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ilgrim 天路客
黃春生牧師 N̂g Chhun seng bo̍k-su
2025年8月16日 星期六
1977年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
2025年8月14日 星期四
善用普發一萬元,打造公民的防衛韌性
善用普發一萬元,打造公民的防衛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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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原本計畫投入國防防衛的經費,被親中立法委員操作,改為向全民普發一萬元。這筆錢,本該用來強化防衛能力,卻被轉為大罷免、政治收買與短期政治利益的籌碼。
有人建議我出來倡議「拒領普發一萬元」,也有人建議我帶頭呼籲「國防捐」的倡議。這些聲音都傳達有良知的公民,不願意被動接受這一萬元。然而,這並不代表人民就只能被動接受——相反地,我認為公民可以將這筆資源重新導向,成為強化民主防衛韌性的起點。
一、公民防衛韌性是什麼?
全民防衛(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 是美國政治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 1928–2018)所提出的。夏普被譽為「非暴力抗爭之父」、「顏色革命教父」,他曾多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他的理論奠基於非暴力行動的政治與戰略思考,並將其發展為能夠替代傳統軍事防衛的戰略模式——全民防衛。
對台灣而言,全民防衛並非單指軍事動員,更是全民的生活能力與心理素質。它包含:
1.自我防護能力:在天災、人為災害或戰爭中保護自己與家人的準備。
2.社會韌性:確保關鍵服務、民生供應、資訊流通在危機中不被癱瘓。
3.民主免疫力:抵擋假訊息、政治收買與滲透滅火。
4.社群互助網絡:透過社區、教會、在地團體、志工隊或自訓團建立彼此支援、共享資源的能力。
二、善用這一萬元的三個方向
雖然親中者的出發點是邪惡,但我們要選擇以善勝惡。讓原本屬於人民的一萬元,成為強化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助力。我們可以如何做呢?
1. 準備「防災避難包」
● 醫療與清潔:醫療包、常備藥、消毒用品。
● 緊急糧食:瓶裝水、耐儲食物、戰備口糧。
● 保暖與防護:輕便外套、毛毯、雨衣。
● 通訊與照明:手電筒、備用電池、行動電源。
● 重要文件備份:身份證影本、少量現金、緊急聯絡方式。甚至可以先將重要文件拍照存入隨身碟。
避難包以三天量來規劃,成本約3,000–5,000元,就能確保家人在突發狀況下的72小時存活能力。如何預備避難包,這部分有很多專家都有著墨,大家可以去爬梳。
2. 接受防衛韌性培訓
● 民防與急救課程:急救包紮、心肺復甦術(CPR)、簡易滅火技巧。
● 防空與避難演練:熟悉社區避難地點與路線。
● 資訊安全教育:辨識假訊息、保護個人資料、建立安全通訊方式。
參與一次完整訓練課程約需2,000–4,000元,在天災平凡的台灣,這些培訓平時就可以成為自救救人的技能。壯闊台灣、台灣黑熊學院、防災士培訓都是很好的選擇。
3. 加入「公民自訓團」
● 與志同道合者組成社區防衛小組,平時交流、演練、共享資源。
● 與教會、學校、社區、在地團體合作,形成跨世代、跨領域的支持網絡。
● 參與公民論壇、公共論壇,強化民主監督與社會溝通能力。
這不只是一筆支出,也是一種守望相助的善鄰舉動,更是對社會的長期投資。
三、從「被動發錢」到「主動防衛」
普發一萬元雖然源自政治操作,但我們可以用它反轉局勢:
● 讓金錢變成安全——避難包與家庭準備。
● 讓技能變成防線——急救、防災、資訊安全。
● 讓社群變成堡壘——自訓團與互助網絡。
這樣,我們就能讓原本被削弱的國防資源,重新轉化為全民的民主盾牌。
四、結語:韌性是最好的防禦
國防不只是軍隊的事,更是每一位公民的責任。這一萬元,可以是政治收買的籌碼,也可以成為民主免疫力的養分。選擇在我們手中。
讓這筆錢成為上帝國度的工具——行公義、好憐憫,並且在危難中守護彼此。
昭和20年(1945)8月14日《終戰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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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3日 星期三
8月13日,「國際左撇子日」 (International Lefthand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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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13日,雷根簽署《經濟復甦減稅法案》(ERTA)
⭕1981年8月13日,雷根簽署《經濟復甦減稅法案》(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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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13日,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在加州的牧場宅邸「拉恩喬・德爾・謝羅」(Rancho del Cielo)簽署了《經濟復甦減稅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ERTA)。這項結合減稅與預算削減的法案,奠定了他任內「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政策基調。
在1980年競選總統期間,雷根主張「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即透過減稅,激勵個人與企業工作與生產商品(供給),而非僅以刺激消費者購買商品(需求)作為經濟動力。在國會中,紐約州共和黨眾議員傑克・肯普(Jack Kemp)與德拉瓦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羅斯(Bill Roth)早已長期支持這項供給面理念,因此該法案也被稱為「肯普–羅斯法案」(Kemp-Roth Act)。這項獲得國會兩黨支持的法案,代表著聯邦所得稅政策的重要轉折。在此之前,多數人認為,透過稅制影響需求,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時期,才是最佳做法。
《經濟復甦減稅法案》包括:為個人邊際稅率(marginal tax rate)減稅25%,分三年逐步實施,並自此與通貨膨脹掛鉤。邊際稅率——即對最後一美元收入課徵的稅率——被認為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大於平均稅率(即總稅額占所得的百分比),因為它直接影響透過「額外」活動所得的收入,例如教育進修、創業或投資。理論認為,降低邊際稅率可鼓勵個人與企業投入更多此類額外努力,進而加速經濟成長。1981年的法案,加上1986年的另一項重大稅改,將高所得者的邊際稅率從70%降至約30%,並成為雷根總統任期的經濟政策標誌。
雷根的減稅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鼓勵創新與創業,並創造有利於風險投資、以及透過培訓與教育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誘因。這項政策特別有利於「理念型」產業,例如軟體與金融服務業。恰如其分地,雷根的第一任期見證了資訊革命的興起,包括IBM推出首台個人電腦(PC),以及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戴爾(Dell)、昇陽電腦(Sun Microsystems)、康柏(Compaq)、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等科技公司的崛起或創立。
經濟學家對雷根經濟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仍有爭論,但毫無疑問,他的減稅方案啟動了強大的變革力量,帶來了短期與長期的經濟收益。然而,「雷根經濟學」的批評者則指出,減稅與持續經濟成長的效果不成比例地使富人受益,並大幅擴大了美國貧富差距。