫療問題，而是行政效率的問題。」確實，我們需要為政府的效率代禱。對教會而言，除了成為病者的好鄰舍之外，我們必須多多肯定人性的光明面，並尋求上帝的帶領。在「人人自危」的時刻，我們更需盡「天職」，發揮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和才幹上。
SARS考驗人性，更考驗基督徒的信仰態度。我們看到有人排斥、謾罵SARS病者，卻也有人積極投入這場戰疫。在物質化的社會裡，我常看到「瘋六合彩」、「瘋蛋塔」、「瘋麥當勞的凱蒂貓」、「瘋樂透」……。在此艱難的時刻，台灣是否可以展現更高尚的人性，是我們必須關切的。我相信更多人的付出，可以更幫助社會集體心靈的提升。希望我們的教會不要在這一場戰疫中退卻了，願上帝幫助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